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谵妄的心理社会应对:患者与家属视角的混合方法系统评价
该混合方法系统评价遵循JBI方法学,检索MEDLINE、CINAHL、PsycINFO和PSYNDEX至2025年11月6日,最终纳入10项定性研究(来自7个国家,1999–2025年发表),未发现符合标准的定量研究。基于Lazarus与Folkman的压力与应对交互模型,分析显示患者采用主动意义建构与现实定向、社交连接、回避与自我控制、积极重评与身份恢复等策略;家属既通过情感在场、主动再定向、认知刺激和与医疗团队协作支持患者,也通过信息寻求、回避和积极重评管理自身痛苦。证据提示应对策略可能直接影响谵妄相关心理痛苦的轨迹,为制定以患者和家庭为中心、融入应对策略的心理社会干预提供依据。
要点
- 成人ICU谵妄发生率31%–80%;COVID-19大流行期间14国多中心队列中ICU患者谵妄患病率达54.9%。
- 纳入10项定性研究(7个国家,1999–2025年),样本量6–77人;5项同时纳入患者和家属,3项仅家属,2项仅患者;无符合标准的定量研究。
- 患者最突出的急性应对策略是主动意义建构与现实定向(4项研究),社交连接是最一致报告的情绪聚焦应对资源。
- 家属应对分为两个方向:支持患者(情感在场与关系支持为最强证据,超过半数研究)和管理自身痛苦(信息寻求、回避、积极重评)。
- 方法学质量高:80%(8/10)满足全部5项MMAT标准,20%(2/10)有1项评为「无法判断」。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标准:成人(≥18岁)在ICU期间经历或据报告经历谵妄的患者,和/或这些患者的家庭照护者(伴侣、父母、子女、亲密家庭照护者及其他情感上参与患者照护的重要人员,包括自选家庭结构)。
- 纳入场景:ICU、CCU、ITU、重症监护;研究可在ICU期间、ICU出院后或重症后恢复环境进行,但需与谵妄发作有明确关联。
- 排除:成人ICU以外场景(儿科、新生儿、姑息治疗);仅关注照护者或医护人员且与患者谵妄体验无直接关联的研究;仅涉及谵妄预防或纯药物/生理管理(除非有明确心理社会应对焦点);仅关注神经生物学机制或孤立认知功能;非实证出版物(综述、meta分析、方案、评论、纯理论讨论);无全文的会议摘要、病例系列、灰色文献(学位论文、会议论文)。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谵妄定义:一种伴意识状态和注意力急性波动的器质性脑综合征。
- 成人ICU谵妄发生率范围31%–80%;COVID-19大流行期间14国大型多中心队列中ICU患者谵妄患病率为54.9%。
- 理论框架:Lazarus与Folkman压力与应对交互模型,应对分为问题聚焦应对(管理压力源)、情绪聚焦应对(调节情绪反应)和意义建构应对(积极重评与意义重建)。
- 方法学质量评估:使用混合方法评估工具(MMAT),每项研究按5项设计特异性标准评价;1项或0项评为「否」或「无法判断」为较高质量,2–3项评为中等质量(仅用于叙述目的,MMAT不建议计算总分或排名)。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原文未提及具体药物剂量、给药途径、频次或目标值;本评价不涉及药物干预方案。
- 患者问题聚焦应对:主动意义建构与现实定向(在环境中寻找线索理解所处情境、创建情境叙事、为不真实体验寻找解释以获认知掌控);重获控制与自主(自行选择播放音乐、调节监护仪和门的突然声响);主动回避谵妄触发因素(拒绝安眠药或镇静)。
- 患者情绪聚焦应对:寻求社交连接(家属在场提供安慰和生存力量、善意言语或身体接触感受被照护、与家属交流谵妄帮助理解症状);回避与转移(否认谵妄症状、从机械声响中分散注意力、主动避免睡眠以逃避梦境);自我控制(处理自身情绪、控制侵入性想法、内心对话、信任照护者或持有熟悉物品获得安全感)。
- 患者意义建构应对:积极重评与身份恢复(心理 relocation 至愉快场景、熟悉音乐带来回归自我的感觉、精神信仰与实践恢复目标感)。
- 家属针对患者的应对:情感在场与关系支持(床旁陪伴、身体接触、平静言语传递个性化鼓励、交流院外生活记忆、提供熟悉物品、限制探视期间通过积极信息或视频通话提供情感支持);自我控制(避免将自身情绪负荷转移给患者、在淡化谵妄记忆与解开患者混乱之间保持平衡、选择性参与、放下小问题接受现实);主动再定向与认知刺激(提供现实定向、带来书籍日历等家庭物品、反复解释时间地点和情境、通过音乐等感官刺激维持认知功能、视频通话延长家属在场)。
- 家属管理自身痛苦:信息寻求、回避和积极重评。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谵妄与长期心理后遗症相关,包括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认知损害,显著损害幸存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 家属目睹亲人处于谵妄状态与焦虑、抑郁和PTSD相关。
- 患者谵妄期间常见强烈情绪症状:恐惧、愤怒、羞耻和无助感,伴幻觉和定向障碍。
