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评估液体耐受性(VExUS)与每搏输出量(LVOT-VTI)预测急诊疑似脓毒症患者不良结局
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545例急诊疑似脓毒症成人患者,在大量液体复苏前进行VExUS和LVOT-VTI超声评估。VExUS≥1与24小时死亡/ICU入住风险增加相关(VExUS 3 OR 4.09),且与液体反应性降低相关(VExUS 3 OR 0.16);LVOT-VTI单独与不良结局无关,但VExUS 2-3且LVOT-VTI<17 cm患者不良结局风险最高(OR 3.67)且液体反应性最低。联合评估可能有助于个体化复苏,但需进一步研究。
要点
- 急诊疑似脓毒症患者中,VExUS≥1与24小时死亡/ICU入住风险增加独立相关:VExUS 1 OR 2.37,VExUS 2 OR 2.84,VExUS 3 OR 4.09( vs VExUS 0)。
- VExUS≥1与液体反应性降低相关:VExUS 1 OR 0.36,VExUS 2 OR 0.21,VExUS 3 OR 0.19( vs VExUS 0,液体反应性定义为500 mL液体负荷后LVOT-VTI增加≥10%)。
- VExUS 2-3且LVOT-VTI<17 cm患者24小时死亡/ICU入住率57.3%,显著高于VExUS 0且LVOT-VTI≥17 cm的23.5%(OR 3.67,95%CI 2.04-6.61)。
- LVOT-VTI单独与24小时不良结局无关;LVOT-VTI 17-20 cm组液体反应性62.1%,高于>20 cm组的47.3%(OR 2.01,95%CI 1.20-3.37)。
- VExUS 3患者接受无液体治疗的比例更高(OR 2.81,95%CI 1.18-6.73),提示临床团队可能根据超声发现调整了液体策略。
适用人群与场景
- ≥18岁急诊患者,通过「Code Sepsis」公告或电子病历警报筛查疑似脓毒症(符合以下两项:发热≥38.3°C或低体温<36°C;收缩压<90 mmHg或平均动脉压<65 mmHg;心率≥120次/分;呼吸频率≥24次/分;或一项上述标准加WBC>12.0×10⁹/L或<4.0×10⁹/L、乳酸>2 mmol/L或杆状核中性粒细胞>10%),且治疗医师认为需抗生素和住院。
- 排除:入组前已接受>500 mL液体、已插管或呼吸机依赖、使用血管升压药、无法提供知情同意、有DNI/DNR或仅姑息治疗、孕妇、医师高度怀疑COVID-19。
- 研究场景为单中心四级医疗急诊科,患者为非机械通气状态。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VExUS评分:0分=IVC<2 cm;1分=IVC≥2 cm且肝、门、肾静脉无严重异常血流模式;2分=IVC≥2 cm且1条静脉严重异常;3分=IVC≥2 cm且≥2条静脉严重异常。
- LVOT-VTI分类:<17 cm、17-20 cm、>20 cm。
- 液体反应性定义:500 mL液体负荷后LVOT-VTI增加≥10%。
- 主要结局为24小时内死亡、ICU入住、RRT激活或以上均无的序贯结局,取最差结局分类。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对急诊疑似脓毒症患者,在大量液体复苏前(入组前接受≤500 mL液体)进行床旁多普勒超声评估。
- 第二步:先测IVC直径,若IVC≥2 cm,则用脉冲波多普勒评估肝静脉、门静脉和肾静脉波形,计算VExUS评分(0-3分)。
- 第三步:取心尖五腔心切面,脉冲波多普勒对准LVOT,窦性心律测3次、房颤测5次,记录平均LVOT-VTI。
- 第四步:若临床团队医嘱给予500 mL液体负荷,由同一操作者重复上述多普勒超声方案评估液体反应性。
- 原文未提及基于VExUS或LVOT-VTI的具体药物剂量或液体治疗推荐方案。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VExUS评分≥1提示24小时死亡/ICU入住风险增加(VExUS 3 OR 4.09,95%CI 2.24-7.45)且液体反应性降低(VExUS 3 OR 0.19,95%CI 0.08-0.46)。
- VExUS 2-3且LVOT-VTI<17 cm患者24小时死亡/ICU入住率57.3%,为最高风险组(OR 3.67 vs VExUS 0且VTI≥17 cm,95%CI 2.04-6.61)。
- VExUS评分越高的患者肌钙蛋白和肌酐水平更高,心衰、其他心脏病、肺动脉高压、CKD和COPD患病率更高,且更少能确定感染源。
