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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静脉淤血的超声指标:叙述性综述

Ultrasound indicators of organ venous congestion: a narrative review.
PubMed 文献 · Ann Intensive Care · 2025-11-18
一句话结论综述指出,多种Doppler静脉淤血评估(尤其VExUS)是有前景的无创床旁工具,可用于评估心肾综合征的器官淤血并辅助液体与利尿剂管理,但其准确性取决于操作者熟练度,尚需更大规模研究确认临床适用性。

本叙述性综述总结了床旁超声评估器官静脉淤血的方法,包括下腔静脉直径与塌陷指数、肝静脉与门静脉Doppler波形、肾内静脉Doppler、股静脉Doppler及颈内静脉直径比,并重点介绍VExUS评分系统。VExUS由Beaubien-Souligny等于2020年提出,联合下腔静脉直径与肝、门、肾静脉Doppler波形对全身淤血分级。综述汇总的证据显示VExUS与右心房压、急性肾损伤及利尿反应相关,但现有研究多为小样本或观察性研究,缺乏严格的干预性研究证实以VExUS指导治疗能改善临床结局。作者认为VExUS具有合理的预后价值,其准确性取决于操作者熟练度,需更大规模研究确认其临床应用。

要点

  • VExUS评分先评估下腔静脉,再依次评估肝静脉、门静脉和肾内静脉,波形分为正常、轻度异常和重度异常,据此分为0–3级。
  • VExUS 3级定义为下腔静脉扩张(≥2 cm)合并至少两项重度异常,该级与心脏术后急性肾损伤相关性最强。
  •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住院患者中,VExUS每增加1级,急性肾损伤发生率升高:VExUS=0为10.8%、1为23.8%、2为75.0%、3为100%(P<0.001)。
  • 门静脉搏动指数超过30%高度提示肝淤血,并与不良肾脏结局相关(比值比2.2,95%CI 1.3–3.6)。
  • 在计划行右心导管检查的患者中,VExUS评分预测右心房压≥10 mmHg的AUC为0.99(95%CI 0.96–1),优于单纯下腔静脉直径(AUC 0.79,95%CI 0.65–0.92)。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心力衰竭(包括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及心肾综合征患者,用于床旁评估器官淤血与液体状态。
  • 心脏手术后患者,用于评估静脉淤血并预测急性肾损伤。
  • 急性冠脉综合征住院患者,用于评估急性肾损伤风险。
  • 脓毒症患者中的静脉淤血评估尚在研究阶段:ANDROMEDA-SHOCK 2试验子研究计划纳入至少350例符合Sepsis-3脓毒性休克标准的成人患者,在符合标准4小时内入组。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下腔静脉塌陷指数(IVCCI)计算公式为(IVCmax−IVCmin)/IVCmax;自主呼吸患者下腔静脉直径小于2.1 cm且伴 sniff 时IVCCI大于50%,通常提示中心静脉压0–5 cmH2O。
  • 自主呼吸患者下腔静脉直径小于2.1 cm且伴 sniff 时IVCCI小于50%,提示平均右心房压升高至10–20 mmHg。
  • 门静脉搏动指数计算公式为(最大流速−最小流速)/最大流速×100%,超过30%为异常,高度提示肝淤血。
  • 肾内静脉血流波形分为连续、搏动、不连续、双相不连续(收缩期和舒张期均有静脉峰)及单相不连续(仅舒张期有静脉峰);出现双相或单相肾静脉血流模式视为异常。
  • 肾静脉淤滞指数(RVSI)计算公式为(心动周期时间−静脉血流时间)/心动周期时间,用于量化心动周期中无肾静脉流出所占比例。
  • 颈静脉直径比(JDVR)为Valsalva动作时最大直径与呼气末直径之比;无淤血者JDVR≥4,血管内容量淤血加重时JDVR降至<2。
  • Valsalva动作时右颈内静脉横截面积增加<66%定义为右心房压升高和血容量过多的阳性试验,横截面积达到≥66%提示淤血改善。
  • VExUS分级:0级为无淤血;1级为仅轻度淤血;2级为一个器官重度淤血;3级为三个器官系统中至少两个存在重度淤血;3级要求下腔静脉扩张(≥2 cm)合并至少两项重度异常。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VExUS评估顺序为首先评估下腔静脉,随后依次评估肝静脉、门静脉和肾内静脉波形,各波形分为正常、轻度异常或重度异常,据此赋予0–3级。
  • 肝静脉Doppler取 pulsed-wave Doppler 于肝静脉与下腔静脉交界处约2–4 cm深度,需同步心电图以准确判读波形;正常波形含反向A波、前向S波和D波及过渡性V波,无淤血时S波振幅大于D波(S>D),轻度淤血时变为S<D,重度淤血时S波反转。
  • 门静脉评估使用凸阵或相控阵探头,取样于肝尾叶部分, pulsed-wave Doppler 测流速;正常流速低(10–30 cm/s),通常为单相,也可为双相。
  • 肾内静脉Doppler取仰卧位侧肋窗,彩色Doppler速度范围约16 cm/s,脉冲Doppler置于叶间血管;波形需至少两个心动周期同时可见动脉(基线以上)和静脉(基线以下)成分。
  • 股静脉Doppler使用高频线阵探头(10–14 MHz),置于腹股沟韧带下约1 cm并与韧带平行,先短轴定位股动静脉再旋转90°查长轴,采用二维、脉冲Doppler和彩色血流Doppler。
