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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识:普通人群胰岛自身抗体筛查以诊断早期1型糖尿病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guidance for general population screening for islet autoantibodies to diagnose early-stage type 1 diabetes: a nominal group technique process.
指南 / 共识 · Diabetologia · 2026-09-10
一句话结论共识推荐在政策与基础设施到位时向普通人群提供胰岛自身抗体筛查以发现早期1型糖尿病、预防DKA,推荐强度为C级,并建议2–4岁首筛。

该国际共识由Breakthrough T1D组织全球专家采用名义群体技术制定,所有建议经盲法在线投票达到≥80%同意阈值,并按ADA证据评价系统分级。共识提出在政策与基础设施到位时向普通人群提供胰岛自身抗体(IAbs)筛查以诊断早期1型糖尿病,筛查应嵌入既有公共卫生活动;推荐2–4岁首筛、6–8岁和10–15岁复筛(若阴性),15岁后可考虑一次性筛查。筛查通过2×2×2法则确认,即两份样本、两种检测方法、至少两种IAbs阳性,以减少假阳性和假阴性。多项筛查项目中监测人群DKA发生率降至5%以下,teplizumab已将2期进展至3期的中位时间延缓2.7年。

要点

  • 共识推荐在政策与基础设施到位时向普通人群提供早期1型糖尿病IAbs筛查[C];风险增加个体(如一级亲属)可作为实用起点,但最终目标是普通人群筛查[C]。
  • 推荐2–4岁首筛,若IAbs阴性则在6–8岁和10–15岁复筛[B];15岁后可考虑结合既有公共卫生活动进行一次筛查[E]。
  • 早期1型糖尿病诊断需两份样本、两种检测方法、至少两种IAbs阳性(2×2×2),确认检测须用第二份静脉血样本并在方法学上不同于初筛[B]。
  • 监测项目使早期1型糖尿病儿童DKA发生率降至5%以下:Fr1da为3.2%,美国监测队列为4.9%,ASK为4.5%,而未筛查地区为48.5%–58%。
  • teplizumab可将2期进展至3期的中位时间延缓2.7年;2022年11月获FDA批准,2025年8月获MHRA批准,2026年1月8日获欧盟委员会上市许可。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筛查对象为普通人群,包括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超过85%的新诊断3期1型糖尿病个体缺乏家族史,支持将IAbs筛查扩展至普通人群。
  • 儿童筛查建议在2–4岁进行,若IAbs阴性则在6–8岁和10–15岁复筛,从未筛查的儿童应尽早加入补筛查。
  • 15岁以上普通人群进展数据有限,若此前未筛查,可考虑结合既有公共卫生活动在15岁后进行一次性筛查。
  • 部分人1型糖尿病风险可能增加,包括症状性1型糖尿病或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亲属、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个人史者,或基因筛查确定为遗传风险者;有一名一级亲属患病可使终生风险增加高达15倍。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1期:存在两种或以上确认的IAbs且血糖正常。
  • 2期:自身免疫(通常为多种IAbs)伴血糖异常。
  • 3期:自身免疫、高血糖,通常有明显症状(多饮、多尿、乏力、体重减轻、多食、视物模糊,幼儿常见鹅口疮)。
  • 早期1型糖尿病诊断采用2×2×2法则:连续两份样本、两种检测方法、至少两种不同IAbs阳性;条件受限时最低要求为2×2模式,即在两个不同时间点检测两种IAbs。
  • 筛查检测方法应能检测四种IAbs(胰岛素、GAD65、IA-2、ZnT8)中的至少三种,特异性例如>97%,以允许合理的二线检测。
  • 单一IAb阳性不诊断为早期1型糖尿病;在≤3岁检出单一IAb的儿童应至少监测3年。
  • 血糖正常成人IAbs患病率较低且对未来进展至3期无预测价值的数据来自1990年数据且仅检测GADA和IA-2A。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初筛检测IAbs;筛查检测应为一线检测,相对廉价、高度灵敏、能处理大量样本,且应在胰岛自身抗体标准化计划(IASP)中得到验证。
  • 第二步:初筛阳性后,用第二份静脉血样本进行确认检测,确认检测方法应方法学上不同于初筛且能区分全部四种IAbs。
  • 第三步:确认阳性者进行代谢分期,可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HbA1c升高、随机血糖或持续葡萄糖监测。
  • 组织者应在需要时于初级和二级医疗之间、儿科和成人服务之间建立转诊路径。
  • 结果传达应使用个人联系方式(包括电话),不应首先通过自动化检测服务或电子病历更新披露;在联系参与者进行确认检测前不应透露初筛结果细节。
  • 未检出IAbs时应明确告知当前发生3期1型糖尿病关注度低但未来仍可能发生,并强调重新筛查及出现高血糖症状时立即就医。
  • 应教育家庭识别1型糖尿病症状,并在需要时提供专业心理支持;Fr1da中1.5%的家长报告焦虑和抑郁症状。
  • 筛查应嵌入既有公共卫生活动(如疫苗接种门诊、健康儿童门诊)以减少参与障碍,并促进所有个体公平可及。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3期1型糖尿病发病时DKA可危及生命,并导致急性肾损伤等严重急性后果,即使单次DKA发作也可产生可检测的神经认知后果。
  • 诊断时DKA与长期代谢控制问题相关,包括HbA1c升高及随后DKA风险增加。
  • 儿童和青少年诊断时DKA发生率因地区而异:瑞典20%、德国21%–36%、澳大利亚41%、美国35%–58%;18–45岁成人为23%。
  • 较小年龄、无1型糖尿病亲属、少数种族/族裔身份及医疗保险状况较差与诊断时DKA风险相关;年龄较小者OR 1.59–1.80。
  • 单一IAb阳性个体不应被视为已诊断早期1型糖尿病,但其进展为多重IAb或3期1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升高,尤其年龄较小、有遗传易感性或一级亲属患病者。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该国际共识由Breakthrough T1D组织全球专家采用名义群体技术制定,经12轮审查修订后于2025年9月10日至12日进行盲法在线投票,所有建议达≥80%同意阈值。
  • 共识按ADA证据评价系统分级,并与世界卫生组织《筛查项目简要指南》保持一致;写作组包括学术界以外的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庭成员。
  • Fr1da研究在2015年2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期间筛查>200,000人,0.30%(n=576)患有早期1型糖尿病;接受代谢分期者(n=435)中71%(n=309)处于或进展为2期,符合ADA 2期定义者2年进展至3期风险为32.2%。
  • ASK研究筛查34,110名1–17岁儿童,0.54%存在多种IAbs(1期),另0.42%存在单一高亲和力IAb;平均3年随访中,多种IAbs儿童29%进展至3期,单一高亲和力IAb儿童6.3%进展至3期。
  • ASK研究中确诊早期1型糖尿病儿童4.5%诊断时发生DKA,而未筛查的科罗拉多州儿童为58%;美国监测队列DKA发生率为4.9%,该地区一般人群为48.5%。
  • 德国Fr1da监测的早期1型糖尿病儿童DKA发生率为3.2%,全国发生率为21%–36%。
  • T1DI研究组分析6722名儿童,单一年龄筛查最佳为4岁,两年龄段筛查(约2岁和约6岁)时敏感度和阳性预测值最优;10岁单次筛查对18岁前发生3期的敏感度为90%、PPV为66%。
  • ASK研究成人(平均年龄41岁)多种IAbs阳性率为0.6%,青少年为0.4%;成人单项高亲和力IAbs阳性率为1.7%,青少年为0.5%。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为国际共识指南,采用名义群体技术制定,建议按ADA证据评价系统分级(B、C、E级)。
  • 支持证据来自Fr1da、ASK、TEDDY、T1DI、DIPP、BABYDIAB、DAISY、DiPiS、DiaUnion/TRIAD等观察性研究和纵向研究。
  • 局限:在18岁及以上普通成人人群中,用于指导IAbs筛查最佳年龄或频率的数据有限;关于普通成人人群IAbs筛查的频率和进展仍存在数据缺口。
  • 局限:全血和干血斑的IAbs数据少于血清和血浆,标准化和质量控制项目目前仅包括血清或血浆中IAbs的检测。
  • 局限:部分检测方法在标准化和大规模横断面人群筛查中的性能信息有限。
  • 局限:针对普通人群早期1型糖尿病筛查的成本效益分析仅进行了少量,需要更多纵向真实世界数据了解全部即时和长期成本与获益。
  • 局限:严格应用2×2×2方法可能产生更多假阴性结果;某些医疗体系中IAbs检测方法可及性可能有限。
  • 局限:在无既往IAb监测、无阳性家族史或遗传风险未升高的普通人群中,单一IAb检测结果的预测价值仍不明确。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共识推荐在政策与基础设施到位时向普通人群提供IAbs筛查[C],并在开始筛查前建立阳性结果确认和早期1型糖尿病监测的基础设施[C]。
  • 共识建议筛查意识传播应强调及时发现早期1型糖尿病的益处[B],筛查应促进所有个体公平可及,不因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或地区位置而区别[B]。
  • 对因个人或家族自身免疫性疾病史而风险增加的个体进行针对性筛查可能是实用起点,但最终目标是普通人群筛查[C]。
  • 采用2×2×2法则可减少假阳性,但需为落入灰色地带的参与者制定风险评估、结果沟通和随访方案。
  • teplizumab已获批用于延缓2期进展至3期,共识将尽早提供疾病修饰治疗列为筛查目标之一。
  • 作者承认启动和实施普通人群筛查的现实情况很可能与理想不同,资源可及性、检测方法可及性、知情同意和数据隐私存在区域差异。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国际共识指南:International consensus guidance for general population screening for islet autoantibodies to diagnose early-stage type 1 diabetes: a nominal group technique process(Diabetologia)。
  • 获以下专业协会认可:Advanced Technologies & Treatments for Diabetes(ATTD)、Association of Diabetes Care and Education Specialists(ADCES)、Association Belge Du Diabète、Associazione Medici Diabetologi(AMD)、Australian Diabetes Society(ADS)、Belgian Diabetes Liga、Breakthrough T1D、Czech Diabetes Society(ČDS)、EASD、Finnish Diabetes Association(FDS)、Fondazione Italiana Diabete(FID)、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ID
  • 建议按ADA证据评价系统分级,并与世界卫生组织《筛查项目简要指南》保持一致。
  • 引用ADA诊疗标准中针对症状性1型糖尿病一级亲属或高危HLA单倍型者的IAbs筛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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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Diabetologia. 2026 Sep 10;69(12):3370–95. doi: 10.1007/s00125-026-06841-z

