公众号 / 文章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消化、代谢与肾脏急症

根据疾病与恢复阶段定制营养治疗

Tailoring nutrition therapy to illness and recovery.
PubMed 文献 · Crit Care · 2017-12-28
一句话结论危重症营养需求随病程变化:急性期低热卡高蛋白,恢复期大幅增加热卡与蛋白;作者认为应避免ICU内“饥饿”,以改善长期生活质量。

本文综述危重症不同阶段的代谢与营养需求,引用1945年明尼苏达饥饿实验等历史与现代数据,指出急性期热卡需求不增加甚至降低,而恢复期总能量消耗可达47–59 kcal/kg/day。作者提出急性期对营养良好者给予低热卡(约15 kcal/kg/day)并保证蛋白(1.0–1.2 g/kg/day),营养不良高风险者(NUTRIC Score(无IL-6)>5或NRS 2002>5)则早期给予约25 kcal/kg/day并尽早启动肠内或肠外营养;恢复期蛋白增至1.5–2.0 g/kg/day并大幅增加热卡。作者强调出院后高蛋白口服营养补充对功能与体重恢复至关重要。

要点

  • 急性期(最初24–96小时)热卡需求不增加:脓毒症和创伤的总能量消耗/静息能量消耗比值分别为1.0和1.1,脓毒症休克越重静息能量越低。
  • 营养良好患者急性期可给予约15–20 kcal/kg/day总能量并保证蛋白1.0–1.2 g/kg/day尽早给予;营养不良者(NUTRIC Score(无IL-6)>5或NRS 2002>5)不适用低热卡,应约25 kcal/kg/day。
  • 恢复期需求大幅增加:脓毒症第2周总能量消耗约47 kcal/kg/day,创伤约59 kcal/kg/day;作者建议复苏后蛋白增至1.5–2.0 g/kg/day并增加热卡。
  • 全球ICU实际营养 delivery 远低于明尼苏达饥饿实验的饥饿期(1800 kcal/day、0.75–0.8 g/kg蛋白):ICU前12天平均仅1034 kcal/day和0.6 g/kg/day蛋白。
  • 作者认为出院后需数月到数年的高蛋白口服营养补充;一项652例、78中心试验中高蛋白HMB口服补充剂较安慰剂降低90天死亡率(4.8% vs 9.7%;RR 0.49,95%CI 0.27–0.90;P=0.018;NNT 20.3)。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危重症成人患者,涵盖急性期(最初24–96小时)与恢复期。
  • 营养良好患者(无显著ICU前体重下降、NUTRIC Score(无IL-6)≤5)在急性期适合低热卡高蛋白喂养。
  • 营养不良患者(显著ICU前体重下降或NUTRIC Score(无IL-6)>5)不适合急性期低热卡喂养,应早期给予约25 kcal/kg/day。
  • 需机械通气>8天的患者。
  • 入住ICU后拔管后1周内的患者。
  • 因充血性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梗死、肺炎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住院的≥65岁营养不良(SGA B或C级)成人。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NUTRIC Score(无IL-6)>5提示高营养风险,是选择早期高蛋白低热卡喂养还是早期足量喂养的参考指标。
  • NRS 2002>5提示高营养风险。
  • SGA B或C级提示营养不良。
  • 营养风险高(NRS 2002>5或NUTRIC Score(无IL-6)>5)或严重营养不良且肠内营养不可行时,应尽早启动全肠外营养。
  • 脓毒症休克患者中约35%存在硫胺素缺乏。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急性期营养良好患者:总能量约15–20 kcal/kg/day,蛋白1.0–1.2 g/kg/day尽早给予(作者基于生理数据提出)。
  • 急性期营养不良高风险患者(NUTRIC Score(无IL-6)>5或NRS 2002>5):约25 kcal/kg/day,通过早期肠内和/或肠外营养给予(作者结论)。
  • 早期脓毒症:SCCM/ASPEN指南建议初始阶段给予滋养性喂养(定义为10–20 kcal/hour,最多500 kcal/day),24–48小时后耐受则 advance 至>80%目标能量,并早期给予1.2–2 g蛋白/kg/day。
  • 需要肠外营养者:SCCM/ASPEN指南建议第一周考虑低热卡肠外营养(≤20 kcal/kg/day或估计能量需求的80%)联合充足蛋白(≥1.2 g蛋白/kg/day)。
  • 复苏后恢复期:蛋白增至1.5–2.0 g/kg/day并增加热卡(作者结论)。
  • 肠内营养失败且基于病前营养不良和瘦体重状态时,复苏后可安全加用肠外营养(作者结论)。
  • 脓毒症休克伴乳酸升高: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给予200 mg硫胺素,在硫胺素缺乏患者中观察到随时间死亡率统计学显著下降(P=0.047)及24小时乳酸降低;总体组乳酸或其他结局无改善。
  • 出院后:作者认为需数月到数年的显著蛋白/热卡 delivery,高蛋白口服营养补充是达到充足营养的关键;一项试验中高蛋白HMB口服补充剂90天死亡率4.8% vs 安慰剂9.7%(RR 0.49,95%CI 0.27–0.90;P=0.018;NNT 20.3)。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文为综述,汇总历史与现代证据:明尼苏达饥饿实验36名健康年轻男性,3个月基线期3200 kcal/day,6个月半饥饿期平均1800 kcal/day、蛋白0.7–0.9 g/kg/day,体重从平均152.7 lb(70 kg)降至115.6 lb(52 kg),心率从平均55降至35次/分,血容量下降10%,心脏缩小;康复期需额外增加热卡至3000–4200 kcal/day才实现体重增长,自由进食者平均摄入>5000 kcal/day,恢复至正常体重平均需6个月至2年。
