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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新毒性:现代靶向与免疫治疗严重不良反应及其管理

New drugs, new toxicities: severe side effects of modern targeted and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and their management.
PubMed 文献 · Crit Care · 2017-04-14
一句话结论肿瘤靶向与免疫治疗可致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中枢神经毒性、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及抗血管生成相关血管事件,需ICU、肿瘤科与器官专科协作管理。

本文综述了现代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I3K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等)所致严重或危及生命(CTCAE≥3级)不良反应的病理生理、症状与管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以发热、低血压、心动过速及器官相关异常为表现,托珠单抗可用于CAR-T相关CRS但应严格限于危重患者;双特异性抗体与CAR-T可致中枢神经系统毒性,需排除其他病因,地塞米松用于≥3级神经毒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事件可累及胃肠道、内分泌及肺,严重者需ICU收治并与肿瘤科、器官专科协作。抗血管生成药物可致动脉血栓栓塞、出血、穿孔、高血压及心力衰竭等血管事件。

要点

  • CAR-T细胞治疗相关CRS中,≥3级发热、低血压、缺氧分别高达80%、40%、15%;托珠单抗应严格限于危重患者。
  • 双特异性抗体或CAR-T治疗后出现神经毒性需行中枢影像、脑脊液分析及脑电图排除感染、出血等病因;CAR-T相关神经毒性不推荐使用托珠单抗。
  • CAR-T相关≥3级神经毒性(除外持续>24小时头痛)、4级神经毒性或任何癫痫发作,推荐地塞米松10 mg静脉每6小时一次,直至神经毒性改善至至少1级或至少给药8次。
  • 伊匹木单抗相关免疫不良事件发生率高达85%,≥3级事件10–40%;PD-1轴抑制剂相关达70%,≥3级<5%;两药联合进一步增加严重毒性风险。
  • 贝伐珠单抗治疗者全级别动脉血栓栓塞发生率3.3%(相对风险2.08),≥3级事件2.0%;致死性肺或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穿孔、脑血管事件的相对风险分别为3.96、3.71、2.45、3.60。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接受现代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I3K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等)后出现严重或危及生命(CTCAE grade ≥3)并发症、需ICU收治的肿瘤患者。
  • 接受blinatumomab治疗复发或难治性B前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需4周持续输注的患者。
  • 接受CAR-T细胞治疗的患者。
  • 接受伊匹木单抗或PD-1轴抑制剂治疗、出现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危重肿瘤患者。
  • 接受贝伐珠单抗或其他影响VEGF通路的TKI(舒尼替尼、索拉非尼、帕唑帕尼、阿昔替尼等)治疗、出现血管事件的患者。
  • 接受PI3K抑制剂idelalisib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淋巴瘤、出现肺毒性的患者。
  • 非HIV感染的血液肿瘤患者合并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不良反应严重程度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定期更新的常见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分级:1级轻度;2级中度;3级严重;4级危及生命或致残;5级致死;本文聚焦CTCAE grade ≥3事件。
  • 非HIV感染肺孢子菌肺炎患者的严重度分级仅推荐二分类使用(轻症 vs 中重度),该分级源自HIV阳性肺孢子菌肺炎患者的轻、中、重分类。
  •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事件的严重事件定义为grade 3、4或5级。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CAR-T细胞相关CRS:托珠单抗(抗IL-6受体单克隆抗体)为治疗选择,但因费用高及潜在严重不良事件(感染、病毒或结核再激活、肝毒性),应严格限于危重患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给药推荐见表3,该推荐也可能有助于其他类型IL-6相关综合征的治疗决策。
  • CAR-T细胞相关神经毒性:不推荐使用托珠单抗;对≥3级神经毒性(持续超过24小时的头痛除外)、4级神经毒性(不论持续时间)及任何癫痫发作,推荐地塞米松10 mg静脉注射每6小时一次,直至神经毒性改善至至少1级或至少已给药8次。
  • 双特异性抗体相关神经毒性:出现任何神经事件时给予地塞米松最高24 mg/日,随后4天内逐步减量;出现≥3级神经毒性时立即停用双特异性抗体;诊断措施包括脑脊液细胞学、细胞计数及病毒PCR分析(HSV1/2、HHV6、JC病毒、腺病毒)。
  • 双特异性抗体或CAR-T治疗期间,工作人员须知晓可能需要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保护气道,癫痫患者需抗癫痫治疗。
  •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事件:危重肿瘤患者出现明确或疑似IRAEs时,应由ICU人员、肿瘤科医生与器官专科医生紧密协作管理,逐步检查与治疗推荐见表4。
