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与共识心脑血管急症消化、代谢与肾脏急症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急性冠脉综合征后抗血小板治疗患者的血尿管理:当前证据与推荐综述

Hematuria Management in Patients on Antiplatelet Medications Afte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Evidence and Recommendations.
指南 / 共识 · Rev Cardiovasc Med · 2026-03-06
一句话结论ACS后DAPT患者出现血尿需按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出血严重程度和血栓风险进行多学科分层管理,抗血小板调整和恢复时机应个体化。

本综述汇总泌尿外科、心脏科和急诊医学的国际指南推荐,提出ACS后抗血小板治疗患者血尿的多学科管理路径。管理从快速评估血流动力学稳定性、血尿严重程度和病因开始;保守措施包括导尿、膀胱冲洗和纠正凝血障碍。抗血小板管理依据出血严重程度和血栓风险分层:轻度出血一般继续DAPT,中度出血可暂时停用阿司匹林,重度出血常需降阶为单药治疗,危及生命的出血需立即停用所有抗血小板药物。诊断评估不应延迟,因为该人群显性血尿中高达24%由恶性肿瘤引起。抗血小板治疗应尽早恢复,理想情况下在48小时内,高出血风险患者可考虑降阶方案。

要点

  • ACS后DAPT患者出现血尿,首先评估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和出血严重程度,再决定抗血小板调整策略。
  • 显性血尿中高达24%由恶性肿瘤引起,诊断评估不应因抗血小板治疗而延迟。
  • 轻度出血一般继续DAPT,尤其在PCI后第一个月血栓风险较高时;中度出血可暂时停用阿司匹林并保留P2Y12抑制剂。
  • 重度出血初始降阶为P2Y12抑制剂单药治疗,若持续出血可暂时停用所有抗血小板药物;危及生命的出血立即停用所有抗血小板药物。
  • 抗血小板治疗应尽早恢复,理想情况下在48小时内,高出血风险患者可考虑降阶方案。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接受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后患者,出现血尿(从镜下血尿到显性血尿)需在急诊或住院场景评估。
  • 大多数ACS患者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或较少见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并初始接受DAPT,理想情况下使用强效P2Y12抑制剂如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
  • 极高出血风险患者被排除在比较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与氯吡格雷的DAPT研究之外,因此这些研究结果主要适用于无极高出血风险的患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镜下血尿定义为尿显微镜下每高倍视野超过3个红细胞(RBCs/HPF)。
  • 显性血尿指肉眼可见尿液变色含血;1 mL血液即可改变尿液颜色;鲜红色尿或可见血块高度提示下尿路出血;可乐色尿可能提示肾小球病变。
  • ISTH定义大出血为关键器官或间隙的症状性出血、血红蛋白下降20 g/L或需要输注2单位红细胞。
  • ACC大出血标准包括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定义为收缩压90 mmHg、较基线下降40 mmHg或直立性低血压(站立时收缩压下降20 mmHg或舒张压下降10 mmHg)。
  • HAS按紧急程度和所需干预分类出血严重程度:严重出血特征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如收缩压90 mmHg或平均动脉压65 mmHg)、无法控制的外出血、需要紧急操作(如介入放射学或手术)、需要输血或危及生命。
  • 国际指南将出血严重程度分为四组:轻度出血需医疗关注但无需住院(如牙龈出血、鼻出血、便血);中度出血导致血红蛋白下降3 g/dL,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但需住院,如某些胃肠道出血;重度出血定义为血红蛋白下降5 g/dL,需住院但患者稳定,显性血尿通常属于此类别;危及生命的出血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立即生命危险相关。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初始评估按ABCDE方案(气道、呼吸、循环、神经功能评估、暴露)监测生命体征、聚焦病史和体格检查;评估大出血迹象和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必要时启动大量输血方案。
  • 已确立血尿且无留置导尿管时,置入三腔Foley导尿管并进行手动膀胱冲洗以评估出血量和特征并解除血块梗阻导致的尿潴留;肉眼血尿时启动持续膀胱冲洗(CBI)以预防血块形成和导管堵塞。
  • 初始诊断检查包括全血细胞计数、肾功能检查、凝血功能和血气分析;凝血功能包括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和纤维蛋白原水平。
  • 影像学:急诊一线为床旁超声评估膀胱充盈度、肾积水或大体解剖异常;病因不明的大出血,腹部和盆腔增强CT或全身CT血管造影(如有指征)是紧急定位出血来源的金标准;已知血尿病例,导尿前超声评估排尿后残余尿量以排除尿潴留。
  • 轻度出血一般推荐继续DAPT,尤其在PCI后第一个月血栓风险较高时;临床医生可考虑缩短DAPT总疗程或将当前P2Y12抑制剂替换为较弱药物如氯吡格雷,取决于出血和缺血风险。
  • 中度出血建议暂时停用阿司匹林并保留P2Y12抑制剂;出血消退和临床稳定后可重新引入阿司匹林。
  • 重度出血初始管理降阶为单药治疗,优选P2Y12抑制剂;若出血或血尿持续,可暂时停用所有抗血小板药物直至充分止血;稳定后可根据缺血风险以较短疗程或较弱抗血小板方案重启DAPT。
  • 危及生命的出血立即停用所有抗血小板治疗,无论PCI后时间;血流动力学稳定后仔细重新评估是否恢复抗血小板治疗,选项包括重启单药抗血小板或基于个体化风险-获益分析采用降阶P2Y12策略重启DAPT。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如收缩压90 mmHg或平均动脉压65 mmHg)、无法控制的外出血、需要紧急操作或输血、危及生命——按HAS分类为严重出血,需紧急处理。
  • 血红蛋白下降5 g/dL定义为重度出血,显性血尿通常属于此类别,需住院评估。
  • 大出血且血型未知时,建议紧急输注O型RhD阳性红细胞。
  • 避免将血尿归因于抗血栓治疗而不评估其他病因如恶性肿瘤;华法林治疗2年内发生血尿的243例队列中81%存在潜在泌尿系统病变。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综述汇总泌尿外科、心脏科和急诊医学相关文献和国际指南推荐,聚焦诊断评估、血流动力学评估、抗血小板治疗调整、手术考虑和逆转策略。
  • 泌尿系统病变存在于44%的血尿病例中;显性血尿的鉴别诊断包括良性和恶性病因,恶性占24%。
  • DAPT相关出血风险估计为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的3.4倍;约5%接受PCI的患者因出血并发症住院,大多数入院发生在治疗后第一个月内。
  • PARIS注册研究显示,PCI后30天内不依从DAPT的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或心肌梗死风险增加2至3倍。
  • 一项1122例患者的研究中,28.5%因不依从或出血在12个月内停用DAPT,其调整后MACE和净不良临床事件风险显著更高。
  • 发生BARC 3型出血事件的患者死亡风险是发生心肌梗死患者的两倍以上。
  • MINT试验随机3504例STEMI或NSTEMI且血红蛋白低于10 g/dL的患者至限制性输血策略(触发Hb 7–8 g/dL)或宽松策略(Hb cutoff 10 g/dL);限制性组30天全因死亡或复发性心肌梗死复合终点发生率为16.9%,全因死亡9.9%,心源性死亡5.5%;宽松策略组事件率较低为14.5%(RR 1.15;95%CI 0.99–1.34;p=0.07),死亡率8.3%(RR 1.19;95%CI 0.94–1.49),心源性死亡3.2%(RR 1.74;95%CI 1.26–2.40)。
  • REVERSE-IT 3期试验中,Bentracimab在94.3%的患者中实现正常凝血且无重大过敏反应——手术情境100%,大出血情境83.1%;局限性包括缺乏对照组和黑人患者代表性不足。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综述,汇总泌尿外科、心脏科和急诊医学的国际指南推荐及临床研究。
  • 作者指出目前尚无专门针对ACS患者泌尿外科手术或活动性血尿管理的指南或原始研究,许多推荐是从通用指南外推的。
  • 由于血尿数据稀缺且缺乏特定研究,推荐强度无法正式分级。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ACS后DAPT患者出现血尿,应首先评估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和出血严重程度,避免仅归因于抗血小板治疗而延迟泌尿系统病因评估。
  • 显性血尿患者应进行完整泌尿系统评估,包括CT尿路造影(CTU)作为上尿路评估金标准(肾功能受损时用超声和磁共振尿路造影),超声适用于老年、虚弱或孕妇,尿细胞学检查不能替代膀胱镜检查。
  • 抗血小板调整应基于出血严重程度和血栓风险多学科决策:轻度出血继续DAPT,中度出血暂停阿司匹林,重度出血降阶为P2Y12抑制剂单药,危及生命出血停用所有抗血小板药物。
  • 抗血小板治疗应尽早恢复,理想情况下在48小时内;高出血风险患者可考虑降阶方案;P2Y12抑制剂应在术后48小时内恢复;接受椎管内麻醉或腰椎穿刺者,导管移除或区域阻滞操作后至少6小时再重启P2Y12抑制剂。
  • 对于非常高风险血栓患者(如药物洗脱支架置入6个月内或金属裸支架置入6周内),如可行建议推迟手术(强推荐,高质量证据);如手术不能推迟,建议术中继续抗血小板治疗(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 择期PCI后择期手术建议推迟至少6个月,ACS后推迟12个月;择期PCI后时间敏感性非心脏手术理想情况下推迟至完成至少1个月DAPT;ACS或高缺血风险特征患者建议至少3个月。
  • 输血目标:ACC指南推荐ACS合并贫血(慢性或急性)且无活动性出血患者维持血红蛋白目标10 g/dL;英国NHS指南推荐稳定ACS患者血红蛋白降至80 g/L时输血;活动性出血和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输血应个体化并以连续血红蛋白测量指导。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指南
  • 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美国急诊医师学会/全国EMS医师协会/心血管造影与介入学会(ACC/AHA/ACEP/NAEMSP/SCAI)指南
  • 欧洲泌尿外科学会(EAU)指南
  • 美国泌尿外科学会/尿动力学、女性盆底医学与泌尿生殖重建学会(AUA/SUFU)2025指南
  • 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指南
  • 法国国家卫生管理局(HAS)出血严重程度分类
  • 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大出血定义
  • 欧洲急诊泌尿外科护理专家共识
全文中译13 节 · 点击展开
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Rev Cardiovasc Med. 2026 Mar 6;27(3):46334. doi: 10.31083/RCM46334

