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未经证实的理念以改善未来ICU实践
本文是FCCM会议的一篇观点性文章,介绍了七位讲者提出的七个“非主流”且未经证实的理念,每个理念均有可辩护的理由,并对床旁管理有明确启示。理念包括:释放组织一氧化氮改善微循环灌注;设计更好的复苏液(如“粉色鸡汤”)以改善灌注、增加氧输送和减轻炎症;处理呼吸机相关肺损伤中被忽视的血管方面;预测脓毒症患者的结局和治疗反应;采用适应性临床试验设计提高效率;使用褪黑素改善ICU睡眠和昼夜节律紊乱;使用无创代谢监测(呼出气13CO2/12CO2比值)指导个体化干预。作者强调这些理念尚未建立在确定性科学证据之上,旨在激发思考、讨论和未来研究。
要点
- 作者提出释放组织一氧化氮(如亚硝酸盐)以改善微循环灌注,但强调该理念尚未经确证。
- 作者提出设计含血红蛋白氧载体、抗炎和抗氧化成分的复苏液(“粉色鸡汤”),以同时改善灌注、氧输送和炎症。
- 作者建议通过降低氧需求来限制肺血管流量和压力,以减少呼吸机相关肺损伤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
- 作者提出在早期预测脓毒症患者的潜在存活与死亡,并据此区别治疗(如糖皮质激素、艾司洛尔)。
- 作者建议对能接收的危重患者常规使用褪黑素,并利用呼出气13CO2/12CO2比值趋势进行感染诊断和分期。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危重患者,包括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心源性休克、创伤、缺血再灌注损伤等。
- 急性肺损伤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
- 能接收褪黑素的危重患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呼出气13CO2/12CO2比值下降趋势先于白细胞、体温改变和临床怀疑感染(如肺炎),比值逆转提示炎症消退和阶段转换。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作者提出给予亚硝酸盐,期望其在微循环最易受损部位转化为一氧化氮(原文未给出剂量、途径和频次)。
- 作者提出设计含血红蛋白氧载体、抗炎和抗氧化分子的复苏液(“粉色鸡汤”),同时改善灌注、氧输送和炎症(原文未给出具体配方和剂量)。
- 作者提出通过降低氧需求来限制肺血管流量和压力,以减少VILI(原文未给出具体氧需求降低目标或方法)。
- 作者提到在CORTICUS氢化可的松试验中,脓毒症患者经一天适当液体和血管升压药后收缩压持续低于90 mmHg者,给予氢化可的松可显著降低死亡风险(原文未给出氢化可的松剂量)。
- 作者提到在随机临床试验中,艾司洛尔仅在24小时时同时存在心动过速和接受大剂量去甲肾上腺素治疗的患者中显示降低死亡风险的潜力(原文未给出艾司洛尔剂量)。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文为观点性文章,未报告原始研究数据;引用研究包括:一项纳入8例患者的硝酸甘油初步试验后,验证性随机试验发现硝酸甘油与安慰剂在微循环灌注变化上无差异。
- 在羊脓毒性休克模型中,给予四氢生物蝶呤改善微循环灌注、血管通透性、器官功能和生存时间。
- 给予维生素C通过增加四氢生物蝶呤可用性,以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依赖途径改善脓毒症微循环灌注。
- 在CORTICUS氢化可的松试验的回顾性分析中,尽管糖皮质激素增加重叠感染风险,但经一天适当液体和血管升压药后收缩压持续低于90 mmHg的脓毒症患者给予氢化可的松后死亡风险显著降低。
- 在随机临床试验中,艾司洛尔仅在24小时时同时存在心动过速和接受大剂量去甲肾上腺素治疗的患者中显示降低死亡风险的潜力;在大鼠脓毒症模型中,艾司洛尔似乎对预测不能存活的大鼠有益,对预测存活的大鼠有害。