  • 非感染性肺炎:推荐糖皮质激素1–2 mg/kg/日以限制炎症和免疫相关反应;IRAEs相关肺炎对糖皮质激素无反应者,应考虑加用英夫利西单抗或霉酚酸酯。
  • 非HIV感染血液肿瘤患者肺孢子菌肺炎:一线治疗为高剂量复方磺胺甲噁唑(90–120 mg/kg/日,静脉给药,疗程≥14天);仅病情稳定、轻症患者可一开始口服给药,此类患者在血液科少见;对复方磺胺甲噁唑禁忌或复发者,可考虑喷他脒(4 mg/kg/日静脉)或伯氨喹(30 mg/日)联合克林霉素(3次×600 mg/日)。
  • ECIL作者指出,辅助糖皮质激素的随机临床试验证据仅见于HIV阳性患者,非HIV人群没有,因此不推荐在该人群中常规使用糖皮质激素。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CAR-T细胞相关CRS中≥3级发热、低血压、缺氧分别高达80%、40%、15%,并可累及肾、肝、中枢神经系统、胃肠道及骨骼肌系统。
  • 双特异性抗体治疗中>50%患者出现震颤、脑病、小脑改变或癫痫等神经事件,其中13%为严重或危及生命;CAR-T治疗早期临床试验中27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有13例报告≥3级神经毒性,近期还观察到致死性脑水肿病例。
  • 伊匹木单抗相关腹泻和肠结肠炎(腹泻加疼痛、出血或炎症)是重要并发症,可能导致ICU收治;已有肠穿孔病例报告,疑似病例推荐紧急评估和处理。
  •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内分泌IRAEs可表现为乏力、虚弱、恶心、意识模糊或头痛,主要累及甲状腺和脑垂体;低血压、心律失常、脱水伴少尿或电解质紊乱可能为ICU收治指征。
  • 贝伐珠单抗治疗者致死性肺或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穿孔、脑血管事件的相对风险分别为3.96、3.71、2.45、3.60。
  • 在接受抗肿瘤药物治疗的危重肿瘤患者中,需排除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出血、血栓形成及合并用药(如喹诺酮类降低癫痫阈值、白消安致癫痫、环孢素致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等中枢神经系统病因。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文为综述,汇总了新型抗肿瘤药物所致严重毒性的病理生理、症状与管理文献。
  • 利妥昔单抗1997–1999年36,000例治疗患者中严重药物相关不良事件报告发生率为1.4%。
  • blinatumomab在大型2期研究中,获批适应症189例患者中严重(3级)CRS发生率为2%;早期临床试验中CRS为剂量限制性毒性,通过修改给药方案和递增剂量降低了发生率。
  • ipilimumab治疗者IRAEs报告高达85%,≥3级事件10–40%;PD-1轴抑制剂治疗者IRAEs高达70%,严重事件<5%;ipilimumab联合nivolumab进一步增加严重毒性风险。
  • 伊匹木单抗治疗者内分泌3或4级事件约5%;甲状腺不良事件在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晚期黑色素瘤的小型回顾性研究中,40%患者可检出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或TSH受体自身抗体。
  • 接受dasatinib治疗的新诊断患者中胸腔积液发生率为28%(3%为≥3级,12%需胸腔穿刺)。
  • PI3K抑制剂idelalisib在1–3期研究中咳嗽、呼吸困难、肺炎的累积发生率在10%–20%之间,非感染性肺炎诊断高达5%。
  • 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肺炎最高发生率(5%–10%)见于ipilimumab联合nivolumab方案,其中2%为3或4级事件;在20例nivolumab后发生肺炎的患者系列中,症状出现中位时间为开始治疗后2.6个月。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综述;汇总了临床试验、荟萃分析、病例报告及指南推荐。
  • 局限性:原文指出,关于新副作用病理生理及诊断治疗管理的知识仍非常有限,必须改进;需要识别不同并发症高危患者的策略;因此该领域急需更多临床和临床前研究。
  • 原文指出,CAR-T或双特异性抗体受者的中枢神经系统预防、临床监测或应急后备目前尚无共识。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接受CAR-T或双特异性抗体治疗的患者出现神经事件时,须立即评估气道保护、机械通气及抗癫痫治疗需求,并按推荐行地塞米松治疗及停药。
  • CAR-T相关CRS使用托珠单抗应严格限于危重患者,因费用高及潜在感染、病毒或结核再激活、肝毒性等严重不良事件。
  •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腹泻/肠结肠炎可致ICU收治,疑似肠穿孔需紧急评估和处理。
  • 非感染性肺炎(包括药物诱导及免疫相关)推荐糖皮质激素1–2 mg/kg/日;对糖皮质激素无反应的IRAEs相关肺炎,应考虑加用英夫利西单抗或霉酚酸酯。
  • 非HIV感染血液肿瘤患者肺孢子菌肺炎需立即治疗,不应因诊断操作延迟;一线为高剂量复方磺胺甲噁唑静脉给药≥14天,轻症稳定患者可口服。
  • 抗血管生成治疗患者出现血栓栓塞事件时,抗血栓治疗、血管成形术或血管手术无病因特异性推荐,需介入放射科和外科参与的多学科协作。
  • 作者认为,接受新型或经典抗肿瘤药物治疗后的危重肿瘤患者应由ICU人员、肿瘤科医生和器官专科医生紧密协作管理。
  • 作者认为,需改进对新副作用病理生理及诊疗管理推荐的认识,并制定识别不同并发症高危患者的策略。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欧洲白血病感染会议(ECIL)更新的非HIV感染血液肿瘤患者肺孢子菌肺炎管理指南。
  •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关于CAR-T细胞相关CRS中使用托珠单抗的推荐(依据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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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Crit Care. 2017 Apr 14;21:89. doi: 10.1186/s13054-017-1678-1

