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心源性休克管理专家建议
该指南由法国重症医学会(SRLF)与法国心脏病学会(SFC)联合,并邀请法国麻醉与重症监护学会(SFAR)和法国胸心血管外科学会(SFCTCV)参与,采用GRADE方法制定。覆盖6大领域、23个PICO问题,共产生41条推荐,其中7条为高证据等级(Grade 1)、11条为中等证据等级(Grade 2)、17条为低证据等级(专家意见),6个问题专家组无法给出回答,所有推荐均获专家委员会强烈同意。核心推荐包括:由多学科休克团队管理、早期病因治疗(如罪犯病变血运重建或紧急瓣膜干预)、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升压药、选择性使用正性肌力药、临时机械循环支持(Impella、VA-ECMO)仅用于经专家团队讨论后严格选择的患者。
要点
- 心源性休克患者应由多学科休克团队管理(Grade 2+);5项研究共911例显示休克团队策略与院内生存率提高20%–34%相关,但受单中心、前后对照设计限制。
- 去甲肾上腺素应作为心源性休克的一线升压药(Grade 1+);多巴胺不应使用(Grade 1-),除非是唯一可用的升压药;肾上腺素可能不应使用(Grade 2-)。
-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应尽快行冠状动脉造影(Grade 1+),并尽快对罪犯病变行PCI以改善中远期生存(Grade 1+);多支病变者首次造影仅处理梗死相关动脉、非罪犯病变延期PCI(Grade 1+)。
- 正性肌力药可能应使用(Grade 2+),多巴胺或多巴酚丁胺或多米力农均可作为一线(Grade 2+),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某一种优于另一种;肾上腺素可能不应作为正性肌力药(Grade 2-)。
- IABP不应作为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的常规临时机械支持(Grade 1-),也不应作为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相关心源性休克的常规支持(Grade 1-);Impella CP可在与休克专家团队讨论后考虑用于AMI-CS(Grade 2+)。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成人(≥18岁)心源性休克患者,包括急性心肌梗死所致和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所致(缺血性与非缺血性)。
- 排除:新生儿与儿科患者;肺栓塞所致心源性休克(按ESC指南)、心内膜炎所致(按ESC指南)、心肌炎所致(按ESC指南)、心脏骤停后混合性休克、脓毒症心肌病、心脏手术后休克和药物中毒所致休克。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推荐使用SCAI分类对心源性休克进行诊断与分级(如SCAI分期系统),并采用标准化方案进行诊断和分类。
- 心源性休克合并显著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需要大剂量升压药和/或心输出量不足)的患者,专家建议不启动利尿剂。
- 心源性休克患者血红蛋白低于8 g/dL时,专家建议考虑输注同种异体红细胞。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心源性休克患者应在多学科休克团队管理下进行(Grade 2+),并通过以专科休克中心为核心的结构化区域网络进行讨论和管理(专家意见)。
- 诊断心源性休克时应停用慢性心力衰竭治疗药物,以避免血流动力学状态恶化(专家意见)。
- 去甲肾上腺素应作为心源性休克的一线升压药(Grade 1+);多巴胺不应使用(Grade 1-),除非是唯一可用的升压药;肾上腺素可能不应使用(Grade 2-);没有证据推荐使用血管加压素或血管紧张素2。
- 在混合型或血管麻痹型心源性休克中,可在去甲肾上腺素基础上加用血管加压素,低剂量输注0.01–0.04 IU/min,用于已使用大剂量去甲肾上腺素仍难治性低血压的患者。
- 正性肌力药可能应使用(Grade 2+);多巴酚丁胺或多米力农可能应作为一线正性肌力药(Grade 2+);证据不足以支持某一种正性肌力药优于另一种(包括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者);肾上腺素可能不应作为正性肌力药(Grade 2-)。
-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应尽快行冠状动脉造影(Grade 1+),并尽快对罪犯病变行PCI以改善中远期生存(Grade 1+);多支病变者首次造影仅处理梗死相关动脉、非罪犯病变延期PCI,以减少早期死亡/肾衰竭复合终点(Grade 1+)。
- 若PCI不可行,应尽快对罪犯病变行CABG以改善中远期生存(Grade 2+);纤溶治疗仅限于无快速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条件(>120分钟)且胸痛发作<6小时的STEMI患者(专家建议)。
- 主动脉瓣狭窄相关心源性休克:在可逆性诱因纠正后,专家建议行紧急瓣膜干预;适合时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可能应优先于外科主动脉瓣置换(Grade 2+)。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心源性休克短期死亡率30%–40%,1年死亡率超过50%,需及时识别并启动休克团队。
-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需尽快再灌注,延迟将影响中远期生存。
- 主动脉瓣狭窄相关心源性休克若不干预短期死亡率极高。
- 心源性休克合并显著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启动利尿剂可能加重低灌注。
- 使用肾上腺素可能增加难治性休克、心动过速和乳酸酸中毒风险。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该指南由法国重症医学会(SRLF)和法国心脏病学会(SFC)联合,邀请法国麻醉与重症监护学会(SFAR)和法国胸心血管外科学会(SFCTCV)参与,采用GRADE方法制定,覆盖6大领域、23个PICO问题,共41条推荐。
- 41条推荐中,7条为高证据等级(Grade 1),11条为中等证据等级(Grade 2),17条为低证据等级(专家意见);6个问题专家组无法给出回答;所有推荐均获专家委员会强烈同意。
- 休克团队:5项研究共911例患者显示,实施休克团队策略与院内生存率显著提高20%–34%相关,但受单中心、前后干预设计限制;另两项回顾性研究未观察到院内死亡率显著差异,但报告长期生存显著改善;一项纳入1242例的多中心回顾性注册研究显示,设有休克团队的医院院内生存率显著高于无专用团队的医院。
- 去甲肾上腺素 vs 多巴胺:SOAP-II试验心源性休克亚组280例中,多巴胺与更高的28天死亡率和更多心律失常相关;CardShock注册研究中肾上腺素暴露与90天死亡率增加独立相关;OptimaCC随机试验57例AMI再灌注后休克患者中,肾上腺素导致更高比例的难治性休克、心动过速和乳酸酸中毒;个体患者Meta分析汇总16个队列2583例,肾上腺素使用与短期死亡率约增加5倍相关(校正OR≈4.7)。
- Impella 5+(5.0或5.5):证据仅来自回顾性非对照研究,共1804例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或心脏切开术后休克患者,作为恢复、移植或LVAD桥接;报告院内死亡率6%–50%,撤机率42.8%–93%;一项纳入1238例的多中心注册研究中,Impella 5.5的生存率高于5.0(AMI和ADHF分别为70.5%和88.1%),并发症率低(血管并发症<0.6%、大出血<2.6%、卒中<3.2%、溶血<3.2%)。