  • 颈内静脉评估取半卧位、颈部抬高30–45度,使用高频线阵探头(约10 MHz)置于下颌角下方约5 cm胸锁乳突肌区域,可用M型超声测量直径及其动态变化(包括Valsalva动作时)。
  • 作者认为VExUS可用于指导减充血治疗和利尿剂管理;一项小队列研究显示高VExUS分级患者利尿效果低于0级和1级患者,且不依赖入院肌酐水平和既往袢利尿剂使用。
  • 在需要高剂量呋塞米的急性肾损伤患者中,VExUS评分>1且48小时内VExUS改善者,28天内无肾脏替代治疗天数增加。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严重三尖瓣反流时肝静脉Doppler可出现收缩期反转,即使心脏充盈压正常或偏低;此时门静脉波形评估是容量评估的首选超声模态。
  • 严重三尖瓣反流患者即使心脏充盈压正常或偏低,肝静脉Doppler也可能出现收缩期反转。
  • 慢性肺动脉高压、肺栓塞或心脏压塞时,低血容量可与颈内静脉直径增大并存,解读颈内静脉超声需谨慎。
  • 股静脉Doppler在高腹腔内压、肝硬化及呼吸窘迫时可靠性较低;深静脉血栓时无效;大隐静脉交汇处功能不全的静脉曲张时结果混乱。
  • 腹腔内压升高时下腔静脉顺应性下降,可导致基于下腔静脉的液体状态评估出现假性结果,尤其在侵袭性机械通气患者中。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综述为叙述性综述,系统梳理下腔静脉、肝静脉、门静脉、肾内静脉、股静脉及颈内静脉的Doppler淤血评估方法及VExUS评分系统。
  • VExUS由Beaubien-Souligny等于2020年提出,最初设计用于预测心脏手术后急性肾损伤,联合下腔静脉直径与肝静脉、门静脉、肾叶间静脉Doppler波形对淤血严重程度分级。
  • 门静脉搏动指数超过30%高度提示肝淤血,并与不良肾脏结局相关(比值比2.2,95%CI 1.3–3.6)。
  •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住院患者中,VExUS每增加1级,急性肾损伤发生率升高:VExUS=0为10.8%、1为23.8%、2为75.0%、3为100%(P<0.001);VExUS≥1与急性肾损伤显著相关(OR 6.75,95%CI 2.21–23.7,P=0.001),多变量分析后仅VExUS≥1仍显著相关(OR 6.15,95%CI 1.26–29.94,P=0.02)。
  • 在81例接受右心导管检查的患者中,VExUS预测右心房压≥10 mmHg的AUC为0.99(95%CI 0.96–1),优于单纯下腔静脉直径(AUC 0.79,95%CI 0.65–0.92)。
  • 在计划行右心导管检查的患者中,VExUS分级与右心房压呈显著正相关(p<0.001;R2=0.68)。
  • 在124例心力衰竭患者中,联合右颈内静脉呼吸变异、下腔静脉呼气末直径≥21 mm及下腔静脉无呼吸塌陷的3点量表能有效识别右心房压升高(≥10 mmHg),优于单纯依赖下腔静脉特征;超过三分之二患者左右心充盈压一致,该量表与肺毛细血管楔压关系较弱。
  • 在心脏手术后成人患者中,VExUS与股静脉Doppler检测静脉淤血的准确性分别为80.37(95%CI 71.5–87.4)和74.7(95%CI 65.4–82.6),股静脉Doppler与VExUS分级呈中等一致性。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叙述性综述。
  • VExUS是2020年由Beaubien-Souligny等提出的床旁超声分级系统,最初用于预测心脏手术后急性肾损伤。
  • 作者指出目前缺乏严格的对照干预研究证实采用该方法的策略能改善结局;需要更大规模研究确认其临床应用。
  • 局限:患者个体因素可妨碍多器官超声的有效性,危重患者常见的体脂过多、全身水肿及医疗器械可显著降低该技术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 局限:VExUS需要专业技能,静脉淤血研究评估的是器官后负荷,VExUS应结合患者整体状况评估。
  • 局限:肝脂肪浸润严重程度增加时门静脉搏动指数和平均流速降低;肝硬化患者动脉搏动指数显著高于对照且与肝静脉压力梯度直接相关;严重三尖瓣反流患者即使心脏充盈压正常或偏低也可出现肝静脉Doppler收缩期反转。
  • 局限:不充分理解技术局限性而使用VExUS可导致临床误判。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之外的其他研究设计层面局限。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VExUS为床旁无创评估多器官静脉淤血提供了结构化方法,可辅助心肾综合征患者的液体与利尿剂管理决策。
  • VExUS 3级提示淤血严重,与心脏术后急性肾损伤、利尿剂抵抗、需正性肌力药和/或血管升压药支持及住院期间更差预后相关。
  • 作者认为,尽管目前缺乏严格对照干预研究证实该策略的影响,整合床旁超声的方法相较现有实践可能具有明显优势,而现有实践在不同医疗人员间常表现出相当大的不一致性。
  • 解读下腔静脉与颈内静脉指标时需注意:下腔静脉测量不能可靠预测液体反应性,不应作为液体管理决策的唯一依据。
  • 门静脉搏动指数超过30%、肾内静脉双相或单相不连续血流、颈静脉直径比<2等淤血征象可提示器官淤血,但需结合患者整体状况解读。
  • 对肥胖、全身水肿或体内有医疗器械等声窗受限患者,多器官超声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显著降低。
  • 严重三尖瓣反流患者肝静脉波形可呈收缩期反转,此时应优先评估门静脉波形;股静脉Doppler在高腹腔内压、肝硬化、呼吸窘迫、深静脉血栓及静脉曲张时不可靠或无效。

