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中的急性肾损伤:从损伤到恢复——第5届巴黎国际重症监护会议报告
本文为法国重症医学会组织的第5届巴黎国际重症监护会议(2015年6月18-19日)报告,主题为「ICU中的急性肾衰竭:从损伤到恢复」。报告总结了AKI的定义与分期(RIFLE/AKIN/KDIGO)、流行病学(ICU中超过50%发生1期AKI,约10%需要RRT)、诊断工具(生物标志物、肾活检)、管理策略(液体、利尿剂、血管加压药、RRT模式与剂量)以及特殊情形(快速进展性肾小球肾炎、血栓性微血管病、肝肾综合征、心肾综合征)。会议还讨论了生物标志物组合、新的基线肌酐概念以及SLED等杂合RRT技术。
要点
- ICU中超过50%的患者在病程中发生1期AKI,2期和3期较少,约10%需要RRT;分期越高死亡和资源利用风险越高。
- 对于既往有高血压的脓毒性休克患者,高MAP目标(80-85 mmHg)较低MAP目标(65-70 mmHg)显著减少肌酐翻倍(38.8% vs 52.0%,p<0.05)和RRT需求(31.7% vs 42.2%,p<0.05)。
- 利尿剂未能显示预防AKI、减少RRT需求或加速肾功能恢复的益处:系统评价中利尿剂与生存无关(RR 1.02;95%CI 0.86-1.19),与RRT需求减少无关(RR 1.12;95%CI 0.93-1.34)。
- 液体超负荷(超过入院体重10%)与AKI患者和无AKI患者的死亡风险增加相关;液体超负荷患者AKI风险增加且AKI恢复减少。
- 脓毒性AKI患者使用高截留点膜CVVH较传统CVVH在48小时降低IL-6、IL-1ra和CRP,并显著降低SAPS II评分和血管加压药需求,提示细胞因子清除的临床益处。
适用人群与场景
- ICU危重患者,包括社区获得性AKI和医院获得性AKI;医院获得性AKI预后更差且常为医源性。
- 脓毒性休克患者,特别是既往有高血压病史者使用高MAP目标可能获益。
- 肝硬化合并AKI/肝肾综合征患者。
- 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合并肾功能恶化(2型心肾综合征)患者。
- 快速进展性肾小球肾炎、血栓性微血管病等特殊肾脏疾病患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AKI诊断与分期采用RIFLE/AKIN和KDIGO分类系统,基于血清肌酐和尿量的变化;具体界值见原文Table 1(原文未列出表格具体数值)。
- 基线肌酐:应基于AKI事件前>90天的最低值,用于定义患者基础肾脏健康状态;参考肌酐:用于诊断AKI,应为事件前90天内最接近事件的最低值。
- 肝硬化AKI:肌酐较基线升高>50%或48小时内升高>26.5 µmol/L;1型肝肾综合征为AKI的特殊形式;2型肝肾综合征为CKD的特殊形式(GFR<60 ml/min超过3个月)。
- 慢加急性肾衰竭(AoCRF):基础GFR<60 ml/min超过3个月的患者,肌酐较基线升高>50%或48小时内升高>26.5 µmol/L。
- 肝肾综合征诊断标准:符合AKI诊断、48小时干预无反应、无休克、近期未使用肾毒性药物或造影剂、无宏观实质性疾病征象(尿蛋白≤500 mg/天、无镜下血尿、肾脏超声正常)。
- 脓毒性休克MAP目标: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指南推荐(1C级,强推荐基于低水平证据)MAP目标>65 mmHg;并指出最佳MAP应个体化,动脉粥样硬化和/或既往高血压患者可能需更高MAP。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脓毒性休克既往高血压患者:SEPSISPAM试验中高MAP目标(80-85 mmHg)较低MAP目标(65-70 mmHg)显著减少肌酐翻倍(38.8% vs 52.0%,p<0.05)和第1-7天RRT需求(31.7% vs 42.2%,p<0.05);无既往高血压患者提高MAP目标无获益;28天死亡率无差异;高MAP组新发房颤更常见。
- 肝硬化1期AKI:去除可疑肾毒性药物、治疗低血容量和脓毒症;低钠血症应停用利尿剂。
- 肝硬化2-3期AKI:停用利尿剂(若尚未停用),白蛋白1 g/kg用2天;若符合肝肾综合征标准,开始血管收缩剂治疗。
- 肝肾综合征血管收缩剂:特利加压素起始剂量0.5 mg每6小时一次,可增至1 mg每6小时一次;去甲肾上腺素与特利加压素随机对照试验显示等效。
- 血栓性微血管病:血浆治疗应尽快开始,通常血浆置换60 ml/kg/天直至血小板计数正常;若诊断TTP且血小板未快速正常化,应考虑利妥昔单抗;补体介导HUS应使用依库珠单抗;志贺毒素诱导HUS无证据支持血浆置换、激素或依库珠单抗有用;严格控制高血压。
- 快速进展性肾小球肾炎:需要大剂量激素、血浆置换和环磷酰胺积极治疗;ANCA相关血管炎中血浆置换改善肾功能和肾脏预后但不改善生存;利妥昔单抗在轻中度疾病中与环磷酰胺结果相似。
- 液体管理:基于Surviving Sepsis指南,初始液体复苏为30 ml/kg液体推注,随后维持液体以维持足够心输出量和组织灌注;液体超负荷阈值为超过入院体重10%。
- 肾脏替代治疗血管通路:右颈内静脉历史上被视为金标准;避免锁骨下静脉(大导管插入小静脉血栓风险增加);股静脉应避免或作为紧急情况最后选择;CATHEDIA研究提示股静脉和颈静脉并发症风险和透析质量相似,例外情况:处方血流>200 ml/min时优先右颈内静脉;BMI>28、股部污染或患者可走动时避免股静脉;气管切开或颈部污染时避免颈静脉。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液体超负荷(超过入院体重10%)与AKI患者和无AKI患者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且与AKI风险增加和肾脏恢复减少相关。
- 中心静脉压升高>12 mmHg与严重脓毒症患者肾功能恶化风险相关。
- 肾活检严重不良事件(休克或需要>2单位红细胞)发生率12%,一例死亡,比肾内科高十倍;血小板计数低于200 G/L时不良事件率显著增加。
- 快速进展性肾小球肾炎中Goodpasture综合征肺出血可危及生命。
- 血栓性微血管病需快速开始血浆治疗,延误可导致不可逆肾损伤。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会议报告总结了8个部分:诊断与评估、新旧诊断工具、RRT剂量、液体管理、特殊情形等。
- ICU中超过50%患者发生1期AKI,2期和3期较少,约10%需要RRT;分期越高死亡和资源利用风险越高。
- 两项大型前瞻性多中心国际研究显示AKI异质性:新兴国家患者更常见肾小球肾炎和急性间质性肾炎,发达国家更常见肾前性AKI、脓毒症和急性肾小管坏死;新兴国家住院死亡率增加两倍以上,幸存者肾脏恢复率低三倍。
- SEPSISPAM试验(778例脓毒性休克患者)按既往高血压分层:高MAP组(80-85 mmHg)既往高血压患者肌酐翻倍38.8% vs 低MAP组52.0%(p<0.05),RRT需求31.7% vs 42.2%(p<0.05);无既往高血压患者无获益;28天死亡率无差异;高MAP组新发房颤更常见。