- ICU谵妄患者和家属将情绪痛苦列为谵妄研究中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结局,在100个可能结局中排名第一。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混合方法系统评价(MMSR),遵循JBI方法学和PRISMA 2020报告规范,PROSPERO注册号CRD420251186487。
- 检索:MEDLINE(PubMed)、CINAHL、PsycINFO、PSYNDEX四个数据库,截至2025年11月6日,无时间限制,无语言限制。
- 筛选:初始检索1985条,去除129条重复后筛选1856条标题摘要,37篇全文寻求获取(4篇无法获取),33篇评估合格性,排除23篇(5篇人群错误、2篇干预错误、16篇结局错误),最终纳入10项定性研究。
- 纳入研究特征:发表于1999–2025年,来自7个国家(中国3项,瑞典、加拿大、英国、美国各1项,丹麦1项,台湾1项);5项同时纳入患者和家属,3项仅家属,2项仅患者;样本量6–77人;均在成人ICU开展,多数为术后或内科ICU。
- 定量研究:未发现符合纳入标准的定量研究,代表文献中的重要空白。
- 方法学质量:80%(8/10)为较高质量(满足全部5项MMAT标准),20%(2/10)有1项评为「无法判断」(Darbyshire等2016年数据收集方法描述不充分;Smithburger等2017年原始数据与报告结果之间联系不完全透明)。
- 患者应对:主动意义建构与现实定向在4项研究中报告,是最突出的急性问题聚焦策略;社交连接是最一致报告的情绪聚焦应对资源。
- 家属应对:情感在场与关系支持在超过半数纳入研究中报告,是家属针对患者应对策略中最强的证据;主动再定向与认知刺激是第二常报告的策略。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混合方法系统评价(MMSR),最终仅基于定性证据合成(JBI meta-aggregation方法),因未检索到符合标准的定量研究。
- 证据等级或推荐强度:原文未给出正式证据等级或推荐强度。
- 方法学质量:80%(8/10)研究为较高质量,20%(2/10)有1项MMAT标准评为「无法判断」;原文注明质量分类应谨慎解读。
- 局限:无符合标准的定量研究,无法提供应对策略与心理结局之间效应的定量估计;纳入研究均为定性设计,样本量6–77人;10项研究来自7个国家,其中中国3项;多数研究聚焦术后或内科ICU,代表性有限;部分研究(Darbyshire等2016、Smithburger等2017)在MMAT个别标准上评为「无法判断」。
- 原文明确指出:应对策略可能直接影响谵妄相关心理痛苦的轨迹,但此为基于定性合成的推论,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床旁可鼓励患者使用主动意义建构与现实定向策略(在环境中寻找线索、创建情境叙事、为不真实体验寻找解释),原文报告这是患者最突出的急性应对策略(4项研究)。
- 床旁可促进患者与家属的社交连接(家属在场、善意言语、身体接触、与家属交流谵妄体验),原文报告这是患者最一致的情绪聚焦应对资源。
- 可支持家属通过情感在场与关系支持(床旁陪伴、身体接触、平静言语传递个性化鼓励、交流院外生活记忆、提供熟悉物品、限制探视期间积极信息或视频通话)参与患者照护,原文报告此为家属针对患者应对策略中最强的证据(超过半数研究)。
- 可支持家属通过主动再定向与认知刺激(带来书籍日历等家庭物品、反复解释时间地点和情境、音乐等感官刺激、视频通话)帮助患者导航谵妄,原文报告此为家属第二常报告的应对策略。
- 应关注家属自身心理负担,家属在支持患者的同时通过信息寻求、回避和积极重评管理自身痛苦;原文指出家属是患者的主要应对资源,同时管理自身心理负担。
- 原文提示这些发现可为制定以患者和家庭为中心、融入应对策略的心理社会干预提供证据基础;但原文未提供具体干预方案、实施剂量或疗效数据,不能据此形成标准化推荐。
- 适用与不适用:证据来自成人ICU谵妄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不适用于儿科、新生儿或姑息治疗场景(原文排除),也不适用于仅关注谵妄预防或纯药物/生理管理的情境(原文排除,除非有明确心理社会应对焦点)。
- 常见陷阱:不能将定性合成的应对策略描述误读为经过疗效验证的干预措施;原文未报告任何应对策略对谵妄持续时间、心理后遗症发生率或 mortality 的定量效应。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为系统评价,非指南或共识;文中引用的理论框架为Lazarus与Folkman的压力与应对交互模型(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 and coping)。
- 方法学依据: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混合方法系统评价方法学、JBI meta-aggregation方法、PRISMA 2020声明、Mixed-Methods Appraisal Tool(MMAT)。
- 原文未引用具体指南或共识名称。
全文中译23 节 · 点击展开
引言