指南或共识出处

  • Beaubien-Souligny等2020年提出的静脉过量超声(VExUS)分级系统
  • 欧洲心脏病学会心力衰竭协会(ESC HFA)共识声明:推荐出院前进行下腔静脉超声评估和肺超声检查
  • 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指南:推荐仰卧位测量下腔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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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Ann Intensive Care. 2025 Nov 18;15:184. doi: 10.1186/s13613-025-01609-x

引言

床旁即时超声(POCUS)是一种成熟的床旁检查方法,用于在各种临床情境下评估心脏功能,包括低心输出量状态和静脉淤血。POCUS包括评估心输出量、左心室充盈压、超声肺B线以及伴有胸腔积液的血管外肺水[1]。结合肺超声和心脏超声可提高诊断准确性,并评估心力衰竭患者器官淤血的严重程度[1, 2]。多器官淤血在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的病理生理学中起着关键作用,针对器官的淤血和灌注超声评估至关重要[1, 2]。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独立于心力衰竭患者心输出量和肾血流量的降低,静脉淤血与肾小球滤过率降低以及肾功能检查之间存在流行病学关联[3, 4]。在急性心力衰竭中,Mullens等[4]表明较高的中心静脉压(CVP)预测院内肾功能恶化,且其预测程度大于低心脏指数。心脏指数与肾功能恶化呈负相关,尽管未观察到与基线肾小球滤过率的关联[4]。对于表现为急性心力衰竭的患者,应首先进行二维超声心动图联合多普勒检查。该检查用于评估心室的功能、大小、壁厚度和运动,以及瓣膜功能[5–7]。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心力衰竭协会的共识声明推荐使用便携式超声设备在床旁进行下腔静脉(IVC)超声评估和肺超声(LUS),作为出院前的综合检查[8]。它们分别提供右心房压力和肺淤血的可靠估计,并快速反映治疗引起的容量状态变化。

LUS在检测肺淤血方面很重要,但它不能评估淤血对腹部器官和腔隙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右心衰竭患者的肝肾功能紊乱有显著作用[9]。静脉淤血中的器官功能障碍是右心房压力升高的一系列结果,更重要的是,压力向各腹部器官和外周组织的传递[10]。压力的传递以可预测的方式改变静脉血流模式,主要影响肾静脉、门静脉、肝静脉和IVC静脉,这些改变可通过静脉多普勒进行量化[11, 12]。使用静脉多普勒可以作为因液体过负荷或水肿而潜在面临器官功能障碍风险患者的早期预警信号。

下腔静脉(IVC)

