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中两种不同神经轴索损伤模式的转化医学证据:一项纵向、前瞻性转化研究
该纵向、前瞻性转化研究整合了大鼠粪性腹膜炎脓毒症模型、脓毒症死亡患者尸检脑组织以及13例脓毒症休克患者的前瞻性临床队列。大鼠和人类尸检脑组织中,βAPP、β-tubulin、神经丝磷酸化形式及H&E染色区分出散在缺血性病变与弥漫性神经轴索损伤,对照组未见。实验性脓毒症中,脓毒症发作至取材时间与组织神经丝水平相关(R=0.53,p=0.045),与GFAP无关。13例有SAE临床特征的患者中,MRI检出弥漫性轴索损伤9例、缺血3例。作者认为未来应聚焦体液生物标志物以检测和监测脓毒症脑损伤。
要点
- 脓毒症大鼠和人类尸检脑组织中存在弥漫性轴索损伤和散在缺血性病变两种模式,对照组脑组织无此表现。
- 实验性脓毒症中,脓毒症发作至取材时间与组织神经丝水平相关(R=0.53,p=0.045),与GFAP无关(R=−0.39,p=0.154)。
- 13例脓毒症休克患者中,MRI检出弥漫性轴索损伤9例、缺血性病变3例;WMH呈点状3例、斑片/融合3例、弥漫3例。
- 13例患者中10例在脓毒症起病时即有SAE临床征象,CAM-ICU纵向评分阳性8例,100天随访期内死亡3例。
- 作者认为MRI所见的缺血性病变和WMH与神经病理结果最相关,未来应纵向分析神经丝体液水平以在体内检测SAE轴索损伤。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标准:年龄≥18岁,符合当时使用的严重脓毒症或脓毒症休克标准。
- 排除标准:既存脑血管疾病包括痴呆、既存神经肌肉疾病、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给药(>300 mg氢化可的松或等效剂量/天)、既存肾脏替代治疗、活动性出血的凝血病、频繁使用神经肌肉阻滞剂(每周超过三次)。
- 场景:大学实验室和重症监护病房(ICU);人体队列为单中心、纵向、观察性研究,招募期2012年11月至2015年5月。
- 动物实验:成年雄性Wistar大鼠(约300 g,12–14周龄),粪性腹膜炎脓毒症模型;14只脓毒症大鼠、11只假手术大鼠、4只未置管大鼠。
- 人体尸检:5例脓毒症死亡患者(平均年龄64岁,1例男性);3例无脓毒症对照(平均年龄37岁,均为男性,死于自杀、袭击和无并发脑损伤的交通事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SAE临床诊断依据纵向临床数据收集,评估意识水平及SAE征象如意识模糊、躁动、幻觉或急性精神状态改变,使用格拉斯哥昏迷量表、里士满躁动-镇静量表和CAM-ICU。
- WMH按先前验证的量表评分:0级无病变,1级点状,2级斑片或融合,3级弥漫。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大鼠脓毒症诱导:腹腔注射粪浆(0.63 mg/100 g体重,由同批次大鼠肠道内容物制备)。
- 大鼠液体复苏:从损伤后2小时开始,使用胶体与5%葡萄糖1:1溶液,前24小时以10 ml/h输注,随后逐日减半,以确保正常血容量和血糖正常。
- 人体患者均按指南推荐接受标准化管理。
- EEG记录前,接受镇痛镇静(丙泊酚和舒芬太尼持续输注的标准方案)的患者有30分钟镇静假期。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纵向、前瞻性转化研究,整合大鼠实验性脓毒症、人类尸检脑研究和单中心前瞻性纵向人体脓毒症队列;人体队列共13例脓毒症休克患者。
- 大鼠脑组织:脓毒症组和假手术组NfHSMI35水平高于未置管大鼠(假手术2.6 ± 2.2 ng/g总蛋白、脓毒症1.8 ± 1.7 ng/g总蛋白 vs 未置管0.8 ± 0.6 ng/g总蛋白),但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p=0.094和p=0.356)。
