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肺源性脓毒症患者的内皮糖萼降解较肺源性脓毒症更严重,并与ARDS及其他器官功能障碍风险相关
本研究为VALID前瞻性队列中的回顾性观察研究,纳入262例符合Sepsis-2严重脓毒症标准、APACHE II≥25且需要机械通气的内科ICU患者,于入组时(ICU第2天晨)测定血浆syndecan-1作为内皮糖萼降解标志物。结果显示,全队列中syndecan-1四分位水平与ARDS无显著关联(p=0.17),但仅在非肺源性脓毒症患者中与ARDS显著相关(p=0.05),且该亚组中最高四分位患者ARDS发生率为50%、最低四分位为22%(p=0.028)。无论脓毒症病因,syndecan-1升高均与肝、肾、凝血、循环衰竭及院内存活率降低相关,校正年龄和APACHE II后每对数升高OR 1.85(95%CI 1.056–3.241,p=0.03)。作者认为syndecan-1可能有助于识别器官功能障碍和死亡高危患者,以及可能受益于糖萼保护/修复治疗的患者。
要点
- 在262例严重脓毒症机械通气患者中,血浆syndecan-1每对数升高与院内存活率降低独立相关(校正年龄和APACHE II后OR 1.85,95%CI 1.056–3.241,p=0.03)。
- 非肺源性脓毒症患者中,syndecan-1最高四分位者ARDS发生率50%,最低四分位者22%(p=0.028);肺源性脓毒症中无显著关联(p=0.72)。
- 全队列中,syndecan-1四分位水平与循环衰竭(p=0.016)、所需血管加压药数量(p<0.001)、肝衰竭(p<0.001)、肾衰竭(p=0.004)、凝血衰竭(p=0.004)均显著相关。
- 需要血管加压药者syndecan-1中位数157(IQR 84–306),无需者84(IQR 52–180),p<0.001。
- syndecan-1最高四分位患者院内死亡率48%,最低四分位17%(p<0.001);最高四分位患者需要肾脏替代治疗的比例也显著更高(p=0.001)。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标准:VALID队列中符合Sepsis-2严重脓毒症标准、APACHE II评分≥25、需要机械通气、且入组日有枸橼酸血浆可供测定的内科ICU患者。
- 排除标准:仅1天或2个非连续天符合ARDS标准者(ARDS状态不确定)被排除;有原发性心源性肺水肿证据者被排除。
- 脓毒症分类:肺炎或胃内容物误吸者归为肺源性脓毒症,其余归为非肺源性脓毒症。
- 研究场景为内科ICU,不适用于病情较轻人群、非脓毒症所致ARDS高危人群或外科重症患者(作者在局限性中注明)。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ARDS诊断采用柏林定义,每日评估,由两名医师研究者共识审阅所有胸片、血气及临床数据;无血气时用SpO2/FiO2比值评估。
- 连续至少2个研究日符合ARDS标准者判定为ARDS;仅1天或2个非连续天符合者判定为ARDS状态不确定并排除;4个研究日均不符合者归为非ARDS组。
- 非肺源性器官衰竭采用Brussels标准定义循环、凝血、肝、肾衰竭。
- 纳入要求APACHE II评分≥25且需要机械通气。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VALID前瞻性队列中的回顾性观察研究;样本量262例;人群为符合Sepsis-2严重脓毒症、APACHE II≥25、需要机械通气的内科ICU患者;暴露为入组时(ICU第2天晨)血浆syndecan-1水平;主要终点为ARDS发生、其他器官功能障碍(Brussels标准)及院内存活率。
- 全队列135例(52%)发生ARDS;非肺源性脓毒症127例(48%),肺源性脓毒症135例(52%)。
- 全队列中syndecan-1四分位水平与ARDS无显著关联(p=0.17);非肺源性脓毒症中显著相关(p=0.05),最高四分位ARDS发生率50% vs 最低四分位22%(p=0.028);肺源性脓毒症中无显著关联(p=0.72)。
- ARDS患者中,非肺源性脓毒症所致间接ARDS(n=56)的syndecan-1水平显著高于肺源性脓毒症所致直接ARDS(n=79)(p=0.017)。
- 全队列中,syndecan-1四分位水平与循环衰竭(p=0.016)、所需血管加压药数量(p<0.001)、24小时液体平衡(p=0.004)、肝衰竭(p<0.001)、肾衰竭(p=0.004)、凝血衰竭(p=0.004)显著相关。
- 需要血管加压药者syndecan-1中位数157(IQR 84–306),无需者84(IQR 52–180),p<0.001。
- syndecan-1最高四分位患者院内死亡率48%,最低四分位17%(p<0.001);最高四分位患者需要肾脏替代治疗的比例显著更高(p=0.001)。
- 多变量logistic回归校正年龄和APACHE II后,syndecan-1每对数升高与院内死亡独立相关(OR 1.85,95%CI 1.056–3.241,p=0.03)。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回顾性观察研究(嵌套于VALID前瞻性队列)。
