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科呼吸窘迫初始评估指南
法国急诊医学会(SFMU)与法国重症医学会(FICS)组织30名专家,按GRADE方法制定成人急诊呼吸窘迫初始评估的专家推荐。工作围绕三个领域:严重度评估、初始评估与分诊、诊断方法,共13个PICO问题,最终形成20条推荐,其中2条为强推荐(GRADE 1)、6条为条件推荐(GRADE 2)、12条基于专家意见;另有3个问题因证据不足未形成推荐。推荐强调呼吸频率、辅助呼吸肌使用和意识改变是预后不良的警示征象,并建议使用结构化分诊量表、考虑低剂量胸部CT在特定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要点
- 呼吸频率>25次/分与气管插管、ICU入住和院内死亡风险增加相关,是监测呼吸窘迫的关键指标。
- 呼吸急促、辅助呼吸肌使用和意识改变 consistently 被识别为预后不良的标记。
- 院前或急诊呼吸窘迫患者,若需ICU级别治疗,专家建议考虑从院前直接收入ICU或急诊短暂稳定后尽快转入ICU,以减少延迟。
- 结构化分诊量表(如FRENCH、MTS)有助于确保低优先级患者安全等待、高风险患者优先处理。
- 低剂量胸部CT在诊断不确定或怀疑下叶病变时可提高诊断精确性,但BMI>35 kg/m²者不能可靠进行。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成人(≥18岁)于急诊科就诊的呼吸窘迫患者,包括院前和院内急诊环境。
- 本指南仅关注心源性或肺源性病因导致的呼吸窘迫,不涵盖代谢性、神经肌肉性或心因性呼吸困难。
- 指南针对自主呼吸患者,不适用于已接受机械通气(有创或无创)的ICU患者。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呼吸窘迫定义为可观察的临床征象组合,提示呼吸功能显著受损,可能伴血流动力学或神经功能受损,反映通气需求与呼吸系统能力不匹配。
- 急性呼吸衰竭的生物学定义:PaO₂<60 mmHg或SpO₂<90%(室内空气),或接受补氧时PaO₂/FiO₂<300 mmHg;高碳酸血症定义为PaCO₂>45 mmHg。
- I型急性呼吸衰竭为单纯低氧血症,II型为高碳酸血症常伴酸碱失衡。
- Roth评分:不能一口气数到20或连续数数超过7秒。
- FRENCH分诊量表:1级需立即医疗评估,2级需20分钟内,3级需1小时内。
- MTS五色编码:红(立即)、橙(非常紧急)、黄(紧急)、绿(标准)、蓝(非紧急)。
- mSOFA评分在院前呼吸窘迫患者中预测48小时院内死亡率优于其他8种评分系统。
- YEARS算法:无深静脉血栓征象、咯血、PE为最可能诊断三项时,D-二聚体阈值用1000 µg/L。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院前调度分诊:结合呼吸频率、SpO₂、呼吸窘迫临床征象和病史进行快速评估;Roth评分(不能一口气数到20或连续数数>7秒)可用于远程评估。
- 分诊:使用经过验证、可靠、可重复的四级或五级分诊量表(如FRENCH、MTS、ESI、CTAS),由急诊分诊护士执行。
- 监测:呼吸频率>25次/分提示气管插管、ICU入住和院内死亡风险增加;应正式测量30秒而非仅12秒。
- 主观呼吸困难评估:改良Borg量表(0-10分)可用于哮喘和COPD患者,与PEF变化呈负相关(哮喘r=-0.31,p<0.05;COPD r=-0.42,p<0.001)。
- 疑似PE诊断策略:YEARS算法减少14%的CTPA使用,失败率0.61%(95%CI 0.4-1%);PEGeD算法避免17.6%的CTPA,失败率0%(95%CI 0-0.29%)。
- 降钙素原(PCT)指导抗生素:5项RCT(n=2364)使用PCT阈值0.25 ng/mL,除一项研究外,均报告抗生素暴露显著减少(15%-50%)而不影响预后;Christ-Crain等2004年研究PCT组66%未用抗生素 vs 对照组17%(p<0.0001)。
- 低剂量胸部CT:在诊断不确定或怀疑下叶病变时可提高诊断精确性;BMI>35 kg/m²者不能可靠进行。
- 老年患者预后评估:临床衰弱量表(CFS)与80岁以上ICU患者短期和长期死亡率相关,且独立于治疗限制决策。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呼吸频率>25次/分:与气管插管、ICU入住和院内死亡风险增加相关。
- 辅助呼吸肌使用(锁骨上、胸骨、剑突下或肋间凹陷)、鼻翼扇动、腹部矛盾运动或Campbell征。
- 意识改变:与预后不良独立相关。
- 不能完整说话、高碳酸血症昏迷、认知迟缓、大汗、胸腹不同步、呼吸过缓直至呼吸停止。
- 发绀:提示气体交换受损。
- 上气道梗阻(如喉梗阻)可在不引起低氧或高碳酸血症的情况下出现明显可闻及的呼吸窘迫征象。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制定机构:法国急诊医学会(SFMU)与法国重症医学会(FICS),30名专家,采用GRADE方法。
- 共13个PICO问题,形成20条推荐:2条强推荐(GRADE 1)、6条条件推荐(GRADE 2)、12条基于专家意见;3个问题因证据不足未形成推荐。
- 投票采用GRADE Grid法,强共识定义为≥70%专家评分在7-9分同意区且<20%在1-3分不同意区。
- 院前调度:丹麦研究显示呼吸困难为第5位急救呼叫原因(8%),24小时死亡率10.5%;Lindskou等前瞻性分析>3000例,自我报告呼吸困难评分联合生命体征预测48小时内ICU入住或30天死亡的AUC为0.72。
- 分诊:FRENCH量表在16名分诊护士中评定者间一致性κ=0.78(95%CI 0.71-0.83),评定者内κ=0.88(95%CI 0.80-0.94);单中心26892例研究ROC曲线下面积0.83(95%CI 0.82-0.83)。
- MTS:单中心回顾性4076例呼吸困难患者,低优先级(蓝或绿)99%在7天时仍存活;Zaboli等7055例疑似PE队列,MTS特异性72.6%(95%CI 71.5-73.6),敏感性54.2%(95%CI 41.5-66.9),阴性预测值99.5%(95%CI 99.4-99.6)。
- 低剂量CT:常规CT使约三分之一疑似CAP患者诊断重新分类;早期CT在59%和45%病例中提高诊断准确性;CT使诊断改变仅9%;CT缩短临床决策时间(6.9 vs 9.5小时);可能缩短住院时间约2天,但对ICU入住、机械通气、感染性休克或院内死亡无显著影响。
- PCT指导抗生素:一项ICU试验(急性COPD加重)显示,PCT指导停用抗生素组死亡率增加(31% vs 12%,p=0.015)。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临床实践指南,基于GRADE方法系统评价文献。
- 推荐强度:2条GRADE 1(强推荐),6条GRADE 2(条件推荐),12条基于专家意见(低水平证据)。
- 专家意见需≥70%同意方保留;弱共识定义为50-70%同意且<20%不同意。