  • 现代数据:脓毒症和创伤急性期总能量消耗/静息能量消耗比值分别为1.0和1.1;老年脓毒症患者(平均年龄67岁)最初2–5天静息能量消耗约1850 kcal/day、总能量消耗约1920 kcal/day(25 kcal/kg),第2周总能量消耗约3250 kcal/day(47 kcal/kg/day);年轻创伤患者(平均年龄34岁)第2周总能量消耗约4120 kcal/day(59 kcal/kg/day)。
  • 国际营养调查显示ICU前12天平均 delivery 为1034 kcal/day和47 g蛋白(0.6 g/kg/day蛋白),低于明尼苏达饥饿实验饥饿期的1800 kcal/day和0.75–0.8 g/kg蛋白。
  • Nicolo等数据显示仅在第4天或第12天达到>80%蛋白目标与60天死亡率改善相关,达到能量目标与死亡率改善无统计学显著关联。
  • Wei等显示机械通气>8天患者ICU前8天每额外增加25%目标热卡/蛋白 delivery,多个SF-36躯体功能评分改善,在内科ICU患者中最显著。
  • TOP-UP试验显示补充肠外营养在高营养不良风险患者中QoL指标呈改善趋势:出院Barthel功能指数(P=0.08)、握力(P=0.14)、6分钟步行试验(P=0.2),需进一步研究。
  • 一项652例、78中心随机试验中,高蛋白HMB口服补充剂较安慰剂降低90天死亡率(4.8% vs 9.7%;RR 0.49,95%CI 0.27–0.90;P=0.018;NNT 20.3,95%CI 10.9–121.4)。
  • 观察性研究显示ICU拔管后1周内患者平均自发热卡摄入700 kcal/day,全部研究人群7天内摄入<50%热卡/蛋白需求。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综述,汇总历史对照试验、随机对照试验、观察性研究、国际调查、指南与专家意见。
  • 明尼苏达饥饿实验为1944–1945年进行的 landmark 人体试验,36名健康年轻男性。
  • SCCM/ASPEN指南建议:早期脓毒症给予滋养性喂养(10–20 kcal/hour,最多500 kcal/day),24–48小时后 advance 至>80%目标能量并早期给予1.2–2 g蛋白/kg/day;需要肠外营养者第一周考虑低热卡肠外营养(≤20 kcal/kg/day或估计能量需求的80%)联合充足蛋白(≥1.2 g蛋白/kg/day);高营养风险或严重营养不良且肠内营养不可行时尽早启动全肠外营养。
  • 硫胺素试验为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在硫胺素缺乏患者中死亡率随时间下降P=0.047,总体组无改善。
  • 高蛋白HMB口服补充剂试验为652例、78中心随机对照试验,90天死亡率RR 0.49(95%CI 0.27–0.90),P=0.018。
  • TOP-UP试验结果需进一步研究,QoL指标需作为未来ICU营养试验的终点。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应避免对所有危重症患者给予相同营养,应根据疾病阶段和营养风险个体化。
  • 作者认为营养良好患者急性期可考虑低热卡(约15 kcal/kg/day)并保证蛋白(约1.2 g/kg/day),而营养不良高风险患者应早期约25 kcal/kg/day。
  • 作者认为恢复期需大幅增加蛋白(1.5–2.0 g/kg/day)和热卡以促进瘦体重和功能恢复。
  • 作者认为出院后高蛋白口服营养补充是达到充足营养的关键。
  • SCCM/ASPEN指南建议早期脓毒症给予滋养性喂养(10–20 kcal/hour,最多500 kcal/day),24–48小时后 advance 至>80%目标能量并早期给予1.2–2 g蛋白/kg/day。
  • SCCM/ASPEN指南建议需要肠外营养者第一周考虑低热卡肠外营养(≤20 kcal/kg/day或估计能量需求的80%)联合充足蛋白(≥1.2 g蛋白/kg/day)。
  • SCCM/ASPEN指南建议高营养风险(NRS 2002>5或NUTRIC Score(无IL-6)>5)或严重营养不良且肠内营养不可行时,尽早启动全肠外营养。

指南或共识出处

  • SCCM/ASPEN Guidelines(2016)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全文中译11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Crit Care. 2017 Dec 28;21(Suppl 3):316. doi: 10.1186/s13054-017-1906-8

背景

“一刀切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毫无疑问,在医学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样,一刀切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我们不会对所有患者在所有时候都给予相同的药物或相同剂量的药物,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生活在一种幻觉中,认为我们应该在所有时候给予相同的营养或相同量的营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下:危重疾病和创伤会导致代谢/热量需求在早期持续增加,即所谓危重疾病和损伤的早期“高代谢”。如果这是——而且一直是——错误的呢?此外,近期数据表明,早期低热量喂养(所谓滋养性喂养)可能更优[1, 2]。这其中是否有一些道理?还是说现实情况是,我们目前世界各地ICU的喂养实践实际上正在导致患者“饥饿”,并且是长期生活质量(QoL)结局不佳的主要因素[3]?