1. 引言

在急诊和择期泌尿外科实践中,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复杂患者的管理日益频繁。血尿是一种常见的就诊表现,常发生于正在接受抗血栓药物治疗的患有显著心血管疾病的个体中[1]。与此同时,泌尿外科医生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在急性情况下或为针对出血根本原因(如尿路上皮肿瘤或梗阻性肾脏)的确定性手术治疗做准备时,是否需要停用这些药物。停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药物所带来的相关风险与心血管事件的性质和时间直接相关,同时还与其他因素如合并症和血尿的可疑病因有关[2]。在这一患者群体中,近期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ACS)且通常接受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患者管理最具挑战性,这既是因为中断DAPT会带来相当大的、有害的血栓风险,也是因为这些药物的作用持续时间较长,可能使本已属于极高危人群的外科干预止血变得困难[3]。

大多数表现为ACS的患者通常会在急诊情况下或本次住院期间接受侵入性或外科血运重建治疗(通常为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较少见者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同时,这些患者最初接受DAPT治疗,理想情况下使用强效P2Y嘌呤受体12(P2Y12)抑制剂,如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和美国相关机构(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美国急诊医师学会(ACEP)/全国EMS医师协会(NAEMSP)/心血管造影与介入学会(SCAI))联合推荐的DAPT持续时间为12个月,随后在大多数病例中无限期转为单药治疗[4, 5]。阿司匹林是ACS早期管理的基石,从院前环境到血运重建后的二级预防均如此。阿司匹林主要通过对血栓素A2(TXA2)合成的抑制来发挥相关的抗血栓作用[6]。然而,尽管出血风险降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在ACS急性期管理及ACS后最初数月中的作用有限,应始终作为DAPT的一部分使用[4, 5]。

不同的P2Y12抑制剂已被用作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一部分,随后作为二级预防的单药治疗。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在ACS/PCI后最初12个月内使用基于强效普拉格雷(尤其在PCI背景下)和替格瑞洛的DAPT,而非氯吡格雷。相反,与氯吡格雷相比,强效P2Y12抑制剂无论是作为(阿司匹林的)附加治疗还是作为单药治疗,均与出血风险增加相关[7, 8]。对于接受PCI的ACS患者,在最初30天内使用(优选)强效P2Y12抑制剂的DAPT绝对至关重要;然而,近期证据表明,在1–3个月后,基于个体化风险/获益评估,可考虑更为保守的出血风险管理策略,如转换为较弱效的P2Y12抑制剂作为DAPT的一部分或继续使用强效P2Y12抑制剂单药治疗[9]。

血尿的范围可从肉眼不可见或短暂可见的尿中带血,到需要输血和紧急止血的伴显著血红蛋白下降的大量出血。与其他来源(如胃肠道)相比,血尿是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灾难性出血的较少见原因。然而,血尿发作可在通常身体状况较差的患者群体中导致显著的发病率及反复住院[10]。血尿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尤其在接受抗血栓治疗的患者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潜在病因,范围从易于逆转的病因(如尿路感染)背景下的自限性出血发作,到泌尿系统肿瘤、严重良性前列腺增生或血管畸形患者中对保守治疗无反应的严重且反复的出血[11]。在此类情况下,当考虑中断治疗方案或实施介入操作时,必须通过包括泌尿科医师、心脏科医师、血液科医师和麻醉科医师在内的多学科团队会诊来做出管理决策。