- 局限:3个问题因证据不足或结论不明确未能形成推荐;部分推荐基于专家意见;PCT数据异质性大,需谨慎解读;低剂量CT对发病率、死亡率和医疗资源利用的数据有限,总体临床影响仍不确定。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急诊呼吸窘迫患者,应优先评估呼吸频率、辅助呼吸肌使用和意识状态,这些是预后不良的警示征象。
- 使用结构化分诊量表(如FRENCH、MTS)有助于确保低优先级患者安全等待、高风险患者优先处理。
- 对疑似PE且临床概率低的患者,可考虑YEARS或PEGeD算法以减少不必要的CTPA,但需注意咯血患者仍需行胸部CTPA。
- PCT指导抗生素策略在急诊或住院疑似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中可减少抗生素暴露,但ICU中急性COPD加重患者停用抗生素可能增加死亡率(31% vs 12%),需谨慎。
- 低剂量胸部CT在诊断不确定或怀疑下叶病变时可考虑使用,但BMI>35 kg/m²者不适用,且其临床影响仍不确定。
- 对80岁以上ICU患者,临床衰弱量表(CFS)可辅助预后评估,且独立于治疗限制决策。
- 作者建议:对需要ICU级别治疗的呼吸窘迫患者,考虑从院前直接收入ICU或急诊短暂稳定后尽快转入ICU,以减少延迟。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指南名称:Guidelines for the Initial Assessment of Respiratory Distres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 发布机构:法国急诊医学会(SFMU)与法国重症医学会(FICS)
- 发表年份:原文未明确标注年份(根据内容推断为2024年后,但原文未写明,故不写具体年份)
全文中译21 节 · 点击展开
引言
本临床实践指南(CPGs)是由法国急诊医学会(SFMU)和法国重症监护学会(FICS)发起的联合专家共识过程的成果。旨在解决院前和院内急诊环境中呼吸困难这一临床问题。推荐意见围绕明确界定的PICO(患者、干预、对照、结局)问题构建,涵盖严重程度评估(从院前调度到急诊科分诊)、诊断方法(临床评分、生物标志物、影像学)、治疗决策、监测及患者处置。然而,在讨论这些临床问题之前,本指南强调定义关键术语并阐明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和急性呼吸衰竭的当前概念框架的重要性。
呼吸困难(主观症状):
呼吸困难指“呼吸不正常”、“气短”或“窒息”的主观感受。尽管与疼痛相比研究和认识较少,但呼吸困难与疼痛在流行病学、临床、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两种症状均为常见的、多维度的生物心理社会体验,包含感觉、情绪、认知、行为、文化和精神成分[1,2]。与疼痛不同,呼吸困难通常包含一种独特的恐惧感。它标志着对稳态的严重威胁,并与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等负面情绪密切相关[3]。对于呼吸困难的患者而言,呼吸本身成为痛苦、威胁和即将死亡持续提醒的来源:“感觉就像恐惧——你觉得你再也喘不上气了。它带来恐慌、恐惧和一种紧绷感;”“当呼吸困难达到顶峰时,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4]。
在欧洲呼吸学会(ERS)和欧洲重症监护医学会(ESICM)的主持下,一个国际专家共识最近提出了反映其负面体验强度的呼吸困难更新操作性定义:“呼吸困难是对自身呼吸的不愉快和令人痛苦的感知”[5]。重要的是将呼吸困难与气促相区分,后者指健康个体在运动时经历的正常生理感觉。气促不一定令人不愉快,不会引发窒息的恐惧,并且可以通过减少体力活动来缓解[6]。
从流行病学角度看,呼吸困难是临床医学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无论是急性(如哮喘急性发作、气胸、肺栓塞、肺炎、急性心力衰竭)还是慢性(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慢性心力衰竭、癌症、神经肌肉疾病、肥胖、去适应状态或心理障碍)[[6], [7], [8]]。慢性呼吸困难影响全球约20%的人口。在急诊环境中,呼吸窘迫占所有急诊科就诊的5%–10%,约占住院的10%,以及近20%的重症监护室(ICU)入住[[9], [10], [11], [12]]。重要的是,可观察到的呼吸窘迫体征可能与呼吸困难的主观体验不一致,因此不能可靠地替代患者内在的呼吸负担[13]。根据欧洲呼吸学会(ERS)和欧洲重症监护医学会(ESICM),呼吸困难只能由正在经历它的患者感知和报告[14]。基于这些原因,本指南不聚焦于呼吸困难的主观维度(如强度、情绪或神经植物性影响),而是使用呼吸窘迫这一术语作为一个实用性标签,涵盖通气功能受损的可观察临床表现。本文档中引用的大多数研究并未报告呼吸困难本身的患病率或强度。虽然呼吸困难是急诊科的主要就诊症状,但临床严重程度主要基于呼吸窘迫的客观体征进行评估,如呼吸频率、辅助呼吸肌的使用或低氧血症。
呼吸窘迫(临床观察)
呼吸窘迫定义为一系列可观察到的临床体征,提示呼吸功能显著受损。这些体征可能伴有血流动力学或神经系统损害,并反映通气需求与呼吸系统满足该需求的能力之间的不匹配。临床表现通常包括与气体交换受损相关的表现,如发绀;呼吸做功增加的表现,包括呼吸过速、辅助吸气肌过度使用(尤其是锁骨上、胸骨、剑突下或肋间凹陷)、鼻翼扇动、腹部矛盾运动或坎贝尔征(Campbell征);以及呼吸系统失代偿或衰竭的表现,如无法说完整句子、高碳酸血症性昏迷、认知迟缓、大量出汗、胸腹不同步、呼吸过缓,最终呼吸停止。值得注意的是,上气道梗阻(例如喉梗阻)在查体时可能引起明显的可闻及呼吸窘迫体征,而不一定导致低氧血症或高碳酸血症。
急性呼吸衰竭(生物学定义)
急性呼吸衰竭是指呼吸系统无法确保足够的气体交换,并由客观生物学标准加以定义。其特征是血液氧合急性受损,可通过动脉血气分析加以证实。这包括低氧血症,定义为在环境空气中氧分压(PaO₂)低于60 mmHg或外周血氧饱和度(SpO₂)低于90%,或在接受补充氧疗的患者中PaO₂/FiO₂比值低于300 mmHg。此外,可能伴有高碳酸血症——定义为二氧化碳分压(PaCO₂)高于45 mmHg——伴或不伴相关酸血症。I型急性呼吸衰竭指单纯性低氧血症,而II型涉及高碳酸血症并常伴有酸碱紊乱。该定义为严格生物学定义,未考虑临床呼吸窘迫的存在或患者对呼吸困难的主观体验。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可能涵盖与解剖性右向左分流相关的低氧血症情况,如卵圆孔未闭、发绀型先天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或肺动静脉畸形,即使在没有固有肺实质疾病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在讨论临床评估方式之前,简要回顾急诊环境中呼吸窘迫的主要病因以及初始分诊的关键要素是有益的。呼吸窘迫的病因可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心肺病因——占急诊科所见病例的绝大多数——如急性心力衰竭、肺炎、肺栓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或哮喘的急性加重以及气胸;另一方面是较少见的病因,包括代谢性疾病(如酸中毒或严重贫血)、神经肌肉功能障碍以及精神性呼吸困难。初始分诊应基于快速评估,整合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SpO₂)、呼吸窘迫的临床体征以及患者的相关病史,包括既往合并症。在本指南中,我们选择仅聚焦于呼吸窘迫的心肺病因。