谵妄是一种器质性脑综合征,表现为意识状态和注意力的急性波动[1]。这种复杂的神经精神综合征在内科住院患者中较为常见。在成人重症监护病房(ICU)中,发生率范围为31%至80%[2]。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来自14个国家的大型多中心队列研究显示,ICU患者中谵妄患病率达到54.9%[3]。它对认知、死亡率、功能结局、生活质量以及出院后长期入住养老机构的可能性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4]。由于老年人对谵妄的易感性尤为突出,人口老龄化预计将增加该疾病的临床负担[5]。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入住ICU对患者及其家属(即伴侣、父母、子女、亲密家庭照护者以及其他在情感上深度参与患者照护的重要人物)而言是一种重大的应激源[6]。Schmitt等人(2019)确定了患者、家庭照护者和护理人员共同经历的三个主要负担维度,这些维度常伴随谵妄出现:症状负担、情感负担和情境负担,反映出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是孤立地经历谵妄的[7]。
经历谵妄的患者经常报告强烈的情绪症状,包括恐惧、愤怒、羞耻和无助感,同时伴有幻觉和定向障碍等认知紊乱[8, 9]。除急性发作期外,ICU谵妄还与长期心理后遗症相关,包括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认知损害,这些后遗症严重损害幸存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10–15]。
ICU患者的家庭照护者也面临多重心社会应激源。难以理解医疗护理、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障碍以及压倒性的情绪反应,常表现为内疚、悲伤和情感麻木[16]。此外,目睹亲人处于谵妄状态与焦虑、抑郁和PTSD相关[17]。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是孤立地经历谵妄的;它构成了影响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应激源[7]。ICU患者和家属将情感困扰确定为研究中需要解决的谵妄最重要结局,在100个可能结局中排名第一[18]。
Lazarus与Folkman的压力与应对交互模型将应对概念化为个体为管理被评估为有压力或超出自身资源的需求而采取的主动认知与行为努力,并通过持续的评估与再评估过程加以评价[19]。在该框架内,应对反应可分为三类:问题聚焦应对,指向管理压力源;情绪聚焦应对,旨在调节情绪反应;以及意义聚焦应对,涵盖积极再评估以及在持续压力条件下对意义的重新建构[20–22]。除心理功能外,应对策略具有临床相关性,因为个体管理压力的方式已被证明对健康和康复结局具有可测量的生理学后果[23, 24]。应用于ICU谵妄,该框架提供了一个结构化视角,通过该视角可以系统审视患者及家属对重症监护中最令人痛苦经历之一的主动反应。患者及家属针对ICU谵妄所采用的应对策略可能直接塑造这些心理结局的严重程度和轨迹:恐惧、无助或痛苦是导致持久的心理后遗症,还是被加工并整合进康复过程。因此,该框架不仅将ICU谵妄的心理负担置于情境之中,还作为主要分析结构,指导本综述中所识别应对策略的综合与解释。
尽管ICU谵妄对患者及其家属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但这两组人群所采用的应对策略尚未得到系统研究。现有定性研究主要记录了患者及家属与谵妄相关的痛苦体验,涵盖情绪、认知、躯体及关系层面的痛苦[25]。虽然一些研究已识别出ICU相关经历康复期患者的个体应对反应,如回避、面对和意义建构[10, 26],但针对ICU谵妄、从患者及家属双方视角对其主动应对过程进行的系统综合仍然缺乏。理解应对在此尤为相关,因为它捕捉了患者及家属经历本身所经由的主动过程,因而构成开发针对性心理社会干预的必要前提。因此,本综述通过提供首个从患者及其家属双侧视角对应对策略的系统综合来填补这一空白。
本混合方法系统综述旨在识别、综合并批判性评价关于ICU患者在ICU谵妄期间及其家庭照护者所采用应对策略的现有证据。研究结果旨在为临床实践中谵妄照护针对这两组人群开发更有针对性的心理社会支持策略作出贡献。
目的
本综述的目标是识别、综合并批判性评价关于ICU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应对谵妄所采用的心理社会应对策略的证据,并以压力与应对的交易模型为框架进行组织。研究旨在从两个视角识别以问题为中心、以情绪为中心和以意义为基础的应对策略,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过程。
方法
本研究遵循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混合方法系统评价方法学,并符合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PRISMA)2020报告标准。综述流程于2025年启动,并前瞻性注册于PROSPERO数据库(注册号:CRD420251186487)。
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
