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安全分析对结构、过程与结局指标的影响:多中心研究
该研究在两家大学医院成人ICU前瞻性开展12个月,每周3天由不直接管床的高年资主治医师作为审查者,在每日临床查房后立即进行床旁随机安全审查,每轮随机抽取50%患者和50%的37项安全措施(分10个板块)。共分析1214个患者日。结构指标:安全氛围正向应答逐期增加(P<0.0001),并促成两家医院镇静/镇痛与撤机方案的创建或修改。过程指标:37项措施中12项(32.4%)的改善比例(IPR-AASTRE)>10%,6项随研究期间逐渐下降;护理工作量与患者SOFA评分与半数板块的IPR-AASTRE独立相关。结局指标:呼吸机相关肺炎(VAP)发生率显著下降,但死亡率、平均住院时间和导管相关菌血症率无显著变化。
要点
- 在两家成人ICU中,每日查房后立即由不直接管床的高年资主治医师进行实时随机安全审查(每周3天,随机50%患者与50%措施),与安全氛围正向应答逐期增加相关(P<0.0001)。
- 37项安全措施中12项(32.4%)的改善比例>10%,提示若未实施该审查,这些措施在相当比例患者中不会被完成。
- 审查工具与VAP发生率显著下降相关,但对死亡率、平均住院时间和导管相关菌血症率无显著影响。
- 护理工作量高(患者:护士比>2:1)与机械通气和血流动力学板块的改善比例更高独立相关;SOFA评分与4个板块的改善比例独立相关。
- 住院时间与技术和检查板块及治疗板块的改善比例呈显著负相关。
适用人群与场景
- 两家大学医院成人ICU中所有收治的患者均符合接受AASTRE的条件。
- 每例被选中患者仅评估其符合评估标准的安全措施。
- 研究期间共分析1214个患者日;患者类型以内科为主(47.0%),其次为外科,另有神经重症和创伤患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VAP临床定义需满足1项影像学标准、1项全身标准及2项肺部标准:影像学包括新发或进展性浸润、实变和空洞;全身标准包括发热、白细胞计数异常和意识状态改变;肺部标准包括脓性痰、新发或加重咳嗽或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湿啰音或支气管呼吸音、气体交换恶化。
- CRB定义:中心静脉导管患者至少1次外周血培养阳性(若为常见皮肤污染菌则需2次血培养阳性),有感染临床表现(如发热、寒战和/或低血压),且除导管外无其他明显血流感染来源;同时需满足以下之一:导管段半定量培养>15 CFU或定量培养>102 CFU且与外周血分离出相同菌种;同时定量血培养导管与外周血菌落比>3:1 CFU/ml;或导管血培养阳性时间比同时采集的等量外周血培养至少早2小时。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AASTRE标准执行频率为每周3天(包括含工作日假期的周和假期时段),每天随机抽取50%的安全措施和50%的ICU患者进行评估。
- 审查在ICU每日临床查房后立即进行,需要审查者与直接负责患者照护的医护人员(高年资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和护士)参与。
- 审查者由每个ICU两名不直接照护该患者的高年资主治医师之一担任,需接受研究所需的教育和培训,并负责核实和/或促进安全措施的执行。
- 所有中心均开展AASTRE理论和方法学培训;所有审查者接受在线培训;研究开始前要求完成至少3次安全查房实践培训。
- 审查时若发现遗漏(未执行),审查者提醒医护人员应执行该措施;审查应答选项为:是(查房时已执行)、是(AASTRE后执行)、否(审查后仍无法改变)、不适用(患者不符合评估标准)。
- 审查使用平板电脑在床旁完成,检查表及评估应答录入网络平台。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为前瞻性研究,在两家大学医院成人ICU开展,为期1年(2013年1月至12月),共分析1214个患者日。
- 患者构成:内科47.0%,患者:护士比≤2:1者57.0%,患者:医师比2–3:1者62.1%,SOFA<4者56.9%,平均住院时间<7天者42.5%。
- 结构指标:安全文化问卷在71名专业人员中应答率初始期为94.4%、中期为66.6%、最终期为70.4%;安全氛围条目正向应答在研究期间逐期增加(P<0.0001),其他条目无显著变化。