尽管呼吸困难是一种主观症状,但其量化不仅在临床评估、治疗和监测中,而且在临床研究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可使用经过验证的工具,如视觉模拟量表(VAS)、Borg量表或mMRC量表,尤其是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中;然而,它们在急诊科中的常规使用并不一致,且不属于本指南的范围。
最后,2024年,欧洲重症医学会(ESICM)发布了一项国际声明,强调在重症监护病房(ICU)环境中评估和分级接受机械通气患者呼吸困难的重要性[5]。该专家共识主要关注插管或无创通气患者,探讨了危重症个体呼吸困难的神经生理、心理及预后意义。相比之下,本指南专门针对因呼吸困难就诊于急诊科(ED)的自主呼吸患者的评估和早期管理。因此,我们的建议在范围和方法学上有所不同,侧重于急诊科呼吸困难患者的分诊、诊断检查和初始治疗,即在升级至机械支持之前。尽管症状严重程度仍具有临床相关性,但其量化在急诊环境中起次要作用,急诊的重点在于识别呼吸窘迫的体征并及时启动以综合征为导向的管理。然而,两种方法可视为互补。标准化呼吸困难评估工具——尽管在急诊科很少实施——可能有助于更早地对患者进行分层,改善院前、急诊科和ICU团队之间的沟通,并提供患者监测的连续性。未来研究应探索基于症状的严重程度分级如何提高预后准确性并支持自主呼吸患者的临床决策。
方法
本指南由法国急诊医学会(SFMU)和法国重症医学会(FICS)应各自执行委员会的要求,召集30名急诊医学和重症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协作完成。所有专家在开始工作前均完成了利益冲突披露表。
在确定项目目标和方法学框架后,组织委员会确定了本临床实践指南的范围并拟定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个问题分配给若干专家进行审查和起草。所有问题均遵循PICO格式(人群、干预、比较、结局)。使用PubMed™、Cochrane™和www.clinicaltrials.gov数据库进行了系统性文献综述。符合条件的出版物以英文或法文撰写。优先考虑近期证据,评价等级从荟萃分析和随机对照试验(RCT)到观察性研究。对每项研究的样本量和相关性进行单独评估。对于每篇参考文献,根据研究类型和方法学质量确定证据水平。建议使用SFMU和FICS建立的术语和分级系统进行表述。高级别证据产生强推荐(GRADE 1+或1−:“建议……”或“不建议……”),而中级别或低级别证据支持有条件推荐(GRADE 2+或2−:“可能建议……”或“可能不建议……”)。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提供专家意见,表述为:“专家建议……”。
所有推荐意见均逐条呈现并讨论。目的并非强制达成完全共识,而是识别一致、分歧或不确定的领域。随后由所有专家组成员采用1至9分李克特量表对每条推荐意见独立评分,其中1–3分代表不同意,4–6分代表不确定,7–9分代表同意。采用GRADE网格法评估共识。强一致定义为至少70%的专家将推荐意见评定在同意区域(7–9分),且少于20%在不同意区域(1–3分)。在缺乏强共识的情况下,推荐意见被重新表述并在后续投票轮次中重新评估以达成一致。弱共识定义为50–70%的专家同意且少于20%不同意。专家意见——根据定义因支持性文献不足而不予分级——需满足强一致标准(≥70%同意)方可保留。
结果
这些指南围绕三个主要应用领域构建:(1)呼吸窘迫背景下的严重程度评估;(2)表现为呼吸窘迫患者的初始评估与分诊;(3)急诊医疗环境(院前和院内)中呼吸窘迫的诊断检查。
专家综合及GRADE方法学的应用导致制定了20条推荐意见和3处无法发布推荐意见的情况,基于总共13个临床问题。经过两轮投票和有限数量的修订,大多数推荐意见和所提出的流程图达成了强一致。在20条推荐意见中,2条有高质量证据支持(GRADE 1),6条有中等质量证据支持(GRADE 2),12条基于专家意见。对于3个问题,专家组因证据不足或无定论而无法制定推荐意见。
领域1——严重程度评估
在医疗调度分诊期间表现为呼吸窘迫的患者中,哪些临床标准应促使派遣配备医生的高级生命支持(ALS)团队而非非医疗化救援团队?
理由
因呼吸窘迫而呼叫急救服务很常见,是院前分诊中的一大挑战。在一项近期丹麦研究中,呼吸困难是急救呼叫第五常见原因,占全部病例的8%,并与10.5%的24小时死亡率相关[15]。迄今为止,尚无随机对照试验专门比较在急救调度期间识别呼吸窘迫患者严重程度标准时采用引导性与非引导性策略的效果。Lindskou等前瞻性分析了3000余例由救护车服务管理的呼吸困难患者[16]。将0至10视觉模拟量表的自报呼吸困难评分与生命体征(呼吸频率、氧饱和度、心率和血压)相结合,对预测48小时内入住ICU或30天死亡率的曲线下面积为0.72。然而,除呼吸频率外,这些参数在初始调度阶段很少可获得。尽管一项纳入12例患者的定性研究建议使用呼吸困难自评工具[17],但该方法在法国尚未广泛采用。专门探讨呼吸困难电话分诊的文献仍然有限。Ponnapalli等在2021年的一项meta分析中综述了远程评估呼吸困难的可用方式,并确定了五项符合条件的研究[18]。最常评估的临床特征包括呼吸频率、呼吸做功、计数时间和意识水平。计数时间采用Roth评分评估,其定义为无法在一次呼吸内数到20或无法连续计数超过7秒[19]。在一项纳入1425例呼吸困难患者的回顾性队列中,Balen等开发了一种预测评分,用于识别可能需要通气支持的患者,包括高流量氧疗、无创通气或有创机械通气[20]。该评分纳入了六个可能可通过电话评估的变量:长期使用β2受体激动剂治疗、呼吸急促、无法说完整句话( also assessed via the Roth score 也通过Roth评分评估)、外周发绀、大汗和意识改变。该评分目前正在进行外部验证。仍需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关于调度呼叫期间使用视频会议的研究,其在儿科人群中已显示出前景[18]。在成人中,Marjanovic等证明视频会议可改善急性呼吸困难患者严重临床体征的识别[21]。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Larribau等调查了在远程患者评估中使用视频会议的急诊医生[22];81.3%报告主要使用视频会议评估呼吸做功,78.5%用于评估整体临床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医生报告视频会议在76%的病例中影响了其决策。
对于由院前医生配置的急救团队管理的呼吸窘迫患者,哪些临床标准可证明直接收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是合理的?