- M-TEER:一项全国配对队列分析1192例因二尖瓣疾病住院的心源性休克患者显示,接受M-TEER者院内和1年死亡率显著低于未接受任何二尖瓣反流矫正者;3797例接受M-TEER的心源性休克合并显著二尖瓣反流患者中,手术成功与较低的1年死亡率或心力衰竭住院相关。
- 红细胞输注:倾向评分校正后,北美1400余例心源性休克患者的回顾性数据显示,血红蛋白<8 g/dL时输血与院内生存率呈有利相关;血红蛋白≥8 g/dL时未发现此关联。MINT试验(>3500例ACS,未详述心源性休克患者数)显示限制性策略(血红蛋白阈值7–8 g/dL)与宽松策略(目标血红蛋白≥10 g/dL)在主要终点(30天ACS复发和死亡)无显著差异,但次要终点心血管死亡率降低;REALITY试验(>660例ACS,排除心源性休克)显示限制性策略(血红蛋白<8 g/dL输血、目标8–10 g/dL)非劣于宽松策略(血红蛋白<10 g/dL输血、目标≥11 g/dL)。
- 早期肾脏替代治疗:Li等的单中心 pilot RCT纳入41例心脏切开术后心源性休克患者,早期RRT组(ECMO启动后12小时内)30天全因死亡率61.9% vs 标准治疗组75.0%(p=0.51),无显著差异;早期RRT组乳酸清除率更高(0.56±0.4 vs 0.28±0.4 mmol/L/h;p=0.04)。Tu等的历史对照队列研究155例心脏切开术后心源性休克患者显示,预防性RRT组院内死亡率显著低于常规RRT组(38.0% vs 59.2%;p<0.01),肾功能未恢复发生率更低(4.1% vs 19.4%;p=0.026),肾功能完全恢复时间更短(12±15天 vs 25±15天;p<0.05),但历史队列急性肾损伤和血流动力学衰竭更严重。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指南/共识,采用GRADE方法制定;证据等级分为Grade 1(高)、Grade 2(中)、专家意见(低);推荐强度分为强推荐(Grade 1+应使用/1-不应使用)、中等推荐(Grade 2+可能应使用/2-可能不应使用)和专家意见(专家建议或可考虑)。
- 所有推荐均获专家委员会强烈同意(至少70%专家同意)。
- 局限:休克团队相关研究受研究设计限制(单中心研究、前后干预方法);心源性休克中正性肌力药与安慰剂对照试验缺乏;血管加压素证据仅限于心脏手术后或ECMO人群;Impella 5+证据仅来自回顾性非对照研究;早期RRT研究数量有限且存在方法学局限(设计、小样本、潜在偏倚);M-TEER证据来自观察性研究;红细胞输注证据来自回顾性数据和ACS试验的外推,需谨慎。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心源性休克管理应从孤立干预转向协调、多学科、流程化的策略,建立24/7可用的休克团队和区域转诊网络。
- 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升压药,避免常规使用多巴胺和肾上腺素;正性肌力药选择多巴酚丁胺或多米力农,证据不足以支持某一优于另一。
-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应尽快再灌注,多支病变者首次仅处理罪犯病变,非罪犯病变延期处理。
- 临时机械循环支持(Impella、VA-ECMO)应仅用于经休克专家团队讨论后严格选择的患者,IABP不常规用于AMI-CS或ADHF-CS。
- 休克缓解后、出院前应启动长期心血管治疗指南并安排心脏专科随访;心源性休克患者不应使用治疗性低温。
- 作者认为,在资源有限环境(如中低收入国家或必需医疗器械和药物短缺时),当不同治疗推荐级别相似时,可考虑其环境影响以选择最合适的治疗选项。
指南或共识出处
- Expert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cardiogenic shock,法国重症医学会(SRLF)与法国心脏病学会(SFC)联合制定,法国麻醉与重症监护学会(SFAR)和法国胸心血管外科学会(SFCTCV)参与,发表于Annals of Intensiv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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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源性休克(CS)是一种危及生命的急性心力衰竭综合征,导致持续性低灌注,短期死亡率为30–40%,一年内死亡率超过50%。虽然急性心肌梗死仍是主要原因,但与急性或慢性急性加重性心力衰竭(HF)相关的病例呈上升趋势,凸显了CS的异质性[[1], [2], [3], [4]]。
近期进展包括更精细的分类,如心血管造影和干预学会(SCAI)分期系统,该系统能有效进行预后分层[5]并指导管理,以及多学科“休克团队”和区域网络的日益普及。尽管每年发表大量立场文件和综述,但最近一次不区分病因的CS管理专门国际指南发布于10多年前[2,6]。
在过去十年中,多项研究探讨了CS及其对症治疗,包括正性肌力药物和机械循环支持,但大多数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7], [8], [9], [10]]。相比之下,尽管经皮干预治疗严重瓣膜病的应用日益增多,但专门针对病因治疗的随机试验仍然匮乏[11]。
为填补这一空白,法语重症医学会(Société de Réanimation de Langue Française(SRLF))和法国心脏病学会(SFC)召集了一个多学科工作组,采用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GRADE)方法制定循证推荐。在CS管理的六个领域中共确定了二十三个“患者-干预-对照-结局”(PICO)问题,最终形成41条关于成人CS管理的推荐意见。这些指南旨在为临床医生管理这一复杂综合征提供更新的、实用的框架。
方法学
专家组
这些指南聚焦于成人(≥18岁)CS患者的管理。指南由SRLF和SFC成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采用GRADE方法制定,法国麻醉与重症监护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Anesthésie et de Réanimation(SFAR)]和法国胸心血管外科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Chirurgie Thoracique et Cardio-Vasculaire(SFCTCV)]参与了制定。
参与成人CS管理的各学科代表如下:心脏病学、重症监护、麻醉学和心脏外科。
范围和定义
我们纳入了因急性心肌梗死和急性失代偿性HF-CS(缺血性和非缺血性)而表现为CS的成人患者。新生儿和儿科患者被排除。
因肺栓塞(根据近期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指南)[12]、心内膜炎(根据近期ESC指南)[13]、心肌炎(根据近期ESC指南[14]、心脏骤停后混合性休克、脓毒性心肌病、心脏手术后休克和药物中毒所致的CS患者被排除。
方法
关键问题由组织委员会确定。在专家组初次会议后,按照患者-干预-对照-结局(PICO)格式对这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表述。PICO问题界定了文献检索的范围。专家工作组还确定了文献检索的关键词,确定了这些检索的时间范围,明确了目标人群,并指定了需要涉及的具体结局[15]。
采用GRADE方法学对文献进行分析[16]。首先,根据研究设计和方法学质量对每篇参考文献赋予证据级别。随后,专家们根据GRADE方法学对每个PICO问题确定总体证据级别。GRADE流程将证据质量评价与推荐意见的强度明确分开。这种分离使得能够纳入与采纳该推荐意见相关的风险与获益的平衡。因此,即使证据相对较弱,如果净获益大于危害,该推荐意见也可被视为“强”推荐。
