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及时评估适宜医疗在减少重症医学温室气体排放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timely assessment of appropriate care i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PubMed 文献 · Ann Intensive Care · 2026-09-17
一句话结论在ICU/IMCU入院48小时内做出早期伦理评估(限制或撤销侵入性治疗),可使每例住院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4.5%(586 vs 1055 kg CO2eq,p=0.004)。

该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分析了法国Chalon-sur-Saône医院重症科2023年全年828例成人住院(ICU 384例、IMCU 444例,共4138个患者日)的医疗活动与温室气体排放。ICU每患者日排放194 kg CO2eq,IMCU每患者日160 kg CO2eq。其中240例(29%)在入院48小时内进行了早期伦理评估(EEC组),其每例住院平均排放586 kg CO2eq,显著低于非EEC组的1055 kg CO2eq(降低44.5%,p=0.004)。作者认为,早期确定适宜的医疗级别、避免过度医疗,可成为重症科室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点

  • EEC组240例(29%)在入院48小时内做出治疗限制计划或判定入院可能不适当,每例住院排放586 kg CO2eq,非EEC组1055 kg CO2eq(p=0.004)。
  • ICU每患者日排放194 kg CO2eq,IMCU每患者日160 kg CO2eq;全队列每例住院平均912 kg CO2eq。
  • EEC组患者平均年龄70.5岁 vs 非EEC组60.7岁(p<0.001),且不可治愈恶性肿瘤(22% vs 5%)、晚期呼吸疾病(14% vs 4%)、严重慢性心衰(10% vs 4%)比例更高。
  • EEC组重症监护室平均住院日3.3天 vs 非EEC组5.7天(p=0.001);有创机械通气比例25% vs 32%(p=0.069),通气时长3.7天 vs 7.6天(p<0.001)。
  • 药品占排放最大份额216 tCO2eq(29%),其次为生物医学设备118 tCO2eq(16%)、医疗器械102 tCO2eq(14%)、员工通勤74 tCO2eq(10%)、患者直升机转运61 tCO2eq(8%)。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法国Chalon-sur-Saône医院重症科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治的828例成人患者,包括ICU 384例(46%)和IMCU 444例(54%)。
  • EEC组定义为入院48小时内建立治疗限制计划和/或入院被判定为可能不适当的患者,共240例(29%);其余588例为非EEC组,其中69例(12%)在住院后期才建立延迟性治疗限制计划。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早期伦理评估(EEC)判定标准:入院48小时内建立治疗限制计划(限制特定侵入性操作的决定)和/或入院被患者、转诊医疗团队或重症团队在多学科伦理审查中判定为可能不适当,并记录于病历。
  • 治疗限制计划指决定不进行特定侵入性操作;可能不适当的入院由患者、转诊团队或重症团队判定。
  • 原文未提及具体的评分界值或启动/停止阈值。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入院48小时内通过协作、团队合议过程,结合患者预先指示、与近亲属讨论,评估医疗级别是否与患者临床状态、既往史和长期预后成比例。
  • 第二步:对判定为可能不适当或需限制治疗的病例,建立治疗限制计划(不进行特定侵入性操作)或决定放弃全部特定重症干预。
  • 第三步:EEC组中25%接受有创机械通气(非EEC组32%),通气时长3.7天(非EEC组7.6天);原文未提及具体药物剂量、给药途径或频次。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原文未提及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分析法国Chalon-sur-Saône医院重症科2023年全年828例成人住院(ICU 384例、IMCU 444例,共4138个患者日)的医疗活动与温室气体排放。
  • 主要结果:EEC组(240例,29%)每例住院平均排放586 kg CO2eq,非EEC组(588例)1055 kg CO2eq,降低44.5%(p=0.004)。
  • 排放强度:ICU每患者日194 kg CO2eq,IMCU每患者日160 kg CO2eq;全科年排放755 tCO2eq(ICU 562 tCO2eq占74%,IMCU 193 tCO2eq占26%)。
  • 临床结局:EEC组重症监护室生存率65.4% vs 非EEC组90%(p<0.001);6个月生存率40% vs 76%(p<0.001);全科院内死亡率17.2%(ICU 30.9%,IMCU 5.4%),6个月死亡率31.7%。
  • EEC组SAPS II评分46.6 vs 非EEC组39.8(p<0.001),对应预测生存率61% vs 76%。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回顾性研究(paper),非随机对照试验。
  • 局限:单中心设计限制外推性;未精确追踪每例住院的个体物理流量,排放归因于住院日乘以日均排放值(ICU 194 kg CO2eq/日或IMCU 160 kg CO2eq/日)的乘积,而非实际每例排放;交通运输和能源类别受本地特点影响(员工主要使用内燃机车辆、使用直升机转运患者、法国电力低碳强度);无法完全分离可变运营排放与固定结构开销;作者指出结果需进一步研究确认。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可在ICU/IMCU入院48小时内常规开展多学科伦理评估,及时确定适宜医疗级别,避免过度医疗,同时可能减少住院日和相关温室气体排放。
  • 适用人群:具有严重合并症(不可治愈恶性肿瘤、晚期呼吸疾病、严重慢性心衰)、高龄、SAPS II评分较高的重症患者;不适用于原文未提及的人群。
  • 常见陷阱:EEC组患者病情更重(SAPS II 46.6 vs 39.8)、6个月生存率更低(40% vs 76%),排放减少与早期限制治疗和缩短住院日相关,不能解读为限制治疗改善了生存。
  • 该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排放值为科室平均值而非个体实际值,外推到其他医疗体系或病例组合时需谨慎。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引用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National [French] Academy of Medicine)关于医疗环境约束作为公民团结原则的报告;原文未提及具体指南名称、发布年份或共识出处。
全文中译22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Ann Intensive Care. 2026 Sep 17;16:100162. doi: 10.1016/j.aicoj.2026.100162