因此,本综述旨在综合关于这一复杂患者群体管理的当前证据,并提出一种合理的、基于证据的方法,以指导泌尿科医师和其他参与这些患者诊疗的医疗专业人员。

2. 文献综述

在PubMed、Scopus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进行了全面的文献检索,以识别考察接受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患者血尿管理的相关研究。检索包括以下关键词的组合:血尿、出血、急性冠脉综合征、去氨加压素、抗血小板治疗、抗凝剂、氨甲环酸、阿司匹林和P2Y12抑制剂。未施加语言或时间限制,以确保广泛覆盖现有证据。还筛选了纳入文章和相关综述的参考文献列表,以识别额外研究。评估ACS背景下抗血小板治疗和止血药物相关管理策略、结局或并发症的临床试验和观察性研究均被视为符合纳入条件。

3. ACS患者血尿管理的理论基础

对于因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接受抗血小板治疗的患者,出现肉眼血尿时,评估和处理的第一步是对血尿及血流动力学稳定性进行全面临床评估。该评估对于确定泌尿外科干预的紧迫性以及管理应在住院还是门诊进行至关重要。这一决定反过来将影响抗血小板治疗的任何潜在调整或暂时停药,以及进一步诊断性检查的时机和环境。

随后,有必要对血尿的潜在泌尿系统病因进行系统调查。根据诊断结果,由心脏病学和泌尿外科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可以制定个体化管理方案,仔细权衡心血管事件、出血并发症以及潜在泌尿系统病变进展的风险。

最后,根据患者的风险分层和临床状况,就恢复抗血小板治疗的最佳时机(包括药物选择和疗程)达成共识至关重要。

3.1 血尿的评估

3.1.1 血尿管理中的初步评估与血流动力学考量

在评估血尿病因之前,必须评估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稳定性。此外,对所有表现为明显血尿的患者进行血流动力学监测至关重要,因为临床状况可能突然且不可预测地恶化。

在急诊环境中,尤其是因意外和急诊(A&E)科就诊的门诊患者,血尿并不总是在临床上显而易见。对于没有留置导尿管的患者或精神状态改变(如昏迷或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尤其如此。如欧洲急诊泌尿外科护理专家共识所述,A&E的初步评估应首先按照ABCDE方案监测生命体征、进行针对性临床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气道、呼吸、循环、功能障碍(神经系统评估)和暴露[12]。应首先评估大出血征象和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并在有指征时启动大量输血方案[13]。

在血尿已明确且无留置导尿管的情况下,有指征进行尿道导尿。应插入三腔Foley导尿管,并进行手动膀胱冲洗以评估出血量和特征,并解除血凝块阻塞引起的潜在尿潴留。肉眼血尿病例应启动持续膀胱冲洗(CBI),以预防血凝块形成和导管阻塞。同时,监测尿量对于评估水合状态和肾功能也至关重要,尽管在冲洗期间准确测量可能具有挑战性。在此类情况下,尿量必须通过从收集的总输出量中减去注入的冲洗液量来计算[10]。

3.1.2 血尿的初步评估

对出现血尿的患者,初始诊断检查应包括全血细胞计数、肾功能检查、凝血功能和血气分析。肾功能评估(包括血清尿素、肌酐和电解质)至关重要,因为该评估不仅有助于识别任何潜在病因(如梗阻性尿路病变),还可为后续诊断和治疗策略提供依据。肾功能损害可能提示梗阻性病变(如结石、肿瘤)或慢性肾脏病是血尿的 contributing factors。此外,肾功能损害对经肾排泄药物的给药和剂量调整具有实际意义,包括抗凝药 [14]。凝血功能检查应包括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和纤维蛋白原水平,以识别可能加重出血或使干预复杂化的潜在凝血病 [14]。

影像学在早期评估中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床旁超声检查由于其实用性和快速执行,通常是急诊环境中的一线 modality,可即时提供膀胱充盈度、肾积水或大体解剖异常的信息 [12]。对于病因不明的大出血病例,腹部和盆腔对比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或如有指征的全身体CT血管造影,是紧急定位出血来源的金标准 [12]。

对于已知血尿病例,建议在导尿前通过超声评估排尿后残余尿量,以排除尿潴留,尿潴留可能使诊断和管理复杂化 [10]。

对血尿潜在泌尿系统病因的进一步评估可在住院或门诊环境中进行,取决于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和整体临床状态。

3.1.3 ACS 环境下的血尿分类

临床医生常需区分显性肉眼血尿和较轻的表现,如镜下血尿,后者由明确的诊断标准定义:尿显微镜检查每高倍视野红细胞数超过3个(RBCs/HPF)[15]。相比之下,肉眼血尿指肉眼可见颜色改变的含血尿液。值得注意的是,仅1 mL血液即可改变尿液颜色。亮红色尿液或可见血凝块高度提示下尿路出血。相反,“可乐色”尿液可能提示肾小球病变 [16]。亮红色尿液通常与动脉性出血相关,而较深的色调(如波尔多色或暗红色)提示静脉性出血。深棕色或黑色变色通常提示陈旧性血液。血尿的其他鉴别诊断包括肌红蛋白尿或血红蛋白尿,其可表现为暗红色尿液,以及某些可能改变尿液颜色的食物和药物 [17]。

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将大出血定义为关键器官或腔隙的症状性出血、血红蛋白下降20 g/L,或需要输注2单位红细胞[18]。此外,美国心脏病学会在其大出血标准中纳入了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定义为收缩压90 mmHg、较基线下降40 mmHg,或体位性低血压(站立时收缩压下降20 mmHg或舒张压下降10 mmHg)[19]。

法国国家卫生管理局(HAS)根据紧急程度和所需干预措施对出血严重程度进行分类。严重出血的特征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如收缩压90 mmHg或平均动脉压65 mmHg)、无法控制的外出血、需要紧急操作(如介入放射学或手术)、需要输血,或存在危及生命的风险[20, 21]。

在消化道出血的背景下,若干经过验证的风险分层工具可指导抗凝患者的管理。Glasgow–Blatchford评分包括血红蛋白、血尿素氮、收缩压、心率以及黑便和晕厥等临床症状,还包括肝病或心力衰竭等合并症[22]。Rockall评分纳入患者年龄、休克的存在、内镜检查结果和基础合并症,以预测30天死亡率[22]。然而,目前尚无等效的评分系统用于按死亡风险对血尿进行分层。因此,现有心脏病学中的出血评分可能为ACS患者血尿的管理提供有用的框架。

国际指南将出血严重程度分为四组以指导治疗决策[23, 24]:

