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创伤与烧伤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心脑血管急症

三个北欧主要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创伤性脑损伤患者的管理与结局:一项比较队列研究

Management and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reated in three major Nordic intensive care units: a comparative cohort study.
PubMed 文献 · 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 2026-06-26
一句话结论三个北欧中心5970例ICU创伤性脑损伤患者中,校正年龄、GCS和瞳孔反应后,医院间结局差异无意义,研究期间预测结局无时间趋势。

该国际多中心回顾性观察注册研究纳入芬兰赫尔辛基(2005-2020)、瑞典斯德哥尔摩(2005-2022)和挪威奥斯陆(2015-2022)三个大学医院ICU收治的5970例创伤性脑损伤患者,比较患者特征、治疗策略和结局。主要结局为6-12个月不良功能结局(GOS 1-3),次要结局为30天死亡率。粗不良结局为43%,预测不良结局为44%;粗30天死亡率为17%,预测为18%。校正年龄、GCS和瞳孔反应后,医院间变异很小(不良结局医院层面方差0.02,30天死亡率0.06),预测不良结局无显著时间趋势(OR每年0.95,95%CI 0.88-1.03,p=0.20)。

要点

  • 三个中心5970例ICU创伤性脑损伤患者中,粗6个月不良功能结局43%、预测44%,粗30天死亡率17%、预测18%。
  • 校正年龄、GCS和瞳孔反应后,医院间结局变异很小:不良结局医院层面方差0.02(SD 0.15),30天死亡率0.06(SD 0.24)。
  • 预测180天不良结局无显著时间趋势(OR每年0.95,95%CI 0.88-1.03,p=0.20)。
  • 预测30天死亡率总体随时间增加(OR每年1.14,95%CI 1.03-1.25,p=0.009),主要由赫尔辛基驱动(OR每年1.20,95%CI 1.06-1.36,p=0.005),但归因于2020年离群值,剔除后不再显著(OR每年1.06,95%CI 0.96-1.18,p=0.24)。
  • GCS 3-8患者中ICP监测比例:KUH 75%、OUH 61%、HUS 30%(总体53%),医院间实践差异明显。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年龄>15岁、创伤后24小时内收入ICU的创伤性脑损伤患者,来自芬兰赫尔辛基(HUS,2005-2020)、瑞典斯德哥尔摩(KUH,2005-2022)和挪威奥斯陆(OUH,2015-2022)三个大学医院。
  • 排除:现场或到达医院或ICU时GCS数据缺失者,或用于评估结局的GOS缺失者;2005年前和2022年后患者被排除以确保中心间重叠;OUH额外排除GCS≥13且ICU停留<24小时者。
  • OUH有4例入院GCS≥13且在24小时内死亡的患者被纳入研究。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HUS ICP监测指征:保守治疗的TBI伴放射学颅内压升高征象(如中线移位、基底池受压或占位病变)且意识不清(运动评分≤5),或血肿清除后持续意识不清(运动评分≤5)且CT有残余颅内高压征象。
  • HUS ICP监测时治疗目标:ICP<20 mmHg,CPP 60-90 mmHg(已知慢性高血压患者CPP可耐受至90 mmHg)。
  • KUH ICP目标阈值<20 mmHg,CPP目标55-70 mmHg,通常通过自动调节评估指导。
  • OUH ICP监测指征:(1)GCS<9且CT病理;(2)GCS<9且以下≥2项:年龄>40岁、收缩压<90 mmHg、最佳侧GCS运动评分<4;(3)GCS<13且其他器官系统长时间手术,或预期因非中枢神经系统损伤需长期呼吸机治疗。
  • OUH成人ICP导向治疗目标阈值:CPP>60 mmHg,ICP<22 mmHg。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HUS方案基于BTF指南,后期结合SIBICC指南及本地修改;对清除占位病变后无放射学颅内压升高征象者,不使用ICP探头,采用定期唤醒试验管理。
  • HUS对可挽救患者考虑一期去骨瓣减压术,适用于脑水肿或中线移位相对出血性病变不成比例地大者,一般用于年龄<60岁患者。
  • KUH遵循类似BTF和SIBICC指南;早期ICP多用脑室外引流测量,约2015年后脑实质内压力装置成为首选(Codman Neuro, DePuy Synthes Companies of Johnson & Johnson, New Brunswick, NJ, USA或Rehau AG & Co, Bern, Germany)。
  • KUH患者床头抬高30度,ICP在颞部测量;高ICP时用血管升压药和血管内输液维持CPP 55-70 mmHg;难治性高ICP常用巴比妥昏迷(EEG爆发抑制监测),仍高则行去骨瓣减压术;存在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时常用尼莫地平。
  • KUH体温目标约37°C,主要用对乙酰氨基酚调控,研究期间偶尔使用帕瑞昔布或外部降温装置。
  • OUH方案遵循BTF和SIBICC指南及本地修改;去骨瓣减压术可考虑用于其他所有NICU措施后仍持续ICP>22 mmHg、清除占位病变后ICP仍无法降低、且CT和临床情况符合有意义结局且年龄<60岁者。