- 作者指出的局限:观察性关联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也不能阐明糖萼脱落导致器官功能障碍的机制;未发现髓过氧化物酶(中性粒细胞活化标志物)与syndecan-1强相关;纳入标准选择APACHE II≥25且机械通气的重症患者,结果可能不适用于病情较轻人群、非脓毒症所致ARDS高危人群或外科重症患者;无法确定syndecan-1升高是糖萼脱落增加还是清除受损所致。
- 作者结论:需进一步研究在其他人群中验证当前发现,并确定糖萼降解相关器官损伤的精确机制。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脓毒症患者测定syndecan-1水平可能有助于识别器官功能障碍和死亡高危患者,以及可能受益于靶向保护或修复糖萼治疗的患者。
- 作者指出,当前ARDS诊断基于临床标准而非病理生理机制,syndecan-1若经验证可能有助于区分ARDS的分子表型。
- 作者提到,在严重创伤和失血性休克中,输注血浆可减少syndecan-1脱落并重建糖萼;本研究中仅22例患者在采血前接受了新鲜冰冻血浆输注,未发现输注血浆与syndecan-1水平的关系,但作者指出该分析把握度低。
- 作者提到,七氟烷在缺血-再灌注损伤动物模型中可减少糖萼脱落和白细胞黏附。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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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内皮糖萼是由糖蛋白、蛋白聚糖和糖胺聚糖组成的复杂层,覆盖于微血管内皮腔面。水合的糖胺聚糖形成厚而坚硬的内皮表面层(ESL),在限制血管通透性和调节白细胞黏附中起关键作用[1, 2]。ESL脱落可发生于多种损伤刺激后,导致通透性增高、异常白细胞黏附[3]及毛细血管自身调节丧失[4]。
内皮细胞表面主要蛋白聚糖为多配体蛋白聚糖(syndecan),属于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Syndecan-1在内皮表面层中丰富存在,循环中的syndecan-1是内皮糖萼降解的标志物[5–11]。在小鼠中,血浆syndecan-1水平与ESL厚度呈负相关,与微血管通透性呈正相关[12]。糖萼功能障碍和syndecan-1脱落已在多种临床病理生理过程中被描述,包括脓毒症[13]、失血性休克[14]、动脉粥样硬化[15]、急性冠脉综合征[16]、肾脏疾病[17]、糖尿病[10]和高容量血症[18]。此外,血浆syndecan-1水平升高与创伤和脓毒症患者死亡率增加相关[8, 11]。然而,尽管已知内皮损伤和激活在ARDS发病机制中的作用[19–23],但syndecan-1与脓毒症中ARDS或其他器官功能障碍发生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肺源性和非肺源性脓毒症均可导致ARDS,其中肺源性脓毒症(由肺炎或胃内容物误吸所致)引起肺直接损伤,非肺源性脓毒症引起肺间接损伤[22]。在动物模型和患者中,肺直接损伤的特征是更严重的肺上皮损伤,而肺间接损伤的特征是更严重的全身内皮损伤[24–26]。然而,间接性ARDS与直接性ARDS相比是否存在更严重的糖萼破坏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在非肺源性脓毒症小鼠模型中,糖萼降解促进急性肺损伤,人体研究已显示糖萼降解与肺水肿发生之间的关联[27, 28],这些发现支持糖萼降解与ARDS之间的关联。此外,一项纳入17例急性呼吸衰竭患者的研究显示,直接性与间接性急性呼吸衰竭原因患者之间循环糖胺聚糖的总体模式存在差异,提出了糖萼降解是否因肺损伤机制不同而不同的问题。然而,该研究未测定syndecan-1,也未报告患者是否符合ARDS的临床标准[29]。
为解决这些知识空白,我们设计了本研究以检验以下假设:在脓毒症危重患者中,以血浆syndecan-1水平衡量的糖萼破坏程度与ARDS的发生相关,且与非肺源性脓毒症相比,肺源性脓毒症的糖萼降解更为广泛。我们进一步假设糖萼降解程度与其他器官功能障碍及不良临床结局(包括院内死亡率)相关。最后,我们假设中性粒细胞活化可能促进syndecan-1从内皮细胞表面酶切脱落,并通过测定髓过氧化物酶(MPO,一种中性粒细胞活化的循环标志物)来检验这一假设[26]。
方法
研究设计与患者选择
我们在验证性急性肺损伤生物标志物用于诊断(VALID)研究内开展了一项回顾性观察性研究。VALID是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自2006年起在范德堡内科、外科、创伤和心血管ICU连续纳入危重患者[30]。患者在ICU第2天早晨纳入,前提是当日不转出ICU。纳入时获取血浆用于生物标志物测定。收集前四个ICU日的全面临床数据,包括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II(APACHE II)[31]、每日实验室值、血流动力学、呼吸机设置、药物以及严重脓毒症、ARDS和其他器官衰竭的每日表型评定。VALID研究经范德堡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尽可能从患者或其代理人处获取知情同意;机构审查委员会亦对本项最小风险研究批准了免除知情同意。
在本研究中,纳入VALID研究中符合Sepsis-2严重脓毒症标准[32]的内科ICU患者,条件为基于APACHE II评分≥25且需要机械通气而属于ARDS高危人群,并有纳入日采集的枸橼酸化血浆可用于syndecan-1测定。肺炎或胃内容物误吸的患者归类为肺源性脓毒症,其余患者归类为非肺源性脓毒症[29]。