轻度出血:需要医疗关注但无需住院(如牙龈出血、鼻出血、便血)。

中度出血:导致血红蛋白下降3 g/dL;患者血流动力学保持稳定但需要住院,如某些消化道[GI]出血病例。

严重出血:定义为血红蛋白下降5 g/dL;需要住院,尽管患者保持稳定。肉眼血尿通常属于此类别。

危及生命的出血: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及即刻生命危险相关。

3.2 初始管理计划

3.2.1 血红蛋白目标水平

ACC指南推荐,对于ACS合并贫血(无论慢性或急性)的患者,在患者无活动性出血的情况下,维持目标血红蛋白(Hb)水平为10 g/dL [5]。慢性贫血和急性贫血均与不良心血管结局相关,可能归因于心肌氧输送受损、心肌氧需求增加以及抗血栓治疗或手术干预疗效降低 [5]。心肌缺血与输血(MINT)试验评估了输血阈值对3504例表现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或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且血红蛋白水平低于10 g/dL患者的影响。患者被随机分配至限制性输血策略(在Hb 7–8 g/dL时触发)或宽松策略(Hb截断值10 g/dL)。关键排除标准包括持续未控制出血、姑息治疗状态或即将进行的心脏手术。值得注意的是,13%的研究人群近期有出血事件。同时,对于容量负荷过重或接受透析的终末期肾病患者,输血可延迟。在限制性组中,30天全因死亡或复发性心肌梗死的复合终点发生于16.9%的患者。全因死亡发生于9.9%的患者,心源性死亡发生于5.5%。相比之下,宽松策略组的事件发生率较低,为14.5%(相对危险度(RR),1.15;95%置信区间(CI),0.99–1.34;p = 0.07),死亡率为8.3%(RR,1.19;95% CI,0.94–1.49),心源性死亡为3.2%(RR,1.74;95% CI,1.26–2.40)。然而,由于主要终点结果缺乏统计学显著性,决策应结合患者特定风险、动态血红蛋白趋势和复发性缺血风险 [25]。

根据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HS)指南,对于稳定的ACS患者,当Hb水平降至80 g/L时推荐输血。对于有活动性出血和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输血应个体化,并在达到正常血容量后根据系列Hb测量进行指导 [26]。对于表现为明显血尿的ACS患者,密切的血流动力学监测至关重要,输血阈值应个体化调整。在血型未知的大出血情况下,建议紧急输注O型RhD阳性红细胞 [26]。

3.2.2 出血情况下的DAPT管理

急性血尿情况下的DAPT管理是一个持续的临床困境,因为平衡血栓形成和出血风险可能具有挑战性且可能对患者有害。ACS患者被认为处于持续促血栓形成状态,通常接受DAPT治疗6至12个月。评估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DAPT治疗一年的研究表明缺血事件显著减少;然而,与氯吡格雷或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相比,这些获益以增加出血风险为代价。重要的是,出血风险极高的患者被排除在这些研究之外;因此,研究结果主要适用于无极高出血风险的患者 [5]。

与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相关的出血风险估计比阿司匹林单药治疗高3.4倍[27]。约5%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患者因出血并发症住院,大多数入院发生在治疗后第一个月内[28]。根据PARIS注册研究,PCI后30天内不依从DAPT的患者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或心肌梗死的风险增加2至3倍[29]。

此外,延长DAPT可导致显著出血事件,可能需要中断治疗——这一措施会增加复发性MACE的风险[30, 31]。在一项纳入1122例患者的研究中,28.5%因不依从或出血而在12个月内停用DAPT的患者,其校正后MACE和净不良临床事件风险显著更高[32]。此外,发生出血学术研究联盟(BARC)3型出血事件的患者,其死亡风险是发生心肌梗死患者的两倍以上[33]。

接受DAPT期间的出血发作会带来相当大的发病和反复住院风险[34]。此外,出血发作还可导致DAPT中断,而中断与血栓风险增加和不良结局相关[35]。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让多学科专家团队(包括泌尿科医师、心脏病科医师、血液科医师和麻醉科医师)参与这些患者的管理。鉴于大多数此类患者存在较大的麻醉风险且围手术期死亡率增加,在急性期并不总是建议对出血原因进行确定性手术治疗[36]。因此,采取一种在不显著增加血栓风险的情况下预防进一步血尿复发的策略至关重要。

在轻度出血的情况下,通常建议继续DAPT,尤其是在PCI后第一个月内,此时血栓风险较高[36]。尽管如此,临床医师可考虑调整治疗方案,根据患者的出血和缺血风险特征,或缩短DAPT总疗程,或将当前P2Y12抑制剂替换为效力较低的药物如氯吡格雷[24]。对于发生中度出血的患者,建议暂时停用阿司匹林而维持P2Y12抑制剂。出血消退且患者临床稳定后可重新引入阿司匹林[24]。

在严重出血的情况下,初始管理步骤应为降阶为单药治疗,最好使用P2Y12抑制剂。如果尽管进行了这一调整,出血或血尿仍持续存在,可能需要暂时停用所有抗血小板药物,直至达到充分止血。稳定后,可根据患者的缺血风险,以较短的治疗疗程或效力较低的抗血小板方案重新开始DAPT[24]。该决定应由多学科团队做出,权衡MACE和出血的风险。

危及生命的出血要求立即停用所有抗血小板治疗,无论距PCI的时间长短。一旦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应进行仔细的重新评估以决定是否恢复抗血小板治疗。选择可能包括重新开始单一抗血小板药物或基于个体化风险-获益分析采用降阶P2Y12策略重新引入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24]。应在多学科联合团队中进行个体化评估,平衡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s)风险与出血影响。

3.2.3 抗血小板药物的半衰期及介入前需停用抗血栓药物的时间

3.2.3.1 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在血浆中的半衰期为20分钟;然而,对血小板环氧化酶(COX)的抑制是不可逆的,因此阿司匹林具有与血小板寿命(10天)相等的持久效应。由于血小板更新,单次服用阿司匹林后血小板COX活性每天约恢复10%。已有研究表明,20%血小板具有正常COX活性即可实现正常止血[37]。

3.2.3.2 P2Y12抑制剂

氯吡格雷和普拉格雷也与血小板上的腺苷三磷酸(ADP)P2Y12受体不可逆结合,起效时间分别为2-8小时和0.5-4小时。氯吡格雷的半衰期为6小时,相关代谢物半衰期为30分钟,作用消退时间为5-7天。普拉格雷代谢物半衰期为7小时,需7-10天清除。与此同时,替格瑞洛与ADP P2Y12受体可逆结合,起效时间0.5-4小时,半衰期7小时,代谢物半衰期9小时,作用消退时间3-5天[38]。