  • OUH开颅清除占位病变指征由值班神经外科医生决定,但有基于GCS、病变体积、中线移位和血肿宽度的书面算法指导临床医生。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HUS:保守治疗的TBI伴放射学颅内压升高征象(如中线移位、基底池受压或占位病变)且运动评分≤5,或血肿清除后持续运动评分≤5伴CT残余颅内高压征象,需考虑ICP监测。
  • OUH:GCS<9且CT病理,或GCS<9且年龄>40岁、收缩压<90 mmHg、最佳侧GCS运动评分<4中≥2项,或GCS<13且需其他器官系统长时间手术或预期长期呼吸机治疗,需考虑ICP监测。
  • OUH:其他所有NICU措施后仍持续ICP>22 mmHg、清除占位病变后ICP仍无法降低,且CT和临床情况符合有意义结局且年龄<60岁,可考虑去骨瓣减压术。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国际多中心回顾性观察注册研究,纳入5970例ICU管理的TBI患者(HUS=2769,KUH=1390,OUH=1811),来自三个北欧大学医院。
  • 72%患者为中度至重度TBI(GCS 3-12),54%接受某种形式神经外科干预。
  • 粗6个月不良功能结局43%,预测44%;粗30天死亡率17%,预测18%。
  • 各中心粗6-12个月不良功能结局:HUS 45%、KUH 47%、OUH 41%;粗30天死亡率:HUS 19%、KUH 14%、OUH 17%。
  • 校正年龄、GCS和瞳孔反应后,医院间变异很小:不良结局医院层面方差0.02(SD 0.15),30天死亡率0.06(SD 0.24);相应医院OR分别为1.36(95%CI 0.55-1.82)和1.63(95%CI 0.38-2.60)。
  • 预测180天不良结局无显著时间趋势(OR每年0.95,95%CI 0.88-1.03,p=0.20);预测30天死亡率随时间增加(OR每年1.14,95%CI 1.03-1.25,p=0.009),主要由HUS驱动(OR每年1.20,95%CI 1.06-1.36,p=0.005),剔除2020年离群值后不再显著(OR每年1.06,95%CI 0.96-1.18,p=0.24)。
  • GCS 3-8患者中ICP监测比例:KUH 75%、OUH 61%、HUS 30%(总体53%);Marshall CT 5-6患者中HUS 17%、KUH 71%接受ICP监测;严重TBI患者ICP监测随时间下降:HUS OR每年0.94(95%CI 0.92-0.97,p<0.001),OUH OR每年0.92(95%CI 0.87-0.98,p=0.014),KUH稳定(OR每年0.98,95%CI 0.95-1.02,p=0.315),校正中心后总体下降趋势(OR每年0.96,95%CI 0.94-0.98,p<0.001)。
  • 研究期间患者年龄增加,每增加一年与高于中位年龄的 odds 增加4%相关(OR=1.04,95%CI 1.03-1.05,p<0.001);讨论部分写作3%增加。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国际多中心回顾性观察注册研究。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比较中心结局时必须校正已知TBI结局预测因素(年龄、GCS、瞳孔反应),否则可能基于错误的时间趋势认知做出资源优先决策。
  • 作者认为,各中心ICP监测实践差异明显(GCS 3-8患者中KUH 75%、OUH 61%、HUS 30%),但似乎未影响结局。
  • 作者指出,KUH年治疗量(77例/年)明显低于HUS(173例/年)和OUH(226例/年),提示KUH入院标准更具选择性,病例组合更重。
  • 作者认为,需要进一步前瞻性研究及高质量数据以更好地促进中心间结局比较。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全文中译19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2026 Jun 26;34:111. doi: 10.1186/s13049-026-01657-7

背景

创伤性脑损伤(TBI)每年导致大量住院,其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导致死亡或严重残疾。TBI影响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但在高收入国家(如北欧国家),趋势反映出入院老年人比例不断增加[1]。北欧国家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文化,这些国家是拥有单一支付方公共资助医疗保健的福利国家[2]。然而,也存在差异,如各地区的地理面积和人口密度。通过斯堪的纳维亚神经创伤委员会(SNC)[3],已发表了若干TBI管理指南,使得许多院前、神经外科和神经重症监护服务遵循相似的指南[4–8]。然而,尚无既定的北欧重型TBI管理指南[9],取而代之的是通常使用脑创伤基金会(BTF)[10]指南的不同变体,有时受Lund概念[11]的影响。推测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研究显示北欧各中心之间的管理存在显著差异[12–14]。近年来源自北欧神经创伤中心的注册研究提供了对TBI后管理和结局的洞见[15–20],但研究通常局限于单中心或基于国家数据,这使得直接比较具有挑战性。此外,中心之间或国家之间的比较可能发现具有临床相关性的差异,经过适当处理后可能改善患者结局。