背景

在过去二十年中,使用药理学方法治疗癌症的方式已发生了广泛变化。抗肿瘤化疗经典上靶向细胞增殖的各个步骤,例如DNA的形成和功能或有丝分裂纺锤体。该治疗通常按周期性方案静脉给药,并引起恶心、呕吐、脱发以及“血细胞计数不佳”等副作用。

多年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已使患者及其肿瘤从这种反复的医源性中毒转向更具靶向性的抗肿瘤“狙击手”,后者可有效消除肿瘤细胞群,且副作用更轻。单克隆抗体(MABs)如利妥昔单抗或西妥昔单抗靶向更特异的肿瘤细胞抗原,前者靶向恶性淋巴瘤中的CD20蛋白,后者靶向结肠癌中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通过贝伐珠单抗实现了对血液供应、从而对生长中肿瘤结节营养供应的抑制,贝伐珠单抗是一种中和血管生成细胞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抗体。这些定制化MABs开启了癌症药物的新时代

仅仅几年后,随着伊马替尼用于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CML),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的开始应用。这确立了通过阻断对细胞增殖和存活至关重要的细胞内信号来杀死肿瘤细胞的原则。虽然伊马替尼被设计与高度疾病特异性的BCR-ABL癌蛋白相互作用,但其他抑制剂靶向更具生理性的通路,这些通路特异性较低但在恶性细胞群中上调。近年来,许多具有不同疗效的抑制剂已被开发并获批用于各种血液系统和实体肿瘤。TKIs完全口服且持续给药代表了患者舒适度的改善,也是TKIs与其对应物经典细胞毒性药物和MABs之间的重要差异。