- 原文未给出需要立即处理的具体阈值或药物干预措施。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单中心、前瞻性、部分盲法队列研究,纳入545例急诊疑似脓毒症成人患者(VExUS测量545例,LVOT-VTI测量493例),招募时间2020年5月21日至2023年12月18日。
- 主要结局:24小时内15例(2.8%)死亡,164例(30.1%)入住ICU,56例(10.3%)RRT激活;VExUS 0患者24小时死亡/ICU入住率24.7%,VExUS 3为56.5%。
- VExUS≥1与24小时死亡/ICU入住风险增加相关:VExUS 1 OR 2.37(95%CI 1.29-4.36),VExUS 2 OR 2.84(95%CI 1.64-4.92),VExUS 3 OR 4.09(95%CI 2.24-7.45)。
- 液体反应性:429例接受液体负荷的患者中221例(51.5%)为液体反应性;VExUS 0为63.7%,VExUS 3为21.1%;VExUS≥1与液体反应性降低相关:VExUS 1 OR 0.35(95%CI 0.19-0.63),VExUS 2 OR 0.20(95%CI 0.11-0.37),VExUS 3 OR 0.16(95%CI 0.07-0.36)。
- LVOT-VTI单独与24小时不良结局无关;LVOT-VTI 17-20 cm组液体反应性62.1%,高于>20 cm参考组的47.3%(OR 2.01,95%CI 1.20-3.37),<17 cm组为45.8%。
- 联合评估:VExUS 0且LVOT-VTI≥17 cm组24小时死亡/ICU入住率23.5%,VExUS 2-3且LVOT-VTI<17 cm组为57.3%(OR 3.67,95%CI 2.04-6.61);后者液体反应性16.7% vs 参考组62.1%(OR 0.16,95%CI 0.07-0.34)。
- VExUS评分组间加权Cohen's kappa为0.72(95%CI 0.59-0.85,p<0.001),提示一致性良好。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遵循STROBE报告规范。
- 局限性:单中心、便利抽样、部分操作者知晓分组(47%病例治疗医师同时为研究者)、主要复合结局主要由ICU入住驱动(164例 vs 15例死亡)、样本量未基于正式样本量计算、LVOT-VTI无法由第二审查者重新测量、肾静脉波形仅51.7%获得。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在急诊疑似脓毒症患者中,可在大量液体复苏前早期行VExUS评估,VExUS≥1提示24小时不良结局风险增加且液体反应性降低,应警惕液体耐受性差。
- VExUS 2-3合并LVOT-VTI<17 cm的患者不良结局风险最高且液体反应性最低,对此类患者应考虑限制液体并加强监测,而非盲目液体复苏。
- LVOT-VTI单独不应用于预测不良结局,但LVOT-VTI 17-20 cm提示液体反应性可能性较高;VExUS与LVOT-VTI联合可改善风险分层。
- VExUS评估中肾静脉波形获取困难(仅51.7%获得),可能导致VExUS评分被低估;IVC≥2 cm仅占38%,并非所有患者均需完成复杂多普勒评估。
- 原文结论强调需进一步研究验证VExUS指导液体管理能否改善结局,当前证据尚不足以改变常规复苏策略。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未提及具体指南或共识名称(文中引用了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和Center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的推荐,但本研究本身非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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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背景
确定脓毒症的最佳液体管理仍具有挑战性。虽然拯救脓毒症运动(SSC)和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建议脓毒性休克患者在3小时内给予30 mL/kg [[1], [2], [3]],但过量液体会增加死亡率和急性肺损伤 [4,5]。SSC还建议进行动态液体反应性监测,但缺乏关于超声评估静脉淤血的具体建议 [3]。尽管最近一项试验发现限制性策略与宽松策略之间无死亡率差异,但参与者在入组时已接受了>2 L的液体 [6]。