高总体证据级别(GRADE 1+:应使用、应治疗、应实施/GRADE 1-:不应使用、不应治疗、不应实施)导致“强”推荐。中等证据级别导致“中等”推荐(GRADE 2+:可能应该/GRADE 2-:可能不应该)。当文献不足或不存在时,采用专家意见来形成推荐意见(专家建议或可以)。
所提出的推荐意见在两次专家会议上进行了展示和讨论。每位专家对每条推荐意见按1(完全不同意)至9(完全同意)的量表进行评分。所有专家对推荐意见进行了投票。采用GRADE网格方法学确定集体评分。要批准一条推荐意见,至少50%的专家必须同意,且少于20%的专家可以不同意。对于强共识,至少70%的专家必须同意。如果未达成强共识,则对推荐意见进行修订并重新评分以达成共识。所有推荐意见的措辞严格遵循预先定义的基于GRADE的方法学。在该框架中,“应该”与“可能应该”等术语的使用直接反映了推荐意见的强度和证据级别,其中“可能应该”对应中等推荐(GRADE 2),来源于结构化专家共识和整合证据质量与同意程度的正式投票过程[14,15]。
结果
确定了二十三个PICO问题,由此形成了41条关于成人CS患者管理的推荐意见。七条推荐意见被评为高证据级别(1级),11条为中等证据级别(2级),17条为低证据级别(专家意见)。在6种情况下,专家未能给出答案。
所有推荐意见均获得了专家委员会的强共识。
领域1:心源性休克团队与专家中心
R1. CS患者可能应该由多学科CS团队进行管理。
证据级别,2+级
理由。休克团队应基于机构内可用的专科和关键技术平台的可及性来构建,确保全天候可用(图1)[2]。多学科团队应由具备以下专业能力的临床医生组成:识别和诊断CS、准确评估其严重程度和分期、提供高级重症监护,以及及时实施循证管理策略,包括在适当时启动临时机械循环支持(t-MCS)[[13], [14], [15], [16]]。
五项研究共纳入911例患者,报告实施休克团队策略与院内生存率显著提高相关,提高幅度为20%至34%。休克团队管理组的院内生存率在54%至76%之间[[17], [18], [19], [20], [21], [22], [23]]。遗憾的是,结果受到研究设计的限制(单中心研究;采用前后干预方法学)。虽然另外两项采用相同方法学的回顾性研究未观察到院内死亡率的显著差异,但它们报告休克团队管理组的长期生存率显著改善[24,25]。此外,一项纳入1242例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性注册研究证明,与没有专门团队的医院相比,已建立休克团队的医院院内生存率显著更高[26]。发病率结局的研究较少。两项研究报告休克团队策略与透析需求减少相关[24,25]。
R2. 专家建议通过以具有多学科休克团队的休克专家中心为核心的结构化区域网络对CS患者进行讨论和管理,确保根据可用资源和专业知识对患者进行充分转诊和管理。
证据级别,专家意见
理由。若干专家意见提出了不同的CS管理组织模式,适应机构资源和跨专业协作,但其目标统一,即优化协调和效率以改善临床结局[[27], [28], [29]]。迄今为止,尚无研究直接比较不同的休克团队组成。
实施标准化方案用于CS的诊断和分类(例如,使用SCAI分类[30])以及基于监测和生物标志物的随访,已被证明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临床决策中的延迟和不一致。多项研究证明采用此类方案后患者结局显著改善[18,19,31,32]。此外,方案明确规定了每位团队成员的角色的职责,减少了模糊性并防止了与任务分配相关的冲突[33,34]。
领域2:症状性药物治疗
R3. 在CS患者中,专家建议在诊断CS时停用慢性心力衰竭治疗,以避免血流动力学状态恶化。
证据级别,专家意见
理由。慢性心力衰竭(HF)药物在最新国际指南中已有充分描述[35,36],包括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和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尽管这些药物(“四大支柱”)联合使用时具有协同效应,可降低(全因和心血管)死亡率及HF住院率,改善HF患者的生活质量,但它们也有许多副作用,包括低血压、心动过缓和肾功能恶化风险。
尚无随机试验比较在CS诊断时继续使用与停用β受体阻滞剂的情况。在TRIUMPH研究的事后分析中,缺血性CS诊断后24小时内接受β受体阻滞剂的患者死亡率增加[37]。然而,多中心Frenshock注册研究的事后分析提示,在不同病因的CS患者中,继续使用β受体阻滞剂与超额死亡率无关。尽管如此,接受β受体阻滞剂的人群病情严重程度显著低于未治疗组[38]。
与β受体阻滞剂类似,尚无随机试验评估在CS诊断时继续使用ACEi或ARB的情况。在TRIUMPH的事后分析中,早期引入心血管治疗(β受体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与死亡率增加相关[37]。然而,这仅在β受体阻滞剂组的亚组分析中具有显著性,而在接受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的患者中则不显著(但n=11)。鉴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主要具有降压药理作用,且其半衰期有时较长,不推荐在此情况下处方该治疗类别。目前,尚无关于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或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在CS中使用的数据。然而,相关的代谢风险(如正常血糖性酮症酸中毒)和肾脏风险(如急性肾损伤)提示,在CS诊断时不应继续使用这些药物类别。
R4. 专家建议,对于以需要大剂量血管升压药和/或心输出量不足为特征的显著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CS患者,不应开始使用利尿剂。
证据等级,专家意见
理由。文献回顾未发现专门探讨系统性利尿治疗对急性肺水肿合并心源性休克(CS)患者(相较于急性心力衰竭(HF)患者)获益的数据[39]。基于最佳实践和SCAI休克分类,血流动力学不稳定(SCAI D级和E级)的患者一般应避免使用利尿剂,仅在较早阶段(SCAI A级、B级以及部分SCAI C级)考虑使用。来自急性HF队列的证据提示利尿剂对死亡率和再住院率可能有积极影响[[40], [41], [42]]。对于存在淤血、高血容量和/或心肾综合征的特定CS表型,CS团队可讨论使用利尿剂,尤其是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相关CS患者(HF-CS)。有指征时,建议袢利尿剂作为一线治疗[43],优选静脉途径,弹丸式注射与持续输注之间无明显优势[44]。
R5. 血管升压药
R5A. 去甲肾上腺素应作为CS患者的一线血管升压药。
证据等级,1+级
R5B. 需要血管升压药的CS患者不应使用多巴胺,除非它是唯一可用的血管升压药。
证据等级,1-级
R5C. 需要血管升压药的CS患者可能不应使用肾上腺素。
备注:然而,专家建议在无其他选择时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抢救策略时可考虑使用肾上腺素。
证据等级,2-级
R5D. 尚无证据推荐在CS患者中使用血管加压素或血管紧张素2。
