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呼吸衰竭与机械通气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呼吸努力参数对呼吸衰竭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Effort-I):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

Impact of Respiratory Effort Parameters on Clinical Outcomes in Respiratory Failure Patients (Effort-I):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PubMed 文献 · Ann Intensive Care · 2026-06-20
一句话结论早期P0.1、计算Pmus和计算ΔPL偏离优选范围与更少无呼吸机天数和更高28天死亡率独立相关,计算ΔPL>20 cmH2O关联最强。

单中心前瞻性观察研究纳入206例急性呼吸衰竭有创通气成人(年龄18-75岁,PaO2/FiO2>150 mmHg),在入组后48 h内五个时间点测量P0.1和Pocc并计算Pmus与ΔPL。P0.1 1.5-3.5 cmH2O、计算Pmus 5-10 cmH2O及计算ΔPL≤20 cmH2O组28天无呼吸机天数更多;多因素分析中计算ΔPL>20 cmH2O与28天死亡率升高独立相关(HR 6.57, 95%CI 2.29-18.86, P<0.001),低和高P0.1亦与死亡率相关。提示辅助通气期间床旁监测呼吸驱动与努力可能有助于改善结局。

要点

  • 计算ΔPL>20 cmH2O者28天死亡率36.9% vs ≤20 cmH2O者7.1%,多因素Cox校正后HR 6.57(95%CI 2.29-18.86, P<0.001)。
  • P0.1优选范围1.5-3.5 cmH2O者28天VFDs为23(18-25)天,高于P0.1>3.5者0(0-23)天和P0.1<1.5者18(0-24)天,均P<0.001。
  • 计算Pmus 5-10 cmH2O者28天VFDs为23(16-25)天,高于Pmus<5 cmH2O者18(0-24)天(P=0.007);Pmus>10 cmH2O者28天死亡率30.3%,高于5-10 cmH2O者11.8%(P=0.049)。
  • P0.1>3.5 cmH2O者28天死亡率52.9%,P0.1 1.5-3.5 cmH2O者6.1%(P<0.001);多因素Cox中低P0.1和高P0.1的HR分别为3.75和4.81。
  • RASS评分与计算Pmus相关性最强(r=0.76),其次为P0.1(r=0.50)和ΔPL(r=0.43)。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年龄18-75岁、因急性呼吸衰竭需要有创机械通气、PaO2/FiO2>150 mmHg、ICU入科24 h内入组的成人;呼吸衰竭按常规临床分类为I型(低氧型)、II型(高碳酸型)、III型(肺不张/围手术期型)或IV型(休克相关型)。
  • 排除:严重ARDS(常需深镇静、神经肌肉阻滞、俯卧位或ECMO者单独排除);无知情同意;既往1个月内住院史;本次住院再次插管;妊娠;终末期癌症;入组前1个月内急性心肌缺血和/或脑缺血;活动性神经精神疾病;昏迷;癫痫持续状态;未控制的甲状腺疾病;入组后48 h内拔管;胸腹部手术后或需胸腔闭式引流。
  • 场景:单中心ICU(Ramathibodi Hospital, Mahidol University),入组后48 h内进行呼吸驱动与努力参数测量。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P0.1优选范围1.5-3.5 cmH2O,低于或高于该范围分别定义为低或高呼吸驱动。
  • 计算Pmus优选范围5-10 cmH2O,低于或高于该范围分别定义为低或高呼吸努力。
  • 计算ΔPL以>20 cmH2O作为高ΔPL组阈值(原文指出Bertoni等对过度动态跨肺驱动压的最佳定义存在不确定性并评估了15和20 cmH2O两个可能阈值,本研究预先设定>20 cmH2O以采用更保守的切点)。
  • Pocc未单独设定分类阈值,仅用于按Bertoni等公式计算Pmus和ΔPL。
  • 计算公式:计算Pmus = -(3/4 × ΔPocc);计算ΔPL = (峰气道压 - PEEP) - (2/3 × ΔPocc)。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入组后48 h内于基线(T0)及12(T1)、24(T2)、36(T3)、48(T4)小时共五个时间点,在辅助容量控制通气下测量P0.1和Pocc。
  • 第二步:每个时间点记录P0.1和Pocc各5次测量,取最接近的3个值平均;以五个时间点平均值的患者水平中位数代表早期暴露,据此将患者分入预设P0.1、计算Pmus和计算ΔPL亚组。
  • 第三步:测量时潮气量设为6-8 ml/kg预测体重(PBW),确保平台压≤30 cmH2O、气道驱动压≤15 cmH2O。
  • 第四步:P0.1使用呼吸机内置功能测量(Puritan Bennett™ 840或Hamilton G5);Pocc使用同一呼吸机内置负压吸气力功能,通过呼气末阻断操作测量。
  • 第五步:期间可依据主治医师调整使用辅助容量控制通气或辅助压力控制通气;镇静镇痛按当地方案基于RASS和BPS管理,目标水平由主治医师个体化决定而非研究方案强制规定;呼吸努力参数对主治医师设盲。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计算ΔPL>20 cmH2O:28天死亡率36.9% vs ≤20 cmH2O者7.1%(P<0.001),多因素Cox校正后HR 6.57(95%CI 2.29-18.86, P<0.001),且与更高的拔管前死亡风险相关(调整HR 6.39, 95%CI 2.93-13.91, P<0.001)。
  • P0.1>3.5 cmH2O:28天死亡率52.9%(vs 1.5-3.5 cmH2O组6.1%,P<0.001),多因素Cox中HR 4.81(95%CI 1.50-15.42, P=0.008),Kaplan-Meier分析HR 11.16(95%CI 3.73-33.37, P<0.001)。
  • P0.1<1.5 cmH2O:28天死亡率高于1.5-3.5 cmH2O组(OR 3.54, 95%CI 1.27-9.89, P=0.016),多因素Cox中HR 3.75(95%CI 1.03-13.62, P=0.045)。