背景

重症监护的特点是大量医疗专业人员为少部分患者使用大量物质资源。这些特征产生了与生命维持治疗(如机械通气、肾脏替代治疗、循环支持)、病因学检查、药物或非药物治疗以及患者生命体征持续监测设备相关的极高经济和环境成本[[1],[2],[3]]。同时,重症监护管理必须与患者的临床状态、既往病史和长期预后保持相称。该照护计划应通过涉及医疗团队、患者预立医疗指示以及与近亲属讨论的协作、同行审议过程持续重新评估[4]。每种临床情况都是独特的,需要根据临床轨迹和患者偏好量身定制干预措施。

在重症监护中,高成本干预措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环境上——与深刻的人文利害关系相结合,引发了以资源公平分配为核心的重大伦理困境。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将重症监护实践锚定在分配正义和公民团结的原则上,最终目标是确保患者当前和未来的照护公平[5]。

从这个角度出发,主动进行照护目标的伦理判定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并使重症监护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符合当代可持续性挑战的方法[6,7]。正如已有研究表明,早期识别涉及无益或不称职重症监护的情况仍然是避免无益治疗和照护碎片化的重大挑战[8]。这种主动方法在为当前接受治疗的个体服务的同时,也会产生保护未来的积极副产品——具体而言,通过放弃某些技术干预和缩短住院时间来减少重症监护住院的环境影响。

为探讨这些观点,本研究对某重症监护科室的临床活动进行了回顾性描述,同时对其相关的温室气体(GHG)排放进行了清单分析。我们假设,预判相称的、个体化的照护可确保最佳患者管理,同时有助于医疗保健的可持续性。总体目标是评估和量化导致早期不给予或撤除某些侵入性治疗的伦理考量是否会导致相关住院的GHG排放减少。

方法

研究设计与人群

我们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入住Chalon-sur-Saône医院重症监护科的成年患者,该科室分为两个单元:重症监护病房(ICU)和中间监护病房(IMCU)。

