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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脑型疟疾的管理与监测策略:重症医学医师指南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strategies for severe cerebral malaria: a guide for the intensivist.
PubMed 文献 · Ann Intensive Care · 2025-10-08
一句话结论脑型疟疾以GCS<11且排除其他脑病病因定义,死亡率15–25%;成人首选静脉青蒿琥酯2.4 mg/kg于0、12、24 h,不延迟给药。

本叙述性综述聚焦成人脑型疟疾的ICU管理,总结其病理生理(感染红细胞螯合、炎症、血脑屏障破坏、脑水肿致颅内压升高)、临床表现与神经监测工具。治疗核心为静脉青蒿琥酯2.4 mg/kg于0、12、24 h,辅以癫痫控制与系统并发症处理;辅助治疗仍属实验性。神经监测(TCD、ONSD、瞳孔测量、EEG等)证据多来自儿童,成人数据有限。综述强调风险分层管理颅内高压与多学科ICU协作。

要点

  • 成人脑型疟疾定义为无法定位疼痛刺激(GCS<11)伴外周血无性体恶性疟原虫血症且排除其他脑病病因,死亡率约15–25%。
  • 静脉青蒿琥酯为一线:单次2.4 mg/kg于0、12、24 h;无需按肝肾功能调整剂量;不能因等待青蒿琥酯而延迟治疗。
  • 2024 WHO指南禁止在重型疟疾中快速推注晶体或胶体液;补液应聚焦纠正低血糖、电解质紊乱和低血压,个体化评估。
  • 癫痫在成人脑型疟疾中约占15–20%;一线为苯二氮䓬类,WHO推荐地西泮0.15 mg/kg静脉或0.5 mg/kg直肠、咪达唑仑肌注或颊黏膜、副醛肌注。
  • 预防性苯巴比妥不推荐:Cochrane荟萃分析显示虽减少抽搐(RR 0.30,95%CI 0.19–0.45),但总死亡率升高(RR 2.0,95%CI 1.20–3.33)。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成人脑型疟疾患者,需在ICU管理;多数已报告的脑型疟疾病例为儿童,尤其撒哈拉以南非洲,但成人病例(尤其旅行者或低传播地区个体)是日益受关注的人群。
  • 在流行区居住或近期从流行区返回、出现发热或意识改变的患者,均应考虑疟疾作为鉴别诊断。
  • 严重贫血输血阈值:WHO推荐在高传播区儿童血红蛋白<5 g/dL时输血,低传播或非流行区<7 g/dL,并应根据临床体征调整。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脑型疟疾临床定义:无法定位疼痛刺激(一般GCS<11,儿童Blantyre评分>3),伴外周血无性体恶性疟原虫血症,且无其他可识别的脑病病因(包括癫痫发作后状态、低血糖昏迷和脑膜炎)。
  • 无特定疟原虫血症阈值用于诊断;恶性疟原虫高疟原虫血症定义为疟原虫血症>10%,被视为严重疾病标志并增加包括脑部受累在内的并发症可能性。
  • 非流行区常采用疟原虫血症≥4%作为重型疟疾的截断值,如2024 WHO指南所认可。
  • WHO和CDC定义重型疟疾为存在或检出任何疟原虫种并伴器官衰竭证据。
  • 颅内高压预测:ONSD在成人中>5.8 mm广泛用于预测颅脑创伤后颅内高压;儿童阈值>5.0 mm(较年幼儿童)并随年龄逐渐增加,用于预测颅内压>20 mmHg。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初始管理类似其他原因脓毒症:应做血培养,休克时早期启动抗生素;评估神经损伤、器官功能障碍、低血糖、高乳酸血症和贫血。
  • 腰椎穿刺:在满足脑型疟疾诊断标准并排除常见混杂因素时非常规要求;可在选择性神经功能障碍病例中考虑以排除细菌性脑膜炎等替代诊断;成人腰椎穿刺安全性无数据,影像学提示颅内高压时可能禁忌。
  • 液体复苏需谨慎,尤其儿童:FEAST试验显示积极液体推注(生理盐水或白蛋白)增加危重非洲儿童死亡率;2024 WHO指南禁止重型疟疾快速推注晶体或胶体液;应聚焦纠正低血糖、电解质紊乱和低血压,个体化评估;成人尤其易液体过负荷,儿童可能脱水;临床监测包括外周灌注和尿量。
  • 抗疟治疗:无论疟原虫种,胃肠外青蒿琥酯为一线,WHO推荐用于重型疟疾,包括各孕期孕妇和儿童,治疗不应因等待青蒿琥酯而延迟;单次静脉剂量2.4 mg/kg于0、12、24 h;无需按肝肾功能调整剂量;需评估细胞色素P450代谢所致药物相互作用。
  • 口服转换:患者可耐受口服且已接受至少三次静脉青蒿琥酯后,建议转换为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治疗(ACT),如蒿甲醚/苯芴醇或双氢青蒿素/哌喹;转换应在上次静脉给药后至少4小时开始,口服治疗持续3天。
  • 急性期有意识改变者应避免含甲氟喹的ACT,因神经精神不良反应风险;青蒿琥酯后1–3周有迟发性溶血性贫血报告,尤其高疟原虫血症或非免疫个体,推荐出院后监测血红蛋白。
  • 癫痫:临床癫痫发作采用阶梯治疗;一线为苯二氮䓬类如地西泮或咪达唑仑;WHO推荐地西泮(0.15 mg/kg静脉或0.5 mg/kg直肠)、咪达唑仑(肌注或颊黏膜)或副醛(肌注)用于急性癫痫管理;持续发作加用二线抗癫痫药如苯妥英、左乙拉西坦或丙戊酸;癫痫持续状态或难治性发作可能需要丙泊酚、咪达唑仑或巴比妥类深镇静。