- 大鼠脑组织GFAP水平在假手术组(0.27 ± 0.19 ng/g总蛋白)、脓毒症组(0.29 ± 0.21 ng/g总蛋白)与未置管组(0.34 ± 0.11 ng/g总蛋白)间无统计学差异。
- 脓毒症大鼠脑组织中NfHSMI35水平与脓毒症诱导后时间呈轻度相关(R=0.53,p=0.045),GFAP(R=−0.39,p=0.154)和总蛋白(R=−0.05,p=0.854)无此相关。
- 尸检脑组织:βAPP、β-tubulin、神经丝磷酸化形式和H&E染色在脓毒症大鼠和人类脑样本中区分出散在缺血性病变与弥漫性神经轴索损伤,对照组无此表现;淀粉样斑块仅见于人类脓毒症脑(1例79岁女性),大鼠组织学完全缺失。
- 人体队列:13例患者中10例在脓毒症起病时有SAE临床征象,3例围手术期发生脓毒症休克需持续通气和镇静而无法可靠认知评估;CAM-ICU纵向评分阳性8例;100天随访内死亡3例。
- EEG在脓毒症起病后中位2天(范围0–4)记录,所有患者均显示不同程度脑病;EEG与MRI结果间无统计学显著相关。
- MRI在脓毒症起病后中位9天(范围4–27)进行,13例中9例显示脑损伤:WMH点状3例、斑片/融合3例、弥漫3例;缺血性WMH 3例。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纵向、前瞻性转化研究,包含动物实验、人类尸检病理和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人体队列。
- 局限:原文报告人体尸检和实验组织学研究仅限脑组织,未评估脊髓组织,而最长且对DAI最易受损的轴索走行于脊髓白质束,因此未能 conclusive 证明脓毒症弥漫白质束轴索损伤的解剖分布。
- 局限:原文报告缺乏定量神经病理学。
- 局限:原文报告人体从死亡到脑取样间隔较长,DAI的组织学检测可能代表神经病理伪影。
- 局限:原文报告常规MRI技术相比弥散张量成像(DTI)低估DAI范围。
- 局限:原文报告不能排除部分患者在研究纳入前已存在亚临床脑损伤而被解释为新发现的WMH。
- 局限:原文报告EEG在ICU环境中的价值仍存争议。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缺血性和弥漫性神经轴索损伤这两种病变类型在实验性脓毒症、人类尸检脑和活体MRI中均相关。
- 作者认为未来研究应聚焦体液生物标志物以检测和监测脓毒症脑损伤。
- 作者认为神经丝水平与脓毒症起病时间的关系可能具有预后价值。
- 作者认为DTI可能是更适当地在体内检测DAI的选择,应在进一步临床研究中考虑。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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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脓毒症仍具有高发病率和死亡率[1, 2]。此外,幸存者中的脓毒症相关脑病(SAE)可导致长期躯体、认知和心理功能障碍,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相关性[2, 3]。该病症被认为认识不足[4, 5]。目前对SAE病理生理机制的理解有限;需要对该重要领域进行更深入的了解[6, 7]。动物模型有助于阐明SAE复杂的病理生理机制[8–10]。小胶质细胞激活、线粒体功能障碍、氧化应激、神经炎症和神经元凋亡是SAE的潜在危险因素,可导致轴突变性[11–13]。β-淀粉样肽(Aβ)的积累——β-淀粉样前体蛋白(βAPP)的一部分——在脓毒症脑中形成神经毒性淀粉样斑块[14, 15]。脓毒症脑中错误折叠蛋白的检测与大鼠长期认知缺陷相关[14]。通过βAPP染色对轴突损伤进行组织学展示现已被广泛应用于动物模型和人类神经病理学[16–18]。除组织学进展外,体内诊断可检测SAE中的轴突损伤[19, 20]。影像学和生物标志物研究已被用于检测脑损伤和预测神经学结局[21–23]。然而,SAE的主要机制以及在脓毒症病程中SAE的时间演变仍不明确[24]。因此,我们开展了一项转化研究,比较来自脓毒症大鼠和人类死后脑样本的神经病理学发现与伴有SAE的脓毒症患者的体内临床和影像学结果。通过神经影像学检测到的新形成的脓毒症脑病变与神经病理学发现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脓毒症与SAE发病之间的时间关系。