在世界范围内,重型TBI后的结局存在巨大差异,2022年的一项系统综述提示死亡率范围在18%至75%之间不等,不良结局率从29%至100%不等,21%–27%的患者可见完全恢复[21]。CENTER-TBI项目纳入欧洲65个中心,也揭示了中心之间的显著差异,在ICU住院时间和治疗策略以及结局方面均存在差异[22]。这突出表明,即使在人口构成相似的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也存在不同的结局。不幸的是,结局研究往往未能纳入损伤严重程度的调整,这使得中心之间的充分比较变得复杂,因为可能最终比较的是非常不同的人群和严重程度[1, 21, 23, 24]。先前两项芬兰研究[25]显示,ICU治疗的TBI患者结局在对某些结局预测因素进行调整后,过去20年有所改善,我们推测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北欧中心。

本研究整合了医院数据库的数据,并比较患者人群,以识别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各神经外科中心在管理中度至重度创伤性脑损伤(TBI)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在治疗策略和患者结局上可能存在的差异。在合并数据集中进行分析可能为评估创伤救治质量提供更强的基础,目的是促进患者管理的持续改进。因此,本研究目的是比较三个主要北欧创伤中心的患者和治疗特征,评估粗结局随时间的变化,并比较各中心之间的预测结局。我们的假设是患者和治疗特征在各中心之间存在差异,预测结局随时间推移有所改善,但各中心之间的预测结局不会发生变化。

材料与方法

研究中心和数据库

这是一项国际性、多中心、回顾性观察性登记注册研究。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医院(OUH)、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KUH)和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医院(HUS)是各自区域的大型神经创伤专科中心(大学医院)。三个中心各覆盖约220万至300万人口,但分布于不同地理面积的区域:约6,500 km²(KUH)、约9,100 km²(HUS)、约110,000 km²(OUH)(图1)。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医院均建立了独特的TBI质量控制数据库,目的是改善诊疗和促进研究。在全部三个登记注册数据库中,患者数据均从电子病历中的可用信息手动提取。这些数据库包含若干公认的TBI和创伤救治临床变量及结局预测因素。

图1 各医院所服务的地理区域 查看原图 ↗

管理方案和中心特定信息

HUS

赫尔辛基大学医院(HUS)是芬兰南部地区唯一的I级创伤中心,覆盖约9,100 km²和约220万人口,承担所有神经重症监护和神经外科诊疗。

在HUS,治疗方案基于BTF [10],近年来基于SIBICC [26]指南并结合当地修改。颅内压(ICP)监测的适应证包括:保守治疗的TBI患者伴意识丧失(运动评分≤5)且影像学显示ICP升高征象(如中线移位、基底池受压或占位性病变),或血肿清除后持续意识丧失(运动评分≤5)且CT上仍有颅内高压残余征象。对于已清除占位性病变但无ICP升高影像学征象的病例,患者在不使用ICP探头的情况下管理,采用定期唤醒试验。当进行ICP监测时,治疗目标为ICP < 20 mmHg和脑灌注压(CPP)60–90 mmHg(对于已知慢性高血压患者,CPP可耐受至90 mmHg)。对于脑水肿或中线移位相对于出血性病变不成比例地大的可救治患者,一般考虑行一期去骨瓣减压术,通常为60岁以下患者。

赫尔辛基TBI登记库是由神经外科运行的一个实用质量控制数据库。该数据库定期进行回顾性更新,收录自1999年以来入住神经外科ICU的急性TBI患者(从创伤到入院24小时内)(12)。在数据提取时,该登记库总共包括近4.000例ICU TBI患者。功能结局通过查阅住院病历在6个月时登记。

KUH

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KUH)是斯德哥尔摩地区唯一的I级创伤中心,也是唯一提供神经外科服务的医院。斯德哥尔摩地区包括26个市镇,覆盖约6.500 km2,人口约250万(包括哥特兰岛)。

在KUH,我们同样遵循类似BTF的指南,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SIBICC指南(尤其是在研究期的后期)[10, 26]。相关的占位性病变予以清除,并在主治神经外科医生认为合适时置入颅内监测装置。在研究早期阶段,ICP通常通过脑室外引流(EVD)测量,但大约在2015年,脑实质内压力装置成为首选(Codman Neuro,DePuy Synthes Companies of Johnson & Johnson,New Brunswick,NJ,USA或Rehau AG & Co,Bern,Germany)。ICP的目标值低于20 mmHg阈值。患者床头抬高至30度角,ICP在颞部测量。在ICP升高的情况下,使用CPP指导管理,目标为55–70 mmHg,通常通过自主调节评估来确定目标。CPP通过使用血管升压药和血管内输液来维持。昏迷患者予以插管和机械通气,并使用阿片类药物、丙泊酚或咪达唑仑麻醉。如果患者存在难治性高ICP,通常启动巴比妥昏迷(通过脑电图(EEG)上的爆发抑制进行监测),若ICP仍高则随后行去骨瓣减压术。原发性去骨瓣减压术在入院手术时存在急性脑肿胀的病例中施行,自体骨瓣通常用于后期复位。如果存在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trSAH),患者通常使用尼莫地平管理。体温目标约为37 °C,不用,主要用对乙酰氨基酚调节,但在研究期间偶尔使用帕瑞昔布或外部降温装置。脑微透析和氧分压监测装置在选定病例中使用,并且在研究期间全程使用系列血液生物标志物采样(S100B)以筛查潜在恶化[27, 28]。