  • 计算Pmus>10 cmH2O:28天死亡率30.3%,高于5-10 cmH2O组的11.8%(P=0.049),OR 3.24(95%CI 1.22-8.58, P=0.027)。
  • 计算ΔPL>20 cmH2O与新发低氧血症相关;新发低氧血症定义为入组后7天内新记录的低氧事件,需排除原发肺部疾病进展或基础临床状况、活动性气道梗阻、容量过负荷和肺栓塞等预设替代解释。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2022年6月至2024年4月;共筛查765例机械通气患者,排除559例后纳入206例分析;平均年龄58±15岁,男性58.3%,初始APACHE-II评分16±6,I型呼吸衰竭51.9%,P/F中位数301(245-393),免疫抑制者30.6%,28天内死亡34例(16.5%)。
  • 主要终点(28天VFDs):P0.1 1.5-3.5 cmH2O组23(18-25)天,高于>3.5 cmH2O组0(0-23)天和<1.5 cmH2O组18(0-24)天,均P<0.001;计算Pmus 5-10 cmH2O组23(16-25)天,高于<5 cmH2O组18(0-24)天(P=0.007),与>10 cmH2O组14(0-23)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6);计算ΔPL≤20 cmH2O组22(7-25)天,高于
  • 多因素Poisson回归(纳入性别、年龄、BMI、间质性肺病、免疫抑制、营养不良、呼吸系统顺应性、峰气道压和APACHE II评分):低P0.1 IRR 0.82(95%CI 0.75-0.90, P<0.001),高P0.1 IRR 0.54(95%CI 0.45-0.65, P<0.001),高计算ΔPL IRR 0.77(95%CI 0.69-0.86, P<0.001),低计算Pmus IRR 0.89(95%CI 0.81-0
  • 28天死亡率:P0.1 1.5-3.5 cmH2O组6.1%,<1.5组OR 3.54(95%CI 1.27-9.89, P=0.016),>3.5组OR 17.32(95%CI 4.66-64.43, P<0.001);计算Pmus 5-10组11.8%,>10组OR 3.24(95%CI 1.22-8.58, P=0.027),<5组OR 1.45(95%CI 0.61-3.44, P=0.509);计算ΔPL>20组36.9% v
  • 多因素Cox回归(校正年龄、免疫抑制状态、峰气道压和APACHE II评分):计算ΔPL>20 cmH2O的HR 6.57(95%CI 2.29-18.86, P<0.001);低P0.1 HR 3.75(95%CI 1.03-13.62, P=0.045),高P0.1 HR 4.81(95%CI 1.50-15.42, P=0.008)。
  • 竞争风险分析:206例中149例(72.3%)28天内成功拔管,34例(16.5%)拔管前死亡,23例(11.2%)28天时存活但未拔管;校正后计算ΔPL>20 cmH2O与更低成功拔管风险相关(调整HR 0.69, 95%CI 0.49-0.98, P=0.037)且与更高拔管前死亡风险相关(调整HR 6.39, 95%CI 2.93-13.91, P<0.001);P0.1>3.5 cmH2O同样与拔管延迟和更高死亡风险相关。
  • 氧合与相关性:呼吸努力在优选范围者氧合改善,计算ΔPL>20 cmH2O者出现新发低氧血症;RASS与计算Pmus相关性最强(r=0.76),其次P0.1(r=0.50)和ΔPL(r=0.43)。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非随机对照),注册号NCT06433076(2024年5月29日回顾性注册)。
  • 研究设计局限:单中心;观察性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呼吸努力参数对主治医师设盲但镇静目标由主治医师个体化决定而非方案强制;未系统收集镇静药类型、剂量和累积暴露数据;未完成48 h评估期的患者被排除在最终亚组分析外且未进行缺失值填补;样本量计算基于VFDs差异5天、σ²=121.874天、α=0.05、β=0.2,需154例,实际纳入206例。
  • 敏感性分析:采用生理驱动协变量集(潮气量、PEEP、驱动压、呼吸系统顺应性、峰气道压)的Poisson模型结果总体不变;Cox模型中高P0.1、计算Pmus>10 cmH2O和计算ΔPL>20 cmH2O与28天死亡率升高相关,而低P0.1和低计算Pmus与死亡率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
  • 共线性诊断:最终多因素模型中方差膨胀因子(VIF)<10,未提示存在问题的多重共线性(Supplementary Table S4)。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支持在辅助通气期间床旁监测呼吸驱动与努力(P0.1、Pocc并计算Pmus和ΔPL),而非仅依赖常规通气参数;计算ΔPL与不良结局关联最强,优先关注。
  • 计算ΔPL>20 cmH2O提示需评估并调整通气支持以降低动态跨肺驱动压;但本研究为观察性,未验证基于该阈值的干预能否改善结局。
  • P0.1过低(<1.5 cmH2O)和过高(>3.5 cmH2O)均与更少VFDs和更高死亡率相关,提示辅助通气期间驱动不足与过度同样值得警惕。
  • RASS与计算Pmus相关性较强(r=0.76),但镇静目标由主治医师个体化决定而非研究方案强制,不能据此将RASS作为呼吸努力的替代指标。
  • 不适用于严重ARDS(常需深镇静、神经肌肉阻滞、俯卧位或ECMO者被排除)、年龄>75岁、以及原文所列排除人群(如急性心肌缺血/脑缺血1个月内、昏迷、癫痫持续状态、胸腔术后等)。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原文为研究论文(Effort-I),发表于Annals of Intensive Care;注册号NCT06433076(2024年5月29日回顾性注册);伦理批件号COA. MURA202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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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Ann Intensive Care. 2026 Jun 20;16:100103. doi: 10.1016/j.aicoj.2026.100103

