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复苏、休克与脓毒症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儿科与产科急症

儿童脓毒症更新:综述

Update on pediatric sepsis: a review.
PubMed 文献 · J Intensive Care · 2017-07-20
一句话结论本综述汇总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后儿童脓毒症的定义、流行病学、血流动力学管理、抗菌药物及集束化治疗的新证据。

本文系统回顾了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发布后儿童脓毒症领域的新证据。内容涵盖脓毒症定义(SIRS标准受到质疑,成人Sepsis-3未适用于儿童)、流行病学(SPROUT研究显示严重脓毒症患病率8.2%、住院死亡率25%)、抗菌药物时机(超过3小时延迟与PICU死亡率升高相关,OR 3.92)、液体复苏(FEAST试验显示资源有限地区液体推注增加48小时死亡率,RR 1.45)、血管活性药物(肾上腺素与多巴胺比较的两项RCT)、糖皮质激素、体外治疗及ACCM-PALS集束化治疗依从性改善项目。作者认为儿童脓毒症管理有望进一步进展,但许多方面仍依赖专家共识和成人证据。

要点

  • SPROUT研究显示儿童ICU严重脓毒症患病率8.2%,住院死亡率25%,不同年龄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无差异。
  • 儿童严重脓毒症/脓毒症休克中,适当抗菌药物给药延迟超过3小时与PICU死亡率显著升高相关(OR 3.92,95%CI 1.27–12.06),但初始3小时内延迟未导致死亡率增加。
  • FEAST试验纳入3141例撒哈拉以南非洲严重感染和灌注受损儿童,任何液体推注(生理盐水或5%白蛋白)组48小时死亡率显著高于无推注组(RR 1.45,95%CI 1.13–1.86)。
  • 两项RCT比较肾上腺素与多巴胺作为儿童液体难治性脓毒症休克一线药物:Ventura等显示28天死亡率肾上腺素组7% vs 多巴胺组21%(p=0.033);Narayanan等显示1小时内休克缓解率肾上腺素组41% vs 多巴胺组13%(p=0.019),但死亡率无显著差异。
  • ACCM-PALS集束化治疗依从性改善项目可使液体复苏、血管活性药物和总集束依从性提高至100%,并与住院时间缩短相关。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儿童脓毒症患者,包括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涵盖婴儿至青少年(各研究纳入年龄范围不同,如1个月至18岁、60天至12岁、3个月至17岁等)。
  • SPROUT研究纳入26个国家128个中心的儿童ICU患者(<18岁)。
  • FEAST试验纳入撒哈拉以南非洲60天至12岁严重感染和灌注受损儿童。
  • 部分研究排除新生儿或仅纳入特定年龄范围,如Lukito等纳入1–8岁儿童,Scott等纳入<18岁儿童。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过去二十年脓毒症定义为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但该定义因纳入过轻病症而受到批评。
  • 成人Sepsis-3(2017年)将脓毒症重新定义为感染合并一个或多个器官功能障碍,器官功能障碍以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增加≥2分评估;该定义目前仅适用于成人。
  • 儿童SIRS标准中呼吸急促阈值与成人正常范围重叠(如6–12岁儿童18次/分,13–18岁青少年14次/分)。
  • 儿童各器官功能障碍的标准化标准未基于临床结局证据。
  • 医生临床判断与共识标准在严重脓毒症诊断中的一致性仅为中等水平,约三分之二。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儿童脓毒症初始管理推荐遵循ACCM-PALS算法(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推荐),包括早期识别、血管通路建立、静脉液体复苏至60 ml/kg、液体难治性休克使用血管加压药、抗菌药物给药。
  • Ventura等RCT中,多巴胺以5、7.5、10 μg/kg/min持续输注,肾上腺素以0.1、0.2、0.3 μg/kg/min持续输注,每20分钟上调剂量以达到预定血流动力学稳定标准,达到最大剂量后可依据医生判断更换另一种儿茶酚胺。
  • Narayanan等RCT中,多巴胺以10、15、20 μg/kg/min,肾上腺素以0.1、0.2、0.3 μg/kg/min,每10分钟上调剂量。
  • 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建议对液体难治性、儿茶酚胺抵抗性脓毒症休克且怀疑或证实绝对(经典)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儿童及时补充氢化可的松(grade 1A,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 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建议考虑使用利尿剂和肾脏替代治疗以避免液体过负荷超过总体重10%。
  • 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建议对难治性脓毒症休克儿童考虑体外生命支持(ECLS)作为血流动力学管理的最后手段。
  • FEAST试验中液体推注为生理盐水或5%白蛋白。
  • SPROUT研究多变量分析显示白蛋白使用与PICU死亡率显著相关(校正OR 2.50,95%CI 1.54–4.05)。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儿童严重脓毒症/脓毒症休克中,适当抗菌药物给药延迟超过3小时与PICU死亡率显著升高相关(OR 3.92,95%CI 1.27–12.06)。
  • FEAST试验中任何液体推注(生理盐水或5%白蛋白)组48小时死亡率显著高于无推注组(RR 1.45,95%CI 1.13–1.86)。
  • SPROUT研究中实体器官/干细胞移植儿童死亡率最高(48.2%),其次为恶性肿瘤(41.3%)、肾脏疾病(38.2%)、血液/免疫疾病(37.7%)。
