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儿科与产科急症消化、代谢与肾脏急症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益生菌与极早产儿死亡、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脓毒症风险

Probiotics and Risk of Death,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and Sepsis in Very Preterm Infants.
PubMed 文献 · JAMA Netw Open · 2026-09-01
一句话结论瑞典全国队列显示,极早产儿补充多菌株益生菌与死亡和/或NEC风险显著降低相关,脓毒症风险无变化。

该基于瑞典新生儿质量登记处的全国队列研究纳入4695例胎龄28周0天至31周6天的极早产儿,比较益生菌补充(1×10^9 CFU婴儿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和嗜热链球菌,每日一次,生后第4天前启动,矫正胎龄34周停用)与未补充的结局。益生菌组死亡和/或NEC发生率0.8% vs 3.4%(ARR 0.28,95%CI 0.14-0.56),死亡(ARR 0.16)和NEC(ARR 0.25)分别降低,死亡和/或培养阳性脓毒症无差异(ARR 0.86,95%CI 0.58-1.26)。结果不应外推至<28周极早早产儿。

要点

  • 极早产儿(28周0天至31周6天)补充多菌株益生菌与死亡和/或NEC风险降低相关:0.8% vs 3.4%,ARR 0.28(95%CI 0.14-0.56)。
  • 死亡风险单独分析亦降低:0.3% vs 1.4%,ARR 0.16(95%CI 0.06-0.45);NEC风险降低:0.6% vs 2.5%,ARR 0.25(95%CI 0.10-0.61)。
  • 死亡和/或培养阳性晚发型脓毒症无差异:3.4% vs 4.4%,ARR 0.86(95%CI 0.58-1.26)。
  • 手术NEC(Bell 3期)风险降低更显著:ARR 0.04(95%CI 0.01-0.21);贝叶斯中介分析示42.3%死亡下降经NEC减少介导。
  • 全国NICU调查未报告益生菌相关脓毒症病例;结果不可外推至<28周极早早产儿。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2017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瑞典胎龄28周0天至31周6天活产极早产儿,排除生后3天内死亡、因先天或染色体异常死亡、出生体重或Apgar评分缺失者;最终分析4695例。
  • 不适用:胎龄<28周极早早产儿(原文明确不应外推);生后3天内死亡或先天/染色体异常死亡者被排除。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NEC定义:Bell 2期或3期,临床或影像学、手术或尸检诊断;诊断依据胆汁性胃液抽吸、腹胀/变色/疼痛、粪便可见或潜血,伴肠壁积气或门静脉积气/气腹影像学表现;Bell 1期及手术/尸检证实局灶性胃肠穿孔或畸形者不定义为NEC。
  • 培养阳性晚发型脓毒症定义:生后3天以上至少1次培养阳性脓毒症事件,需临床症候、≥1次有意义的血培养阳性、实验室结果符合脓毒症、静脉抗生素治疗至少5天且无NEC诊断。
  • 益生菌方案:冻干婴儿双歧杆菌Bb-02(DSM 33361)、乳双歧杆菌BB-12和嗜热链球菌TH-4共1×10^9 CFU,麦芽糊精粉剂,溶于2-3 mL母乳,每日一次,生后第4天前启动,矫正胎龄34周停用。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对胎龄28周0天至31周6天极早产儿,按国家指南在生后第4天前启动益生菌补充。
  • 第二步:使用含婴儿双歧杆菌Bb-02、乳双歧杆菌BB-12和嗜热链球菌TH-4共1×10^9 CFU的冻干粉剂,溶于2-3 mL母乳,每日一次给予。
  • 第三步:持续补充至矫正胎龄34周停用。
  • 第四步:不将本方案外推至胎龄<28周极早早产儿;该人群当时被纳入全国随机临床试验而非推荐。