斯德哥尔摩TBI登记库是一个质量控制数据库,最初由神经外科运行,随后由KUH麻醉科(Funktion PMI)运行。自2005年以来,该数据库结构更加系统化,尤其是在结局方面。患者被前瞻性登记,数据从电子病历中的可用信息手工提取。该登记库包括入住KUH且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MRI)发现经证实的患者。自2018年以来, fewer轻中度患者在KUH本地管理,因为更多关注于重型TBI和复杂创伤患者。在数据提取时,该登记库总共包括约1.500例ICU TBI患者。

OUH

奥斯陆大学医院(OUH)是一家一级创伤中心,也是挪威东南地区唯一提供神经外科服务的医院。东南地区面积约110,000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OUH同时也是奥斯陆人口(约70万)的创伤转诊中心。

OUH的创伤性脑损伤(TBI)治疗方案遵循BTF和SIBICC指南并结合本地修改。相关建议收录在一本专用手册和在线资源[29]中供临床医生使用。在OUH,重型TBI患者(GCS<9)常规收治入院。GCS 9–14且伴有CT异常和/或GCS恶化的患者通常符合收治条件,但是否收治由值班神经外科医生和创伤团队负责人根据具体情况逐例决定。

关于管理,简言之,颅内压(ICP)监测的指征为:(1)GCS<9且CT异常,(2)GCS<9且符合以下至少2项:年龄>40岁、收缩压<90mmHg、最佳侧GCS运动评分<4,(3)GCS<13且需对其他器官系统进行长时间手术,或预期因中枢神经系统以外其他器官系统损伤需要长时间呼吸机治疗。成人ICP指导治疗的目标阈值为脑灌注压(CPP)>60mmHg和ICP<22mmHg。平均动脉压(MAP)换能器置于耳屏水平。开颅术和占位性病变清除的指征由值班神经外科医生酌情决定,但有基于GCS、病变体积、中线移位和血肿宽度的书面算法可供临床医生参考。如果尽管采取了所有其他神经重症监护病房(NICU)措施ICP仍持续>22mmHg、占位性病变清除后ICP未能下降、且CT影像和临床情况与有意义预后相符且年龄<60岁,可考虑去骨瓣减压术。

“奥斯陆TBI登记——神经外科”是OUH神经外科自2015年起运行的质量控制数据库。患者被前瞻性登记,数据从电子病历中的可用信息手工提取。该登记包括收治于OUH且经CT/MRI证实存在急性创伤表现(血肿/出血、骨折、创伤性轴索损伤、血管损伤)的患者。截至数据提取时,该登记共包括约3,500名患者,其中约1,800名收治于ICU。

纳入标准

患者符合纳入条件为:年龄超过15岁,且在发生TBI后24小时内收治于重症监护病房(ICU)。为确保始终有两个中心可供比较,我们纳入了2005年至2022年期间至少有两个中心数据可用的患者。如果缺少事故现场或到达医院或ICU时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数据,或缺少用于评估结局的格拉斯哥结局评分(GOS),则排除该患者。

2005年之前和2022年之后收治的患者被排除,以确保各中心之间的重叠。在OUH,由于收治观察且ICU停留时间很短的患者数量较多,额外应用了一项标准:如果患者同时满足GCS≥13且ICU停留时间不足24小时,则予以排除。这些患者被计入“未收治于ICU”的标准中。

临床变量

可调整参数的选择限于各中心共有的变量,或共有的近共线变量,如CT评分[23]。这些包括年龄、性别、GCS、瞳孔反射、CT评分(Marshall CT分类[30],在KUH和HUS可用;Rotterdam CT评分[31],在KUH和OUH可用)。我们还纳入了颅内手术数据以及是否存在颅内压(ICP)监测。由于各中心数据收集程序的差异,对各站点之间的变量定义进行了比较以识别潜在的不一致。对于本文,这特别适用于GCS。GCS评分为到达专科医院时记录的评分。如果该数据不可用,则使用初级医院的GCS评分,若仍缺失,则使用事故现场的评分[32]。瞳孔反射定义为无、一个或两个瞳孔无光反射。与HUS相比,OUH和KUH的数据库中可用的变量多得多,因此当前呈现的数据代表了所有三个站点所收集的内容。