  • 颅内高压导向治疗:高风险患者(临床或影像学颅内高压征象伴或不伴脑疝)可能受益于渗透治疗,首选高渗盐水,甘露醇保留用于 impending 脑疝,有创监测或减压应权衡血小板减少等禁忌;中风险患者(中度脑病无临床或影像学颅内高压征象)需系列无创监测(TCD、ONSD、瞳孔测量)并频繁再评估;低风险患者应评估脑病替代原因(癫痫、疟疾视网膜病变、结构性病变);所有层级维持足够平均动脉压和目标等容量;低风险患者维持MAP>65 mmHg可能足够,选中/高风险病例目标更高(>80 mmHg)。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颅内高压是脑型疟疾发病和死亡的重要预测因素,致死病例中患病率84%,非致死病例27%。
  • 脑干受累征象如瞳孔反射异常、呼吸不规则或颅神经功能受损在脑型疟疾临床病例中记录不足;实验研究提示可能,但人类病例无直接证据。
  • 视网膜病变(视网膜变白、血管颜色改变和/或出血)高度提示疟疾,有助于区分疟疾性与非疟疾性昏迷;视乳头水肿不特异,可能提示其他致昏迷情况。
  • 脑型疟疾患者可表现脑膜炎征象或小脑性共济失调;延迟性小脑共济失调在疟疾后数天至数周出现,通常自行缓解。
  • 继发细菌感染:儿童脑型疟疾和成人重型输入性疟疾继发细菌感染率高,合并感染可达30%。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叙述性综述未遵循PRISMA指南,非系统评价;检索PubMed、Scopus和Web of Science于2000年1月至2025年2月发表的英文文献,关键词包括脑型疟疾、恶性疟原虫、颅内高压、神经重症监护、EEG疟疾、TCD疟疾、视神经鞘直径和疟疾生物标志物,优先临床研究、专家意见、共识声明和WHO指南。
  • TCD研究:160例脑型疟疾儿童显示四种血流模式:充血26%、微血管梗阻22%、低血流28%和血管痉挛13%。
  • ONSD研究结果矛盾:112例脑型疟疾儿童中ONSD与腰椎穿刺脑脊液开放压力无显著相关性;87例脑型疟疾儿童中ONSD增大与更差神经结局和更高死亡风险相关。
  • CT研究:21例成人中CT异常与入院GCS和死亡率相关;8例观察到脑水肿,其中2例死亡。
  • NIRS研究:20例脑型疟疾患者中极低频振荡显著高于低频和高频振荡,重症患者趋于降低,提示严重疟疾潜在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 预防性抗癫痫药荟萃分析:Cochrane基于三项比较苯巴比妥与安慰剂或无治疗的随机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抗癫痫药使用与抽搐减少相关(RR 0.30,95%CI 0.19–0.45),但也导致总死亡率风险增加(RR 2.0,95%CI 1.20–3.33),反对在脑型疟疾中使用预防性苯巴比妥。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叙述性综述,非系统评价,未遵循PRISMA指南。
  • 作者指出文献存在显著不平衡,以儿童脑型疟疾研究为主,成人数据有限;神经监测策略证据多来自非疟疾昏迷或儿童研究。
  • 有创ICP监测在脑型疟疾中无指南且数据有限,因严重疟疾相关凝血障碍,常规使用常有禁忌。
  • ONSD与ICP在脑型疟疾中的相关性至少两项研究结果矛盾,需要更大规模研究确立ONSD在脑型疟疾患者的预测价值。
  • 自动瞳孔测量在脑型疟疾中目前无数据可用。
  • 鼓膜位移目前限于儿童研究。
  • 作者指出脑干受累在人类脑型疟疾病例中无直接证据,是文献显著空白,需进一步研究。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成人脑型疟疾应在ICU管理,初始管理类似其他原因脓毒症,休克时早期启动抗生素并做血培养。
  • 静脉青蒿琥酯2.4 mg/kg于0、12、24 h为一线,不应因等待青蒿琥酯而延迟治疗;无需按肝肾功能调整剂量。
  • 重型疟疾禁止快速推注晶体或胶体液(2024 WHO指南),补液应聚焦纠正低血糖、电解质紊乱和低血压并个体化评估。
  • 作者建议采用风险分层方法管理颅内高压:高风险患者可能受益于渗透治疗(首选高渗盐水,甘露醇保留用于 impending 脑疝),中风险患者系列无创监测,低风险患者评估脑病替代原因。
  • 作者认为B-ICONIC协议中组合不同无创工具的思路可能是整合无创神经监测以个体化治疗决策的有价值替代。
  • 不推荐预防性苯巴比妥用于脑型疟疾,因荟萃分析显示虽减少抽搐但增加总死亡率。

指南或共识出处

  • WHO指南(2024年)
  • WHO和CDC重型疟疾定义
  • Cochrane荟萃分析(预防性抗癫痫药)
  • FEAST试验
  • B-ICONIC协议(颅脑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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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Ann Intensive Care. 2025 Oct 8;15:154. doi: 10.1186/s13613-025-01584-3