  • 第五步:继续安全监测,包括本地微生物实验室具备检测所用菌株的方法,以及疑似益生菌微生物感染时的目标抗菌治疗指导。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需立即处理或不能漏诊:NEC(Bell 2-3期)——胆汁性胃液抽吸、腹胀/变色/疼痛、粪便可见或潜血,伴肠壁积气或门静脉积气/气腹;死亡和/或NEC复合结局在未补充组发生率为3.4%。
  • 培养阳性晚发型脓毒症——生后3天以上临床症候、≥1次有意义血培养阳性、实验室结果符合脓毒症、静脉抗生素至少5天且无NEC诊断;未补充组死亡和/或脓毒症复合结局发生率4.5%(2017-2019年)。
  • 益生菌相关脓毒症:全国NICU调查未报告病例,但原文提及高风险婴儿细菌易位致菌血症和产品处理污染的风险,需继续监测。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基于瑞典新生儿质量登记处的全国人群队列研究,38个NICU,纳入4695例极早产儿(平均胎龄30.2±1.1周,男性2550例[54.3%]),益生菌组1571例(33.5%),未补充组3124例(66.5%)。
  • 主要终点:益生菌补充 vs 未补充的死亡和/或NEC发生率0.8% vs 3.4%,ARR 0.28(95%CI 0.14-0.56)。
  • 次要终点:死亡发生率0.3% vs 1.4%,ARR 0.16(95%CI 0.06-0.45);NEC发生率0.6% vs 2.5%,ARR 0.25(95%CI 0.10-0.61);手术NEC(Bell 3期)ARR 0.04(95%CI 0.01-0.21)。
  • 死亡和/或培养阳性晚发型脓毒症:3.4% vs 4.4%,ARR 0.86(95%CI 0.58-1.26);培养阳性脓毒症单独分析ARR 1.22(95%CI 0.78-1.90)。
  • 贝叶斯中介分析:益生菌与死亡率降低相关(后验平均风险差−0.008,95%可信区间−0.013至−0.003),42.3%(95%可信区间16.1%-100%)的死亡下降经NEC减少介导。
  • 益生菌暴露率从2020年前0%升至2020年16.9%,2021-2024年平均64.8%(SD 4.7%);2017-2019年 vs 2021-2024年死亡和/或NEC复合结局总率从3.4%降至1.5%。
  • 倾向评分匹配和逆概率加权重复分析结果与主分析一致。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全国人群队列研究(非随机、观察性、非盲法),遵循STROBE报告规范。
  • 局限:回顾性、观察性、非盲法设计可能引入信息偏倚和残余混杂;NEC诊断误分类不能排除;基线NEC率相对已发表基准较低;结果不可外推至<28周极早早产儿。
  • 优势:全国登记处标准化前瞻性数据、大样本、高有效性;不同分析方法结果方向与幅度一致。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可改变实践:对胎龄28周0天至31周6天极早产儿,按国家指南在生后第4天前启动含婴儿双歧杆菌Bb-02、乳双歧杆菌BB-12和嗜热链球菌TH-4共1×10^9 CFU的益生菌,每日一次,矫正胎龄34周停用,与死亡和/或NEC风险显著降低相关。
  • 不改变实践:不能将本方案外推至胎龄<28周极早早产儿;该人群证据不足,当时被纳入全国随机临床试验而非推荐。
  • 常见陷阱:益生菌补充未显示降低培养阳性晚发型脓毒症风险(ARR 0.86,95%CI 0.58-1.26),不应期待该获益;需继续安全监测益生菌相关脓毒症(尽管全国NICU调查未报告病例)。
  • 共同决策:原文建议向家庭告知益生菌补充有利的获益-风险特征。

指南或共识出处

  • 瑞典新生儿学会2020年全国推荐(基于欧洲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学会2020年立场声明);原文引用为参考文献16、17。
全文中译12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JAMA Netw Open. 2026 Sep 23;9(9):e2635560. doi: 10.1001/jamanetworkopen.2026.35560