  • Schlapbach等多变量分析显示与死亡率显著相关的因素包括:肿瘤性疾病(OR 1.95,95%CI 1.41–2.69)、骨髓移植(OR 2.80,95%CI 1.76–4.44)、慢性神经系统疾病(OR 1.76,95%CI 1.23–2.52)、慢性肾衰竭(OR 3.22,95%CI 1.43–7.24)、PICU入住第一小时内机械通气(OR 3.77,95%CI 2.97–4.77)、体外膜氧合使用(OR 2.47,95%CI 1.46–4.16)、肾脏替代治疗(OR 4.68,95%CI 3.43–6.40)、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并发症(OR 1.53,95%CI 1.01–2.32)。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文为综述,汇总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发布后儿童脓毒症领域的新证据。
  • SPROUT研究为2013年全球协作横断面研究,纳入26个国家128个中心儿童ICU(<18岁),严重脓毒症患病率8.2%,住院死亡率25%,不同年龄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无差异。
  • FEAST试验为迄今最大儿童液体推注RCT,纳入3141例撒哈拉以南非洲60天至12岁严重感染和灌注受损儿童,任何液体推注(生理盐水或5%白蛋白)组48小时死亡率显著高于无推注组(RR 1.45,95%CI 1.13–1.86);白蛋白推注组与生理盐水推注组48小时死亡率无差异(10.6% vs 10.5%,RR 1.00,95%CI 0.78–1.29),4周死亡率无差异(12.2% vs 12.0%,RR 1.01,95%CI 0.80–1.28)。
  • Ventura等RCT纳入120例1个月至15岁液体难治性脓毒症休克儿童,肾上腺素组28天死亡率7% vs 多巴胺组21%(p=0.033);多变量分析多巴胺与死亡相关(OR 6.5,95%CI 1.1–37.8)和医疗相关感染相关(OR 67.7,95%CI 5.0–910.8)。
  • Narayanan等 pilot RCT纳入60例3个月至12岁液体难治性低血压「冷」脓毒症休克儿童,肾上腺素组1小时内休克缓解率41% vs 多巴胺组13%(p=0.019),死亡率无显著差异(肾上腺素组48% vs 多巴胺组58%,p=0.605)。
  • Weiss等回顾性研究纳入130例PICU严重脓毒症或脓毒症休克儿童,适当抗菌药物给药延迟超过3小时与PICU死亡率显著升高相关(OR 3.92,95%CI 1.27–12.06),无器官功能障碍天数更少(16 vs 20天,p=0.04);初始3小时内延迟未导致死亡率增加。
  • Scott等前瞻性队列纳入77例<18岁严重脓毒症儿童,血清乳酸在初始测量后2–4小时内恢复正常(<2 mmol/L)者48小时内持续器官功能障碍风险显著降低(RR 0.46,95%CI 0.29–0.73);仅乳酸清除率超过初始水平10%者未显示器官功能障碍显著减少。
  • Masarwa等系统评价纳入3项RCT比较血管加压素/特利加压素与常规治疗在0–18岁难治性休克儿童中,血管加压素/特利加压素使用与死亡率无关联(RR 1.19,95%CI 0.71–2.00;I²=28%),组织缺血有非显著但令人担忧的增加趋势(RR 1.48,95%CI 0.47–4.62;I²=0%)。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综述,汇总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发布后儿童脓毒症领域的新证据。
  • 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中许多推荐和建议仍基于低质量证据和专家共识,有时仅基于成人脓毒症证据。
  • 最新版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未包含儿童脓毒症管理的具体描述。
  • FEAST试验结果受到研究人群中疟疾高流行(57%)和严重贫血(血红蛋白<5 g/dL,32%)及液体过负荷识别不足的影响,但事后分析和预设亚组分析与之矛盾。
  • Gelbart等系统评价仅发现3项RCT和8项观察性研究,研究方法学和发现异质性太大且样本量小,无法进行Meta分析。
  • Jian等Meta分析中所有RCT均在疟疾高发的发展中国家进行,FEAST试验占很大比重。
  • Rimmer等Meta分析显示脓毒症儿童血浆置换无生存获益(n=66,RR 0.96,95%CI 0.28–3.38),但该Meta分析把握度不足。
  • 所有ACCM-PALS集束化治疗依从性研究均为单中心、前后对照或回顾性设计;原文未报告其他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儿童脓毒症初始管理推荐遵循ACCM-PALS算法(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推荐),包括早期识别、血管通路建立、静脉液体复苏至60 ml/kg、液体难治性休克使用血管加压药、抗菌药物给药。
  • 儿童严重脓毒症/脓毒症休克中,适当抗菌药物给药延迟超过3小时与PICU死亡率显著升高相关,提示应尽早给予适当抗菌药物。
  • FEAST试验显示资源有限地区液体推注(生理盐水或5%白蛋白)增加48小时死亡率,但该设置与发达国家不同;在发达国家,继续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建议的当前实践以及审慎使用白蛋白是合理的。
  • 肾上腺素与多巴胺比较的两项RCT可能表面提示肾上腺素正在取代多巴胺成为儿童脓毒症休克一线药物,但作者认为它们只是比较了两种血流动力学管理方案而非两种药物;普遍应用单一药物作为一线可能有害,后续细致优化血流动力学支持不可避免。
  • 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建议对液体难治性、儿茶酚胺抵抗性脓毒症休克且怀疑或证实绝对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儿童及时补充氢化可的松(grade 1A);作者认为仅对液体难治性、儿茶酚胺抵抗性脓毒症休克儿童考虑低剂量氢化可的松仍是合理的。
  • 作者认为需要精心设计的大型RCT来评估糖皮质激素在儿童脓毒症休克中的疗效,需实用目标人群、具体纳入/排除标准、不良事件报告和现实终点。
  • ACCM-PALS集束化治疗依从性改善项目可使液体复苏、血管活性药物和总集束依从性提高至100%并维持近100%,并与住院时间缩短相关。
  • 原文未据此给出其他推荐。