依据
未发现专门比较由院前医生团队管理的呼吸窘迫患者结局的研究,这些患者根据是否直接收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或首先在急诊科(ED)评估而有所不同。然而,多项研究表明,呼吸窘迫患者延迟收入ICU与死亡率增加、机械通气时间延长以及ICU住院时间延长相关[[23], [24], [25], [26], [27], [28], [29]]。这种超额死亡率在急诊科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以及保持自主呼吸的患者中均被观察到[26,29]。鉴于这些发现,专家组建议,为减少重症监护入院的延迟——从而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需要ICU级别护理的患者应考虑从院前环境直接收入,或在急诊科短暂稳定后加速转入ICU。
在院前环境中管理或因呼吸窘迫收入急诊科(ED)的患者中,哪些体格检查发现与不良结局如死亡、气管插管或ICU入住相关?
理由
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凸显了在呼吸窘迫患者中识别预测疾病严重程度的可靠体格检查发现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在院前还是急诊科环境中。在各研究中,所评估的体征和症状并不总是一致,且个别临床变量——如呼吸急促——的定义在不同发表文献之间可能差异很大。尽管如此,多项研究(其中一些涉及急性呼吸困难患者的大型队列,最常见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性加重的情况)已识别出与不良结局相关的临床体征,包括需要气管插管[[30], [31], [32]]和院内死亡率[[33], [34], [35], [36], [37], [38]]。其中,呼吸急促、辅助呼吸肌的使用和意识状态改变 consistently 作为风险增加的标志出现[[39], [40], [41]]。
领域2——初始评估、分诊和监测
在因呼吸窘迫收入急诊科的患者中,使用结构化分诊量表是否能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理由
目前尚无高级别证据直接比较结构化分诊量表与单纯临床判断对急诊科(ED)收治的呼吸窘迫患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第一个结构化分诊工具——急诊医学护理分类(Classification Infirmière en Médecine d'Urgence,CIMU)于1997年引入。此后,国际上实施了多种分诊系统,包括急诊严重程度指数(ESI)、曼彻斯特分诊量表(MTS)、加拿大分诊及急迫度量表(CTAS)和法国医院急诊护士分类(FRENCH)量表。在2020年关于急诊分诊护士(Infirmier Organisateur de l'accueil,IOA)的国家指南中,法国急诊医学会(SFMU)推荐使用经过验证、可靠且可重复的四级或五级分诊量表,并适应国家医疗系统的组织架构[42]。FRENCH量表的可靠性已在分诊护士群体(n = 16)中得到证实,评定者间可重复性(κ = 0.78;95%CI [0.71−0.83])和评定者内可重复性(κ = 0.88;95%CI [0.80−0.94])均令人满意[43]。FRENCH量表的有效性在一项纳入26,892例患者的单中心研究中通过评估分诊级别与住院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到确认,ROC曲线下面积为0.83(95%CI [0.82−0.83])。被分诊为3A级的患者住院率更高,接受的诊断性检查也多于3B级患者(p < 0.001)。尽管该研究未专门聚焦于呼吸困难患者,但呼吸困难是急诊环境中公认且常见的主诉。根据相关临床体征,表现为呼吸窘迫的患者被分诊至需要立即医学评估(分诊级别1)、20分钟内(级别2)或到达后一小时内(级别3)的类别[44]。MTS使用基于严重程度的五色编码系统:红色(立即)、橙色(非常紧急)、黄色(紧急)、绿色(标准)和蓝色(非紧急)[45]。在一项纳入4,076例以呼吸困难为主诉的急诊患者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中,Ausserhofer等人证明了MTS在识别可安全等待医学评估的患者方面的安全性。在该研究中,被分诊至低优先级类别(蓝色或绿色)的患者中99%在7天时仍存活[46]。关于MTS对不良事件的预测价值,Zaboli等人在7,055例疑似肺栓塞患者队列中报告了72.6%的特异度(95% CI [71.5–73.6])、54.2%的敏感度(95%CI [41.5–66.9])和99.5%的阴性预测值(95%CI [99.4–99.6])[47]。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急诊分诊护士(IOA)使用经过验证的分诊量表可能有助于确保被分配至低优先级代码的呼吸窘迫患者能够安全等待,同时高风险患者得到适当优先处理。
在呼吸窘迫患者中,生命体征监测是否能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应优先选择哪些监测方式?
理由
目前尚无高水平证据表明,与未接受连续生命体征监测的患者相比,在急诊科(ED)接受连续生命体征监测的呼吸窘迫患者可直接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自1997年以来,已开发出多种基于生理参数的临床评分系统——包括收缩压(SBP)、心率(HR)、呼吸频率(RR)、体温、意识水平、外周血氧饱和度(SpO₂)和氧疗——以支持对呼吸窘迫患者的监测。一项系统综述报告称,使用早期预警评分(EWS)和员工培训可降低死亡率和严重不良事件,尽管研究的异质性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48]。EWS的改良版本,即国家早期预警评分(NEWS2),纳入了SpO₂和氧疗,目前在英国被推荐用于检测急诊环境中入院患者的临床恶化[49,50]。在一项纳入246例呼吸窘迫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中,NEWS2评分升高与90天生存率降低相关[51]。关于SpO₂/FiO₂比值,一项纳入456例呼吸科病房住院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该比值可预测ICU转入,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0.74(95%CI:[0.68−0.80]),而NEWS2的AUC为0.67(95%CI:[0.61−0.73])[52]。尽管SpO₂/FiO₂比值对院内死亡率的AUC为0.66(95%CI:[0.61−0.70])且高于任何EWS模型,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基于这些观察,Viglino等人开发了早期预警评分O₂,计算公式为:(RR / [SpO₂/FiO₂])×(HR/100),其优点是可从记录的生理参数中自动得出[53]。在一项纳入1,729例急诊科呼吸困难患者的回顾性单中心研究中,该评分表现出更优的性能,AUC为0.70(95%CI [0.67−0.74]),而SpO₂/FiO₂比值的AUC为0.70(95%CI:[0.66−0.73],p = 0.46),NEWS2的AUC为0.67(95%CI:[0.64−0.70],p = 0.02),NEWS的AUC为0.66(95%CI:[0.63−0.70],p < 0.01)。
此外,最近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表明,在院前环境中,改良序贯器官衰竭评估(mSOFA)评分在预测呼吸窘迫患者48小时院内死亡率方面优于其他八种评分系统[54]。如前所述,呼吸频率大于25次/分的患者气管插管、入住ICU和院内死亡的风险增加,突显了呼吸频率在监测呼吸窘迫患者中的关键作用。一项涉及78名急诊护士的多中心研究显示,呼吸频率测量实践存在显著差异,仅75.7%使用正式的30秒测量法,而52.6%使用简短的12秒评估法(McNemar χ² = 10.32,p = 0.001)[55]。关于呼吸困难的 subjective 评估,改良Borg量表(MBS)——一个从0(无呼吸困难)到10(最大呼吸困难)的数字量表——已在哮喘患者(n = 42)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n = 60)患者中进行了研究[56]。在哮喘组中,MBS与呼气峰流量(PEF)变化(r = −0.31,p < 0.05)和氧饱和度(r = −0.26,p < 0.05)呈显著负相关。在COPD组中,观察到MBS与PEF变异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42,p < 0.001),尽管未发现与氧饱和度变化的相关性。使用数字量表提供了一种快速且少言的方法来评估患者的主观呼吸体验。然而,这种方法应在更大规模的多中心研究中得到验证。
领域3——诊断方法
在呼吸窘迫且怀疑肺栓塞(PE)的患者中,与基于年龄调整D-二聚体检测和胸部CT血管造影的经典策略相比,结合临床验前概率和评分系统的诊断策略在安全性和优化诊断流程方面如何?