引言

疟疾是由疟原虫寄生虫引起、经雌性按蚊传播给人类的传染病。有五种疟原虫可感染人类(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间日疟原虫和诺氏疟原虫)[1]。每年,疟疾在全球造成至少五十万人死亡[2],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最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酸血症、溶血性贫血以及受感染红细胞(IE)在多器官微血管中的隔离等因素促进重症疟疾的发生,当疾病累及脑、心血管、肾或胎盘循环时即表现为重症疟疾[3]。死于疟疾风险最高的个体是生活在WHO非洲区域的人群,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或前往WHO非洲区域探亲访友而未采取充分化学预防措施的个体[2]。

脑型疟(CM)是恶性疟原虫疟疾最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其临床定义为在明确疟疾感染背景下,排除其他原因(包括发作后状态、低血糖昏迷和脑膜炎)后出现的严重意识状态改变(“不可唤醒的昏迷”)[4]。通常,该病需要在重症监护病房(ICU)进行管理[5–7]。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诊断575,000例[8];虽然报告的病例绝大多数为儿童,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但成人病例,尤其是旅行者或低传播地区人群中的病例,正日益受到关注。尽管患者管理有所改善,CM的预后仍然不佳,估计死亡率约为20%,且超过25%的病例出现不良神经结局[9]。急性期管理应侧重于发现全身性并发症、癫痫发作和/或颅内高压(IH)。由于血小板减少症,有创颅内压(ICP)监测可能不可用或存在禁忌,因此首选脑超声等无创方法[10]。

本综述旨在评估现有证据,并为ICU环境下成人CM的管理提供一些指导。

方法

本文为叙述性综述,旨在综合当前关于CM的知识,特别关注重症监护环境,尤其是神经监测的使用。因此,本综述未遵循PRISMA指南,也无意作为系统综述。我们在PubMed、Scopus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进行了结构化文献检索,检索2000年1月至2025年2月间以英文发表的文章。以下关键词单独或组合使用:“脑型疟”、“恶性疟原虫”、“颅内高压”、“神经重症监护”、“EEG疟疾”、“TCD疟疾”、“视神经鞘直径”和“生物标志物疟疾”。我们优先纳入临床研究、专家意见、共识声明和WHO指南。对关键论文的参考文献列表进行了筛选,以识别额外来源。

恶性疟原虫疟疾的神经系统表现成人与儿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11, 12]。然而,文献中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以儿童脑型疟(CM)研究为主。因此,重点放在了透明性和相关性上,特别是关于成人CM的研究发现以及神经监测策略在不同临床环境中的适用性。

病理生理学

能够准确复制人类CM分子机制的体外细胞培养模型有限,这显著阻碍了对该疾病病理生理学理解方面的进展。恶性疟原虫感染继发脑损伤的主要假说依赖于相互关联的病理事件。该过程始于感染红细胞(IEs)在脑微血管内的隔离,导致毛细血管灌注受损并引起继发性缺血[13]。IEs表达表面蛋白,如恶性疟原虫红细胞膜蛋白1(PfEMP1),其与内皮受体如ICAM-1、VCAM-1和CD-36结合[14]。这种结合激活内皮细胞,触发凝血级联反应和微血栓形成,加重缺血[15]。IEs还可能积聚在引流静脉和窦内,尤其是在吻端汇合处,促进脑水肿[16]。血小板减少症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进一步增加脑出血风险[17]。PfEMP1与宿主分子如EPCR和凝血酶敏感蛋白的相互作用加剧内皮功能障碍和微循环障碍[18]。携带寄生虫成分的细胞外囊泡在加重脑部受累中的潜在作用研究仍然不足[19]。

这些现象伴随着失调的炎症反应,其特征是促炎细胞因子包括TNF-α、IL-1β和IFN-γ的过度释放[20]。虽然这些细胞因子对控制寄生虫血症至关重要,但它们诱导内皮激活,增加血脑屏障(BBB)通透性,并促进血管损伤[21]。脑水肿通过IEs引起的毛细血管阻塞和细胞因子介导的BBB功能障碍而发展,导致细胞毒性和血管源性水肿[14]。升高的细胞因子促进免疫细胞募集、白细胞黏附和氧化应激,导致神经元凋亡和组织损伤[22]。中性粒细胞激活导致细胞外诱捕网(NETs)的形成,虽然有助于控制寄生虫,但也促进炎症和组织损伤[23]。上调的内皮受体可能进一步增强IE隔离[23]。血小板通过CD36和ICAM-1与IEs和内皮结合,促进微血栓形成和灌注受损[18]。由此产生的水肿升高颅内压(ICP),加重灌注并导致癫痫发作、昏迷或致命性脑疝[24, 25]。

神经退行性通路——尤其在暴露于疟色素(hemozoin)的模型中所观察到——可能是脑型疟(CM)幸存者长期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基础[24]。值得注意的是,神经认知症状在非重症疟疾后、甚至无症状携带者中也有报道[25, 26]。小胶质细胞通过释放TNF-α、IL-1β、一氧化氮和活性氧(ROS)参与神经炎症级联反应,进一步破坏血脑屏障(BBB)并促进神经毒性[27]。另一个相关方面是先天免疫细胞,尤其是粒细胞的功能耗竭。对富含疟色素的液泡的吞噬作用消耗了细胞储备和抗菌能力,导致免疫抑制[28]。这或许可以解释脑型疟患儿以及重症输入性疟疾成人中继发性细菌感染的高发生率,其中合并感染率高达30%[10]。