正常IVC直径与呼吸变异性相关。在生理条件下,吸气时由于胸内负压,IVC直径减小、静脉回流增加,而在胸内正压时则相反[13]。与心动周期中IVC直径变化相关的其他因素,如心室收缩,在自主呼吸患者中也会减小。此外,危重患者的体位会影响IVC直径。然而,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指南推荐在仰卧位测量IVC[14]。

重症患者应确定两个重要因素:下腔静脉(IVC)直径和IVC变异度。在急性右心室(RV)衰竭的情况下,这些指标在某些临床情境中可提示右心室功能[15]。

IVC直径评估常被视为测量中心静脉压(CVP)的无创工具[16]。测量CVP在数十年前已有描述[16],此后已成为评估容量状态和指导静脉液体治疗的标准方法。然而,许多后续研究表明CVP与血容量之间关联较差,且CVP和/或其变化无法预测对液体负荷的血流动力学反应[1, 16]。因此,依赖CVP进行液体管理不应作为唯一的决定因素。

为评估呼吸周期中下腔静脉(IVC)直径的变化,我们可以使用IVC塌陷指数(IVCCI)(图1)。医生测量整个周期中的最大IVC直径(IVCmax)和最小IVC直径(IVCmin)。IVCCI使用以下公式计算:(IVCmax - IVCmin)/ IVCmax。在自主呼吸患者中,IVC直径小于2.1 cm且IVCCI大于50%,并伴有 sniff 动作,通常提示中心静脉压(CVP)为0至5 cmH2O。IVC直径小于2.1 cm且伴有 sniff 动作时IVCCI小于50%,提示平均右心房压(RAP)升高至10至20 mm Hg cmH2O[17]。需要注意的是,IVCCI尚未在因呼吸衰竭需要正压机械通气的患者中得到验证[18]。

胸腔内压是IVC直径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在自主呼吸个体中,吸气时IVC直径随静脉回流增加而减小。在呼吸窘迫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时用力吸气努力所致显著负胸腔内压情况下,可能观察到IVC塌陷性加重,导致回流入右心房的静脉血增加[19]。

在通气患者中,呼气末正压可能因胸腔内压升高而在吸气时阻碍静脉回流,从而降低腹腔与胸腔之间的压力梯度[8]。该压力传递至右心房和IVC,IVC按其顺应性成比例扩张。在心脏储备低或存在前负荷依赖的患者中,例如严重低血容量患者,IVC表现出顺应性降低和扩张受限,其直径可能不发生变化[19, 20]。

腹腔内压升高对静脉回流、心输出量和IVC直径均有显著影响。在这些情况下,IVC表现出顺应性降低,损害其扩张性和对血管内容量变化的反应性。这种改变的机械行为可导致误导性超声评估,尤其是在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中,基于IVC的标准评估可能对液体状态得出错误结果[18, 19]。

阻碍静脉回流的心脏病变,如右心室功能障碍、严重三尖瓣反流和心脏压塞,会升高右心房压,进而使IVC扩张。扩张的IVC反映的是中心静脉压升高,而非血管内容量状态[19, 20]。

虽然下腔静脉(IVC)测量可以估测中心静脉压(CVP)及其变化,但它们是液体反应性的不可靠指标。Paul E Marik等人的一项系统综述揭示了CVP与血容量之间相关性较弱,且CVP/ΔCVP无法预测液体给药后的血流动力学反应。因此,不应利用CVP来做出关于液体管理的临床决策[15]。

图1 超声上腹部视图显示肝脏(L)及下腔静脉(IVC)和左肝静脉(HV) 查看原图 ↗

肝脏多普勒波形

肝静脉(HV)和门静脉(PV)多普勒波形的变化是评估静脉淤血和评价液体耐受性的主要手段。两者各有其特征和波形。

肝静脉多普勒。尽管右肝静脉因其横向走行和一致的三相波形传统上更受青睐用于多普勒评估,但左肝静脉经剑突下途径可能提供更好的声学窗口[21]。使用相控阵或凸阵探头。采用适当的声学窗口,通过肋间、肋下或经腹途径对肝静脉进行成像。左HV和中间HV从剑突下中部或左侧胸壁及肋间视图识别。肝静脉波形通过在距HV与IVC交界处约2–4 cm深度处应用脉冲波多普勒获得。整合心电图描记对于准确解读肝静脉(HV)多普勒波形至关重要。没有同步心电图,很容易误读HV波形。

正常肝静脉波形有四个组成部分(图2和图3):逆向A波、前向S波和D波,以及过渡性V波(可为前向、逆向或中性)[13]。A波对应于心房收缩。三尖瓣开放时,血液被推进向前朝向 right ventricle,同时向后朝向IVC并进入肝静脉,这在多普勒评估上产生A波。S波代表心室收缩。S波的初始部分归因于右心房舒张。S波的主要且较晚的部分由心室收缩驱动。随着右心室收缩并射血,三尖瓣环向心尖的下行运动在右心房内产生负压梯度。这种压力差,结合心脏和心包有限容积,促进血液从肝静脉快速流入右心房,这在多普勒描记上表现为S波。