结局

主要结局为伤后6-12个月的不良功能结局(GOS 1-3),表述为180天不良结局或死亡率。作为次要结局,使用了30天死亡率。在OUH和HUS,功能结局在6个月时通过医院病历审查登记;在KUH,功能结局在3-6个月时通过病历审查登记,并在12个月时通过标准化问卷登记。

统计分析

我们通过使用双侧卡方检验(分类变量)、Kruskal-Wallis检验(连续非参数数据)和t检验(正态分布数据)产生p值来比较患者特征、治疗相关因素和结局的差异。我们使用逻辑回归模型(lrm),以年龄、GCS和瞳孔反应性为协变量,调整各中心之间患者特征和治疗相关变量的统计学显著差异,创建预测结局,以评估其与结局的关联。医院作为主要自变量纳入,结局建模为二分类因变量。报告伪R²值(Nagelkerke R²)以量化模型及其组分的解释力。从拟合模型中获得了各医院的比值比(含95%置信区间),代表控制协变量后给定结局的风险。医院间结局变异使用混合效应逻辑回归评估,以医院为随机截距,调整年龄、GCS和瞳孔反应性(R中的lme4包)。时间趋势通过将年份作为固定效应纳入来估计。所得系数代表控制年龄、GCS、瞳孔反应性和医院后,给定结局变量每年比值比的预测变化。为评估CT成像对结局的预测价值,进行了单独的逻辑回归分析,以Marshall CT分类和Rotterdam CT评分作为自变量,结局作为因变量。模型总体拟合并按医院分层拟合。全部分析使用R(版本2025.05.1 + 513)脚本进行。

结果

患者特征

描述了纳入流程图(图2)。如图所示,该队列由因创伤需要重症监护治疗的创伤性脑损伤(TBI)患者组成。应用纳入标准后,KUH和OUH无缺失的GOS。然而,HUS有n = 180例患者缺失GOS。这些患者被排除在需要GOS的分析之外。至于OUH的具体纳入标准,数据集中有n = 4例患者入院GCS ≥ 13且在24小时内死亡,这些患者被纳入研究。

各中心的ICU住院时间不同,KUH住院时间最长,中位数为6天(IQR 2–14),而HUS为4天(IQR 2–9),OUH为3天(IQR 2–9)(表1)。各中心之间的创伤机制也有所不同,HUS的平地跌倒比例较高(57%),道路交通伤比例较低(12%),而KUH分别为38%和34%,OUH分别为43%和26%。KUH接受神经外科干预的患者比例较高,尤其在接受颅内压(ICP)监测的患者比例方面差异显著(KUH 68%,HUS 17%,OUH 34%)。去骨瓣减压术(KUH 9%,HUS 4%,OUH 4%)在KUH患者中的比例也较高。开颅术在HUS(46%)和KUH(48%)的发生频率明显高于OUH(21%)。总体而言,接受任何类型神经外科干预(包括监测)的患者比例在KUH为73%,HUS为54%,OUH为40%。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各中心的年手术量不同,HUS和OUH的年手术量比KUH多50%以上,这与KUH较低的患者负荷(每年77例)相对应,不到其他中心的一半,提示斯德哥尔摩的患者选择和队列有所不同。

图2总结了三个队列应用排除标准的结果。右侧的数字代表不同步骤中各中心缺失的例数。 查看原图 ↗
表1 患者队列的描述性数据、损伤特征和结局 查看原表 ↗

6–12个月的功能结局

总体粗不利功能结局(GOS 1–3)的平均值在HUS为45%,KUH为47%,OUH为41%(表1)。年龄、瞳孔反应性和GCS在联合模型中的解释方差为0.316(KUH)至0.407(OUH)的Nagelkerke伪R²(表2)。

如图3所示,并如补充图1–3、表1、2和3所示,预测或粗不利结局随时间均无明显变化(图3A-B)。在研究期间,预测的180天不利结局无显著时间趋势(每年OR 0.95,95% CI 0.88–1.03,p = 0.20)(图3C)。没有任何单个中心显示不利结局有统计学显著变化。比较各中心的粗结局和预测结局,HUS的粗不利结局率与基于病例组合预测的结果无差异(粗/预测 = 1.01,CI = 0.95–1.07,p = 0.71)(图3D)。KUH的粗不利结局略高于预测值(粗/预测 = 1.09,CI = 1.00–1.17,p = 0.039),OUH略低于预测值(粗/预测 = 0.92,CI = 0.86–0.99,p = 0.026)。

表2 结局分析 查看原表 ↗
图3 显示三个站点合并后随时间变化的不良功能结局(A),以及粗不良功能结局(B)和经年龄、GCS及瞳孔反应性调整后预测的不良功能结局(C)及预测不良功能结局的残差(D)。HUS = 赫尔辛基大学医院,KUH = 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OUH = 奥斯陆大学医院 查看原图 ↗