鉴于脓毒症患者的异质性,早期个体化液体管理可能改善预后 [7,8]。重要的是,液体反应性表明患者处于Frank-Starling曲线的上升支,但仅凭此并不能表明液体管理将有益,因为针对超常心输出量的历史性研究显示了危害 [9,10]。此外,液体反应性可与静脉淤血共存 [11],这强调液体反应性和液体耐受性是互补但独立的生理评估,二者结合可能更好地指导复苏决策。
多普勒超声可以评估液体反应性和静脉淤血。静脉过量超声(VExUS)评分是一种新型床旁即时超声(POCUS)评估方法,利用下腔静脉(IVC)直径以及肝静脉、门静脉和肾静脉的多普勒超声波形分析,将静脉淤血分为0至3级(评分越高表示淤血越严重)[[12], [13], [14]]。VExUS与心脏术后患者的急性肾损伤 [13]、右心房压力 [15]以及重症监护病房(ICU)中超声心动图心功能指标 [16]相关。虽然IVC易于测量 [17,18],且最初证明其动态测量可预测脓毒症液体反应性的研究 [[19], [20], [21]]已被后续荟萃分析所否定,后者显示准确度较低 [17,22],一项随机试验也发现以IVC变异度指导的液体管理无获益 [23]。近期研究试图更好地理解VExUS评分、心功能和充盈压力之间的关系 [[24], [25], [26]]。然而,目前尚无VExUS在急诊科脓毒症患者早期评估中应用的数据。
左心室流出道(LVOT)速度时间积分(VTI)是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测量每搏输出量的常用方法 [27,28]。在休克状态下,LVOT-VTI <16 cm提示心源性、梗阻性或低血容量性休克,而LVOT-VTI >20 cm提示分布性休克或高输出量心力衰竭 [29]。此外,LVOT-VTI <17 cm与低射血分数 [30]和较高的心源性死亡 [31]相关。液体负荷试验或直腿抬高后LVOT-VTI增加10–15%提示液体反应性 [[32], [33], [34], [35]],包括脓毒性休克 [36]。一项研究发现,在脓毒症中,它比IVC塌陷指数更好地预测液体反应性 [37],且最近一项荟萃分析表明,每搏输出量变异度以及脉压变异度和体积描记变异度指数在预测液体反应性方面优于中心静脉压或IVC变异度 [22]。
主要目的是评估在未接受机械通气、疑似脓毒症的急诊科患者中,在大量液体复苏之前,早期静脉淤血超声(VExUS)和初始每搏输出量(LVOT-VTI)的多普勒超声评估能否预测24小时不良结局,包括死亡、重症监护病房(ICU)入住和快速反应团队(RRT)启动;次要目的是评估液体反应性(定义为500 mL液体负荷后LVOT-VTI增加≥10%)。
方法
研究设计与环境
我们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部分盲法的队列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纳入2020年5月21日至2023年12月18日期间在单一四级医疗中心急诊科就诊的疑似脓毒症成人患者,仅在受过培训的医师或医师助理可到场时进行。患者由临床团队管理。本研究的设计和报告遵循《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STROBE)》声明[38]。
参与者选择
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识别符合纳入条件的患者。符合条件的患者为≥18岁,通过两种方法筛查:1)通过头顶广播“脓毒症代码”公告,该公告针对所有急诊科潜在感染患者且具备以下两项条件:a)发热≥38.3 °C或低体温<36 °C;b)低血压,收缩压<90 mmHg或平均动脉压<65 mmHg;c)心率≥120次/分;d)呼吸频率≥24次/分;或2)电子病历警报,该警报针对所有在急诊科就诊期间任意时点具备上述两项标准,或具备上述一项标准且白细胞计数>12.0 × 10⁹/L或<4.0 × 10⁹/L、乳酸>2 mmol/L或杆状核中性粒细胞>10%的患者激活。随后联系主治医师以确定患者是否存在疑似脓毒症、需要抗生素和住院治疗。若医师高度怀疑COVID-19,则排除该患者。我们排除了入组前已接受>500 mL液体的患者;筛查前已使用血管升压药或已插管/依赖呼吸机的患者;无法提供知情同意或无法获得合法授权代表的患者;存在不插管(DNI)、不复苏(DNR)或仅采取姑息治疗措施的患者;以及妊娠患者。患者从急诊科入组随访至出院。
干预措施