图1基于感染红细胞(IE)隔离和全身性炎症总结了脑型疟的病理生理学。然而,这些机制并不能完全解释幸存者中相对较低的神经功能缺损发生率,也不能解释轻症或无症状疟疾中认知症状的出现。有人提出了一个互补的“代谢”假说,认为肝功能障碍和血脑屏障破坏使神经毒素(如氨)得以到达大脑并触发脑型疟症状[29]。宿主遗传学也影响脑型疟的易感性。镰状细胞特质(HbAS)对重症疟疾具有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改变感染红细胞的黏附性实现的[30]。同样,东南亚卵形红细胞增多症减少了感染红细胞在脑部的隔离,可能对脑型疟具有保护作用[31]。这些遗传特征调节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影响疾病严重程度。

图1 脑型疟发病机制中涉及的主要机制。(1) 感染红细胞(IE)在毛细血管中隔离引起的血流障碍;(2) 过度的细胞因子产生;(3) 血脑屏障(BBB)损伤;(4) 脑水肿和颅内压(ICP)升高。DIC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查看原图 ↗

临床表现

脑型疟既可表现为已确诊或疑似疟疾患者的神经系统并发症,也可表现为既往无疟疾诊断的个体(尤其是在非流行地区)出现急性昏迷或癫痫发作。对于所有表现为发热或精神状态改变、且曾居住于或近期从流行地区返回的患者,疟疾应纳入鉴别诊断[10]。临床谱系广泛,超过50%的病例出现周期性发热和寒战。其他感染性疾病(如寨卡、基孔肯雅热、登革热、钩端螺旋体病、伤寒、黄热病)也必须排除。诊断依赖于血涂片显微镜检查发现寄生虫(金标准),若初次结果阴性但高度怀疑,应在48小时内重复检查。

重症疟疾涉及多系统受累。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将其定义为:存在或检出任何种类的疟原虫,并伴有器官衰竭的证据(表1)[32]。脑型疟疾的诊断标准为:患者无法定位疼痛刺激(例如,一般情况下,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 11,或儿童Blantyre评分>3),同时外周血涂片可见无性期恶性疟原虫血症,且无其他可识别的脑病病因(包括发作后状态、低血糖昏迷和脑膜炎)。虽然诊断无需特定的原虫血症阈值,但恶性疟原虫高原虫血症(定义为原虫血症>10%)被认为是重症疾病的标志物,并增加并发症(包括脑部受累)的可能性[33]。在非流行地区,原虫血症阈值≥4%常被用作重症疟疾的界值,正如2024年WHO指南所确认的那样[34]。在排除常见混杂因素后,无法唤醒的昏迷患者外周血涂片中见到疟原虫无性体是该病的特征性表现[4]。

惊厥是脑型疟疾(CM)常见且关键的特征,在儿童病例中发生率高达80%[35],在成人中约为15%–20%[36]。这些惊厥可表现为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局灶性运动性发作,甚至仅能通过脑电图(EEG)检测到的轻微或亚临床惊厥活动。未经治疗的惊厥活动可加重神经元损伤并恶化颅内高压(IH),因此需要及时识别和治疗[37]。此外,在CM存活的儿童中已观察到疟疾后癫痫,提示重症疾病后存在长期神经系统后遗症的风险[38]。

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虽然较少见,但可发生于CM中,通常提示继发于血管闭塞或微血栓形成的局部缺血性或出血性事件[39]。这些缺损可包括单侧无力、面部下垂或局灶性感觉丧失,需要仔细的临床评估以与发作后状态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相鉴别。部分患者,尤其是儿童,在CM后可出现持续性神经系统后遗症,统称为疟疾后神经综合征(PMNS)。PMNS可表现为认知障碍、注意力缺陷、运动功能障碍(如震颤和共济失调)、行为异常,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癫痫。虽然许多缺损会随时间缓解,但其他缺损可能持续数年,需要长期监测和康复治疗[40]。

脑干受累的体征,如瞳孔反射异常、呼吸节律不规则或脑神经功能受损,在脑型疟疾临床病例中尚未得到充分记录。虽然实验研究(例如那些强调CD8+ T细胞在破坏血脑屏障(BBB)并导致局部炎症中作用的研究[41])提示此类患者可能存在脑干损伤,但目前尚无直接证据在人类病例中支持这一假说。这凸显了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空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探讨脑干受累是否以及如何参与CM的病理生理学和临床表现。

脑型疟(CM)患者除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外,还可出现脑膜炎或小脑性共济失调的体征[37]。迟发性小脑性共济失调在疟疾后病例中有专门报道,发生于恢复后数天至数周,通常可自行缓解[42]。此外,CM患者还可出现视觉障碍。视力模糊可为颅内高压的临床表现,而视网膜病变则是与CM相关的另一种并发症。该视网膜病变尤其在寄生虫负荷高的儿童中多见,以视网膜变白、血管颜色改变和/或出血为特征[43]。

表1 成人重症疟疾的临床表现 查看原表 ↗

如何监测重症脑型疟患者的脑部?