- 利尿剂系统评价(876例):利尿剂与生存无关(RR 1.02;95%CI 0.86-1.19),与RRT需求减少无关(RR 1.12;95%CI 0.93-1.34)。
- 肾活检研究(法国10年15个ICU,133例活检):约半数患者有急性肾小管坏死以外的特定诊断,最常见为新月体性肾小球病伴血管炎(多为ANCA相关血管炎)、血栓性微血管病和急性肾小球肾炎(多与心内膜炎相关);活检结果影响治疗决策41-71%。
- SLED荟萃分析(7项RCT和10项观察性研究):SLED治疗AKI患者生存有轻度改善趋势(RR 0.86;95%CI 0.74-1.00),但单独分析RCT时无显著差异,证据弱。
- 高截留点膜研究:30例脓毒性AKI患者随机接受高截留点CVVH(n=20,膜 cutoff 60 kDa)或传统CVVH(n=10,膜 cutoff 30 kDa),后稀释置换量2.5 L/h;48小时高截留点组IL-6、IL-1ra和CRP血浆水平下降而传统组无变化;高截留点组SAPS II评分和血管加压药需求显著降低。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会议报告,汇总了观察性研究、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 SEPSISPAM试验为随机对照试验,778例脓毒性休克患者。
- 利尿剂系统评价纳入876例患者。
- SLED荟萃分析纳入7项RCT和10项观察性研究。
- 肾活检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法国15个ICU,10年期间133例活检。
- 高截留点膜研究为小样本随机对照试验(30例)。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于既往有高血压的脓毒性休克患者,可考虑将MAP目标设为80-85 mmHg以减少肾功能恶化和RRT需求,但需注意新发房颤风险增加;无既往高血压患者不建议常规提高MAP目标。
- 利尿剂不应用于预防AKI或加速肾功能恢复,因当前证据未显示获益且特定亚组可能有害。
- 应监测液体平衡,避免液体超负荷(超过入院体重10%),因其与死亡风险增加和肾脏恢复减少相关。
- 对于病因不明的AKI,肾活检可提供特定诊断(约半数患者有急性肾小管坏死以外的诊断)并影响治疗决策,但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12%,血小板计数低于200 G/L时风险增加。
- 脓毒性AKI患者使用高截留点膜CVVH可能降低炎症介质和血管加压药需求,但需进一步研究确认。
- 肝肾综合征患者可使用特利加压素(起始0.5 mg每6小时一次,可增至1 mg每6小时一次)或去甲肾上腺素。
- 血栓性微血管病应快速开始血浆置换60 ml/kg/天直至血小板正常;TTP可考虑利妥昔单抗,补体介导HUS使用依库珠单抗。
指南或共识出处
- 第5届巴黎国际重症监护会议报告(2015年6月18-19日),法国重症医学会组织。
-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指南(推荐MAP目标>65 mmHg,1C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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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与分类
疾病管理的进展需要对潜在组成部分、其自然史及对结局的影响进行系统测量。一种疾病能够被识别和分类的程度影响其作为一个独立疾病实体的 recognition,例如糖尿病或心肌梗死与综合征(如脓毒症或血管炎)的区分。直到最近,急性肾衰竭被认为是一种综合征,归类于由多种因素导致的肾前性、肾性和肾后性情况的简化框架中[1]。缺乏标准化定义导致该疾病报告存在显著差异,并造成了比较数据的缺乏。在过去15年中,该综合征被重新命名为急性肾损伤(AKI),并建立了以血清肌酐(SCr)和尿量(UO)变化为锚点的标准化诊断和分期标准来定义AKI[2]。RIFLE/AKIN和肾脏疾病:改善全球结局(KDIGO)分类系统基于识别与结局相关的肾功能参数的最小变化以及与更差结局递增风险相关的严重程度分级[3]。基于这些原则,当前的诊断和分期标准已被广泛接受并在多种环境中进行了有效性验证(表1),且已证明在与不良结局的关联方面表现良好[4, 5]。然而,我们当前的标准在多个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的考量和改进[3]。虽然肌酐升高是当前标准的标志,但多位患者就诊于医院或门诊时肌酐已升高而无可用的既往数值。缺乏“基线”肌酐使得难以建立参考点来确定是否发生了升高,也难以确定患者是否恢复。已提出多种不同方法来弥补缺失的基线值,包括基于人群常模估算肾小球滤过率(GFR)[6]、使用住院期间的最低肌酐值作为基线;然而,这些方法均已被发现会导致对AKI的高估或低估[7]。我们提出将“基线”肌酐与“参考”肌酐加以区分。前者用于定义患者潜在的肾脏健康状态,应基于AKI事件前>90天的最低值[8]。参考肌酐是用于确定AKI诊断的值,应在事件发生后90天内,且可以是该时间段内最接近所识别事件的最低值。这种方法允许将患者分类为新发AKI、慢性肾脏病(CKD)基础上的AKI或既往肾脏健康状态未知的AKI。肌酐值的短暂升高与比持续性变化(>48 h)更好的预后相关;然而,其死亡风险高于肌酐无任何变化的患者[4, 9]。当前定义也未将肌酐下降纳入AKI的标准。肌酐升高后随后下降的患者被认为是社区获得性AKI而非住院期间发生的AKI(医院获得性),且预后更好[10]。在危重患者中,影响肌酐测量的因素包括分布容积常被忽视,导致对肾功能不全程度的低估和管理延迟[11]。尿量(UO)的变化现已在多项研究中被验证为AKI的早期和敏感标准[12, 13]。然而,在实践中系统测量和记录UO一直较为困难,且鉴于感染风险导尿管常未置入。多种肾损伤生物标志物的可用性为AKI的识别和管理提供了新工具,令人振奋。多种生物标志物已被证明具有比肌酐更早识别肾损伤的预测能力,但尚未进入主流应用[14]。我们提出将生物标志物分为功能性标志物(如血清肌酐、血清胱抑素C、UO)和损伤性标志物(如Kim-1、NGAL、TIMP2和IGFBP3),并将它们联合测量以改善诊断分类并允许更有针对性的干预[15]。这些方法将允许确定生物标志物阳性而肌酐阴性的阶段,作为亚临床AKI的衡量指标。显而易见,尽管我们在定义和分期AKI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需要进行。我们拥有工具、知识和动力来继续探索这些领域,以改善患者的生活。
正常肾脏与病变肾脏中的肾储备功能(RFR)
肾功能一直基于GFR进行评估。尽管已确定健康受试者的GFR平均值,但单个个体中不存在正常GFR的概念。GFR代表肾功能的单点评估,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且可能并非真实滤过能力的可靠标志,因为在50%的肾单位丢失之前,GFR仍保持在正常范围内[16, 17]。