指南或共识出处

  •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guidelines (SSCG) 2008
  •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guidelines (SSCG) 2012
  •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guidelines 2016
  • American College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Pediatric Advanced Life Support (ACCM-PALS) algorithm
全文中译13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J Intensive Care. 2017 Jul 20;5:47. doi: 10.1186/s40560-017-0240-1

背景

脓毒症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影响许多儿童,无论其是否存在某些潜在的健康问题[1]。据称,即使在发达国家,脓毒症也是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人口统计学数据并未明确显示这一点,但许多被报告死于其他潜在疾病的儿童实际上直接死于脓毒症。

2008年[2]和2012年[3]的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SSCG)通过系统评价过程全面倡导了儿童脓毒症的管理。然而,遗憾的是,许多推荐和建议仍基于低质量证据和专家共识,有时仅基于成人脓毒症的证据。此外,最新版SSCG未包含儿童脓毒症管理的具体描述[4]。

本综述主要聚焦于SSCG 2012[3]之后发表的关于儿童脓毒症的最新知识和热点话题。

儿童脓毒症的定义

在过去二十年中,脓毒症一直被定义为“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成人和儿童均适用[5–7]。然而,这一定义长期以来因过于宽泛地纳入较轻的病症而受到批评,例如无任何器官功能障碍的流感病毒感染。事实上,Churpek等人揭示,近一半入住医院普通病房的成年患者在住院期间至少有一次满足两项或以上SIRS标准[8],而Kaukonen等人显示,约12%的存在某种感染且至少一个器官功能障碍的成人ICU患者SIRS标准为阴性,但其死亡率仍然相当高[9]。这些发现提示SIRS标准并非筛选高危患者的合适工具,而器官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或许可以替代SIRS来识别死亡风险较高的患者。

考虑到这些问题,2017年提出了新的脓毒症标准“Sepsis-3”,将脓毒症重新定义为感染合并一个或多个器官功能障碍[10]。器官系统功能障碍通过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增加2分或以上来评估。这一转变的主要目的是聚焦于更严重的患者,以便纳入未来的干预性研究[10]。

遗憾的是,目前脓毒症定义的这一变化仅适用于成人群体[10]。至于儿童的共识定义[7],除了对成人定义有类似批评外,还指出了其他问题,尤其是关于儿童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和器官功能障碍标准。例如,儿童SIRS标准中呼吸急促的阈值甚至与成人的正常范围重叠(如6–12岁儿童为18次/分,13–18岁青少年为14次/分)[7]。各器官功能障碍的标准化标准[7]并非基于与临床结局相关的证据。此外,几项研究显示,医生临床判断与共识标准在严重脓毒症诊断上的一致性仅为中等水平,约为三分之二[11–13],这显然表明当前基于SIRS概念的儿童脓毒症共识标准在识别临床高危患者方面并未发挥有效作用。强烈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儿童脓毒症应参照成人Sepsis-3,基于器官功能障碍评分重新定义[13, 14]。

流行病学

儿童脓毒症的流行病学因研究的时间、人群和诊断标准不同而各异。Watson等首次报告了1995年美国七个州19岁以下儿童严重脓毒症的基于人群的发病率和结局[1]。发病率为每年每1000名儿童0.56例,婴儿中最高(每1000名5.16例),并随年龄增长显著下降(10–14岁儿童中每1000名0.20例)。其住院死亡率为10.3%,随年龄变化不大,且在伴有某些合并症的儿童中更高。

最近,来自美国的两项研究增添了新发现。Hartman等对与Watson研究[1]相同的人群进行随访,报告称1995年至2005年间患病率稳步上升了81%,2005年达到每1000名儿童0.89例[15]。另一方面,该十年间病死率从10.3%降至8.9%[15]。基于美国44家儿童医院的住院数据库,Balamuth等发现2004年至2012年间,所有住院儿童(18岁及以下)中严重脓毒症的患病率从3.7%增至4.4%[16]。令人惊讶的是,两个诊断人群的死亡率存在显著差异(21.2% vs. 8.2%),一个使用国际疾病分类第9版临床修改版(ICD-9)的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编码,另一个使用ICD-9感染编码加至少一个器官功能障碍(改良Angus标准[17])[16]。利用同一数据库,Ruth等显示这些医院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中严重脓毒症的患病率为7.7%(2004年6.2%至2012年7.7%),相关死亡率为14.4%(2004年18.9%至2012年12.0%;出生至19岁)[18]。

最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儿科重症监护登记处(由9个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和22个综合ICU组成)发布了一项大规模流行病学数据。Schlapbach等人对该登记处2002年至2013年间(<16岁)的数据进行了回顾性研究,证明浸润性感染、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分别占ICU总收治人数的6.9%、2.9%和2.1%。各诊断组的ICU死亡率分别为3.9%、5.6%和17.0%,远高于儿童总体ICU死亡率的3.0%。此外,将研究期间的后半段与前半段进行比较,浸润性感染(比值比(OR)0.72,95%置信区间(CI)0.56–0.94)和脓毒症(OR 0.66,95% CI 0.47–0.93)的风险校正死亡率显著下降,但脓毒性休克(OR 0.79,95% CI 0.61–1.01)则未显著下降[19]。