原理
呼吸困难是肺栓塞(PE)患者中最常见的症状。然而,临床表现通常是非特异性的[57]。在患有基础心力衰竭或慢性肺病的患者中,呼吸困难加重可能是PE的唯一表现症状,使得诊断尤其具有挑战性。在过去几十年中,PE的诊断策略与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的日益过度使用相关[58,59]。这种过度使用导致了低风险PE病例发病率的增加,包括经常在门诊环境中管理的亚段栓塞,对总体死亡率影响极小[58,59]。因此,这些趋势引发了对过度诊断和资源消耗的担忧,促使人们开发旨在保持安全性同时减少不必要检查的诊断策略。
肺栓塞排除标准(PERC)由Kline等人开发并验证,旨在用于验前概率极低的肺栓塞(PE)患者[60]。该标准由八项临床标准组成。当临床怀疑度低的患者所有标准均为阴性时,PE的可能性足够低,可免除进一步检查,假阴性率低于2%[60]。该标准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验证,估计失败率约为1%[[61], [62], [63]]。在欧洲,两项前瞻性研究——PERCEPIC和PROPER——分别报告了1.2%(95%CI:0.4–2.9%)和0.1%(95%CI:0−0.8%)的极低假阴性率[64,65]。自Righini等人的关键研究以来,法国和欧洲指南已认可将修订版Geneva或Wells评分与年龄调整的D-二聚体阈值联合使用[[66], [67], [68]]。然而,关于使用非结构化或隐性临床概率评估的证据仍存在矛盾,且尚无随机对照试验评估该方法。在此背景下,已开发并验证了更新的诊断策略,以在维持患者安全的同时提高诊断效率。
YEARS算法旨在减少不必要的计算机断层扫描肺动脉造影(CTPA)数量。该算法纳入三项临床条目: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征象、咯血以及PE为最可能诊断。对于不具备上述任何条目的患者,应用较高的D-二聚体阈值1,000 µg/L。该策略使CTPA使用量减少了14%,失败率仅为0.61%(95% CI:0.4–1%)[[69], [70], [71]]。部分作者提出,可在不影响诊断性能的情况下移除“咯血”条目[72]。然而,伴有咯血的呼吸窘迫仍是胸部CTPA的适应证,使得概率性方法在此类情况下相关性降低。值得注意的是,YEARS策略要求对所有患者进行系统性D-二聚体检测。
PEGeD(肺栓塞分级D-二聚体)方法采用类似的概率适应性D-二聚体阈值,使用Wells评分。对于临床概率低的患者应用1,000 µg/L的D-二聚体截断值,对于中等概率患者应用500 µg/L。与常规方法相比,该策略避免了17.6%的CTPA,并报告0%的失败率(95% CI:0−0.29%)[73]。迄今为止,尚无高级别证据对YEARS和PEGeD算法的安全性提出质疑[74,75]。这些策略始终低于Dronkers等人代表ISTH小组委员会进行的荟萃分析所设定的预定安全阈值[76]。
无论选择何种诊断策略,关键是要坚持完整的诊断路径,直至确诊或排除肺栓塞(PE)。一项涉及法国和比利时116个急诊科、纳入1,529例患者的多中心研究显示,不遵循推荐诊断策略与3个月内静脉血栓栓塞事件风险增加独立相关(校正OR = 4.29;95%CI:1.45–12.70)[77]。目前,两种概念性方法并存(图1):一种倾向于简化和临床直觉[78],另一种则强调通过规范化评分系统实现精准化,可能辅以认知辅助工具——如4PEPS策略或基于个体患者数据(IPD)荟萃分析的算法[[79], [80], [81]]。这些方法的前瞻性验证正在进行中(如NCT06190392、NCT06015529)。
在孕妇中,确诊PE的患病率仍然相对较低,估计在2%至7%之间[68]。D-二聚体检测在临床概率低的情况下仍可用于排除PE,尽管由于妊娠期D-二聚体水平生理性升高,其诊断效能有所降低。YEARS算法已在该人群中进行了前瞻性验证,显示3个月血栓栓塞事件发生率为0.2%(95%CI:0.04–1.2%),CTPA使用率降低39%(95%CI:35–44%)[82]。尽管CT肺动脉造影仍是诊断金标准,但当CTPA禁忌时,通气/灌注(V/Q)显像仍是有效的替代方法。
对于表现为呼吸窘迫的患者,血气分析(动脉或静脉)结合外周血氧饱和度(SpO₂)测定,能否准确识别伴或不伴高碳酸血症的低氧血症?
原理
正如基础生理学所预期,静脉与动脉血气测量在氧合参数上结果不一致,静脉值不能可靠用于评估低氧血症的严重程度[83,84]。相反,多项研究显示外周血氧饱和度(SpO₂)与动脉血氧饱和度(SaO₂)之间具有强相关性[[85], [86], [87], [88]]。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性加重患者中,Garcia-Gutierrez等的多中心研究纳入16家医院共2,181例患者,发现室内空气下SpO₂与PaO₂之间具有极好相关性(AUC 0.97;95% CI [0.96−0.98]),并确定SaO₂<90%是PaO₂ <60 mmHg的强预测因子[89]。同样,Kelly等报告SpO₂ <92%对检测PaO₂ <60 mmHg的敏感性为100%、特异性为86%[90]。据我们所知,唯一提出在呼吸窘迫和/或疑似急性呼吸衰竭患者管理中使用静脉血气与SpO₂联合判读的研究是Golub等的前瞻性、对照、单中心研究(n = 102)[91]。然而,该方法具有显著局限性,尤其是缺乏合并休克以及要求低FiO₂。关于二氧化碳(CO₂)评估,若干综述和荟萃分析已记录动脉与静脉PCO₂测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时高达20 mmHg——使静脉样本在急性情况下评估高碳酸血症不可靠[92,94]。一些作者建议使用校正因子(例如,从PvCO₂中减去5.8–6.8 mmHg),但这尚未在随机前瞻性试验中得到验证[84,89,90]。然而,其他作者已表明正常PvCO₂对排除PaCO₂升高具有良好预测价值[90,93]。Bloom等的综述纳入12项研究和852例患者,结论为正常静脉PCO₂是排除高碳酸血症性呼吸窘迫的可靠指标[95]。对于CO₂评估,pH测量也至关重要。静脉pH已被验证为动脉pH可接受的替代指标,Byrne等的荟萃分析(15项研究,1,747例患者)报告静脉与动脉值之间的平均差异为+0.033(95% CI [0.029−0.038])[96]。最后,在危重症或诊断复杂病例中,无论其潜在病因如何,动脉血气分析仍是呼吸窘迫患者诊断评估的基石[1]。
在表现为呼吸窘迫的患者中,与单独使用外周血氧饱和度(SpO₂)相比,静脉与动脉血气分析联合外周血氧饱和度(SpO₂)能否改善临床决策(治疗、患者去向、监测)?