肾储备功能(RFR)代表肾脏对生理或病理刺激作出反应而增加GFR的能力。RFR在临床上可通过口服蛋白负荷或静脉输注氨基酸进行评估,其定义为口服或静脉蛋白负荷后峰值“应激”GFR与基线GFR之间的差值[18]。在不同特征的受试者中,RFR和基线GFR可存在显著差异(图1)。对于肾实质少于50%的患者,基线GFR和最大GFR通常相同,除非正在采用极低蛋白饮食[19]。
RFR可能是肾脏应激下“可招募”GFR程度的可靠标志。因此,其降低可能是健康个体肾脏脆弱性以及单次肾损伤后肾脏损害的最早期征象。
RFR可被考虑用于建立CKD的新分期。在基线GFR正常而RFR降低的情况下,该分期可命名为“0期”。采用RFR作为诊断“0期”CKD的临床参数,其依据恰恰在于临床证据表明RFR降低是肾功能下降的最早期亚临床征象。这种情况可能导致随后发生明显的CKD和长期并发症。在许多临床情形中,已有报道RFR降低与肾功能减退和疾病进展相关,且早于GFR下降:RFR随CKD进展而下降;在孕妇中,轻至中度高血压者的RFR低于血压正常的孕妇;高血压肥胖患者RFR较低;在肾功能正常且无尿液异常的血压正常系统性硬化症患者中,异常的RFR据报道与肌酐清除率下降超过5年、微量白蛋白尿以及系统性高血压的发生相关;在男性供肾者中,肾切除术后四周,剩余肾脏的GFR显著增加,但蛋白负荷后GFR未能升高,表明尽管GFR正常,RFR已丧失。
与CKD一样,AKI展望与未来方向的主要议题包括预防、尽可能 earliest 的诊断和准确的预后评估[2]。由于RFR尚未在AKI病程中得到验证,因此不能用于其诊断;此外,尚未评估RFR恢复至其“最佳可能”水平所需的时间范围。在这一点上,尚未确定肾功能是在AKI触发因素停止后立即恢复至其最佳可能基线,还是存在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功能失调但仍存活的肾单位保持功能失调,从而有可能创建诸如“顿抑肾单位”的概念,正如顿抑心肌代表一个已被充分认识的整体[20]。
此外,RFR测量在重症监护场景中也是有效的。RFR可能有助于评估对利尿剂的反应(即RFR较低的患者最可能对利尿剂无反应),其方式类似于肺泡可复张性测量可指示高PEEP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中实际改善氧合的程度,并有助于评估肾脏替代治疗(RRT)的启动,因为RFR较低的患者更可能需要RRT [21]。
考虑到这一点,在AKI的评估中增加一个新的“易感期”是合理的,因为识别1期AKI并不能基于客观的单一值标准来识别和分层AKI风险。此外,“易感期”AKI可用于指示那些在AKI后已失去基线RFR、因而即使在没有SCr或肾小管损伤生物标志物水平升高的情况下仍易发生新的AKI发作的患者 [22]。
总之,RFR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它代表了一种客观且动态的肾功能测量,可能有助于早期发现肾脏对急性或慢性肾损伤的易感性。它还可用于分层肾脏风险、评估最佳治疗措施,以及测量AKI后功能性肾脏恢复情况和CKD情况下的肾脏疾病进展。目前尚不清楚其在危重条件下的测量是否有效、RFR值是否可用于预测对特定治疗措施的反应及对肾毒性药物的易感性,以及其在预测单次AKI后长期肾功能丧失方面的价值程度。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多关于评估上述RFR应用的前瞻性临床试验 [23]。
ICU中AKI的流行病学:是否有任何变化?
在过去十年中,急性肾损伤(AKI)已成为影响危重症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随着RIFLE/AKIN/KDIGO诊断体系的发展[3],多项报告描述了ICU中AKI的流行病学特征。这些报告涵盖了行政数据集的描述、单中心和多中心队列的回顾性分析以及前瞻性队列研究[24–27]。跨中心比较数据一直较为困难;然而,一些共同主题已经浮现。目前认为AKI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既往认知,ICU中超过50%的患者在病程某一时点发展为1期AKI,而2期和3期AKI则明显较少,肾脏替代治疗(RRT)需求约为10%(表2)。该分期系统已被证明是良好的预后预测指标,无论何种临床环境,分期越高,死亡风险和资源利用风险越大。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增长、心力衰竭、肝衰竭和慢性肾脏病(CKD)以及贫血,以及暴露于肾毒性药物包括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和造影剂。感染、脓毒症、休克、需要机械通气以及手术是公认的AKI发生高危因素[28]。越来越多的认识表明,患者可能以AKI(社区获得性)入住ICU或在住院期间发生AKI(医院获得性)。后者与更差的预后相关,且常为医源性[10]。管理策略仍以支持性措施为主,侧重于液体输注、利尿剂、避免肾毒性药物以及最严重病例的RRT;然而,尚无针对肾脏的特异性措施取得成功[29]。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液体蓄积和超负荷导致不良预后,尽管其因果关系尚不确定。ICU中AKI后的肾功能恢复报道不一,因为在这方面没有标准定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AKI导致显著的CKD负担,长期随访研究报告肾脏结局不佳。两项大型前瞻性多中心国际研究提供了ICU患者AKI异质性的额外证据,并报告了基于可用资源的危险因素、病因、管理和结局方面的显著差异。Bouchard等[25]显示,新兴国家的患者更可能患有肾小球肾炎(GN)和急性间质性肾炎,而发达国家的患者报告的前肾性AKI、脓毒症和急性肾小管坏死发生率更高。居住在新兴国家与住院死亡率增加两倍以上以及幸存者肾脏恢复率降低三倍相关。Hoste等[24]发现了类似结果,与基础国民总收入存在显著关系。基于迄今为止积累的证据,显而易见AKI仍然是全球危重症患者的主要问题[30]。识别高危患者并结合新兴生物标志物促进的早期诊断以及通过电子病历进行监测,正被提出作为改善预后的机会[31]。迫切需要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来预防AKI及其后果;然而,这需要持续的多学科团队努力来优化和标准化AKI管理,以改变这一毁灭性并发症的结局。
ICU中肾活检的地位
AKI由多种全身性打击因素引起,如脓毒症、休克、肾毒性药物和大手术。事实上,在BEST研究[26]所分析的存在SCr升高的ICU患者中,绝大多数均可观察到这些打击因素。一篇文章描述了19例连续死于感染性休克的患者,并在死亡后立即对其进行系统性活检[32]。病理显示的肾脏病变包括不同程度的急性肾小管损伤、血管白细胞浸润、纤维蛋白沉积和凋亡。另一项研究报告了类似的病变[33]。因此,在存在AKI因素的情况下,可重复地观察到一致的肾脏病变模式(最常被称为急性肾小管坏死,尽管该术语过于简单化)。由于无法从该模式中得出治疗上的调整,因此在临床常规中不主张对此类患者进行肾脏取样。