引言与基本原理

1型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系统靶向并破坏胰腺胰岛中产生胰岛素的β细胞。有症状的1型糖尿病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全球范围内儿童和青少年年发病率从每10万人0.2例至64.2例不等[1]。发病率每年约上升3%[2]。尽管1型糖尿病经典定义为其存在高血糖,并与微血管和大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相关[3, 4],但已认识到1型糖尿病存在早期阶段,在此期间可检测到潜在的自身免疫发病机制但无症状[5]。每个阶段具有可识别的特征(表1)[5, 6]:1期的特征为存在两种或以上确认的胰岛自身抗体(IAbs)且血糖正常;2期的特征为自身免疫(通常为多种IAbs)和血糖异常;3期的特征为自身免疫、高血糖,通常还有明显症状,常见包括多饮、多尿、乏力、体重减轻、多食、视物模糊,以及尤其在幼儿中常见的鹅口疮。目前,临床上使用四种IAbs来检测早期1型糖尿病(表2)。应注意,历史上曾使用免疫荧光法测定的胰岛细胞抗体(ICAs)在研究环境中识别具有IAbs的个体[7, 8]。然而,对于一般人群筛查的目的,推荐使用直接测定表2所列靶抗原(胰岛素、GAD65、胰岛素瘤抗原-2 [IA-2]和ZnT8)IAbs的检测方法用于诊断目的,ICAs应仅用于研究目的。

通常,1型糖尿病的诊断往往是在患者因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到急诊科就诊或住院后才首次确立的,DKA在1型糖尿病发病时对儿童可能危及生命[9],并可导致严重的急性和慢性后果,包括因循环血量不足而发生的急性肾损伤(AKI)[10, 11]。诊断时发生DKA还与代谢控制方面的长期问题相关,包括与诊断时无DKA或仅有轻度DKA的1型糖尿病患者相比HbA1c升高[12–14],以及随后发生DKA的风险增加[15, 16]。重要的是,即使单次DKA发作也可产生可检测的神经认知后果[17, 18]。儿童和青少年1型糖尿病诊断时DKA的发生率因地区而异[19–24],近期数据表明瑞典为20%[19],德国为21–36%[24],澳大利亚为41%[25],美国为35–58%[26, 27]。在一些研究中,儿童和青少年年龄较小与诊断时DKA风险较高相关(OR 1.59–1.80)[21, 28],而一项芬兰研究的数据报告,青春期年龄10–14岁儿童的发生率较高(26.4%),相比之下≤4岁儿童为16.5%,5–9岁儿童为14.6%[29]。据报道,18–45岁成人诊断时DKA事件发生率为23%[30]。基于人群的研究[19, 21, 28]将较小年龄、无1型糖尿病亲属、少数种族/族裔身份以及医疗保险状况较差与诊断时DKA的预测因素相关联。与年龄相关的DKA风险显然比单纯年龄更为复杂;然而,具有这些相关人口学特征的青少年可能特别受益于筛查、早期发现和监测。

通过胰岛自身抗体(IAb)筛查早期发现和诊断早期1型糖尿病并参与监测项目,可显著降低3期1型糖尿病诊断时DKA的发生率,通常降至5%以下。例如,在美国一家糖尿病中心,接受监测的早期1型糖尿病儿童DKA发生率为4.9%,而该地区一般人群为48.5%[31]。即使是未纳入积极随访者 نیز显示出部分获益,发生率为中间水平的21.4%[31]。同样,德国Fr1da一般人群筛查研究报告,接受监测的早期1型糖尿病儿童中DKA发生率为3.2%[32, 33],而全国发生率为21–36%[24]。在意大利,胰岛IAb筛查的区域性试点项目与未筛查地区相比显著降低了幼儿DKA发生率,提供证据表明对1型糖尿病总体认知的提高,尤其是医生的认知提高,发挥了关键作用[34]。青少年糖尿病环境决定因素(TEDDY)研究对年龄从<2岁至15岁的高危参与者进行了随访。在3个月至5岁者中,3期1型糖尿病诊断时DKA发生率降至15%,而在无法参与TEDDY的国家报告的全国发生率为29–54%[35]。