系统性原因所致脑继发性损伤的检测

在CM中,系统性损害常导致继发性脑损伤。GHOST-CAP首字母缩略词提供了一种床旁监测和干预的结构化方法[44]。它包括血糖(G),因为低血糖和高血糖均可加重神经元损伤并需及时纠正;血红蛋白(H),因为严重贫血会损害氧输送并可能需要输血;氧合(O),以检测和治疗可导致脑缺氧的低氧血症;钠(S),因为低钠血症常见并与脑水肿和癫痫发作相关;体温(T),因为发热会增加代谢需求并应积极处理;舒适(C),以尽量减少可升高颅内压(ICP)的躁动和疼痛;动脉压(A),以确保足够的脑灌注压(CPP);以及PaCO₂(P),因为高碳酸血症和低碳酸血症可改变脑血流。每个参数均代表一个可改变的因素,必须积极监测和管理以防止继发性神经功能恶化。

脑影像学

脑CT扫描和磁共振成像(MRI)被广泛用于评估脑水肿[45]。脑CT扫描应作为所有重症CM患者初始检查的一部分,以识别是否存在缺血性或出血性病灶,尤其对昏迷患者或有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的患者[46]。在一些患者中,CT可显示轻微缺血性病灶和轻度水肿(中等风险),而在重症病例中,脑水肿或大面积区域缺血性/出血性病灶可能明显可见(高风险)[47]。在此背景下,关于CT灌注和CT血管成像的数据稀少;然而,这些技术可能如同在其他急性脑血管病中一样是有价值的工具。在一项纳入21名成人的研究中,发现CT扫描检出的异常与入院时GCS和死亡率均相关[48]。8名患者观察到脑水肿,其中2人死亡。

MRI可提供更多细节,并在成人和儿童中显示出不同的模式:细胞毒性水肿、双侧丘脑高信号、胼胝体和枕叶白质病灶在成人中常见报道[49, 50](图2)。相反,儿童常显示血管源性水肿和脑体积增大的征象[51, 52]。值得注意的是,在来自泰国的一些成人系列研究中[53],脑肿胀是由充血而非典型水肿所致。

此外,在脑型疟(CM)病例中,磁共振成像(MRI)可识别后可逆性脑病综合征(PRES)[54]。尽管缺乏关于其患病率的系统性数据,但PRES已在多个成人病例系列中被描述,可能反映全身炎症继发的血脑屏障功能障碍和脑自动调节功能受损[54]。在可行的情况下,建议采用阶梯式诊断方法,首先以CT扫描成像作为初始检查手段,随后对选定病例(如表现为脑干或小脑体征者)进行MRI检查。

图2 脑型疟的脑部影像学检查。脑型疟患者的脑CT扫描(A)和磁共振成像(MRI)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 - B)序列显示白质、丘脑和苍白球弥漫性受累 查看原图 ↗

识别颅内压升高风险患者

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中,颅内高压(IH)的筛查目前应用不足[55, 56];筛查可包括识别临床体征(如持续性昏迷、心动过缓、高血压、呼吸不规则)或神经影像学的间接征象(如脑水肿、中线移位)。值得注意的是,IH已被确定为脑型疟(CM)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预测因素,致死性病例中患病率为84%,而非致死性病例中为27%[8, 57]。颅内压(ICP)升高通过引起全脑缺血导致脑损伤,全脑缺血会降低脑灌注压(CPP)或在经小脑幕疝出过程中压迫基底脑动脉[58]。

关于IH的现有文献大多来自对非洲婴儿进行的研究,这些婴儿目前被认为是该流行区最脆弱的人群之一[58]。然而,在此背景下,对于使用有创ICP监测以及额外的脑组织氧分压(PbtO2)监测(如已在颅脑创伤中提出的那样),尚无指南且仅有有限数据[58–60]。此外,考虑到与重症疟疾相关的凝血障碍[61],在CM患者中常规使用有创ICP监测通常为禁忌。在儿童中,腰椎穿刺(LP)已被证明可用于测量ICP,即使在昏迷患者中也是如此,且无额外风险[62]。然而,在成人中进行LP可能更具争议性,因为尚无关于其安全性的数据,且可能为禁忌,尤其是在影像学上检测到IH征象时。

无创颅内压(ICP)监测是脑型疟(CM)管理中的一项关键进展,尤其是在侵入性技术通常不可用的资源有限环境中。经颅多普勒(TCD)是一种广泛可及的无创方法,用于评估脑血流动力学,但其在CM中的应用受到需要受过培训的操作者的限制,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在实践中,TCD可用于测量大脑中动脉的收缩期(sBFV)、舒张期(dBFV)和平均血流速度(mBFV),提供关于脑灌注和潜在血管紊乱的关键数据。该技术还可推导出搏动指数(PI)和阻力指数(RI)等指标,这些指标有助于潜在识别充血、微血管阻塞、低血流状态或血管痉挛,例如CM中常见的病理生理状态[63–65]。为有效应用于临床,TCD可按规律间隔安排,以监测治疗过程中脑血流动力学的变化,从而帮助追踪疾病进展或改善。此外,TCD发现,如PI升高(>1.4)或血流速度降低,与ICP升高相关,可为降低ICP和/或提高脑灌注压(CPP)的治疗干预决策提供信息[65]。mBFV显著降低伴dBFV < 20 cm/s与严重颅内高压(IH)和脑灌注不良相关[63]。在一项研究中,检查了160名CM患儿,揭示了四种不同的血流模式:充血(26%)、微血管阻塞(22%)、低血流(28%)和血管痉挛(13%)[66]。这种异质性提示不同机制可能共存,CM可能并非总是通过相同的血流紊乱途径导致ICP升高。此外,通过TCD识别的超声异常与侧定位体征和严重IH相关,表明CPP与脑血流速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65]。