理由。去甲肾上腺素主要通过α₁肾上腺素能刺激增加外周血管收缩,并具有适度的β₁正性肌力作用和极小的变时效应。因此,去甲肾上腺素不应被视为纯粹的血管加压药,而应视为一种正性肌力血管加压药,兼具强效的α₁介导的血管收缩与中等强度的β₁肾上腺素能正性肌力活性。这种β₁效应可在特定患者中增强心肌收缩力和心输出量,尤其是在存在心肌抑制的情况下[45,46]。这一药理特征能够有效恢复平均动脉压(MAP),同时避免过度心动过速及随后增加的心肌氧耗。在现有的少数随机对照试验和大规模观察性研究中,去甲肾上腺素在心源性休克病例中始终表现出优于多巴胺的安全性特征。在SOAP-II试验中,其心源性休克亚组纳入280例患者,多巴胺与去甲肾上腺素相比与更高的28天死亡率和更频繁的心律失常相关[43]。同样,在CardShock注册研究中,肾上腺素暴露与90天死亡率增加独立相关[47]。在纳入57例再灌注后AMI相关休克患者的OptimaCC随机试验中,肾上腺素导致难治性休克、心动过速和乳酸酸中毒的发生率更高,而去甲肾上腺素在无不良代谢效应的情况下实现了相当的心输出量改善,尽管该安全性结局是由数据安全监查委员会(DSMB)事后定义的[44]。随后的一项个体患者荟萃分析汇总了16个队列共2583例患者,证实了这些发现,显示肾上腺素使用与短期死亡率增加约五倍相关(校正OR≈4.7)[48]。最后,一项针对多巴胺抵抗性心源性休克的初步随机对照试验报告,去甲肾上腺素+多巴酚丁胺与肾上腺素之间的心脏指数增加相似;然而,肾上腺素引起更高的心率、更多的心律失常和代谢性酸中毒,从而进一步证实去甲肾上腺素具有更优的耐受性[49]。综上所述,这些数据使去甲肾上腺素成为心源性休克的首选血管加压药,与肾上腺素相比提供更稳定的血流动力学和更少的代谢应激[49,50,48,47]。相反,肾上腺素提供强效的β₁和β₂刺激,可增加心输出量,但往往以明显心动过速、心肌氧耗升高以及因β₂肾上腺素能刺激糖酵解而导致高乳酸血症为代价。这些代谢效应可能促进心肌缺血恶化和难治性休克[[44], [45], [46]]。此外,肾上腺素治疗期间室上性或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频繁,可能损害心源性休克中本已脆弱的心室功能。基于这些原因,其使用应限于特定情况,如心脏骤停(其强效的血管加压和正性肌力作用有助于恢复自主循环),或作为去甲肾上腺素未能达到目标灌注压时的挽救药物。
在心源性休克的混合型或血管麻痹型中,深度血管扩张与泵衰竭并存,在去甲肾上腺素基础上加用血管加压素——一种纯血管加压药——可能是有用的辅助手段。血管加压素通过V₁a受体起作用,独立于肾上腺素能通路恢复血管张力,并可能有助于减少儿茶酚胺需求。然而,与任何缺乏β₁肾上腺素能活性的血管加压药一样,血管加压素主要通过升高全身血管阻力从而增加左心室后负荷来升高动脉压,这在严重泵衰竭中可能进一步损害心输出量。在低剂量输注(0.01–0.04 IU/min)时,它可逆转已暴露于高剂量去甲肾上腺素患者的难治性低血压,尽管必须时刻警惕过度血管收缩或缺血性并发症,以尽量减少其后果。支持血管加压素用于单纯心源性休克的证据仍然稀少,仅限于心脏术后或ECMO人群的研究,这些研究提示在节省儿茶酚胺策略中可能获益[51]。
血管紧张素II是另一种靶向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非肾上腺素能替代选择。通过作用于AT₁受体,它诱导强效血管收缩,并可能恢复严重血管麻痹或肾上腺素能受体下调患者的血管反应性[49]。作为一种无内在正性肌力特性的纯血管收缩剂,血管紧张素II也会增加左心室后负荷,因此其在严重心肌功能障碍患者中的使用需要特别谨慎。来自ATHOS-3试验和事后分析的数据表明在选定病例中可能有血流动力学获益,但关于单纯心源性休克的证据稀少[50]。尚无以患者为中心的结局报告,也没有心源性休克患者的数据可用。使用时,应始终在有创血流动力学和代谢监测下启动,以防止后负荷过度增加,这可能进一步损害左心室输出。
R6. 正性肌力药
R6A. 心源性休克患者可能应使用正性肌力药。
证据水平,2+级
R6B. 多巴酚丁胺或米力农可能应作为心源性休克患者的一线正性肌力药。
证据水平,2+级
R6C. 数据不足以支持在心源性休克患者中(包括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患者)将一种正性肌力药优先于另一种作为一线选择。
R6D. 肾上腺素可能不应作为心源性休克患者的正性肌力药使用。
备注:然而,专家建议在没有其他选择可用时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抢救策略时考虑使用肾上腺素。
证据水平,2-级
理由。大多数关于心源性休克管理的国际指南和叙述性综述提倡使用正性肌力药以恢复组织灌注[4,51,49,50]。然而,尚无试验在心源性休克患者中比较正性肌力药与安慰剂。Capital DOREMI2试验(NCT05267886)是一项多中心、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于2022年开始招募,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该试验试图确定在心源性休克(SCAI休克C级或D级)初始阶段,12小时正性肌力药(多巴酚丁胺或米力农,由主治医师酌情决定)与12小时安慰剂相比是否能获得更好的结局。12小时后,允许医师转为使用其选择的开放标签药物。
尽管2016年ESC心力衰竭指南推荐多巴酚丁胺作为“一线”正性肌力药物[48],但当前指南并未提供明确的一线正性肌力药物推荐[36]。然而,多巴酚丁胺被认为是心源性休克(CS)患者中最广泛使用的正性肌力药物[47,52]。其广泛采用可能归因于其历史先例——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以及其有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特别是其短半衰期,巩固了其作为全球常用一线正性肌力药物的地位[53]。
DOREMI试验[7]是一项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纳入192例CS患者(SCAI休克分级B至E级),旨在比较米力农与多巴酚丁胺对临床结局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种药物在主要复合结局方面无显著差异,该复合结局包括院内全因死亡、复苏后心脏骤停、接受心脏移植或临时机械循环支持(t-MCS)、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卒中,或启动肾脏替代治疗(RRT)。次要结局包括正性肌力药物使用时长、心脏ICU住院时间、乳酸正常化以及导致医疗团队干预的心律失常,均显示无统计学显著差异。这些发现表明,尽管存在药理学差异,米力农和多巴酚丁胺在CS中产生相当的临床结局。然而,米力农的半衰期延长,约为两小时(在急性或慢性肾损伤患者中进一步延长)[54],与多巴酚丁胺极短的半衰期(两分钟)形成显著对比,从而使多巴酚丁胺在急性危重情况下更易于滴定和管理。
最新ESC指南建议,由于其作用机制不依赖于β-肾上腺素能受体,3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如米力农)在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CS患者中可能优于多巴酚丁胺[36]。然而,在DOREMI试验的事后亚组分析中,针对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CS患者,多巴酚丁胺与米力农在主要复合结局方面未观察到显著差异[55]。
因此,在许多国家,米力农比多巴酚丁胺更昂贵,且可能受到获取限制或供应有限,而多巴酚丁胺广泛可及、价格低廉,且为大多数重症监护团队所熟悉。这些因素,连同多巴酚丁胺的短半衰期和易于滴定,继续支持其作为常规临床实践中一线正性肌力药物的广泛使用。
SURVIVE[56]是一项大型、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在无CS的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HF)患者中比较了多巴酚丁胺和左西孟旦,发现主要结局(180天全因死亡率)无显著差异。安全性和耐受性分析显示,与多巴酚丁胺相比,左西孟旦给药与收缩压和舒张压更明显的初始下降相关。此外,左西孟旦引起更大且更持久的心率增加,持续至5天,并在前31天内呈现心房颤动发生率增加的趋势(p = 0.05)。REVIVE-I和REVIVE-II研究[57]在急性失代偿性HF患者中也观察到了关于临床结局、安全性和耐受性的类似发现。
然而,若干荟萃分析[58,59]提示左西孟旦相较于多巴酚丁胺可能具有短期获益。这些分析报告了生存改善的趋势,但证据质量仍然非常低,主要归因于研究间的异质性、样本量小以及患者选择和研究设计中可能存在的偏倚。