- AASTRE的使用与两家医院镇静/镇痛和撤机方案的修改相关,并促成两家医院创建监测和机械通气报警的处方与审查新流程。
- 过程指标:总体IPR-AASTRE-G为6.7%;37项措施中12项(32.4%)的IPR-AASTRE>10%,包括VAP预防组合中的镇静和疼痛评估、半卧位,CRB预防中的每日评估导管需求,以及急性呼吸衰竭患者肺泡压核实、急性肾衰竭评估、人工营养评估、适当治疗处方、机械通气或监护仪报警审查、患者身份识别等。
- 仅6项措施(机械通气或监护仪报警核实、处方治疗的正确给药、急性肾衰竭评估、压疮风险评估、血栓栓塞性疾病预防)的IPR-AASTRE在研究期间逐渐下降;1项措施(肠外营养团队每日评估)的IPR-AASTRE在四个四月期评估中显著增加。
- 多因素分析:高患者:护士比与机械通气板块和血流动力学板块的IPR-AASTRE-B更高独立相关;SOFA与4个板块的IPR-AASTRE-B独立相关;住院时间与技术和检查板块及治疗板块的IPR-AASTRE-B呈显著负相关。
- 结局指标:AASTRE的使用与VAP发生率显著下降相关;对平均住院时间、死亡率和CRB率无显著影响。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两家大学医院成人ICU)。
- 局限:(1)仅两家ICU参与,且参与设计AASTRE工具、研究团队从先导研究获得的经验以及参与中心持续改进质量的文化可能意味着结果无法外推到其他ICU;(2)霍桑效应(因被观察而带来的绩效提升)难以与干预本身的效果区分;(3)安全文化感知仅在一家中心调查;(4)样本量最初未计算用于研究AASTRE对死亡率或院内感染率的影响;(5)研究设计未设对照组,因为安全审查中随机选取患者的方式不允许设对照;(6)缺乏研究期间收治患者人群的人口学数据、护理工作量定量评估和不良事件发生率,可能有助于建立更精确的数据分析和AASTRE影响评估。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AASTRE可在每日查房后立即由不直接管床的高年资主治医师在床旁执行,作为将医学证据转化为临床实践、减少遗漏错误的工具。
- 该工具在护理工作量大和病情更重的患者中更为有效:患者:护士比>2:1时机械通气和血流动力学板块改善比例更高,SOFA评分与4个板块的改善比例独立相关。
- 在住院早期(住院时间<7天与技术和检查板块及治疗板块的改善比例呈负相关)可能更有用。
- 作者认为通过组织学习,该效果可能随时间维持;但本研究中6项措施的改善比例随时间显著下降,提示该工具也可帮助系统化医疗和组织学习。
- 作者认为对于改善比例逐渐升高的措施(如肠外营养团队每日评估),应核实不依从是否可归因于实施AASTRE的工作团队之外的原因(如与药房部门的沟通问题)。
- 作者认为严重患者照护的各个方面被提醒后,其最终是否纳入治疗由负责患者的高年资医师根据适应证与风险比决定。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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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循证医学的应用是当今重症监护医学的主要关注点[1]。医疗保健中的错误可能源于非预期行为或疏忽。前者导致的错误更为明显,因此更容易被发现。疏忽性错误更为隐蔽,也更难以识别,包括未能确保患者获得高质量临床研究证据所支持的推荐医疗服务[2],这种情况在病情更严重的患者中反而矛盾地更为常见[3]。例如,未能遵守临床实践指南可能是由于对指南缺乏了解以及存在阻碍其使用的障碍,如缺乏时间、缺乏资源、组织方面的问题,甚至是对改变工作习惯的抵制。
为分析和预防与患者安全相关的事件,可采用反应性或前瞻性工具。二者互为补充。检查表已被提出作为一种简单且有用的前瞻性方法,用于预防危重患者的作为性错误和疏忽性错误[4, 5]。实施检查表所处的复杂现实要求采取的方法不仅仅包括消除障碍和支持促进因素。实施领导者必须促进团队学习,以促进对观点和动机的相互理解以及常规的重新调整[6]。
在各种前瞻性方法中,随机安全审核[7]促进了责任团队与验证安全措施的专业人员之间的互动,并通过识别导致质量和安全差距的系统故障,具有减少未来错误的潜力。该工具促进依据科学证据的应用进行变革、与团队进行反馈以及提供和强化知识[8]。Weiss等人[9]表明,与通过自我验证进行的检查相比,由观察者(提示者)指导的安全措施检查表降低了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死亡率和平均住院时间。