数十年的研究探索了诱导免疫耐受、保护β细胞和延长内源性胰岛素产生的疗法。Teplizumab于2022年11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36],于2025年8月获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监管局(MHRA)批准[37],并于2026年1月8日获欧盟委员会颁发上市许可[38]。加拿大卫生部于2025年5月批准teplizumab上市,但加拿大药物管理局建议不予报销[39]。研究表明,teplizumab可将2期1型糖尿病进展至3期1型糖尿病的中位时间延缓2.7年[40],从而延长至需要胰岛素治疗的时间[41]。teplizumab治疗的有限真实世界结局还显示,在6个月随访期内,2期1型糖尿病的进展趋于稳定或减缓[42],在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使用teplizumab的影响日益成为讨论焦点[43]。该疗法的获批标志着1型糖尿病临床护理的范式转变,在代谢疗法之外将免疫疗法引入临床工具箱。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以确定其他能够延缓1型糖尿病疾病进展的药物[44]。

普通人群筛查胰岛自身抗体(IAbs)存在情况及早期1型糖尿病诊断的目标包括:降低3期1型糖尿病就诊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患病率、改善1型糖尿病各阶段个体的照护、降低与DKA及1型糖尿病管理相关的医疗费用、尽早提供疾病修饰治疗,以及提供参与旨在延缓疾病进展的临床试验的机会。

在本国际共识文件中,我们的目标是为普通人群筛查IAbs以检测和诊断早期1型糖尿病提供循证指导,期望该指导适用于正在进行的系统性筛查项目、开发中的项目,或针对可能未在推荐时间参与筛查的个体的按需检测。在此背景下,我们针对当前最佳实践提供清晰且可操作的建议,每条建议均按照ADA证据评价系统进行分级(电子补充材料[ESM]表1),并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筛查项目简要指南》[45]保持一致。

表1 与自身抗体筛查阳性相关的1型糖尿病分期命名[5, 6, 52] 查看原表 ↗
表2 用于检测胰岛自身免疫和早期1型糖尿病的自身抗体 查看原表 ↗

方法

Breakthrough T1D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其邀请在临床症状出现前通过筛查胰岛自身抗体(IAbs)来检测早期1型糖尿病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HCPs)参加共识专家组。共识过程设计为遵循名义群体技术(NGT)方法学,结合头脑风暴、讨论和观点完善,以达成共识[46]。NGT方法学旨在使每位参与者能够在过程的每个不同阶段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在整体小组结构内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共识过程未进行前瞻性注册。共识专家组由来自全球学术机构及各类糖尿病、儿科和初级保健协会的意见领袖组成。本综述的所有作者均为共识写作组成员。学术界以外的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庭成员也应邀参与。写作组的参与是自愿的,无报酬。2024年11月20日在巴黎举办了为期一天的初始研讨会,讨论了与普通人群IAbs筛查总体目标相关的议题。此次活动之后,成立了六个工作组,就最相关的问题提供知情反馈,并以适当证据支持所有讨论要点。每个工作组由一名独立参与者主持举行了虚拟会议。每次会议的结构为:首先由小组每位成员阐述自己对共识的具体见解和想法。在这些贡献之后,进行小组讨论,以确定作为共识项目的共同考虑要点。所有虚拟会议均被录制,以便在任何时候进行完整审查。每个工作组以这种方式做出贡献后,分发了一份结果摘要草稿,其中包含供审查的共识建议。稿件经历了12轮审查和修订。在此过程结束时,于2025年9月10日至2025年9月12日进行了盲法在线投票,列出每项共识建议并附同意或不同意的选项。以80%或以上的批准率作为通过阈值。所有共识专家组成员均做出了回应,本共识中的所有建议均达到≥80%的阈值。

早期1型糖尿病的筛查:定义

当考虑1型糖尿病筛查时,通常遗传筛查和IAb筛查均会被讨论。在临床试验和观察性研究中,用于检测早期1型糖尿病的IAb筛查主要集中于具有明确遗传风险的儿童和青少年,即症状性1型糖尿病个体的一级亲属,或携带明确高风险HLA DR/DQ单倍型者,或具有高1型糖尿病遗传风险评分者。因此,诸如ADA等学术团体将对这些个体的IAb筛查纳入了其诊疗标准[6]。然而,超过85%的新诊断3期1型糖尿病个体缺乏家族史[47, 48],这凸显了将基于IAb的筛查项目扩展至普通人群的实用性[32, 49, 50]。

在本共识指南中,未涉及用于检测1型糖尿病风险的基因筛查。基因筛查可识别有发生自身免疫性1型糖尿病风险的人群[51],而胰岛自身抗体(IAb)筛查检测的是1型糖尿病作为一种疾病的存在,尽管处于早期阶段[52]。无论采用何种筛查策略,2024年每个早期1型糖尿病分类均被赋予了适用于美国的特定ICD-10诊断代码(表1),以及适用于美国以外的WHO ICD-10分类R76(血清免疫学异常发现)和R73(异常葡萄糖耐量试验(GTT))(表1)。这些应有助于各阶段适当干预措施的可及性和报销。目前,对于识别早期1型糖尿病和减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等并发症,普通人群IAb筛查可能比基于遗传风险的策略更有效和实用,尤其是考虑到现实实施中的挑战,如召回率、知情同意的复杂性以及父母对基因筛查的潜在担忧[32, 51, 53]。本共识指南侧重于通过筛查IAb在普通人群中检测早期1型糖尿病,包括基于即时筛查成本和长期健康经济效益的此类筛查的现有成本效益判定,详见后文讨论。

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诊断时应使用IAb检测来准确分类糖尿病类型[54, 55];然而,对已诊断糖尿病患者进行此类鉴别诊断不属于本共识声明的范围,将不予讨论。如需更多指导,请参阅已发表的糖尿病诊断和分类相关临床指南[6]。

提供当前证据的观察性研究和纵向研究

来自大型早期1型糖尿病筛查项目的证据为本共识建议提供了依据。这些项目包括1型糖尿病试验网预防之路研究[56, 57]、1型糖尿病预测与预防(DIPP)研究[58]、TEDDY研究[59]、BABYDIAB研究[60]、DAISY[61, 62]、DiPiS研究[63]、DiaUnion/TRIAD研究[64]、1型糖尿病情报(T1DI)联盟[65]、Fr1da研究[32, 66]和ASK研究[67]。Fr1da和ASK早期1型糖尿病研究均实施了普通人群筛查,并提供了关于早期1型糖尿病频率及人群获益和成本的宝贵估计,包括减少DKA、疾病起病更轻、长期HbA1c更低、残余胰岛素产生更多以及住院次数更少(见早期发现的获益和潜在危害)。

早期发现的获益和潜在危害

在早期1型糖尿病的案例中,应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支撑公共卫生筛查价值的原则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见文本框“Wilson和Jungner疾病公共卫生筛查标准”)[68]。早期1型糖尿病检测具有显著获益(表3)。这些获益包括有机会开展症状认知教育和对疾病进展的监测,这可显著降低高血糖发病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发生率[32, 33, 69]。血糖水平的早期诊断和管理还可改善开始胰岛素治疗后的治疗结局[70, 71]。一般人群胰岛自身抗体(IAb)筛查的更广泛获益也在表3中描述。这些是基于证据的结局,总体上有可能显著改善被诊断为早期1型糖尿病个体的近期和短期健康与福祉,并对其父母和照护者带来相关获益,同时通过减少DKA和临床诊断时住院需求而降低医疗服务成本[32, 67, 72]。对于检测到IAb的个体,这些获益大多与参与持续监测项目密切相关[31, 58]。