引言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预防仍然具有挑战性。1,2 除了母乳喂养以及可能减少抗生素使用外,补充益生菌已成为降低NEC发生率的一种策略。3,4,5 在动物模型中,益生菌与诸多胃肠道益处相关,包括降低肠道通透性、刺激免疫功能和抑制病原菌。6 鉴于肠道不成熟和菌群失调在NEC发病机制中的核心作用,7 这些机制为对肠道结构和功能不成熟的早产儿补充益生菌提供了生物学依据。

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特定益生菌菌株能更好地降低早产儿NEC发生率和全因死亡率。3,4,8,9,10 然而,由于菌株选择、给药方案、开始时机、补充持续时间和研究人群的异质性,各研究结果不一。3 此外,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担忧也使临床实践中实施益生菌较为谨慎。11,12,13 因此,全球各新生儿病房在益生菌使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包括是否使用益生菌、选择何种制剂以及针对哪些婴儿。14,15

针对不断演变的证据基础所引发的争论,欧洲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学会于2020年发布立场声明,有条件支持在早产儿中使用特定益生菌菌株。16 与这些欧洲建议一致,瑞典新生儿学会于2020年发布国家建议,向胎龄28周0天至31周6天出生的极早产儿提供益生菌。17 鉴于当时对超早产儿(胎龄<28周)证据不足,该患者群体未纳入该建议,而是纳入了一项全国随机临床试验(斯堪的纳维亚超早产儿益生菌试验)。18 该全国性建议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在基于人群的环境中评估益生菌补充与死亡、NEC和脓毒症之间的关联,其中暴露和结局数据均前瞻性记录于国家登记册中。

方法

研究设计与人群

本队列研究使用了瑞典新生儿质量登记册(SNQ)的数据,该登记册涵盖瑞典38个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所有入院情况,并在出院时或住院期间通过持续记录前瞻性录入数据。19 本研究获得瑞典伦理审查机构伦理批准(Dnrs 2024-06745-02和2025-04906-02)。瑞典伦理审查机构豁免了知情同意,因为所有父母均收到关于向SNQ记录数据的信息,并有权选择退出并删除所有个人信息。本研究遵循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STROBE)队列研究报告指南。

母亲、妊娠和分娩数据从医疗记录中自动提取,并通过瑞典妊娠登记处20传输至SNQ。SNQ和瑞典妊娠登记处使用母婴唯一的瑞典个人身份号码进行关联。21极早产儿记录从SNQ中提取,纳入2017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在瑞典活产、胎龄28周0天至31周6天的婴儿。研究人群排除了出生后3天内死亡、因先天性或染色体异常在任何时间点死亡、或回归模型中混杂因素(出生体重、Apgar评分)数据缺失的婴儿。SNQ不记录种族和民族,因此我们的数据集中无法获得此类信息。

肠内营养实践

在研究期间,极早产儿的早期喂养主要基于母亲自身母乳或捐赠母乳。配方奶使用罕见。肠内喂养在分娩后最初数小时内开始,并根据喂养耐受性逐渐增加。肠内喂养的强化根据母乳分析(每周或每2周)借助计算机软件(Nutrium;Trients AB)进行个体化调整。

暴露

2020年之前,瑞典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未使用益生菌。2020年,根据瑞典新生儿学会17基于欧洲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学会建议16发布的全国指南,益生菌补充剂作为极早产儿的标准治疗被引入瑞典NICU。使用含婴儿双歧杆菌Bb-02(DSM 33361)、乳双歧杆菌(BB-12)和嗜热链球菌(TH-4)的冻干混合物,总计10亿菌落形成单位,溶于麦芽糊精粉末中(ProPrems;Neobiomics AB),用2至3 mL母乳稀释,每日给药一次。根据全国指南,益生菌应在生后第4天之前开始,在矫正胎龄34周时停用。我们根据SNQ中的勾选框记录,按每个婴儿是否补充益生菌对益生菌补充进行分类。