探讨与ICU谵妄经历相关应对的研究,若符合以下标准,则有资格纳入:
人群:在ICU住院期间经历过或被报告经历过谵妄的成年患者(≥18岁),和/或这些患者的家庭照护者(即伴侣、父母、子女、近亲照护者,以及情感上参与患者照护的其他重要人物,包括自选家庭结构)。
干预:任何针对ICU谵妄应对的心理社会干预,操作性地定义为任何明确旨在促进ICU患者或其家属在谵妄发作期间适应性应对反应的结构化心理、社会或支持性干预(针对定量部分)。
感兴趣的现象:应对ICU谵妄的心理社会应对策略,包括以问题为中心、以情绪为中心、以意义为基础、灵性和社会应对,以及心理韧性、适应和心理恢复(针对定性部分)。
结局:应对、心理韧性或心理恢复的实证测量(定量部分)。
情境:重症监护病房(ICU、CCU、ITU、Critical Care);考虑在ICU住院期间开展的研究或使用对ICU谵妄经历的回顾性叙述的研究(定性部分)。
时间范围:截至2025年11月6日的出版物。
考虑在患者ICU住院期间、ICU出院后或重症监护后恢复环境中开展的定性、定量和混合方法研究,前提是与谵妄发作存在明确关联。检索过程未施加语言限制。
排除标准
在成人ICU情境之外进行的研究,包括儿科、新生儿或姑息治疗环境,被排除在外。以照护者或医疗专业人员为中心、与患者谵妄体验无直接关联的研究被视为不符合条件。仅涉及谵妄预防或纯药理和生理管理的研究被排除,除非存在明确的心理社会应对重点。仅关注神经生物学机制或孤立认知功能的文章不被视为符合纳入条件,因为它们未涉及构成本综述主要关注点的心理社会应对过程。非实证性出版物,包括综述、荟萃分析、研究方案、评论和纯理论讨论,被排除在本综合之外。无全文的会议摘要、病例系列以及论文和会议论文等灰色文献也被排除。
检索策略
在四个电子数据库中进行了系统检索:MEDLINE(PubMed)、CINAHL、PsycINFO和PSYNDEX,使用的关键检索词包括“谵妄”、“重症监护”、“应对”和“家庭”。详细的检索式和策略见补充材料(附加文件1)。检索未设时间限制,以确保对现有证据的全面概述。文献检索于2025年11月6日结束。本综述仅依赖现有文献;未收集原始数据。
研究选择过程
初步检索结果导出至Rayyan平台进行筛选[27]。去重后,两名研究者(E.O.、F.S.)于2025年11月至12月期间独立根据合格性标准评估所有标题和摘要。对于至少一名审查者认为可能相关的任何记录,均获取全文版本。最终纳入在对这些全文进行二次筛选后确定。在全文筛选期间,33份评估记录中有8份(24%)出现分歧,所有分歧均通过两名审查者之间的共识讨论解决。选择流程见PRISMA流程图(图1)。
出版物质量评估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由两名研究者(E.O.、N.G.)于2025年12月至2026年3月期间使用混合方法评估工具(MMAT)独立评估[28]。每项研究根据五项设计特异性标准进行评价。尽管MMAT不建议计算总体评分或排名,但为本综述的叙述目的,将一项或无标准被评为“否”或“无法判断”的研究称为较高质量,将有两至三项此类评分的研究称为中等质量。为避免夸大研究的稳健性,这些分类应谨慎解读。质量评估中的冲突通过相互对话解决。无需研究作者或第三名审查者提供外部澄清。
数据提取
数据提取由两名评审者(E.O.、N.G.)于2025年12月至2026年3月期间独立完成,使用评审团队开发的数据提取表。提取的信息包括作者、年份、国家、研究设计、研究场所、参与者特征(包括样本量)、报告结局,以及从患者和家庭视角识别的应对策略。
数据合成与整合:汇聚整合方法
本混合方法系统评价遵循JBI汇聚整合方法进行数据合成[29]。检索策略旨在同时捕获ICU谵妄应对策略的定量和定性证据。然而,在系统筛选过程之后,未识别出符合纳入标准的定量研究。因此,合成仅基于定性证据实施。尽管如此,仍保留混合方法系统评价(MMSR)框架,因为本评价在设计时即作为混合方法系统评价并在检索前进行了前瞻性注册。定量证据的缺失因此是评价过程的一项发现,而非对设计的事后修改。
定性发现采用JBI元聚合方法进行分析,包括三个阶段:(1)提取发现并评估其可信度,(2)将发现归类为描述性类别,(3)将类别合成为综合发现[29]。归类遵循演绎-归纳方法进行。发现主要根据压力与应对交互模型[19, 21]进行组织,而超出该框架的新兴类别则以归纳方式纳入。在最后一步中,将所有综合发现整合为一项全面综合,将所识别的应对策略与参与者经历及情境因素相关联。
结果
跨电子数据库的系统检索共获得1,985条记录。去除129条重复记录后,对1,856条记录进行了标题和摘要筛选。寻求获取37篇全文文章,其中4篇无法获取;对33篇进行了合格性评估。全文评估后,排除23篇论文:5篇因人群错误,2篇因干预错误,16篇因结局错误。10项研究符合所有纳入标准,被纳入最终合成。
研究选择过程的概览见PRISMA流程图(图1)。每项纳入研究的提取数据作为附加文件提供于表1(表1),构成了从患者及其家庭双重视角合成ICU谵妄应对策略的基础。
纳入研究的特征
本评价共纳入10项定性研究,发表于1999年至2025年间,来源于7个国家。大多数研究在中国进行(n = 3)[30–32],其次是来自瑞典[33]、加拿大[34]、英国[35]、美国[36, 37]、丹麦[38]和台湾[39]的各单项研究。
关于研究人群,五项研究同时纳入患者和家庭照护者[30–32, 35, 36],三项仅关注家庭照护者[37–39],两项仅调查患者[33, 34]。样本量从6名至77名参与者不等。所有研究均在成人ICU环境中进行,大多数聚焦于术后或内科ICU情境。研究特征概览见表1。