引言

机械通气提供必要的呼吸支持;然而,通气支持的程度,无论过度还是不足,都可能显著影响患者的预后。

过度的通气支持或频繁使用镇静和神经肌肉阻滞剂可损害膈肌功能,导致肌肉萎缩并延长机械通气时间[1]。Goligher等报道,第一周内通过超声测量的膈肌厚度分数变化与延长通气时间、延长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及并发症相关[2]。前三天内厚度分数为15–30%与最短通气持续时间相关,为呼吸支持管理提供了指导。相反,过度的患者吸气努力可通过多种机制导致额外的肺损伤[3]。升高的跨肺压和大的潮气量增加整体肺应力和应变[4]。强烈的吸气驱动和努力还可能导致人机不同步,如双重触发和呼吸叠加,这可能导致无意中的过度膨胀。尽管采用保护性通气设置,依赖肺区域可能因肺不张和不均匀的机械行为而发生局部损伤。在辅助或自主呼吸期间,强烈的膈肌收缩可产生大的胸膜压波动,导致肺内气体重新分布,称为摆动呼吸(Pendelluft)。摆动呼吸是指肺泡压力不同的肺区域之间的气体移动,导致呼吸机输送的潮气量净变化为零。这种现象导致通气分布不均,优先使依赖肺区域膨胀。“隐匿性”摆动呼吸可施加过度的区域应力和应变[5]。这些变化还升高跨壁血管压力,增加肺水肿风险,可能促进患者自致性肺损伤(P-SILI)[4]。此外,实验数据表明过度的吸气负荷可导致膈肌炎症和损伤[6]。

尽管膈肌电活动和食管压被认为是评估呼吸驱动和努力的黄金标准,但其实际应用主要局限于研究环境。对于临床目的,在床旁,吸气努力开始后100毫秒对抗闭塞气道产生的气道内压力(P0.1)是呼吸驱动的可靠指标,有助于检测异常的吸气努力;然而,闭塞压(Pocc)在识别过度呼吸努力病例方面可能更有效。

我们的研究假设呼吸衰竭患者中呼吸驱动和努力不足与过度均可能与关键临床结局如无呼吸机天数(VFDs)和死亡率相关。为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开展了一项研究,探讨床旁吸气驱动和努力参数与这些关键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

方法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单中心、观察性、前瞻性研究,于2022年6月至2024年4月期间进行。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了研究方案(COA. MURA2022/317)。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所规定的伦理标准。所有参与者或其法定代表人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患者

我们纳入了在玛希隆大学拉玛提博迪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入住24小时内需要机械通气的急性呼吸衰竭患者。呼吸衰竭按传统临床分类分为I型(低氧型)、II型(高碳酸型)、III型(肺不张型/围手术期型)或IV型(休克相关型)[7,8]。纳入标准为:(1)年龄在18至75岁之间。该年龄范围在研究方案中预先设定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以避免纳入高龄、可能体弱的患者。(2)动脉血氧分压(P)/吸入氧浓度(F)比值高于150。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被单独排除,因为他们通常需要深度镇静、神经肌肉阻滞、俯卧位通气或体外膜氧合,这些可能对呼吸驱动和呼吸努力的生理学评估产生实质性影响。其他排除标准为:无知情同意、既往1个月内有住院史、同次住院期间再插管、妊娠、终末期癌症、入组前1个月内有急性心肌缺血和/或脑缺血、活动性神经精神疾病、昏迷、癫痫持续状态、未控制的甲状腺疾病、入组后48小时内拔管、胸腹部手术后或需要肋间引流管引流。排除患有急性心肌缺血、卒中/脑缺血、活动性精神疾病或未控制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是因为这些疾病可能通过非呼吸机制独立影响呼吸驱动和呼吸努力。

研究方案

记录所有参与者的人口学数据、呼吸衰竭类型、生命体征、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价(APACHE)II评分、合并症、插管日期、实验室结果和气体交换值。患者最初采用辅助容量控制通气。在测量吸气驱动和呼吸努力参数期间,潮气量设定为预测体重(PBW)的6–8 ml/kg,确保平台压和气道驱动压分别保持在≤30 cm H2O和≤15 cm H2O。在入组后0、12、24、36和48小时,采用辅助容量控制通气测量里士满躁动-镇静量表(RASS)评分以及吸气驱动和呼吸努力参数,包括P0.1和Pocc。

在数据收集期间,应用辅助容量控制通气或辅助压力控制通气,并根据主治医师的调整进行设置。镇静和镇痛根据当地方案进行管理,基于RASS和行为疼痛量表(BPS)[9]。然而,目标镇静和疼痛水平由主治医师个体化确定,而非由研究方案严格规定。本分析未系统收集镇静剂类型、剂量和累积暴露的详细数据。主治医师未监测或知晓吸气努力参数。

主要和次要结局

主要结局是确定机械通气最初48小时内的吸气努力参数与28天无通气天数(VFDs)之间的关联。次要结局包括确定最初48小时内的吸气努力与28天住院死亡率、气体交换之间的关联,以及吸气努力参数与RASS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还评估了入组后最初7天内新发低氧血症。新发低氧血症定义为入组后7天内新记录的低氧血症事件,由主治医师评估,并排除预定义的替代解释,如原发性肺部疾病或基础临床状况的进展、活动性气道阻塞、容量负荷过重和肺栓塞。

测量

在入组后最初48小时内的五个预设时间点连续评估吸气驱动和努力参数:基线(T0),即入住ICU后最初24小时内,以及基线评估后12小时(T1)、24小时(T2)、36小时(T3)和48小时(T4)。

P0.1使用呼吸机的内置功能(Puritan Bennett™ 840或Hamilton G5)测量。由于两种呼吸机平台使用不同的内部方法估算P0.1,各设备之间的测量方法不完全相同[10]。具体而言,Hamilton G5显示逐次呼吸的P0.1,来源于气道压力波形分析并外推至100 ms,而Puritan Bennett呼吸机使用其内置的基于气道闭合的测量功能。

Pocc使用同一呼吸机的内置负吸气力功能获得。该功能可执行呼气末气道闭合操作,允许患者在没有机械通气机辅助的情况下产生负气道压力[11]。

在每个时间点,记录P0.1和Pocc各五次测量值,取最接近的三个值进行平均用于进一步计算。对于每位患者,取五个时间点(T0、T1、T2、T3和T4)这些平均值的的中位数代表早期暴露。该患者水平的中位数随后用于将患者分配到预定义的P0.1、计算Pmus和计算ΔPL亚组。