本研究团队开发并验证了一种工具——实时随机安全审核(西班牙语:Análisis Aleatorios de Seguridad en Tiempo Real,AASTRE)——并发现其在实时检测和纠正疏忽性错误方面有效,从而改善了指南的依从性[10],并证明在高护理负荷情况和病情更严重的患者中最为有用[11]。
因此,本多中心研究旨在通过测量AASTRE对结构、过程和结果指标的影响来探讨其有用性。
方法
AASTRE的实施方法
检查表的设计与描述
该检查表此前已经过验证[10],由37项安全措施组成,分为十个不同护理领域的区块:机械通气、血流动力学、肾功能与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镇静与镇痛、治疗(两个区块)、营养、技术与检查、护理和结构。AASTRE通常每周进行三天(包括有工作日假期的周和假期时段),在每个分析日随机抽取50%的安全措施和50%的ICU患者。每项安全措施都有具体的定义、评估标准和具体的核查方法。所有收入ICU的患者均有资格接受AASTRE。然而,对于每位被选中的患者,仅评估其符合评估标准的相关措施[11]。
督促者的角色与培训
安全审计始终在ICU每日临床查房后立即进行,需要一名督促者以及直接负责患者照护的医疗专业人员(资深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和护士)参与。督促者是每个ICU的两名资深主治医师之一(不直接负责该患者的照护),其已接受研究所需的教育和培训,并负责核查和/或促进安全措施的执行。在所有中心均举办了关于AASTRE理论方面和方法学的培训课程。此外,所有督促者均接受了关于研究目标及工具使用的在线培训。另外,还要求进行实践培训,在研究开始前至少完成三次安全查房。
安全审计
检查表中包含的许多措施由医疗专业人员在ICU每日临床查房时常规执行。安全审计的目的是核查这些措施是否确实已执行。若未执行(遗漏错误),督促者提醒医疗专业人员应当执行。在此框架下,审计期间的可能应答为:(1)“是”——当所分析的措施已在ICU每日查房中采取/执行;(2)“是,在AASTRE之后”——当安全审计用于发现遗漏错误且该错误已被纠正;(3)“否”——当所分析的措施尽管经过审计仍无法改变;(4)“不适用”——当患者不符合评估标准。检查表及评估应答录入网络平台(http://www.aastre.es)。安全审计使用平板电脑在床旁进行以便于实施。
变量和指标的定义
患者日数是两家医院在开展安全审计的总天数中接受评估的患者数量。
结构指标 安全文化认知(在第二医院):我们使用了一份先前经过验证的问卷[12],该问卷基于安全氛围调查(SCS)和安全态度问卷-ICU模型(SAQ-ICU)。它分析了六个维度:团队合作氛围、安全氛围、管理认知、工作满意度、工作条件和压力识别。安全文化认知问卷发放给医疗、护理和辅助人员。考虑了三个评估时段:1)初始期:研究开始前一个月;2)中间期:研究第6个月;3)最终期:研究结束后一个月。
调查了由AASTRE推动的方案和/或程序的执行或更新情况。
过程指标 考虑了因核查而实施的护理流程变更比例。IPR-AASTRE(与AASTRE相关的改善比例)按以下公式分别计算总体(IPR-AASTRE-G)、每项安全措施(IPR-AASTRE)以及每个变量组(IPR-AASTRE-B):IPR-AASTRE-B有助于简化评估其他变量对效用影响。这些变量是:患者类型(内科、外科、神经重症和创伤)、人员配比[PNR;患者:护士比(≤2:1 vs. >2:1)和PPR;患者:医生比(≤2:1、2–3:1、>3:1)]、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和住院时间(安全审核时的住院时间(<7、7–14、>14天)。