30天死亡率

粗30天死亡率在HUS为19%,在KUH为14%,在OUH为17%(表1)。相同的参数(年龄、GCS、瞳孔)平均解释了估计解释方差的0.322。

如图4的粗分析以及补充图1–3、表1、2、3所示,30天死亡率在所有医院随时间保持稳定。在研究期间,预测的30天死亡率似乎随时间增加(每年OR 1.14,95% CI 1.03–1.25,p = 0.009),主要由赫尔辛基驱动(每年OR 1.20,95% CI 1.06–1.36,p = 0.005),奥斯陆或斯德哥尔摩无显著趋势(图4A-B)。然而,这一发现归因于一个离群年份(2020年),该年赫尔辛基的死亡率从约20%上升至30%(图4B)。如果排除该年,趋势不再显著(每年OR 1.06,95% CI 0.96–1.18,p = 0.24)。比较各站点的粗30天死亡率和预测30天死亡率,OUH的粗30天死亡率与基于病例组合预测的率无差异(粗/预测 = 1.03,CI = 0.92–1.15,p = 0.63)(图4C-D)。KUH的预测30天死亡率明显低于预期(粗/预测 = 0.78,CI = 0.67–0.89,p < 0.001),HUS高于预期(粗/预测 = 1.10,CI = 1.01–1.19,p = 0.039)(图4D)。

图4 显示三个站点合并 pooled 后随时间变化的30天死亡率(A),以及粗30天死亡率(B)、经年龄、GCS和瞳孔反应性调整后预测的30天死亡率(C)及比较粗和预测30天死亡率的残差(D)。HUS = 赫尔辛基大学医院,KUH = 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OUH = 奥斯陆大学医院 查看原图 ↗

医院间变异

以医院为随机截距的混合效应逻辑回归显示结局的医院间变异极小。180天不良结局的预测医院水平方差为0.02(SD 0.15),30天死亡率为0.06(SD 0.24),相应的医院比值比分别为1.36(95% CI 0.55–1.82)和1.63(95% CI 0.38–2.60)。

患者队列随时间的变化

在研究期间,患者年龄随时间增加,研究期间每增加一年与高于中位年龄的几率增加4%相关(OR = 1.04,95% CI 1.03–1.05,p < 0.001)(补充表1–3)。

ICP监测随时间的变化

即使在损伤严重程度相当的患者中,也可以看到颅内压(ICP)监测的使用存在明显的院际差异(图5)。在重型TBI(GCS 3–8)患者中,KUH有75%、OUH有61%、HUS有30%接受了ICP监测(总体53%)(补充表4)。同样,在中型(GCS 9–12)和轻型(GCS 13–15)组中变异性持续存在,接受监测的患者比例分别为16%至62%和5%至51%。当观察Marshall CT 5–6的患者时,这些差异更为明显,HUS有17%接受了ICP监测,而KUH有71%接受了ICP监测(补充表5)。在重型TBI患者中,ICP监测的发生率随时间在HUS显著下降(每年OR 0.94,95% CI 0.92–0.97,p < 0.001),在OUH也显著下降(每年OR 0.92,95% CI 0.87–0.98,p = 0.014),在KUH保持稳定(每年OR 0.98,95% CI 0.95–1.02,p = 0.315),并且在调整中心后总体呈下降趋势(每年OR 0.96,95% CI 0.94–0.98,p < 0.001)。

图5 显示接受ICP监测的重型TBI患者比例随时间变化的图表。GCS = 格拉斯哥昏迷量表,ICP = 颅内压。HUS = 赫尔辛基大学医院,KUH = 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OUH = 奥斯陆大学医院 查看原图 ↗

讨论

本研究使用统一的TBI登记数据,比较了三家北欧大学医院的患者特征、管理和结局。据我们所知,这是首个对三个北欧TBI中心的粗结局和预测结局进行细粒度结局描述的研究。我们假设虽然结局和管理存在中心间差异,但在调整病例严重程度后这些差异会减小,我们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如果对已知的结局预测因素、GCS、年龄和瞳孔反应性进行调整,中心间的差异会减小。我们进一步假设结局在观察时间段内有所改善,然而粗结局并未随时间改善(反而恶化,尽管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创伤动力学的变化或三个国家均可见的年龄增长所致,尽管我们已尽力对此进行调整。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正确的,即根据已知的结局预测因素对结局进行调整会使不同机构的结局更加相似。这一发现支持了在创伤救治基准评价中进行严重程度调整的重要性。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创伤严重程度和当地传统/指南可能随时间变化,如果不进行调整,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基于对时间趋势的错误认知来做出资源优先配置的决策。此外,还观察到一些有趣的时间趋势(例如重症病例中的颅内压监测),但这恰恰表明,可以利用此类分析来监测医疗系统重大变化或指南实施与依从性的效果。KUH收治的患者数量明显低于HUS和OUH,提示其入院标准更具选择性:三者在人口方面的服务区域相似,但KUH每年治疗77例患者,而HUS和OUH分别为每年173例和226例。KUH病例组合更为严重也印证了这一点(表2)。在HUS和OUH地区,大学医院是唯一既提供神经外科治疗又提供ICU监测的医院,这在HUS和OUH较KUH更老的人群中有所体现。与KUH相比,OUH和HUS的TBI患者救治更为集中化,而在KUH,如果患者不需要立即神经外科手术或针对其损伤的专门神经ICU治疗,则在更大程度上在当地创伤中心(相当于二级创伤中心)进行管理,这可能解释这些差异。