癌症治疗中的新星是能够以可行且有效的方式增强患者自身免疫防御的方法。双特异性抗体(BABs)、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和检查点抑制剂通过激活免疫效应物和/或降低其耐受性来攻击癌细胞。然而,尽管较早的癌症药物通过损害防御机制引起不良事件,新型免疫治疗药物可能诱导压倒性的炎症反应和自身免疫。

所有新方法都显著改善了癌症患者在临床试验和日常实践中的结局。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并学会应对一些性质上新的毒性。本综述将总结新型抗癌药物引起的潜在危及生命的并发症以及管理或预防这些并发症的策略。

新药物,新毒性

与经典化疗相比,新型抗癌药物和技术通常毒性较低,患者耐受性更好。与全身性疾病、胃肠道(GI)症状、黏膜炎和骨髓抑制相关的非特异性副作用通常较轻或缺失。特异性事件取决于生物学靶点;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常源于感染、血管生成通路抑制、严重炎症综合征和自身免疫性疾病。表1概述了不同药物和方法引起的主要毒性。抗癌药物给药后副作用的严重程度采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定期更新的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CTCAE)量表进行评定。非特异性和器官相关的不良事件根据其严重程度分为不同等级:1级,轻度;2级,中度;3级,重度;4级,危及生命或致残;5级,致死。最新版CTCAE 4.0量表详见http://ctep.cancer.gov/protocolDevelopment/electronic_applications/ctc.htm。本综述将重点关注严重和危及生命(CTCAE≥3级)的事件。

表1 不同类型的新型抗癌药物、常用药物及主要毒性 查看原表 ↗

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

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是一种潜在危及生命的全身性炎症反应,可见于输注靶向不同免疫效应物的药物后。受累患者多在给药期间或给药后立即出现发热、寒战、低血压和心动过速。此外,该综合征可引起广泛的全身性和器官相关性疾病以及血液检查异常(表2)。由于事件出现在首次暴露于“新”药物期间或之后,与过敏性反应的鉴别可能较为困难。此处少有过敏特异性症状如荨麻疹或声门水肿可指导过敏诊断。

CRS由炎症细胞因子升高驱动,这些细胞因子在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不同淋巴细胞群体活化及细胞毒性损伤后释放;现有模型显示极高水平的白细胞介素(IL)-6在病理生理学中发挥核心作用[1]。

在此背景下,已知CRS是OKT3给药的结果,OKT3先前作为抗CD3抗体预防性用于预防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移植物抗宿主病。

当利妥昔单抗确立用于CD20阳性B细胞恶性肿瘤的治疗后,该综合征对患者和血液科医生变得更加重要。大多数单克隆抗体(MABs)给药后的事件可通过退热药、抗组胺药、皮质类固醇、充分液体负荷以及心肺监测和补氧进行管理;仅极少数患者需要入住ICU接受血管升压药支持或血液滤过。据报道,1997年至1999年间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的36,000例患者中,严重药物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1.4%[2]。在较新开发的抗CD20抗体奥法木单抗和奥比妥珠单抗的试验中[3, 4],以及在接受西妥昔单抗或曲妥珠单抗治疗的实体癌患者罕见病例中[5, 6],也报告了3级或4级输注相关反应。

贝林妥欧单抗属于一类新型药物,通过结合CD19和CD3作为T细胞活性的衔接器(BAB)。该药已获批用于复发或难治性B前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方案需要4周持续输注。尽管在早期临床试验中发现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为剂量限制性毒性,但通过调整给药方案和逐步增加剂量可降低该并发症的发生率[7]。在一项大型2期研究中,189例按获批适应证接受贝林妥欧单抗治疗的患者中,2%发生了严重(3级)CRS[8]。

CAR T细胞免疫治疗期间出现的严重或致死性CRS反应促使对这些并发症进行进一步研究并制定更详细的管理流程。据报道,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分别有多达80%、40%和15%出现≥3级发热、低血压或缺氧[9]。进一步的器官毒性可能累及肾脏、肝脏、中枢神经系统(CNS)、胃肠道和肌肉骨骼系统。针对IL-6受体的单克隆抗体(如托珠单抗)为重症监护医师提供了一种治疗选择,可中和关键介质并中断炎症过程。由于其高昂费用以及潜在的严重不良事件(包括感染、病毒再激活或结核病以及肝毒性),使用托珠单抗的治疗应严格限于危重患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关于在CAR T细胞相关CRS患者中使用托珠单抗的建议见表3,也可能有助于其他类型IL-6相关综合征的治疗决策。