4. 结局指标 调查了AASTRE对ICU死亡率、平均住院时间以及使用标准化定义[13, 14]的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菌血症(CRB)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发生率的影响。VAP的临床定义要求患者满足一项影像学标准、一项全身性标准和两项肺部标准。影像学标准包括新出现或进展性浸润影、实变和空洞形成。全身性标准包括发热、白细胞计数异常和意识状态改变。肺部标准包括脓性痰、新出现或加重的咳嗽或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湿啰音或支气管呼吸音以及气体交换恶化。CRB定义为患者带有中心静脉导管,从外周静脉获取的至少一次血培养阳性(若为常见皮肤污染菌则需两次血培养阳性),有感染的临床表现(即发热、寒战和/或低血压),且除导管外无明显血流感染来源。应具备以下之一:半定量(>15 CFU/导管段)或定量(>102 CFU/导管段)导管培养阳性,且从导管段和外周血培养中分离出相同微生物(菌种);同时进行的定量血培养CFU/ml比值>3:1(导管血 vs. 外周血);阳性时间差(通过导管座获取的血液培养物被自动化血培养系统检测到生长的时间,比同时采集的等量外周血培养物至少早2小时)。与VAP和CRB相关的信息在研究参与的两家中心及前一年前瞻性收集,使用相同的诊断标准。
统计分析
对于描述性分析,我们对分类变量使用绝对数(N)和相对频率(百分比);对连续变量使用均值和标准差。在单因素分析中,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和线性趋势卡方检验,连续变量采用Student t检验。在多因素分析中,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固定模型和似然比法分析,以确定不同变量对IPR-AASTRE-B的影响,并旨在调整可能的混杂效应。结果以比值比及其95%置信区间(CI)表示。
我们使用APACHE 2012(<15、15–25、>25)进行直接标准化,以评估2013年与2012年的死亡率变化和发病密度比(IDR),并使用CI评估CRB和VAP发病率变化。可接受的统计学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 0.05。所有数据分析均使用SPSS 15版统计软件包(SPSS Inc.,Chicago,IL)进行。
结果
在研究期间,共对1214个患者日实施了AASTRE。表2显示了全局及每所医院所评估患者类型的分布、工作量(护理人员和医生)、使用SOFA测量的患者严重程度以及安全查房当天患者的住院时间。大多数患者为内科患者(47.0%),PNR ≤2:1(57.0%),PPR 2–3:1(62.1%),SOFA <4(56.9%),平均住院时间<7天(42.5%)。应当指出,研究的两所医院所评估患者类型的分布不同。在医院1中,以内科患者为主(57.6%),其次为外科患者(32.7%)。在医院2中,虽然内科患者的评估占主导(41.3%),其次为外科患者(31.6%),但神经外科(13.4%)和创伤患者(13.7%)的评估百分比显著更高。医院1的护理工作量更高,在大多数情况下每名护士照护超过两名患者。关于医生工作量,医院1显著更高。正是在该中心,医生照护超过三名患者的情况最常见(36%)。就实施AASTRE当天的患者严重程度而言,发现的唯一差异在于SOFA亚组<4(医院1更常见,67.1%)和SOFA亚组4–7(医院2更常见,32.7%)。最后,就AASTRE当天ICU住院时间而言,医院1中住院时间少于七天的患者显著占主导(54%),其余考虑的时间段在医院2中显著更常见,但≥21天的时间段在两所医院几乎相同。
结构指标
安全文化认知:对71名专业人员实施的安全文化认知问卷的应答率分别为94.4%(初期)、66.6%(中期)和70.4%(末期)。在整个研究期间,安全文化认知调查中安全氛围条目的正面回答呈逐步增加(p < 0.0001)。其他条目未观察到显著变化(表3)。
方案和/或操作规程的实施或更新:AASTRE的使用与两家医院镇静/镇痛和撤机方案的改变相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的两家医院中,AASTRE的使用促进了关于监测和机械通气(MV)报警的处方与审查新流程的建立。
过程指标
总体IPR-AASTRE-G为6.7%。表4显示了每项措施所评估患者的分布及与AASTRE相关的改善比例(IPR-AASTRE),以及它们在整个研究期间的演变情况。37项措施中有12项(32.4%)的IPR-AASTRE >10%。部分措施包含在预防VAP的集束化措施中(评估镇静患者的镇静和疼痛水平、半卧位)和预防CRB的集束化措施中(每日评估导管需求);其他措施包含在良好医疗实践指南中(急性呼吸衰竭患者肺泡压的核实、急性肾衰竭和人工营养的评估)以及基本安全措施中(适当的治疗处方、MV或监护仪报警的审查、患者身份识别)。