在我们能够讨论患病和受伤患者实际的热量和蛋白质需求之前,什么构成“饥饿水平”的营养供给?现实情况是,即便是对健康个体,关于什么构成饥饿和热量/蛋白质剥夺的数据也非常有限。然而,有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我们医学界很少有人被教过(甚至被告知过)——定义了世界上关于饥饿的大部分知识,最重要的是定义了从饥饿和大量瘦体重(LBM)丢失中恢复所需的条件,而后者在ICU中很常见。这不是一项新研究,现实情况是它完成于70多年前,而且几乎肯定永远不会被重复。

“明尼苏达饥饿研究——有史以来最重要、最大胆的营养试验?”

1944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接近尾声,美国及世界各地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对世界人口生存的最大威胁——无论是战争剩余时间还是战后——不是炸弹和子弹,而是饥饿!战争使欧洲和亚洲数十万人挨饿,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遭受基本营养缺乏之苦,重建这些国家将不可能实现。进入解放欧洲城市的美国士兵发现,瘦弱、恶病质和饥饿的平民仅靠少量土豆、面包和几乎别无他物勉强生存。当时,关于人类基本营养需求的知识极少。因此,美国和其他希望支持全球救援努力的国家意识到,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应对再喂养以及从严重饥饿中恢复所需的营养供给。否则,提供救命粮食救援的国家怎么能知道需要多少才能确保恢复?

因此,明尼苏达大学年轻生理学教授、 War Department(战争部)顾问Ansel Keys博士着手评估这种有限饮食会对平民产生怎样的生理和心理影响,以及提供战后“营养康复”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4]。因此,他和一小群科学家构思了历史上最雄心勃勃、最重要的人体临床试验之一——“明尼苏达饥饿研究”[5]。(更多细节见Kalm和Semba的优秀综述[6])。

随着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程度加深,许多年轻男性(和女性)应征入伍。然而,由于宗教信仰、道德或良知原因,一些人选择不参战。这些人被称为依良心拒服兵役者(COs)——依良心拒服兵役者通常被派去做卑微的工作,如修路、林业工作和其他和平的后方贡献。然而,1944年,Keys给几位英勇的依良心拒服兵役者提供了一个以传奇方式做出贡献的机会。Keys获得了陆军部的批准,从全国登记的12,000名依良心拒服兵役者中寻找健康男性。这些人是对一份招募手册做出回应的,手册上问道:“你愿意挨饿以让他们吃得更好吗?”(图1)。几个月内,Keys收到了超过400份肯定回复,100名男性被带来进行面试和筛查体检。经过广泛筛查和试验说明后,36名受试者被选中参加研究。与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和医学事业一样,这项实验由多方联合资助:政府(军医署署长办公室)、基金会支持(来自包括门诺派、弟兄会、贵格会和一位论派在内的宗教团体)以及私营企业资助。因此,1944年11月19日,36名健康年轻男性进入了明尼苏达大学足球场南塔的生理卫生实验室的砖墙之内。该实验室也作为他们的宿舍,实验室没有窗户的房间常被Keys称为“我们的笼子”[5]。

该“实验”包括一个为期3个月的基线期,受试者在此期间每日接受3200千卡热量并参加规律体育活动。整个实验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生理、认知、智力和实验室检测。从1945年2月12日开始的一个为期6个月的“半饥饿”期,提供平均每日1800千卡食物的“饥饿饮食”,蛋白质为0.7–0.9克/千克/天——被认为是“低蛋白饮食”。在半饥饿期,受试者最初平均每日摄入23千卡/千克,蛋白质摄入为0.7克/千克/天,计划使受试者在研究期结束时体重减轻约25%(约1.0千克/周)。尽管在半饥饿期能量和蛋白质摄入的绝对量相当恒定,但许多受试者体重下降过快,到研究结束时每千克平均摄入量已增至30千卡/千克/天和0.9克蛋白质/千克/天,在这些能量供给水平下仍存在显著饥饿状态。饥饿饮食被设计为包含反映欧洲战乱地区所经历饮食的食物(即土豆、芜菁、瑞典芜菁、面包等)。