关于我们的第二个假设,即结局随时间改善,基于我们的数据无法得出这一结论。虽然在过去150年中,TBI的不良结局已大幅下降[33],但在过去10年中基本保持不变。此前的芬兰研究在比较2005年之前与之后年份时发现了改善[16, 25],当时HUS的死亡率更高(1995-2004年)。这与北美研究相似,后者显示虽然结局随时间改善,但最大的改善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此后改善很小或没有改善[34]。虽然结局之间存在时间变异,但粗结局或预测结局随时间没有一致的改善或变化。除了病例组合的年度变化外,年龄的稳步增长——在研究期间每增加一年,年龄高于中位数的比值增加3%——可能解释这些变化,因为年龄是不良结局最强的预测因素之一[35]。由于年龄是我们在模型中试图调整的参数之一,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点,如衰弱、合并症、康复设施的可及性以及基础设施/组织变革。

当将所分析的北欧中心与CENTER-TBI中看到的欧洲同行进行比较时,两地的功能结局(CENTER-TBI为43%不良结局,北欧为44%)和死亡率(CENTER-TBI为21%,北欧为24%)在6个月时相似[36],但略优于韩国、中国和美国中心[37–39]。结局差异,尤其是与中低收入中心相比,可能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这些北欧中心既资源密集又属于高收入地区。此外,关于结局还需注意的是,治疗和选择偏倚可能发挥作用,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被认为可能从神经外科干预和重症监护中获益的患者才被收治。因此,预后指标较差的患者,如高龄或瞳孔固定散大者,可能被排除在治疗和本地登记之外[40],即使在这些队列中通过积极治疗方法可能获得良好结局[41, 42]。此外,在HUS和OUH的TBI登记中,与KUH相比(KUH在2022年立法变更后开始更多开展此项工作),患者在更大程度上是因潜在器官捐献(POD)而收治。纳入POD自然使这两个中心的死亡率偏高。未来的基准比较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尤其是在芬兰,高器官捐献率主要由神经外科患者推动,导致POD占ICU死亡的显著部分[43]。限制治疗决策也存在类似问题,即暂缓神经外科手术或早期撤除生命维持治疗也可能抬高观察到的死亡率[44],遗憾的是这些数据未纳入这些登记,但需要整合到未来前瞻性研究的模型中。

估计解释方差的比例在各医院之间不同,功能结局和死亡率均如此,OUH数据显示出比其他中心更高的预测效力。很难解释为什么OUH在模型估计解释方差的能力方面如此不同,但可能的解释包括治疗偏倚,或奥斯陆较长的转运距离/时间可能导致较差的结局[45, 46]。然而,在现代队列中,转运时间通常显示与结局无关联或关联非常有限[47, 48],因此这一发现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Rotterdam CT评分在OUH也显示出比KUH高得多的估计解释方差的能力,反映出OUH在区分其所收治的全部患者谱方面具有更好的能力,而这种精细度在KUH收治的更严重损伤患者中效果不佳。此前在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之间也观察到类似效应[13]。

KUH在三个中心中30天死亡率最低,但长期功能结局(粗率和预测值)与其他中心相似。考虑到这些患者平均损伤更严重(GCS更低、瞳孔受累更多),这一点值得注意。或许由于KUH患者平均更年轻且可能合并症更少,无论初始预后如何均提供了升级治疗。

在ICP监测实践方面观察到明显的院际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中心完全遵循BTF建议,该建议规定所有重型TBI患者(GCS 3–8)均应置入ICP监测。虽然KUH在这些患者中的比例最高(75%),但所有中心的结果均与CENTER-TBI研究中比较欧洲各中心所观察到的范围相似(其中GCS 3–8患者置入ICP监测的中位比例为61.7%)[36]。医院之间的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绝对数量和每年实施手术量方面的巨大差异。总数、频率和每年病例数的差异在所有类型的神经外科干预中均存在,如表1所示,这使得比较各中心之间的有用性或对结局的影响变得困难。当进一步按严重程度对患者进行分层时,管理模式的异质性仍然存在。在GCS 3–8患者和Marshall CT评分5–6(局灶性占位病变)的患者中,HUS的ICP监测率较低,但其他神经外科干预(如开颅术和去骨瓣减压术)的比例相似,而KUH接受干预的比例最高。尽管各中心之间接受ICP监测的患者比例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似乎并未影响结局。分析还显示,重型TBI患者的ICP监测总体呈下降趋势(每年OR 0.96,95% CI 0.94–0.98,p < 0.001)。这可能反映了老年患者数量增加,值班团队或许推迟手术,或经综合临床评估认为拔管和镇静减量是更合适的治疗策略。