然而,在ICU环境中使用AKI分期标准不应导致假定所有急性SCr升高的患者实际上都患有AKI。事实上,一些患者可能患有更具特异性的“肾脏病学”形式的急性肾衰竭,其及时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在BEST队列中,存在SCr升高的危重症患者中,12%的患者被识别出除常见AKI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26]。Uezono等人回顾了肾脏内科因急性肾衰竭进行的所有肾活检,观察到在65岁及以上的患者中,71%的最终诊断为新月体性GN[34]。在一组49例肾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活检中,最常见的活检发现为坏死性和新月体性GN(53%),其次为毛细血管内增生性GN(37%)[35]。
最近两项研究描述了在急性肾损伤(AKI)诊断存疑的重症监护室(ICU)患者中肾活检的诊断价值[36, 37]。这些回顾性研究在法国15个ICU中开展,历时10年。他们“仅”检索到133例活检(其中124例为自体肾),表明该操作实施得很少(研究期间这些ICU收治的患者超过100,000例)。在Augusto研究中,近90%的病例在超声引导下经皮行活检,少数患者接受CT扫描引导下活检或外科活检。两项研究中不良事件发生率范围为12%至22%,严重事件(休克或需要>2个单位红细胞)发生率相似,为12%,总体有1例死亡。这种严重不良事件的高频率是肾脏病学环境中观察到的十倍。在其中一项研究中,当血小板计数低于200 G/L时,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增加[36]。经颈静脉活检可能是高危患者经皮取样的一种有意义的替代方法,尽管尚无专门针对ICU患者使用该技术的研究。关于自体肾,两项研究显示了相似的诊断价值,约半数患者获得了除急性肾小管坏死以外的特异性诊断。这些诊断对ICU患者血肌酐(SCr)急性升高除AKI外应考虑的情况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见解。最常见的诊断是伴血管炎的新月体性肾小球病(大多数患者最终诊断为ANCA相关性血管炎)、血栓性微血管病和急性肾小球肾炎(GN)(多数病例与心内膜炎相关)。有趣的是,少数患者在肾活检中有终末期肾脏病变,表明他们最初被误诊为急性肾衰竭。活检结果在41%至71%的病例中被判定对治疗有影响(反映了对“影响”定义的不同)。尽管如此,在这两项研究中,最终诊断是否可通过替代方法(如血清抗体筛查组合或肾脏以外部位的活检)建立并未披露。这些替代方法可能具有很高价值。例如,在一项研究中,活检前对ANCA相关性GN的临床诊断100%正确,显示了ANCA检测的实用性[34]。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观察到一些因素与获得除急性肾小管坏死以外的病理诊断的更大可能性相关:任何提示系统性疾病(即关节炎)的肾外体征、肌酐升高前缺乏任何常见AKI因素、入院前发生血肌酐升高以及自身免疫/微血管病筛查的任何异常结果[36]。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识别应特别关注肾功能不全病因的患者。如果全面的非侵入性方法未能明确,则可考虑肾活检,同时权衡出血性不良事件的高风险。
通过肾多普勒评估肾血流量
尽管我们支持重要器官和复苏患者的能力不断提高,但ICU中AKI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很高。预测AKI发生的能力对于制定预防策略至关重要。AKI的早期诊断需要敏感且易于在临床实践中应用的标志物。使用多普勒超声评估肾灌注在许多肾脏疾病和ICU中日益增多。基于多普勒的肾阻力指数是一种简单、快速、无创且可重复的标志物,可能成为检测ICU中最有发生AKI风险的患者以及区分一过性与持续性AKI的有前景的工具。此外,阻力指数还可用于指导床旁改善肾灌注的治疗策略。超声领域的最新进展——对比增强超声(CEUS)——为在ICU中不仅评估肾脏大循环而且评估肾脏微循环提供了机会。CEUS可能成为ICU中评估肾灌注的一种精确且可重复的方法。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验证CEUS在ICU中的应用,并确定CEUS衍生指标的变化与肾功能标志物及结局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CEUS目前是一种研究工具,但也许将来CEUS可在常规临床实践中于床旁评估肾脏微循环。
新旧诊断工具: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这些工具
尿量
UO可能是评估肾功能最易获得的参数。KDIGO分类要求每小时测量UO。由于ICU患者通常留置导尿管,这一要求很容易满足。
遗憾的是,若干肾外因素可导致肾功能读数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例如,导尿管扭结可能 falsely 提示少尿,而使用利尿剂可造成肾功能良好的假象。此外,UO记录之间时间间隔的不一致可能妨碍对KDIGO标准的正确解读。
血清肌酐
在非ICU患者中,SCr主要由尿液清除率决定。然而,在ICU患者中,Cr产生量和分布容积的改变也会影响其浓度。Cr由肌酸代谢而来,肌酸以相对恒定的速率从肌肉释放。然而,卧床休息和危重病多发性肌神经病会减少肌肉量,从而降低SCr。此外,容量复苏和分布容积增加会稀释SCr。再者,清除率的变化只会延迟反映在SCr上。因此,单点SCr可能低估肾功能。
由于这些原因,AKI通过SCr的变化来定义(图2)。这需要了解基线SCr。如果无法获得,则建议使用基于MDRD的基线值。
UO和SCr:KDIGO标准
AKI 分期依据 SCr 或 UO 标准中较差的一项。这表明,根据 UO 标准分类的患者其 AKI 严重程度和结局与根据 SCr 定义时相似。然而,多项研究显示 UO 标准更敏感且与更好的结局相关;当患者同时满足某一分期的 SCr 和 UO 标准时,结局明显更差[13]。
AKI 嗅探器或针对 KDIGO 分期的电子警报
多项小型观察性研究显示,早期干预可改善结局。使用在满足 KDIGO 标准时发出警报的电子工具有所帮助。Wilson 等在全院环境中未能显示结局差异[39]。这一发现可能由警报后缺乏诊疗变更来解释。我们在 ICU 中发现,嗅探器警报导致更多和更早的干预,并且 AKI 进展减少的趋势[40]。这些相互矛盾的发现可能由 ICU 与全院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也可能由单中心设计来解释。
肾功能或 GFR
在门诊患者中,肌酐清除率(CCr)或估算 GFR(eGFR)可通过简单公式如 MDRD 或 CKD-EPI 评估。肌肉量和分布容积的改变限制了这些公式在 ICU 患者中的有效性,这解释了为什么 eGFR 在 ICU 患者中不够充分[41]。
因此,在 2 至 24 小时时间间隔内测量的尿 Ccr(尿 Cr × 尿量)/(SCr × 时间)仍然是 ICU 患者中评估肾功能的唯一可靠且简单的方法。
胱抑素 C