筛查的潜在危害总结于表3。若干危害与对进展至3期1型糖尿病风险的认识偏差有关,以及与焦虑、抑郁或限制性饮食或行为改变有关。有可能识别这些后果并确保提供支持。对于经IAb筛查和血糖评估后确诊为早期疾病的个体,准确预测进展至临床3期1型糖尿病仍具有挑战性,尽管多变量模型可提供特定人群的5年发生率预测,可用于可视化个体风险估计[73]。早期1型糖尿病的确诊还可能导致在医疗保健、保险、教育、就业和社会环境中的污名化或歧视[74],所有这些都需要主动干预[75, 76]。虽然实施一般人群筛查的成本是一个考虑因素,但现有的成本效益分析提示有利的长期健康经济学结局[67, 72]。因此,成功的项目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危害,同时最大化早期诊断和延缓进展至3期1型糖尿病的获益。

表3 一般人群IAb筛查的获益和潜在危害 查看原表 ↗

潜在危害的减轻

公众对1型糖尿病的认识仍然有限。因此,与筛查工作相结合的教育和沟通至关重要。自身免疫性糖尿病早期监测(ELSA)项目的结果显示,积极的父母态度与对筛查目标的清晰解释、1型糖尿病与2型糖尿病的区分以及既往有1型糖尿病或其他公共卫生项目的经历有关[77]。一项关于新生儿血斑筛查的系统综述也强调了及时、透明的沟通在父母接受度中的重要性[53]。在Fr1da研究中,大多数被诊断为早期1型糖尿病儿童的父母对其决定持积极态度,84%对其孩子参与胰岛自身抗体(IAb)筛查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80%认为其参与决定良好或非常好[78]。同样,一项基于对有症状1型糖尿病家族史、并选择让其孩子接受IAb筛查的家庭父母访谈的定性研究[79]表达了总体积极的体验,而未参与者对筛查持负面看法,通常基于自行开展的研究。进一步的见解来自意大利的UNISCREEN试点研究,该研究评估了1型糖尿病和乳糜泻的筛查[80]。在1535名参与者中,大多数人对此过程表示满意,90%更倾向于简单的毛细血管指尖采血而非静脉采血。

人群:筛查对象

用于诊断早期1型糖尿病的IAb筛查应提供给普通人群。大多数发展为3期1型糖尿病的个体没有既往家族史,并且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风险特别高[81]。证据表明,普通人群筛查和早期1型糖尿病的检出可改善代谢结局、降低DKA发生率、使向胰岛素治疗的过渡更平稳,并总体上导致更轻微的疾病起病和临床起病时更少的焦虑[32, 33]。此外,没有既往1型糖尿病家族史的早期1型糖尿病儿童进展为3期1型糖尿病的比率与有家族史或既往遗传风险的儿童相当[66, 82–84]。普通人群中的IAb筛查代表了迈向公平医疗的关键一步,使所有早期1型糖尿病患者都能获得随访、监测和新兴的疾病修饰疗法。

根据当地情况、资源和公众接受度,一些地区可能选择从早1型糖尿病风险可能增加的个体开始进行一般人群筛查,例如有症状1型糖尿病或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亲属、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个人史的个体,或通过基因筛查项目被确定为遗传风险者的个体。证据显示,与未选择的普通人群相比,有一名有症状1型糖尿病的一级亲属可使发生3期1型糖尿病的终生风险增加高达15倍[32, 85]。此外,父母患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乳糜泻、类风湿关节炎、恶性贫血、结节病、混合性结缔组织病或舍格伦综合征与子代发生3期1型糖尿病风险增加相关[86]。已知与特定HLA DR/DQ单倍型的遗传关联可使早1型糖尿病风险增加5至10倍[87],而具有HLA和非HLA遗传风险评分联合的个体早1型糖尿病风险可能增加高达25倍[88]。其他既存自身免疫性疾病与发生3期1型糖尿病风险之间也存在双向关联,包括乳糜泻[89, 90]、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89, 91]、白癜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SLE)[92]、艾迪生病、风湿性多肌痛、多发性硬化、肌无力和恶性贫血[93]。

政策与基础设施

在建立区域性或国家性一般人群筛查项目时,监督可能来自区域性或多中心权威机构或医疗保健管理者。此类项目的一个例子在意大利,2023年意大利议会批准了一项法律,规定应向所有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早1型糖尿病和乳糜泻筛查,并通过国家卫生系统(SSN)进行管理。实施阶段包括由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ISS)开展的一项“预备性”试点研究,初步结果表明,由于普通公众和医生对临床1型糖尿病认识的提高,3期1型糖尿病发病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发生率显著降低[34]。其他例子包括由相关医疗服务提供者协会赞助和批准的区域性筛查实施,目标是与医疗保健支付方达成框架合同[49, 94]。关键是,一旦早1型糖尿病筛查被医疗保健系统采纳,就应明确要求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可检测到胰岛自身抗体(IAbs)者进行随访确认和监测,相关临床指导已发表[95]。

来自儿童和青少年一般人群筛查的经验——正在进行的倡议

迄今为止,只有在意大利,政府才强制要求在一般儿科人群中开展早期1型糖尿病的全国公共卫生筛查[96],该国筛查仍处于初步试点阶段,以评估其可持续性[97]。德国巴伐利亚州的Fr1da研究最初是一项区域性公共卫生研究筛查项目,针对1.75至<6.0岁儿童,在2015年至2019年间筛查一次[32, 49]。随后该研究扩展至筛查1.75至<11岁儿童,间隔3年进行两次筛查,以提高检出率[33, 66, 82]。确诊存在两种或以上胰岛自身抗体(IAbs)的儿童家庭被邀请参加一项包括糖尿病教育、代谢分期、心理应激评估以及对其1型糖尿病状态进展进行前瞻性监测的项目。在2015年2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期间接受IAbs筛查的>200,000人中,0.30%(n=576)患有早期1型糖尿病[82]。在接受代谢分期者(n=435)中,71%(n=309)在随访期间已处于或进展为2期1型糖尿病;对于符合ADA 2期定义者,进展为3期1型糖尿病的2年风险为32.2%[82]。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一般人群筛查发现的Fr1da研究儿童,与那些有症状性1型糖尿病家族史且具有遗传风险者相比,疾病进展速度相似[32, 66, 83]。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巴伐利亚州66.4%的初级保健儿科医生参与了该倡议,并且筛查检测是在预约的婴儿健康检查就诊期间进行的,这是一种既定的公共卫生活动[32]。自启动以来,Fr1da研究已扩展至德国其他地区,包括萨克森、下萨克森、黑森和莱茵兰-普法尔茨,表明一般人群筛查和监测在其范围内具有可扩展性、可持续性且成本相对较低[72]。