视神经鞘直径(ONSD)是一种相对低成本且便携的技术,使其适用于资源有限的环境,尽管它也需要充分的培训,且不同操作者之间的判读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限制了可重复性。该方法基于以下解剖学原理:颅内压(ICP)升高导致视神经鞘扩张,可使用高频超声探头在眼球后方3 mm处进行测量。在儿科研究中,ONSD测量值超过特定阈值(例如,年幼儿童>5.0 mm,并随年龄逐渐增大)在预测颅内压升高(即>20 mmHg)方面已显示出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67–69]。在成人中,>5.8 mm的阈值已被广泛用于预测头部创伤后颅内高压(IH)[70]。这些差异反映了儿科与成人人群之间的解剖学差异,强调了年龄特异性阈值对准确评估的重要性。然而,至少两项研究[57, 71]强调了关于ONSD与CM中ICP相关性的相互矛盾的发现。特别是,一项在112名CM患儿中进行的研究发现,ONSD与腰椎穿刺(LP)期间脑脊液(CSF)开放压力之间无显著相关性[68]。相反,一项针对87名CM患儿的研究报告称,ONSD测量值升高与较差的神经学结局和较高的死亡风险相关[69]。这些发现凸显了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确定ONSD在CM患者中的预测价值[55]。

定量自动瞳孔测量法提供了一种无创且客观的方法来评估神经生理反应并检测神经功能恶化的早期迹象。该技术测量瞳孔变量,包括神经瞳孔指数(NPi),这是一种在光刺激期间根据瞳孔功能多项指标得出的标准化指数[72]。自动瞳孔测量法的异常发现已在各种重症监护情境中与ICP升高相关联,并可能作为监测CM中IH的辅助工具。例如,一项在创伤性脑损伤中的研究表明,异常的NPi评分(< 3)和收缩速度降低与ICP升高和较差的神经学结局相关[73]。一项病例系列显示,早期发现瞳孔异常有助于及时干预,如渗透疗法或手术减压,可能减轻神经损伤[74]。这些发现表明类似应用可扩展至CM;然而,目前尚无其在CM中应用的数据。

视网膜评估是评估脑型疟(CM)患者脑微循环的关键诊断工具,尤其在被认为自2006年起即具有实用价值的流行地区[10]。特定的视网膜异常,如变白、血管颜色改变和出血,高度提示疟疾,在区分疟疾性与非疟疾性昏迷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视乳头水肿虽常存在,但并非疟疾特异性表现,可能提示其他导致昏迷的疾病[75]。通过眼底镜检查进行视网膜评估仍然是检测颅内高压(IH)直接征象和鉴别昏迷与其他病因的有效且可及的工具[76]。将其纳入诊断流程,无论在设备完善的机构还是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均可减少误诊并改善患者预后。然而,准确解读疟疾性视网膜病变需要专门培训和经验,尤其是区分视网膜变白、血管变色和出血等特定特征与其他昏迷相关眼底改变的原因。

一种创新、无创、可在床旁应用的颅内压(ICP)监测方法是鼓膜移位(TMD),但目前仅限于儿科研究[77]。该技术通过识别经耳道传导的搏动性压力变化所引起的鼓膜微小运动,这些运动与颅内压变化相对应[77]。图3展示了针对CM患者检测和管理IH的风险分层方法。

图3 脑型疟颅内高压的多模态风险分层。GCS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BFV 血流速度,dBFV 舒张期血流速度。由于全面性水肿和弥漫性损伤导致颅内压升高时,可能不存在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 查看原图 ↗

癫痫发作检测

脑电图(EEG)可通过检测临床性和亚临床性癫痫发作、定位癫痫样放电以及识别具有预后意义的模式,有助于CM的管理[78, 79],尽管大多数支持性数据来自非疟疾性昏迷。持续EEG可提高非惊厥性癫痫发作的检出率并指导靶向抗惊厥治疗[80–82];然而,其实施可能受限于需要持续提供专业神经生理学专业知识。

生物标志物

若干生物标志物已成为诊断和管理CM的工具,为其病理生理学和严重程度提供了见解。其中,内皮活化标志物如血管生成素-2(Ang-2)[83]、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sICAM-1)[84]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85]反映内皮功能障碍和血脑屏障(BBB)破坏,这些是CM发病机制的核心。Ang-2水平升高和血管生成素-1(Ang-1)降低与血管不稳定性和疾病严重程度相关[86]。这些标志物虽尚未广泛可用,但在潜在临床应用方面是最有前景的。

其他生物标志物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实验阶段,需要进一步验证。循环微粒(MPs)来源于血小板、单核细胞和内皮细胞,与凝血和炎症相关,可作为脑型疟(CM)中内皮损伤和神经功能障碍的间接指标[87]。然而,MP升高并非特异性,也可出现在其他血小板减少或神经系统活跃的疾病中,如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或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88],若无确诊性疟疾诊断,临床解读困难。

神经元损伤的生物标志物,包括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和S100B[89],以及神经丝轻链(NFL)[90],在反映神经元损伤方面显示出早期前景;然而,其应用仍限于研究环境,需要在更大队列中验证。此外,由于经济和技术限制,这些生物标志物中的大多数在疟疾流行的中低收入国家(LMICs)无法常规获取。

无创脑氧合

近红外光谱(NIRS)已被探索作为评估恶性疟疾患者脑血流动力学的无创工具。Kolyva等人开展的一项研究利用NIRS监测20例脑型疟(CM)患者脑血流动力学的自发性振荡。研究结果表明,极低频振荡显著高于低频和高频振荡,且在重症患者中有降低趋势,提示重症疟疾中可能存在自主神经功能障碍[91]。

此外,在另一项研究中,NIRS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联合使用,以研究一例复杂性脑型疟疾患者的脑灌注和组织氧合。该研究揭示了右侧半球局灶性低灌注和氧饱和度降低,与患者的神经系统体征相关,并突出了在此类病例中评估受损脑微循环的潜力[92]。