执行多普勒超声检查的超声操作者包括5名接受过超声专科培训的急诊医师、2名接受过超声专科培训的医师助理、2名接受过重症监护专科培训的急诊医师和15名急诊医学超声专科进修医师。所有超声操作者均参加了为期45分钟的教学培训,复习了多普勒超声方案。主要研究者在批准其成为入组研究者之前,对其前5例研究扫描进行了督导。患者由临床团队管理和治疗。若入组研究者不属于临床团队,则临床团队对超声检查结果设盲。不属于临床团队的入组超声操作者对实验室结果和病史设盲,尽管无法对超声检查过程中听到的信息或患者外观设盲。
多普勒超声方案包括以仰卧位或半卧位扫描患者。使用低频相控阵探头,采用心脏或腹部预设进行超声检查。VExUS检查首先评估下腔静脉(IVC)。如果IVC≥2 cm,超声医师使用脉冲波多普勒评估肝静脉、门静脉和肾静脉以获得VExUS评分,此前已有描述[13,14,39]。如果患者有明显的呼吸运动且能够配合,要求其短暂屏气以获得多普勒评估。随后超声医师移至心尖五腔心切面,将脉冲波多普勒超声对准左心室流出道(LVOT),使其平行于血流方向。他们获取窦性心律三次LVOT-VTI测量值和心房颤动心律五次测量值,并记录平均LVOT-VTI。所有数据录入研究电子数据采集(REDCap)数据库。如果治疗临床团队开具了液体医嘱,同一超声医师在完成500 mL液体负荷后重复该多普勒超声方案。
测量
VExUS将患者分为4个类别。VExUS 0患者IVC<2 cm;VExUS 1患者IVC≥2 cm且肝静脉、门静脉或肾静脉无严重异常静脉多普勒血流模式;VExUS 2患者IVC≥2 cm且有1条血管存在严重异常血流模式;VExUS 3患者IVC≥2 cm且≥2条血管存在严重异常血流模式[14]。一名设盲的第二审阅者在QPathE上回顾性审阅并评分了40例VExUS检查(每个VExUS类别随机选取10例)。基于数据分布及既往研究显示LVOT-VTI<17 cm与更差结局相关[31],LVOT-VTI测量值分为1)<17 cm,2)17−20 cm,3)>20 cm[29]。LVOT-VTI测量值无法由第二审阅者进行回顾性重新测量。
患者人口统计学和病历数据由研究人员收集,这些人员经主要研究者培训进行病历摘录,且对超声检查结果和研究目的设盲。24小时结局(死亡、ICU入住和肾脏替代治疗(RRT)启动)由研究协调员随访并由一名非入组研究者确认。最终感染来源(细菌、病毒、两者、未知或无来源)由研究协调员和医师病历审查共同确定。细菌感染定义为任何可能为细菌来源的感染(如菌血症、大叶性肺炎或非病毒性肺炎、尿路感染、脓肿、蜂窝织炎、骨髓炎、腹腔内感染)。病毒感染定义为任何病毒检测阳性或病毒检测阴性但怀疑病毒病因且细菌培养阴性。由于病历数据摘录使用标准化数据收集表完成,且摘录的其他变量均不需要临床判读,因此未进行双重数据摘录或病历审查的评分者间信度评估。
结局
主要结局为有序结局,包括死亡、入住ICU、启动快速反应团队(RRT),或到达急诊科后24小时内上述情况均未发生。患者按24小时内最差结局进行分组;因此,若患者启动了RRT并随后入住ICU,其记录的24小时结局为入住ICU。次要结局为容量反应性,我们将其定义为给予500 mL液体负荷后左心室流出道速度时间积分(LVOT-VTI)增加≥10% [40]。
分析
由于研究设计时关于VExUS的文献有限,且缺乏脓毒症急诊人群VExUS评分、LVOT-VTI估计值、24小时结局或容量反应性的预试验数据,我们未进行正式的样本量计算。取而代之,我们采用了实用性入组策略。假设至少50%的患者将归入VExUS 0类别,我们最初计划入组450例患者,以确保VExUS 1–3每个类别中入组>50例患者。中期分析显示约10%缺失LVOT-VTI、20%未接受任何液体负荷后,我们将样本量增加至550例。
按VExUS评分和LVOT-VTI类别对研究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连续变量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距[IQR],分类变量采用频数和比例)。由于低死亡率(n = 15,2.8%)导致准分离,单独建模死亡率时回归估计不可靠,因此在VExUS和VExUS/VTI类别回归模型中,我们将死亡和入住ICU合并为单一类别。我们认识到将死亡和入住ICU合并为单一类别合并了不同临床严重程度的结局。因此,复合结局主要由入住ICU驱动,读者应据此解读。这将24小时有序结局缩减为三个类别:1)死亡/入住ICU,2)RRT,3)均无。