数据收集

收集了以下住院相关数据:重症监护科室住院时间、单元(IMCU或ICU)、入院类别(内科、择期手术、急诊手术、创伤或精神科)、入院原因、简化急性生理评分II(SAPS II)评分,以及生命维持治疗的使用情况(血管加压药、肾脏替代治疗、机械通气、无创通气和高流量鼻导管氧疗)。我们还记录了入院是否被认为可能不适当(由患者、转诊医疗团队或重症监护团队在多学科伦理审查中判断,并记录于病历中)[9]。此外,还收集了是否在入院48小时内制定治疗限制计划(决定不进行特定侵入性操作)的数据,以及住院期间和入院后6个月内的死亡率。

还收集了以下患者临床数据:年龄、性别、体重指数(kg/m²)、是否存在不可治愈的恶性肿瘤、晚期呼吸系统疾病(长期氧疗、双水平正压通气或用力呼气容积(FEV1)<1 L)、慢性肾脏病(eGFR <60 mL/min/1.73 m²)、终末期肾病(需要肾脏替代治疗)、严重心脏病(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30%、肺动脉高压(PH)>50 mmHg)、糖尿病和肝硬化。

亚组

如果患者的住院涉及在入院最初48小时内调整护理水平的伦理考量,则将其归入早期伦理组件(EEC)亚组。该亚组包括在入院时制定早期治疗限制计划的患者和/或在最初48小时内入院被认为可能不适当的患者,包括同时符合两项标准的患者。所有其他患者,包括在48小时后决定延迟治疗限制计划的患者,均纳入非EEC对照组。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温室气体排放的估算按照法国生态转型署(ADEME)[10]推荐的方法学进行,符合ISO 14064-1标准。此外,我们参考了ADEME发布的医疗机构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指南(2020年版)[11]。

评估范围

组织范围涵盖整个重症监护科室,包括其控制下的所有设备和设施。运营范围整合了科室正常运转所需的所有物理流(即以千瓦时、千克或千米等物理单位计量的活动数据):直接能源和水消耗、工作人员和患者运输、所有商品和服务采购(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固定资产(建筑、停车场、医疗设备)以及废物处置和处理。图1展示了研究范围和分析的物理流映射。

图1 2023年Chalon-sur-Saône医院中心温室气体排放本评估的组织范围和运营范围。 查看原图 ↗

温室气体排放计算

估算重症监护科室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需要两个步骤:物理流的量化和各物理流对应排放量的计算。

运行范围内的每项实物流动均在资源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量化。电力和水消耗通过专用仪表直接测量;员工通勤通过特定问卷进行量化;患者转运则使用紧急医疗服务(SAMU)调度提供的数据进行测量。支持服务部门提供了关于采购流动、服务和资本投资的数据(以数量或货币价值计)。最后,废物产生量通过定期称重进行估算。

每项量化的实物流动均使用排放因子(即每单位实物流动中所含温室气体排放的估算值)转换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些因子由资源人员提供,或来源于既定数据库和科学文献(见补充材料)。将每项实物流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加,即可估算该科室的总体碳(及气候)足迹,以公吨CO2eq表示(图2)。

图2 温室气体排放计算与分配方法。 查看原图 ↗

数据处理与分配

关于IMCU与ICU之间的排放分配:与购买ICU呼吸机相关的排放完全归因于ICU。员工通勤排放按两个单元之间的人员分布,80%分配至ICU,20%分配至IMCU。与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验和血液制品输注相关的排放,根据接受这些服务的患者的具体位置在两个单元之间进行分配。当共享基线流动无法获得特定位置数据时,这些剩余排放根据临床活动水平(基于各单元每年的患者住院日数)进行分配。一旦所有排放量在两个亚单元之间分配完毕,将总量除以患者住院日数,即可获得ICU和IMCU每住院日的估计温室气体排放率。每次个体住院的排放量通过将每日排放量乘以住院时长来计算(图2)。

统计分析

定性变量以数量和百分比表示,定量变量以均值±标准差表示。亚组分析中,定性变量的比较使用卡方检验,定量变量的比较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单因素分析)。