方法
脓毒症相关脑病大鼠模型
所有实验均按照当地伦理委员会(伦敦大学学院)和内政部(英国)依据1986年《科学程序法》制定的指南进行。使用成年雄性Wistar大鼠(体重约300 g,12–14周龄)建立为期3天的体内粪性腹膜炎脓毒症模型。脓毒症诱导及实验操作均按此前详细描述的方法进行[25]。共纳入4只 naive(未置管)大鼠、11只假手术大鼠和14只脓毒症大鼠。所有大鼠在短暂麻醉下置入隧道化的颈动脉(左侧)和颈静脉(右侧)导管,用于监测血流动力学、采血和输注液体。导管安装于旋转系绳系统上,使大鼠在麻醉苏醒后可在笼内自由活动并自由获取食物和水。24小时后通过腹腔注射粪便悬液(0.63 mg/100 g体重,由同批次大鼠肠道内容物制备)诱导脓毒症。损伤后2小时起,使用胶体液与5%葡萄糖1:1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前24小时以10 ml/h的速率给药,随后逐日减半,以确保血容量正常和血糖正常。所有脓毒症动物自腹腔注射粪便悬液后约12小时起均表现出脓毒症临床体征,包括活动减少、警觉性下降、弓背姿势和竖毛。大鼠在深异氟烷麻醉下于脓毒症诱导后24、48或72小时通过颈椎脱位处死。去骨瓣后,于死亡后数分钟内取出大脑。大脑沿中线解剖为两半。一半在液氮中速冻;另一半置于福尔马林中。
脓毒症大鼠和人脑的组织学、免疫组织化学及蛋白质提取
神经病理学家(MG、FS)对大鼠和人脑样本的分组情况处于盲态。来自额叶区域和小脑的人及大鼠脑组织在自动化组织处理仪上采用标准7天脱水和石蜡包埋方案进行石蜡包埋处理。切取5微米石蜡切片,贴附于SuperfrostTM玻璃载玻片上,并于37 °C过夜干燥。为进行常规组织学检查,切片经脱蜡、复水后,采用标准方案进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为进行神经丝(Nf)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的免疫组化检测,切片经脱蜡和复水后,置于600 ml 0.1 M柠檬酸盐缓冲液(pH 6.0)中,在850 W微波炉中全功率微波处理15分钟。四组切片冷却后用0.05 M PBS(pH 7.4)冲洗,并在室温下过夜孵育于以下抗体之一:针对70和200 kDa Nf蛋白共有表位的小鼠单克隆抗体(克隆2 F11,稀释1:20;MP Biomedicals Inc.,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β-微管蛋白抗体(1:200;Sigma-Aldrich,英国吉林厄姆)、β-APP抗体(1:500;Dako,英国伊利)或针对GFAP的兔多克隆抗体(稀释1:1500;Dako)。经PBS洗涤后,切片与生物素化二抗孵育1小时(Dako),随后洗涤并与过氧化物酶偶联链霉亲和素孵育1小时(稀释1:300;Sigma-Aldrich)。所有稀释均使用含0.1% Triton-X的PBS。通过将切片在室温下于含0.04% NiCl2和0.01%过氧化氢的0.05%二氨基联苯胺中孵育10分钟来显示抗体定位。随后切片经苏木精复染、脱水、透明和封片。