对于主要分析,只有LVOT-VTI分析满足序数回归分析的比例优势假定。针对VExUS和VExUS/VTI分类分析,开发了部分比例优势模型,以使用累积logit对三个24小时序数反应类别与相关协变量之间的关联进行建模,从而量化患者在给定或更极端类别下的反应。与要求给定或更极端类别下反应优势成比例(“比例优势假定”)的比例优势模型不同,部分比例优势(PPO)模型允许协变量与累积logit之间存在非比例关系;然而,这进一步限制了我们的变量选择。我们对在脓毒症急诊患者评估早期即可获得的、与不良结局相关的变量进行了单因素分析(初始收缩压[SBP](p < 0.01)、呼吸频率(p = 0.06)和乳酸(p < 0.01);以及入院时Charlson合并症指数[CCI],p = 0.01)。心率(p = 0.93)、氧饱和度(p = 0.93)、体重指数(BMI)(p = 0.93)、恶性肿瘤病史(p = 0.77)和移植史(p = 0.27)以及感染来源(p = 0.98)不是不良结局的显著预测因素,为提高模型拟合度而被剔除。心力衰竭病史(p = 0.01)、慢性肾脏病(p = 0.05)和年龄(p = 0.19)已纳入CCI。VExUS和LVOT-VTI分组基于患者在各亚类别中的分布以及显示VExUS ≥2 [41,42]和LVOT-VTI <17 cm [31]与更差结局相关的证据而创建。我们对LVOT-VTI和VExUS/VTI分类进行了完整病例分析,排除了初始LVOT-VTI测量值缺失的患者。
其次,使用多项回归模型评估VExUS评分、LVOT-VTI分类以及VExUS与LVOT-VTI联合分类与三个名义液体反应性类别(液体反应性、未给予液体的患者、非液体反应性)之间的关联。我们排除了未进行初始LVOT-VTI测量的患者,因为量化液体反应性需要该指标。我们对被认为与液体给药临床相关且急诊科医生在脓毒症患者管理早期即可获得的变量进行了校正(年龄;初始SBP、呼吸频率和乳酸;心力衰竭[HF]或慢性肾脏病[CKD]病史)。心率、氧饱和度、BMI、恶性肿瘤病史、移植和感染来源也进行了评估,并在单因素分析后剔除。CCI不是液体反应性的显著预测因素。为提高临床相关性并避免VExUS与LVOT-VTI联合分类分析中样本量过小,我们将VExUS 2和3合并,因为两组均显示严重淤血的证据,并将LVOT-VTI二分化为<17 cm versus ≥17 cm。我们制作了图表,展示主要和次要结局的多变量序数回归和多项回归模型的估计预测结局概率。评分者间信度采用加权Cohen's kappa统计量测量。
统计分析由一名未参与研究设计或数据收集的生物统计学家使用SAS(SAS Institute,Cary,North Carolina,USA)和R(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Vienna,Austria)完成。
结果
研究对象的特征
我们纳入了545例患者(图1)。在256例患者(47%)中,主治医师同时也是研究研究者。我们的患者人群为老年人,以白人为主,并且慢性病的患病率高(表1)。26.8%患有病毒性脓毒症,12.1%未确定感染来源。61.7%的患者VExUS为0,11.7%为VExUS 1,15.2%为VExUS 2,11.4%为VExUS 3。对于IVC ≥ 2(VExUS ≥1)从而触发静脉多普勒评估的患者,99%获得了门静脉波形,95.7%获得了肝静脉波形,但仅51.7%获得了肾静脉波形。VExUS评分较高的患者肌酐和肌钙蛋白水平较高,心力衰竭和其他心脏病、肺动脉高压、慢性肾脏病(CKD)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病率较高,并且较少有明确的感染来源。
所有545例入组患者均记录了24小时结局。493例患者(90.5%)进行了初始LVOT-VTI测量。LVOT-VTI >20 cm者123例(24.9%),17−20 cm者155例(31.4%),<17 cm者215例(43.6%)(表1)。LVOT-VTI <17 cm的患者初始SBP较低,乳酸和肌钙蛋白水平较高,并且心力衰竭和心脏病较多。在500 mL液体负荷后,对429例(78.7%)入组患者测量了液体反应性。
主要结果
15例患者(2.8%)死亡,164例(30.1%)被收入ICU,56例(10.3%)在到达急诊科后最多24小时内接受了RRT。在429例接受液体的患者中,221例(51.5%)具有液体反应性。
24.7%的VExUS 0患者死亡或在24小时内被收入ICU(表2)。与VExUS 0相比,VExUS评分≥1的患者在24小时死亡率或ICU入住这一有序结局的比值比增加:VExUS 1:OR 2.37(95% CI 1.29–4.36);VExUS 2:OR 2.84(95% CI 1.64−4.92);VExUS 3:OR 4.09(95% CI 2.24−7.45),并且RRT的比值比也增加(表2,补充S1、S2)。以心力衰竭和CKD代替CCI进行调整的敏感性分析得出相似结果(S3)。63.7%的VExUS 0患者具有液体反应性,与VExUS 0相比,VExUS评分≥1与液体反应性比值比降低相关:VExUS 1:OR 0.36(95% CI 0.19−0.69);VExUS 2:OR 0.21(95% CI 0.11−0.41);VExUS 3:OR 0.19(95% CI 0.08−0.46)(表2,S4、S5)。与VExUS 0相比,VExUS 3还与未给予液体的比值比增加相关(OR 2.81 [95% CI 1.18−6.73])。