表2 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的主要症状 查看原表 ↗
表3 NCI关于在CAR T细胞相关CRS患者中使用托珠单抗的建议(根据[9]) 查看原表 ↗

中枢神经系统事件

除CRS外,BAB和CAR T细胞治疗还可能受到CNS毒性的影响。这些事件可在CRS期间任何时间出现,或作为单独并发症出现[9, 10]。因此,必须使工作人员意识到,使用BAB或CAR T细胞进行干预可能需要对患者进行插管和机械通气以保护气道,以及对癫痫发作患者进行抗癫痫治疗[9]。

在一项针对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2期试验中,接受贝林妥欧单抗治疗的相当比例患者(>50%)经历了神经系统事件,如震颤、脑病、小脑改变或癫痫发作[8]。其中13%的事件被归类为严重或危及生命。在一项针对接受CAR T细胞治疗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早期临床试验中,27例患者中有13例报告了≥3级神经毒性[11]。最近,在这些患者中还观察到了致死性脑水肿病例[12]。这些神经毒性作用的病理生理机制仍不清楚,但与CRS一样,炎症细胞因子似乎参与其中[13]。

还必须排除这些患者神经系统疾病的其他诱因,这需要广泛的诊断检查。这可能包括应用CNS影像学检查、脑计算机断层扫描、增强脑磁共振成像、脑脊液分析以及脑电图,同时进行全面的神经系统检查。

鉴别诊断可能包括感染性病因,如疱疹病毒属所致脑炎;局灶性感染,如弓形虫病;凝血级联改变所致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出血;或者相反,由于血栓形成倾向导致中枢神经系统血管内凝血并继发出血。此外,中枢神经系统毒性可能被同时应用的联合用药(作为“最后一根稻草”效应)所加速,这些药物已知具有降低惊厥阈值的潜力,如喹诺酮类,或引起惊厥的药物,如经典细胞毒性药物白消安。可能序贯或同时应用的免疫抑制剂如环孢素可引起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13]。

这些分析的结论至关重要,因为虽然应用类固醇将在不中断治疗的情况下缓解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甚至可能预防停药后的新发症状,但它也会损害由T细胞介导的免疫效应,从而干扰治疗方案本身。在接受白消安的患者中,常伴随使用苯二氮䓬类或苯妥英进行辅助治疗。相比之下,对于CAR T细胞或双特异性抗体(BABs)接受者,目前尚无关于中枢神经系统预防、临床监测或应急后备的共识。在近期应用CD19靶向BAB的2期和3期试验中,未给予中枢神经系统预防。然而,在发生任何神经系统事件时,给予地塞米松最高达24 mg/天,并在随后4天内逐步减量。当患者出现≥3级神经毒性时,立即停用BAB。此情况下的额外诊断措施包括脑脊液评估,包括细胞学、细胞计数和病毒PCR分析(针对HSV1/2、HHV6、JC病毒和腺病毒)[8, 14]。

对于CAR T细胞,出现神经毒性时不推荐使用托珠单抗。在接受该抗IL6抗体后,受影响患者的神经毒性未见改善[1, 9]。疗效缺乏可能归因于其穿透血脑屏障的能力较差。与BABs类似,对于CAR T细胞诱导的3级及以上神经毒性(持续超过24小时的头痛除外)、4级神经毒性(无论持续时间)以及任何惊厥发作,推荐使用地塞米松。目前推荐的地塞米松剂量为10 mg静脉注射,每6小时一次,直至神经毒性改善至至少1级,或至少已给药八次[9]。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