速冻大鼠脑组织的干重为0.56至1.94 g。加入含蛋白酶抑制剂混合物(P8340;Sigma-Aldrich)的巴比妥-乙二胺四乙酸(EDTA)缓冲液(pH 9.6),按1:2重量/体积比配制。样品在冰上使用ULTRA-TURRAX T 25匀浆仪(IKA-Werke GmbH & Co.,德国施陶芬)匀浆1分钟,随后在冰上超声处理1分钟。样品于−70 °C重新冻存,然后在30 °C解冻,取2 ml样品加入5 ml二异丙醚和2 ml巴比妥-EDTA缓冲液中。经混合步骤后,样品在4 °C下以25,000 × g离心30分钟,收集可溶性蛋白组分。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Nf重链(NfHSMI35)和GFAP的组织水平,并使用Lowry法测定总蛋白[26, 27]。
脓毒症患者的在体神经学评估
该研究经罗斯托克大学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A 2012-0058),并注册为临床试验(ClinicalTrials.gov,NCT02442986)。患者招募期为2012年11月至2015年5月。所有患者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纳入研究前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参与者的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且根据当时使用的标准存在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28]。排除标准为既往存在的脑血管疾病,包括痴呆、既往存在的神经肌肉疾病、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给药(>300 mg氢化可的松或每日等效剂量)、既往存在的肾脏替代治疗、伴有活动性出血的凝血功能障碍,以及频繁给予神经肌肉阻滞剂(每周超过三次)。20例脓毒性休克患者被前瞻性纳入研究。7名未进行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参与者因以下原因被排除:MRI进行前死亡(n = 1)、因MRI禁忌证仅可行头颅计算机断层扫描(n = 2)、研究纳入后患者/法定代表人对MRI作出免责声明(n = 2),以及反复手术/患者病情不稳定(n = 2)。总计13例患者被前瞻性纳入这项单中心、纵向、观察性研究。
临床评估方案
所有患者均由由重症医学科医师和具有危重症及神经危重症诊疗经验的神经科医师组成的跨学科团队进行临床评估,使用经过验证的疾病严重程度量表:入住ICU时采用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价II,以及脓毒症相关器官衰竭评价评分[29, 30]。所有患者均按照指南推荐接受标准化管理[2, 28]。研究纳入后,对患者进行纵向评估(研究第1、3、7和28天),评估其意识水平及脓毒症相关脑病(SAE)的体征,如意识模糊、躁动、幻觉或精神状态急性改变,使用格拉斯哥昏迷量表、里士满躁动-镇静量表和重症监护室意识模糊评估法(CAM-ICU)[31–34]。对所有患者采集病史,如有可能则从患者本人获取,否则从其近亲属获取。由一名经验丰富的神经科医师(MW)对所有患者进行标准化神经系统检查。该检查包括意识水平的详细状态;脑干反射及功能;深腱反射;以及感觉和运动功能,包括使用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困难量表评分进行肌力测试[35, 36]。
脑电图
除临床评估外,所有患者在诊断为脓毒症后72小时内均接受了脑电图(EEG)检查。采用国际10–20系统进行标准电极放置,移动式脑电图仪(ED 14;Madaus Schwarzer,慕尼黑,德国)上阻抗水平< 5 kΩ。所有脑电图记录均持续30分钟以上。患者接受言语指令刺激。若无法获得对言语刺激的反应,则进行胸骨摩擦或甲床按压。脑电图记录由一位经验丰富的认证阅片者(MW)按照Young等人描述的方法进行评估[37]。接受镇痛镇静(持续输注丙泊酚和舒芬太尼的标准方案)的患者在脑电图记录前有30分钟的镇静间歇。