方法学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的总体方法学质量较高。在纳入的十项定性研究中,80%(n = 8/10)被归类为较高质量,满足全部五项MMAT标准[30–34, 36, 38, 39],20%(n = 2/10)在一项标准上被评为“无法判断”[35, 37]。
对于所有符合条件的定性研究,研究设计类型被评定为充分。研究结果明确植根于数据,提供了由数据支持的结果的连贯分析与解释。Darbyshire等(2016)在数据收集方法上被评为“无法判断”,因为相关程序描述不够清晰。Smithburger等(2017)在结果的推导上被评为“无法判断”,因为原始数据与所报告结果之间的联系不够透明[35, 37]。
质量评价结果详见表2(附加文件表2)。
综述结果
应对策略:患者视角
从住院患者视角识别出应对ICU谵妄的广泛应对策略,按照Lazarus和Folkman[19]的概念框架归类为问题聚焦型、情绪聚焦型和意义基础型应对。
最常见的方式是主动意义建构和现实定向。患者通过在环境中搜寻线索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及自己所处的位置,试图支持对周围环境的意义建构并使自身感知扎根于现实[34, 36]。对所处情境创建叙事是有意尝试获得对现实的理解[35]。同样,患者试图为不真实体验寻找解释,作为认知掌控的手段[33]。在四项纳入研究中被识别,这种问题聚焦型应对模式是患者最突出的急性策略。
进一步的问题聚焦型应对技能包括重获控制感、自主性以及启动主动回避行为。尽管患者在ICU住院期间主要处于受限角色,一些患者通过自行选择和播放音乐或调节令其不适的监护仪和门的突发声响来主动寻求重获控制[36]。患者还主动拒绝可能触发进一步谵妄发作的时刻,拒绝安眠药或镇静[34]。
在意义建构的努力之后,寻求社会联系在多项纳入研究中得到一致证实。患者从家庭照护者那里寻求支持,家人的陪伴提供了安慰和生存的力量[30, 33]。通过温和的话语或身体接触感受到被关怀,为患者提供了与家人的情感纽带[34]。此外,与家庭照护者交流关于谵妄的情况有助于患者理解自己的症状和处境[30]。另外,与工作人员建立联系改善了安全感和与现实保持联系的感觉[34]。在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资源中,社会联系成为报告最为一致的方式,反映了人际关系在次级评价过程中的核心作用[19]。
疏远和回避也是经常被描述为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一些患者否认谵妄症状,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发疯[33]。其他人试图让自己从ICU的机械声中分心,或转移对焦虑、呼吸困难或挫败感等问题的注意力[36]。一位患者描述自己主动试图避免入睡以逃避梦境[35]。
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的另一种模式是自我控制。为了管理恐惧感,患者尝试处理自己的情绪并控制侵入性思维[36],有时通过保持内心对话来实现[33]。对照护者的信任和信心或拥有一个熟悉的物品也为他们提供了安全感,作为在ICU谵妄期间获取心理韧性的一种方式[33, 34]。
最后,作为一种基于意义的应对方式,积极重新评价和身份恢复被频繁报告。除了上文描述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的意义建构努力之外,患者尝试在心理上将自己转移到愉快的地方和情境中,在恐惧情境中激发希望和生存信念[33]。熟悉的音乐也被报告为在与个人或家庭身份相契合时带来回归自我的感觉。它支持意识恢复并帮助体验希望和愉悦[36]。一项研究报告了灵性信仰和实践将患者与其信仰体系相连接,恢复了目标感[36]。这些基于意义的策略与Folkman(1997)将积极重新评价和灵性信仰概念化为适应性应对过程的观点一致,这些过程即使在严重且持续的压力条件下也能维持积极的心理状态[21]。
总体而言,患者对ICU谵妄的应对涵盖了以问题为中心、以情绪为中心和基于意义的策略,其中主动意义建构和社会联系是纳入研究中证据最为一致的方式。
应对策略:家庭视角
家庭照护者的应对策略分为两个不同方向。一是支持和帮助患者,二是管理自身的痛苦,具体如下分别阐述。
A. 针对患者的应对策略
最突出的应对策略是情感陪伴和关系支持。家庭成员守在床边,主动与患者进行身体接触[37]。他们平静的话语提供了个性化的鼓励和动力,传达家人安好、不必担心经济问题的信息[31, 38]。唤起院外生活记忆的交流内容为患者建立了与正常生活的联系来源[36]。通过满足心理需求,他们帮助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31]。家庭成员有时通过音乐相关的记忆减轻患者的孤独感,或提供熟悉的物品,即使在他们离开探视时间后也能提供安全感[34, 36]。在探视受限期间,积极信息发挥了情感支持的作用,增强了患者的安全感和放松感[31, 39]。这种以情感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在超过半数的纳入研究中被识别,是家庭针对患者的应对策略中证据最强的。