几十年来,大量研究集中于提高免疫系统对抗癌细胞的先天能力。伊匹木单抗[15]是所谓“检查点抑制剂”这一新类别中的首个药物,它通过阻断抑制性信号来刺激细胞免疫效应器。免疫检查点如CTLA-4(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PD-1或PD-2(程序性死亡受体-1和-2)及其配体的生理作用是限制免疫反应,以避免组织损伤并允许免疫耐受。在各种肿瘤中,癌细胞也利用这些机制来克服宿主防御屏障。这些新药在霍奇金淋巴瘤和实体瘤如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和结直肠癌中的临床试验已显示出对患者结局的显著效果。图1展示了免疫检查点的生物学功能及其新型抑制剂的治疗性相互作用。

然而,尽管“抑制的抑制”刺激了免疫系统,但它可能减弱免疫耐受,并可能导致压倒性炎症、组织损伤和自身免疫。这些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在伊匹木单抗治疗后的患者中报告率高达85%[16],在PD1轴抑制剂治疗后的患者中高达70%[17]。主要靶组织位于胃肠道、肝脏、皮肤和内分泌系统[18]。与纳武利尤单抗或帕博利珠单抗(<5%)相比,伊匹木单抗后严重、危及生命甚至致命(3级、4级或5级)事件的发生率更高(10–40%)[17, 19]。联合使用伊匹木单抗和纳武利尤单抗进一步增加严重毒性风险[20]。

腹泻和小肠结肠炎(即腹泻加疼痛、出血或炎症)是伊匹木单抗(单药治疗或与PD1抑制剂联合)后最重要的并发症,可能导致ICU入院。此外,已有肠穿孔病例的报道,对于可疑病例建议紧急评估和处理[21, 22]。胃肠道症状的发作通常在治疗开始后不早于6周[18]。

非特异性症状如疲劳、乏力、恶心、意识模糊或头痛可能导致由内分泌IRAE引起的复杂性激素紊乱的诊断。在这些病例中,甲状腺和垂体是主要受累系统。症状平均在治疗9周后出现[18]。虽然PD-1抑制剂后的严重内分泌功能障碍罕见,但在约5%的伊匹木单抗治疗患者中观察到3级或4级事件[16, 17]。低血压、心律失常、伴少尿的脱水或电解质失衡可能是ICU入院的指征[23]。

自身抗体检测在IRAE管理中的价值尚未明确界定。然而,它们应作为诊断评估和随访的一部分。在所有使用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晚期黑色素瘤的小型回顾性研究中,40%的甲状腺不良事件患者可检测到针对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或TSH受体的自身抗体[24]。

伴有明确或疑似IRAE的危重癌症患者应在ICU工作人员、肿瘤科医生和器官专科医生之间的紧密协作下进行管理。表4提出了逐步检查和治疗的建议。

图1 免疫检查点:抑制性单克隆抗体(检查点抑制剂)的生理功能与作用方式。CTLA-4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PD-1 程序性死亡受体1,PD-L1 PD-1的配体,CPI 检查点抑制剂,APC 抗原提呈细胞,MHC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TCR T细胞受体 查看原图 ↗
表4 因疑似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收入ICU的危重癌症患者的检查流程 查看原表 ↗

间质性肺炎与肺炎症

呼吸困难和低氧血症是癌症患者收入ICU的主要指征之一。间质性肺炎与肺炎症同为炎症过程累及间质性肺实质的肺部疾病的同义词,其病因包括广泛的感染性和非感染性原因,其中急性肺损伤的风险较高[25, 26]。