ARDS及非肺部器官衰竭的定义
ARDS及ARDS严重程度(轻度、中度、重度)每日依据柏林定义[33]评估,由两名医师研究者对所有胸部X线片、血气及临床数据进行共识审阅。若无血气可用,则使用SpO2/FiO2比值评估ARDS的存在及严重程度[34]。连续至少两个研究日符合ARDS标准的患者被认为患有ARDS;仅1天或两个非连续日符合ARDS标准的患者被认为ARDS状态不确定,从研究中排除。在4个研究日中任何一天均不符合ARDS标准的患者纳入非ARDS组。有证据表明肺水肿为原发性心源性原因的患者从本研究中排除[35]。循环、凝血、肝脏和肾脏衰竭的定义基于布鲁塞尔标准[36]。死亡率分析以院内死亡率作为终点。
生物标志物的选择与检测
由于内皮糖萼功能障碍与脓毒症动物模型中的急性肺损伤相关[24],且多配体蛋白聚糖-1(syndecan-1)是已充分记载的内皮损伤标志物[37],我们选择多配体蛋白聚糖-1作为内皮糖萼损伤的主要标志物。
使用市售ELISA试剂盒(多配体蛋白聚糖-1,货号ab46506,Abcam,剑桥,马萨诸塞州,美国)或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髓过氧化物酶,Meso Scale Discovery,罗克维尔,马里兰州,美国),对在入组VALID研究当天早晨收集并 thawed 的枸橼酸盐抗凝血浆样本中的多配体蛋白聚糖-1和髓过氧化物酶水平进行双份检测。
统计分析
分类变量以频率(百分比)报告。对于队列的临床特征,连续变量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报告,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卡方分析。对于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分析,因数据不呈正态分布,连续变量以中位数(下四分位数和上四分位数)报告,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s ρ测量。对于生物标志物水平,生物标志物四分位数与感兴趣结局之间的关联采用线性-线性关联检验评估。为确定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是否与院内死亡率独立相关,进行了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并将年龄和APACHE II评分(均为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作为协变量纳入[31, 38–41]。统计分析在SPSS Statistics版本24(IBM,阿蒙克,纽约)中进行。
结果
患者特征
我们研究了262例重症脓毒症危重患者。患者的人口学和临床特征总结于表1。在该组中,127例(48%)为非肺部脓毒症,135例(52%)为肺部脓毒症。与肺部脓毒症患者相比,非肺部脓毒症患者发生ARDS的可能性较低(44 vs. 59%,p = 0.03),更频繁需要血管升压药(64 vs. 51%,p = 0.05),但院内死亡率相似(38 vs. 34%,p = 0.61)。
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与ARDS风险
在整个队列中,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与ARDS诊断无显著关联(血浆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各四分位数间线性-线性关联p = 0.17)。然而,当仅考虑非肺部脓毒症患者时,较高的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与ARDS显著相关(p = 0.05,图1a)。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最高四分位数的患者中ARDS诊断率为50%,而最低四分位数为22%(p = 0.028)。在肺部脓毒症患者组中,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与ARDS无显著关联(p = 0.72,图1b)。
在ARDS患者中,非肺部脓毒症所致间接ARDS患者(n = 56)的血浆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显著高于肺部脓毒症所致直接ARDS患者(n = 79)(p = 0.017,图2a)。较高的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与更高的ARDS严重程度(中度或重度ARDS患者百分比)之间存在关联趋势,但仅在非肺部脓毒症所致ARDS的ARDS患者亚组中(图2b)。
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与非肺部器官衰竭