仅六项步骤(MV或监护仪报警的核实、所处方治疗的proper给药、急性肾衰竭的评估、压疮发生风险的评估以及血栓栓塞性疾病的预防)在整个研究期间显示IPR-AASTRE逐步下降。此外,在一项措施(“肠外营养团队的每日评估”)中,由于在不同四个月期间进行了评估,IPR-AASTRE出现显著增加。
表5显示了所选独立变量(患者类型、人员配比、病情严重程度和住院时间)对IPR-AASTRE-B的影响。高PNR与MV和血流动力学模块中较高的IPR-AASTRE相关。SOFA与四个模块中较高的IPR-AASTRE-B独立相关。最后,住院时间与技术操作和检查模块及治疗模块的IPR-AASTRE-B呈显著负相关。
讨论
清单已被提出作为确保不遗漏关键护理要素的工具[15]。然而,这是首个分析实时随机安全核查对危重患者质量指标影响的多中心研究。在结构指标(安全氛围、临床方案和医疗流程)、过程指标(更好地遵循良好临床实践指南)和结局指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发生率下降)方面均可见改善[16]。这些数据支持通过AASTRE工具改善危重患者医疗保健的一种方式,该工具的使用可行性已在我们团队此前发表的试点研究中得到证明[10]。
结构指标
AASTRE的使用与安全氛围的改善相关。已有研究描述了更好的安全氛围与结局[17]、平均住院时间[18]或不良事件[19]之间的关联。尽管其他作者未能证明清单可改善沟通和团队协作[20],但AASTRE对安全氛围的影响可能是临床实践中沟通改善的结果,正如其他工具所描述的那样[21]。
指南需要通过本地方案进行本地化调整,以实现其有效、安全和高效的使用[22, 23]。AASTRE与更新镇静/镇痛和撤机方案的需求相关。当在床旁反思性地使用AASTRE核查安全措施时,这作为一种自然结果出现。这凸显了根据最新科学知识来源更新本地方案的必要性。两种方案的依从性困难均已有描述[24, 25]。AASTRE能够评估对方案的依从性,并可促进其定期更新。AASTRE通过创建特定方案改善了与监测和机械通气报警相关的安全性。
尽管方案引入临床实践的有益效果已有讨论[26, 27],但大多数研究承认它们是有用的,不过在缺乏经验的医疗提供者或次优工作环境中更为明显。在此类运行不良的环境中,它们虽有帮助,但可能妨碍卫生专业人员的表现和进步,降低其自主性[28]。事实上,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未观察到方案对结局的影响[29]。因此,AASTRE促进了亟需的专业自主性,但要求对床旁决策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导致方案的更新,尽管并不保证结果的直接改善。
过程指标:IPR-AASTRE
医疗保健需要比目前可用的更多科学合理的过程测量指标。AASTRE是过程指标,因为它们评估对科学证据的依从程度[30]。它们允许测量在人类临床研究中已被证明有效的治疗适应证与这些治疗在常规临床实践中真正安全有效使用之间的差距。
未能确保患者获得推荐的医疗护理这一问题有高质量临床研究证据的支持。此类安全性和质量问题可通过知识转化工具有效解决[23]。
在纳入分析的37项措施中,有12项(32.4%)的IPR-AASTRE>10%,这一事实表明AASTRE能够改变临床实践的关键环节并提高对循证指南的依从性,而后者是医疗保健中的优先事项[11, 23, 31]。希望通过组织学习,这种效应能够随时间得以维持[32]。在这方面,一些作者[33]描述了核查表能够维持对良好临床实践指南依从性的能力,在半卧位或适当镇静方面达到接近100%的依从率。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措施的IPR-AASTRE评分为21.7%和11.6%,表明如果未实施干预(AASTRE),这些措施在很大比例的患者中不会被实施。此外,对另一项关键措施即导管需求评估的评价,在我们的经验中,有16.8%的评价被纠正。IPR-AASTRE效用随时间得以维持的事实可能与ICU临床活动的复杂性有关。在这方面,AASTRE作为一种工具,能够将医疗活动重新导向照护的关键环节,而不受环境状况的影响。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六项措施在所分析的四个四月期期间呈现显著下降,表明该工具也能够帮助系统化医疗保健和组织学习。尽管如此,对于IPR-AASTRE逐渐上升的措施,应当核实(如本研究中“肠外营养团队每日评估”这一措施所出现的情况)对推荐意见的缺乏依从性是否可以归因于实施AASTRE的工作团队之外的原因(与参与患者治疗的其他人员之间的沟通问题,例如在本例中可能与负责监测医院肠外营养的药学服务专业人员之间出现的问题)。