耶氏肺孢子菌和巨细胞病毒是免疫功能受损患者肺炎的主要感染病原体;对于这些患者,淋巴增殖性恶性肿瘤、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淋巴细胞减少(CD4 < 200/μL)以及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已知的危险因素[27]。欧洲白血病感染会议(ECIL)最近更新了非HIV感染的血液病患者耶氏肺孢子菌肺炎的管理指南[26]。作者强调需要立即治疗,不应因诊断操作而延误。将HIV阳性耶氏肺孢子菌肺炎患者分为轻度、中度或重度病例的严重程度分级,仅推荐在非HIV人群中二分法使用(轻度 versus 中重度;图2)。这种区分可能有助于正常病房与ICU之间的患者分配,以及决定如何给予抗微生物药物(口服 versus 静脉注射)。高剂量复方磺胺甲噁唑(90–120 mg/kg/天,静脉注射,≥14天)仍是一线治疗的首选方案。仅在病情稳定的轻症患者中,从一开始就选择口服途径才是一种选择,而这类患者在血液科很少见。对于有复方磺胺甲噁唑禁忌或治疗后复发的患者,可考虑喷他脒(4 mg/kg/d 静脉注射)或伯氨喹(30 mg/d)联合克林霉素(3× 600 mg/d)。ECIL作者指出,检验辅助糖皮质激素作用的随机临床试验证据仅适用于HIV阳性患者,而不适用于非HIV人群。因此,不推荐在该队列中常规使用糖皮质激素。

非感染性、药物诱导的肺炎症的发生率因药物和研究不同而异,在高达15%的治疗患者中观察到(也包括经典细胞毒性药物)[28]。肺损伤的病理生理学尚未完全明了,尤其是对一些较新的化合物。利妥昔单抗后的肺毒性已有报道,表现为机化性、脱屑性间质性或肉芽肿性肺炎症。接受TKI治疗CML的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在罕见情况下可归因于胸腔积液或心包积液[29, 30]。然而,在接受达沙替尼治疗的新诊断患者中,28%的病例观察到胸腔积液(3%为≥3级,12%需要胸腔穿刺)[31]。

最近,观察到磷酸肌醇-3-激酶(PI3K)的治疗性抑制与肺毒性相关,该酶在许多细胞类型中广泛表达并参与细胞内信号传导。在一系列临床试验中,接受新型PI3K抑制剂idelalisib治疗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淋巴瘤患者显示出肺炎发生频率增加,其中部分病例为致死性[32]。据报道,在該化合物的1-3期研究中,咳嗽、呼吸困难和肺炎的累积发生率在10%至20%之间;高达5%的患者被诊断为非感染性肺炎。后一类病例中肺部疾病的机制仍为假设性,超敏反应以及机化性肺炎均有讨论[33]。

肺炎也被报道为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一种罕见的免疫介导并发症[17, 23, 34]。最高发生率(5%至10%)报道于联合方案(伊匹木单抗加纳武利尤单抗)之后,其中2%为3级或4级事件[22]。在最近发表的一组20例纳武利尤单抗后发生肺炎的患者系列中,症状出现的中位时间为治疗开始后2.6个月[35]。根据影像学模式,该队列中的疾病被分类为隐源性机化性肺炎、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超敏性肺炎或急性间质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另一篇病例报告描述了一名因黑色素瘤接受伊匹木单抗治疗的患者在经支气管活检后发生机化性肺炎[36]。

推荐使用皮质类固醇1–2 mg/kg/天作为不同类型非感染性肺炎的干预措施,以限制炎症性和免疫相关反应。对于对皮质类固醇无反应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相关肺炎患者,应考虑加用英夫利西单抗或霉酚酸酯进行额外免疫抑制[22]。

图2 疑似或确诊肺炎患者的管理(风险分层改编自[26])。CMV 巨细胞病毒,LDH 乳酸脱氢酶,PCP 耶氏肺孢子菌肺炎,PI3K 磷酸肌醇-3-激酶 查看原图 ↗

与血管生成受损相关的事件

新生血管生成是癌症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因为血液供应对恶性细胞增殖和肿瘤生长至关重要。因此,血管生成抑制剂的开发是癌症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目标。贝伐珠单抗是一种靶向VEGF的单克隆抗体,是首个显著改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结局的抗血管生成药物[37]。如今,贝伐珠单抗已获批用于多种癌症类型,其中包括乳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等常见恶性肿瘤。阿柏西普和雷莫芦单抗是较新的血管生成抑制剂,分别在晚期结直肠癌和胃癌患者中证实了疗效。