- 呼出气13CO2/12CO2比值下降趋势显著先于白细胞、体温改变和临床怀疑感染(如肺炎),比值逆转提示炎症消退。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专家意见、观点性文章、综述;原文未给出证据等级或推荐强度。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这些理念可激发思考、讨论和未来研究,但尚未建立在确定性科学证据之上。
- 作者提出对能接收的危重患者常规使用褪黑素,但该理念尚未经确证。
- 作者提出使用无创代谢监测(呼出气13CO2/12CO2比值趋势)诊断感染、确定疾病阶段和指导ICU后康复,但该理念尚未经确证。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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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我们当前这个循证医学时代,临床试验的实证结果作为知识的基础被赋予最高价值,而基于经验和基于权威的意见——通常以评论、社论、随笔和书信形式发表——则退居“次要位置”。然而,来自有经验的临床医生、科学家和教育者直觉的某些洞见有助于将当前思维置于恰当的视角,并为制定指导未来研究性科学工作的新假设指明方向。事实上,虽然技术创新、实验观察和统计荟萃分析常常引领临床实践,但在其他时候情况恰恰相反;不完善研究产生的相互矛盾的数据导致挥之不去的困惑和疑虑。由于定义、研究执行和测量不精确,我们的临床科学常常落后于实践经验,仅仅记录了正在进行的实践中看似缺陷或有效之处。正如我们近几十年来所经历的,用这些钝器推进个体化诊疗的进展可能令人沮丧地缓慢且不精确。更好的研究设计、靶向生物标志物、整合而非还原论思维以及“大数据”能力确实有望实现个体化重症监护——但显然,我们尚未达到那一步。
在大多数会议形式中,讲者依赖既定原则和对近期发表或证实内容的审视来呈现其观点。辩论和小组讨论要么有助于达成共识(总是令人安心,有时也危险),和/或突出真正的意见分歧。与前两届重症医学未来(FCCM)会议一样,我们的一个环节彻底背离了那些传统方法。以下是我们讲者提出的一系列广泛的未经证实的“主流之外”的想法,每个都有可辩护的理由,并对改变床旁管理具有明确的启示。这种挑衅性形式的目的是激发思考和交流,或许为富有成效的研究、概念开发和最终应用于改善危重症患者诊疗指明新方向。
Daniel De Backer:释放组织一氧化氮以改善微血管灌注
背景
即使心输出量和动脉压保持在合理目标范围内,组织灌注仍可能发生改变。微血管灌注的改变已被证明发生于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1],以及多种其他情况(心源性休克、创伤、缺血再灌注损伤等)。这些改变的特征是未灌注血管与灌注血管紧密相邻,导致微血管分流和氧弥散距离增加。此类微循环障碍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与死亡率和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相关[2]。多种机制被认为参与这些改变的发生,包括血管节段间通讯丧失、内皮反应性受损、红白细胞流变学改变、内皮糖萼改变、血小板聚集和微血栓形成。
鉴于微血管改变的特征及可能涉及的机制,尝试招募微循环而非增加已灌注血管内的血流似乎是合理的。此外,理想的干预应有助于逆转相关的病理机制,而不仅仅是改善微血管灌注。
在建议的干预措施中,某些血管扩张剂已被提出。硝酸甘油是最早被引入的。在一项纳入8例患者的初步试验[3]取得初步令人鼓舞的结果后,一项验证性随机试验发现接受硝酸甘油与安慰剂的患者之间微血管灌注变化无差异。若干因素可能解释这一阴性结果,包括硝酸甘油生成一氧化氮(NO)可能减少,因为其需要有效的乙醛脱氢酶2型,而该酶在脓毒症中可能被抑制[4]。