在LVOT-VTI >20 cm参考组中,2.4%死亡,22.8%被收入ICU,8.9%在24小时内接受了RRT(表3)。与LVOT-VTI >20 cm参考组相比,24小时死亡率、ICU入住或RRT这一有序结局的比值比无差异(表3,S6、S7)。LVOT-VTI >20 cm患者中47.3%具有液体反应性,而LVOT-VTI 17−20 cm者为62.1%,LVOT-VTI <17 cm者为45.8%。与LVOT-VTI >20 cm组相比,LVOT-VTI 17−20 cm组液体反应性的比值比增加(OR 2.01 [95%CI 1.20−3.37]),但LVOT-VTI <17 cm组与>20 cm组之间无关联(表3,补充图S8、S9)。
为评估联合血流动力学评估的增量预测价值,我们比较了主要结局的多变量模型。与单独使用VExUS或单独使用VTI的模型相比,联合VExUS和LVOT-VTI分类的模型在统计拟合和区分能力方面更优(S10)。在VExUS 0/LVOT-VTI ≥17 cm组中,23.5%的患者在24小时内死亡或入住ICU,而VExUS 2或3/LVOT-VTI <17 cm组为57.3%(OR 3.67 [2.04−6.61])(表4,S11,S12)。在VExUS 0/LVOT-VTI ≥17 cm的参照组中,62.1%的患者存在液体反应性;液体反应性的比值比在VExUS 1/LVOT-VTI ≥17组(OR 0.30 [95% CI 0.13−0.71])、VExUS 2或3/LVOT-VTI ≥17组(OR 0.39 [95% CI 0.18−0.87])以及VExUS 2或3/LVOT-VTI <17 cm组(OR 0.16 [95% CI 0.07−0.34])中较低(表4,S13,S14)。仅在VExUS 2或3且LVOT-VTI ≥17组中,调整协变量后,未接受液体的比值比升高(OR 3.06 [95% CI 1.10−8.47])。
40例患者总体VExUS评分的评估者间信度显示良好/中等一致性,加权Cohen's kappa为0.72(95% CI:0.59−0.85;p < 0.001)。
讨论
在急诊科疑似脓毒症患者中,调整协变量后,VExUS评分≥1与早期不良结局的比值比升高和液体反应性降低相关。虽然LVOT-VTI分类在不良结局方面未见差异,但正常LVOT-VTI(17−20 cm)与液体反应性的比值比升高相关。高静脉淤血和低每搏输出量的患者早期不良结局的比值比最高,液体反应性最低。
识别高危脓毒症急诊科患者至关重要,这推动了我们的主要结局——24小时死亡率、ICU入住和RRT启动。值得注意的是,死亡/ICU入住的复合结局主要由ICU入住驱动(164例 vs. 15例死亡),限制了我们得出关于死亡率的特定结论的能力。纳入RRT是因为,尽管我们的ICU通常只收治机械通气或依赖血管升压药的患者,但接受其他重大干预(如无创通气、利尿剂或需要液体推注的低血压发作)的患者也处于相当的风险中。脓毒症的早期不良结局可能受到液体推注等及时干预的影响,而延迟入住ICU是有害的[3,43,44]。我们的研究表明,VExUS和LVOT-VTI为早期不良结局提供了有价值的洞察,可能指导患者处置。
关于超声用于静脉淤血评估效用的研究结果不一,近期研究发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一项研究发现静脉淤血与液体反应性之间无关联[11];另一项发现VExUS与液体反应性呈弱负相关[45];第三项发现在液体无反应者中,液体负荷试验后VExUS恶化[46]。我们的研究支持超声用于静脉淤血评估的效用,尤其是在非机械通气患者中[17,21],通过证明VExUS评分≥1与早期不良结局的几率增加及液体反应性几率降低相关。与既往研究[47,48]相似,存在静脉淤血(VExUS评分较高)的患者还具有肌钙蛋白升高、心脏病/心力衰竭患病率增加以及床旁即时超声(POCUS)发现的收缩力下降和右心室扩张增加(表1),提示就诊时VExUS升高的患者可能反映的是潜在的心脏功能障碍而非单纯的急性容量负荷过重,并代表不良结局的高危患者群体。未来的前瞻性研究应在疑似脓毒症早期实施VExUS,以确定其能否通过识别休克或急性疾病的病因来改善结局,从而指导处置和液体管理。这些研究还应尝试通过早期标准化超声心动图评估来厘清VExUS是否主要作为慢性心肾疾病严重程度的标志物。