根据欧洲泌尿外科学会指南,择期泌尿外科手术前如有可能,抗血小板药物所需停药时间为5天,阿司匹林除外(图1,参考文献[39])。

图1. 泌尿外科手术前停用抗血栓药物(如需要)的所需时间——改编自欧洲泌尿外科学会(EAU)指南:泌尿外科手术血栓预防,2022 [39]。COX,环氧化酶;ADP,腺苷三磷酸。 查看原图 ↗

3.2.4 急诊情况下的抗凝逆转与血小板管理

根据急诊科专家共识[12],临床医生必须评估在重大抗凝相关出血病例中是否需要凝血因子补充或靶向逆转治疗。对于接受直接口服抗凝药(DOACs)的患者,逆转抗凝的决定必须个体化,权衡血栓风险与出血控制获益。该决定的关键是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特别是相关半衰期和消除途径。这需要了解末次给药时间以及可能延迟药物清除的肾功能损害情况[12]。

如果假定药物已清除(例如在延迟摄入且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停药通常已足够,不需使用逆转剂。然而,如果药物近期服用、半衰期延长或肾清除受损,则推荐靶向逆转[12]。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通常接受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包括阿司匹林和一种P2Y12抑制剂[5]。阿司匹林不可逆地抑制COX-1和COX-2,而P2Y12抑制剂通过阻断二磷酸腺苷受体来抑制血小板聚集[40]。尽管存在血小板功能检测和血栓弹力图(TEG)测定,但这些检测在临床环境中尚未广泛可用[41]。Bentracimab是一种靶向替格瑞洛及相关代谢产物的单克隆抗体,可快速逆转血小板抑制作用,但尚未商业化上市[42, 43]。在REVERSE-IT 3期试验中,Bentracimab使94.3%的患者达到正常凝血,且无严重过敏反应——手术情境下为100%,大出血情境下为83.1%。然而,局限性包括缺乏对照组和黑人患者代表性不足[44, 45](表1,参考文献[27, 28, 38, 39])。

替代干预措施包括去氨加压素、血小板输注和氨甲环酸(TXA)。

3.2.4.1 去氨加压素(DDAVP)

DDAVP通过刺激内皮释放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和凝血因子VIII来增强血小板聚集[42, 46]。在神经重症监护中,推荐用于抗血小板相关颅内出血,剂量为0.4 µg/kg静脉注射[47]。DDAVP在泌尿系统出血中的疗效,特别是在尿毒症情况下,已被注意到,尽管证据主要来自小型随机或观察性研究。具体而言,已有研究探讨去氨加压素给药减少肾活检后出血的能力,结果不一[48]。

3.2.4.2 血小板输注

血小板输注可能有益,特别是在阿司匹林相关出血中,通过替代功能失调的血小板发挥作用。对于颅内出血,血小板输注通常保留给接受手术的患者,一个单采单位被认为足够[42, 47]。然而,血小板输注的有效性取决于抗血小板药物的药代动力学、末次给药时间以及出血部位[49]。血小板输注可以抵消标准剂量阿司匹林的作用,剂量为每10 kg体重0.5至0.7×10^11。血小板输注也可以双倍剂量抵消氯吡格雷和普拉格雷的作用,但对替格瑞洛无效,因为其受体结合是可逆的且存在再分布[28, 50, 51, 52]。此外,给药后通常需要至少4小时的间隔才能使药物浓度降至治疗阈值以下,从而限制了其紧急使用。

来自神经外科环境的证据存在矛盾:虽然一项单中心研究显示出血和死亡率降低,但PATCH多中心试验报告输血后3个月死亡率增加[49, 53]。在胃肠道出血中也观察到类似趋势[54]。潜在机制包括血栓风险和输血引起的促炎反应[55, 56]。血小板输注用于血尿的证据有限,且多为个案报道。

3.2.4.3 氨甲环酸(TXA)

对于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药物的患者发生大出血时,可考虑使用氨甲环酸(TXA),尽管在此情况下的使用仍属超说明书用药。TXA 在创伤和手术中已显示出减少出血的获益,且安全性良好 [57, 58]。推荐剂量为静脉给药 1 g 持续 10 分钟,随后 1 g 持续 8 小时。副作用包括血栓栓塞和癫痫发作 [42]。在泌尿外科领域,TXA 在多囊肾病相关血尿的管理以及前列腺活检后预防性应用方面显示出前景 [59, 60]。一项系统评价表明使用 TXA 未增加急性肾衰竭风险,尽管研究数量有限 [61]。膀胱内灌注 TXA 治疗血尿可减少急诊停留时间、导尿管留置时间和再入院率 [62]。此外,在特定病例中前列腺内注射已实现持久止血 [63]。美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指南支持在抗血小板治疗期间发生严重出血且获益大于风险时使用 TXA,作为输血的替代方案 [35]。欧洲心脏病学会建议接受非心脏手术的患者发生大出血时立即使用 TXA [36]。

目前关于针对抗血小板或抗凝药物相关严重或危及生命的血尿进行靶向逆转或辅助治疗(如血小板、TXA、去氨加压素)的证据有限。决策应多学科协作,涉及泌尿外科、心内科和急诊医学团队,并根据个体临床情况量身制定。

表 1. 口服 P2Y12 抑制剂的比较汇总 [27, 28, 38, 39]。 查看原表 ↗

3.3 探究血尿的主要病因

及时明确血尿的病因对于恰当治疗至关重要,尤其是急性冠脉综合征(ACS)后接受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患者。如前所述,诊断评估必须权衡排除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的紧迫性、出血的危重程度以及停用抗血小板治疗的血栓风险。

血尿病例中 44% 存在泌尿系统病变。肉眼血尿的鉴别诊断范围广泛,包括良性和恶性病因,其中恶性病因占 24% [1]。泌尿道恶性肿瘤,包括膀胱、前列腺、输尿管、肾盂和肾脏的恶性肿瘤,是关键的泌尿系统疾病。此外,常见病因也包括良性病变,如泌尿系结石、感染、良性前列腺增生、创伤以及通常发生于导尿或泌尿器械操作后的医源性损伤。泌尿系统以外的来源包括肾脏肾小球疾病(如 IgA 肾病、狼疮性肾炎、不同类型的肾小球肾炎)、凝血功能障碍以及药物诱发出血(如华法林、直接口服抗凝药(DOACs)、非甾体抗炎药(NSAIDs))[1, 64]。

肉眼血尿的病因因素汇总见图 2。

临床上,区分不同病因具有挑战性。尿液颜色结合详细的泌尿外科相关病史,可显著指导诊断。如前所述,鲜红色血尿伴血块通常提示下尿路活动性出血,而棕色或“可乐色”尿液可能指向肾小球肾炎。目前通过尿显微镜检查进一步评估和确认真性血尿的存在,其中畸形红细胞和管型提示肾小球肾炎,而均一形态红细胞则意味着非肾小球肾炎性尿路出血[65]。