ASK研究[44]于2017年至2023年对34,110名1–17岁儿童进行了IAbs筛查。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和种族/族裔与科罗拉多州人口统计学特征相匹配。仅6%的参与者有一名一级亲属被诊断为1型糖尿病。大多数参与者在儿科诊所和门诊实验室接受筛查。1型糖尿病自身抗体,包括IAA、GADA、IA-2自身抗体(IA-2A)和ZnT8A,以及用于检测乳糜泻或乳糜泻自身免疫的转谷氨酰胺酶抗体,均使用标准放射结合分析法(RBA)和更具特异性的电化学发光(ECL)分析法测定,从而区分具有预测性的IAbs(高亲和力)与非预测性IAbs(低亲和力)[98, 99]。可检出IAbs的受筛查儿童被邀请参加确认访视,其中包括通过RBA和ECL测定IAbs、HbA1c、随机血糖以及详细复核症状。在初筛或确认时,0.54%的儿童存在多种IAbs(1期1型糖尿病),另有0.42%存在单一高亲和力IAb(RBA+且ECL+)。在平均3年随访期间,观察到29%的存在多种IAbs的儿童和6.3%的存在单一高亲和力IAb的儿童进展为3期1型糖尿病[100]。在确诊为早期1型糖尿病的儿童中,4.5%在诊断时发生DKA,而未筛查的科罗拉多州儿童报告的比例为58%[27]。

遵循Fr1da模式,EDENT1FI联盟发布了一份主方案[101],涵盖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胰岛自身抗体(IAbs)存在的公共卫生筛查,包括对IAbs阳性参与者使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糖化血红蛋白(HbA1c)升高、随机血糖或持续葡萄糖监测进行分期。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案还为早期1型糖尿病筛查阳性儿童及其家庭的教育、监测和随访提出了建议。在捷克共和国、德国、丹麦、意大利、波兰、葡萄牙、瑞典和英国,普通人群IAbs筛查正在进行或已计划开展,预计在5年研究期内至少筛查200,000名1–17岁个体,采用独立方法或遵循EDENT1FI主方案[101]。

成人普通人群筛查的初步数据

超过半数新发3期1型糖尿病病例在成人中诊断[102]。ASK研究的数据表明,成人(平均年龄41岁)多种(两种或以上)IAbs筛查阳性的比率与儿童和青少年相似或更高(成人0.6% vs 青少年0.4%)[103]。在该研究中,1.7%的成人单项高亲和力IAbs筛查阳性,而青少年为0.5%。入组时,10%的儿童和成人参与者报告有1型糖尿病家族成员,但这不是排除标准。应当注意,在其他研究中,糖耐量正常的成人IAbs患病率较低,对未来进展至3期1型糖尿病无预测价值[104]。然而,该研究基于1990年获得的数据,当时胰岛自身免疫的总体患病率低于目前。此外,该研究仅考虑了GADA和IA-2A,因此受限于缺乏其他IAbs的数据,如IAA和ZnT8A,这些用于检测早期1型糖尿病。来自T1D TrialNet研究的更近期数据也提示,有1型糖尿病家族史的成人比儿童更可能筛查出单项IAbs阳性(4.0% vs 2.6%),但多种IAbs的患病率较低(0.83% vs 2.8%)[105]。然而,初次分期(使用OGTT)时为2期1型糖尿病的成人,其5年进展至3期1型糖尿病的风险与儿童相当(每组均为78%)[105]。

成人诊断3期1型糖尿病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患病率显著[30, 106]。英国的成人1型糖尿病风险(T1DRA)研究[107]已在 up to 70岁成人中开展普通人群筛查,通过邮寄试剂盒自行采集并寄回指尖毛细血管血样。T1DRA与ELSA儿童筛查研究[108]相协调。每项倡议旨在至少筛查20,000名个体。

共识建议

在政策和基础设施到位的情况下,应向普通人群提供早期1型糖尿病的IAbs筛查。[C]

对因个人或家族自身免疫性疾病史而风险增加的个体进行针对性筛查,可能是筛查的实用起点,但最终目标是普通人群筛查。[C]

筛查意识传播应强调及时发现早期1型糖尿病的益处。[B]

在开始针对早期1型糖尿病的普通人群筛查之前,必须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以(1)确认阳性结果,(2)对早期1型糖尿病者进行监测,包括根据需要在初级和二级医疗之间、儿科和成人服务之间建立转诊路径。[C]

普通人群胰岛自身抗体筛查的年龄和频次

在从出生随访至3期1型糖尿病的遗传高危儿童中,胰岛自身抗体(IAbs)出现的发生率在9月龄至3岁之间最高,并在6岁后迅速下降[60, 109, 110]。两次筛查策略,首次在2–3岁,第二次在5–7岁,与既有的初级保健健康婴儿访视和入学准备访视或疫苗接种计划相契合。T1DI研究组使用来自DIPP、BABYDIAB、DiPiS、DAISY和DEW-IT研究的协调数据,评估了6722名儿童从各登记库首次纳入至15岁或直至诊断为3期1型糖尿病的两年龄段筛查策略[65]。研究发现,单一年龄IAbs筛查的最佳年龄为4岁,但当采用两年龄段筛查策略(一次约在2岁,另一次约在6岁)时,敏感度和阳性预测值(PPV;见文本框“利用IAbs筛查结果提示向症状性1型糖尿病的进展”)达到最优。这些观察结果与TEDDY研究的数据一致,该研究纳入了具有最高HLA遗传风险的儿童[110],也与Fr1da研究一致,该研究纳入了普通人群儿童[51, 69, 111]。T1DI研究组的第二项分析得出结论,在10岁时进行一次IAbs筛查对18岁前发展为3期1型糖尿病具有高度预测性,敏感度为90%,PPV为66%[112]。

在18岁及以上的普通成人人群中,用于指导IAbs筛查最佳年龄或频率的数据有限。TrialNet研究及其他研究[113, 114]报告,有1型糖尿病家族史且被确定为IAbs阳性的成人,其向需要胰岛素的3期1型糖尿病的进展较慢[113],5年进展率为15%,而12岁及以下儿童为35%。总体而言,关于普通成人人群IAbs筛查的频率和进展,仍存在数据缺口未满足。

共识建议

建议在2–4岁进行普通人群筛查,若IAbs阴性,则在6–8岁和10–15岁再次筛查,以发现早期1型糖尿病个体。从未接受过筛查的儿童应尽早加入该计划以补筛查[B]。对于任何筛查,所示年龄范围可根据既有公共卫生活动中提供的筛查机会进行调整。[E]

对于15岁以上普通人群中早期1型糖尿病的进展所知较少。若此前未进行,可考虑结合既有公共卫生活动在15岁后进行一次性筛查。[E]

普通人群筛查:步骤

总体而言,有效的胰岛自身抗体(IAb)筛查项目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使大量个体通过一系列决策关卡,每一步都增加对最终结果的信心。该过程从IAb的初步筛查开始,以代谢分期评估和早期1型糖尿病诊断结束。这些步骤概述于文本框“普通人群早期1型糖尿病筛查中的检测流程”中。

参与、背景与环境

来自多种公共卫生举措的经验表明,优化参与率需要降低被筛查者的负担,包括被筛查儿童的父母。Fr1da普通人群筛查研究将样本采集作为家庭儿科医生常规婴儿健康检查就诊的常规组成部分[32, 49]。这同时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轻医护人员(HCP)的负担。同样重要的是,对筛查所涉及的工作给予充分的报销,以及维持一个协调筛查相关活动的参考中心,包括材料、信息、运输、结果报告和适当随访建议。随着多重试剂和小体积检测方法的可用性,也存在同时筛查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机会,对参与者的额外负担很小,包括筛查1型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或乳糜泻[64, 98, 99, 115, 116]。