2013年,在26个国家的128个中心开展了一项全球协作横断面研究,涵盖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SPROUT研究)[20]。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证明,ICU(<18岁)儿童中严重脓毒症的患病率为8.2%,相关住院死亡率为25%,且不因年龄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有所差异[20]。此外,该研究还揭示了患者人口学特征、感染性疾病特征以及治疗干预的详细信息[20]。进一步地,通过对SPROUT研究进行亚组分析,比较欧洲PICU与美国PICU的患者,提示在发达世界中PICU床位的可用性可能影响严重脓毒症儿童的死亡率[21],正如在成人脓毒症患者中的发现一样[22]。表1展示了来自发达世界的近期儿童脓毒症流行病学研究,包括来自日本PICU[23]和意大利PICU[24]的数据。

这些新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还报告了基础疾病和感染部位。Hartman等报告,与2000年和1995年相比,2005年伴有基础合并症的严重脓毒症患儿比例下降(2005年为49.7%,2000年为58.8%,1995年为63.3%)。神经肌肉、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是那些年份中最常见的合并症。2005年感染部位的确定频率低于2000年和1995年(2005年为54%,2000年为74%,1995年为80%;p < 0.001),尤其是在新生儿中。呼吸道感染占所有已确定病例的近一半(2005年为48.9%,2000年为45.0%,1995年为47.1%),是最常见的感染部位,其次是菌血症(2005年为18.1%,2000年为26.6%,1995年为20.7%)[15]。Ruth等从其多中心数据库中揭示,至少有一种合并症的严重脓毒症患儿比例从2002年的64.9%增至2012年的76.6%(p < 0.001),远高于美国此前的全国估计值(49.0% [1]),且这些患儿的病死率高于无任何合并症的患儿(15.8% vs. 10.4%,p < 0.001)。在调整年龄和器官功能障碍后,患有恶性肿瘤的儿童被证明死亡 odds 高于无恶性肿瘤者(OR 1.93,95% CI 1.79–2.08)。同样,血液/免疫系统疾病(OR 1.49,95% CI 1.35–1.64)和心血管疾病(OR 1.41,95% CI 1.33–1.50)被发现是死亡的危险因素。91.5%的患者记录了推测的感染部位,以血流和呼吸道最常见(分别为67.8%和57.2%)[18]。Schlapbach等通过多因素分析显示,与儿童脓毒症死亡显著相关的因素为肿瘤性疾病(OR 1.95,95% CI 1.41–2.69)、骨髓移植(OR 2.80,95% CI 1.76–4.44)、慢性神经系统疾病(OR 1.76,95% CI 1.23–2.52)、慢性肾功能衰竭(OR 3.22,95% CI 1.43–7.24)以及严重程度标志物。严重程度标志物包括入住PICU后第一小时内实施机械通气(OR 3.77,95% CI 2.97–4.77)、使用体外膜氧合(OR 2.47,95% CI 1.46–4.16)和肾脏替代治疗(OR 4.68,95% CI 3.43–6.40),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并发症(OR 1.53,95% CI 1.01–2.32)[19]。与这些发现相反,SPROUT研究显示,存在任何合并症并未显著影响PICU病死率(p = 0.35)。然而,病死率在实体器官/干细胞移植患儿中最高(48.2%),其次为恶性肿瘤(41.3%)、肾脏疾病(38.2%)和血液/免疫系统疾病(37.7%)。该研究还显示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呼吸道(40%)和血流(19%)[20]。

据推测,这些研究之间流行病学数据和危险因素的差异可能源于研究人群、诊断定义和数据库精确性的差异。

表1 自2003年以来发达国家多中心研究中儿童脓毒症的流行病学 查看原表 ↗

抗菌药物

早期给予抗生素以及通过液体复苏和正性肌力/血管升压药支持实现血流动力学稳定,犹如车辆的两个车轮,是脓毒症初始管理的基石。Kumar等人在其回顾性队列研究中出色地表明,在持续性或复发性低血压发生后,越早给予适当的抗生素与成人脓毒性休克患者更高的生存率相关[25]。在儿童脓毒症中,Weiss等人最近报告了类似的结果[26]。他们回顾性研究了在其PICU中治疗的130例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儿,发现脓毒症识别后适当抗生素给药延迟超过3小时与PICU病死率显著增加相关(OR 3.92,95% CI 1.27–12.06;图1),且无器官功能障碍天数更少(16 vs. 20;p = 0.04)。即使在调整混杂因素后,这些关联仍然存在[26]。然而,应当牢记的是,在最初的3小时内,首次适当抗生素给药的延迟并未导致病死率增加[26],这与Kumar的成人研究[25]不同。

图1 从脓毒症识别到初始抗微生物药物给药的时间与生存比例。每个柱的阴影部分表示各时间间隔内的非存活者人数。引自参考文献[26]。(未经出版方Wolters Kluwer许可,禁止以印刷、数字或移动设备格式对该材料进行推广和商业使用。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healthpermissions@wolterskluwer.com。) 查看原图 ↗

血流动力学管理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

自Rivers等人在2001年发表所谓的“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并显示其可显著降低成人脓毒性休克的病死率(30.5% vs. 46.5%;p = 0.009)[27]以来,儿童脓毒性休克初始血流动力学管理的基石也一直是积极的液体复苏,随后对液体复苏无效的休克患者给予正性肌力/血管活性药物支持[2, 28, 29]。De Oliveira等人以随机对照试验方式研究了美国重症医学会-儿科高级生命支持(ACCM-PALS)流程(图2),其中包括持续SCVO2监测和红细胞输注,类似Rivers最初的EGDT,研究对象为102例严重脓毒症或液体复苏无效的脓毒性休克患儿(1月龄至18岁),并报告干预组生存率改善(28天病死率11.8% vs. 39.2%,p = 0.002)[30]。Sankar等人通过其纳入120例液体复苏无效的脓毒性休克患儿(<17岁)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也提示,即使间断测量SCVO2,与不监测SCVO2相比,也可能有助于提高生存率[31]。