V波由心房充盈产生。V波的高度可变——可能低于、等于或高于基线。这种变化分别取决于是否存在持续前向血流、短暂无血流的平衡期或短暂反向血流期。在无静脉淤血的健康个体中,收缩波(S波)振幅大于舒张波(D波),记为S > D。随着轻度淤血的出现,可观察到这种关系逆转,即S波振幅小于D波(S < D)。在严重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中,S波发生反转(收缩期反转)。S波出现在基线以上,而D波作为唯一的基线以下成分持续存在。需要注意的是,在明显三尖瓣反流的情况下,这种反转的S波意味着静脉反向血流。因此,在这些特定条件下,门静脉波形评估成为容量评估的首选超声检查方式[22]。

2)门静脉评估:使用凸阵或相控阵探头进行门静脉评估,将换能器置于腋后线第9至第11肋间或锁骨中线处[22]。门静脉在肝脏尾侧部分被识别。门静脉壁比肝静脉壁回声更强。使用脉冲波多普勒研究血流波特征,探头置于血管中部,获取波形[23]。

门静脉(PV)血流为低速(10至30 cm/s),通常为单相,但也可为双相(图4)。PV波形朝向换能器,在整个心动周期中有微小变化,尽管可观察到呼吸变异。门静脉搏动指数计算为(V最大值 – V最小值)/ V最大值 × 100%,其中V为速度。若搏动指数超过30%,则PV异常(图5)。此外,搏动指数(PPI)作为连续变量进行评估,以确定门静脉血流的细微变化是否可作为静脉淤血的显著指标[23]。

在轻度淤血和淤血加重时,收缩期血流减少,搏动性增加。在严重肝淤血时,收缩期血流消失。在更严重的病例中,血流可逆转为反向(血流背离换能器)(图4)。

测量PV搏动指数可量化整个心动周期的血流变化,并提示肝淤血。指数为30%高度提示肝淤血,并与较高的不良肾脏结局发生率相关(比值比2.2;95% CI 1.3–3.6)[24]。

图2 上腹部超声视图显示下腔静脉(IVC)的M型及呼吸变异;门静脉(PV) 查看原图 ↗
图3 示意图显示肝静脉正常频谱多普勒波形中的四个波 查看原图 ↗
图4 肝静脉多普勒波演进;A 正常S > D;B D > S;C 收缩期反转 查看原图 ↗
图5 A 搏动指数为42%的门静脉血流波形;B 随进行性静脉淤血发生的变化 查看原图 ↗

肾内静脉多普勒

肾内多普勒超声图像可在仰卧位获取,使用侧肋窗,彩色多普勒速度范围约为16 cm/s,并将脉冲多普勒置于叶间血管上[25]。当动脉成分(基线以上)和静脉成分(基线以下)在两个或更多心动周期中均可见时,波形通常被认为合格(图6a)。肾内静脉多普勒正常情况下表现为基线以下连续的单相血流,随着静脉淤血加重逐渐变为中断的双相,类似于肝静脉血流的S波和D波。与肝静脉波形相似,静脉淤血加重时,S波变小,D波变得更明显。最终,S波完全消失,仅留下单相D波。如果存在双相或单相肾静脉血流模式,则肾内静脉多普勒波形被认为异常。这被定义为具有收缩期/舒张期或仅舒张期模式的不连续静脉血流(27)。

肾静脉多普勒衍生的一个重要参数是肾内静脉血流(IRVF)。IRVF模式是在无静脉流出道梗阻的情况下判断肾脏淤血或容量超负荷的一种新指标。随着淤血进展,会出现不连续血流模式。波形变化分为四种血流模式:连续型、搏动型、不连续型、双相不连续型(以收缩期和舒张期均出现静脉峰为特征)和单相不连续型(以舒张期出现静脉峰为特征)(图3)。肾静脉多普勒的变化使用静脉血流时间与心动周期时间的比值进行量化,称为肾静脉淤滞指数(RVSI)[26]。RVSI是一种新的连续比值,用于量化心动周期中无肾静脉流出发生的比例。其计算公式如下:(心动周期时间-静脉血流时间)/心动周期时间[26](图6b)。

在多普勒超声检查中观察到的单相模式和IRVF的严重改变,可作为右心衰竭患者静脉淤血的标志物,尤其是心脏手术后[27]。单相波与急性肾损伤独立相关[27]。IRVF模式与心脏手术后静脉淤血呈强相关。IRVF不连续模式的存在表明发生了肾脏淤血以及不良预后。