这些发现突出表明,即使在严重程度相似的患者组中,院际管理实践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本地方案、不同的指南依从性或重症监护患者选择之间暂定的选择偏倚。当将各中心的整个队列与CENTER-TBI进行比较时——后者ICU分层中平均38.6%的患者接受了颅内手术——这些中心的手术频率明显更高(各中心范围为40%至73%的患者)。这提示需要神经外科干预是考虑转运至KUH时的一项重要标准,因为距离相对较短[39],患者可以留在基层医院,仅在病情恶化时才转运。然而,由于OUH转运距离较长以及芬兰的医疗体系,更多严重程度较低的TBI患者被转运至这些创伤中心进行观察。

本研究突出了跨中心标准化、基于登记处的比较的价值、潜力以及挑战,尤其强调了针对已知结局预测因素进行调整的重要性。这凸显了登记处高质量数据的必要性,以及进一步改善数据协调和跨中心协作基准化的需要,同时也需要理解区域差异和患者选择,以改善循证实践和医院组织。改善的途径之一是诸如北欧大学医院联盟(NUHA [49])和欧盟开发欧洲健康数据空间[50]等倡议。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三个中心在整个研究期间并未完全重叠;然而,至少有两个中心在所有时间点均提供了数据。虽然核心模型中存在的核心变量(例如IMPACT计算器中的年龄+瞳孔+GCS)均已具备,但影像学评分因中心而异,使得我们在跨所有中心比较时无法对其进行调整,也无法对任何扩展实验室指标(例如葡萄糖、脑损伤蛋白生物标志物和血红蛋白)或院前信息(例如缺氧或低血压)进行调整,尽管IMPACT核心模型是一个经过验证的严重程度调整模型[51, 52]。由于本研究的回顾性性质,在不知晓治疗意图和限制的情况下,难以就各地方中心结果和趋势为何存在差异得出结论。由于所纳入参数的缺失数据量有限,采用了完整病例分析而未进行插补。然而,某些变量如GCS通常并非随机缺失(且在HUS的部分患者中缺失),受此影响较大。此外,GOS在HUS和OUH于6个月时评估,而在KUH大多数于12个月时评估。较长的随访期可能有助于KUH获得更高的良好结局率,因为它包含了更长的恢复阶段[38, 53, 54]。基于患者记录回顾性区分GOS 3和4也可能存在困难。还应指出,KUH主要使用经过批准的GOS问卷(仅在这些问卷缺失时才进行病历回顾),而HUS和OUH则进行医院病历回顾。医院病历回顾当然依赖于现有数据的充分性,且更容易遗漏日常功能和社会互动方面的信息,这些通常需要特定问题来评估,因此推荐使用经过验证的问卷,但其当然更昂贵且耗时[55]。然而我们确实认为,北欧国家集中化的医疗保健结构不太可能遗漏粗结局评估的相关因素,因此各中心之间特别是二分法GOS的比较是可行的。另需注意的是,OUH应用了一项额外的排除标准以试图控制入院观察的患者:在KUH和HUS,患者仅以治疗意图收入ICU。这不构成重大局限性,因为若应用于HUS则不会再有患者被排除,而在KUH仅另有n=13名患者会被排除。此外,将POD纳入HUS和OUH数据集自然使这两个中心的死亡率偏高。例如在HUS,每年约有15–25名患者因器官捐献收入神经ICU。鉴于POD占芬兰ICU死亡的近10%,尽管其占入院人数不到1%[43],且其死亡率接近100%,该群体可能构成早期TBI死亡的相当比例。未来的登记和基准研究应考虑到这一特殊人群。最后,队列年龄相对较大,这可能因衰弱和合并症而影响治疗[56, 57]。需要详细的衰弱和/或合并症评分以更好地对此进行调整,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中心均可获得,因此未纳入。尽管如此,由于这些是接受重症监护的重型TBI患者,我们认为不存在广泛的衰弱/合并症,因此未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结论

在比较2005年至2022年间北欧三大创伤中心时,患者和治疗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已知预测因素进行调整后,未观察到结局随时间改善的证据,也未观察到各中心之间存在重大结局差异。各中心的粗结局波动大于预测结局,这突出表明即使在比较具有相似人群的中心时,也需要对已知的创伤性脑损伤(TBI)结局预测因素进行调整。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并获取高质量数据,以更好地促进各中心之间结局的比较。

补充信息

以下是电子补充材料的链接。

补充材料 1

补充材料 2

补充材料 3

补充材料 4

参考来源

  1. Lidström H, Hutchens A, Froese L, et al. Management and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reated in three major Nordic intensive care units: a comparative cohort study. 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2026. PMID: 42363248. doi:10.1186/s13049-026-01657-7
  2. 全文:PMC13309966(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30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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