然而,过去几年中,3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ProCESS[32]、ARISE[33]和ProMISe[34])以及1项荟萃分析[35]表明,对于成人脓毒性休克,不以持续SCVO2为目标的标准化血流动力学管理与EGDT同样有效。考虑到近期成人重症监护的趋势,原始形式的EGDT将不再应用于儿童脓毒症。

图2 美国重症医学会-儿科高级生命支持(ACCM-PALS)流程图。该流程图旨在对婴幼儿和儿童的血流动力学支持进行时间敏感、目标导向的逐步管理,并得到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的支持。引自参考文献[3]。(未经出版商Wolters Kluwer许可,不得以印刷、数字或移动设备格式对该材料进行促销和商业使用。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healthpermissions@wolterskluwer.com。) 查看原图 ↗

血流动力学评估与监测

关于替代监测,有研究提示乳酸清除率在评估脓毒性休克成人组织缺氧逆转方面不劣于SCVO2监测[36, 37],自2012年起这已成为拯救脓毒症运动集束化治疗的一部分[3]。脓毒症儿童可能也是如此。Scott等人最近利用其77例严重脓毒症儿童(<18岁)的前瞻性队列证明,在初始测量后2-4小时内血清乳酸恢复正常(<2 mmol/L)的患者在48小时内持续器官功能障碍的风险显著降低(相对危险度(RR)0.46,95% CI 0.29-0.73)[38]。另一方面,仅使乳酸清除率达到初始水平10%以上的患者并未显示出器官功能障碍的显著减少[38]。

此外,随着脓毒症相关心肌功能障碍被更广泛地认识[39, 40],经胸超声心动图作为一种无创工具,在脓毒症儿童中反复评估血流动力学方面正受到更多关注。Sankar等人指出,在56例液体难治性脓毒性休克儿童(3个月至17岁)中,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的发生率高达41%,其死亡率为43%[41]。Raj等人 also 研究了30例脓毒性休克儿童和青少年(1个月至21岁),显示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舒张功能障碍及两者兼有的发生率分别为37%、33%和17%[42]。此外,Abdel-Hady等人利用其20例足月新生儿脓毒症队列提示,使用组织多普勒成像可更敏感地检测常规超声心动图遗漏的心肌功能障碍[43]。Basu等人还显示了应变超声心动图在脓毒性休克儿童(1-13岁)中检测心肌性能受损的效力,即使射血分数和缩短分数正常[44]。

尽管有所有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发现,遗憾的是,超声心动图指导管理的临床相关性,尤其是对预后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Ranjit等人在其48例脓毒性休克儿童(1个月至16岁)的前瞻性队列中提出,床旁超声心动图联合动脉压监测有助于识别脓毒症相关心肌功能障碍和未纠正的低血容量,进而调整液体和正性肌力药/血管升压药[45]。Haileselassie等人最近报告了其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中23例脓毒症儿童(<19岁)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与内部对照相比,脓毒症患者的纵向和环向应变均显著更差,且与较高的乳酸水平相关,但与ICU住院时间无关[46]。这些研究存在不可避免的偏倚风险,因此需要设计更好的更大规模研究来确立超声心动图指导的血流动力学管理在儿童脓毒症中的有效性。

液体反应性

在成人重症监护中,液体反应性被认为比前负荷本身(即血管内容量或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更重要,以预测负荷液体治疗的疗效并避免液体过负荷。对于机械通气的成人,若干动态参数有望用于评估液体反应性,如收缩压变异度(SPV)、脉压变异度(PPV)和每搏量变异度(SVV)。所有这些参数均源于对机械通气周期引起的动脉压波形变异的分析。最近发表的SSCG 2016也建议使用动态指标评估成人脓毒症患者的液体需求[4]。另一方面,Gan等人通过比较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对通气儿童中评估液体反应性的各种静态和动态指标进行了系统评价[47]。他们证明,几乎所有静态指标均无助于预测液体反应性,包括心率、动脉收缩压和中心静脉压。此外,令人失望的是,大多数动态指标,包括基于动脉波形的指标(即SPV、PPV和SVV)、下腔静脉直径和体积描记图,也缺乏预测价值,这与成人中的发现不一致。唯一可靠的参数是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测量的主动脉血流峰值速度呼吸变异度(ΔVpeak),其预测10 ml/kg负荷液体后每搏量增加超过15%。作者推测,与成人相比,儿童较高的胸壁和肺顺应性、更顺应性的动脉血管系统以及较低的心室顺应性可能影响动态变量的效力差异[47]。ΔVpeak预测液体反应性的可靠性在Desgranges等人的另一项系统评价中也在机械通气儿童中得到证实[48]。遗憾的是,迄今为止,ΔVpeak的最佳截断值尚未确定以区分有反应者和无反应者,因为在纳入的六项研究中这些值范围为7%至20%[48]。

被动抬腿(PLR)是一种评估液体反应性的简单操作,通过促进下肢静脉回流来实施“虚拟”液体负荷试验。近期三项实施良好的系统评价已证实,PLR在预测成人循环衰竭患者的液体反应性方面具有很高的有效性,无论患者是机械通气还是自主呼吸[49–51]。此外,当实施PLR时,心输出量、每搏输出量和主动脉血流等变量的变化比脉压变化更准确地预测液体反应性[50, 51]。另一方面,PLR仅在儿童中开展过一项研究[52]。Lukito等人招募了40名入住PICU的儿童(1–8岁),诊断多样,或接受机械通气或自主呼吸,研究显示PLR操作后心脏指数的增加与液体反应性显著相关[52]。