未完成48小时评估期的患者被排除在最终亚组分析之外,未对缺失的连续测量进行插补。

计算呼吸肌压力(Pmus)和计算跨肺驱动压(ΔPL)采用Bertoni等人[12]提出的公式计算:计算Pmus = -(3/4 × ΔPocc),计算ΔPL =(气道峰压 - PEEP)-(2/3 × ΔPocc)。本研究中将P0.1和计算Pmus分别指定为吸气驱动和呼吸努力参数。

呼吸驱动和吸气努力的阈值预先选自已发表的生理学文献[12,13]。P0.1为1.5–3.5 cmH2O和计算Pmus为5–10 cmH2O被视为首选范围;低于和高于这些范围的值分别归类为低和高呼吸驱动/努力。Pocc未使用单独的阈值进行分类,而是按照Bertoni等人描述的方法用于计算计算Pmus和计算ΔPL。由于Bertoni等人指出过度动态跨肺驱动压的最佳定义尚不确定,并评估了两种可能的阈值(15和20 cmH2O),我们预先设定计算ΔPL >20 cmH2O作为高ΔPL组的阈值,以便在辅助通气期间对明显过度的动态肺应力采用更为保守的截断值[12,13]。

统计分析

所需样本量使用Ramathibodi医院ICU通气患者的数据计算。具体而言,Zα/2Z_{\alpha/2}Zα/2​设为1.96,对应95%置信水平(CI)(α = 0.05),ZβZ_\betaZβ​设为0.84,对应80%把握度(β = 0.2)。总体方差(σ2\sigma^2σ2)为121.874天[2]。VFDs的假设临床显著差异定义为5天。基于这些输入,本研究所需的计算样本量为154名受试者。

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中位数(四分位距)或百分比表示,视情况而定。两组连续数据之间的差异根据数据分布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评估。三组连续数据之间的差异,正态分布变量采用方差分析(ANOVA)分析,非正态分布变量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未调整死亡率比例最初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在各亚组间进行比较。随后以预先指定的首选亚组作为参照类别进行额外的成对比较,结果以比值比(ORs)及95%置信区间(CIs)和相应p值表示。

作为探索性补充分析,我们检验了吸气驱动和呼吸努力变量在个体患者水平上是否倾向于沿相同方向变化。使用患者前48小时的中位数水平构建P0.1与Pocc、计算Pmus和计算ΔPL的散点图,并使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评估关联。RASS、呼吸努力变量与28天VFDs之间的相关性也使用Spearman相关进行评估。

采用多因素泊松回归评估吸气努力对28天无呼吸机天数(VFDs)的影响。针对与28天死亡率相关的预测因素,进行了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使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差评估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对最终多变量模型进行共线性诊断,特别关注气道峰压、呼吸系统顺应性和计算的ΔPL,因其在生理学上相关。VIF值小于10被视为无问题性共线性。

作为敏感性分析,我们使用预先设定的生理学驱动协变量集对两种结局分别拟合了额外的泊松回归和Cox回归模型,包括潮气量、PEEP、驱动压、呼吸系统顺应性和气道峰压。由于P0.1、计算的Pmus和计算的ΔPL在生理学上相关,每个暴露变量分别进入独立模型。进行此敏感性分析旨在评估研究结果对基于生理学合理性而非结局特异性单变量筛选的替代模型设定的稳健性。

由于无呼吸机天数和死亡为竞争性结局,我们使用病因特异性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了竞争风险分析。28天内成功脱离有创机械通气被建模为感兴趣事件,脱离前死亡被视为竞争事件。第28天存活但未脱离的患者在第28天进行删失处理。另对脱离前死亡拟合了独立的病因特异性模型。脱离时间由28天无呼吸机天数推算,死亡时间由记录的死亡持续时间推算。每个暴露分别建模,并校正年龄、APACHE II评分和免疫抑制状态。进行Kaplan–Meier生存分析以比较基于吸气努力的亚组间生存分布。

统计学显著性定义为p值<0.05。所有统计分析使用STATA版本17和SPSS版本30进行。

结果

共纳入765例机械通气患者;排除559例后,206例纳入分析(图1)。患者平均年龄为58±15岁,男性占58.3%。平均初始APACHE-II评分为16±6。Ⅰ型呼吸衰竭占51.9%。中位P/F比为301(245−393)。免疫抑制个体占30.6%。总体而言,34例患者(16.5%)在28天内死亡。(表1)。表2展示了患者特征及基于吸气驱动和努力参数的亚组内比较。

图1 展示纳入研究的参与者流程图。 查看原图 ↗
表1 基线特征。 查看原表 ↗
表2 比较按P0.1、计算的Pmus或计算的ΔPL分类的亚组间基线特征。 查看原表 ↗

机械通气最初48小时内的吸气努力参数及28天无呼吸机天数

对于P0.1,与高于3.5 cm H2O和低于1.5 cm H2O的亚组相比,P0.1在1.5–3.5 cm H2O之间的亚组观察到显著更多的28天无呼吸机天数(VFDs)(分别为23 [18–25]天 vs. 0 [0–23]天,P < 0.001,以及23 [18–25]天 vs. 18 [0–24]天,P < 0.001)。P0.1高于3.5 cm H2O的组与低于1.5 cm H2O的组之间未发现统计学差异(图2)。

计算Pmus在5−10 cm H2O范围内的患者28天VFDs显著高于Pmus <5 cmH2O的患者(23 [16–25]天 vs. 18 [0–24]天,P = 0.007)。然而,计算Pmus在5−10 cm H2O范围内的患者与Pmus >10 cmH2O的患者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差异(23 [16–25]天 vs. 14 [0–23]天,P = 0.106),计算Pmus >10 cmH2O的患者与Pmus <5 cmH2O的患者之间亦无显著差异(14 [0–23]天 vs. 18 [0–24]天,P = 1.00)。