根据美国泌尿外科协会/尿动力学、女性盆底医学与泌尿生殖重建学会(AUA/SUFU)2025年指南[66],接受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的检查方式与一般人群相同,基于其临床状况和血流动力学稳定性进行。至关重要的是,应避免在未评估其他病因(如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将血尿归咎于抗血栓治疗本身。有趣的是,在一项243例接受华法林治疗的患者队列中,2年内发生血尿的患者中有81%存在潜在尿路病变[67]。

关于可见血尿的检查和管理存在不同指南。欧洲泌尿外科协会(EAU)[39]建议,无论是否接受抗血栓治疗,任何一次可见血尿发作均需进行完整泌尿外科评估。初始检查包括详细的病史和泌尿外科病史(包括社会史和家族史,询问恶性和良性泌尿外科病变的危险因素)、体格检查(女性包括阴道检查,男性包括直肠指检)以及尿培养。CT静脉尿路造影(CTU)是上尿路评估的金标准,但肾功能受损患者除外,此时超声和磁共振尿路造影被认为有帮助。同时,对于老年、体弱或妊娠的可见血尿患者,超声也是首选。建议进行尿细胞学检查,因其对高级别尿路上皮肿瘤(包括原位癌)具有高敏感性。与此同时,AUA建议对具有高危因素(如吸烟、化学暴露)的患者进行尿细胞学检查[66]。无论如何,尿细胞学检查不应替代或排除膀胱镜检查的实施。

软性或硬性膀胱镜检查是评估下尿路(尿道、前列腺尿道和膀胱)的金标准,因为它可直接观察黏膜。在英国,NICE指南[68]主张在特定癌症路径下于2周内进行早期膀胱镜检查(包括CTU/超声),以对血尿进行早期检查。抗血小板治疗和抗血栓方案不会延迟该路径,因为血尿对泌尿外科恶性肿瘤仍具有高诊断价值。

图2. 血尿的鉴别诊断。该图使用BioRender(BioRender.com;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生成。 查看原图 ↗

3.3.1 基于血尿严重程度的诊断评估分层

诊断路径应根据血尿的严重程度、血流动力学状态以及是否使用抗血栓治疗进行个体化制定。对于前述危及生命的血尿病例,需紧急行腹部/盆腔增强CT以定位出血来源。在明确诊断之前,紧急膀胱冲洗和使用大口径导管冲洗被视为第一步处理措施。若出血未得到控制,建议紧急行膀胱镜检查,以同时达到诊断和控制出血/治疗的目的。对于严重但非危及生命的血尿病例,在初步处理和控制血尿后,住院行CT尿路造影(CTU)/超声联合膀胱镜检查有利于早期诊断和后续针对原发病因的治疗。最后,轻至中度血尿允许门诊评估,前提是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基本检查包括软性膀胱镜检查、CTU/超声和尿液细胞学检查,具体根据国家实践和危险因素而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近期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ACS)且正在接受抗血栓/抗血小板治疗的所有患者,必须评估并及时纠正血红蛋白水平和凝血参数,因为止血功能紊乱可显著加重 underlying 泌尿 tract 病变引起的出血并干扰诊断过程。最终,结构化、风险适应性的方法可确保早期发现癌症并及时控制出血,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地中断抗血栓治疗的需要[39, 68]。

3.3.1.1 针对原发病因的靶向治疗决策

一旦诊断性检查得出可能的病因,即启动靶向治疗的决策。在特定病例中,如膀胱癌,诊断和治疗可在膀胱镜检查及经尿道肿瘤切除术中同时进行。

从泌尿外科角度来看,非肾小球性血尿的治疗策略可分为侵入性和非侵入性。这些策略根据 underlying 病理进行个体化制定,常见包括恶性肿瘤、前列腺增生、肾/输尿管创伤、肾结石或感染。相比之下,肾小球性血尿(常伴有畸形红细胞、红细胞管型和蛋白尿)和单纯性尿路感染通常需要保守治疗,更可能在泌尿外科手术干预范围之外进行管理。

更具侵入性的开放干预措施可能包括:对于肌层浸润性膀胱癌中难治性血尿行膀胱切除术,以及对于超出血管内控制范围的危及生命的肾创伤行肾切除术。内镜治疗如膀胱镜下术中血凝块清除术、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或针对前列腺出血的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TURP),旨在控制出血和清除阻塞性血凝块。这些构成核心的初始侵入性操作[69]。值得注意的是,泌尿外科手术,包括泌尿内镜操作如前列腺切除术和膀胱肿瘤切除术,以及涉及血管器官活检的操作如肾脏或前列腺活检,被视为高出血风险手术。

当出血无法通过内镜或手术控制时,患者可接受膀胱上动脉或膀胱下动脉的超选择性栓塞术治疗膀胱出血,或接受前列腺动脉栓塞术治疗前列腺出血;这些操作通常在全身麻醉下进行[70, 71]。此外,这些操作已证明具有高技术成功率,能快速止血且主要并发症极少,即使在不适于开放手术的患者中也是如此。

对于因浸润性癌症导致难治性出血、不适合麻醉且既往未接受过放疗的患者,外照射放疗(尤其是单次分割或大分割方案)已被证明可有效缓解肉眼血尿症状,在提供止血的同时副作用极少[72]。

一种较不常用的方法是通过膀胱内灌注糜蛋白酶或稀释过氧化氢等药物进行化学(纤维蛋白溶解)溶栓。这些药物可化学性消化膀胱内血凝块,从而使血凝块能够通过导管排出或被冲洗出来[73, 74]。该方法可用于手动冲洗失败或手术干预禁忌的情况,但由于可能导致尿路上皮刺激或气体形成,需谨慎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干预措施大多发挥止血作用,旨在暂时控制出血而非根除原发病理;因此,后续可能仍需要进一步的确切治疗。此外,及时清除膀胱血凝块(通过尿道导管或术中)至关重要:残留的血凝块若留置原位,会通过尿激酶激活及随后的局部抗凝效应促进持续出血[69]。传统上,治疗方案从创伤较小到创伤较大的治疗逐步升级。

在危及生命的出血与同时存在血运重建指征的NSTE-ACS这一不太可能出现的场景中,手术的优先顺序应由专家团队个体化考虑[36]。如需麻醉,对于有缺血性心脏病背景的患者,心肌氧供与氧需之间的任何不匹配都可能导致心肌缺血甚至死亡。多种因素可加重缺血性心脏病,包括高凝状态、炎症、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贫血、低氧血症以及心血管药物的撤停。此外,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近期冠状动脉支架置入以及潜在的心肌病可进一步恶化患者的状况。

对于既往置入冠状动脉支架的患者,医生必须权衡血栓形成风险与出血风险。如果在椎管内麻醉前继续使用氯吡格雷、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还必须考虑脊髓或硬膜外血肿的风险[28]。