结果

临床数据

2023年,Chalon-sur-Saône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室共收治828名成年患者,其中384名(46%)收入ICU,444名(54%)收入IMCU。所有患者均纳入分析。ICU的平均住院时长为7.6(±9.7)天,IMCU为2.8(±2.7)天。整个队列共计4,138个患者住院日,其中2,913个(70.4%)发生在ICU。队列的详细特征见表1。

纳入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5(±17)岁,63.5%为男性。总体而言,68.6%的患者因内科急症入院(相对于外科、精神科或创伤急症);ICU入院患者的该比例升至81.8%。此外,根据患者本人、转诊医疗团队和/或重症监护医疗团队共识意见的判断,99例入院(11.9%)被归类为可能不适当入院。

为196例患者(23.7%)制定了早期治疗限制计划。总计有240次住院(29%)涉及早期伦理考量,导致护理级别被部分或完全限制。240这一数字是99例不适当入院与196例治疗限制决策在去除重复项后的总和,因为有55例入院同时属于这两个类别。

该科室的总体死亡率为17.2%(重症监护病房(ICU)为30.9%,中间监护病房(IMCU)为5.4%)。入院六个月后,263例患者(31.7%)已死亡。ICU和IMCU的6个月死亡率分别为45.8%和19.6%。

表1 纳入分析队列的患者特征和住院数据(索恩河畔沙隆医院重症监护科,N = 828)。 查看原表 ↗

温室气体排放

2023年索恩河畔沙隆重症监护科活动相关的估计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755公吨二氧化碳当量。在此总量中,562吨二氧化碳当量(74%)归因于ICU,193吨二氧化碳当量(26%)归因于IMCU。按类别和子项划分的排放明细见表2。

药品占排放的最大份额,总计216吨二氧化碳当量(29%)。其次是生物医学设备(如呼吸机)采购,占118吨二氧化碳当量(16%)、医疗器械(102吨二氧化碳当量,14%)、员工通勤(74吨二氧化碳当量,10%)和患者直升机转运(61吨二氧化碳当量,8%)。该重症监护科全年能源消耗(电力和供暖)估计约为670兆瓦时,相当于每天1835千瓦时或每次住院810千瓦时。该能源使用 associated with 31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占总量的4%。废物处理仅占总排放量的17吨二氧化碳当量(2%)。

我们估计,在ICU中一个患者日平均排放194千克二氧化碳当量,在IMCU中为160千克二氧化碳当量(图2)。对于整个队列(n = 828),一次重症监护病房住院需要向大气排放912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表2 2023年索恩河畔沙隆医院重症监护科估计温室气体排放明细。 查看原表 ↗

亚组比较

对医疗干预潜在后果的主动评估导致对240次住院(29%)做出要么放弃所有特定重症监护干预(可能不适当入院)要么将治疗限制为仅特定干预(治疗限制计划)的决定。这些病例构成EEC组。

将该组与队列其余部分(非EEC组,n = 588)进行比较。在第二组中,初始护理决策不包括伦理成分,原因要么是认为没有必要,要么是由于各种原因(例如时间限制、疏忽、组织挑战或缺乏临床背景)无法进行此类评估。在该非EEC组中,69例患者(12%)在ICU住院后期经历了延迟的治疗限制计划。两个亚组的患者和住院特征见表3。

平均而言,EEC组患者比非EEC组患者年长10岁,平均年龄分别为70.5岁和60.7岁(p < 0.001)。他们同时具有更高的合并症负担,包括晚期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率显著更高(14% vs. 4%,p < 0.001)、严重慢性心力衰竭发生率更高(10% vs. 4%,p = 0.002),以及不可治愈恶性肿瘤患病率更高(22% vs. 5%,p < 0.001)。两组在糖尿病或肝硬化发生率方面无显著差异。