对于计算ΔPL,计算ΔPL ≤20 cmH2O值的亚组28天VFDs显著高于另一亚组(22 [7–25]天 vs. 14 [0–23]天,P = 0.002)。

多因素泊松回归纳入所有单因素分析中显著的变量,包括性别(男性)、年龄、体质指数、间质性肺病、免疫功能受损状态、营养不良、呼吸系统顺应性、气道峰压和APACHE II评分,证实P0.1、计算Pmus和计算ΔPL是28天VFDs的独立预测因素。具体而言,基于P0.1的低吸气努力和高吸气努力均与较低的VFDs相关(分别为发生率比[IRR] 0.82,95% CI 0.75−0.90,P < 0.001,以及IRR 0.54,95% CI 0.45−0.65,P < 0.001)。同样,高计算ΔPL也显示较低的VFDs(IRR,0.77;95% CI,0.69−0.86;P < 0.001)。尽管基于计算Pmus的低努力与较低的VFDs相关(IRR 0.89,95% CI 0.81–0.98,P < 0.021),但基于计算Pmus的高努力与之无关(IRR 1.03,95% CI 0.91–1.17,P = 0.651),如表3所示。

在使用生理学驱动的协变量集——潮气量、PEEP、驱动压、呼吸系统顺应性和气道峰压——进行泊松模型敏感性分析时,主要发现总体上未发生变化。低和高P0.1、低和高计算Pmus、以及计算ΔPL >20 cmH2O仍与较少的28天VFDs相关。(补充表S1)

图2 根据早期呼吸驱动和吸气努力亚组划分的28天无呼吸机天数(VFDs)。箱线图显示按以下分层的28天VFDs:(A)气道闭合压100 ms(P0.1:<1.5 cmH2O [n = 107],1.5–3.5 cmH2O [n = 82],>3.5 cmH2O [n = 17]);(B)计算呼吸肌压力(计算Pmus:<5 cmH2O [n = 80],5–10 cmH2O [n = 93],>10 cmH2O [n = 33]);以及(C)计算跨肺驱动压(计算ΔPL:≤20 cmH2O [n = 141] vs >20 cmH2O [n = 65])。箱体上方的数值表示中位数[四分位距]。箱体表示四分位距,水平线表示中位数,须线表示离散程度,点表示离群值。括号和P值表示图中显示的组间比较。 查看原图 ↗
表3 主要结局(28天无呼吸机天数)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查看原表 ↗

机械通气最初48小时内的吸气努力参数与28天死亡率

28天死亡率在P0.1各分类间存在显著差异,P0.1 1.5–3.5 cmH2O组患者最低,P0.1 >3.5 cmH2O组最高:分别为6.1%和52.9%(χ2 = 23.19,P < 0.001)。与参考组P0.1 1.5–3.5相比,P0.1 <1.5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比值比(OR)3.54,95% CI 1.27–9.89;P = 0.016],而P0.1 >3.5与显著更高的死亡风险相关(OR 17.32,95% CI 4.66–64.43;P < 0.001)(图3和补充表S2)。

死亡率在Pmus各分类间也存在差异:Pmus 5–10 cmH2O组为11.8%,Pmus <5 cmH2O组为16.3%,Pmus >10 cmH2O组为30.3%(χ2 = 6.04,P = 0.049)。与Pmus 5–10 cmH2O相比,高Pmus >10 cmH2O与显著更高的死亡率相关(OR 3.24,95% CI 1.22–8.58;P = 0.027),而低Pmus <5 cmH2O无显著差异(OR 1.45,95% CI 0.61–3.44;P = 0.509)。(图3和补充表S2)

计算ΔPL >20 cmH2O的患者28天死亡率显著高于计算ΔPL ≤20 cmH2O的患者:36.9% versus 7.1%(χ2 = 28.73,P < 0.001)。计算ΔPL >20组的28天死亡比值约高7.7倍(OR 7.67,95% CI 3.39–17.36;P < 0.001)(图3和补充表S2)。

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纳入年龄、免疫功能低下状态、峰值压力和APACHE II评分,显示计算ΔPL被确定为28天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风险比[HR] 6.57,95% CI(2.29–18.86),P < 0.001)。同样,低P0.1和高P0.1均与28天死亡率显著相关(分别为HR 3.75,95% CI 1.03–13.62,P = 0.045;HR 4.81,95% CI 1.50–15.42,P = 0.008)(表4)。

在使用生理学驱动协变量的敏感性分析中,高P0.1、计算Pmus >10 cmH2O和计算ΔPL >20 cmH2O与28天死亡率增加相关,而低P0.1和计算Pmus与死亡率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补充表S3)。

在最终多变量模型中,共线性诊断未提示28天无呼吸机天数(VFDs)或28天死亡率存在有问题的多重共线性(补充表S4)。

Kaplan–Meier曲线显示,计算ΔPL >20 cmH2O的患者28天累积生存率显著低于ΔPL ≤20 cmH2O的患者(HR = 6.33,95% Cl 3.02–13.29;P < 0.001)(图4)。图5显示P0.1各分类间28天累积生存率呈阶梯式差异,参考范围(1.5–3.5 cmH2O)生存率最高,低P0.1(<1.5 cmH2O;HR 2.86,95% CI 1.07–7.61;P = 0.036)患者生存率显著降低,高P0.1(>3.5 cmH2O;HR 11.16,95% CI 3.73–33.37;P < 0.001)患者尤其显著。

图3 按早期呼吸驱动和吸气努力亚组划分的28天死亡率。柱上方数值表示各亚组患者数及相应死亡率比例。各面板上方P值代表总体组间比较。阴影表示图例所示的低、适宜和高努力类别。 查看原图 ↗
表4 28天死亡率的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 查看原表 ↗
图4展示了基于计算得出的ΔPL分组、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的28天生存分析。计算得出的ΔPL大于20 cmH2O的患者,从开始机械通气至第28天的累积生存率显著更低(P < 0.001)。 查看原图 ↗
图5展示了基于P0.1分组、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的28天生存分析。计算得出的P0.1 < 1.5(P = 0.036)和> 3.5 cmH2O(P < 0.001)的患者,从开始机械通气至第28天的累积生存率显著更低。 查看原图 ↗