支架置入后经过的时间是一个关键因素。血栓风险在支架置入后的前4–6周内最高。

ACS后前30天内中断或降级DAPT具有极高的血栓风险,并与死亡率增加相关。因此,除非患者面临危及生命的出血,否则应避免此种做法[27, 36]。ESC和ACC/AHA/ACEP/NAEMSP/SCAI指南均强烈建议在最初30天内继续DAPT,即使需要紧急手术[4, 5, 75, 76]。

根据EAU指南,对于血栓风险极高的患者,例如6个月内置入药物洗脱支架或6周内置入裸金属支架的患者,如可行,建议推迟手术(强推荐,高质量证据)。如果手术无法延迟,则建议在手术期间继续抗血小板治疗。然而,这一推荐的强度较弱(低质量证据),特别是考虑到血尿对结局的影响以及手术干预的可行性[39]。

在抗血栓药物已停用且需要侵入性治疗的危及生命的出血病例中,需要泌尿外科医生紧急进行治疗以控制出血。

在严重出血的情况下,多学科团队应决定是否可以在抗血小板治疗下进行手术,或者是否需要调整或停止治疗。此外,可以探索非侵入性替代方案,如放疗。同时,如果无法通过推迟手术以停用P2Y12抑制剂,则应避免椎管内(脊髓/硬膜外)麻醉,并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确保止血[27]。

在中度或轻度出血(根据ESC定义)的情况下,多学科团队(通常包括外科医生、心脏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应确定手术是可以推迟并择期进行,还是必须紧急进行。应确定处理血尿主要原因所需的时间框架,通过增加ACS事件与手术之间的间隔来降低血栓风险。此外,应评估调整抗血栓治疗的必要性。如果手术为择期手术,建议对患者进行术前优化。

对于各种分类系统所定义的轻至中度血尿,经保守治疗缓解的病例,如果此前已调整标准DAPT,恢复标准DAPT被认为是合理的,并在没有其他高出血风险因素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必要的血尿检查,包括局部麻醉下膀胱镜检查及上尿路影像学检查[3]。

对于择期PCI后的择期手术,建议推迟手术至少6个月,ACS后至少12个月。择期PCI后,时间敏感的非心脏手术(NCS)理想情况下应延迟至至少完成1个月DAPT后。对于ACS或具有高缺血风险特征的患者,建议至少3个月(图3和图4,参考文献[36, 39, 77])。

高缺血风险特征包括复发性心肌梗死病史、尽管接受抗血小板治疗仍发生支架内血栓形成病史、左心室射血分数40%、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严重肾功能受损或血液透析、近期复杂PCI、支架位置异常或残余夹层。

对于既往接受PCI的患者,通常可继续使用阿司匹林,除非计划进行高出血风险手术。在此类情况下,阿司匹林应在术前7天停用。如果未行PCI,阿司匹林应在术前3天停用,以帮助降低出血风险。如果手术可以安全推迟,ACS患者应按照标准ACS管理方案接受诊断和治疗干预[36]。

在多学科团队确定必须同时停用阿司匹林和P2Y12抑制剂的情况下,可考虑使用静脉糖蛋白IIb/IIIa抑制剂进行桥接治疗[27]。对于因紧急外科手术需要暂时停用口服P2Y12抑制的高血栓风险特定患者,可考虑使用短效静脉P2Y12受体阻滞剂(如坎格瑞洛)作为桥接策略。该阻滞剂血小板抑制的快速起效和快速消退特点允许在维持抗血栓保护的同时最小化围手术期出血风险,尤其是在可实现早期止血的手术中。桥接决策应个体化,并与心脏科、外科和麻醉科团队密切协作,权衡缺血风险、手术出血风险和麻醉方式[78, 79, 80]。

总之,近期有ACS病史的患者在接受全身麻醉时面临更高的风险。同时,仔细的规划、风险评估和手术时机选择对于确保患者安全和改善手术结局至关重要。

3.3.1.2 血尿发作后抗血小板药物的恢复

血尿发作后DAPT管理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血尿相对于ACS的时间、血尿的严重程度和潜在病因(以及是否已得到明确处理)、未来需要侵入性治疗的重大出血风险、患者合并症以及个人偏好。

高出血风险学术研究联盟(ARC-HBR)已定义了识别接受PCI的高出血风险患者的标准,包括主要和次要标准,如高龄、既往出血事件、肝脏或肾脏疾病以及贫血[81]。此外,已开发出多种经过验证的出血风险评分用于量化出血风险并可能指导抗血小板治疗决策[81, 82]。

一项涉及325,417例接受PCI患者的韩国全国队列研究发现,高出血风险患者发生大出血的风险是非高出血风险患者的3.12倍(95% CI:3.04–3.21)。此外,高出血风险患者的心脏性死亡、心肌梗死或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2.5倍,其中大多数不良结局归因于心脏性死亡(27.7% vs. 9%;风险比(HR):3.73;95% CI:3.66–3.79)[83, 84]。

发生出血学术研究联盟(BARC)3型出血事件的患者,其死亡风险已被证明是发生心肌梗死患者(HR:1.33;95% CI:1.28–1.39)的两倍以上(HR:2.71;95% CI:2.64–2.77)。这些发现在高出血风险患者的亚组分析中保持一致。研究作者建议,对于高出血风险患者,出血风险应优先于缺血风险[33]。

一项纳入14,963例患者的8项随机对照试验的汇总分析显示,高出血风险患者(定义为PRECISE-DAPT评分25)无论是否合并ACS或PCI复杂性,均未从延长DAPT中获得显著的死亡率或缺血获益。相反,这些患者在接受延长治疗时经历了更多的出血事件。这些发现提示,对于高出血风险患者,DAPT持续时间应基于缺血风险和临床表现进行个体化[85]。

一般而言,建议在术前停用抗血小板治疗后,尽快(理想情况下48小时内)恢复治疗。阿司匹林通常围手术期继续使用;然而,若已停用,应在临床可行时尽快恢复阿司匹林给药[36]。P2Y12抑制剂应在术后48小时内恢复使用。对于接受椎管内(脊髓/硬膜外)麻醉或腰椎穿刺的患者,在拔除导管或实施区域阻滞后至少应经过6小时方可重新启用P2Y12抑制剂。在择期手术病例中,多学科团队应确定恢复治疗的适当时机。若术前需要以静脉糖蛋白IIb/IIIa抑制剂进行桥接治疗,则P2Y12抑制剂应以负荷剂量重新启用[27]。