VExUS评估可能耗时较长,尤其是在急诊科(ED)等繁忙环境中经验较少的超声操作者。然而,我们的受试者中仅38%的下腔静脉(IVC)≥ 2 cm,从而触发了更为复杂的多普勒评估,而这些受试者往往病情更重(更多慢性疾病、使用血管加压药/正性肌力药)。评估肝静脉、门静脉和肾静脉三者以量化静脉淤血的必要性仍不明确。根据我们的经验,肾静脉多普勒波形最难获取,且常常无法获取,可能导致较高VExUS评分被低估分类。进一步研究应评估这些多普勒波形各自的预测能力,以 potentially 提高VExUS的普遍适用性。
针对脓毒症采用个体化液体管理,在液体耐受性(静脉充盈和前负荷)与液体反应性(改善血压、心输出量和灌注)之间取得平衡,考虑到过量输液危害,可能改善脓毒症结局[4,[49], [50], [51], [52], [53]]。不幸的是,在急诊科(ED),重复进行液体反应性评估被认为耗时且具有挑战性[54],尽管有证据表明被动抬腿试验可以快速完成[55]。我们的目标是确定就诊时进行VExUS和/或LVOT-VTI测量是否能预测早期不良结局,并描述液体耐受性与液体反应性之间的平衡特征。VExUS和液体反应性评估结合起来可能有助于临床医生了解患者处于Frank-Starling曲线的位置以及静脉系统是否能容纳额外容量[56]。尽管入组前输液量极少,我们38%的疑似脓毒症患者静脉淤血程度低(VExUS 0)且每搏输出量较高(LVOT-VTI ≥17 cm),却无液体反应性,这对补液指征提出了质疑。此外,VExUS较高且LVOT-VTI <17 cm的患者早期不良结局发生率较高(75.2%),提示可能需要更密切监测和更早请重症监护室(ICU)会诊;同时其液体反应性最低(16.7%),表明这些患者中七分之一虽有液体反应性却无液体耐受性表现。仅凭液体反应性不足以指导复苏,因为增加心输出量并非普遍有益,当静脉淤血已存在时可能造成伤害。尽管如此,这些发现强调了在疑似脓毒症中早期测量静脉淤血和液体反应性以确定输液量或是否存在补液指征的重要性。我们预先计划的二次分析将评估按VExUS和液体反应性分层后输液量对不良结局的影响。
虽然急诊科脓毒症筛查广泛开展,但12.1%的患者缺乏可识别的感染源。这些患者VExUS评分较高,提示其慢性心脏和肾脏疾病导致了脓毒症筛查假阳性。有趣的是,VExUS 2–3患者尽管ICU入住率高,但24小时死亡率极低(分别为1.2%和0%),提示其脓毒症筛查阳性要么来自有效的ICU治疗,要么来自慢性疾病失代偿而非急性脓毒症,或两者兼有。在不评估血管内容量的情况下输液有将非脓毒症病因错误分类的风险,从而导致误诊的负面下游效应[57,58]。既往研究表明,急诊科床旁超声(POCUS)可以在未分化休克中确立诊断[[59], [60], [61]]。早期使用VExUS和LVOT-VTI可能对休克病因进行分类(分布性、低血容量性、心源性、梗阻性),从而为筛查阳性的脓毒症和非脓毒症患者提供量身定制的治疗。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第一,这一观察性便利样本中的选择偏倚可能导致病情更重的患者具有更高的VExUS评分。我们使用多变量回归进行了校正,但样本量限制了协变量的数量,且我们未收集医生整体印象的测量指标。第二,各分析中样本量的差异可能引入选择偏倚;然而,我们评估了缺失LVOT-VTI的患者以考察选择偏倚,未发现患者特征、VExUS分布或结局方面的差异(S15)。我们在液体反应性分析中也纳入了未接受液体的患者。第三,脓毒症紧急救治的必要性要求对存储图像进行VExUS的回顾性评分者间信度评估,而非实时进行多次评估(后者准确得多);因此,由于本研究不允许进行稳健的评分者间信度检验,我们仅进行了40次VExUS复核以用于质量保证和评分者间信度检验。然而,一项先前使用三名经验丰富的超声检查师的研究发现VExUS评分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39]。第四,依赖经过高度培训的超声检查师限制了向经验较少的临床医生的推广性。第五,单中心、四级医疗照护环境及慢性病患者人群限制了外部效度。第六,液体给予速度的差异可能导致测量偏倚。第七,将LVOT-VTI同时用作预测因子和结局存在纳入偏倚风险。第八,VExUS评估期间未进行心电图门控[62],因为在我们制定方案时尚无此推荐。第九,虽然大多数患者获得了心脏功能的整体评估(整体射血分数和右心室扩张,表1),但存在缺失数据,且由于脓毒症救治的时间限制,心脏功能的具体测量指标(射血分数、舒张功能障碍、右心室功能)未被常规测量。因此,它们未被纳入多变量模型,故不清楚这些指标是否提供与VExUS和LVOT-VTI相似的预测能力。第十,虽然净重分类指数(NRI)将是量化LVOT-VTI在VExUS之外增量预测价值的有价值方法,但由于需要重新对这些指标进行分类以满足多变量模型的样本量要求,其计算在本研究中不可行。取而代之,我们比较了模型拟合度和区分能力(S10)。最后,采样偏倚偏向病情更重的患者,然而这仍是多普勒评估的目标人群。