在因急性心力衰竭入院及出院后早期患者中,淤血型IRVF与血清肌酐值升高幅度更大相关[26]。在持续肾脏淤血的情况下,既往存在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在基线和出院后90天时肌酐水平均显著更高。然而,对利尿剂的良好反应和/或淤血消退指标的改善减轻了这种相关性[27]。

评估静脉淤血的替代多普勒技术。

图6 A 正常的肾内多普勒静脉血流波以及随静脉淤血发生的进展。B 使用肾静脉淤滞指数(RVSI)对肾内静脉血流进行量化。静脉淤血程度越重,观察到的RVSI值越高。A,动脉血流;V,静脉血流 查看原图 ↗

股静脉多普勒(FVD)

股静脉(FV)采用高频线阵探头(10–14 MHz)进行评估。线阵探头置于腹股沟韧带下方约1 cm处,平行于韧带,探头标记朝向头侧。先定位股动静脉的短轴,然后将探头旋转90°,检查FV的长轴。FV在仰卧位下通过二维、脉冲波多普勒和彩色血流多普勒进行检查[28]。

FVD波形被描述为正常、搏动性或搏动性伴血流反向。搏动性和搏动性伴血流反向的FVD模式被认为提示静脉淤血(29)。

进行了多项试验以评估FV作为IVC的替代指标。关于塌陷指数(CI),在超声评估过程中,IVC的CI与容量超负荷患者的锁骨下静脉CI、颈内静脉CI或FV CI均不相关。研究结论认为,浅表静脉血管不能作为IVC的替代。作者提出,缺乏相关性可能是由于超声测量时静脉受到压迫[29]。一项研究使用静脉淤血超声(VExUS)评分和FVD评估成人心脏术后患者的静脉淤血。VExUS和FVD检测静脉淤血的准确率分别为80.37(95% CI:71.5至87.4)和74.7(95% CI:65.4至82.6)。FVD与VExUS分级显示中等一致性,可能是一种简便、有价值的静脉淤血评估工具[30]。然而,FVD在腹腔内高压、肝硬化和呼吸窘迫的情况下可靠性较低。它在深静脉血栓形成中无效,在伴有隐股交界处功能不全的静脉曲张中会产生令人困惑的结果[30]。

颈内静脉(IJV)

IJV是一条浅表血管,易于压迫,位于颈动脉附近,走行于胸锁乳突肌下方,可被超声轻易检测到。患者取半卧位,颈部抬高30–45度。使用高频线阵超声换能器(约10 MHz),置于下颌角下方(约5 cm处),即胸锁乳突肌区域。除B模式外,还可使用M型超声测量IJV直径及其动态变化,包括Valsalva动作期间的变化。

颈静脉直径比值(JDVR)是Valsalva动作期间最大直径与呼气末直径之间的比值(图7)。在健康人和淤血控制良好的患者中,静息状态下IJV直径较小(0.10–0.15 cm)。无论是否存在血管内淤血,Valsalva动作均可使IJV直径增至最大值(约1 cm),这是由于血管顺应性有限(+ 4, + 5)。对于无淤血的患者,JDVR ≥ 4。血管内淤血加重时,由于静息状态下IJV直径增大,JDVR降至< 2 [31, 32](图8)。另一项研究使用了Valsalva动作期间横截面积的变化[33]。在心力衰竭中,提示右心房压力升高和高血容量的阳性试验定义为Valsalva动作期间右侧IJV横截面积增加< 66%,当横截面积达到≥ 66%时淤血改善[33]。

在一项系统综述中,JDVR未显示出良好的评定者间和评定者内信度的证据[34]。在门诊心力衰竭患者中,低JVDR可识别出血浆NT-proBNP水平较高的患者,并与有创右心房压测量及右心室功能障碍相关[31, 33]。当因肥胖、严重肠胀气和手术伤口导致声窗不佳而无法进行IVC超声检查时,可采用IJV超声检查[34]。在某些慢性肺动脉高压、肺栓塞或心脏压塞的病例中,低血容量可与IJV直径增大并存,医生在解读IJV超声时应保持谨慎[34]。

图7 颈静脉测量。识别颈内静脉(IJV),使用线性高频探头(10 MHz)[1]通过M型超声在呼气末静息状态下连续测量JV直径(JVD)及其变化,为0.28 cm [1],然后在Valsalva动作期间测量(1.41 cm)。计算Valsalva动作期间最大JV直径与静息状态下直径之比(JVD比值),等于5(正常) 查看原图 ↗
图8 [1] 呼气末;[2] V MAN,Valsalva动作,一名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JVD比值为1.48(小于2) 查看原图 ↗