鉴于缺乏针对心源性休克(CS)患者的特定数据,对结果的推断应谨慎考虑。LevoHeartShock试验(NCT04020263)是一项前瞻性、双盲、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旨在填补关于严重CS最佳正性肌力策略的证据空白。该试验比较早期使用左西孟旦与安慰剂在接受血管升压药和标准正性肌力药物(一线多巴酚丁胺)治疗的CS患者中的效果,主要复合终点包括30天死亡率、VA-ECMO和肾脏替代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ESC关于Takotsubo综合征的国际专家共识文件建议,左西孟旦可作为儿茶酚胺类正性肌力药物在Takotsubo综合征合并CS中的安全且可能有效的替代选择[60],尽管其获益证据有限[61]。
最新ESC指南建议,在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CS患者中,左西孟旦可能优于多巴酚丁胺,因为其作用机制不依赖于β肾上腺素能受体[36]。虽然SURVIVE试验的事后分析(该试验在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而非CS中进行)表明左西孟旦在合并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可能优于多巴酚丁胺[62],但这些发现对CS的适用性仍不确定。
因此,尽管左西孟旦在特定CS场景中仍是一种治疗选择,特别是在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或合并Takotsubo综合征的患者中,但其在CS中常规替代多巴酚丁胺使用缺乏强有力的证据。
尽管OptimaCC研究(一项在AMI-CS中比较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多巴酚丁胺的随机对照试验)的作者未能证明组间死亡率差异,但该研究因接受肾上腺素组难治性休克发生率过高(37% vs 7%;p = 0.008)而提前终止[63]。由于肾上腺素在CS中的诸多不良反应[64],目前大多数国际指南推荐去甲肾上腺素优于肾上腺素[65]。
R7.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专家不建议对无呼吸或神经功能衰竭的CS患者使用镇静镇痛以降低心肌氧耗。
理由。在静脉麻醉药物作用下,基线氧耗(VO2)降低10%至15%[66],主要由于交感神经系统活性降低,部分归因于心肌氧需求下降[67]。此外,一项在少量患者中进行的研究表明,当急性心力衰竭患者接受机械通气联合肌肉松弛时,通过减少呼吸做功,VO2降低约20%[68]。然而,除了在少量患者中进行的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研究外,尚无临床研究证明镇静镇痛在CS中有明确获益。这可能由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所解释;镇静可能产生不良血流动力学效应,包括因交感张力降低导致心输出量、体循环血管阻力和平均动脉压下降[69]。
阿片类药物偶尔用于缓解呼吸困难和焦虑,但其与剂量依赖性副作用相关,如恶心、低血压、心动过缓和呼吸抑制。在急性心力衰竭(HF)中,回顾性研究提示吗啡给药与预后恶化相关。更具体地说,吗啡与呼吸抑制相关,可能导致机械通气、住院时间延长、重症监护室(ICU)入住增加和死亡率增加[[70],[71],[72],[73]]。因此,最新欧洲指南不推荐在急性HF中常规使用阿片类药物[36]。然而,对于严重疼痛或焦虑的患者,或在症状管理为优先的姑息治疗环境中,可考虑有针对性地使用。
R8. 在心源性休克(CS)患者中,专家建议当血红蛋白水平低于8 g/dL时考虑输注同种异体红细胞。
备注:CS患者输血决策应由非特异性参数(年龄、性别、患者病史、既往心脏骤停、血流动力学和血容量状态、出血情况等)驱动,非CS患者亦然。
证据等级:专家意见
理由。CS中同种异体红细胞输注的最佳阈值尚未在科学上确立,仅有针对未筛选危重症患者的国际共识声明可用[74,75]。
经倾向评分调整后,北美1400余例CS患者的回顾性数据提示,在血红蛋白< 8 g/dL的患者中,红细胞输注与住院生存率存在有利关联[76]。对于血红蛋白≥ 8 g/dL的患者,未发现此种关联。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背景下近期可用的数据提供了有趣的见解。MINT是一项在3500余例ACS患者中进行的开放标签随机对照研究,但未提供CS患者数量的详细信息,该研究未揭示在血红蛋白阈值7−8 g/dL的“限制性”输血策略与目标血红蛋白阈值≥ 10 g/dL的“宽松”策略之间,主要终点(30天时ACS复发和死亡)存在显著差异。然而,作为次要终点,观察到心血管死亡率降低方面的获益。此外,亚组分析显示,在1型ACS、慢性或急性HF、左心室射血分数受损或eGFR < 30 mL/min/1.73 m2的患者中,主要终点方面存在获益[77]。REALITY试验是一项随机、对照、开放标签研究,纳入660余例ACS患者,但排除了CS患者。30天时的主要终点为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复合终点:全因死亡、卒中、复发性ACS和因缺血导致的紧急血运重建。该试验证明,“限制性”输血策略(建议血红蛋白阈值<8 g/dL时输血,血红蛋白目标为8至10 g/dL之间)与“宽松”策略(建议血红蛋白阈值<10 g/dL时输血,目标血红蛋白阈值≥11 g/dL)相比具有非劣效性[77,78]。然而,鉴于缺乏关于CS患者的具体数据,将这两项试验的结果外推至ACS应谨慎对待。
R9. CS患者可能不应使用治疗性低温。
证据等级,2级-
理由。治疗性低温最初是在心脏骤停背景下因其神经保护作用而受到评估,此后在CS背景下因其对血流动力学参数、器官功能障碍和死亡率的潜在影响而受到评估。在一项纳入20例患者的随机初步试验中,与常温治疗相比,低温治疗(33 °C)的患者表现出心输出量改善和梗死面积减小,但死亡率未改变[79]。然而,在另一项纳入40例AMI-CS患者的RCT中,轻度治疗性低温(33 °C)未能显示对24小时心脏功率指数有实质性影响,且干预组动脉乳酸水平更高、下降更慢[80]。此外,治疗性低温与死亡率改善无关。这些结果被HYPOECMO试验所证实,该多中心研究在VA-ECMO支持的难治性CS患者中显示,与严格常温(36−37 °C)相比,低温(33−34 °C)并未显著降低死亡率[81]。一项证实这些发现的荟萃分析确认低温对死亡率无显著影响,但可能与某些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改善相关[82](图2)。
领域3:病因治疗
- 血运重建
R10A. 在急性心肌梗死(AMI)-CS患者中,应尽快进行冠状动脉造影
证据等级,1+级
R10B. 在AMI(ST段抬高型和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NSTEMI)CS患者中,应尽快通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对罪犯病变进行血运重建,以改善中期和长期生存率。
备注:与非CS的STEMI/NSTEMI患者不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对于晚期就诊的AMI-CS(胸痛发作至冠状动脉造影之间>12小时),是否对罪犯血管进行再灌注以及采用何种手术方式(PCI vs CABG)可基于CS团队讨论决定。
证据等级,1+级
R10C. 在多支血管病变的AMI-CS患者(STEMI/NSTEMI)中,应优先在初次造影时仅对梗死相关动脉进行PCI血运重建,而非罪犯病变的PCI推迟进行,以减少早期死亡率/肾功能衰竭的复合终点。
备注:初次手术后,若患者仍处于休克状态,CS团队应权衡获益/风险比(受累心肌、PCI技术方面)考虑分期血运重建。
证据等级,1+级