脱离有创机械通气与死亡的竞争风险分析

在206例患者中,149例(72.3%)在第28天前成功脱离有创机械通气,34例(16.5%)在脱离前死亡,23例(11.2%)在第28天时仍存活但未脱离。在调整后的病因特异性Cox模型中,计算得出的ΔPL >20 cmH2O与成功脱离的风险更低(调整后HR 0.69,95% CI 0.49–0.98;P = 0.037)和脱离前死亡的风险更高(调整后HR 6.39,95% CI 2.93–13.91;P < 0.001)均相关。P0.1 >3.5 cmH2O同样与脱离延迟和死亡特异性风险更高相关。这些发现与28天无呼吸机天数的主要分析在方向上一致(补充表S5和S6)。

按吸气驱动和努力亚组对ICU和住院时间的探索性分析

作为探索性补充分析,采用成对非参数比较(Mann–Whitney U检验)在预先定义的P0.1、计算得出的Pmus和计算得出的ΔPL亚组之间比较了ICU住院时间和住院时间。结果显示,在P0.1、计算得出的Pmus或计算得出的ΔPL各类别之间,ICU住院时间无显著差异。住院时间在P0.1或计算得出的Pmus亚组之间也无显著差异,仅在计算得出的ΔPL亚组中观察到显著差异(P = 0.043)。(补充图S1)

吸气努力参数对气体交换的影响

我们观察到入组后48小时多个亚组的PF比值有显著改善:P0.1 1.5–3.5 cmH2O(334 ± 146–385 ± 183;P = 0.023)、计算得出的Pmus 5–10 cmH2O(322 ± 136–386 ± 181;P < 0.001)和计算得出的ΔPL ≤20 cmH2O(334 ± 121–369 ± 142;P = 0.047)补充图S2。

在排除疾病恶化、活动性气道阻塞、容量过负荷和肺栓塞后,共有25%的机械通气患者在1周内出现新发低氧血症。新发低氧血症与高呼吸驱动和努力(P0.1>3.5 cmH2O;OR 4.71,95% CI 1.53–14.48;P < 0.001)及计算得出的ΔPL >20 cmH2O(OR 4.00,95% CI 1.97–8.10;P < 0.001)独立相关。

吸气努力参数与RASS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在48小时内,中位RASS评分与吸气努力指标显著相关,与中位计算得出的Pmus呈强相关(r = 0.76,P < 0.001),与P0.1(r = 0.50,P < 0.001)和计算得出的ΔPL(r = 0.43,P = 0.008)呈中等相关(补充图S3)。

P0.1与其他吸气驱动和努力参数之间的相关性

在一项采用48小时中位值的探索性患者水平相关性分析中,P0.1与Pocc及计算得出的Pmus呈强正相关(两者Spearman r分别为0.78和0.79,P < 0.001),与计算得出的ΔPL呈较弱但仍显著的正相关(r = 0.30,P < 0.001)(补充图S4和表S7)。

讨论

在这组年龄18–75岁、患有急性呼吸衰竭且P/F比>150 mmHg的机械通气成人队列中,我们的研究主要发现如下:我们的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P0.1值处于优选范围1.5–3.5 cmH2O内的患者,其28天无呼吸机天数(VFDs)显著长于P0.1值较低或较高的患者。计算得出的Pmus在5−10 cm H2O范围内的患者,其28天VFDs显著高于Pmus <5 cmH2O的患者;此外,计算得出的ΔPL ≤20 cmH2O的患者VFDs长于其他亚组患者;(2)多因素Poisson回归分析证实,基于P0.1的低和高吸气努力、基于计算Pmus的低努力以及高计算ΔPL是VFDs减少的独立预测因素;然而,高计算Pmus对VFDs无显著影响。(3)关于死亡率,纳入年龄、免疫功能受损状态、峰值压力和APACHE II评分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计算出,ΔPL >20 cmH2O、低P0.1和高P0.1仍是28天死亡率增加的显著独立预测因素。(4)在全部三项参数均处于最佳吸气努力值的患者中,48小时时氧合显著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在排除其他原因后,计算得出的ΔPL >20 cmH2O和P0.1>3.5 cmH2O与第一周内新发低氧血症相关。最后,(5)RASS评分与计算Pmus之间也观察到强相关性,而与P0.1和计算ΔPL的相关性为中等。

机械通气的临床方法通常强调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的策略,主要是在完全控制通气模式下尽量减少肺应力和应变。然而,类似的损伤机制——包括跨肺压升高和潮气量过大——也可能在辅助通气期间出现,但可能未受到同等关注[14]。强烈的自主吸气努力可导致患者自身造成的肺损伤(P-SILI)[5,10]和膈肌损伤(肌创伤),两者均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2]及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15]相关。实现安全的自主呼吸是一项相当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取得平衡:减轻跨肺压和潮气量以降低P-SILI风险,同时维持足够的呼吸努力以防止膈肌废用及随后的萎缩[16]。

Bertoni 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无论通气模式或镇静水平如何,机械通气下自主呼吸的患者常超出既定的吸气努力和动态肺应力安全阈值。很少有患者表现出肺和膈肌健康的理想保护性参数组合(Pmus ≤10 cm H2O 且 ΔPL ≤20 cm H2O)。此外,呼吸机上显示的气道压常低估了真实的肺应力程度,凸显了仅依赖呼吸机衍生数据评估自主呼吸期间机械负荷的局限性[12]。

多项研究报告,最佳 P0.1 值反映了辅助通气与镇静之间平衡的吸气努力。Telias 等人报告,P0.1 与压力-时间乘积(PTP)[13] 强相关。P0.1 超过 3.5 与 PTP 大于或等于 200 cm H2O/min 的潜在过度努力相关[17]。过度辅助通气,定义为呼吸功小于 0.3 J/L 或 PTP 小于 50 cm H2O/min,与 P0.1 相关。在压力支持通气期间的 COVID-19 患者中,较高的 P0.1 值与较长的有创通气持续时间和 ICU 死亡率相关,P0.1 预测无呼吸机天数(VFDs)<14 天和 ICU 死亡率的截断值分别为 2.0 和 3.5[18]。