由于血栓风险高,ACS后最初30天内继续DAPT至关重要,应予维持[75, 76]。然而,在此时期之后可采用更为个体化的方法。对于经保守处理即可缓解的轻至中度血尿,若无其他高出血危险因素,恢复标准DAPT可能是合适的,同时应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必要的血尿检查,如膀胱镜检查和上尿路影像学检查[3]。对于反复血尿需要多次住院、严重出血需要输血或侵入性干预、或具有多项ARC-HBR定义的危险因素的患者,应与心脏病学专家协商,考虑偏离标准DAPT而采用更为保守的方案[75, 76, 81]。如果由于合并高麻醉风险而出血的根本原因未得到充分处理,这一点尤为重要。

多项试验评估了缩短DAPT后接强效P2Y12抑制剂单药治疗的安全性。这些研究一致表明出血事件减少,而血栓并发症或死亡率未显著增加[86, 87]。当前ESC指南对低血栓风险患者在DAPT 3–6个月后转换为替格瑞洛单药治疗给予IIa类推荐,对高出血风险患者在仅1个月后转换给予IIb类推荐[4]。同样,ACC/AHA/ACEP/NAEMSP/SCAI指南推荐高危出血患者在DAPT 1–3个月后转换为替格瑞洛单药治疗(I类)[5]。

尽管在评估缩短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后氯吡格雷单药治疗的研究中也观察到了阳性结果,但患者之间血小板抑制的变异性仍令人担忧[88, 89]。另一种替代方案是DAPT降阶治疗,即在高出血风险患者中将强效P2Y12抑制剂替换为氯吡格雷。该方法可通过血小板功能检测指导,以确保充分的抗血小板反应[90]。然而,支持降阶治疗的证据不够有力,当前ESC和ACC/AHA/ACEP/NAEMSP/SCAI指南对该策略的推荐较弱[5, 36]。

一项纳入45,525例患者的综述评估了抗血小板药物与血尿之间的关联,发现抗血小板药物导致血尿的可能性比抗凝药物低76倍。值得注意的是,联合使用两种抗血小板药物并未增加血尿风险(0.13%)。同时,预防性使用普通肝素(UFH)和低分子量肝素(LMWH)时血尿比抗血小板药物更常见,但仍低于抗凝药物。各研究报告的阿司匹林与抗凝药物对血尿影响的效应存在方向性差异,尽管研究设计和人群之间的可比性有限,需谨慎外推。阿司匹林联合替格瑞洛或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双联治疗的血尿风险仍为0.13%(19/14,056)。在肉眼血尿患者中,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相比更常与主要血尿相关(33.3% vs. 28.3%;比值比(OR):1.2;95% CI:0.35–4.4),而替格瑞洛与较低风险相关(17.3%;95% CI:0.16–1.69)[42]。人群人口学特征、合并症和用药依从性可能影响这些差异。抗血小板药物与尿路上皮之间确切的分子相互作用仍不清楚。

涉及P2Y12抑制剂与其他药物的潜在药物相互作用(DDIs)已被识别。例如,泮托拉唑与P2Y12抑制剂共享CYP450介导的激活通路,尽管该相互作用的临床相关性仍不确定[1]。同样,氯吡格雷和辛伐他汀均经CYP3A4代谢,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但无明显临床影响[87]。苯丙香豆素与他汀类药物之间未见显著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的报道[91, 92]。一项检查肉眼血尿患者DDIs的研究发现,DDIs与液体冲洗的持续时间或量之间无显著关联,提示DDIs不能预测临床结局[93]。

尽管已有多种出血分类[18, 19, 20],但这些分类并非部位特异性,使得跨研究比较预后、发生率和管理方案变得困难。此外,当前的血尿分类基于临床表现(颜色),未纳入实验室结果。需要一种整合不同病因血尿患者的临床体征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并预测30天死亡率的评分系统。重新评估当前血尿定义并创建评分系统将促进进一步研究,并使得在不同泌尿系统血尿病因、抗凝治疗和管理策略之间进行比较成为可能。

此外,缺乏关于血尿患者逆转治疗和抗血小板管理的数据。大多数关于去氨加压素的研究来自接受肾活检的小型患者队列[48]。同样,关于血小板输注的信息来源于其他出血部位的研究,如颅内[49, 53]或胃肠道[54]。相比之下,仅在少数择期操作(如前列腺活检[59, 60])的研究中探讨了氨甲环酸(TXA)在血尿患者中的应用。此外,还需要开展随机研究,探讨血尿患者中不同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调整策略,以支架血栓形成或癌症诊断为终点。这些研究应以时间敏感的方式进一步评估结局,并区分血尿的保守管理与原发病因的侵入性治疗。总之,对于高出血风险患者,可能有必要减少对标准DAPT方案的严格依从,以减少出血并发症及相关发病率。然而,此类策略应被视为仅适用于特定高危患者的妥协方案,不应不加区分地应用于更广泛的ACS后人群。

图3. ACS后血尿患者的建议诊断和治疗流程。ACS,急性冠脉综合征;US,超声;FBC,全血细胞计数;DAPT,双联抗血小板治疗;CT,计算机断层扫描;TXA,氨甲环酸;DDAVP,去氨加压素。 查看原图 ↗
图4. 涉及心脏病学、泌尿外科和麻醉科团队的中/重度血尿多学科诊疗方法。管理必须个体化,考虑患者特异性因素、动态临床演变以及心脏与泌尿科优先事项之间的平衡。还需注意,目前尚无专门指南或原始研究涉及ACS患者泌尿外科操作或活动性血尿的管理。因此,许多建议是从通用指南中外推的[36, 39, 77]。由于数据稀缺且缺乏针对血尿的专门研究,建议强度无法正式分级。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2Y12,P2Y嘌呤受体12(P2Y12)抑制剂;GPI,糖蛋白IIb/IIIa抑制剂。 查看原图 ↗

4. 结论

管理ACS后接受抗血栓治疗患者的血尿是一个复杂且高风险的临床场景。控制出血和维持充分抗血栓保护的双重要求需要泌尿外科、心脏病学、血液科和麻醉科团队之间的早期多学科协作。

系统化方法——从血流动力学稳定、紧急评估潜在病因以及仔细分层出血严重程度开始——可以指导安全有效的决策。在PCI术后关键的第一个月内,应尽可能维持DAPT,降阶或暂时停药仅保留用于严重或危及生命的出血。在可行时应及时对血尿来源进行确定性治疗;同时,高出血风险患者可能受益于较短的DAPT疗程或单药治疗,如当前指南所支持。最终,以患者为中心、循证依据充分且风险适配的诊疗仍然是改善这一脆弱人群泌尿外科和心血管结局的关键。

参考来源

  1. Loufopoulos I, Kapriniotis K, Fyntanidou B, et al. Hematuria Management in Patients on Antiplatelet Medications Afte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Evidence and Recommendations. Rev Cardiovasc Med. 2026. PMID: 41923731. doi:10.31083/RCM46334
  2. 全文:PMC13036536(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036536/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