静脉淤血超声评分

静脉淤血超声评分(VExUS)是由Beaubien-Souligny等人于2020年开发的一种床旁超声(POCUS)分级系统,用于量化静脉淤血的严重程度(36)。最初,该系统旨在预测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的风险。VExUS将下腔静脉(IVC)直径测量与肝静脉、门静脉和肾叶间静脉的多普勒血流模式相结合,以评估和分级静脉淤血的严重程度[35]。

在右心衰竭患者中,由接受过POCUS培训的临床医生进行床旁肝静脉和门静脉多普勒超声联合检查,是评估静脉高压的宝贵工具[36]。这种易于获取的技术可以全面增强血流动力学评估并指导直接治疗策略[37]。

对于心脏手术患者,静脉淤血超声(VExUS)已被确立为一种评估静脉淤血和预测急性肾损伤的分级系统[27]。该研究发现,与其他超声特征组合相比,严重淤血与随后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的相关性最强。多个多普勒模式中的显著血流异常是严重淤血的特征。严重VExUS分级定义为下腔静脉(IVC)扩张(≥ 2 cm)合并至少两项严重异常。

VExUS分级系统首先评估IVC,然后依次评估肝静脉、门静脉和肾内静脉。静脉多普勒血流波形分为正常、轻度异常或严重异常(图9)[27]。

该概念性综述采用Rola等人的分级系统,评估下腔静脉是否充盈,并分别评估肝静脉、门静脉和肾静脉为正常、轻度或重度淤血。基于这些评估,VExUS分级如下:0级(无淤血)、1级(仅轻度淤血)、2级(一个器官重度淤血)和3级(三个器官系统中至少两个存在重度淤血)。(图9)[37]。因此,本研究引入了一种新工具,通过直接测量肾内静脉压而非通过CVP来研究心肾综合征的病理生理学。不连续的IRVF,尤其是单相波形和加重的VExUS分级系统,可能为全面评估静脉淤血或液体状态提供额外信息,并为及时清除液体或停止液体复苏提供指导。

VExUS与利尿剂反应

VExUS评分与心力衰竭住院期间利尿剂有效性之间可能存在关系。一项小型队列研究显示,与VExUS评分为0和I的患者相比,高VExUS分级患者的利尿效果较低,且独立于入院肌酐水平和既往袢利尿剂使用[38]。在静脉淤血评估参数中,RVSI预测低利尿效率的能力最佳(AUROC:0.76(0.60;091)p = 0.001)[38]。需要大剂量呋塞米的急性肾损伤患者,若分级>1且48小时内VExUS评分改善,则28天内无肾脏替代治疗(RRT)天数增加[39]。在因急性冠脉综合征住院的患者中,发现随着VExUS程度每增加一级,发生AKI的患者比例更高:VExUS = 0(10.8%)、VExUS = 1(23.8%)、VExUS = 2(75.0%)和VExUS = 3(100%;P < 0.001)。发现VExUS ≥ 1与AKI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比值比(OR):6.75,95%置信区间(CI):2.21–23.7,P = 0.001] [40]。多变量分析后,仅VExUS ≥ 1(OR:6.15;95% CI:1.26–29.94,P = 0.02)仍与AKI显著相关。VExUS是AKI的强预测因子,优于血流动力学参数和静脉造影剂剂量[40]。在《静脉过量超声评估静脉淤血的前瞻性评价》中,81例患者接受了右心导管检查,该研究表明VExUS超声技术可能准确检测静脉淤血,与特定心脏病患者在计划RHC时的右心导管检查(RHC)测量结果一致。与标准床旁评估相比,较高的VExUS分级能有效识别右心房压(RAP)升高。此外,VExUS分级升高与住院个体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相关,支持了既往发现,即VExUS可提示与AKI相关的肾静脉高压。观察到的VExUS与使用利尿剂的心力衰竭患者体重减轻之间的关联提示,VExUS可能预测利尿剂反应和抵抗。虽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但结果表明VExUS可提高床旁诊断和治疗能力,并增强我们对静脉淤血的理解。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VExUS [41]。

右心衰竭与肺动脉高压

评估肺动脉高压和静脉淤血最可靠且最常用的检查仍然是右心导管检查(RHC)和有争议的中心静脉压,并直接评估右心房压(RAP)和肺毛细血管楔压[41]。

在同一项前瞻性研究中,Longino等人在接受RHC的患者中评估了VExUS分级与RAP的相关性,并与下腔静脉(IVC)直径进行比较。他们发现RAP与VExUS分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01;R2 = 0.68)[42]。VExUS评分系统在预测右心房压(RAP)≥10 mmHg方面表现出显著能力,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高达0.99(95%置信区间[CI] 0.96–1)。该预测准确性超过了单独的下腔静脉(IVC)直径测量,后者AUC为0.79(95% CI 0.65–0.92)。实质上,VExUS在识别RAP升高方面的能力优于单独IVC直径或其塌陷指数[41]。