结局

主要结局为死亡和/或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以及死亡和/或培养证实的晚发型脓毒症的复合结局,因为死亡被视为竞争风险。各亚组分也分别进行评估。NICU住院期间死亡数据,包括死因和死亡日龄,记录于SNQ并对照瑞典死亡登记处22进行验证。死亡率分析仅包括生后3天之后发生且不可归因于先天性或染色体异常的死亡,因为此类死亡被视为与益生菌补充无关。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定义为Bell 2期或3期,如SNQ中所记录,根据SNQ手册中的NEC定义,记录为任何NEC(Bell 2-3期)或外科NEC(Bell 3期)。Bell 2期或3期NEC通过临床或影像学、手术或尸检诊断。诊断标准为胆汁染色的脑室抽吸物症状;腹胀、变色或疼痛;或粪便中可见或隐血,同时伴有肠壁积气或门静脉积气和/或气腹的影像学表现。根据SNQ手册,以下情况不被定义为NEC:Bell 1期以及初始NEC诊断但随后手术或尸检显示局灶性胃肠道穿孔或胃肠道畸形的婴儿。为解决潜在的错分类问题,23 在死亡和/或NEC的复合结局中,NEC根据SNQ数据分别按任何NEC(Bell 2-3期)和外科NEC(Bell 3期)进行分析。

晚发性脓毒症被认为是在出生后3天后至少登记1次培养证实的脓毒症事件,SNQ手册中定义如下:临床症状、1次或多次被认为有意义的血培养阳性、与脓毒症相符的实验室结果、至少5天的静脉抗生素治疗,且无NEC诊断。我们的数据集没有关于致病菌的数据。

统计分析

鉴于缺失数据频率较低,主要分析使用完整病例数据,排除出生体重未记录和Apgar评分未记录的婴儿。对暴露于或未暴露于益生菌的婴儿在围产期和新生儿特征方面进行比较。被认为与益生菌暴露和结局均相关的特征被视为潜在混杂因素(补充1中的e图1)。为评估益生菌暴露与复合结局及其子成分之间的关联,我们使用了改良Poisson回归,并采用稳健标准误。分析对胎龄(天)、出生体重z评分、24 5分钟Apgar评分、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是或否)和出生年份(连续变量)进行了调整,并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考虑了医院聚类。

我们进行了额外分析以评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为了以不同方式控制混杂,我们在婴儿亚队列中使用1:1最近邻无放回匹配、logit倾向评分(PS)和0.1的卡钳宽度进行了倾向评分(PS)匹配分析。匹配变量包括回归模型中的协变量;PS匹配分析按医院进行了聚类控制;使用匹配前后的标准化均数差评估平衡性。此外,还进行了逆概率治疗加权分析,以确保益生菌组和无益生菌组之间风险分布均衡,使用稳定权重,在第1和第99百分位数处截断,权重来自相同的PS模型。为了更直接地建模不良结局的联合结构,使用贝叶斯多变量回归(补充材料1中的eAppendix)对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死亡和脓毒症进行建模,残差相关(brms,版本2.21),25以益生菌暴露、肺表面活性物质、胎龄、出生体重z评分和Apgar评分作为估计量,以医院和出生年份作为随机截距。对连续变量使用惩罚样条项。模型通过cmdstanr接口使用哈密顿蒙特卡洛拟合(4条链×4000次迭代),采用弱信息先验和adapt_delta=0.95。结局之间的残差相关性直接估计。

分析使用R版本4.5.1(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及软件包sandwich版本3.1-126;clubSandwich版本0.6.127;和MatchIt版本4.7.2.28进行。双侧P<.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结果