原理
迄今,尚无研究评估静脉血气分析是否在呼吸窘迫患者的治疗、去向或监测方面改善临床决策。据我们所知,尚无证据支持联合使用静脉血气(无论是否校正)与脉搏血氧饱和度(SpO₂)来指导治疗决策或ICU转诊。需要未来研究来确定静脉血气分析与脉搏血氧饱和度联合是否可帮助临床医生评估急性呼吸衰竭的严重程度、识别通气支持需求,或确定适当的更高水平照护去向。
尚无研究直接比较动脉血气分析与单独使用SpO₂在指导任何病因所致呼吸窘迫患者的治疗决策或ICU入住方面的作用。然而,动脉血气参数在临床实践中常被用于支持关于启动无创通气(NIV)、有创机械通气或转诊ICU的决策。大多数评估无创通气支持适应证和结局的临床试验均基于患者的动脉血气值纳入患者。早期动脉血气采样有助于发现中度高碳酸血症性呼吸性酸中毒或严重低氧血症。在高碳酸血症患者中,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对动脉pH < 7.35(在酸中毒无代谢性原因的情况下)的患者使用双水平无创通气[[97], [98], [99], [100]]。近期指南不建议对无中重度酸中毒的患者使用NIV,因为其往往耐受性差且与结局改善无关[97,101]。
在低氧血症患者中,启动无创氧合策略(如经鼻高流量氧疗或NIV)的决定并不总是仅基于动脉血气。多项研究使用了入院时SpO₂值联合临床参数[[102], [103], [104], [105], [106], [107]]。然而,经鼻高流量氧疗(HFNO)在新发急性呼吸衰竭中的预后效应是在基于动脉血气值选择的患者中得以证实的,特别是PaO₂/FiO₂比值<300并伴有呼吸频率>25次/分的患者[108]。同样,无创通气已被提出作为有创通气的替代方案用于PaO₂/FiO₂比值≤200的急性低氧血症性呼吸衰竭,尽管其预后获益仍不确定。在高碳酸血症患者中,NIV失败和需要插管与1小时时动脉pH无改善[109]或入院时pH ≤ 7.25[110,111]相关。近期研究提出了预测NIV失败的临床评分,如HACOR评分(心率、酸中毒、意识、氧合、呼吸频率)和NIVO评分,两者均需要测量动脉pH[112,113]。
对于低氧血症患者,Roca等人提出的ROX指数是一种无创工具,用于预测急性低氧血症性呼吸衰竭中HFNO失败的风险[114,115]。其计算方法为(SpO₂/FiO₂)/呼吸频率,不需要动脉血气分析。重复测量ROX指数,以≥4.88(低风险)和<2.85(高风险)作为插管阈值,可帮助指导治疗决策[115]。ROX指数也被评估用于预测接受NIV治疗患者的插管风险,其性能与用于HFNO治疗患者时相当,也与基于PaO₂/FiO₂的评估相似[116]。相比之下,HACOR评分是为预测急性呼吸衰竭中NIV失败而开发的,其更新版本需要动脉血气测量,并已显示出优于无创指数的预测性能[117]。
对于因急性呼吸困难就诊于急诊科(ED)、伴或不伴相关呼吸道症状并疑似下呼吸道感染的患者,是否应检测C反应蛋白(CRP)或降钙素原(PCT),以支持细菌性呼吸道感染的诊断并指导初始治疗管理?
理由
检测C反应蛋白(CRP)以减少疑似下呼吸道感染并伴呼吸窘迫的成人抗生素暴露的效用,主要已在院外环境中进行过探索。多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了在门诊成人[[118], [119], [120], [121]]、COPD患者[122]以及机构化老年患者[123]中开展即时CRP检测,通常作为CRP指导的抗生素启用策略的一部分,单独使用或与医生教育项目联合使用[118,120]。除两项试验[119,121]外,这些研究普遍显示CRP指导组中暂缓使用抗生素的比例更高。然而,这些研究均未在急诊科或住院患者中开展,因此目前无法针对此类人群提出推荐意见。
多项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降钙素原(PCT)在减少疑似细菌性下呼吸道感染和急性呼吸困难成人患者抗生素使用中的作用,这些研究在急诊科或住院环境中进行[[124], [125], [126], [127]]。纳入的患者人群在各研究间存在差异,通常包括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性加重、急性支气管炎或哮喘急性发作的患者。值得注意的是,确诊肺炎的患者比例从19%[124]到100%[125]不等。这五项试验(总计n = 2,364)使用0.25 ng/mL的PCT阈值,或作为单次测量指导抗生素启动[127,128],或作为住院期间反复评估的一部分指导抗生素停用[[124], [125], [126]]。主要终点通常与抗生素暴露相关[124,125,127,128],或为涉及预后、不良反应和抗生素治疗持续时间的复合结局[126]。总体而言,除一项研究[124]外,这些试验报告抗生素暴露显著减少(范围为15%至50%),而未影响患者预后。例如,在2004年Christ-Crain等人的研究中,PCT指导组的66%患者未使用抗生素,而对照组仅为17%(p < 0.0001),临床结局无差异[128]。一项国际观察性研究还显示,当临床医生严格遵循PCT算法时,抗生素使用的减少最为显著[129]。在门诊环境中[[130], [131], [132]],以及在更窄定义的人群如哮喘急性发作[133]或COPD急性加重[134]患者中,也观察到类似发现。这些结果得到了多项荟萃分析的支持[[135], [136], [137]]。然而,数据仍存在异质性,应谨慎解读。例如,一项纳入超过1,600例疑似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的大型阴性随机对照试验未能显示获益,一项评估PCT指导治疗肺炎患者的法国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亦然[138,139]。在80岁以上患者中,仅有一项临床试验探讨了PCT仅用于住院期间抗生素停用的作用[140]。在需要入住ICU的更为重症的人群中,两项试验提示PCT可能有助于缩短推测肺部来源脓毒症患者的抗生素疗程[141,142]。然而,唯一一项在入住ICU时测试PCT指导抗生素暂不使用(针对COPD急性加重患者)的ICU试验显示了令人担忧的结果:在暂不使用抗生素的患者中,PCT指导管理与死亡率增加相关(31% vs. 12%,p = 0.015)[143]。
对于表现为急性呼吸困难、伴或不伴相关呼吸窘迫且诊断不确定的患者,测量BNP(或NT-proBNP)对急性心力衰竭(AHF)诊断的价值是什么?