应当指出,脓毒症患儿在这些研究的参与者中所占比例有限[47, 48, 52],因此这些动态指标在儿童脓毒症血流动力学管理中的意义尚未明确。此外,在成人和儿童重症监护中,这些动态指标比静态血流动力学参数更能预测液体反应性的概念将不再受到质疑,但必须考虑到,迄今为止基于这些动态指标的血流动力学管理从未被验证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

液体管理

从液体复苏的角度来看,FEAST试验[53]自2011年发表以来引发了很大争议,该试验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液体推注治疗随机对照试验(RCT),纳入了3141例撒哈拉以南非洲严重感染伴灌注受损的儿童(60天至12岁)。与预期相反,该试验显示,作为初始干预的一部分接受任何推注液体(生理盐水或5%白蛋白)的患者48小时死亡率显著高于未接受推注液体的患者(RR 1.45;95% CI,1.13–1.86)[53]。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的一个合理原因是研究人群中疟疾(57%)或严重贫血(血红蛋白<5 g/dL,32%)的高患病率以及对液体过负荷的认识不足[54]。然而,他们对超额死亡机制的事后分析[55]以及预设的亚组分析[53]与这些解释相矛盾。推注组不良结局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交感神经介导的循环代偿迅速丧失、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参与,或资源有限环境下初始液体复苏后缺乏高级监测、机械通气和正性肌力/血管活性支持[56–59]。随后进行的儿童脓毒症液体推注治疗系统评价受到了FEAST试验的巨大影响[60],该试验发现了液体推注的有害效应。更近期,Gelbart等系统评价了住院儿童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29天至18岁)液体推注治疗的研究,排除了单一热带病原体(如疟疾和登革热)的研究[61]。他们仅发现三项RCT(两项来自印度,另一项来自巴西[30])和8项观察性研究(大多为回顾性)。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在方法学和结果上异质性太大,且样本量均较小,无法进行荟萃分析[61]。

关于复苏液体的类型,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SSCG 2012)并未表明等渗晶体液或胶体液哪一种更优[3]。然而,等渗晶体液与胶体液在生存率上的等效性仅基于三项针对登革热休克综合征儿童的随机对照试验(RCT)[62–64],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明显不同。在纳入大量疟疾儿童的FEAST试验中,白蛋白快速输注组与生理盐水快速输注组在48小时和4周死亡率方面无差异(48小时死亡率10.6%对10.5%,RR 1.00,95% CI 0.78–1.29;4周死亡率12.2%对12.0%,RR 1.01,95% CI 0.80–1.28)。如上所述,两个快速输注组的死亡率均显著高于无快速输注组[53],但这同样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当不同。Jian等近期发表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比较了白蛋白与其他液体在不同脓毒症人群液体复苏中的效果。他们证明,在脓毒症患儿中,白蛋白与其他类型液体相比对全因死亡率无显著影响(固定效应模型,RR 0.92,95% CI 0.74–1.14;随机效应模型,RR 0.55,95% CI 0.21–1.45)[65]。然而,不幸的是,必须牢记该荟萃分析所纳入的所有随机对照试验也均在疟疾患者比例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FEAST试验[53]在其中占很大比重[65]。另一方面,SPROUT研究发现,在调整年龄、性别、严重程度评分、地理区域和合并症数量后,白蛋白使用是PICU死亡率的显著危险因素(调整OR 2.50,95% CI 1.54–4.05)[20]。这些白蛋白用于脓毒症患儿的不良发现与成人脓毒症中无显著但更有利的发现形成对比[4, 66]。此外,基于成人脓毒症中的发现[67–69]和建议[4],从肾损伤角度考虑,也建议儿童避免使用合成胶体液。

考虑到这些事实,迄今为止,很难就儿童脓毒症管理中复苏液体的最佳剂量和类型提出任何推荐或建议。然而,至少在发达国家,继续采用SSCG 2012[3]所建议的现行实践以及合理使用白蛋白是合理的。显然需要设计良好的实用性随机对照试验来明确发达国家儿童脓毒症中复苏液体的最佳类型和剂量。

液体正平衡过多已被指出与危重症成人和儿童的不良结局相关[70]。然而,Abulebda等在一项利用美国多中心儿童感染性休克登记数据库(10岁及以下)的病例对照研究中提出,在采用新设计的儿童脓毒症生物标志物风险模型[72]进行分层的中危和高危组中,入住PICU后最初24小时的液体平衡和7天累积液体正平衡百分比均与死亡率或多器官功能障碍无关[71]。