AASTRE已被证明在病情更严重的患者、入院早期以及工作负荷增加的环境中更为有效。这些发现与我们团队此前发表的数据一致[11]。在不中断工作流程的情况下,提醒关注重症患者照护的各个方面,并将其最终纳入治疗的决定留给负责患者的高年资医师根据适应证与风险比自行判断。
结局指标
集束化照护的概念及其在改善临床结局方面的有效性也得到文献支持[34]。我们的结果显示VAP显著下降,影响了为预防此类不良事件而制定的三项推荐意见(镇静水平评估、半卧位和深静脉血栓预防)。Dubose等[35]通过VAP集束化措施核查表在创伤ICU中描述了这一效应。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AASTRE对死亡率和CRB没有影响。可能,要证明对CRB发生率的影响需要影响其他方面,如导管置入和维护[36]。
在重症患者中,尚无研究能够将安全检查表的使用与死亡率下降相关联[15]。近期,在一项针对巴西重症监护病房(ICU)的研究[37]中,引入每日检查表、目标设定和临床医生提示并未降低院内死亡率或其他临床结局。尽管该研究样本量相当大,但一些组织和方法学方面的因素可能使结果无法在该环境之外重现。例如,在文化方面和工作团队的组织方面,该卫生系统与欧洲的系统不可比。此外,标准化死亡率较高,且每个ICU招募的患者数量相对较少。另外,重要的方法学方面,如分析期(该研究中仅为4个月)、措施的定义、患者的入选资格以及工具使用培训,在两项研究中有所不同。然而,两项研究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提示者的角色。据巴西研究的作者所述,临床医生与提示者的反馈是在当天较晚时进行的。在我们的研究中,这是我们方法学的关键之一,提示者在每日临床查房后立即在医疗活动期间于床旁进行互动,充当知识转移的催化剂,从而提高对科学证据的依从性。无论如何,我们意识到单一干预措施,尽管是跨领域的,也绝不会对患者预后产生决定性影响。此外,使用死亡率作为结局指标需要更大的样本量和风险调整,以便在提供者和组织之间进行公平比较[38]。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1)仅有兩個ICU参与。此外,它们参与了AASTRE工具的设计、研究团队从试点研究中获得的经验以及参与中心所蕴含的持续改进医疗质量文化的形成,这可能意味着无法将结果外推到其他ICU。(2)霍桑效应,即因知道自己被观察而产生的绩效提升,难以与干预所产生的效果区分开来。(3)安全文化认知仅在一个中心进行了调查。(4)样本量最初并非为调查AASTRE对死亡率或院内感染率的影响而计算。(5)研究设计未包括对照组,因为安全审计中所评估患者的随机选择不允许设置对照组。(6)获得研究期间所接诊患者人群的人口学数据、护理工作量的定量评估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可能有助于对数据和AASTRE的影响进行更精确的分析(附加文件1)。
结论
总之,我们的结果表明,AASTRE与结构、过程和结局指标的改善相关。此外,该工具允许同时将医学证据转化为临床实践,减少遗漏错误,并且还允许通过过程指标评估质量。
参考来源
- Bodí M, Oliva I, Martín MC, et al. Impact of random safety analyses on structure, process and outcome indicators: multicentre study. Ann Intensive Care. 2017. PMID: 28247300. doi:10.1186/s13613-017-0245-x
- 全文:PMC5331020(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3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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