原理
在急诊环境中,呼吸困难的病因学诊断尤其具有挑战性。这一困难源于症状的非特异性、合并症的频繁存在,以及常规检查如动脉血气分析、心电图(ECG)和胸部X线摄影的诊断性能有限——在此背景下不包括肺和胸膜超声[144]。然而,早期识别呼吸困难的潜在病因并快速启动适当治疗与改善预后相关,其中心源性肺水肿(CPE)病例尤为如此[145,146]。在此框架内,使用生物标志物来确认或排除CPE是一种有前景的策略。B型利钠肽(BNP)及其N末端片段(NT-proBNP)由心室肌细胞分泌,主要响应机械性刺激,如容量负荷过重或腔内压力增高引起的左心室壁牵张。这些肽是心脏血流动力学应激的定量生物标志物[147]。然而,其临床应用必须谨慎结合具体情境。解读应与临床概率评估相结合,而临床概率评估本身基于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和胸部X线表现。此外,BNP和NT-proBNP值应结合肾功能和体重指数(BMI)进行解读,这是影响血浆浓度的两个主要混杂因素。最后,必须认识到BNP和NT-proBNP检测——无论是作为即时检验还是通过集中式实验室平台进行——既不可互换也不可直接比较[[148], [149], [150]]。在2000年代初期,多项研究探讨了BNP和NT-proBNP作为急诊科急性心力衰竭诊断工具的效用[151,152]。BNP的敏感性和阴性预测值(NPV)因所用截断值和所研究人群中基础心力衰竭患病率而异。尽管如此,大多数作者提出了相对一致的阈值,通常为BNP水平低于100 pg/mL或NT-proBNP水平低于300至500 pg/mL。低于这些截断值时,排除急性心力衰竭的NPV接近90%,使利钠肽检测成为在诊断不确定的患者中排除该诊断的有价值工具。
对于表现为急性呼吸困难伴或不伴相关呼吸窘迫的患者,与不使用超声的策略相比,使用心脏和肺超声可诱导哪些诊断方面的改变?
原理
肺超声在评估心源性肺水肿、肺炎和胸腔积液(包括液体相关和气体相关)方面,已证明其诊断效率优于胸部X线。该技术快速、无辐射,由主治医师在床旁操作,可即时获得结果。其在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中的表现尤为充分,一项荟萃分析报告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0.93 [153]。然而,对于无外周累及的中央型肺部感染,其敏感性可能有限。同样,在急性左心衰竭病例中,双侧B线模式的存在与肺水肿强烈相关,比值比(OR)为7.4(95% CI:4.2–12.8),而其缺失则不支持该诊断(OR = 0.16;95% CI:0.05−0.51)[144]。在一项纳入1,005例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中,与标准诊断方法相比,使用肺超声在19%的病例中改变了推定病因(心源性 vs. 非心源性)[154]。当胸部超声同时包括肺部和心脏评估时,诊断性能进一步提高。一项前瞻性随机研究比较了标准诊断检查与包含胸部超声的方案,发现相对于预定义参考诊断,诊断准确性提高了24%(95% CI:15–33)[155]。其他非随机研究也报告了整合胸部超声后诊断性能的增强[[156], [157], [158]]。相比之下,心肺超声对肺栓塞(PE)的诊断准确性有限。在非休克患者中,其敏感性不足以确诊或排除PE [159,160]。然而,在循环性休克的情况下,直接观察到右心腔内血栓可确诊大面积肺栓塞 [161]。此外,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且疑似PE的患者中,急性肺心病的超声心动图征象——如右心室扩张和室间隔矛盾运动——被认为具有诊断意义 [162]。
超声在气胸诊断方面也优于床旁胸部X线,可提供更快的评估和更高的敏感性,尤其是在少量气胸中。诊断依赖于对四种动态超声征象的评估:胸膜滑动征、B线的存在、肺点和肺搏动。胸膜滑动征和/或B线的存在可排除气胸,尽管其缺失对气胸的存在并不具有特异性。相反,肺点的存在对气胸具有100%的特异性,但其敏感性仅约60%。肺搏动的诊断价值尚未在前瞻性研究中得到可靠确立。尽管特异性高,气胸的超声诊断也依赖于操作者 [163]。在具有提示性临床背景的呼吸困难患者中,肺超声能够快速排除中至大量气胸,并可能实现早期诊断。在呼吸困难且疑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性加重的患者中,超声通过帮助排除并发情况(如肺水肿、肺实质实变或胸腔积液——无论气体性或液体性)而具有诊断贡献 [163]。
对于表现为呼吸窘迫且疑似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患者,与标准诊断策略相比,低剂量胸部CT会带来哪些诊断方面的改变?
理由
在疑似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初步评估中,最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式仍是正位胸片,其诊断性能尚可,据报道敏感度为71%、特异度为86%。然而,在急诊科环境中,由于采集条件欠佳,图像质量和诊断效能可能受到显著影响。低剂量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是一种能够提供高分辨率肺实质可视化、足以支持诊断决策的影像技术。其诊断性能几乎等同于标准剂量胸部CT,成本和技术限制相似[164]。其主要优势在于辐射暴露显著更低,使其在辐射防护至关重要的人群中尤其具有吸引力,例如年轻患者或育龄女性[165]。然而,对于体重指数(BMI)大于35 kg/m²的患者,无法可靠地实施低剂量CT[166]。
尽管在法国目前可用的大多数CT扫描仪上技术上可行,但低剂量CT的可及性仍然有限,使得对所有疑似CAP患者提出将其系统化使用并不切实际。还必须考虑本地专业能力、设备可用性和机构工作流程。目前,除COVID-19背景外,尚无正式推荐支持在急诊科疑似CAP评估中将CT作为一线诊断工具常规使用。然而,大多数现有指南相对陈旧(表1)。
近期多项临床研究评估了CT(尤其是低剂量CT)在疑似CAP患者中的诊断性能。在一项研究中,对因疑似CAP就诊于急诊科的患者进行常规CT扫描,使约三分之一的病例诊断被重新分类,无论胸片结果如何[173]。另外两项研究表明,早期CT成像——在急诊科4小时内或在老年机构环境中72小时内进行——分别使59%和45%的病例在临床和影像学标准基础上的诊断准确性得到提高[174,175]。另一项研究显示,在急诊科停留期间进行CT成像可提高最终诊断的质量[176]。然而,一项研究对这些发现有所缓和,其报告称与标准胸片相比,CT仅改变了9%病例的诊断[177]。
因此,在特定患者中,尤其是在诊断不确定或怀疑下叶受累的情况下,低剂量CT可能提供更高的诊断精确性[177,184]。在急诊环境中使用其评估非创伤性胸部疾病与最终诊断率的提高相关,尤其是在临床表现不典型的患者中[178,179]。尽管如此,关于发病率、死亡率和医疗资源利用的数据仍然有限,低剂量CT的整体临床影响仍不确定。一些研究表明它可能影响临床决策,特别是关于抗生素的启用,使处方更符合当前指南[180,183]。虽然它似乎并未减少抗生素使用总天数,但CT成像与急诊科停留时间显著缩短以及住院期间进一步影像学检查需求减少相关[179]。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CT缩短了因呼吸窘迫入院患者的临床决策时间(6.9 vs. 9.5小时)[181]。其他研究提示它可能将住院时间缩短约两天[176,177],尽管这尚未得到一致证实。对ICU入住、机械通气、感染性休克发生或院内死亡率似乎没有显著影响。迄今为止,除COVID-19外(在COVID-19中基于CT的策略已被证明具有成本效益[182]),尚无 conclusive 研究评估低剂量CT在此背景下的成本效益。
在因呼吸窘迫收入急诊科(ED)的患者中,与年轻患者相比,哪些年龄特异性的预后标准对于预测老年患者院内生存至关重要,且排除任何治疗限制决策的考虑?