将IAb筛查纳入“常规”公共卫生活动的机会可能包括婴儿健康门诊和儿童健康门诊,以及幼儿期疫苗接种项目(例如麻疹、腮腺炎和风疹三联疫苗),这些都属于到医疗诊所就诊或由医护人员进行家访的一部分。这些现有的公共卫生活动对家庭成员来说很方便,并利用了既有的预期,尽管必须有可用能力来承担额外的沟通和筛查任务。同样重要的是要证明它们不会损害对现有公共卫生活动的参与。理想情况下,IAb筛查不应是一项临时性活动,增加参与的负担,并且必须确保所有个体公平可及,不受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民族、地理或医疗保险状况的限制[44, 45, 117]。筛查还必须是为该目的而得到支持的结构化活动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整合可以优化初级卫生保健团队的参与。对于学龄儿童,在学校环境中管理的疫苗接种项目可能提供与IAb筛查相结合的机会。作为T1Early研究[118]一部分的一项定性概念验证研究发现,在既定的学前疫苗接种就诊期间接受IAb筛查的儿童的父母,普遍对联合公共卫生日程安排持积极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该群体表示,如果筛查与疫苗接种诊所就诊分开进行,他们参与筛查的可能性会更低。

对于成年人,参与筛查的途径可包括常规血液检查和针对血糖升高、胆固醇升高或高血压的健康检查[119]。这些检查均可在初级保健机构中提供。工作场所员工健康筛查目前对许多人而言也已成为常规,其目标是改善劳动力健康和生产效率。对于成年人和儿童,使用邮寄采检套件进行自我采样并寄回样本也被认为是可行的[64, 107]。

胰岛自身抗体(IAb)普通人群筛查的理想场所取决于当地公共卫生举措的实践和能力,以及其适应和纳入IAb筛查的能力。在欧洲EDENT1FI项目中,该项目聚焦于普通人群中的儿童[101],筛查用血样采集由初级保健医生和儿科医生或儿科医院在预防性医学检查、其他儿科就诊、住院期间以及通过学校或家庭检测来完成。筛查项目的参与预计不会是强制性的。对于任何被提供并鼓励参与的人,重要的是存在清晰、知情的机制来选择加入或退出筛查过程;该机制可能因现行医疗系统的地点和运营边界而异。无论何种场所,对所有确诊IAb阳性个体进行主动随访和监测的要求都必须得到满足,并且必须纳入普通人群筛查基础设施之中。

共识建议

IAb检测应嵌入已建立的公共卫生活动中,以尽量减少参与障碍并利用现有结构。这些活动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疫苗接种门诊和健康儿童门诊预约。预计不同医疗服务机构将根据其区域公共卫生能力和流程采用最适合的筛查场景。[E]

IAb筛查应促进所有个体的公平可及性,不因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或地区位置而有所区别。[B]

无论何时何地提供筛查,提供者(管理筛查就诊的人员)都应了解与筛查过程相关的关键要点,包括筛查前宣传和信息的组成部分、筛查活动本身、结果的传达以及任何必要的转诊流程。预计这些活动可获得充分的报销。[E]

检测方法

公共卫生筛查规划是一个导向早期1型糖尿病诊断的过程[45, 111]。该过程的步骤在图1中简要描述。对于步骤3–5,具备高通量筛查能力的中心参考实验室有可能管理该部分过程,包括运送检测和样本收集。迄今为止,一系列检测模式已被用于IAb检测,包括RBA、ELISA、ECL法、荧光素酶免疫沉淀(LIPS)、凝集PCR抗体检测(ADAP)和化学发光法(CLIA)。这些在表4中描述。对于普通人群筛查,检测模式应获得批准并可在研究环境之外使用,且可被对阳性或阴性筛查结果意义具有所需理解的提供者获取。检测还应在胰岛自身抗体标准化计划(IASP)中得到验证[120]。由于早期1型糖尿病的诊断要求四种IAb中至少存在两种,筛查检测应至少测量四种主要IAb中的三种。尽管在不同种族和民族研究人群中的数据有限,如果初始筛查检测仅使用两种IAb,使用IAA和GADA可能为检测欧洲血统儿童中的早期1型糖尿病提供最高灵敏度。

初始筛查检测应相对廉价、高度灵敏且能够处理大量样本。对来自普通人群的样本进行检测时,由于疾病患病率低,阳性阈值须与更高灵敏度的需求相一致(即发现尽可能多的IAb阳性个体),同时考虑潜在降低特异度的影响(即假阳性率增加)[121]。因此,筛查检测是一线检测,触发进一步分析,其中必须包括确认检测。筛查和确认的成本也是相关考虑因素。由于确认检测通常比筛查检测更昂贵,应避免需要确认评估的样本和个体出现高频次。确认检测需要能够区分所有四种IAb阳性的检测方法。这可通过单一IAb检测或某些多重检测实现(表4)。对于若干检测方法,关于其标准化和大规模横断面人群筛查中的性能信息有限。此外,并非所有IAb都等效:与其他IAb相比,IA-2A(表2)的检测对进展至3期1型糖尿病具有更高的PPV(见文本框,“使用IAb筛查结果提示向症状性1型糖尿病的进展”)[66, 122–124]。IAA在成人中较少见,如果检测方法不易获得,可能不需要其检测[103]。

图1 普通人群IAb筛查规划中的行动流程。a检测到两种或以上IAb。b需要个人联系,而非自动电子邮件、短信或格式信函。T1D,1型糖尿病 查看原图 ↗
表4 可用的IAb检测方法 查看原表 ↗

尽量减少假阳性和假阴性诊断:2法则

降低高假阳性率潜在风险的一种方法是指定早期1型糖尿病的诊断要求在连续两份样本中(2 × 2 × 2),使用两种检测方法,至少两种不同的胰岛自身抗体(IAbs)阳性。对高危儿童的筛查研究表明,从多种IAbs状态逆转为单一IAbs状态相对罕见[125]。然而,这不一定适用于横断面人群筛查,因此建议增加额外层次或确认步骤。

使用两种不同检测方法的价值在于,每种检测方法应以不同方式检测与IAbs存在相关的阳性信号(表4),每种方法具有不同的假阳性脆弱性。因此,对每份样本进行两种检测方法(筛查和验证策略)的检测,使得第一种检测方法的阳性信号能够在第二种检测方法中得到验证,从而减少与每种检测方法相关的假阳性发生。在第二份样本中确认对于减少因样本质量或处理以及检测信号短暂升高所致的错误诊断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EDENT1FI公共卫生筛查总体方案采用了类似于Fr1da研究[101, 115]所使用的2-Cube检测策略。

如果条件限制无法应用2 × 2 × 2方法,最低要求是2 × 2模式,即在两个不同时间点检测两种IAbs。另外,国际自身抗体标准化项目(IASP)已定义了检测性能标准,可用于评估在血清或血浆上进行的各种IAbs检测方法的性能[120]。

作为普通人群筛查一部分的“2规则”方法的要求详述如下:

筛查检测方法应具有敏感性,能检测四种IAbs中的至少三种(即能识别大多数早期1型糖尿病患者)

筛查检测方法应具有足够的特异性(例如>97%),以允许合理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二线检测