结论
总之,在疑似脓毒症、大量液体给予前的非机械通气急诊科患者中,VExUS评分≥1与早期不良结局增加和液体反应性降低相关。LVOT-VTI为17−20 cm与液体反应性增加相关,但与早期不良结局无关。联合VExUS和LVOT-VTI评估可能更好地区分24小时不良结局和液体反应性,但需要进一步研究。未来研究应评估早期超声引导下同时评估液体耐受性(通过VExUS)和液体反应性(通过LVOT-VTI)能否在疑似脓毒症中改善个体化复苏决策和临床结局,超越床旁超声心动图,理想情况下通过随机临床试验进行。
作者贡献
Daniel Rolston:概念构思、方法学、验证、形式分析、调查研究、写作——初稿、写作——审阅与编辑、可视化、监督、项目管理。John Forrester:形式分析、调查研究、写作——初稿、写作——审阅与编辑。Elizabeth Young:方法学、软件、验证、数据管理、写作——审阅与编辑、可视化、监督、项目管理。Margaret Gorlin:方法学、软件、验证、数据管理、形式分析、写作——审阅与编辑、可视化、调查研究。Amanda Dalpiaz:调查研究、写作——初稿、写作——审阅与编辑。Nicholas Bielawa——调查研究、写作——初稿、写作——审阅与编辑。Timmy Li:概念构思、方法学、形式分析、写作——审阅与编辑。Kate van Loveren:软件、验证、数据管理、写作——审阅与编辑。Daniel Jafari:方法学、调查研究、写作——审阅与编辑。Mathew Nelson:概念构思、调查研究、写作——审阅与编辑。Allison Cohen:概念构思、方法学、验证、形式分析、调查研究、写作——初稿、写作——审阅与编辑、监督、项目管理。
伦理批准与参与同意
Northwell Health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了本研究(编号20-0151),并已从所有患者或其法定授权代表处获得书面知情同意。
发表同意
所有作者同意发表。
机构审查委员会
Northwell Health IRB批准编号20-0151。
写作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和AI辅助技术的声明
在撰写本作品期间,作者使用了Google Gemini 3 Pro以编辑文本的清晰度和字数。使用该工具/服务后,作者根据需要审阅和编辑了内容,并对出版物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资金
本研究部分由Flosonics Medical的研究经费资助,该经费在研究过程中授予。资助方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或决定提交研究发表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数据可用性
应要求提供。
利益冲突声明
Daniel Rolston接受来自ZOLL Foundation和Flosonics Medical的研究经费,与本研究无关。Timmy Li接受来自ZOLL Foundation的研究经费,与本研究无关。Daniel Jafari接受来自ZOLL Foundation和Theravance Biopharma的研究经费,与本研究无关。Allison Cohen接受来自Flosonics Medical的研究经费用于本研究的一部分。所有其他作者没有需要披露的利益冲突。
参考来源
- Rolston DM, Forrester JP, Young EA, et al. Early assessment of fluid tolerance (VExUS) and stroke volume (LVOT-VTI) to predict adverse outcome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sepsis. Ann Intensive Care. 2026. PMID: 42730228. doi:10.1016/j.aicoj.2026.100143
- 全文:PMC13564126(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564126/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