患者

瑞典新生儿质量登记(SNQ)纳入了2017年至2024年间在瑞典活产的4922名胎龄28周0天至31周6天的极早产儿。排除的婴儿包括63名在生后3天内死亡、11名死于先天性或染色体异常、49名出生体重缺失和104名Apgar评分缺失,最终分析队列为4695名婴儿(平均[SD]胎龄,30.2(1.1)周;2145名女性[45.7%]和2550名男性[54.3%])(表1)。益生菌组包括1571名婴儿(33.5%),无益生菌组包括3124名婴儿(66.5%)。与未补充益生菌的婴儿相比,补充益生菌的婴儿更多出生于大学医院(711[45.3%] vs 1271[40.7%]),胎龄更低(平均[SD],30.2[1.1] vs 30.3[1.1]周),Fenton出生体重z评分更低(平均[SD],−0.33[1.29] vs −0.20[1.45])。与未补充益生菌的婴儿相比,补充益生菌的婴儿5分钟Apgar评分低于7分的可能性更低(213[13.6%] vs 590[18.9%]),有创通气治疗时间更短(平均[SD],3.5[4.8] vs 5.9[15.2]天),无创通气治疗时间更长(平均[SD],16.7[16.6] vs 13.8[16.5]天)。研究人群中共有49名婴儿(1.0%)死亡,中位年龄为11天(范围,3-145天),其中18名(36.7%)记录NEC为死亡原因(补充材料1中的eTable 1)。在2020年至2024年出生的1908名婴儿(40.6%)亚队列中,基线特征与完整研究人群相似(补充材料1中的eTable 2)。

表1. 接受或未接受益生菌补充的极早产儿特征,瑞典2017-2024年(N=4695) 查看原表 ↗

结局发生率

益生菌暴露率、死亡、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和培养证实的晚发性脓毒症发生率的时间趋势见图1。在2020年国家益生菌指南发布后,使用率从2020年前的0%迅速上升至2020年的16.9%,并在2021年至2024年达到均值(标准差)64.8%(4.7%)。比较2017年至2019年与2021年至2024年,即国家指南发布前后两个时期,死亡和/或NEC复合结局的总体发生率从3.4%下降至1.5%。按益生菌暴露分层,未暴露婴儿的复合结局发生率在2017年至2019年为3.4%,在2021年至2024年为2.9%,而2021年至2024年暴露婴儿的发生率仅为0.8%。死亡和/或晚发性脓毒症复合结局的发生率在2017年至2019年为4.5%,在2021年至2024年为3.5%。

图1. 2017年至2024年瑞典出生的极早产儿益生菌暴露及不良结局时间趋势折线图(N = 4695)阴影区域表示国家益生菌指南引入年份(2020年)。趋势为描述性,旨在提供时间背景;校正关联采用基于回归和贝叶斯分析进行评估。NEC表示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查看原图 ↗

结局风险

与未补充益生菌的婴儿相比,补充益生菌的婴儿死亡和/或NEC复合结局的相对风险较低(校正相对危险度[ARR],0.28 [95% CI,0.14-0.56])(表2)。分别分析时,益生菌暴露与NEC风险较低(ARR,0.25 [95% CI,0.10-0.61])和死亡风险较低(ARR,0.16 [95% CI,0.06-0.45])均相关。分层分析中观察到类似的风险降低,包括胎龄28至29周出生的婴儿(NEC:ARR,0.25 [95% CI,0.10-0.64];死亡:ARR,0.20 [95% CI,0.05-0.76])和30至31周的婴儿(NEC:ARR,0.35 [95% CI,0.15-0.81];死亡:ARR,0.09 [95% CI,0.01-0.68])(补充材料1中的eTable 3)。在仅限于手术NEC(Bell 3期)的分析中,益生菌暴露与特别大的风险降低相关(ARR,0.04 [95% CI,0.01-0.21])(表2)。

益生菌暴露与死亡和/或培养证实的晚发性脓毒症风险无关(发生率,3.4% vs 4.4%;ARR,0.86 [95% CI,0.58-1.26])(表2)。关于益生菌相关脓毒症,SNQ未收集由益生菌细菌所致脓毒症的数据。然而,未暴露组与暴露于益生菌组的培养证实脓毒症总体风险保持相似(ARR,1.22 [95% CI,0.78-1.90])。此外,我们在本研究期间调查了所有瑞典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所有单位均报告无益生菌相关脓毒症病例。使用倾向评分匹配队列和逆概率加权的重复分析对全部3个复合结局产生了相似结果(图2;补充材料1中的eTable 4)。