正性肌力药/血管活性药

在感染性休克的强心/血管活性药物方面,去甲肾上腺素近来被视为成人一线用药,主要原因是心律失常事件较少[3, 73, 74]。在儿童感染性休克中,2012年SSCG发布时缺乏比较研究[3],该指南未指定任何强心/血管活性药物。幸运的是,过去几年发表了两项随机对照试验(RCT),比较多巴胺与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75, 76]。Ventura等人将120例液体复苏无效的感染性休克儿童(1月龄至15岁)随机分配接受多巴胺或肾上腺素持续输注[75]。研究药物每20分钟递增剂量(多巴胺5、7.5、10 μg/kg/min vs. 肾上腺素0.1、0.2、0.3 μg/kg/min),以达到预定的血流动力学稳定标准,达到最大剂量后可根据医生判断更换另一种儿茶酚胺。主要结局为28天死亡率,肾上腺素组显著低于多巴胺组(7% vs. 21%,p = 0.033)。此外,在多因素分析中,多巴胺与死亡(OR,6.5;95% CI,1.1–37.8)和医疗保健相关感染(OR,67.7;95% CI,5.0–910.8)相关[75]。Narayanan等人也进行了一项初步RCT,采用不同方案比较多巴胺与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多巴胺10、15、20 μg/kg/min vs. 肾上腺素0.1、0.2、0.3 μg/kg/min,每10分钟调整一次),纳入60例液体复苏无效的低血压“冷”型感染性休克儿童(3月龄至12岁)。主要结局为复苏第一小时内休克缓解率,肾上腺素组显著更高(41% vs. 13%,p = 0.019),但死亡率无显著差异(肾上腺素组48% vs. 多巴胺组58%,p = 0.605)[76]。这些RCT表面上可能提示肾上腺素正在取代多巴胺作为儿童感染性休克管理的一线药物,但更准确地说,它们只是比较了两种血流动力学管理方案,而非两种药物。事实上,Deep等人在36例前瞻性登记的液体复苏无效感染性休克儿童(排除新生儿)中揭示了就诊时两种不同的血流动力学模式[77]。总体而言,大多数社区获得性感染性休克儿童表现为“冷休克”,而所有医院获得性感染性休克儿童均表现为“暖休克”。然而,部分初始使用肾上腺素的“冷休克”患者需要去甲肾上腺素或后来换用米力农,而部分初始对去甲肾上腺素有反应的“暖休克”患者随后出现低心输出量并需要肾上腺素[77]。考虑到这些事实,普遍应用单一药物作为一线可能是有害的,对于感染性休克儿童的管理,随后精细优化血流动力学支持将是不可避免的。

自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SSCG)以来[3, 78],对于成人脓毒性休克伴儿茶酚胺抵抗性血管舒张性低血压的病例,建议使用血管加压素及其长效类似物特利加压素作为恢复最佳灌注压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显的临床获益,这些药物在儿童中的使用未获支持[3, 79, 80]。近期,Masarwa等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在因各种原因导致难治性休克的儿童(0~18岁)中比较了血管加压素和特利加压素与常规治疗[81]。他们引用了3项随机对照试验(RCT)[79, 80, 82],未发现使用血管加压素/特利加压素与死亡率之间存在关联(RR 1.19;95% CI 0.71~2.00;I²=28%)。他们还指出,在接受血管加压素/特利加压素治疗的患者中,组织缺血有增多趋势,虽无统计学意义但值得关注(RR 1.48;95% CI 0.47~4.62;I²=0%)[81]。这种疗效差异可能源于脓毒性休克患儿体内内源性血管加压素和和肽素水平的不同,与成人患者中存在的相对血管加压素缺乏相反[83]。此外,亚甲蓝也曾被建议作为儿茶酚胺抵抗性血管舒张性休克的另一种血管收缩剂[84],但尚未得到充分评估。

辅助治疗

在2012年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SSCG)的儿科考量中,建议对液体复苏无效且对儿茶酚胺抵抗的脓毒性休克患儿,以及疑似或证实存在绝对性(典型)肾上腺功能不全的患儿,及时补充氢化可的松,该建议评级为1A级,即在缺乏足够把握度试验的情况下仍为高质量证据支持的强推荐[3, 85, 86]。另一方面,当涉及糖皮质激素在儿科脓毒性休克中更为常见的危重症相关皮质类固醇功能不全情况下的疗效时,设计良好的研究极为匮乏[85, 86]。Menon等人近期对随机对照试验(RCT)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发现大多数试验是1996年之前发表在发展中国家关于登革休克的研究[87]。他们的荟萃分析显示,与未接受糖皮质激素者相比,接受糖皮质激素者在生存方面无获益[87]。此外,在SPROUT研究中,多因素分析显示使用糖皮质激素与死亡率显著相关(校正OR 1.58,95% CI 1.01–2.49)[20]。尽管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近期一项加拿大全国性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儿科重症监护医师(91.4%)会对已接受60 mL/kg液体且正在使用两种或以上血管活性药物的持续性休克患者给予糖皮质激素[88]。在该调查中,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也愿意将其持续性休克患者纳入未来的RCT,但同时他们回答,若患者病情恶化,许多人会开具开放标签的糖皮质激素[88],这暗示开展有效RCT可能存在潜在困难[89]。综合大量现有研究结果[90–95]及SSCG 2012成人建议[3],仅对液体复苏无效、对儿茶酚胺抵抗的脓毒性休克患儿考虑给予低剂量氢化可的松仍是合理的。绝对需要设计良好的大规模RCT,以务实的目标人群、具体的纳入/排除标准、不良事件报告和现实可行的终点指标来评估糖皮质激素在儿科脓毒性休克中的疗效[89](表2)。