另一个切入点是在微循环水平利用NO的局部释放来促进靶向血管扩张。已知有两种方法可在内皮水平增加NO,一种通过内皮NO合酶,另一种通过亚硝酸盐还原。
对于第一个反应(精氨酸 + O2 => 瓜氨酸 + NO),需要氧气和有效的内皮NO合酶。有趣的是,内皮NO合酶在脓毒症或缺血/再灌注损伤中可能功能障碍,原因其必需辅因子之一四氢生物蝶呤减少。在绵羊脓毒性休克模型中,给予四氢生物蝶呤改善了微血管灌注、血管通透性、器官功能和生存时间[5]。同样,给予维生素C可增加四氢生物蝶呤的可用性,也改善了脓毒症中的微血管灌注,其通路依赖于内皮NO合酶[6]。
第二个反应将亚硝酸盐转化为NO(Hb[Fe2+] + NO2 − + H+ => NO + Hb[Fe3+] + OH−)。该反应在脱氧血红蛋白存在下较氧合血红蛋白加速[7]。因此,它主要发生在代谢活跃区域氧饱和度低的灌注不足毛细血管的微循环中。
设想
给予亚硝酸盐,希望其能在微循环最脆弱的部位转化为NO。
Can Ince:可以设计用于休克的更好的复苏液体,以改善灌注、增强氧输送并减少炎症
背景
心循环障碍的复苏旨在通过改善血流并因此维持组织氧合来纠正微循环灌注下降。休克与向组织的氧输送受损相关,导致器官功能障碍。若不纠正,这种情况会导致器官损伤,并最终导致器官衰竭。目前的复苏方法是通过给予血管活性药物和不携氧的盐水溶液(含或不含较大胶体分子以确保在循环中更长时间存在)来靶向全身灌注。
液体治疗的主要挑战在于确保足够的氧气被输送至微循环并最终到达组织细胞。在此,常规液体在两方面存在不足:常规液体的第一个缺点是其血液流变学效应。较低的黏度降低了稀释血液招募未充盈毛细血管的能力(而这一过程需要血细胞比容所提供的黏度)。这降低了功能性毛细血管密度,使充满携氧红细胞的毛细血管与器官组织中进行呼吸的细胞之间产生更大的弥散距离。复苏液体的第二个潜在缺点是其氧溶解度差(与血红蛋白(Hb)相比低于3%),这降低了血液的携氧能力。事实上,多项在休克模型中直接测量液体复苏后微循环氧可利用性的实验研究反复表明,尽管液体能够纠正全身血流动力学变量(如血压和心输出量),但它们可能无法有效改善肾脏等脆弱器官的微循环灌注和组织氧合。改善微循环氧水平的唯一治疗手段是输血[8]。然而,由于输血可能存在有害副作用,如游离Hb升高以及宿主对同种异体输血产生潜在免疫反应,临床上有很大的顾虑不愿给予输血。
血红蛋白为基础的氧载体(HBOCs)提供了一种替代同种异体输血的方案,过去几十年来已开发了许多此类化合物。在实验上,这些化合物已被证明能改善休克模型中的微循环氧可利用性[9]。尽管在概念上具有吸引力,但其临床推广一直受到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包括其对NO的高亲和力所引起的升压效应,从而导致血管收缩。为减少这种升压效应,已开发出不同类型的HBOCs,但这些化合物尚未显示出临床疗效。缺乏成功的原因有几点:a)在临床床旁,缺乏足够的监测方法来评估组织氧合需求,以指示在单纯给予液体之上使用HBOCs的必要性;b)HBOCs的p50范围从5 mmHg(此时氧气会牢固附着于Hb)到接近天然Hb的p50范围(此时氧气容易释放但无法到达需要氧气的实质细胞);c)设计不充分的临床试验几乎没有产生关于何时使用、使用多少以及以什么为目标的知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HBOCs传统上作为独立药物给药,而它们有可能作为常规液体治疗的辅助手段来增加容量治疗的携氧能力。除了改善灌注和氧合外,复苏液体还应有效减少和控制炎症。为追求这一理念,已开展研究来检验输注液体(如淀粉类)的潜在抗炎和抗氧化作用,以及将CO和谷胱甘肽等分子附着于HBOC以控制炎症和氧化应激[10]。
因此,从治疗性血流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复苏需要逆转休克、脓毒症和低血容量。首要目标是确保微循环和组织灌注;其次,恢复灌注伴随着组织氧可利用性的充分恢复;最后,确保微循环的细胞成分和实质细胞免受与休克和再灌注相关的炎症分子及氧化和亚硝化应激所致损伤的保护。