接下来,我们拟合了一个联合多变量贝叶斯模型,以估计益生菌暴露对NEC、死亡率和脓毒症的影响,同时考虑这些结局之间的相关性。联合贝叶斯模型的后验估计显示,益生菌暴露下NEC和死亡风险较低,而估计的脓毒症风险无相应变化(图3)。

为了探究益生菌暴露如何影响死亡率,我们将联合贝叶斯模型扩展为纳入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作为死亡的介导因素(估计量),从而使益生菌对死亡率的影响可通过NEC介导和NEC非介导(非中介)通路发挥作用。益生菌暴露与死亡率降低呈明显关联(后验均值风险差,−0.008 [95%可信区间,−0.013至−0.003])。探索性中介分析提示,与补充益生菌相关的估计死亡率降低中,相当大比例是通过较低的NEC发生率介导的(42.3% [95%可信区间,16.1%-100%])(补充材料1中的eFigure 2和eTable 5)。

表2. 极早产儿中益生菌补充与死亡和/或败血症及死亡和/或NEC的发生率及RR,瑞典2017-2024年(N = 4695) 查看原表 ↗
图2. 不同分析方法下益生菌暴露相关不良复合结局相对风险(RR)的点图。泊松回归模型针对胎龄、出生体重z评分、5分钟Apgar评分、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和出生年份进行了校正,并按医院进行聚类。垂直虚线表示RR = 1.00。IPW表示逆概率加权;NEC表示坏死性小肠结肠炎;PS表示倾向评分。 查看原图 ↗
图3. 联合多变量贝叶斯建模对死亡、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和败血症的后验边际风险估计图。估计绝对风险以模型情景下的后验均值及95%可信区间(阴影)表示,情景中假设所有婴儿均接受益生菌(治疗)或均不接受益生菌(未治疗)。这些估计来自一个贝叶斯模型,该模型同时分析全部3项结局,并校正胎龄、出生体重z评分、5分钟Apgar评分、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医院和出生年份。对结局进行联合建模使分析能够考虑相关新生儿并发症之间的相关性。 查看原图 ↗

讨论

本队列研究发现,在瑞典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将多菌株益生菌作为极早产儿标准治疗实施,与死亡和/或NEC风险降低相关,而培养证实的晚发型败血症风险保持不变。在国家益生菌补充指南引入后,高使用率迅速上升,与加拿大和欧洲的使用率相当。在加拿大新生儿网络中,2022年胎龄小于34周婴儿的使用率据报道为67%。9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22年胎龄小于32周婴儿的使用率为54%。15在美国,益生菌使用历来较低。例如,Vermont Oxford Network报告2019年暴露率为13%。29此外,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警告未经监管批准的益生菌产品后,2023年政策背景发生变化。30在这些行动之后,大多数美国NICU停止了益生菌使用。31

总体而言,我们的发现与更广泛的文献一致,这些文献将益生菌的使用与早产儿较低的死亡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风险联系起来。观察到的风险降低幅度大于既往研究报告的幅度9,15,这可能反映了瑞典新生儿护理中较高的实施依从性或背景因素。尽管一项Cochrane综述未提供确定性证据,但随后的若干网络荟萃分析和伞形荟萃分析报告称,益生菌通常与较低的NEC和死亡风险相关,尽管这种关联具有菌株依赖性。4,10,32在一项大型加拿大研究中,9益生菌使用(主要为短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婴儿亚种和长双歧杆菌长亚种的多菌株产品)与胎龄小于34周婴儿的全因死亡风险以及NEC和/或死亡的复合结局风险降低相关。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益生菌使用(主要为嗜酸乳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和婴儿双歧杆菌的多菌株产品,或与瑞典使用的相同多菌株产品)与严重NEC(经剖腹探查或尸检确认,或列为原发死因)风险降低相关,包括在胎龄小于28周的婴儿中。33有趣的是,美国一家四级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采用与瑞典相同的菌株开展的质量改进项目发现NEC发生率降低,而在上述监管措施30之后停用益生菌后,NEC发生率随后出现反弹。31最后,最近发表的一项基于单菌株产品(罗伊氏乳杆菌)的安慰剂对照随机临床试验报告称,全因死亡率降低(分别为6.2% vs 8.5%),而NEC发生率相似(分别为8.7% vs 10.2%)。34