与以情感为中心的应对方式一致,家庭也报告了运用自我控制。家庭照护者保持谨慎,避免将自己的情绪负担转移给患者。他们在淡化患者谵妄记忆与解开患者变化的困惑之间保持平衡[30]。作为一种自我调节行为,他们尝试通过放下小事、接受现实而非纠正现实来进行选择性参与[38]。
针对患者的第二常报告应对策略是积极定向和认知刺激。家庭尝试通过多种方式提供现实定向[31]。他们带来家中的物品——如书籍、日历和熟悉物件——营造家一般的熟悉感并减轻患者的焦虑。家庭还反复解释时间、地点和情境,以辅助沟通和患者的重新定向[37]。一些家庭照护者建议将物品和清单作为促进互动的潜在方法[37]。另一种帮助患者穿越谵妄的方式是通过认知参与[36]。例如,通过音乐等感官刺激维持认知功能,触发记忆并促使患者觉醒[36]。音乐也有助于提供安全感[36]。一项研究报告通过视频通话探视延长家庭陪伴,以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并支持谵妄治疗依从性[30]。这些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并未被正式规定为机构指南,而是由家庭照护者自愿发起,有助于认知重新定向以及社会联系[37]。
与医疗团队的合作被报告为另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家庭照护者主动发起与医疗提供者的开放沟通与合作,以照护其所爱之人[37]。作为工作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中介,他们努力调整沟通方式,鼓励患者信任医务人员并积极配合[30, 31]。同样,家属在担忧患者状态时从不同角度积极寻求帮助[30]。在寻求患者照护相关信息方面,家属还寻求关于谵妄预防和管理的教育[37]。除了与医疗团队的合作外,还报告了家属关注其他家庭关于民间疗法的信息或使用替代疗法如中医补充与替代医学(CAM)[39]。
最后,作为基于意义的应对策略,描述了身份重建。通过协助回忆和重建,家属旨在重建以往的社会角色,通过讲述家庭日常和事件将患者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31]。亲属关系以及对个体人格和偏好的独特理解安慰了患者[30]。唤起对医院外生活的其他记忆也有助于身份重建[36]。正如在提供熟悉感中提到的,播放音乐也有助于让患者回到与音乐相关的记忆中,恢复其意识[36]。家属这种协作性地参与重建患者身份并恢复其与ICU外生活的联系,与[21]将积极重评概念化为在严重应激条件下维持积极心理状态的策略相一致[21]。
总之,情感在场和关系支持代表了最为一致部署的策略,主动重新定向和身份重建突显了家属在谵妄照护中作为主动应对主体的角色。针对患者的家庭应对策略反映了应激与应对过程的交互性质[19]。
B. 针对管理自身痛苦的应对策略
家庭照护者不仅将应对努力指向患者,还采用策略来管理自身因谵妄经历而产生的心理痛苦。
信息寻求和专业支持代表了最常报告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家属寻求更多关于谵妄的信息以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该情况,与医疗专业人员的开放沟通是有益且令人宽慰的[37, 38]。一项研究报告称,家属通过与心理师交谈来寻求专业心理支持[32]。
回避和自我保护是同样频繁报告的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一些家庭照护者由于缺乏关于谵妄及其治疗的信息而被动信任医务人员[39]。其他人则避免讨论谵妄以防止自身的痛苦和尴尬[32]。一项研究描述了家属在淡化患者的谵妄记忆与解开患者变化的困惑之间保持谨慎平衡,作为对双方的保护策略[30]。
此外,自我控制被报道为另一种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家庭通过希望和 reassurance 来管理自身的压力,通过放下小问题来实践选择性参与[38]。
正常化和积极重评在两项研究中构成了基于意义的应对策略。家庭描述了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仍抱有希望的态度,将生存置于认知之上作为使谵妄体验正常化的一种方式[38]。同样,对居家康复的乐观态度被报道为对临床情境的一种应对反应[32]。
最后,一项研究识别了嵌入精神和文化的应对方式。家庭参与祈祷和占卜等宗教仪式,并利用中医来管理他们的痛苦[39]。尽管证据有限,这些发现指向了ICU谵妄中应对过程的文化特异性。
总体而言,家庭对ICU谵妄的应对跨越了以情绪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和基于意义的策略,且在两个方向上均有体现:支持患者和管理自身痛苦。情感在场和关系性支持是针对患者的最一致描述的方式,而信息寻求和回避是家庭用于应对自身心理负担的主要策略。
讨论