目前使用的两类复苏液体是血液和不携带氧的晶体液或胶体液。已有研究表明,这两类液体均因成分问题以及在不同低血容量和休克条件下如何滴定这些液体存在不确定性而产生不良影响,过多和过少均被认为有害。如前所述,给予最佳容量的最终目标在于微循环,手持显微镜可能成为优化给药复苏的潜在工具[11]。然而,液体内容也需要更加个体化,以匹配个体患者的具体需求。
在此过程中,必须配置一种分子混合物,以满足需要复苏的个体患者特定生理腔隙所需的特定液体类型。可识别的腔隙包括细胞内、间质和血管内。细胞内水化需要含葡萄糖的晶体液,而间质水化需要任何生理性晶体液。血管内低血容量最好通过胶体液来解决,以确保血管系统的持续充盈。理想情况下,复苏液体还应携带抗炎和携氧剂,以完全满足复苏目标。
在考虑这种理想复苏液体的最终组成时,人们会想到鸡汤疗法对常见炎症性疾病的有益效果[12]。它携带营养物质,提供水化,是等渗的(当然,如果你不加盐的话)并且具有抗炎作用。因此,将鸡汤视为复苏的药理学制剂,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候选者。然而,鸡汤中缺少的是携氧剂,如血红蛋白氧载体(HBOC)。这种“粉色鸡汤”将水化、充盈血管系统(胶体效应)、提供抗炎特性并促进氧气向组织(粉色物质)的运输。
设想
一种能够解决我们当前选择缺陷的“粉色鸡汤”,可能确实是未来最佳休克复苏液体的候选者。
John J. Marini:我们应关注呼吸机诱导肺损伤中被遗忘但关键的血管方面
背景
尽管呼吸机诱导肺损伤(VILI)无疑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但绝大多数研究注意力都集中在气腔力学上,如潮气量、平台压、呼气末正压(PEEP)和驱动压。然而,由于脆弱的肺泡充当气体与血液之间的界面,并且施加于气道上皮的应力也会影响血管内皮,血管压力和血流影响VILI发生和/或演变的潜力也值得密切关注。
撕裂脆弱的肺泡-毛细血管膜的机械力可起源于该边界的任一侧。施加于既往健康肺的不良通气模式不仅引起蛋白性水肿,还引起中性粒细胞聚集和出血[13]。在仰卧位,出血性水肿优先形成于依赖区域[14, 15]。这种倾向并不轻微,并已被使用多种损伤模型的研究者的工作所证实[16]。出血优先发生于肺最依赖区域的倾向可能有几种解释。预期微血管破坏发生于该处的一个有说服力的原因是,潮式充气循环所施加的机械应力在开放与闭合肺组织的交界处被大大放大。一个公认过于简化的几何论证表明,高气道压下的应变是开放肺泡游离壁所经历应变的数倍。
组织破坏竟发生于跨壁牵张力量(定义为平台压减去胸膜压)最弱的区域,这有些违反直觉。也就是说,“肺泡牵张”在非依赖区域最大,而这些区域相对免受出血性浸润和大多数炎症征象。出血优先发生于肺最依赖区域的倾向可能有几种解释。局部机械驱动功率[17]可能远超非依赖区域所经历者。尽管研究不足,表面活性物质耗竭和间质结构的炎症性削弱可能放大此类力的影响,而微环境的其他变化(例如水肿淹没)可能消除远端肺单位所经历的机械应力。
血管压力与通气之间的相互作用强烈提示,在使用高充气压力时,应更密切关注影响血管压力、血流和阻力的干预措施。由于微血管应力似乎是肺水肿发展以及损伤性通气模式所致肺损伤的有力协同因素,处理急性肺损伤的临床医生必须协调确保充分氧输送与尽量减少不良影响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目标。如果肺泡前微血管压力升高加重了VILI的倾向,试图提高心输出量可能产生意外后果。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降低氧耗需求可通过减小微血管床两端形成的压力梯度而使肺受益。降低心输出量和通气需求可显著降低VILI的倾向,即使使用产生相似峰值、呼气末和驱动肺泡压值的模式亦然。
设想
通过降低氧需求来限制肺血管血流和压力,以进一步降低VILI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