半饥饿饮食的影响迅速而显著。研究中的男性体重迅速下降,所有男性都因蛋白质营养不良而出现了明显的水肿。受试者迅速表现出力量和精力的显著下降。Keys记录到,以背部提举测力计上的表现为衡量标准,他们的力量下降了21%。所有受试者都抱怨自己感觉衰老且持续疲乏。出现了明显的抑郁、焦虑、神经功能缺损以及对性失去兴趣。男性变得对食物着迷,在饮食上作弊成为一个问题。因此,Keys启动了一个伙伴监督制度(“buddy system”)以提高依从性,其中不允许任何人单独外出。这种压力对其中一名男性来说过于沉重,即24岁的受试者Franklin Watkins(如在线所述:http://www.madsciencemuseum.com/msm/pl/great_starvation_experiment)。他开始做生动而令人不安的食人梦,在梦中他会吃掉一位老人的肉。在伙伴监督制度实施之前进城时,他 known 会大肆在饥饿饮食上作弊,大口吞下奶昔和冰淇淋。最终,Keys与他对质,Watkins崩溃大哭。随后Watkins变得激动,威胁要杀死Keys并自杀。Keys立即将Watkins从研究中除名,并将他收入大学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在那里,仅仅几天正常饮食后,Watkins的认知和情绪完全恢复正常,他便出院了。引人注目的是,Watkins的崩溃发生在实验饥饿阶段开始仅几周后。这项研究受到了全国的大量关注,包括1945年7月《Life》杂志中的一篇显著报道(图2)。

到6个月饥饿期结束时,这些男性几乎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体重,从平均152.7磅(70 kg)降至115.6磅(52 kg)。受试者的平均心率急剧减慢,从平均每分钟55次降至35次。他们的血容量下降了10%,心脏体积缩小。饥饿期的最后一天(1945年7月28日)受到了这些男性极大的热情和期待。

然而,1945年7月29日并未如他们所愿成为缓解之日。研究的最后3个月包括一个结构化的“营养康复”期。Keys将受试者分为四个亚组,每组在饥饿阶段所提供的食物量基础上分别额外接受400、800、1200或1600 kcal/天的热量,使总热量达到2200–3400 kcal/天。遗憾的是,热量供给的增加并未改善受试者的饥饿状态!各组均未出现明显的体重增加,部分受试者在增加热量饮食的情况下体重继续下降。这促使Keys将每组受试者的热量供给进一步增加800 kcal/天。这使每组热量增加1200–2400 kcal/天,总热量达到3000–4200 kcal/天。这最终使饥饿的受试者成功实现体重增加。为尝试协助战后救济工作,Keys甚至在实验结束前就公布了各种康复饮食中最有效方案的早期结果[7, 8]。在1945年于芝加哥举行的一次科学会议上,Keys指出:必须提供足够的食物,使饥饿期间被破坏的组织得以重建……我们的实验表明,对于一个成年男性,每天2000卡路里(实为2000 kcal)的饮食无法实现明显的康复。适当的水平更接近于每天4000(4000 kcal),持续数月。

该研究于1945年11月20日正式结束。Keys说服其中12名受试者继续留在研究中8周,以便在“无限制营养康复”阶段对他们进行监测。在能够随意进食的情况下,Keys观察到受试者平均每天摄入超过5000卡路里。部分受试者被记录到单日摄入高达11,500卡路里!在许多个月里,受试者报告有一种无论吃多少都无法满足的饥饿感。在这些完全健康的年轻男性中,恢复到正常体重平均需要6个月至2年。受试者中未观察到明显的长期或永久性不良影响。这项工作促成了1950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卷本、1385页的著作《人类饥饿生物学》[5]的出版。

图1 1944年5月27日明尼苏达饥饿研究招募手册。改编自[6] 查看原图 ↗
图2 1945年7月30日《生活》杂志(第19卷,第5期,第43页)的照片,显示参加明尼苏达饥饿研究的受试者在半饥饿饮食期间的情况。改编自[6] 查看原图 ↗

我们能否从明尼苏达饥饿研究中学习如何在疾病和康复过程中提供“目标导向”的针对性喂养?

这项研究以及此后其他研究最先揭示、也最引人注目的教训之一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个体维持体重和身心功能所需的卡路里和蛋白质数量。请记住,明尼苏达研究对照期的初始热量供给为3200 kcal/天。考虑到肥胖流行以及第一世界常见的热量摄入过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显然并非如此),这似乎过量;然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这与当前WHO的建议相差不远。表1中提供的当前数据表明,对于年龄在30至60岁之间、中等活动量的70 kg个体(1.75×基础代谢率(BMR)),男性每日能量需求(或近似总能量消耗(TEE))为3000 kcal/天(44 kcal/kg/天),女性为2500 kcal/天(36 kcal/kg/天)(http://www.fao.org/docrep/007/y5686e/y5686e00.htm#Contents)。WHO推荐的避免人类饥饿的基线蛋白质供给约为0.75 g/kg/天。有趣的是,这一热量供给与明尼苏达研究的对照期几乎完全相同。