按四分位数划分的较高血浆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与布鲁塞尔器官衰竭评分所定义的循环衰竭存在(图3a,p = 0.016)、所需血管升压药数量(图3b,p < 0.001)或最初24小时液体平衡(图3c,p = 0.004)显著相关。当按入组时是否需要任何血管升压药对患者分组时,需要血管升压药者的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显著更高(中位数157,IQR 84–306 对 中位数84,IQR 52–180,p < 0.001)。按四分位数划分的较高血浆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还与研究入组时布鲁塞尔器官衰竭评分所定义的肝功能衰竭(图3d,p < 0.001)、肾功能衰竭(图3e,p = 0.004)和凝血功能衰竭(图3f,p = 0.004)显著相关。这些分析在整个患者队列中进行(n = 262)。相比之下,血浆乳酸水平与非肺部器官功能障碍无显著相关(数据未显示),尽管临床测得的乳酸水平仅在一部分患者中可获得(n = 74)。乳酸水平与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也无显著相关性(Spearman ρ = 0.181,p = 0.12)。
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与临床结局
在整个队列中,血浆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较高的患者住院期间死亡(图4a,p < 0.001)和住院期间需要肾脏替代治疗(图4b,p = 0.001)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多配体蛋白聚糖-1最高四分位数患者的院内死亡远比最低四分位数患者常见(48% 对 17%,p < 0.001)。在调整年龄和APACHE II评分的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中,较高的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还可独立预测院内死亡率(表2;多配体蛋白聚糖-1每对数增加的优势比1.85,95% CI 1.056–3.241)。
多配体蛋白聚糖-1水平与中性粒细胞活化
为了确定syndecan-1脱落是否与全身中性粒细胞激活的证据相关,我们测量了所有在syndecan-1测量后有足够血浆可用的患者的血浆MPO水平(n = 247)。血浆MPO水平仅与syndecan-1水平弱相关(Spearman's ρ = 0.21,p < 0.001)。在非肺源性脓毒症患者中,关联略强(Spearman's ρ = 0.294,p < 0.001)。Syndecan-1水平与白细胞总数无关(ρ = 0.064,p = 0.3)。
讨论
内皮糖萼的降解日益被认为是脓毒症病理生理学的重要 contributing 因素 [13]。多项研究表明syndecan-1水平升高作为脓毒症患者糖萼降解的标志物。在一项纳入150例患者的研究中,Steppan等人 [9] 将脓毒症患者和腹部大手术后患者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发现脓毒症患者的syndecan-1和炎症标志物水平最高。另外两项分别纳入18例 [42] 和20例 [11] 感染性休克患者的小型观察性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syndecan-1水平升高。然而,据我们所知,这是首项关于syndecan-1作为脓毒症患者ARDS和其他器官功能障碍风险生物标志物的大规模研究。同样,这也是首项评估该生物标志物与脓毒症死亡率独立关联的研究。我们的发现表明,在脓毒症患者中,以syndecan-1衡量的糖萼降解严重程度与器官功能障碍和死亡率强烈相关,但与我们的主要假设相反,仅与非肺源性脓毒症患者中ARDS的发生相关。
非肺源性脓毒症所致ARDS患者中syndecan-1水平高于肺源性脓毒症所致ARDS患者的发现,提示内皮糖萼降解在非肺源性脓毒症的病理生理学中可能更为突出。与这一发现一致,syndecan-1水平升高仅与非肺源性脓毒症患者中ARDS的发生相关。这些观察结果与我们先前的观察一致,即其他内皮损伤生物标志物如血管生成素-2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在非肺源性脓毒症间接ARDS患者中比肺源性脓毒症直接ARDS患者中升高更为明显 [24]。同样,Schmidt等人 [29] 报道的间接呼吸衰竭中硫酸乙酰肝素片段占优势,可能表明该患者群体中糖萼降解程度更大。综合来看,这些发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急性肺损伤间接机制中的内皮屏障损伤比直接机制更为严重。这些发现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最近一项纳入大量患者的研究发现,与直接ARDS(其中年龄和ARDS严重程度是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不同,在间接ARDS中,仅非肺部器官衰竭数量与死亡率独立相关 [43]。