胱抑素 C 是一种由有核细胞产生并经 GFR 清除的小分子蛋白。因此其行为与 SCr 相似,但对肌肉量的依赖性较小。在 ICU 患者中,胱抑素 C 可比 SCr 提前 1–2 天检测到 AKI。然而,在心脏手术患者中其表现劣于 SCr。目前,其价格(为 SCr 的 5–10 倍)也限制了其日常使用。
肾前性 AKI 或一过性 AKI
有若干用于一过性 AKI 的尿液指标。最常用的是尿 Na+、Na+ 排泄分数(FENa)和尿素排泄分数。关于其使用的研究显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因此,目前我们不能推荐使用它们。
GFR 下降前的 AKI 检测:损伤
在 GFR 实际下降并导致 SCr 和 UO 变化之前,肾脏已暴露于应激和损伤。若干生物标志物可提示这一点,从而可能有助于 AKI 的早期识别。
在烧伤患者中,蛋白尿与 AKI 的发生强烈相关。在专家手中,所谓的尿沉渣评分也可提示 AKI 风险。
目前,我们还有两种新的生物标志物可供使用:NGAL 和 TIMP-2*IGFBP7。许多其他标志物如 KIM-1 和几丁质酶-3 样蛋白 1(CHI3L1)正在评估中。这些生物标志物可更早识别 AKI,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对 AKI 发病机制的新认识。此外,它们可能提示 RRT 的使用、肾脏恢复和长期结局。关于其使用的详细信息将在有关这些生物标志物正反辩论的章节中讨论。
新旧药物:利尿剂
利尿剂的生理效应可能有助于减轻肾损伤。呋塞米的作用是抑制髓袢升支粗段髓质部腔面细胞膜上的Na+/K+/Cl−主动协同转运泵。肾小管钠重吸收是一种高耗能机制,占已暴露于缺血性损伤的外髓质氧耗的大部分。动物和人体研究均表明,利尿剂可限制主动钠重吸收,最终降低相对髓质缺氧和氧耗(图3)[42, 43]。此外,在实验模型中,呋塞米已被证明可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的细胞凋亡[44]。
然而,这些理论上的益处仍有待临床验证。因此,尽管利尿剂被广泛使用[27, 45],但未能证明其在预防AKI、降低RRT风险或加快肾功能恢复方面有任何益处[46]。在最近一项评估利尿剂对876例患者影响的系统评价中,利尿剂使用与生存无关(相对风险1.02;95% CI 0.86–1.19),也与RRT需求减少无关(RR 1.12;95% CI 0.93–1.34)[46]。队列研究[27]和随机试验[47]甚至提示利尿剂在特定亚组中可能有害。然而,在解释这些阴性结果时,需考虑到缺乏足够把握度的随机对照研究(RCT)以及液体平衡变化或聚类效应等未纳入分析的变量。该领域有望取得若干进展。
首先,如上所述,鉴于现有研究存在高偏倚风险,利尿剂缺乏疗效的结论应有所缓和。针对AKI患者的大型且充分随机化的对照试验目前正在进行[NCT01275729, NCT00978354;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6月20日],应能终结该领域尚存的不确定性。
此外,利尿剂的若干特定用途正在评估中。袢利尿剂通过主动分泌进入肾小管腔,因此其作用依赖于肾小管功能[48]。对袢利尿剂负荷试验的反应可能反映肾小管损伤程度,并已被用于评估短期肾脏预后。在一项初步研究中,Chawla及其同事证明呋塞米负荷试验是进展至AKI III期或需要RRT的有力预测因子[48, 49]。此外,用于这些目的的利尿剂试验的表现优于大多数血清或尿液生物标志物[49]。尽管令人鼓舞,但必须注意,进展至AKI III期的患者尿量较低[48],在利尿剂试验前更可能已存在少尿,且更频繁地处于AKI II期[49]。呋塞米负荷试验的表现未针对这些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因此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这些有希望的结果。RENALGUARD系统已被开发出来,旨在通过利尿剂实现高UO,同时通过实时晶体液补偿维持液体平衡[50]。该系统已在预防造影剂相关肾病(CAN)方面进行了测试,结果令人关注[50]。然而,这种设备引导的“强制利尿”与利尿剂使用后尿肌酐排泄变化各自的影响仍有待阐明。尽管如此,该设备可能在需要增加肾小管流量并避免脱水以限制肾小管损伤的特定领域中有用,例如预防特定药物的肾毒性作用或肿瘤溶解综合征。最后,该设备可能为生理学研究提供机会,允许在确保中性液体平衡的同时评估利尿剂的肾脏保护作用。利尿剂最后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潜在价值仍在于限制液体过负荷。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正性液体平衡的有害效应[51]。近期研究不仅强调了正性液体平衡相关的不良结局,还强调了正性液体平衡对各种器官(包括肾脏)的负面影响。因此,肾脏淤血、间质水肿及随后的肾脏灌注变化可能参与AKI的发生发展。在这方面,利尿剂首先是已经有效且经验证的、能够调整液体平衡的药物。
尽管袢利尿剂已广泛使用半个世纪,但其在AKI患者中的潜在价值仍存在不确定性。现有证据不支持在床旁常规使用利尿剂来预防或治疗AKI。然而,生理学和初步研究明确强调了袢利尿剂潜在的肾脏获益。这些理论上的获益能否转化为临床相关获益仍有待证明。
优化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动脉压以预防ICU中的急性肾衰竭?
在脓毒性休克期间,优化动脉压以预防急性肾衰竭仍然是重症监护医生的挑战。最新的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52]推荐(1C级:基于低水平证据的强推荐)平均动脉压(MAP)目标应高于65 mmHg。然而,就器官灌注和功能障碍而言,支持这一阈值的循证数据很少。因此,指南通过强调“最佳MAP应个体化,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和/或既往高血压患者的MAP可能高于无心血管合并症的年轻患者”来缓和这一目标。休克复苏是在低血压风险(可能导致器官低灌注及随后功能障碍)与过度血管收缩(与更高的MAP目标相关,需要增加血管升压药输注速率,这也可能导致器官低灌注)之间的微妙平衡。因此,在避免与更高MAP和更高血管升压药需求相关并发症的同时预防急性肾衰竭的方法,将是确定脓毒性休克患者复苏的低MAP和高MAP阈值。
是否可能确定一个低MAP阈值以预防脓毒症休克患者复苏中的急性肾衰竭?
几项研究调查了MAP水平对急性肾衰竭的影响。因此,在一项纳入274例脓毒症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中,Dünser等[53]显示,如果ICU入院后最初24小时内MAP低于60 mmHg的时间与28天死亡率之间存在线性关联,那么当MAP低于75 mmHg时,肾脏替代治疗(RRT)需求最高。作者因此提出,可能需要更高的MAP来维持肾功能。更近期,Legrand等[54]显示,在后来发生急性肾衰竭的患者中,ICU入院后最初24小时内的舒张动脉压显著更低,同时中心静脉压更高。
是否可能确定一个高MAP阈值以预防与更高MAP和更高血管升压药需求相关的并发症,用于脓毒症休克患者的复苏?