Dianti 等人最近的一项纵向队列研究报告了机械通气期间呼吸驱动/努力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关联;然而,这些关系因氧合严重程度而异[19]。在 P/F 比值 >150 mmHg 的患者中,较高的 P0.1 和 Pocc 与加速的 ICU 转出相关。另一方面,非线性模式在低氧血症更严重的患者(P/F 比值 ≤150)中更为明显。低和高 P0.1,以及低和高 Pocc,均与较低的 ICU 转出率相关。

相比之下,在仅限于 P/F 比值 >150 mmHg 患者的我们的队列中,中等呼吸驱动(以 P0.1 值 1.5–3.5 cmH2O 反映)与最有利的结局相关,而低和高 P0.1 均与较差的 28 天 VFDs 和较高的死亡率相关。这一差异可能与研究人群、疾病严重程度、暴露定义、关注结局和分析方法的差异有关。我们的研究使用入组后前 48 小时内获得的五次间歇测量的中位数来总结呼吸驱动和努力,而临床结局在 28 天时评估。因此,观察到的关联应解释为早期生理暴露与后期结局之间的关系,而非整个机械通气全程持续机制效应的直接证据。这与 Dianti 等人不同,他们分析了通气前 10 天的每日时变测量,这种暴露定义的差异可能部分解释了两项研究之间的差异[19]。

此外,我们研究中观察到的关联幅度应谨慎解释。高 P0.1 亚组仅包含 17 名患者,却显示出最大的效应估计值。因此,该亚组中观察到的关联可能反映了小样本量下有限的精确度和潜在的模型不稳定性,相应的效应量可能高估了真实关联幅度。

我们的队列基线氧合相对保留,基线P/F比中位数为301(245–393)。因此,这些发现应在相对轻度低氧血症人群的背景下解读,可能无法直接外推至低氧血症更严重的患者。尽管我们的队列氧合相对保留且呼吸力学接近正常,但异常的呼吸驱动和呼吸努力仍频繁观察到。这提示辅助通气期间的驱动和努力不仅受低氧血症和呼吸力学影响,还受全身疾病严重程度、代谢需求、酸碱状态、镇静/觉醒状态、疼痛、谵妄及其他非呼吸因素影响。在我们的队列中,高P0.1亚组较参照组显示出更高的乳酸和SOFA评分趋势,且RASS与吸气努力参数相关,尤其是计算Pmus。然而,谵妄未被系统记录,躁动未在RASS之外独立评估;因此,其贡献无法直接确定。

低P0.1可能提示呼吸驱动不足,可能使机械通气撤机复杂化[20]。尽管我们使用P0.1 <1.5 cmH2O定义低呼吸驱动,但已有报道采用其他更低的界值。Telias等发现,参考条件下P0.1 ≤1.0 cmH2O可识别低吸气努力(PTPmus ≤50 cmH2O·s·min−1)[17],突显低努力的最佳阈值仍不确定,可能取决于所用生理学定义和测量方法。

辅助通气期间理想的Pmus仍不明确;然而,近期证据表明,将Pmus维持在类似健康个体静息水平(5–10 cmH2O)可能有益,可降低膈肌萎缩风险[2,13]。Dianti等更近期的基于结局的数据提示,呼吸驱动/努力不足和过度均与更差结局相关,支持中等努力水平可能最有利的概念[19]。我们证实,计算Pmus在5–10 cmH2O之间的亚组较其他组VFD更短。尽管计算Pmus 5–10 cmH2O组与>10 cmH2O组之间28天VFD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性,但数值差异较大,可能反映较小的高Pmus亚组把握度有限,而非缺乏临床相关效应。

虽然ΔPL升高与ARDS患者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风险增加相关[21],但对于无ARDS的自发呼吸患者,ΔPL的安全上限尚未明确确立。在我们的研究中,P0.1和计算Pmus处于预设优选范围内的患者,以及计算ΔPL≤20 cmH2O的患者,其28天死亡率较低。计算ΔPL>20 cmH2O和P0.1>3.5 cmH2O也与入组后第一周内新发低氧血症相关,提示在辅助通气过程中,过度的呼吸驱动、吸气努力和肺应力可能具有临床意义。然而,这一关联应谨慎解读,因为无法从本观察性研究推断因果关系,且氧合恶化也可能反映基础疾病的进展或其他未测量因素。此外,尽管在优选范围内的某些亚组中观察到48小时PF比值的统计学显著改善,但这些变化幅度较小,且发生于基线PF比值相对保留的患者;因此,其临床相关性仍不确定。

重要的是,将拔管前死亡作为竞争事件处理的额外竞争风险分析所得结果与主要分析方向一致。特别是,计算ΔPL>20 cmH2O仍与有创机械通气拔管延迟及拔管前死亡风险增高相关,支持了主要发现的稳健性。

另一个需要谨慎解读的要点是,死亡率关联在不同模型设定下并不完全稳定。在使用生理学驱动协变量集的敏感性分析中,低P0.1和计算Pmus与28天死亡率的关联不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而高P0.1、计算Pmus>10 cmH2O和计算ΔPL>20 cmH2O仍与死亡率相关。这提示部分死亡率发现,特别是低P0.1和计算Pmus相关的结果,可能依赖于模型设定,应谨慎解读。

我们的研究表明,RASS评分与48小时内计算Pmus的中位数之间存在强正相关,提示临床镇静评估与呼吸驱动和努力的客观测量之间的关系比既往报道更为一致。此外,我们发现RASS与P0.1之间以及RASS与计算ΔPL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相关。与先前报道镇静深度与呼吸努力之间频繁不一致的研究[17]不同,我们的发现表明,在该患者人群中,RASS评分与吸气努力的生理学测量相一致。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第一,作为一项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研究结果的外推性可能有限,应将其解读为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第二,亚组分析统计效能不足——尤其是在努力过度组,这可能反映了深度镇静的普遍性——且关键肺应力指标(计算所得ΔPL)是通过特定公式从ΔPocc计算得出的。尽管食管测压与跨肺压摆动相关,但食管测压仍是评估胸膜压最准确的金标准。第三,我们仅纳入18~75岁的患者,这与研究方案预设及伦理委员会批准一致。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外推至老年患者,尤其是75岁及以上者,其呼吸驱动、通气反应、合并症负担及临床结局可能有所不同。