理由。关于血运重建对梗死相关动脉在急性心肌梗死(AMI)合并心源性休克(CS)处理中的价值,最重要的一组信息来源于SHOCK试验[[83], [84], [85]]。SHOCK试验是唯一一项随机研究,显示早期血运重建(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64%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36%)与药物稳定治疗相比,尽管对30天死亡率无获益,但改善了6个月和1年的生存率。在该试验中,心肌梗死至随机化的中位时间为12小时,25%的人群心肌梗死至随机化时间>20小时,且未观察到心肌梗死至随机化时间与血运重建策略获益之间的统计学交互作用。初始血运重建策略的获益已在许多全国性队列研究的所有患者亚组中得到证实,包括老年患者[[86], [87], [88], [89]],这强调了对AMI-CS患者采取初始侵入性管理方法的必要性。
CULPRIT-SHOCK研究是唯一一项专注于AMI-CS(60%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40%为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期间非梗死相关动脉管理的随机试验。仅在初次血管造影时,该研究显示梗死相关动脉PCI组30天全因死亡或肾脏替代治疗(RRT)显著降低[11]。在1年随访时,两组间死亡率无显著差异[11]。其他注册研究数据证实该策略有降低院内死亡率的趋势[90,91]。重要的是,在CULPRIT-SHOCK试验的“仅处理梗死相关动脉”组中,分期血运重建计划是一种常见且可接受的实践,该组中30%在30天内接受了额外PCI,50%-60%在六个月内接受了额外PCI。
R11A。在AMI-CS中,专家建议将纤维蛋白溶解治疗仅限于STEMI患者,且在初始诊断后无法快速获得冠状动脉血运重建(<120分钟)且胸痛发作<6小时的情况下使用。
证据级别:专家意见
理由。尚无随机研究评估全身溶栓治疗相对于直接血管成形术策略在CS患者中的优越性。仅有一项大规模回顾性研究(5297例接受溶栓治疗的STEMI-CS患者与110452例接受直接血管成形术治疗的患者比较),即使在倾向匹配分析后,全因院内死亡率也无任何差异(30.8% vs. 30.3%,校正比值比0.97[95%置信区间0.90-1.05];p=0.50)[92]。另一方面,纤维蛋白溶解组出血并发症更多(13.5% vs. 9.9%;p<0.001),印证了较早的GUSTO-I亚组分析结果[93]。在CS患者中,仅接受PCI治疗的患者显示死亡率显著降低。
纤维蛋白溶解治疗本质上降低了在无可用直接PCI情况下发生休克的可能性。因此,在没有介入技术平台或在国际指南推荐的时间范围内难以获得介入技术平台的地区,必须提供该治疗[[94], [95], [96]]。
R11B。在AMI-CS患者中,如果PCI不可行,可能应尽快通过CABG对梗死相关病变进行血运重建,以改善中期和长期生存率。
证据级别,2+级
理由。在SHOCK试验中,随机分配至早期血运重建的患者接受PCI或CABG的死亡率无差异,30天和一年时无论血运重建方式如何,生存率相似。此外,针对转诊接受CABG的CS患者的观察性研究报告了急诊血运重建的可接受结局[97,98]。
关于AMI合并CS患者血运重建的建议总结于图3A。
- 瓣膜病变矫正
R12A。对于因主动脉瓣狭窄相关CS就诊的患者,专家组建议在可逆诱因被纠正后行紧急瓣膜干预。
证据等级:专家意见
R12B。在CS患者中,当条件适合时,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可能应优先于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作为一线选择。
证据等级,2+级
理由。主动脉瓣狭窄(AS)是高收入国家最常见的瓣膜疾病。AS相关CS若不干预,短期死亡率极高[99]。除内科管理(心肌缺血、快速性心律失常、容量变化等情况的诱因纠正)和偶尔使用临时机械循环支持(t-MCS)外,解除主动脉梗阻的时机似乎至关重要[100]。危重患者的外科干预可行,但院内死亡率可高达50%[101]。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在当前指南中已成为症状性重度主动脉瓣狭窄、年龄≥70岁且为三叶式主动脉瓣患者的I类推荐(A级证据)[102,103]。CS是TAVR随机临床试验排除的一个特定患者亚群,对这类患者单纯药物治疗并不可靠,而外科手术常被认为禁忌。因此,瓣膜性心脏病管理指南仍推荐在AS相关CS中使用球囊主动脉瓣成形术(BAV)进行稳定,作为需要紧急高风险非心脏手术的重度AS患者通向确定性(外科或经导管)策略的桥接。虽然BAV可作为通向确定性治疗的桥接,但其获益是暂时的,且急性主动脉瓣反流等并发症并不少见[[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TAVR提供更好且更持久的血流动力学改善,可能转化为更好的结局。该操作在急性或急诊情况下可行,尽管并发症率高于择期患者,但对该极高危人群而言死亡率可接受[[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TAVR在CS中推广的限制仍包括操作费用以及解剖或后勤方面的考量。虽然CS中最佳的确定性主动脉瓣置换策略仍未知,但应始终倾向于经皮途径,尤其是TAVR[118,119]。
R13。对于因主动脉瓣反流相关CS就诊的患者,专家建议启动CS团队,根据潜在病因、患者特征和当地经验,讨论并决定最佳策略(经皮途径与外科途径)的时机和选择。
证据等级:专家意见
理由。主动脉瓣反流(AR)相关CS不常见,但若不及时纠正,会导致极高的院内死亡率。病因应明确二分:
对于由感染性心内膜炎、急性主动脉夹层或机械人工瓣膜功能障碍引起的急性AR,通常必须进行手术[13,103]。
当机制为生物瓣膜退变(瓣中瓣TAVR)、瓣周漏或医源性AR时,可考虑经皮途径[120]。
对于无法手术或极高危患者的自体瓣膜AR,使用新一代自膨胀或专用器械(如JenaValve Trilogy、J-Valve)的TAVR近期在注册数据和早期可行性试验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手术成功率(>90%)和(至少)短期生存率。然而,纯自体瓣膜AR的TAVR在技术上仍具有挑战性,原因是缺乏瓣环或瓣叶钙化,这影响了经导管假体的锚定和固定,常存在大瓣环,以及器械栓塞或移位的相关风险。这些解剖特征需要仔细的术前CT规划和选择专用或可过度尺寸匹配的器械。
虽然证据仍限于小型系列和注册研究,但手术技术的改进和器械的演进已将经皮选择扩展至特定病例。ESC/EACTS 2025指南现已认可TAVR用于无法手术的纯自体瓣膜AR患者(IIb类推荐,证据水平B)[103]。在CS情况下,决策必须保持个体化并由心脏团队主导,综合考虑紧迫性、终末器官衰竭的可逆性以及解剖可行性[[121], [122], [123]]。
R14A. 对于因二尖瓣反流而出现CS的患者,专家建议在急性/可逆性负面触发因素已被纠正后讨论紧急瓣膜干预。
备注:文献中缺乏足够数据来单独考虑合并CS时器质性和继发性/功能性二尖瓣反流(MR)的管理。然而,对于重度功能性MR(无论是新发还是慢性),应根据患者的合并症和状况与CS团队讨论心脏移植或持久性机械循环支持(MCS)。
证据水平:专家意见
R14B. 对于因重度二尖瓣反流而出现CS的患者,专家建议在心脏团队讨论后考虑紧急二尖瓣经导管缘对缘修复(M-TEER)。
证据水平:专家意见
理由:由于MR是CS的诱发因素,纠正MR似乎是合理的。当前指南推荐外科管理,尤其是对于退行性(原发性)MR。然而,在CS情况下手术可能具有挑战性,且相关数据 scarce,凸显了进行全面多学科心脏团队讨论的必要性。在471例心肌梗死后二尖瓣反流患者中(包括35%的CS),与药物治疗相比,早期纠正MR与更低的院内死亡率和1年死亡率相关[83]。
已有数据支持经导管治疗,主要是M-TEER,其并发症发生率低,可作为急性失代偿性MR患者的挽救治疗或手术桥接[124]。然而,M-TEER的可行性有时存疑,因为解剖因素(乳头肌断裂……)可能妨碍该技术的使用。一项对1192例因CS合并二尖瓣疾病住院患者的全国性匹配队列分析显示,与未进行任何MR矫正的患者相比,接受M-TEER治疗的患者院内死亡率和1年死亡率显著更低[125]。此外,在3797例接受M-TEER治疗的CS合并显著MR患者中,手术成功与更低的1年死亡率或心力衰竭住院率相关[126]。正在进行的随机CAPITAL MINOS试验(NCT 05298124)旨在评估M-TEER与标准治疗对SCAI C级或D级CS合并3级及以上MR患者生存的影响,未来将提供宝贵数据[127]。