几项前瞻性研究试图通过提高去甲肾上腺素输注速率来升高MAP,但其中大多数研究纳入的患者数量较少,随访时间短,且均未报告对肾功能有益处。在一项多中心试验的290例患者的事后分析中,该试验在休克期间将MAP维持在70 mmHg以上,Dünser等[55]显示MAP ≥ 70 mmHg与死亡率增加无关,但通过提高血管加压药输注速率将MAP升至70 mmHg以上与疾病相关事件的发生及28天死亡率增加相关。Poukkanen等[56]随后在423例严重脓毒症患者中前瞻性证实,急性肾衰竭进展患者的血管加压药负荷更高。
在SEPSISPAM试验[57]中,778例脓毒性休克患者根据既往高血压病史进行分层,并接受“低”(65–70 mmHg)与“高”(80–85 mmHg)MAP目标的治疗。在接受高MAP目标治疗的既往高血压患者中,肾衰竭——定义为血浆肌酐加倍(38.8%对52.0%,p < 0.05)——显著较少,且第1天至第7天对RRT的需求较少(31.7%对42.2%,p < 0.05)。相反,对于无既往高血压的患者,提高MAP目标无益处。需要提醒的是,无论MAP分组如何,28天死亡率均无差异,而新发心房颤动的发生在接受较高MAP治疗的患者组中更频繁,最可能是由于血管加压药需求量更高。
脓毒症诱导的急性肾衰竭的病理生理机制仍存在争议。当动脉压低时,肾自动调节适应丧失,肾血管阻力增加,随后出现肾灌注不足和缺血。然而,在高动力型脓毒症中,尽管总肾血流量增加,急性肾衰竭仍可能发生,提示涉及其他机制。肾皮质微循环血流在脓毒症早期、肾灌注压(RPP)下降之前即已受损。因此,多种机制可能导致脓毒症诱导的肾功能障碍,包括灌注不足、静脉淤血、微循环改变,但也包括不依赖血流动力学损害的机制,如炎症和氧化应激。
结论
尽管确切的病理生理机制以及各机制的权重仍存在争议,因此在脓毒性休克期间提高MAP可能对既往有高血压的患者有益并预防急性肾衰竭。然而,MAP升高与血管加压药负荷增加相关,而后者又可能增加不良事件,尤其是心脏副作用。
碱性磷酸酶:偶然发现及其肾脏保护特性的发现
从一种推测的防腐剂到目前正在一项大型II期临床试验中研究的肾脏保护疗法。碱性磷酸酶(AP)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内的去磷酸化酶。该酶分布于多个器官,包括肾脏、肝脏、肠道、骨骼和胎盘,在其中参与例如骨矿化、肠道屏障功能调节和疾病预测等过程。除了其生理作用外,AP还在宿主防御和先天免疫中发挥作用。AP的抗炎作用早在九十年代末就由Poelstra等人证实,他们发现在大鼠暴露于亚致死剂量革兰阴性大肠杆菌时抑制内源性AP会导致死亡率显著升高。这一观察得到了多项其他体内研究的证实。外源性胎盘和肠道AP提高了小鼠的生存率,降低了全身峰值细胞因子和一氧化氮水平,并预防了全身炎症期间的肝脏和肺损伤。在绵羊中,给予肠道AP可减弱血浆白细胞介素-6水平并改善粪便性脓毒症期间的气体交换,而肠道AP在内毒素血症仔猪中提高了血小板计数。这些效应均归因于对脂多糖(LPS)的去磷酸化及由此实现的解毒作用,LPS是脓毒症发病机制中的关键因素。
biAP的临床试验
鉴于临床前试验中深刻的抗炎效应及其推定的作用机制,启动了AP在人类中的脓毒症试验。首先,将牛源性肠道AP(biAP)给予健康志愿者和严重脓毒症患者,以评估药代动力学特性并确认安全性[58]。随后,开展了一项多中心II期临床试验,纳入36例入住ICU的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biAP或安慰剂静脉给药24小时。未观察到biAP对血浆细胞因子水平或其他全身炎症参数有统计学显著效应,但在急性肾损伤(AKI)患者亚组中似乎存在保护效应[59]。biAP治疗显著减弱了中位血浆肌酐水平的升高以及近端小管损伤标志物谷胱甘肽-S-转移酶A1的尿排泄。此外,肾脏替代治疗(RRT)的需求和持续时间倾向于减少,而入组时未诊断AKI的患者发生AKI的可能性较低(图4)。尽管由于患者数量少,这些发现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基于这些结果,在第二项II期临床试验中进一步探索了biAP的肾脏效应。再次将36例伴有早期AKI证据的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随机分配接受biAP或安慰剂静脉给药48小时。接受biAP治疗的患者显示出内源性肌酐清除率(CCr)改善,并减少了RRT的需求和持续时间,证实了其肾脏保护效应。此外,与安慰剂相比,biAP输注减弱了肾损伤标志物白细胞介素-18和肾损伤分子-1的尿排泄[60]。
人重组碱性磷酸酶
由于AP的保护作用仅在有限数量的患者中得到证实,其结果需要在更大规模的试验中予以再次确认。然而,将牛源性材料施用于人类并不太理想,原因是存在免疫反应的风险以及获取无牛海绵状脑病(BSE)来源的AP存在困难。因此,开发了人源性AP。通过将人肠道AP的冠结构域替换为人胎盘AP的冠结构域,获得了一种重组AP(recAP),与biAP相比,该重组AP高度稳定、具有生物学活性并具有有益的药代动力学特性。recAP的保护作用最近在LPS诱导的人肾细胞系炎症过程中以及在体内多种形式的AKI中得到了证实[61]。初步数据提示,细胞应激期间释放的有害分子ATP和ADP也是recAP的靶标,因为二者均被迅速转化为具有细胞保护作用的腺苷。
在这些令人鼓舞的结果之后,在健康志愿者中评估了临床药理学、安全性和耐受性。在这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期临床试验中,单次和多次递增静脉剂量recAP耐受性良好,可在没有任何安全性担忧的情况下给药[62]。随后,目前正在一项针对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的适应性、多中心II期临床试验中研究recAP的疗效(NTC02182440)。这项两阶段试验将总共招募290名患者。在第一部分中,将从recAP的三种不同剂量中确定最有效剂量,该剂量将在研究的第二部分中进一步研究。虽然开始施用recAP后前7天内的内源性CCr是主要终点,但28天内RRT的发生率和持续时间以及随后CKD的发生情况也将被记录,以及各种非肾脏相关临床参数。
严重AKI中的RRT:概述
引言
危重症患者中未经治疗的严重AKI与高死亡率相关,而肾脏替代治疗(RRT)是严重AKI管理的基石。然而,尽管RRT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AKI的死亡率仍然很高。2015年,一项纳入765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住院患者中AKI的合并发生率为成人的22%和儿童的14%,需要RRT的AKI的全球死亡率为46%[30]。这篇简要叙述性综述的目的是描述不同模式RRT在严重AKI患者中的疗效和临床适应证。
模式:连续性RRT和间歇性血液透析
不同模式的RRT已被并正被用于AKI的治疗,包括连续性RRT(CRRT)、间歇性血液透析(IHD)、持续低效透析(SLED)和腹膜透析(PD)。一项全球性调查[26]显示,CRRT是AKI患者最常用的初始模式(80.0%),其次是IHD(16.9%),以及PD和SLED(3.2%)(表3)。
与其他模式相比,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因其精确的容量控制、稳定的酸碱和电解质纠正以及对血流动力学稳定性的益处,被认为是ICU中肾脏替代治疗(RRT)的主要形式。然而,尽管在患者选择上可能存在一些偏倚,许多随机对照试验(RCT)和荟萃分析显示CRRT与间歇性血液透析(IHD)在死亡率方面无差异[63–65]。然而,2013年的一项荟萃分析[66]报告CRRT与较低的透析依赖率相关,近期一项大型队列研究[67]也发现了类似结果。较高的透析依赖率表明IHD的实际成本可能显著高于既往认知;相反,CRRT可能更具成本效益[68]。
技术:血液滤过、血液透析和血液透析滤过