当我们开始探讨如何在重症患者中基于实际生理测量的目标来实施目标导向的热量和蛋白质供给时,我们必须审视关于重症不同阶段热量需求的现有数据。“目标导向”的营养供给强调,我们应考虑到长期存在的基础代谢数据表明,营养需求在重症病程中可发生显著变化。已有充分描述表明,重症的早期或“急性期”特征在于机体大量动员热量储备,肌肉、糖原和脂质储备被分解以驱动葡萄糖生成[9, 10](见图3)。这种进化上保守的反应使处于应激或损伤状态的人能够产生能量以逃避攻击者并从初始损伤中恢复。这种对应激的代谢反应可在疾病期间产生50–75%的葡萄糖需求[10],且这种葡萄糖生成不会被喂养或静脉葡萄糖输注所抑制[11]。Oshima等人[11]结合我们团队的近期数据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此外,我们知道脓毒症和创伤的早期急性期并非高代谢状态,而是患者的TEE与静息能量消耗(REE)之比分别为1.0(脓毒症)和1.1(创伤)[12]。因此,在损伤早期(伤后最初几天),热量需求并不增加。事实上,脓毒性休克越严重,静息能量越低,因为机体对严重应激的反应是“休眠”并关闭代谢[13]。如表1所示,Uehara等人[12]的数据显示,老年脓毒症患者(平均年龄67岁)在最初2–5天(急性期)的REE约为1850 kcal/天,TEE约为1920 kcal/天,即TEE为25 kcal/kg。在脓毒症后第2周,TEE增至约3250 kcal/天或47 kcal/kg/天——几乎与WHO对正常健康人的需求完全相同。在较年轻的创伤患者(平均年龄34岁)中,Uehara等人描述了伤后第2周热量需求更大幅度的增加,平均约为4120 kcal/天或59 kcal/kg/天,几乎等同于Keys所证实的明尼苏达年轻受试者从饥饿中恢复所需的4000 kcal/天。这表明在重症的后期恢复阶段,机体经历代谢需求的大幅增加,TEE可增至REE以上约1.7倍[12]。随着ICU早期活动项目的开展,活动量增加可能使这一需求进一步升高。因此,如表2所示,重症期间能量来源从疾病早期主要由内源性供应和能量释放,过渡到晚期或恢复阶段主要需要外源性能量供给[11]。这些数据提示,我们应考虑在重症急性期早期(最初24–96小时)减少非蛋白热量的供给,并在恢复期显著增加热量供给,如图4所示。此外,新数据表明高达35%的脓毒性休克患者存在硫胺素缺乏[14]。最近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对乳酸升高的脓毒性休克患者给予200 mg硫胺素[14]。在脓毒性休克伴乳酸升高的总体患者群中,给予硫胺素并未改善乳酸水平或其他结局。然而,在硫胺素缺乏的患者中,观察到接受硫胺素者随时间推移死亡率有统计学显著下降(p = 0.047),且24小时乳酸降低[14]。

同时,众所周知,危重病最初24小时内蛋白质丢失增加4倍[15],而我们极难满足这些需求[15]。不幸的是,大型国际调查表明,我们作为ICU从业者在患者入ICU后前2周平均提供0.6 g/kg/天的蛋白质[16]。这只是最新ICU指南推荐的蛋白质供给量1.2–2.0 g/kg/天的三分之一至一半[17]。与通常所教的相反,在疾病状态下,额外提供非蛋白质热量超过预测静息能量消耗(REE)的50%并不能显著改善氮平衡。因此,理想的“目标导向”喂养策略可能是在ICU住院早期(急性期)提供总能量约15–20 kcal/kg/天,同时确保患者在入ICU后尽早获得充足的蛋白质供给(1.0–1.2 g/kg/天)[18](图4)。急性期减少热量供给可能不适用于营养不良患者(即入ICU前体重显著下降或NUTRIC评分(不含IL-6)> 5的患者),这些患者不太可能具有产生所需内源性能量的代谢储备[17, 19]。讽刺的是,我们最新的SCCM/ASPEN指南在更新中强调了这些要点,建议对ICU第一周需要肠外营养(PN)的患者应考虑低热量PN(≤ 20 kcal/kg/天或估计能量需求的80%)配合充足蛋白质(≥ 1.2 g蛋白质/kg/天)[17]。此外,在早期脓毒症(或危重病急性期),新的SCCM/ASPEN指南建议在脓毒症初始阶段提供滋养性喂养(定义为10–20 kcal/小时,最高500 kcal/天),24–48小时后根据耐受情况推进至目标能量的> 80%,并早期提供1.2–2 g蛋白质/kg/天[17]。

表1 在明尼苏达饥饿研究和当前实际ICU热量供给背景下危重病患者与健康个体热量需求总结 查看原表 ↗
图3 急性期应激和损伤分解代谢反应中的底物动员。在营养状况良好的患者中,机体能够在入ICU最初几天内产生50–75%的葡萄糖需求。由于肌肉分解代谢,患者仍需充足的蛋白质供给(> 1.0 g/kg/天),但可能受益于减少的非蛋白质千卡供给(约15 kcal/kg/天)。改编自[9] 查看原图 ↗
表2 急性疾病中能量供应利用的概念性转变 查看原表 ↗
图4 危重病各阶段目标导向营养供给的建议。改编自[18] 查看原图 ↗

是否有可能我们早已在远超急性期的阶段对ICU患者实施了“低热量”喂养?