血管生成不仅对恶性组织至关重要;正常细胞和组织的完整性与功能也依赖于血管再生。这就是抗血管生成药物给药后观察到的一些重要毒性的背景(表5)。尽管在大多数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这些事件为轻至中度,但在某些病例中已报道了严重或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两项随机试验的荟萃分析各自纳入超过10,000例接受化疗联合或不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的不同癌症患者,分析了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第一项研究显示,贝伐珠单抗治疗患者中全级别动脉血栓栓塞并发症的发生率为3.3%(相对危险度2.08),严重事件(≥3级)的发生频率为2.0%[38]。值得注意的是,血栓栓塞事件的数量在不同癌症类型之间差异很大。虽然高级别事件在乳腺癌患者中仅占1.0%,但在肺癌患者中其发生率为11.3%。第二项研究显示,贝伐珠单抗治疗后治疗相关血管性死亡风险显著增加。致死性肺出血或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穿孔和脑血管事件的相对危险度分别为3.96、3.71、2.45和3.60[39]。此外,贝伐珠单抗还被发现与高血压、左心室射血分数降低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相关[40, 41]。

除贝伐珠单抗外,大量现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舒尼替尼、索拉非尼、帕唑帕尼、阿昔替尼等)也影响VEGF通路,医生必须警惕接受治疗患者中可能相关的心血管事件。一项荟萃分析显示,索拉非尼和舒尼替尼以及曲妥珠单抗会增加左心室射血分数降低和高血压的风险;据报道,索拉非尼治疗的心肌梗死发生率显著更高[41, 42]。相反,未发现与VEGF受体通路相关的TKI对消化道穿孔频率有影响[43]。

当伊马替尼——首个可用的信号通路抑制剂——被引入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治疗时,它被视为一种高度BCR-ABL特异性的药物。随着治疗患者数量的增加和后续化合物的开发,这些药物与其他激酶(包括参与血管生物学的激酶)效应之间的相关性被发现[44]。在外周动脉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方面,来自不同TKI试验中治疗的CML患者以及上市后人群均有报道[44–46],其中包括毒性分级为3级或4级的事件。不同TKI之间的潜在血管并发症风险似乎存在差异,伊马替尼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47]。由于多项帕纳替尼试验随访中血栓栓塞不良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欧洲药品管理局建议既往有心脏病发作或卒中史的患者避免使用该药,并总体上根据获益-风险特征谨慎处方[48]。法国肺动脉高压登记处观察到9例与达沙替尼相关的中度至重度肺动脉高压[49]。在临床前模型中,达沙替尼被发现可诱导肺内皮损伤,从而增加对肺动脉高压的易感性[50]。

由于血栓栓塞并发症在癌症患者中发生率较高,判断某一事件是由基础恶性肿瘤还是由抗肿瘤药物引起可能较为困难。然而,对于抗血栓治疗、血管成形术或血管手术,尚无基于病因学的特定推荐。再次强调,需要多学科协作的方法,对于这些患者,应包括介入放射科医生和外科医生。

表5 抗肿瘤药物治疗及抗血管生成病理机制的部分毒性(根据[39, 40, 44, 45, 50]) 查看原表 ↗

结论

在过去几年中,许多新化合物被引入临床癌症治疗,细胞治疗是一个高度动态发展的领域。然而,医生也面临着这些方法相关的新副作用,他们必须制定策略来治疗受影响的患者。这一过程也反映在众多聚焦于特定不良事件的荟萃分析中。治疗人员需要了解潜在的严重并发症;接受新型或经典药物抗肿瘤药物治疗后的危重癌症患者,应在重症监护室(ICU)人员、肿瘤科医生和器官专科医生的紧密协作下进行管理。

关于新副作用病理生理学的知识及其诊断和治疗管理建议仍然非常有限,必须加以改进。需要制定策略来识别存在不同并发症风险的患者。因此,该领域迫切需要更多的临床和临床前研究。

参考来源

  1. Kroschinsky F, Stölzel F, von Bonin S, et al. New drugs, new toxicities: severe side effects of modern targeted and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and their management. Crit Care. 2017. PMID: 28407743. doi:10.1186/s13054-017-1678-1
  2. 全文:PMC539160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391608/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