第四,我们队列基线氧合相对保留,中位P/F比为301(245–393),且仅纳入P/F比>150的患者,排除了重症ARDS患者。该排除策略旨在减少呼吸驱动和努力的主要非肺部决定因素,并允许在更具可比性的队列中于辅助通气期间进行系列生理学评估;然而,这也导致选择出的是风险较低、氧合相对保留且死亡率较低的人群。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应谨慎解读,可能无法外推至低氧血症更严重的患者(包括重症ARDS),或需要深度镇静、神经肌肉阻滞、俯卧位通气或ECMO的患者。我们排除了可能通过非肺部途径独立驱动呼吸努力的患者——如卒中、急性心肌缺血或甲状腺毒症——以降低所观察到的的不良结局由原发疾病严重程度而非呼吸努力本身所驱动的风险。然而,该方法存在一个重要局限性: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吸气努力升高无论由何种因素触发,均会损伤肺。通过排除这些患者,我们可能将研究结果局限于一个更同质但代表性较低的人群,我们的结果不应外推至呼吸驱动可能因多种共存原因而升高的未经选择的ICU患者。

第五,吸气驱动和努力采用前48小时内五次间歇测量值的中位数进行总结,而非建模为时变暴露或累积暴露。因此,随时间变化的时间趋势和累积负担可能未被完全捕捉,对早期暴露与28天结局之间关联的机制性解读应谨慎进行。

第六,尽管镇静和镇痛是根据本地方案管理的,但由于目标RASS和疼痛水平由主治医师个体化确定,目标并未完全标准化。因此,临床医生导向的镇静和镇痛差异可能影响了吸气驱动和吸气努力,以及临床结局。此外,关于镇静剂类型、剂量和累积暴露的详细数据不可用于校正。因此,可能仍存在残余混杂,因为吸气努力较低的患者可能接受了较高剂量的镇静剂,原因可能是他们病情更严重,或者深度镇静本身可能对结局产生不利影响。第七,P0.1是使用两种不同的呼吸机平台测量的,其内部测量算法不同。P0.1获取的设备特异性差异可能引入了测量异质性。特别是,连续/外推的P0.1测量,如Hamilton-G5所使用的,在一项台架研究中已被报告不如基于阻断的测量准确[10],并可能表现出设备依赖性偏倚。因此,绝对P0.1值应谨慎解读。最后,呼吸机模式和设置以及镇静剂量由主治医师酌情调整。尽管临床医生看不到吸气努力参数,但未测量的实践差异仍可能影响努力和临床结局。

临床应用

临床上,这些参数应综合解读:P0.1作为呼吸驱动的标志物,计算得出的Pmus作为吸气肌肉努力的标志物,计算得出的ΔPL作为动态肺应力的标志物。由于同一患者内可能出现不一致,不应孤立使用任何单一参数。相反,在可行的情况下,实际目标应是维持所有参数在其预设的优选范围内。这种不一致可能表明在特定患者中呼吸驱动、吸气肌肉努力和肺应力未完全对齐。在此背景下,任何单一数值都不应凌驾于整体临床评估之上;相反,整合这些测量可能有助于识别主要关注点是过度的呼吸驱动、过度的吸气努力还是过度的肺应力。

结论

在机械通气患者中,维持早期呼吸驱动和吸气努力在优选生理范围内(P0.1 1.5–3.5 cmH2O、Pmus 5–10 cmH2O、计算ΔPL ≤20 cmH2O)与更多无呼吸机天数和更低死亡率相关。在评估的床旁测量指标中,计算ΔPL显示与不良结局的关联最强,突显了在辅助通气期间监测肺应力的潜在重要性。这些发现支持整合呼吸驱动和努力的床旁评估以优化通气支持和镇静,目标是预防膈肌废用和肺损伤。

作者贡献

Phruet Soipetkasem:概念构思、数据管理、形式分析、调查研究、方法学、项目管理、资源、验证、可视化、写作——原始草稿、写作——审阅与编辑。

Touchapong Taksinwarajarn:概念构思、数据管理、形式分析、调查研究、方法学、项目管理、资源、验证、可视化、写作——原始草稿、写作——审阅与编辑。

Detajin Junhasavasdikul:方法学、监督、写作——原稿、写作——审阅与编辑。

Yuda Sutherasan:概念化、数据管理、形式分析、调查、方法学、项目管理、资源、监督、验证、可视化、写作——原稿、写作——审阅与编辑。

Pongdhep Theerawit:概念化、数据管理、形式分析、调查、方法学、项目管理、资源、监督、验证、可视化、写作——原稿、写作——审阅与编辑。

所有作者均已阅读并批准最终稿件。

发表同意

不适用。本出版物中未包含任何个人个人数据(例如图像或视频)。

伦理批准和参与同意

本研究经玛希隆大学医学院拉玛提博迪医院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COA. MURA2022/317)。根据《赫尔辛基宣言》和《良好临床实践指南》,已从所有参与者或其法定代理人处获得书面知情同意。

写作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辅助技术的声明

在本工作准备期间,作者使用ChatGPT和Grammarly来润色语言并确保语法正确。使用该服务后,作者根据需要审阅和编辑了内容,并对最终出版物承担全部责任。

资助

本研究未获得公共、商业或非营利部门资助机构的特定拨款。

数据和材料的可用性

当前研究期间生成和/或分析的数据集可根据合理请求从通讯作者处获得。

竞争利益声明

作者声明我们无竞争利益。

参考来源

  1. Soipetkasem P, Taksinwarajarn T, Junhasavasdikul D, et al. Impact of Respiratory Effort Parameters on Clinical Outcomes in Respiratory Failure Patients (Effort-I):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Ann Intensive Care. 2026. PMID: 42388558. doi:10.1016/j.aicoj.2026.100103
  2. 全文:PMC13321231(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321231/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