目前,来自国际营养调查(International Nutrition Survey)的大量关于国际重症监护病房(ICU)营养供给的数据已经存在,该调查由加拿大重症营养组(Canadian Critical Care Nutrition Group,www.criticalcarenutrition.com)定期开展。这些数据显示,ICU前12天供给热量的平均值为1034 kcal和47 g蛋白质(表1)[16]。这一时期远长于急性期最初的1–5天,在急性期最初几天,低热量喂养(配合充足蛋白质)可能具有生理学合理性。事实上,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一总量远低于1800 kcal/天和约0.8 g/kg/天——后者在明尼苏达饥饿研究中导致了严重饥饿!因此,相比之下,ICU与Key饥饿研究中的营养供给如下:明尼苏达饥饿研究(饥饿期),1800 kcal/天和0.75–0.8 g/kg/蛋白质;全球ICU患者入住ICU前12天,1034 kcal/天和0.6 g/kg/蛋白质。

这些数据证实,全球ICU患者平均获得的能量和蛋白质远低于传奇性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该研究由于在健康志愿者中诱导可能危及生命的饥饿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今天很可能永远不会被重复。然而,似乎在全世界主动让ICU患者挨饿是相当可接受的,而且程度远比明尼苏达受试者所遭受的饥饿严重得多(后者使许多受试者几乎濒临精神失常)。此外,我们知道人类饥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代谢主动减慢和蛋白质分解代谢减少。不幸的是,在入住ICU第一周之后,我们知道危重疾病会导致显著的代谢亢进和严重的持续性蛋白质丢失。而且,我们知道30–50%的患者在入院时存在营养不良(不同于Key饥饿研究中营养良好的受试者),这大大增加了我们ICU患者住院期间持续饥饿的风险。因此,我们如何能为我们在ICU中每天施加于患者的饥饿程度辩护?这难道不是ICU存活者中越来越多最终成为ICU后综合征(PICS)“受害者”、在ICU出院后再也无法行走或无法恢复有意义的生存质量(QoL)的部分原因吗[20, 21]?

我们必须再次追问:我们是在创造存活者,还是在通过我们每天允许在ICU中发生的饥饿而创造受害者?

我们如何改善ICU患者中饥饿的全球流行?

所述的人类营养需求的基础代谢和生理学表明,重症疾病最初几天(急性期)的早期低热量喂养需要伴随充足的蛋白质供给,以帮助弥补ICU住院早期的显著蛋白质丢失。遗憾的是,鉴于目前市售的高蛋白、较低热量的肠内喂养选择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目前需要TPN或肠内蛋白质补充剂来实现这一目标。如今TPN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选择已显著提高,因为最近三项在ICU环境中比较补充性及完全TPN支持与EN的大型试验显示,在ICU中使用TPN不再与感染风险增加相关[22–24]。这可能是由于血糖控制的改善、中心静脉导管感染控制措施的加强,以及可能得益于改进的(非纯大豆基)脂质配方,如Manzanares等人近期综述中所详述[25]。为支持早期使用TPN,新的SCCM/ASPEN指南指出,对于任何高营养风险患者(NRS 2002 > 5或NUTRIC评分(不含IL-6评分)> 5)或在EN不可行时发现存在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应在ICU入住后尽快启动 exclusive PN(完全肠外营养)[17]。

对于重症监护的未来,必须继续解决的后续问题是:实现目标能量供给(kcal/天)还是仅在ICU住院早期实现目标蛋白质供给对预后更为关键。Nicolo等人[26]的近期数据检验了这一问题,发现仅在ICU第4天或第12天达到> 80%的蛋白质目标才能改善60天死亡率。在第4天和第12天达到能量目标与死亡率结局的统计学显著改善无关。然而,许多专家呼吁将ICU后生活质量而非生存作为未来ICU结局试验应关注的最重要结局[27]。在考察营养供给对ICU后生活质量的影响时,Wei等人[28]近期在需要机械通气> 8天的患者中显示,在ICU住院前8天中每额外提供25%的目标热量/蛋白质,生活质量的多个SF-36躯体功能评分均有改善,且这一效应在所研究的内科ICU患者中最为显著。因此,避免困扰ICU患者前1或2周的频繁饥饿状态,可能显著改善他们数月后的生活质量。数据表明,蛋白质供给大于1.0–1.2 g/kg/天似乎是营养在ICU环境中显示预后获益的最低要求,这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观点[11, 29]。最后,我们近期发表的针对高营养不良风险患者的TOP-UP补充性肠外营养试验显示,补充性PN在生活质量指标方面呈现令人鼓舞的趋势,包括出院时Barthel功能指数改善(p = 0.08)、握力(p = 0.14)和6分钟步行试验(p = 0.2)[30]。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且生活质量指标需要作为未来ICU营养试验的终点予以强调。

所有患者在急性期是否都应接受低热量高蛋白喂养:既存营养不良的作用?