验证检测方法应在方法学上有所不同(表4),且其检测真实IAbs信号的敏感性与第一种筛查检测方法相当

验证检测方法应能检测并区分四种IAbs中的每一种

IAbs的确认应在单独的静脉血样本上进行

检测方法应所需样本量小,且不可被检测设备使用的“死体积”应最小

临床检测实验室应具有IAbs筛查的可靠业绩记录(例如参加IASP等能力验证计划)

所有检测方法应具有充足的供应渠道、长期供应和合理的成本。

“2规则”方法的局限性还包括以下内容:与大多数旨在提高特异性的策略一样,严格应用2 × 2 × 2方法可能会产生更多假阴性结果

在某些医疗体系中,IAbs检测方法的可及性可能有限

要求在两个时间点两种或以上IAbs阳性的标准,在仅完成一次随访或个体在确认时仅一种IAbs阳性、或筛查与确认时检测到不同IAbs的情况下,将产生若干“灰色地带”结果。因此,筛查方案应针对落入该“灰色地带”的参与者制定适当的风险评估、结果沟通和随访方案。

样本类型

检测样本的类型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血清和血浆是当前检测模式的最佳选择,无论来自静脉还是毛细血管部分。在可能的情况下,推荐使用这些样本。也可以在静脉和毛细血管全血或干血斑(DBS)中检测IAbs,干血斑已用于筛查试验[126–129]。使用居家采样试剂盒进行指尖毛细血管采血并寄回DBS检测卡的方式,已被证明在IAbs筛查中为参与者所接受[128]。然而,全血和DBS的数据少于血清和血浆,且标准化和质量控制(QC)项目目前仅包括血清或血浆中IAbs的检测。此外,DBS检测所需的血量通常与血清或血浆检测所需的血量相似。虽然居家全血或DBS检测对于筛查可能是可行的,但确认性检测应在从静脉血获得的血清或血浆上进行。

共识建议

检测样本采集和送至临床实验室应最大化参与度,并促进基于社会经济地位、地理位置或族裔的服务不足群体公平获得筛查。[C]

用于普通人群早期1型糖尿病筛查的IAb检测方案必须减少大量假阳性和假阴性检测。[B]

在确认阶段,早期1型糖尿病的诊断必须在所采用的IAb检测方案和程序方面具有高度可信度。[B]

所选IAb检测方法应获得认证并经验证可在研究背景之外使用。[E]

当筛查中检测到IAbs时,需要用第二份血样进行确认。[B]

确认性检测理想情况下应使用与初始筛查检测不同的检测方法(如有条件)。[E]

与有效普通人群筛查相关的沟通

研究证实,对儿童进行IAb筛查和早期1型糖尿病识别,随后参与教育和监测,与未经过筛查而诊断为新发1型糖尿病的年龄匹配儿童相比,结局有所改善[32, 33]。这支持了普通人群筛查的即时和长期价值,传播这些信息是筛查前意识教育的关键部分,以鼓励参与随访[79, 130]。

一般原则

所有参与者或其主要照护者应了解IAb筛查的目的以及筛查过程中可以预期的情况,包括筛查事件后立即发生什么的实用信息。所有术语应对普通人群可理解,并使用鼓励参与的语言,包括患有早期1型糖尿病的含义以及预防DKA的高价值。关于潜在干预措施和/或疾病修饰疗法临床试验的信息应根据筛查时干预措施/试验的可获得性进行调整。筛查前和筛查后即刻沟通的各自需求详见表5。

表5 筛查IAbs前后的关键信息和教育需求 查看原表 ↗

在检测到单一IAb的筛查试验之后

筛查检测仅检出单一胰岛自身抗体(IAb)的个体不符合早期1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且单一IAb阳性者中有很高比例在随访期间转为抗体阴性[125]。然而,与筛查时无IAb的个体相比,经确认的单一IAb阳性者发生多重IAb或进展为3期1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升高,尤其是若其年龄较小、存在已知遗传易感性或有一级亲属患1型糖尿病[114, 131, 132]。临床指南指出,在检出单一IAb时年龄≤3岁的儿童应至少监测3年[95, 133]。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多重IAb筛查阳性的个体在进展至3期1型糖尿病过程中可能丢失一个或多个IAb,从而在横断面筛查时仅表现为单一IAb阳性。在无既往IAb监测、无阳性家族史或遗传风险未升高的普通人群中,单一IAb检测结果的预测价值仍不明确。因此,单一IAb阳性个体不应被视为已诊断为早期1型糖尿病。他们可在研究背景下接受随访[95],ASK研究[67]、Fr1da研究[32]和澳大利亚1型糖尿病全国筛查试点[94]均开展了此类随访。

筛查检测检出两个或以上IAb后

传达筛查检测结果应促进理解并尽量减少困惑。例如,“阳性”和“阴性”这两个术语可能被误解,既可传达好结果也可传达坏结果。传达结果的主要目标是告知该个体及其家属(如适用),怀疑早期1型糖尿病,需要进行确认试验。应讨论确认试验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监测项目的重要性,并在有可用干预研究时考虑参与[95]。若确认试验为阴性(即未显示IAb),则等同于筛查结果为阴性,假设没有理由怀疑检测操作,该消息可作为现已建立的联络线索的一部分予以告知。提供有用的信息和支持是鼓励积极应对诊断并持续参与随访监测和照护的关键。这应由具备知识、能够回答个体及照护者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或疑虑的提供者通过个人联系(包括电话)来完成。Fr1da研究的组织和实施的一项重要结果是,85%的家长对其初级保健提供者当面告知早期1型糖尿病诊断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78]。理想情况下,无论多重还是单一IAb状态,阳性筛查结果都不应首先通过自动化临床检测服务或电子病历更新来披露。根据筛查环境的不同,在可行的情况下,在讨论确认试验之前,不应披露初始筛查结果具体细节的某些内容,包括确认的IAb类型及任何进展估计。

筛查检测未检出IAb后

筛查结果未检测到IAb表明不建议考虑早期1型糖尿病。传达这一结果时必须明确强调,该结果意味着目前发生3期1型糖尿病的关注度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个体永远不会发展为3期1型糖尿病。这也是强调未来需要重新筛查IAb的重要时机。对于幼儿以及有1型糖尿病或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家族史(血清转换风险较高)的情况,这一沟通尤为重要。传达不建议考虑早期1型糖尿病有几种方式,包括向被筛查者或其照护者提供书面确认、致函初级保健机构以便其随访、将信息添加到个人电子病历中,或通过电话进行随访。同样重要的是总结高血糖的常见症状以及在出现这些症状时需立即联系其医疗保健提供者(HCP)的必要性。这对于幼儿的照护者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幼儿可能尽管在初次筛查检测中未检测到IAb,却可能出现IAb阳性并相当快速地进展为临床1型糖尿病。

心理社会支持

与其他诊断一样,传达早期1型糖尿病的诊断可引起预期的悲伤反应、痛苦和负面情绪[134]。Fr1da研究在儿童确诊早期1型糖尿病后6个月和12个月监测了心理应激,发现1.5%的家长报告了焦虑和抑郁症状[49],该比率与德国一般人群中的比率相当。TEDDY研究报告了已确立1型糖尿病遗传风险儿童中与血糖监测相关的父母焦虑[135, 136],且母亲比父亲更易出现这种情况。在ASK首次基于人群的随访监测访视中,父母焦虑高于TEDDY研究,并超过临床临界值40(状态焦虑量表(SAI)评分46.1)。在随后的访视中,焦虑持续升高,但在中位6.1个月后开始下降(p=0.03)[137]。对于IAb筛查确认阳性者(及其照护者)的教育和心理支持方面,已在先前关于早期1型糖尿病(1期和2期)监测的共识指南中有详细记载[95]。关于IAb一般人群筛查过程中沟通、教育和心理社会支持的现有见解主要来自Fr1da研究[32, 78],以及来自具有已知3期1型糖尿病风险因素的儿童和青少年前瞻性研究的补充策略和结果。