关于重症监护住院特征,EEC组25%的患者接受了有创机械通气,而非EEC组为32%(p = 0.069)。当启动有创通气时,EEC组的通气持续时间显著更短(3.7 vs. 7.6天;p < 0.001)。EEC组在重症监护中的平均住院时间(LOS)也显著更低(3.3 vs. 5.7天;p = 0.001)。入院时平均SAPS II评分在EEC组为46.6,非EEC组为39.8(p < 0.001),分别对应于住院期间预测生存率61%和76%。重症监护病房中观察到的生存率在EEC组为65.4%,非EEC组为90%(p < 0.001)。入院后六个月时,EEC组和非EEC组的总生存率分别为40%和76%(p < 0.001)。

最后,EEC组每次住院的平均温室气体(GHG)排放量为586 kg CO2eq,而非EEC组为1055 kg CO2eq,相当于排放量显著减少44.5%(p = 0.004)。

表3 EEC和非EEC亚组患者及住院特征、临床结局和环境影响。 查看原表 ↗

讨论

早期伦理考量及治疗限制决策对GHG排放的影响

我们研究最值得注意的发现涉及对医疗决策中整合早期伦理考量的住院相关GHG排放的分析。这些考量导致完全或部分撤除有创操作,以避免无益治疗。该亚组包括240次住院(占所研究828次的29%),涉及的患者显著更年长(约年长10岁),且更可能患有严重合并症(如不可治愈恶性肿瘤和晚期呼吸系统疾病)。平均而言,该亚组的住院导致586 kg CO2eq的排放,而其余队列平均为1,055 kg CO2eq(p = 0.004,表3),相当于减少44.5%。

这一显著结果支持了“照护适当性”是环境可持续医疗保健的基本支柱这一观点,并强化了这样一种直觉:在重症监护中早期整合姑息治疗方式,可通过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而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12]。此外,下文讨论的方法学局限性很可能低估了这一差异。事实上,缺乏对每次住院各项具体物质流动的精细追踪,部分掩盖了以下事实:通过早期决定放弃某些侵入性治疗,照护的物质强度(如药品、医疗器械和能源的消耗)有所降低。因此,此处强调的温室气体(GHG)排放差异主要反映的是住院时间的缩短。据我们所知,此前尚无研究采用类似方法。鉴于缺乏可用的比较以及本研究的单中心性质,该结果的稳健性无法得到充分评估,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温室气体排放的测量

本研究的另一项关键结果是计算了法国一个重症监护科室(Chalon-sur-Saône医院)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年排放总量为755公吨CO2eq。按患者住院日数归一化后,这些数字分别为ICU和IMCU每日194 kg CO2eq和160 kg CO2eq。尽管略高,这些数值与既往发表的数据一致,从而增强了我们结果的有效性。2018年,McGain等[13]的一项研究纳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20例感染性休克患者,报告的结果范围为每患者日88至178 kg CO2eq。2022年,Prasad等[1]在美国一个重症监护病房开展了一项研究,其温室气体排放约为每患者日140 kg CO2eq。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在进行评估时并未考虑与本研究相同的操作范围,这可能解释了所观察到的微小差异。

然而,本研究的单中心性质限制了其普适性。特别是计算中的“交通”和“能源”类别受到当地具体情况的影响。例如,工作人员通勤占总排放量的近10%,因为员工主要使用内燃机车辆。在公共和低碳交通更为发达的城市地区,这一排放类别可能会更低。同样,Chalon-sur-Saône医院使用直升机转运患者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其自身就占总排放量的8%以上(尽管飞行次数较少)。关于能源,值得注意的是,该科室相当大的用电量(全年约600 MW h)仅对应略高于20公吨的CO2eq(占总量的3%)。这一结果是法国电力结构碳强度极低的直接后果[14]。

此外,人们可能会质疑当地流行病学是否影响医疗活动,并由此影响温室气体(GHG)排放。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平均SAPS II评分为41.6(±26.8),单元内死亡率为17.2%,平均住院时间为5(±7.3)天。这些结果与最近通过国家数据库提取发布的法国全国平均水平相对可比[15]。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假设,当地流行病学特异性并未构成外推我们研究结果的主要偏倚。