虽然补充益生菌与较低的NEC风险相关,但我们未发现其与培养证实的晚发型败血症有相应关联。该发现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用相同菌株的ProPrems随机临床试验一致,8而例如上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队列研究报告称,益生菌与败血症风险降低6%相关。33人们可以推测这些不一致的原因,无论它们反映的是疾病定义、研究人群还是所用益生菌菌株的差异。关于益生菌相关败血症,当我们调查瑞典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时,实施期间未报告任何病例,这令人放心并支持该策略的安全性。尽管如此,潜在风险仍然存在,30,35如高危婴儿因易位导致菌血症以及产品处理过程中的污染。此类风险凸显了持续安全监测的重要性、当地微生物学服务机构具备检测所使用菌株的适当方法,以及在怀疑益生菌微生物时对目标抗菌治疗提供明确指导的重要性。13尽管仍需持续警惕,但我们的发现支持在极早产儿中补充益生菌具有良好的获益-风险特征,这可能具有很大的群体健康效益。应向家庭告知这一积极的获益-风险特征。13

优势与局限性

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基于人群的设计,以及基于全国登记系统的大样本量,该登记系统包含标准化、前瞻性且高效度(validity)的数据。这些研究特征使我们能够在随机临床试验的受控条件之外,评估在实施益生菌补充剂前后的临床相关风险。本研究中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基线发生率与已发表基准相比相对较低¹,我们将其归因于已建立的流程改进措施,包括在瑞典长期支持母乳喂养的环境中的营养实践³⁶。尽管基线情况良好,益生菌给药仍与NEC的大幅降低相关。观察到的关联在不同分析方法间方向和幅度一致,支持其在临床环境中的稳健性。

我们也承认若干局限性。虽然研究期间肠内营养相关区域指南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回顾性、观察性和非盲法设计可能引入了信息偏倚和残余混杂。已知NEC发生率在不同时期存在波动。然而,在未接受益生菌补充的婴儿中,整个研究期间的发生率相似。此外,在控制出生年份后,我们的发现保持一致,降低了观察到的关联仅由时间趋势所致的可能性。粗相对危险度(RR)与归因危险度(ARR)之间的微小差异支持了益生菌暴露与死亡和/或NEC风险降低之间观察到的关联的稳健性。另一个局限性是,本研究人群中不能排除NEC诊断的错误分类³⁷˒³⁸。在Challis等人的一项验证研究中²³,病历审查显示登记系统记录的NEC病例减少了28%,提示我们的NEC发生率可能被类似幅度地高估。然而,在我们的复合结局中,NEC定义为任何NEC(Bell 2-3期)或需要手术的NEC(Bell 3期),而仅纳入需要手术的NEC病例(假设NEC诊断更为严格)的分析产生了相似的结果。新指南的实施可能导致指征偏倚,如果益生菌补充被系统地针对被认为风险较低或较高的极早产儿,则会扭曲观察到的益生菌与结局之间的关联³⁹。我们不能排除选择偏倚的可能性。自2020年全国推荐以来,相当比例的婴儿未接受益生菌补充,但接受和未接受益生菌的婴儿基线特征相似。最后,我们没有种族和社会特征的数据,因此无法评估潜在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

结论

本队列研究发现,对极早产儿实施多菌株益生菌与死亡和/或NEC风险降低相关。这些基于人群的发现可能有助于临床医生与家庭之间的共享决策。重要的是,我们的结果不应推广至极早产儿(<28周妊娠),该人群不良结局的基线风险要高得多。

参考来源

  1. Mitha A, Söderquist Kruth S, Sinervo E, et al. Probiotics and Risk of Death,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and Sepsis in Very Preterm Infants. JAMA Netw Open. 2026. PMID: 42776528.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6.35560
  2. 全文:PMC13602013(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602013/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