这些研究表明,NIRS可为脑型疟疾的脑血流动力学和氧合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有助于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并指导治疗干预。尽管具有潜力,但由于设备成本高昂且设备获取受限,NIRS在流行地区仍基本不可用。目前将其整合到临床实践中仅限于资源充足的机构或研究环境。

表2总结了所讨论的神经监测工具相关的成本、可行性和培训要求,重点关注其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的实际应用性。

表2 脑型疟疾神经监测工具总结及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使用的考量 查看原表 ↗

治疗考量

重症疟疾和脑型疟(CM)患者的初始管理与任何其他原因导致的脓毒症患者相似[93]。由于这些患者常合并细菌感染,应进行血培养,并在出现休克时尽早开始使用抗生素[4]。此外,除了检测疟原虫和评估原虫血症程度外,临床医生还应评估潜在的神经功能损害、器官功能障碍、低血糖、高乳酸血症和贫血[94]。尽管在符合脑型疟诊断标准并排除了常见混杂因素时通常不需要常规进行腰椎穿刺(LP),但在特定神经功能障碍病例中可考虑行腰椎穿刺以排除细菌性脑膜炎等其他诊断。脑型疟中的液体复苏必须谨慎进行,尤其是儿童。FEAST试验表明,积极快速输注液体(生理盐水或白蛋白)增加了非洲危重儿童的死亡率,可能归因于液体过负荷和脑水肿加重[95]。据此,2024年WHO指南禁忌在重症疟疾中快速推注晶体液或胶体液。相反,液体管理应侧重于纠正低血糖、电解质紊乱和低血压,并进行个体化评估。成人尤其易发生液体过负荷,而儿童可能表现为脱水。临床监测应包括外周灌注和尿量。颈静脉压的监测价值可能有限,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非ICU环境中[34]。

治疗重症脑型疟包括使用抗疟药物以及针对各受累系统量身定制的支持性和靶向治疗(表3)。在ICU中筛查其他器官功能障碍也至关重要。此外,脑型疟患者应在重症监护环境中密切监测。重症疟疾一般管理的示意图见图4。

图4 重症疟疾的管理。在神经功能恶化的情况下,还必须监测全身变量(GHOST-CAP) 查看原图 ↗

神经保护

除了治疗脑水肿和癫痫发作等原发性脑损伤外,脑型疟(CM)的神经保护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来预防继发性脑损伤[44]。由于疟疾的代谢影响[96]以及青蒿琥酯等药物的作用[97],将血糖水平调节在80–180 mg/dL的最佳范围内具有挑战性;然而,在缺乏连续监测的情况下,通过间歇性血糖监测和调整胰岛素方案,这一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严重贫血是常见的后果,会妨碍维持足够的血红蛋白水平[98];增加输血服务的可及性或对危重病例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可能会缓解这一问题。WHO建议在高传播地区儿童血红蛋白< 5 g/dL时进行输血,在低传播或非流行地区< 7 g/dL时进行输血。这些阈值应根据临床体征进行调整[34]。在没有可靠的氧输送系统或监测的情况下,实现充分的氧合是困难的;然而,使用便携式制氧机并强调用脉搏血氧仪监测血氧饱和度可能会改善预后[99]。钠代谢紊乱,包括低钠血症[100],可能因电解质评估的可及性受限而未被诊断;纠正这一问题可能需要使用平衡电解质溶液进行经验性纠正。处理高热[101](因疟疾相关发热而加重)在缺乏降温设备的情况下具有挑战性;尽管如此,持续给予退热药和基本降温技术(如温水擦浴)可能提供可行的选择。这些努力凸显了采用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在CM中实施神经保护所面临问题的必要性。

抗疟药物

无论导致疟疾的疟原虫种类如何,胃肠外青蒿琥酯是一线治疗,在多项大型试验中显示出优于奎宁[102–104],目前被WHO推荐用于重症疟疾[34],并被全球许多国家指南所采纳,包括北美指南,后者于2019年引入该药物。该推荐包括妊娠各期的孕妇和儿童,且治疗绝不应因等待青蒿琥酯而延迟[105]。

青蒿琥酯无需根据肾功能和肝功能调整剂量。然而,由于青蒿琥酯经细胞色素P450代谢,评估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至关重要。静脉注射青蒿琥酯的单次剂量为2.4 mg/kg,在0、12和24小时给药。一旦患者能够耐受口服治疗且已接受至少三次静脉青蒿琥酯给药,建议转换为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ACT),如蒿甲醚/苯芴醇或双氢青蒿素/哌喹。该转换应在最后一次静脉给药后至少四小时开始,口服治疗应持续三天[4]。

如果患者在急性期出现意识状态改变,应避免使用含甲氟喹的ACT,因为有神经精神不良反应的风险。已有报道在青蒿琥酯给药后1–3周出现迟发性溶血性贫血,尤其是在高寄生虫血症患者或非免疫个体中。因此,建议出院后监测血红蛋白[34]。

尽管双药治疗的优越性尚未得到证实,但在有记录显示青蒿琥酯耐药疟疾高发国家(如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推荐静脉联合使用奎宁/青蒿琥酯治疗重症疟疾[106]。