此外,我们的计算方法并未完美地将可变运行排放与固定结构性间接成本完全分离,因为基线部分能耗仍与每日 occupancy 无关。然而,这一局限性因敏捷的重症监护管理而得到缓解——在活动量下降时,季节性调整允许对结构性资源进行部分调节。

最后,必须指出,我们无法精确研究每次个体入院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在本研究中,归因于一次住院的排放仅对应于住院时间与重症监护病房(ICU)平均每日排放值(194 kg CO2eq)或中间监护病房(IMCU)平均每日排放值(160 kg CO2eq)的乘积。然而,这两个值是基于全科室整体计算得出的平均值(图2)。每次住院的实际排放值很可能因入院原因而显著不同,特别是在药品使用(即镇静剂、神经肌肉阻滞剂、抗生素、血管升压药)、医疗器械和生物医学设备方面。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局限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人类世中的重症监护

现代医疗系统在人类世出现并迅速扩展,人类世是一个地质时代,其特征是人类活动成为改变地球生命条件的支配力量[[16], [17], [18], [19]]。尽管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轨迹推动了全球预期寿命的指数级增长[20],但它现在面临关键的行星和环境边界,要求我们对医疗模式进行深刻重新评估[[21], [22], [23]]。

追随法国内科重症监护概念创始人Jean Hamburger教授(1909–1992)的脚步,我们认为医生必须寻求一种“妥协……使个体完整地脱颖而出,同时又允许社会需求和保护人类的集体组织蓬勃发展”[24, p. 154, 作者译]。在重症监护中,我们假设这种妥协在于一种医学方法,包括及时识别使用重症监护干预可能对患者造成无益治疗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方法——预见侵入性操作的后果并在入院时(或对某些患者甚至更早上游)就其实施做出早期决策[25]——可能是对Hamburger教授的回应。

首先,这一前瞻性策略旨在限制重症监护环境中可能存在的“过度医疗”风险[26]。它有助于避免无效干预,同时降低发病率——例如,通过防止已知严重合并症决定长期预后不良的患者[27,28]发生重症监护后综合征(PICS)[27]。与这一临床获益并行的是,这种方法还通过提高医疗职业的吸引力、降低经济成本和限制环境影响来保障重症监护的未来,正如我们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结果所提示的那样。

更根本地说,通过将临床相关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生态足迹的原则相结合,重症监护医学在实际实践中从传统的资源投入义务转向适当医疗结果的义务。我们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并得到最近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5]关于医疗保健环境约束作为公民团结原则的报告所强调。我们认为,在ICU中早期进行伦理判定代表了该原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转化。

结论

在重症监护中,一种前瞻性伦理方法——包括早期确定每位患者的适当照护级别,以避免无益治疗为目标——似乎能显著减少住院期间的温室气体排放。更广泛地说,这种行动方案可能构成重症监护服务可持续性的基本要素。

作者贡献

概念化:PSP;数据管理:LM、RTS、DS、CAM、PSP、SR;形式分析:ML;调查研究:PSP、LM、SR;方法学:CB、CL、JPQ、TM、ML、PSP;项目管理:PSP;监督:JPQ;写作——初稿:PSP;写作——审阅与编辑:JPR、TM、ET、CB、JPQ。

发表同意

不适用。

伦理批准与知情同意

健康数据为事后收集并去标识化,符合法国和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研究方案获得法国重症医学会(SRLF)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的批准(IRB 00014135)。每位患者(或其近亲属)均被告知其数据将用于科学和流行病学目的。拒绝参与(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人)数据使用的患者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资金

本研究未获得外部资金。

数据可用性

纳入患者的数据存储在专为观察性研究设计的安全在线服务器上(https://www.doqboard.com/)。用于计算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数据不属于保密健康数据,可以表格形式向通讯作者索取。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均无与本研究的任何方面相关的利益冲突需要声明。

参考来源

  1. Pugliesi PS, Mathey L, Rigaud JP, et al. The role of timely assessment of appropriate care i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Ann Intensive Care. 2026. PMID: 42831026. doi:10.1016/j.aicoj.2026.100162
  2. 全文:PMC13634266(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634266/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