一项纳入124例心力衰竭患者的研究支持了这些观察结果。该研究得出结论,评估右颈内静脉随呼吸的变化,结合下腔静脉大小及其对呼吸反应的测量,可提高无创测定右心房充盈压的精确性[42]。该研究引入了一种简易的3分评分法,利用床旁超声有效评估心力衰竭患者的容量状态。该评分法包括右颈内静脉无呼吸变异、呼气末下腔静脉直径≥21 mm以及下腔静脉无呼吸塌陷。该评分法在识别右心房压升高(≥10 mm Hg)方面表现出良好效能,且优于仅依赖下腔静脉特征。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患者中,心脏右侧和左侧的充盈压一致,且该评分法与肺毛细血管楔压仅呈弱相关。

该方法为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提供了一种简便可行的途径[42]。

VExUS作为预后预测指标

在VExUS 3级的急性心力衰竭患者中观察到肾功能恶化。其显示利尿剂抵抗发生率更高、需要正性肌力药物和/或血管升压药支持,且住院期间预后更差[43, 44]。在一项纳入125例重度急性肾损伤(AKI)患者的研究中,易于测量的超声淤血标志物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但未观察到对肾脏恢复的不良影响。尽管与30天主要不良肾脏事件无显著关联[45]。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由床旁超声指导的液体管理策略是否影响临床结局[45]。

正在进行的研究和未来方向

一项研究旨在确定多普勒超声检测到的静脉淤血与感染性休克患者需要肾脏替代治疗(RRT)或死亡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是ANDROMEDA-SHOCK 2试验的子研究,该试验是一项评估感染性休克血流动力学复苏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该研究计划纳入至少350例符合Sepsis-3感染性休克标准后4小时内的成年患者。所测量的主要结局为感染性休克后28天内RRT或死亡[46]。

另一项研究提出,在脓毒症患者中使用无创超声方案,将改良肺超声评分与VExUS方案相结合(VExLUS),可增强对液体过负荷的检测,并帮助临床医生做出液体治疗决策[47]。该研究的主要次要目标为评估不同VExLUS分级与大量补液不良影响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查明肾脏超声中的淤血征象与急性肾损伤的发生或恶化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并探讨较高的VExLUS评分是否与较长的住院时间和较高的死亡率相关[47]。

局限性

患者特异性因素可妨碍多器官超声的有效性。重症患者中常见的状况,如体脂过多、全身性水肿以及医疗器械的存在,可显著降低该技术的准确性和实用性。这些因素可损害超声图像的清晰度,使获得可靠评估变得困难。VExUS需要专业技能,并且应当承认静脉淤血研究评估的是器官后负荷。VExUS应在患者总体状况的背景下进行评估。门静脉血流的搏动指数和平均速度随肝脂肪浸润严重程度的增加而降低[48]。此外,在肝硬化患者中,动脉搏动指数显著高于对照组,并与肝静脉压力梯度直接相关[49]。重度三尖瓣反流患者即使心脏充盈压正常或偏低,也可能在肝静脉多普勒中出现收缩期反向血流[50]。在未透彻理解VExUS技术局限性的情况下使用VExUS可能导致临床误判。

结论

静脉淤血是多种影响心脏和肾脏疾病中肾衰竭病理生理学的关键机制。静脉多普勒检查及不同器官的评估是唯一可用的床旁工具,用于评估多器官淤血,这可能指导临床医生在各种医疗情况下管理和评估血管内容量状态。VExUS具有合理的预后价值。尽管目前缺乏严格对照的干预性研究来证实采用该方法策略的影响,但有力的逻辑表明,整合床旁超声的方法可能比当前实践具有明显优势,而当前实践在医疗专业人员之间往往表现出相当大的不一致性。

图9 静脉过量超声分级系统(VExUS)评分系统的组成及分级。S–收缩期;D–舒张期;L 肝脏;HV,肝静脉;IVC,下腔静脉 查看原图 ↗

参考来源

  1. Bitar ZI, Maadarani OS, Bitar M, et al. Ultrasound indicators of organ venous congestion: a narrative review. Ann Intensive Care. 2025. PMID: 41251929. doi:10.1186/s13613-025-01609-x
  2. 全文:PMC12627300(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62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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