R15. 由于文献中缺乏数据,专家组对CS患者是否应提高心率不作推荐。
理由。提高心率以改善CS(或晚期心力衰竭)患者预后仍存争议,除非是在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或窦房结功能障碍所致心动过缓引起的休克背景下。文献中无相关数据可用。
关于CS患者其他病因治疗的建议总结于图3B。
领域4:器官支持
机械通气
R16A. 对于CS合并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的患者,可能应启动有创机械通气。
证据水平,2+级
R16B. 鉴于证据不足,专家无法对无创通气作为CS合并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的一线治疗作出推荐。
R16C. 若尝试将无创通气作为一线治疗,应由经验丰富的团队谨慎实施,频繁重新评估并与重症监护医师讨论,以免延误插管。
证据水平,专家意见
R16D. 专家建议CS合并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不使用经鼻高流量氧疗。
证据水平,专家意见
理由。急性呼吸衰竭是CS常见且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继发于左心室充盈压升高和肺毛细血管压升高。呼吸衰竭的发生率因多种因素而异,包括CS分期、基础肺功能以及左或右心室功能障碍的血流动力学状态。
近期观察性研究表明,因CS入住ICU的患者中约半数需要通气,包括有创机械通气(IMV)、无创通气(NIV),以及较少使用的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128], [129], [130], [131], [132]]。
正压通气在CS中可产生有利的血流动力学效应,导致肺楔压、左心室后负荷、心肌氧耗和呼吸做功降低,以及心脏指数和氧合改善[68,133,134]。
两项评估心源性休克(CS)患者使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的小规模单中心研究显示,呼气末正压(PEEP)可增强对左心室前负荷和后负荷的血流动力学效应 [135,136]。事实上,PEEP 还可能通过降低过高的心脏前负荷同时降低左心室跨壁压(即后负荷),从而增强左心室衰竭患者的心肌性能和心输出量。相反,在以右心室衰竭为主的情况下,PEEP 可能损害血流动力学。尽管通气被频繁使用,但很少有研究评估其对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在多项研究中,需要 IMV 的急性呼吸衰竭与较高的院内死亡率和 30 天死亡率相关,尤其是在表现为严重休克和低灌注征象的患者中,并可能是疾病严重程度较高的标志 [128,129,132,135]。在 TRIUMPH 研究和 CULPRIT-SHOCK 研究的事后分析中,晚期插管与死亡率增加相关 [129,135],但在聚焦于 CS 的研究中,未描述急性呼吸衰竭的准确定义和启动机械通气的标准。在无 CS 的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文献中,当需要超过 6 L/min 的氧气(即 FiO2 至少 40%)或 PaO2/FiO2 ≤ 200 mm Hg 且呼吸频率高于 25 次/分或出现呼吸窘迫的临床征象时,建议在常规氧疗失败的情况下使用其他支持方式 [136]。
专家组建议根据近期关于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氧疗的共识会议应用插管标准 [137]:心跳或呼吸骤停、需要血管升压药的休克、尽管采用最大氧合策略仍持续或加重的低氧血症、反复发作的 SpO2 < 86% 的血氧饱和度下降、呼吸窘迫的临床征象、出现或加重的意识障碍、呼吸性或混合性酸中毒、呼吸频率 > 30 的呼吸急促或呼吸频率恶化、支气管分泌物潴留或大量分泌物、躁动、对氧合方式不耐受。
当有创操作需要镇静时(例如某些血运重建、t-MCS 植入或其他干预/手术的情况),也应启动 IMV。
近期观察性研究提示,PEEP 的有益效应也可能在 NIV 时出现,NIV 可用于意识清醒的中度呼吸衰竭患者,对死亡率无差异 [128,130,138]。然而,这些观察性研究的证据水平非常低,专家无法就 NIV 作为一线治疗提出推荐意见。
如果尝试将 NIV 作为一线治疗,应由经验丰富的团队谨慎实施,并与重症监护医师讨论后进行,适用于无禁忌证的选定患者,禁忌证包括未纠正的低血压或无法保护气道(脑病、昏迷、呕吐)或无法咳出大量分泌物、躁动、不合作的患者;应评估合适的接口和人机同步性,并在 one hour 内密切重新评估。
可根据各中心的实践使用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或无创吸气和呼气压力支持通气 [139]。
一些研究将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与无创通气(NIV)在心源性肺水肿中进行了比较,但大多数排除的患者处于休克状态,且结果不一致。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和一项回顾性研究中,HFNC似乎因正压应用效果较差而具有更高的失败率[140,141],而其他小规模生理学研究和荟萃分析则提示HFNC与更高的治疗失败风险无关[[142], [143], [144]]。
肾脏替代治疗
R17. 对于需要液体清除的CS患者,专家不建议早期使用肾脏替代治疗。
备注:与其他病因所致休克患者相比,尚无证据考虑对CS患者采用特定的肾脏替代治疗(RRT)标准。相同的指南适用于这些患者。
理由。CS患者的液体清除有可能减轻肺循环和体循环淤血并改善氧合。然而,缺乏直接比较利尿剂与RRT在CS患者中应用的证据。评估利尿剂与RRT治疗心力衰竭的11项随机对照试验中,绝大多数排除了血压<90 mmHg、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或正在接受正性肌力药物的患者,因此无法纳入本分析[145,146]。因此,无法就CS患者液体清除时RRT与利尿剂的选择提供推荐。多项随机试验评估了重症监护病房中严重急性肾损伤且无紧急RRT指征患者早期与延迟启动RRT的比较[[147], [148], [149], [150], [151]]。大多数研究采用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作为RRT技术。其中,ELAIN试验[147]纳入了较大比例的心脏手术后患者(47%),但这些试验均未报告CS发生率的数据,进一步限制了其在该情境中的适用性。Li等[152]开展的一项单中心初步RCT探讨了在41例心脏切开术后CS患者中,无论常规RRT指征如何,在ECMO启动后12小时内早期启动RRT的可行性和潜在获益。该研究发现,早期RRT组(61.9%)与标准治疗组(75.0%;p = 0.51)之间30天全因死亡率无显著差异。早期RRT组的乳酸清除率更高(0.56 ± 0.4 vs. 0.28 ± 0.4 mmol/L/h;p = 0.04)。未观察到与RRT实施相关的不良事件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显著差异。在一项历史对照队列研究中,Tu等[153]评估了预防性RRT与155例心脏切开术后CS患者生存的关联。他们比较了两个时期:常规RRT(根据标准指征启动)和预防性RRT(对所有患者实施早期目标导向RRT)。该研究发现,预防性RRT组的住院死亡率显著更低(38.0% vs. 59.2%;p < 0.01)。此外,预防性RRT组的肾功能未恢复发生率更低(4.1% vs. 19.4%;p = 0.026),肾功能完全恢复时间更短(12 ± 15天 vs. 25 ± 15天;p < 0.05)。然而,历史队列中急性肾损伤和血流动力学衰竭的严重程度更高,血压显著更低、乳酸水平更高、血管升压药剂量更大。鉴于研究数量有限及其方法学局限性,无法提出推荐。现有的两项观察性研究受限于其设计、小样本量和潜在偏倚,无法得出任何可靠结论。需要高质量研究来填补这一关键空白。