如果将CRRT应用于ICU患者的治疗,首选技术的问题便随之而来。如图5所示,连续性血液滤过(对流溶质清除)、血液透析(弥散溶质清除)和血液透析滤过(对流与弥散联合溶质清除)是不同类型CRRT中的主要溶质清除技术。目前,大多数临床医生似乎更倾向于在合并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重症患者中选用血液滤过或血液透析滤过,因为他们相信对流清除可能通过更好地去除中分子范围内的毒性炎症溶质而使患者获益。尽管有此类观点,但尚无研究表明与连续性血液透析相比,连续性血液滤过技术对循环细胞因子水平有令人信服且持续的影响。此外,近期一项荟萃分析[69]显示,与血液透析相比,连续性血液滤过对AKI患者的死亡率和透析依赖无影响;相反,连续性血液滤过似乎使滤器失效时间缩短了7小时。因此,尚无1级证据指导临床医生在CRRT期间选择技术,但有一些较低级别的提示性证据表明弥散(血液透析)对滤器可能更为温和,因而可能延长管路寿命。
较少使用的技术:缓慢低效透析(SLED)
如表3所示,SLED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混合”技术,结合了IHD和CRRT的特性,是一种特殊的间歇性透析形式,具有低透析液流量和血流量以及延长的治疗时间。近期一项荟萃分析[70]纳入7项RCT和10项观察性研究,报告称SLED治疗的AKI患者在生存方面有轻度改善趋势(RR 0.86;95% CI 0.74–1.00),但由于单独分析RCT时缺乏显著差异,证据强度较弱。尽管如此,SLED总体上可能具有一些潜在优势。第一,SLED可能使患者更快活动,或许可缩短ICU住院时间并加快康复。第二,较短且灵活的治疗时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RRT的并发症,如IHD等其他治疗中常见的出血、低血压、液体过负荷。第三,较短的RRT时间可能与较低的生物膜形成率和管路污染率相关。
腹膜透析
过去,由于溶质清除效率低,腹膜透析(PD)未被作为成人急性肾损伤(AKI)肾脏替代治疗(RRT)的首选。然而,目前已有若干随机对照试验(RCT)针对AKI患者比较持续PD与间歇性血液透析(IHD)、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或持续低效透析(SLED),报告的病死率和肾功能恢复情况相似[71–73]。最近一项汇总荟萃分析也报告PD与体外RRT之间病死率无差异[74]。由于在发达国家缺乏广泛应用且证据有限,这一重要领域需要更高质量的证据。
结论
CRRT仍是重症监护病房(ICU)重症AKI患者中最常用的RRT模式,但尚无证据支持其与其他RRT模式相比在病死率方面有任何获益。然而,与IHD相比,一些大型观察性研究报告接受CRRT治疗的AKI患者肾功能恢复率更高,提示IHD可能对肾脏恢复过程产生不利影响。SLED和PD对AKI的影响需要通过高质量研究更好地评估和证实。在临床实践中,应推荐个体化调整的治疗,而非侧重于任何特定形式的RRT。在这方面,共识认为CRRT可能是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或严重液体超负荷的AKI患者的最佳治疗。相反,当患者病情稳定或已离开ICU时,IHD可能是合理的选择。使用SLED可能代表在ICU中替代CRRT的合理选择,以及在ICU外替代IHD的合理选择。
正性液体平衡作为RRT的指征
液体管理是低血压和休克患者管理中小复苏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可设想分为不同阶段,从而更清晰地界定治疗需求[75]。在大多数情况下,即刻复苏需要给予足够容量的液体,并持续评估和监测以确定血流动力学和组织灌注的改善[76]。根据拯救脓毒症指南,治疗目标包括初始液体推注30 ml/kg,随后给予维持液体以维持足够的心输出量和组织灌注。尽管已对多种液体管理策略进行了测试,但尚不清楚是否有任何方法更优[77]。目前没有降阶梯液体治疗的标准,在实践中液体常常持续给予,尤其是在存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情况下。净结果是治疗过程中液体蓄积,导致液体超负荷。多种因素促成液体潴留,包括血管通透性增加、糖萼基质改变以及血浆蛋白漏入间质空间伴胶体渗透压降低[78]。如果肾脏受到基础疾病过程的影响或因低血压或肾毒性药物而继发性损伤,该过程进一步复杂化。肾功能损害的程度可能不如SCr值所显示的那么明显,因为SCr值被液体蓄积所稀释[11]。由此产生的液体超负荷,以超过入院体重10%为阈值,与伴或不伴AKI患者的死亡风险增量相关[79]。液体超负荷患者发生AKI的风险增加[80, 81],且AKI后的肾脏恢复减少[82]。多项研究表明,液体超负荷的程度和持续性均与更差结局相关,提示预防和纠正液体蓄积是可改善生存的可干预危险因素。清除液体和优化液体平衡可降低风险并改善结局[80]。
随着潜在疾病进程最终改善,积聚的液体主要通过利尿排出[83]。然而,如果病程因额外打击而复杂化,液体潴留会继续累积并带来有害后果[84]。Salinas等[85]已表明,烧伤患者液体管理的计算机化决策支持可减少液体用量、降低液体蓄积并改善生存。同样,在急性肺损伤患者中实现负液体平衡与更好的结局相关[86]。因此,液体管理策略必须包括降阶梯阶段以优化液体平衡[87]。我们在这些情况下利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来实现并维持液体平衡,同时保持血流动力学平衡[88–90]。我们以每小时液体平衡为目标来维持组织灌注,并调整容量给予和移除,同时配合血管升压药和正性肌力药支持,以实现全面的器官支持。CRRT系统减轻肾脏负担,避免积极使用利尿剂的有害效应,并通过为所需的所有营养和药物输送创造空间来实现液体优化。CRRT的这种液体调节作用改善了脱离通气的时间,并避免了长期液体潴留的并发症。辅助性CRRT治疗是管理危重患者的可行选择,对于存在液体蓄积的患者尤其当肾功能受损时应予以考虑。
休克患者的间断性血液透析(IHD)
经过20多年的激烈辩论,关于在ICU治疗急性肾衰竭时连续性或间断性肾脏替代治疗(即CRRT或IHD)的地位,争议仍然持续存在。这一争议的目的主要涉及休克患者对间断性治疗的耐受性以及相关并发症,如肾功能恢复延迟或死亡。尽管如此,KDIGO同意这两种方法可在ICU用于治疗急性肾损伤(AKI)“作为互补疗法”[91]。对于需要肾脏替代治疗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争论事项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指南推荐使用连续性治疗(KDIGO),而法国指南认为两种方法等同[92]。
许多早期研究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其中大多数为非随机、回顾性试验,报告的结果相互矛盾。许多方法学偏倚妨碍了得出确定性信息。如今,我们知道对于危重症患者,通过使用间歇性血液透析(IHD)的特定设置可显著改善血流动力学耐受性[93]。这些设置包括根据液体平衡调整净超滤量、一些透析液调整(即提高钠浓度和轻度低温)以及持续时间超过4小时。Schortgen等[93]报告使用这些设置改善了血流动力学耐受性。这些结果在纳入休克患者的前瞻性随机研究中得到证实[64]。需要记住的是,随机纳入的休克患者数量相当有限,尚无前瞻性研究报告使用间歇性模式出现任何血流动力学不良事件。迄今已发表六项前瞻性随机研究,其中一些纳入了休克患者。除一项存在组间失衡外,其余所有研究均未发现间歇性或连续性模式在死亡率或肾功能恢复方面存在任何显著差异。这些结果得到汇总上述研究的若干荟萃分析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连续性方法并非没有血流动力学不良事件。在比较ICU患者两种透析剂量的RENAL研究[94]中,低剂量组经历了不少于24%的心律失常,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关于肾功能恢复,分析要困难得多。尚无共识性定义,评估通常依赖于ICU或出院时的情况,而这时限可能相对较短。通常,定义基于肾脏替代治疗(RRT)依赖性。然而,肾功能恢复延迟和死亡代表两种竞争性风险。虽然前瞻性比较研究在肾功能恢复方面为阴性结果,但回顾性研究报告间歇性模式的肾脏依赖性更高。非随机设计导致组间失衡。死亡率高的重症患者接受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而IHD则专用于病情较轻的患者。因此,死亡率最低的组(即IHD组)成为透析依赖者的风险增加。