本混合方法系统综述综合了来自十项定性研究的证据,涉及ICU患者和家庭照护者应对谵妄体验所采用的应对策略。患者和家庭并非被动地暴露于该体验,而是在ICU谵妄期间积极采用了广泛的应对策略,涵盖以问题为中心、以情绪为中心和基于意义的模式。对于患者而言,主动的意义建构和社会连接是证据最一致的方式。家庭照护者将应对努力既指向支持患者——通过情感在场、主动定向和与医疗团队协作,也指向管理自身痛苦——通过信息寻求、回避和积极重评。
这些发现与既往证据一致,后者从多层面视角将谵妄负担归类为三种主要模式。患者、家属和医疗专业人员主要报告了症状负担、情感负担和情境负担[7]。据此,本综述揭示了以问题为中心和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的突出运用,综合了患者和家庭照护者对ICU谵妄的积极应对参与。此外,与一项关于ICU昏迷患者非正式照护者应对策略的研究相平行——该研究描述了回避或分心等适应不良应对模式以及接纳或意义建构等适应性模式——本综述数据反映了ICU谵妄患者家属的这些行为模式[16]。尽管现有证据记录了重症监护环境中与谵妄相关的各种应激源[25],本综述超越了对应激源的记录,从双边视角综合了对ICU谵妄所采用的积极应对策略。家属作为主要的应对资源,而患者尽管在ICU入住期间角色受限,仍表现出以问题和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形成了互补的双边应对反应。因此,本综述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首次系统综合了患者和家属应对ICU谵妄所经历的积极应对过程。
数据还提示了适应性应对的边界。当家属缺乏足够信息时,被动信任取代了积极参与[39],部分家属在心理负担变得不堪重负时诉诸回避和自我保护的应对方式[32]。承担过多照护角色的家属面临情绪耗竭的风险[38],并有意识地避免将自己的痛苦转移给患者,以保护支持性关系[30]。
交互式应激模型的应用与边界
综合发现表明,应对ICU谵妄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与应激与应对的交互式模型一致[19]。ICU谵妄构成一种应激性的人-环境交互作用[19],触发患者和家属持续的评估与再评估过程[30]。这与Folkman(1997)将意义建构应对概念化为在持续性应激下当初级应对努力被证明不足时出现的应对方式相一致[21]。
此外,与Folkman和Lazarus(1988)一致,应对与情绪体验之间呈双向关系[20]。意义建构有助于减轻患者的定向障碍和焦虑[33, 34],而寻求社会联系则积极改变了情绪状态[30]。
尽管谵妄造成了认知限制,患者仍表现出基于意义的应对策略,包括积极再评价、身份恢复和精神信仰[33, 36]。家属同样参与了正常化和身份重建作为基于意义的过程[30, 38]。两组人群在严重应激下均维持了积极的心理状态,这与Folkman(1997)将基于意义的应对概念化为对持久应激的适应性反应相一致[21]。
然而,将压力交易模型应用于ICU谵妄应对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考量。鉴于谵妄所特有的急性认知障碍,患者可能并不完全具备该模型中所概念化的审慎评估过程的能力。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何患者应对策略的证据密度低于家庭照护者,后者认知功能未受损,因而更有能力进行有意识的、目标导向的应对。尽管如此,患者仍表现出积极的应对,包括基于意义的策略如积极重评和身份恢复,这表明即使在意识受损状态下,应对能力也并未完全中止,且某些策略可能以反应性方式或在审慎认知处理阈值以下出现。这一区别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在认知能力恢复的ICU后情境中。
此外,本综述中识别的并非所有应对行为都能通过该模型解释。除Folkman(1997)扩展模型[21]中明确纳入的精神信仰外,文化嵌入性策略如占卜、民间和传统医学超出了其范围[39]。这些发现强调了在临床实践中评估和支持应对时考虑文化背景的必要性。
临床意义及以患者和家庭为中心的照护(PFCC)
本综述的发现将家庭确定为主要的积极应对资源,这与重症医学会ABCDEF(评估、预防和管理疼痛;自主觉醒和呼吸试验;镇痛和镇静的选择;谵妄评估、预防和管理;早期活动和锻炼;家庭参与/赋权)集束化策略[40]中所反映的对家庭参与谵妄管理日益增长的认知相一致。最近新增的组成部分“F”正式承认了这一作用。在非药物干预中,家庭参与和认知锻炼已被证明可降低谵妄发生风险[41]。家庭照护者通过其在场实施的谵妄干预似乎对患者结局具有积极影响,提供定向力、身份认同和社会联系[42]。
重要的是,家庭参与谵妄照护不仅使患者获益。ICU谵妄患者的家庭照护者本身也易承受显著的心理负担,包括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研究表明,家庭照护者积极参与照护过程是预防这些不良心理影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17]。因此,家庭参与患者照护可产生双向获益,这与以患者和家庭为中心的照护(PFCC)原则相一致,该原则在美国重症医学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照护指南》中得到了强调[43]。近年来,数字沟通工具已被证明可进一步促进家庭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参与,作为患者和家庭的应对资源,补充了面对面探视[44]。