领域5:临时循环支持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
R18A. 对于合并AMI的CS患者,不应将IABP用作常规临时机械支持。
证据级别,1级-
理由。尽管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降低心脏后负荷和心肌氧耗,同时改善冠状动脉血流,但心输出量的增加有限(0.5 L/分钟),限制了其在心源性休克(CS)中的实用性[154]。纤溶时代的观察性数据主张广泛使用IABP。一项小规模随机对照试验(57例心肌梗死合并持续性低血压患者)发现,与仅药物治疗相比,IABP组6个月全因死亡率无获益(分别为34% vs 43%,p = 0.23),尽管在Killip III和IV级患者亚组中可能有获益[155]。两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了IABP在当代直接血管成形术治疗心肌梗死中的潜在获益。在一项小规模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n = 45)中,Prondzinski等人发现四天内APACHE II评分(主要终点)无改善[156]。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IABP-SHOCK II共纳入600例患者,其主要终点第30天全因死亡率也为中性结果:IABP组39.7% vs 对照组41.3%(p = 0.69)。所有次要终点,如院内再梗死或支架内血栓形成、血清乳酸水平、肾功能或ICU住院时间,组间也相似[157]。该随机对照试验的长期随访发现1年和6年结果相似[158,159]。然而,应强调IABP SHOCK II试验的主要局限性:这是一项开放标签试验,交叉率较高且不对称(对照组10%的患者随后接受了IABP置入)。此外,270例患者(45%)在随机化前接受了复苏,226例患者(37%)接受了治疗性低温,尽管血管麻痹综合征患者可能不会从IABP中获益。此外,作者未报告死亡原因,尽管在脑损伤情况下撤除治疗可能具有显著性。最后,尽管研究进行时未应用SCAI分级,入组患者更可能处于最晚期分级(即C、D和E级)。因此,关于IABP在较轻患者(SCAI B级)中实用性的问题仍然开放。总之,IABP不改善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AMI-CS)患者的预后,IABP在较轻患者(SCAI B级)中的可能获益仍有待证实。
R18B。专家建议对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且存在机械并发症的患者,使用IABP作为初始临时机械支持,作为外科或经导管修复的桥接。
证据级别,专家意见
理由。机械并发症,主要是室间隔破裂和MR,如今在MI后很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CS主要是由于前向每搏输出量的大幅减少,加上肺毛细血管楔压的急性升高所致。考虑到其血流动力学特性,IABP理论上应对机械并发症所致CS的管理有益[160,161]。然而,证据稀少,且机械并发症所致CS的低发生率使RCT无法进行。大多数现有证据来自病例系列或登记研究,这些研究将IABP描述为通往室间隔破裂或MR矫正的桥接手段,而无对照。在一项纳入46例MI后机械并发症(室间隔破裂和MR)CS患者的比较性回顾研究中,Kettner等发现,未使用IABP管理的8例患者30天死亡率为100%,而使用IABP管理的38例患者为61%[162]。在另一项关于92例MI后室间隔破裂所致CS的单中心回顾研究中,包括59例使用IABP的患者,IABP组30天全因死亡发生在36%,而未使用IABP组为94%。经调整后,发现IABP支持是30天全因死亡率的独立保护性预测因素(风险比:0.22;95%置信区间:0.12至0.42;P < 0.001)[163]。尽管考虑到其血流动力学支持有限,IABP相关并发症不常见,但休克团队可预期升级至其他机械支持。
R18C。IABP不应作为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CS的常规临时机械支持使用。
证据水平,1-级
理由。IAPB支持可能非常适合急性失代偿性HF-CS的病理生理学,其特征是对慢性左心室功能障碍(慢性低心输出量)的适应和高阻力伴后负荷不成比例增加,通常为“冷湿”表型[[164], [165], [166]]。
在一项纳入32例失代偿性心力衰竭和低输出量患者的小规模RCT中,IABP在三小时时显著改善了器官灌注,以SVO2(主要终点)评估[167]。值得注意的是,IABP组三十天死亡率为23%,而标准治疗组为44%。
最近,一项多中心随机试验(Altshock-2)旨在评估200例符合心脏移植条件的CS患者中早期使用IABP与标准治疗相比的效果[10]。该试验因无效而停止。在纳入的101例患者中,IABP组60天生存或成功桥接至心脏移植并不显著高于标准治疗组(81% vs 75%,p = 0.45)。两组并发症相当。因此,在该患者人群中常规早期使用IABP在生存或成功桥接至心脏替代治疗方面并未提供有意义的获益。
Impella
R19A。在与CS专家团队讨论后,AMI-CS患者可能应考虑使用Impella CP。
证据水平,2+级
理由。Impella系列装置由经导管置入的侵入性左心室辅助装置组成,可暂时降低心肌负荷和氧耗,同时增加心输出量和终末器官灌注[139]。三项研究专门评估了Impella CP支持在AMI-CS中的结局,并与联合或不联合IABP支持的最佳药物治疗进行了比较[[168], [169], [170]]。其中,仅Møller等人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试验显示,与标准药物治疗相比,Impella CP与STEMI合并CS患者180天死亡率显著降低相关(风险比(HR),0.74;95%置信区间[CI],0.55–0.99;P = 0.04)[126]。相比之下,两项回顾性倾向评分匹配研究未发现与单纯最佳药物治疗相比,Impella CP支持在30天时具有生存获益[169,170]。关于安全性结局,Møller等人的前瞻性随机研究显示,Impella CP支持组的不良事件显著增加(HR:4.74;95% CI:2.36–9.55)。更具体地说,中度或重度出血(HR:2.06;95% CI:1.15–3.66)、肢体缺血(HR:5.15;95% CI:1.11–23.84)以及血培养阳性脓毒症(HR:2.79;95% CI:1.20–6.48)的风险显著更高[168]。同样,两项回顾性研究均发现Impella CP组出血风险显著增加[169,170]。然而,这些研究均未报告卒中发生率的差异。鉴于这些发现,在考虑于AMI-CS中使用Impella CP支持时,我们强调在指定的休克中心进行多学科“休克团队”讨论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对于确保根据Danger-Shock纳入标准选择合适的患者以及尽量减少与使用Impella CP相关的发病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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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 Aissaoui N, Delmas C, Merdji H, et al. Expert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cardiogenic shock. Ann Intensive Care. 2026. PMID: 41994317. doi:10.1016/j.aicoj.2026.100038
- 全文:PMC1308166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308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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