近年来,已有研究探讨其他辅助治疗下体外疗法对儿童脓毒症的疗效,包括体外生命支持(ECLS)、肾脏替代治疗(RRT)和血浆置换(PE)。2012年SSCG建议对难治性脓毒性休克患儿考虑ECLS,作为血流动力学管理的最后手段[3],但该建议仅基于有限数量中心的经验[96–98]。近期,Ruth等利用美国多中心PICU数据库证实,脓毒症儿童中ECLS的使用率不断增加(2004–2008年为3.6%,2009–2012年为4.0%,均为严重脓毒症患者),尤其是2004至2012年间存在三个或以上器官功能障碍者(6.9–10.3%)。他们还报告,接受ECLS的患儿死亡率为47.8%,且呈逐渐下降趋势[99]。Smith等近期报告了9例中性粒细胞减少性脓毒症儿童接受ECLS的经验,生存率为44%,此前因预后悲观而视为禁忌[100]。关于RRT,Ruth等在其多中心PICU数据库中显示,19.0%的脓毒症儿童(0–18岁)接受了RRT,但2004至2012年间RRT的使用率显著下降。单独RRT的相关死亡率为32.3%,ECLS联合RRT为58.0%[99]。SSCG 2012建议考虑使用利尿剂和RRT以避免体液过载超过总体重10%[3],主要基于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101]。遗憾的是,该建议尤其是体液过载的阈值尚未在脓毒症儿童中得到充分验证[102–104]。PE在儿童脓毒症中的疗效亦不明确。Kawai等建议早期PE对其14例接受ECLS的儿童可能在器官功能障碍恢复和血流动力学状态方面有效[105],而Rimmer等进行的荟萃分析显示PE在脓毒症儿童中无生存获益(n = 66,RR 0.96,95% CI 0.28–3.38)[106]。遗憾的是,该荟萃分析检验效能不足。

表2 儿童脓毒症管理新增研究结果汇总 查看原表 ↗

“脓毒症集束化治疗”方案(ACCM/PALS算法)

在2012年SSCG中,提倡采用初始管理集束化方案以提高成人脓毒症治疗的执行质量[3]。最近开展的全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IMPreSS研究)证明了成人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遵循集束化方案治疗的生存获益[107]。在儿童脓毒症方面,SSCG专家组从2008年至2012年持续推荐遵循ACCM-PALS算法进行脓毒性休克的初始管理(图2)[29][2, 3]。该算法已在少数研究中被证明有效[30, 108–110],且其在临床环境中的依从性最近得到了更为积极的研究。Paul等人在其急诊科前瞻性调查了对五项算法时间特异性目标的依从性:早期识别、血管通路建立、静脉液体复苏达60 mls/kg、对液体难治性休克使用血管加压药以及抗生素给药[111]。他们发现对整体算法的依从率较低,仅为19%,对充分液体复苏和及时启用血管加压药的依从率分别为37%和35%。他们还揭示,依从组的住院时间显著短于非依从组(6.8天 vs. 10.9天,p = 0.009)[111]。他们随后启动了质量改进举措以提高对ACCM-PALS算法的依从性,特别关注在60分钟内及时进行达60 mls/kg的液体复苏[112]。通过对急诊科工作人员的积极干预,对液体、血管活性药物及整体集束化方案的依从性均得到改善,最终达到100%并此后维持近100%[112]。Long等人前瞻性开展了同类质量改进干预研究,聚焦于静脉血气采样、及时液体复苏和抗生素给药[113]。他们实现了静脉通路建立时间、抗生素给药时间和液体给药时间的显著缩短,更重要的是,住院时间显著缩短(干预前96小时 vs. 干预后80小时;风险比1.36,95% CI 1.04–1.80)[113]。另外几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提示了规范化初始管理对降低急性肾损伤并发症率[114]和某些器官功能障碍[115]的有益效果。应当注意,所有这些研究均为单中心、前后对照或回顾性设计,但为遵循“脓毒症集束化方案”所作的一切努力极有可能改善脓毒症患儿的治疗执行质量。

重症监护后遗症

如上所述,儿童脓毒症的死亡率在过去十年中似乎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儿童脓毒症幸存者的长期后遗症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RESOLVE 试验 [116] 的事后分析显示,在需同时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和机械通气的28天儿童脓毒症存活者中(入组时校正胎龄38周至17岁),多达34%的患者功能状态出现某种程度下降,其中18%至少存在中度残疾 [117]。他们还发现了与不良功能结局相关的危险因素:中枢神经系统和腹腔内感染来源、近期创伤、入组前接受过心肺复苏以及高严重度指数 [117]。SPROUT 研究显示,严重脓毒症儿童存活者中多达17%合并至少中度残疾,而28%至少存在轻度残疾 [20]。

Aspesberro 等人最近对儿童重症监护存活者(0-18岁)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的相关文献进行了专题综述 [118]。他们将入住 ICU 时存在脓毒症确定为不良 HRQoL 的关键决定因素之一。他们还发现,脑膜炎球菌脓毒性休克存活者在行为和情绪测量量表上得分较低,而脑膜脑炎合并脓毒症儿童在神经心理功能的多个方面有所降低 [118]。显然,脓毒症存活儿童正在为恢复病前表现而艰难努力。

结论

与“前 SSCG”时代相比,过去十年儿童脓毒症领域积累的证据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是,SPROUT 研究基于全球流行病学数据,为儿童脓毒症的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20, 119]。由于 SSCG 得到更广泛接受,死亡率似乎正在逐渐下降,尽管这一趋势尚未得到确凿验证。儿童重症医师必须牢记,并非所有脓毒症存活者都能恢复到病前水平的表现 [120]。理想情况下,应为儿童脓毒症存活者协调开展多学科纵向随访。此外,未来针对脓毒症儿童的临床研究应采用不仅包括死亡率、还包括长期 HRQoL 的结局指标,以全面评估脓毒症对儿童生活的影响。

参考来源

  1. Kawasaki T. Update on pediatric sepsis: a review. J Intensive Care. 2017. PMID: 28729906. doi:10.1186/s40560-017-0240-1
  2. 全文:PMC5518149(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518149/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