一项针对参与ELSA普通人群筛查项目[77]的儿童父母的态度调查表明,当告知父母若其孩子筛查阳性将获得心理社会支持时,他们认为参与筛查更为可接受。一项针对新诊断临床3期1型糖尿病患儿家庭的调查[138]表明,在筛查阳性后的即刻阶段,家庭重视糖尿病教育(75%)、与糖尿病团队的接触(72%)以及来自家人(50%)和朋友(24%)的支持。与个人和家庭的沟通必须强调共情式沟通,提供一致且易于理解的信息和切实可行的自我管理措施(如有),同时为儿童提供适龄信息。至关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在联系参与者进行确认检测之前,不应向其透露IAb筛查检测结果。由于许多医疗服务机构有义务毫不延迟地与其患者群体分享所有临床检测结果,我们承认对此不太可能有标准化方法,各医疗系统将有自己的策略来尽量减少参与者的焦虑。无论是否需要,心理社会支持的可用性都可纳入普通人群筛查的考量之中,尽管迄今为止,尚未有报道表明早期1型糖尿病筛查中IAb检测与抑郁障碍的正式诊断之间存在关联。

在普通人群IAb筛查背景下,教育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基层医疗HCP和团队。该群体将承担管理至少部分流程的相当大责任,特别是如果筛查活动被整合到已建立的基层医疗服务中(例如疫苗接种门诊、婴儿保健门诊)。二级医疗糖尿病服务也需要成为筛查流程的整合组成部分,普通人群筛查举措应做好准备,确保确诊为早期1型糖尿病的个体能够期望在医疗服务中最适当的部门获得照护。文本框“早期1型糖尿病自身抗体研究可用的资源”中提供了一些资源选编,用以说明IAb筛查项目的整体管理。在此背景下,重点应放在检测被筛查者或其照护者中的病理性痛苦反应和持续性抑郁,并在这些情况下及时提供心理支持。

共识建议

在紧接IAb筛查活动之前和之后的沟通规划是国家或区域利益相关方的责任。至少,沟通应阐明IAb筛查的目的以及筛查预约时和其后即刻阶段可预期的事项。[C]

在传达筛查检测结果时使用清晰且中性的术语。在检测到IAb存在的筛查结果得到确认之前,避免使用会给被筛查个体造成可避免焦虑的语言很重要。[E]

在向个人或照护者传达筛查和确诊试验结果时,应提供个人联系方式,以便解释结果。[E] 所有个体都应有机会表达其对信息和支持的即时需求。[B]

传达未检测到胰岛自身抗体(IAbs)时,必须强调当前结果并不排除未来发生1型糖尿病的可能,并可建议重新筛查,尤其是当该个体年龄较小或有自身免疫性疾病个人史或家族史时。[C]

如果检测到单一胰岛自身抗体(IAb),可根据年龄和其他因素建议未来重新筛查。[B]

应向所有筛查参与者提供关于识别1型糖尿病症状的明确信息。[E]

医疗卫生专业人员(HCPs)应了解在传达早期1型糖尿病诊断时可能出现的心理反应,以便采取可操作的步骤(例如提供信息/教育、转诊和/或监测计划)。必要时,应提供专业心理支持以减轻焦虑。[C]

筛查的成本效益

根据特定地区现行的医疗保健体系,工作流程的每一步都必须系统化且可报销,才能使该过程可扩展且可持续。向参与者和医疗服务进行筛查的预期成本总结在文本框“普通人群早期1型糖尿病筛查的预期成本”中。针对普通人群早期1型糖尿病筛查的成本效益分析仅进行了少量。其中一项基于科罗拉多州ASK研究中的10,029名儿童和青少年[67],评估认为在每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50,000–150,000美元的价值阈值下,如果筛查能使筛查人群中3期1型糖尿病诊断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发生率降低20%(例如从35%降至28%),并且能使HbA1c在终生范围内改善−1.1 mmol/mol(−0.1%),则筛查具有成本效益。当DKA降低率更高且HbA1c改善更大时,成本节约增加。与这一评估相比,科罗拉多州各研究队列报告了超过43%的真实世界DKA降低[31],尽管长期HbA1c数据尚不可得。ASK研究队列中每名儿童的筛查成本为47–141美元,每检出1例早期1型糖尿病病例的筛查成本为4700美元。德国巴伐利亚Fr1da研究结果[32]的成本分析——作为德国标准诊疗应用而非仅Fr1da队列——估计每名筛查儿童的成本为21.73欧元,每检出1例病例的成本为7035欧元[72]。更有限的模拟研究表明,如果每次IAb检测的单位成本为25–40美元且1型糖尿病发病延迟3–5年,则可以预测IAb筛查项目的收支平衡成本[139],尽管这些模型中的输入数据包括来自遗传风险研究的参与者,这对于关于普通人群筛查的结论是一个局限性。一项研究报告称,要使筛查对预防5岁以下儿童诊断时DKA具有成本效益,遗传和IAb筛查的成本需要极低[140]。尽管在治疗和住院方面有成本节约,以及父母收入损失方面也有节约,但情况仍然如此。总体而言,需要更多纵向真实世界数据来了解普通人群早期1型糖尿病筛查的全部即时和长期成本与获益。

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探索

这些共识建议尽可能将普通人群IAb筛查的原则和实践确定为最佳情形。这假定有足够的资源可用,且医疗保健利益相关方支持这些目标。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鉴于国家和区域的考虑因素,启动和实施早期1型糖尿病普通人群筛查的现实情况很可能与此理想不同。这些因素可能包括1型糖尿病的区域患病率和DKA负担、医疗保健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差异、卫生服务使用模式、相互竞争的卫生需求和优先事项,以及文化规范。在这一背景下,资源可及性是一个重要问题。例如,在获准大规模开展IAb检测的临床实验室服务的可用性以及可用的IAb检测项目范围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某些地点,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进行筛查和确认检测可能不可行。理想情况下,启动早期1型糖尿病普通人群筛查将促使服务升级和调整以满足筛查规划的需求,但这可能并不普遍,且很可能需要时间。同样,IAb筛查的适当场所很可能需要对HCP进行额外培训,以便向个人提供适当信息并正确进行采样。对于普通人群IAb筛查,在知情同意和数据隐私问题上存在区域差异,必须加以应对并必须予以解决。一个关键考虑因素是,普通人群IAb筛查将识别出需要持续照护的早期1型糖尿病个体。这可能包括参与有组织的监测规划,获得持续临床照护、教育和支持(在需要时提供进一步正式心理社会干预),以及获得可用的疾病修饰疗法和/或临床试验。

证据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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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1. Ziegler AG, Rewers MJ, Achenbach P, et al.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guidance for general population screening for islet autoantibodies to diagnose early-stage type 1 diabetes: a nominal group technique process. Diabetologia. 2026. PMID: 42720753. doi:10.1007/s00125-026-06841-z
  2. 全文:PMC13714164(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714164/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