Mervyn Singer:可预测脓毒症患者的重症监护病房治疗结局和治疗反应
背景
脓毒症危重患者可能注定生存或死亡,这或许解释了众多旨在阻断脓毒症自然病程的干预试验为何失败。事实上,我们尚未证明自己能够“战胜自然”;过去20年的大部分进展在于减少对患者的医源性伤害,而非改善反应和加速自然愈合。如果这一分析正确,我们可能在无意中仅仅延长了那些注定无法存活者的死亡进程,且付出了高昂的个人和经济代价。
利用现代生物分析技术,大量研究已证明生物标志物、代谢组和蛋白质组具有预测潜力,能够在极早期阶段区分脓毒症的最终存活者与非存活者。三项有趣的研究基于急诊室就诊时采集的血样,证明炎症细胞因子(IL-6、IL-10)[18]、心肌肌钙蛋白-T [19]以及表征脂肪酸转运、糖异生和三羧酸循环的代谢组[20]能够指向时间最终揭示的结局。
利用炎症生物标志物或生理指标,也可对治疗的可能反应进行类似的预后判断。例如,基于炎症生物标志物的分层可能有助于指导免疫调节治疗。对预测将死亡的脓毒症动物给予类固醇被证明有益;对预测将存活的动物给予类固醇则无益[21]。在CORTICUS氢化可的松试验[22]中,使用生理参数回顾性观察到了这些实验观察结果的反映。尽管皮质类固醇带来了重叠感染风险增加,那些在适当液体和血管加压药治疗一天后收缩压持续低于90 mmHg的脓毒症患者,若给予氢化可的松,死亡风险显著降低。
关于脓毒症药物治疗的另一重要争议涉及β受体阻滞是否明智。在一项随机临床试验中,艾司洛尔显示出降低死亡风险的明显潜力,但仅限于24小时时同时存在心动过速并接受大剂量去甲肾上腺素治疗的患者,这与在大鼠实验性脓毒症中获得的类似结果相一致[23]。在具有脓毒症生理特征的大鼠中,艾司洛尔治疗似乎对预测不能存活的动物有益,而对预测存活的动物有害。
这些例子表明,同时使用生理和分子指标可能使我们能够在早期时间点预测危及生命的脓毒症的最终结局,从而更有效地选择治疗。这种预测能力不仅会改善我们临床试验的设计,还有助于为个体选择最有可能实现有效和人道照护的治疗。
设想
在早期阶段预测导致危重病的脓毒症的潜在存活者与非存活者,并对这些患者类别采取不同的治疗。
Frank Van Heren:临床试验的新型适应性设计提高其效率和价值
背景
在临床研究中,在备选方案之间进行随机化对于取得进展至关重要,因为观察性研究中的关联和推断可能无法证明因果关系。遗憾的是,按照目前的方式开展,我们的大型随机试验常常相互矛盾,并且在重症监护环境中总体上令人失望[24]。最可能的解释包括定义不精确、对照不准确或不恰当,以及无法控制或解释所有有影响力的变量,因为重要的协同交互作用会产生试验设计中未考虑到的涌现现象。无法在合理时间内招募足够数量的合适候选患者,会拖延数据收集过程(通常削弱与当前实践的相关性),或使许多此类研究工作中途终止。
随机试验设计的一种创新方法是摆脱僵化的一对一随机化,转而根据研究进展中的相对反应进行研究分支的自适应分配。在这种范式下,如果某个亚组在一种治疗下开始表现更好,更多未来患者将被分配到该分支,以确认或反驳该趋势,并加快研究步伐。采用这种方法时,频繁查看正在形成的数据是隐含的做法。
平台试验是一种在单一研究框架内同时并序贯评估多种治疗的高效策略,Berry及其同事[25]提出将其作为在异质性人群中确定其相对价值的工具。这种方法认识到我们当前定义和分类的不精确性,因为它明确认识到目标人群和治疗反应可能是异质的,即使采取了谨慎措施以进行适当选择也是如此。这种策略不同于传统试验的策略,后者假定自身是在一般同质人群中检验单一干预措施的疗效。这种特定“自适应”方法的一个独特方面是,平台试验可以长期开展——甚至永久开展,只要有需要评估的合适治疗。接受治疗的组别或特定治疗的数量可能随时间变化,特定个体治疗组会因显示疗效或危害而被移除。这种能力不同于我们当前的“固定随机化”方法,后者根据单一实验性治疗的效果,因成功、无效或危害而停止整个试验。我们必须改变临床试验范式,以认识到当前的局限性。我们是否应当接受这样一个原则:大多数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都应成为永久性全球自适应试验的研究对象?