急性期减少热量供给可能不适用于营养不良的患者(即入住ICU前体重显著下降或NUTRIC评分(不含IL-6)> 5的患者),这些患者不太可能具有产生所需内源性能量储备的代谢储备[17, 19]。NUTRIC评分可能是识别哪些患者在急性期适合早期高蛋白、低热量喂养以及哪些患者处于高营养风险并应在入住ICU后不久即开始约25 kcal/kg/day喂养的最佳和最有用指标。NUTRIC评分(不含IL-6)> 5的患者在原始试验和多项验证试验(即[31])中均显示从早期目标导向(> 80%能量目标)喂养中获益最大。因此,这些数据提示,鉴于这些患者严重的营养风险,不应接受早期低热量喂养。正如新的SCCM/ASPEN指南所指出的,对于被确定为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即重症患者中NUTRIC评分(不含IL-6)> 5或营养风险评分(NRS)> 5者),当肠内营养(EN)不可行时,建议在入住ICU后尽快启动全肠外营养(PN)。

恢复期的目标营养?蛋白质和热量需求显著增加

当患者进入恢复期时,总蛋白质和热量供给需要显著增加,如图4所示。正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5, 6]的数据所证明的,一个健康的70 kg人在显著体重下降后,平均需要4000–5000 kcal/day,持续6个月至2年,才能完全恢复丢失的肌肉量和体重[5]。由于许多ICU患者经历类似的显著体重/去脂体重(LBM)丢失,我们必须考虑到需要大量的热量/蛋白质供给来恢复丢失的LBM和生活质量(QoL)。上述开创性代谢研究支持这一点,这些研究表明ICU入住第二周的平均总能量消耗(TEE)在脓毒症中为47 kcal/kg/day,在创伤中为59 kcal/kg/day [12](表1)。这远远超出大多数病房为恢复期ICU患者提供的量;然而,这些是患者恢复过程中实际测量的代谢需求,随着新的ICU早期活动计划的实施,在恢复期提供增加的能量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数据要求我们思考:是否可能由于我们对患者在不同疾病阶段的基本代谢需求缺乏了解,导致我们的患者在ICU后数月到数年无法恢复其QoL?例如,Hoffer和Bistrian [32–34]在近期多篇论文中充分阐述了额外蛋白质摄入的需求,质疑在重症疾病中改善结局重要的究竟是“蛋白质缺乏”而非热量缺乏。

出院后个性化营养以优化恢复

最后,我们必须问自己,离开ICU的患者是否能够摄入足够的热量和蛋白质以实现最佳恢复?我认为经验告诉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恢复中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面临着食欲下降、持续性恶心、阿片类药物导致的便秘以及缺乏如何优化饮食的教育等挑战[18]。在一项观察性研究中,ICU患者在拔管后一周内平均自主热量摄入为700 kcal/天,整个研究人群在7天内摄入的热量/蛋白质需求不足50%[35]。这也强调了密切观察术后患者食物摄入的重要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大量数据表明口服营养补充剂(ONS)必须成为我们ICU后及出院护理计划中的基础措施。在各类住院患者中进行的荟萃分析表明,ONS可降低死亡率、减少住院并发症、减少再住院率、缩短住院时间并降低住院费用[36–39]。一项大型医院数据库分析对724,000名使用ONS的患者与未接受ONS的匹配对照进行了比较,显示住院时间缩短了21%,且在ONS上每花费1美元(US),可节省52.63美元的住院费用[40]。最后,一项最近的大型随机试验纳入了652名患者和78个中心,研究了高蛋白ONS联合β-羟基-β-甲基丁酸酯(HP-HMB)与安慰剂ONS在因充血性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梗死、肺炎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住院的老年(≥ 65岁)营养不良(主观全面评估(SGA)B级或C级)成人中,在住院及出院后90天期间的效果[41]。数据显示,与安慰剂相比,高蛋白HP-HMB将90天死亡率降低了约50%(4.8% vs 9.7%;相对风险0.49,95%置信区间(CI)0.27至0.90;p = 0.018)。预防一例死亡所需的治疗人数为20.3(95% CI 10.9至121.4)[41]。该试验至关重要,因为它是首个大型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了来自较小试验的大量数据所显示的类似有益效果。

特定合成代谢/抗分解代谢剂、维生素D以及微生物组/益生菌在恢复中的作用

来自使用HMB的大型ONS试验的数据[41]以及近期数据强调,合成代谢/抗分解代谢干预措施,如普萘洛尔、氧雄龙以及其他旨在恢复瘦肌肉量的药物(如HMB),可能对危重病的最佳恢复和生存至关重要[42]。如图5所示,提供充足蛋白质的靶向营养以及“肌肉恢复靶向”药物与运动相结合,很可能在改善ICU后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恢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1]。图5还显示了维生素D在降低维生素D缺乏的ICU患者死亡率方面正在显现的关键作用(如Amrein等人近期在JAMA发表的论文所示[43]),Christopher近期已对此进行了专家级详细综述[44]。此外,新数据表明,高达35%的感染性休克患者存在硫胺素缺乏[14]。这项近期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向乳酸升高的感染性休克患者给予200 mg硫胺素。尽管给予硫胺素并未改善感染性休克患者总体组的生存率,但在硫胺素缺乏患者中,接受硫胺素治疗者随时间推移死亡率出现统计学显著下降(p = 0.047),且24小时乳酸降低[14]。最后,拓展我们对ICU微生物组理解的新数据以及“菌群失调”疗法(包括益生菌和粪菌移植(FMT))近期已由我们团队综述[45]。这些干预措施及其建议时机的总结见图5。