理由
根据分析背景和目标的不同,对“老年人”有多种定义方法。世界卫生组织(WHO)将60岁以上者视为老年人,而高收入国家(如美国、英国、欧洲)进行的大多数流行病学研究和临床试验通常采用65岁的阈值。“高龄”一词通常指85岁及以上者。在本指南中,我们未采用固定年龄界值来定义“老年”或“高龄”患者,因为西方国家的人口结构转型正在迅速使先前的定义过时。因此,文献中对“老年患者”的定义差异很大,使得研究之间的直接比较变得困难。
年龄与死亡率增加之间的关联在许多临床情境中已被充分证实。即使在对其他变量进行调整后,年龄始终被证明是院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183],[184],[185]]。然而,仅有少数描述性或观察性研究专门探讨了因呼吸窘迫就诊于急诊科的老年患者中与年龄相关的预后因素。重要的是,尚未发现任何独特地与年龄相关的预后因素可预测该人群的院内死亡。在证据水平较低的研究中,在老年人中观察到的预后因素与在年轻人群中发现的预后因素基本相似,包括慢性肾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和心力衰竭等基础合并症,以及原发疾病的严重程度[[186],[187],[188]]。老年人群中常见的其他情况——如神经认知障碍、衰弱、营养不良和跌倒——已在观察性队列中进行了独立研究。虽然这些情况的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但它们并非 exclusively 与年龄相关,因此不能被视为老年人所特有。在伴有呼吸窘迫的老年人中,最常研究的预后因素是功能独立性的丧失,通常使用Katz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量表或Barthel指数等自主性量表进行评估[189,190]。意识模糊、神经认知障碍和衰弱也已被评估,尽管现有研究数量仍然较少,样本量小,因此证据水平有限[[191],[192],[193]]。这些因素中的每一项均与65岁及以上患者院内死亡或30天死亡率增加相关。
在危重老年患者中,临床衰弱量表(CFS)作为预测死亡率的工具越来越多地被研究。衰弱被定义为“一种临床状态,即当暴露于应激源时,出现依赖和/或死亡风险增加的脆弱性”[194]。在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的80岁以上患者中,CFS与短期和长期死亡率之间已证实存在强有力的关联,而急性呼吸衰竭是常见的入住原因[[195],[196],[197],[198]]。CFS似乎可独立于任何关于治疗限制的决定来预测预后,并且加入其他老年评估工具如ADL量表、IQCODE(老年人认知衰退知情者问卷)或合并症与多重用药评分后并未显著改善其预测能力[199]。尽管CFS作为老年人群的预后工具被广泛使用,但它并非特定于任何固定年龄组。其与院内死亡的关联也已在较年轻的ICU患者中有所报道,包括急性呼吸衰竭(14%)或脓毒症(23%)患者[200]。
正式专家建议:50% SFMU - 50% SRLF,SFMU牵头。
联合组织者:Pierrick Le Borgne(斯特拉斯堡),Arnaud W. Thille(普瓦捷)。
专家联合协调员:Philippe Leconte(南特),Nicolas Terzi(雷恩)
本文档于2025年3月获得法国急诊医学学会(SFMU)指南委员会认可,于2025年5月获得其执行委员会认可,并于2025年3月获得法国重症监护学会(SRLF)指南委员会认可,于2025年5月获得其执行委员会认可。
审稿人
法国急诊医学学会指南委员会:J. Guenezan(普瓦捷)、D. Douillet(昂热)、J.-B. Bouillon(克莱蒙费朗)、P. Catoire(巴黎)、R. Chocron(巴黎)、X. Dubucs(图卢兹)、Charles Grégoire(布鲁塞尔)、Amélie Vromant(巴黎)、M. Jonchier(拉罗谢尔)、P. Le Borgne(斯特拉斯堡)、N. Peschanski(雷恩)、G. Rousseau(图尔)、N. Tiberti(艾克斯普罗旺斯)、Y.-E. Claessens(摩纳哥)、R. Kadji-Kalabang(默伦)、T. Markarian(马赛)。
法国急诊医学学会执行委员会:S. Charpentier(主席,图卢兹)、D. Savary(昂热)、C. Pradeau(波尔多)、P. Jabre(巴黎)、J.-P. Fontaine(巴黎)、A. Chauvin(巴黎)、T. Chouhied(南锡)、F. Dumas(巴黎)、O. Mimoz(普瓦捷)、J. Contenti(尼斯)、P. Ray(第戎)、N. Termoz-Masson(格勒诺布尔)、Y. Yordanov(巴黎)、X. Bobbia(蒙彼利埃)。
法国重症监护学会指南委员会:AW. Thille(秘书,普瓦捷)、Julie Starck(巴黎)、I. Adda(勒 Kremlin-Bicêtre)、N. Aissaoui(巴黎)、J. Blauhorn(斯特拉斯堡)、PF. Dequin(图尔)、S. Hraiech(马赛)、LM. Jandaux(斯特拉斯堡)、M. Jezequel(巴黎)、M. Marzouk(阿拉斯)、JY. Mootien(米卢斯)、M. Simon(里昂)。
法国重症监护学会执行委员会:M. Fartoukh(主席,巴黎)、S. Nseir(里尔)、K. Abidi(拉巴特,摩洛哥)、AS. Debue(巴黎)、J. Helms(斯特拉斯堡)、G. Carteaux(克雷泰伊)、B. Gaillard-Leroux(南特)、JP. Frat(普瓦捷)、JP. Quenot(第戎)、S. Leteurtre(里尔)、J. Hayon(普瓦西)、W. Bougouin(马西)、N. Perinel(里昂)、N. Bige(维勒瑞夫)、A. Laurent(第戎)、G. Maerckx(布鲁塞尔,比利时)、F. Pene(巴黎)、C. Petyt(巴黎)。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Pierrick Le Borgne博士可完全获取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并对数据的完整性和数据分析的准确性承担责任。所有作者均参与了本工作的起草、针对重要知识内容进行批判性修订,并批准了稿件的最终版本。所有作者均同意对本工作的各个方面承担责任,并确保本工作任何部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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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 Le Borgne P, Thille AW, Guenezan J,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Initial Assessment of Respiratory Distres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n Intensive Care. 2026. PMID: 41788490. doi:10.1016/j.aicoj.2025.100005
- 全文:PMC12934415(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93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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