构想
具有可互换部分的持续自适应临床试验应成为研究标准。
Martin Westphal:睡眠模式和昼夜节律的紊乱是ICU多种并发症的重要且可干预的原因
背景
褪黑素是一种由松果体产生的激素,众所周知会影响觉醒状态。它在大脑视交叉上核中集中表达的时钟基因调控下合成和释放。在黑暗的促进下,健康状态下褪黑素的释放在清晨达到峰值,并在觉醒前骤降。在ICU中,这种自然的昼夜节律受到与危重疾病相关的内部因素以及外部因素(如光线、噪音、持续输注的镇静剂、应激和多种医疗操作)的严重干扰[26]。睡眠结构紊乱和累积性睡眠不足是迁延性谵妄的促成因素[27],目前认为谵妄是导致拔管和康复延迟的主要因素。部分临床试验已显示外源性给予褪黑素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28]。从概念上讲,更好的睡眠应能加速康复并有助于预防ICU后综合征。
重症监护病房从业者较少认识到的是,令人感兴趣的研究证据表明褪黑素在严重疾病和康复期间可能发挥其他重要作用。褪黑素与睡眠无关的作用谱从抗氧化特性到抗菌活性和免疫调节[29]。已有报道其具有神经保护[30]、抗氧化、抑制感染和抗肿瘤作用[29]。鉴于褪黑素作为调节性激素的核心重要性,恢复其正常的每日影响及其浓度的时相可能对ICU治疗做出重大贡献。褪黑素在昼夜节律调节中发挥关键作用,不仅对大脑如此,对其他重要器官的活动也是如此。褪黑素几乎没有不良副作用,给药成本低廉,并提供多种潜在有益作用。因此,它应在严重疾病的急性和慢性阶段常规使用。
设想
所有能够接受的危重患者均应给予褪黑素。
Paul Wischmeyer:无创代谢监测有助于实现危重疾病干预的个体化
背景
预测、早期干预和进展监测对于个性化重症监护管理至关重要。适用于重症疾病某一阶段或严重程度的治疗和剂量,可能不适用于后期阶段。一个重要挑战是通过无创手段监测患者病前、急性期、慢性期和恢复阶段的状况和状态。代谢变化反映疾病过程中的分解、重建和固有细胞功能。目前有一种方法通过测定呼出气体中两种碳同位素的关系来确定阶段和状态:13CO2/12CO2比值[31]。C12是健康个体中更为常见的形式,比C13更容易分解用于能量产生,C12以12CO2形式自由呼出。相比之下,C13被整合到急性期蛋白中,在炎症状态下不以通常浓度呼出。因此,在急性炎症性疾病的最初发作时,呼出气体中13CO2/12CO2比值下降[32]。事实上,该比值可检测的变化先于临床可检测的感染征象。虽然呼吸分析的单个时间点测定与炎症状态相关性不佳,但13CO2/12CO2比值的趋势与之明显相关。
在临床研究中,呼出气体中13CO2/12CO2比值的下降趋势显著先于白细胞、体温的变化以及此类发展中感染(如肺炎)的临床怀疑。相反,该比值趋势的逆转表明炎症正在消退,阶段转换正在进行中,可能提示不同营养需求的出现。此类趋势分析似乎既敏感又特异。13CO2/12CO2比值监测的其他潜在应用包括确定喂养不足或过度喂养状态。
代谢监测可能不仅对急性状态、也对康复阶段具有治疗潜力[33]。已知健康线粒体主要利用脂肪酸产生能量。结合其他标准生理和生化指标,监测脂肪氧化速率与碳水化合物氧化速率的比值可能有助于表征组织活力和康复进展,从而帮助制定有针对性的运动/营养/激素方案,以促进重症疾病的更快恢复。
设想
代谢监测应用于诊断感染、确定重症疾病所处阶段以及指导ICU后康复。
结论
此处提出的七个设想旨在概念上具有启发性,尚未建立在确凿的科学证据基础之上。尽管如此,作者希望它们能为思考、讨论和未来研究提供出发点。
参考来源
- Marini JJ, De Backer D, Ince C, et al. Seven unconfirmed ideas to improve future ICU practice. Crit Care. 2017. PMID: 29297400. doi:10.1186/s13054-017-1904-x
- 全文:PMC5751395(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751395/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