磁共振成像
7例患者使用1.5-T磁体系统(MAGNETOM Avanto;Siemens Healthcare,埃尔朗根,德国),6例患者使用3.0-T磁体系统(MAGNETOM Verio;Siemens Healthcare)。采用标准化MRI方案,所有MRI表现均由一位经验丰富的神经放射学家(AG)分析。MRI检查包括冠状位T1加权图像(平扫及增强)、矢状位和轴位T2加权序列、轴位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序列以及轴位T2*加权梯度回波序列。此外,还进行了轴位回波平面成像扩散加权成像(DWI)序列、表观扩散系数图和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造影。作为脑损伤影像学标志物的白质高信号(WMH)范围采用先前验证的量表进行分级。WMH根据其数量和大小从0级(无病灶)、1级(点状)、2级(斑片状或融合性)至3级(弥漫性)进行评分[21, 38]。一旦患者临床稳定、可在持续患者监测(Expression MR400监护仪;Phillips Healthcare Deutschland GmbH,汉堡,德国)下进行院内转运,即进行MRI检查。
统计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AS软件(版本9.4;SAS Institute, Inc.,卡里,北卡罗来纳州,美国)进行。由于数据呈非高斯分布,采用非参数Wilcoxon检验比较两个独立变量。采用双向非平衡方差分析(一般线性模型)比较两个以上独立变量,若达到显著性则进行事后分析。文中列出了提供自由度的F值以及每个特定分析所纳入的样本数。连续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评估。线性回归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p值< 0.05被认为具有显著性。
结果
大鼠实验性脓毒症
各组间平均总蛋白水平相当(naive组 7.4 ± 2.6 g/L,sham组 8.7 ± 3.9 g/L,sepsis组 8.9 ± 2.9 g/L)。我们发现,当我们将sham处理组(0.27 ± 0.19 ng/g总蛋白)和脓毒症组(0.29 ± 0.21 ng/g总蛋白)大鼠与naive组大鼠(0.34 ± 0.11 ng/g总蛋白)进行比较时,脑组织中GFAP水平无统计学差异。sham处理组(2.6 ± 2.2 ng/g总蛋白)和脓毒症组(1.8 ± 1.7 ng/g总蛋白)大鼠脑组织中NfHSMI35的平均水平高于naive组大鼠(0.8 ± 0.6 ng/g总蛋白),但该差异未达到统计学差异(分别为p = 0.094和p = 0.356)(表1)。在脓毒症大鼠脑组织中,NfHSMI35水平与脓毒症诱导后时间呈轻度相关(R = 0.53,p = 0.045),而GFAP(R = −0.39,p = 0.154)或总蛋白(R = −0.05,p = 0.854)均未见此种相关。在sham处理组或naive组大鼠脑样本中均未观察到此类相关性。与naive组和sham处理组大鼠相比,脓毒症大鼠脑组织的免疫组织化学显示两种类型的病变。sham处理组大鼠脑组织中正常的白质外观如图1a所示。通常情况下,βAPP染色局限于神经元胞体和近端轴突丘。作为对比,在脓毒症脑组织中,可见弥漫性、更广泛分布的轴突染色(图1b)。这种病理性染色在长白质束中最为显著(图1c)。脊髓组织不可获得。所见的第二种病变类型包括散在的小缺血性病变(图1d)。早期炎症成分提示脓毒症栓塞病因。这些缺血性、炎症性病变灶对βAPP呈强染色,从核心病变向外周延伸(图1e)。早期轴突损伤的另一种标志物是β-微管蛋白。在sham处理组大鼠中,β-微管蛋白的轴突染色整齐且连续,这与神经元(图1f)和轴突(图1g)完整性保留的预期一致。这一点在图1g和h的放大插图中最为明显。与脓毒症大鼠脑中存在的弥漫性轴突病理不同,轴突β-微管蛋白受到蛋白水解作用而破碎,给人以轴突(图1h)和神经元细胞骨架(图1i)结构紊乱的印象。