最后,最能解释两种模式之间差异的可能是世界各地的实践方式。基于一项问卷调查,IHD通常由肾科医生开具处方并由透析护士监测,而CRRT则由重症监护团队授权和监测[95]。在这种护理组织下,我们可以推测,无论IHD质量如何,IHD的可及性以及ICU团队对该模式的经验对大多数ICU患者而言均不适合。
总之,我们可以将最近两项指南[91, 94]合并为同一句话:“连续性和间歇性RRT技术可以作为互补疗法同等使用,同时考虑其可及性和团队经验。”
脓毒症中的碳酸氢盐(HCO)膜
引言
活化免疫细胞释放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是炎症的关键特征,对于病原体清除和组织损伤的减轻/恢复至关重要。然而,此类细胞因子的不受控制或不平衡释放可能有害。事实上,对手术、创伤和感染的压倒性炎症反应是危重患者器官损伤和死亡的主要原因[96]。通过体外血液净化去除细胞因子已被提出作为改善脓毒症患者预后的潜在治疗选择[97]。此类血液净化技术包括高容量血液滤过、血浆吸附、血浆滤过、联合血浆滤过和吸附以及高截留(HCO)血液滤过和血液透析。在这些技术中,HCO血液滤过/血液透析似乎特别有效地实现高细胞因子清除率[98]。我们描述该技术的生化效应及其潜在临床效应。
HCO膜特性
膜截留值定义为穿过膜的筛分系数(SC)为10%的分子的分子量(以kDa计)。传统膜的截留值约为30 kDa,即理论上只有约10%的中分子量细胞因子(例如TNF-α,26 kDa)能通过此类滤器。然而在现实中,SC显著更低,这意味着标准RRT期间的细胞因子去除可忽略不计[98]。相比之下,HCO膜的临床截留值为60–100 kDa,孔径约为传统膜的两倍。一项对离体研究的系统综述得出结论,HCO血液滤过对IL-1β(1.4倍)、IL-6(十倍)和TNF-α(60倍)的中位清除率高于标准血液滤过。此外,除TNF-α外,HCO血液滤过在动物和人体实验中大幅增强了细胞因子清除[99, 100]。
细胞因子清除不仅取决于分子量和膜特性,还如前离体研究所证实,取决于溶质清除的强度和机制(弥散对对流)[101, 102]。与血液透析(弥散清除)相比,血液滤过(对流清除)对IL-1ra、IL-1β、IL-6、IL-8和TNF-α的清除率更高。更高的超滤液/透析液流速也可预期增加细胞因子清除。除血液滤过期间细胞因子去除改善外,必需蛋白质(如白蛋白)的同时丢失一直是一个担忧。事实上,血液滤过期间白蛋白清除量可达10 ml/min[102]。然而,此类白蛋白丢失可通过输注白蛋白溶液轻松补充。
通过HCO膜去除细胞因子:临床效应
迄今为止,仅有少数小型研究探讨了高通量(HCO)膜在脓毒症患者中的临床效用(表4)。一项研究对24例脓毒症急性肾损伤(AKI)患者进行了随机分组,分别接受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或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CVVHD),并对细胞因子清除率和疾病严重程度进行了定量评估[103]。此外,还探讨了超滤率和透析液流速的临床及生化效应。与CVVHD相比,CVVH实现了更高的IL-6清除率。无论采用何种模式,更高的流速均导致更高的IL-6和IL-1ra清除率。总体而言,24小时后APACHE II评分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评分均下降,然而CVVH组与CVVHD组之间未检测到差异。
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30例脓毒症AKI患者被分配至HCO-CVVH组(n = 20;膜截留分子量60 kDa)或常规CVVH组(n = 10;膜截留分子量30 kDa),两组滤器后置换液量均为2.5 L/h [9]。48小时时,HCO组观察到血浆IL-6、IL-1ra和CRP水平下降,而常规组未见下降。此外,接受HCO-CVVH治疗的患者在48小时后SAPS II评分和血管活性药物需求量显著降低,提示细胞因子清除具有临床获益。
一项1期交叉试验在10例脓毒症AKI患者中比较了HCO滤器与常规滤器在间断血液透析(IHD)中的应用[104]。HCO-IHD治疗4小时后观察到血浆IL-6、IL-8和IL-10下降幅度更大,而IL-18、尿素和白蛋白清除率无差异。有趣的是,HCO-IHD治疗4小时后平均动脉压(MAP)呈升高趋势,血管活性药物需求量呈降低趋势。
脓毒症诱导的炎症介质(如细胞因子)释放、凋亡通路激活与器官损伤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已被提出[105, 106]。因此,细胞因子清除是否能减轻这一反应并转化为临床获益值得探讨。近期,一项随机对照试验(ClinicalTrials.gov注册号:NCT00912184)已完成76例患者的招募,旨在比较HCO(100 kDa)CVVH或标准(30 kDa)CVVH期间的血管活性药物需求量。在该试验纳入的部分患者中,比较了两组之间的促凋亡血浆活性[107]。基线时,这些AKI患者血浆中的凋亡活性通过DNA片段化、caspase-3活性和细胞膜磷脂酰丝氨酸外露得以证实。24小时后,HCO组磷脂酰丝氨酸外露显著减少,而DNA片段化或caspase-3活性无差异。在3天的评估期内,两组均未观察到凋亡活性的显著变化。基于这些发现,细胞因子清除对凋亡和器官损伤的影响仍不确定,需要进一步探讨。
结论
通过HCO滤器进行血液净化已安全应用于脓毒症AKI患者,可有效清除循环中的细胞因子。血液滤过比血液透析增加细胞因子清除更多,但也导致更大的白蛋白丢失。HCO滤器血液净化在脓毒症患者中的临床获益已被提示,但需要在更大规模的试验中加以确定。
ICU中急性肾脏替代治疗的血管通路部位
用RRT治疗严重AKI通常需要获得中心静脉通路。在重症监护环境中,为此使用非隧道式、非带 cuff、临时、相对较大的中心静脉导管(CVC)。良好的血管通路部位应能降低置入过程中即刻机械并发症的风险,限制导管置入后晚期感染或血栓并发症的风险,并提供足够的流量以在AKI病程中实施RRT。
应尽可能避免使用锁骨下静脉,因为在细小静脉中置入大型导管时血栓形成风险增加。在此背景下,右颈内静脉历来被认为是血管通路的金标准,而股静脉应避免使用,或仅在紧急情况下作为最后手段考虑。这一不佳声誉源于一项开创性研究,其中在需要急性血液透析的患者中,导管相关血流感染风险在一周后呈指数增加[108]。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并非随机研究,且是在重症监护环境之外进行的。然而,内科病房患者在许多方面与危重患者不同,这提出了这些建议能否外推至危重患者的问题。
为研究ICU中急性RRT的最佳血管通路,我们团队开展了首个大型随机多中心研究,比较ICU中颈内静脉与股静脉置管。CATHEDIA研究[109–112]旨在比较颈静脉与股静脉部位在以下方面的差异:导管感染风险
机械并发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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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 Bellomo R, Ronco C, Mehta RL, et al. Acute kidney injury in the ICU: from injury to recovery: reports from the 5th Par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n Intensive Care. 2017. PMID: 28474317. doi:10.1186/s13613-017-0260-y
- 全文:PMC5418176(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41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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