图5 危重病中的靶向营养和代谢治疗。改编自[18] 查看原图 ↗

我个人在急性疾病后恢复期优化营养供给的经验

如前所述[21],由于溃疡性结肠炎的并发症及随后20余次手术,我一生中亲身经历了危重病和重大外科干预。因此,从ICU和手术中恢复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14年夏天,我再次面临从ICU和手术中恢复,当时我或许处于一生中最好的身体状况,却急性发生重大肠梗阻,导致大量肠壁水肿,并接受了一次手术,术后导致短暂的ICU住院和延长的住院时间。在这23天的术后住院期间,我体重下降了20 kg(与明尼苏达饥饿研究的总减重量相当相似——只是在更短的时间范围内)。出院时,我失去了大量瘦体重(LBM),无法在医院走廊行走而不气短。正如我在先前重大手术后及随后体重下降经历后所发现的那样,我需要每天摄入4000–5000 kcal,持续约18个月,每周锻炼5天,并每天摄入2.0 g/kg蛋白质,才能恢复手术前所拥有的力量、生活质量、功能和体重。此外,在30多年的个人经验中,我完善了一套合成代谢和抗分解代谢补充剂的每日方案,如表3所示。再次,我个人深感明尼苏达饥饿研究的数据在今天对于我们的患者乃至我自己优化恢复而言是多么准确和至关重要。

表3 ICU后/术后靶向康复营养方案(PEW的每日方案) 查看原表 ↗

结论

我们需要考虑基础代谢以及我们对饥饿和恢复的历史理解,以便为重症患者实施有针对性的营养治疗。如果我们要优化患者结局并开始创造“幸存者而非受害者”,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刀切”的营养和热量供给“并不适合所有人”。显然,我们患者的营养需求在疾病过程中会发生变化。此外,存在的营养风险,如NUTRIC评分或肌肉减少症所定义的(甚至如我们最近发表的补充性肠外营养TOP-UP试验[30]所描述的BMI<25的低体重),应指导我们如何喂养患者,高风险营养不良患者应通过早期肠内营养和/或肠外营养获得更积极的早期热量(约25 kcal/kg)和蛋白质供给。较低风险患者可能需要较低的早期热量约15 kcal/kg/天,并配合充足的蛋白质(约1.2 g/kg/天),这与2016年SCCM/ASPEN指南一致。急性期早期肠内营养应尝试纠正微量营养素/维生素缺乏,提供充足的蛋白质,并在营养良好的患者中给予适度的非蛋白热量,因为在急性期他们能够产生大量内源性能量。复苏后,需要增加蛋白质(1.5–2.0 g/kg/天)和热量,以减轻瘦体重丢失并促进恢复。营养不良筛查至关重要,当肠内营养失败时,可根据病前营养不良和瘦体重状态,在复苏后安全地添加肠外营养。ICU住院后,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显著蛋白质/热量供给以促进功能和瘦体重的恢复,高蛋白口服补充剂对于实现充足营养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ICU后阶段所需的营养供给,我们都必须花点时间阅读并沉醉于明尼苏达饥饿研究这一标志性成就,并从中汲取其里程碑式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健康受试者也需要大量热量(通常>3000-4000 kcal/天)才能从大量体重和瘦体重丢失中恢复,如危重疾病(甚至大手术后)后所发生的那样。我们的许多诊疗方案或我们的患者将如何认识或实现这一已被充分描述的目标?是否可能正是这种对恢复期热量和蛋白质需求缺乏理解,导致了ICU治疗后极差的长期结局和生活质量?只有时间和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但一如既往,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通过使用改进的代谢车技术,以客观数据为目标来指导这种热量供给的增加。未来,床旁13C/12C呼气碳比值质谱法[46, 47]似乎具有巨大前景,可协助直接客观测量过度喂养和喂养不足。最后,我们必须学会有针对性地纳入营养疗法,如维生素D、益生菌和合成代谢/抗分解代谢药物,以优化患者在所有进化逆境中生存和茁壮成长的机会。我们早已知道,大自然不希望我们的ICU患者赢得这场战争并成为“幸存者……而非受害者”。但要开始赢得ICU长期结局之战,并让我们的患者恢复他们来找我们时所期望重获的生活,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患者在正确的时间、对正确的患者给予正确的营养!

参考来源

  1. Wischmeyer PE. Tailoring nutrition therapy to illness and recovery. Crit Care. 2017. PMID: 29297385. doi:10.1186/s13054-017-1906-8
  2. 全文:PMC5751603(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751603/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