人类死后脓毒症脑研究
可获得五名因脓毒症死亡患者的死后脑组织(平均年龄64岁,一名男性患者)。三名对照受试者(平均年龄37岁,均为男性)死于其他原因:自杀、袭击和道路交通事故(RTA),无并发脑损伤。
脓毒症导致死亡的原因与多器官衰竭直接相关,但一名患者还有胃肠道和颅内出血形式的额外并发症。对该患者脑部的仔细检查未发现任何淀粉样血管病的证据。脓毒症患者脑组织的免疫组化结果总结于图2。患者1,一名56岁男性对照受试者,在发生RTA后死亡。轴突βAPP染色弥漫,局限于轴突丘(图2a,箭头)。患者2,一名55岁男性脓毒症患者,可见更广泛的轴突βAPP染色(图2b)。存在串珠样肿胀,提示轴突病理。此外,非磷酸化NfH(SMI32)染色显示存在大量轴突终末球,这是轴突变性的标志(图2c)。接下来,患者3,一名67岁女性,因脓毒症导致多器官衰竭死亡,可见散在缺血性病变(图2d)。淀粉样斑块仅见于一名79岁女性(图2e)。她的病史不提示存在神经退行性痴呆中所见的那种认知障碍;然而,脓毒症发生前进行的正式神经心理学评估不可获得。值得注意的是,弥漫性深部白质轴突损伤的程度在所有脓毒症患者中最为严重(图2f)。
人脓毒症脑损伤的体内临床表现
脓毒症患者SAE的临床表现与死亡率
脓毒症队列的基线特征总结于表2。13例患者中有10例在脓毒症发病时存在SAE的临床体征。3例患者在围手术期发生脓毒性休克,需要持续通气和镇静,因而无法进行可靠的认知评估。13例患者中有8例纵向CAM-ICU评分呈阳性。3例患者在100天随访期内死亡。
脓毒症患者的脑电图表现
在脓毒症发病后中位2天(范围0–4天)内进行脑电图记录。记录时,13例患者中有7例不需要镇静,其余6例在脑电图检查前30分钟中断镇静。脑电图显示所有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脑病(表3)附加文件1。
脓毒症患者的MRI表现
一旦患者临床状况被认为稳定适合院内转运,即进行MRI检查。从脓毒症发病到脑部MRI的中位时间为9天(范围4–27天)。MRI延迟的原因包括患者1和11的反复外科干预以及患者7的组织安排原因。MRI显示13例患者中有9例存在脑损伤(表3,图3)。第一种WMH模式为点状(n = 3)、斑片状/融合状(n = 3)或弥漫性(n = 3)。第二种WMH模式为缺血性(n = 3)(表3,图3)。
讨论
本转化研究旨在证明动物和人类脓毒症大脑中存在轴索损伤的证据。既往动物研究为脓毒症脑损伤和行为改变的不同病理机制提供了一些证据[8–10, 12, 14, 39]。本研究大鼠脑的组织学发现提示两种主要损伤机制。通过βAPP染色,脓毒症大鼠脑中可见弥漫性轴索损伤(DAI)和缺血性病变,而假处理动物中未见。此外,βAPP染色显示白质束沿线异常轴索。H&E染色检测到炎症和缺血性病变灶。白质方向紊乱方面脑病变的进一步证据见于脓毒症动物的β-微管蛋白染色,而假处理组未见。
我们的人类脓毒症大脑死后组织学样本显示的结果与动物研究结果相当。βAPP染色和非磷酸化NfH单克隆抗体(SMI32)免疫组织学均提示DAI。淀粉样斑块仅见于βAPP染色的人类脓毒症大脑,而在大鼠组织学中完全缺失。相反,Schwalm等报道实验性脓毒症中Aβ水平升高[14]。Sharshar等注意到死于脓毒症的患者存在多种脑病理改变,包括缺血性病变和神经元凋亡[40, 41]。因此,我们本研究的结果与这些既往报告一致,尽管我们的神经病理学发现指向缺血和DAI是脑损伤的主要机制。由于患者从死亡到脑取样间隔较长,DAI的组织学检测可能代表神经病理学伪影。淀粉样斑块在人类而非动物脑组织学中的重要性尚不确定。这些斑块可能早于致命性脓毒症发作即已存在。目前,一方面只能推测伴有淀粉样斑块的患者发生SAE的风险更高。另一方面,淀粉样斑块可能是大脑受到严重炎症刺激的结果,导致神经退行性变和SAE,如既往所示[14]。