本综述所识别的应对策略为在ICU谵妄照护中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社会干预措施提供了基础。对于患者而言,通过医护人员定期、通俗易懂的解释以及使用ICU日记来促进意义建构,可能有助于在谵妄发作期间及之后支持认知定向恢复[45]。允许患者做出小的自主决定,如选择音乐或环境偏好,可能进一步支持患者的控制感。对于家庭而言,在简单清单或简短教育课程的指导下,结构化地参与定向恢复活动,可将所识别的应对策略转化为常规临床实践。鉴于家庭参与还可减轻家庭自身的心理负担,将家庭照护者的心理支持纳入ICU照护方案同样具有指征。最后,由于应对过程延伸至ICU住院之后,在未来干预措施的开发中应考虑将心理社会支持延续至ICU后康复阶段,以应对重症后综合征(PICS)和重症后综合征-家庭(PICS-F)。
局限性
本综述首次综合了ICU患者及家属应对策略的证据。尽管如此,仍需承认若干局限性。第一,本综述设计为混合方法系统评价;然而,未检索到符合纳入标准的定量研究,限制了研究结果的统计外推性。这反映了目前缺乏关于应对ICU谵妄的定量证据,未来研究必须填补这一空白,以完善临床实践中的循证心理社会支持。定量数据的缺乏可能部分反映发表偏倚,因为未系统检索灰色文献。尽管如此,混合方法框架得以保留,因为本综述在检索前已前瞻性注册为MMSR,因此定量证据的缺乏是综述的一项发现,而非对设计的事后修改。相应地,选择MMAT作为质量评价工具是因其与预注册方案的一致性;然而需承认,专门为定性研究设计的清单可能具有更高的敏感性。第二,纳入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99年至2025年,这一时期ICU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能限制研究间结果的可比性。因此未来研究应着眼于更当代的证据。第三,在大多数纳入研究中,应对并非主要结局;仅Zhang等(2025)明确将应对策略确定为一个命名主题,但未使用先验理论框架指导分析[32]。这限制了所识别策略的深度和特异性。需要以应对为主要结局的研究来加深对该研究领域的理解。第四,将压力与应对的交易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应用于原本未采用该理论基础的研究。因此所识别的应对类别可能反映的是该模型的结构,而非独立于数据涌现。未来研究应考虑归纳法,以确保捕捉患者和家属所采用的应对策略的全貌。第五,纳入研究的地域分布不足以代表跨文化视角,无来自低或中等收入环境的代表性。需要文化敏感的测量工具和多样化样本。此外,本综述仅关注成人ICU人群;儿科和新生儿环境被排除,尽管家庭参与在这些情境中可以说更为核心。未来研究应考察儿科和新生儿环境中对ICU谵妄的应对。最后,本综述的证据范围仅限于ICU住院期间,而应对可能在出院后更广泛地展开。因此需要涵盖PICS和PICS-F的纵向研究。
未来的研究应采用定量研究设计,使用经过验证的工具,如压力情境应对量表(CISS)或简版问题体验应对取向量表(Brief-COPE)[46, 47],并结合纵向研究方法,捕捉ICU后应对的PICS和PICS-F结局。所识别的应对策略应进一步为制定针对谵妄照护中患者和家庭的针对性心理社会干预提供依据。
结论
应用Lazarus和Folkman的理论框架,尽管谵妄带来认知限制,患者和家庭成员均成为应对ICU谵妄的主动应对主体,这强调了在临床实践中需要同时关注这两个视角。所识别的应对策略为开发以患者和家庭为中心、以应对为导向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基础,包括结构化地让家庭成员参与定向活动,以及将心理社会支持持续延伸到ICU后康复阶段。未来需要涵盖ICU后应对和文化多样性的定量研究。更广泛而言,将患者和家庭视为主动应对主体提供了一种概念上的重新定位,对ICU谵妄中心理社会支持的设计和实施具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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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 Oh E, Marx-Rosenberg G, Schimböck F, et al. Psychosocial coping with intensive care delirium: a mixed-methods systematic review of patient and family perspectives. Crit Care. 2026. PMID: 42629591. doi:10.1186/s13054-026-06232-1
- 全文:PMC13495211(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49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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