ARDS的诊断仍基于临床标准,并不依赖潜在的病理生理机制[33]。因此,当前的定义识别出的是一组高度异质的患者,其急性肺损伤的潜在机制可能不同,对治疗的反应也可能不同。Calfee等人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报告称,可以识别出对实验性治疗反应不同的ARDS亚表型[44, 45]。当前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提供了证据,表明按内皮糖萼降解程度所定义的人类ARDS具有异质性。如果得到验证,syndecan-1可能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有助于进一步区分ARDS的分子表型。
另外,血浆syndecan-1水平可用于识别脓毒症患者亚组,以进行针对保护或恢复内皮糖萼的治疗。在严重创伤和失血性休克患者中,糖萼脱落会导致凝血功能障碍和纤溶扰动[8]。此外,近期证据提示,输注血浆可减少失血性休克中的syndecan-1脱落并重建糖萼[14]。本研究中仅22例患者在采血前接受了新鲜冰冻血浆输注,我们未发现接受血浆与syndecan-1水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数据未显示);然而,我们对此分析的检验效能较低。另一种可能影响糖萼的治疗是七氟烷,在缺血-再灌注损伤动物模型中已显示其可减少糖萼脱落和白细胞黏附[46–48]。
本研究具有若干优势,包括较大的样本量以及在作为母体VALID队列研究一部分的ARDS及其他器官功能障碍的前瞻性详细表型分析。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观察到的syndecan-1脱落与器官功能障碍及临床结局之间的关联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也未阐明糖萼脱落导致器官功能障碍的潜在机制。尽管我们假设中性粒细胞活化有助于syndecan-1从内皮细胞表面的酶切,但我们未发现MPO(一种循环中性粒细胞活化标志物)与syndecan-1水平之间存在强相关性。第二,我们通过要求APACHE II评分≥25分及机械通气,有意选择了病情更重、更可能发生ARDS的患者。选择这些纳入标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具有显著程度糖萼降解的患者的可能性。然而,这些发现可能不能推广至病情较轻的患者人群,也不一定适用于因非脓毒症原因而有ARDS风险的患者或外科危重症患者。最后,从当前研究无法得知syndecan-1水平升高中有多大比例是由于糖萼脱落增加所致,而非syndecan-1清除受损所致。如果syndecan-1主要在肝脏或肾脏清除,那么其水平升高与肝肾功能障碍之间的关联可能仅仅反映清除受损。然而,关于syndecan-1从循环中的清除所知甚少。在一项慢性肾脏病患者的研究中,血浆syndecan-1清除并非肌酐清除率的函数[49]。
总之,当前发现凸显了内皮表面层破坏在脓毒症器官功能障碍发病机制中的潜在重要性。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以在其他患者人群中验证当前发现,并确定与糖萼降解相关的器官损伤的精确机制。此外,本研究为越来越多的证据增添了内容,表明脓毒症和ARDS并非同质性疾病状态。进一步表征脓毒症中器官功能障碍和急性肺损伤的分子表型可能有助于未来更好地靶向治疗,包括针对保护和恢复内皮糖萼的治疗。
结论
总之,我们的研究在一个脓毒症危重患者队列中评估了内皮糖萼降解的严重程度及其对ARDS、非肺部器官功能障碍和死亡率的影响。与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反,syndecan-1水平升高仅在非肺部脓毒症患者亚组中与ARDS相关,提示非肺部脓毒症患者中糖萼的降解更为严重,并为越来越多的证据增添了支持,即ARDS直接和间接病因的潜在机制是不同的。无论脓毒症的病因如何,syndecan-1水平升高均与非肺部器官功能障碍和院内死亡率相关。总之,这些发现提示,测量脓毒症患者的syndecan-1水平可能有助于识别器官功能障碍和死亡高风险的患者,以及那些可能从旨在保护或恢复糖萼的治疗中获益的患者。
伦理批准和知情同意:VALID研究经范德堡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051065)。在入组前从患者或其代理人处获得知情同意。由于本观察性研究的风险极小,机构审查委员会对无法参与知情同意过程且无可用代理决策者的患者批准了知情同意豁免。
参考来源
- Murphy LS, Wickersham N, McNeil JB, et al. Endothelial glycocalyx degradation is more severe in patients with non-pulmonary sepsis compared to pulmonary sepsis and associates with risk of ARDS and other organ dysfunction. Ann Intensive Care. 2017. PMID: 28986821. doi:10.1186/s13613-017-0325-y
- 全文:PMC5630541(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63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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