人体尸检和实验组织学研究的一个局限性在于,研究仅限于脑组织,未对脊髓组织进行评估。最长且对弥漫性轴索损伤(DAI)最为脆弱的轴突穿行于脊髓白质束。我们此前在一项西尼罗病毒感染后死亡患者的尸检研究中已证实脊髓受累[42]。因此,本研究未能 conclusive 地证明脓毒症中弥漫性白质束轴索损伤的解剖分布。在此背景下的另一个局限性是缺乏定量神经病理学。未来潜在的研究可能需要考虑将组织学神经元/轴突计数与组织体液水平进行关联[43]。
对于脓毒症患者的神经系统预后判断,尽早诊断脑损伤显然是有用的[21, 44]。与神经病理学在检测DAI方面的进展相比,常规可用的在体诊断仍缺乏准确诊断脑损伤的精确度[45, 46]。在本研究中所有可临床评估的脓毒症患者中,脓毒症起病时即存在脓毒症相关性脑病(SAE)的临床体征,这与既往报道的脑电图病理学发现一致[37, 47]。然而,在ICU环境中从脑电图检查获得的结果的价值仍存在争议[19]。脑电图与MRI结果之间无统计学显著相关性。我们发现,诸如CAM-ICU等谵妄筛查系统在所有研究时间点均无法可靠地检测SAE,原因是需要镇静和机械通气的患者比例较高。SAE的临床床旁诊断并非常规可行,这是ICU患者临床评估的一个公认缺陷[19, 20, 48]。针对神经轴索损伤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在体内诊断DAI或SAE[49]。既往临床研究集中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和S100B以诊断脓毒症中的脑损伤,结果不一致[23]。作为轴索损伤标志物的Nf水平升高已在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中被检测到,未来可能用于SAE[49, 50]。
与既往报道一致[21, 22],脑MRI确实提示我们大多数患者存在脑损伤。MRI发现提示不同程度的急性脑损伤。除白质高信号(WMH)外,我们部分患者中还检测到急性或亚急性缺血性病灶。与弥散张量成像(DTI)相比,常规MRI技术低估了DAI的范围[51, 52]。我们只能推测患者中存在更广泛的轴索损伤,因为他们仅接受了MRI检查。与我们的尸检神经病理学发现一致,在体MRI结果证实了我们患者中的轴索性和缺血性脑损伤。我们假设尸检组织学中的炎症灶与MRI扫描上所见的点状WMH相对应。尽管本研究未纳入存在任何既存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患者,但我们不能排除部分患者在纳入研究前可能已存在亚临床脑损伤而被解释为新检测到的WMH。然而,MRI扫描上所见的缺血性病灶无疑为新出现的,为脓毒症期间的缺血性脑损伤提供了有力证据。
结论
在脓毒症大鼠和死后人脑神经病理学中检测到轴突性和缺血性脑损伤,其似乎是脓毒症相关脑病(SAE)的重要潜在机制。缺血性病变和脑白质高信号(WMH)的磁共振成像(MRI)表现与神经病理学相关性最佳。对于SAE中轴突损伤的活体检测,应纵向分析神经丝(Nf)体液水平。弥散张量成像(DTI)可能是更适当地在活体中检测弥漫性轴索损伤(DAI)的一种选择,并应在进一步的临床研究中予以考虑。
参考来源
- Ehler J, Barrett LK, Taylor V, et al. Translational evidence for two distinct patterns of neuroaxonal injury in sepsis: a longitudinal, prospective translational study. Crit Care. 2017. PMID: 29058589. doi:10.1186/s13054-017-1850-7
- 全文:PMC5653470(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653470/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