当使用静脉奎宁时,临床医生应意识到其潜在副作用,包括低血糖、低血压和心律失常。建议在整个输注期间密切监测血糖水平、血压和心电图[107]。

癫痫发作的治疗

临床癫痫发作应通过分级方法进行管理。一线治疗包括苯二氮䓬类药物,如地西泮或咪达唑仑,这些药物在终止癫痫发作方面有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地西泮(0.15 mg/kg 静脉注射或0.5 mg/kg 直肠给药)、咪达唑仑(肌内注射或颊黏膜给药)或副醛(肌内注射)用于急性癫痫发作管理[34]。副醛在高资源环境中很少使用,但在低资源环境中仍是急性癫痫控制的一种实用选择,尤其是儿童[108]。如果癫痫发作持续,应加用二线抗癫痫药物,如苯妥英、左乙拉西坦或丙戊酸。对于癫痫持续状态或难治性癫痫发作,可能需要使用丙泊酚、咪达唑仑或巴比妥类药物进行深度镇静。难治性癫痫发作不常见。最近一项随机临床试验发现,使用定时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的积极退热治疗显著降低了脑型疟疾儿童多发或持续性癫痫发作的发生率,提示其在癫痫预防管理中的重要作用[109]。

预防性抗惊厥药物的疗效已在三项比较苯巴比妥与安慰剂或无治疗的随机试验中进行了探索。Cochrane基于这些数据的荟萃分析显示,尽管使用抗惊厥药物与惊厥减少相关(RR,0.30;95% CI,0.19–0.45),但也导致总体死亡率风险增加(RR,2.0;95% CI,1.20–3.33)。这反对在脑型疟疾治疗中使用预防性苯巴比妥[82]。尚无其他抗癫痫药物(如左乙拉西坦)的数据可用。

针对颅内高压的治疗

在缺乏标准化方案的情况下,脑型疟(CM)患者的颅内高压(IH)管理可通过风险分层方法进行优化,如图3所示。因此,高风险患者(例如具有IH临床或影像学征象伴或不伴脑疝形成)可能受益于渗透疗法,优选高渗盐水,甘露醇保留用于即将发生的脑疝,而侵入性监测或减压应权衡禁忌证如血小板减少症;中风险患者(例如中度脑病但无IH临床或影像学征象的患者)需要连续无创监测(例如经颅多普勒(TCD)、视神经鞘直径(ONSD)、瞳孔测量法)并频繁重新评估;低风险患者应评估脑病的其他病因(例如癫痫发作、疟疾视网膜病变、结构性病变)。在所有层级中,维持足够的平均动脉压和以正常血容量为目标至关重要。在低风险患者中,维持MAP >65 mmHg可能已足够[110],在选定的中风险和高风险病例中采用更高的目标(>80 mmHg)。如B-ICONIC颅脑创伤方案[111]所建议的,联合使用不同的无创工具可能是整合无创神经监测工具以个体化治疗决策的有价值替代方案。

关于药物干预的证据仍然有限。地塞米松和其他皮质类固醇在减少脑水肿方面未显示获益,且与出血、癫痫发作和昏迷恢复延迟的风险增加相关[112]。甘露醇同样未在CM中证明改善临床结局[113]。尽管高渗盐水可能代表一种潜在的替代渗透性药物,但证据稀少且很大程度上外推自其他原因所致的颅内压升高[114]。因此,WHO不建议将皮质类固醇、渗透性药物(包括甘露醇)或乙酰唑胺用于CM管理[34]。

换血输血

换血输血在疟疾中的应用仍存在争议。该干预措施的潜在优势包括快速清除循环中的寄生虫和其他化合物,如重症疟疾中的有害物质(例如乳酸)。此外,换血输血可以处理严重贫血,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循环超负荷的风险[115]。目前缺乏临床试验数据证明该干预措施与改善结局相关。此外,青蒿琥酯对外周血寄生虫血症的清除速度几乎同样迅速[116]。2024年WHO指南不建议将换血输血作为常规治疗,理由是缺乏足够的死亡率获益证据[34]。

抗微生物治疗

CM中细菌感染易感性增加,尤其是儿科患者,归因于吞噬寄生虫副产物(如疟色素)所致的免疫细胞耗竭。这一病理生理机制强调了保持对继发感染(包括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和脓毒症)高度警惕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危重患者中。

医院感染是重症疟疾的主要并发症[117],其中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最为常见。抗生素的使用应谨慎,尤其是在低血压患者、儿童和来自疟疾高流行地区的人群中。经验性抗菌治疗的选择必须以当地耐药模式为指导,并根据临床反应和微生物学数据进行调整。

辅助治疗

鉴于脑型疟(CM)涉及多种病理过程,仅针对单一信号通路可能不足以降低CM患者的死亡率或改善神经系统状况。辅助治疗——定义为在标准抗疟药物之外给予的治疗——旨在针对CM涉及的多种病理生理机制。因此,它们可能有助于应对与CM相关的多种生理过程。尽管其临床疗效仍在研究中,但该方法被提出用于改善临床结局、延长生存期并尽量减少存活者的神经损伤[104]。辅助治疗可减少细胞黏附和隔离、调节免疫反应并改善内皮功能。为优先实现神经保护,研究已证明辅助治疗在实验性脑型疟模型中可有效降低CM相关死亡率。然而,临床试验结果令人沮丧[118]。

使用全身性类固醇、免疫球蛋白、硫酸凝胶多糖和抗TNF-调节炎症反应未显示出获益,目前不推荐用于治疗包括CM在内的重症疟疾[119]。其他潜在靶点(感染红细胞隔离和凝血缺陷)目前正在研究中[35],此外还有左旋咪唑[120]的添加和肝素辅助治疗[121]。

其他治疗集中于影响免疫反应、降低铁水平、减轻氧化应激、扩充血容量、增强一氧化氮生成、减少血液凝固以及降低颅内压[94]。尽管这些干预措施在特定病例中可能有益,但目前提供有力支持其有效性的科学文献尚不充分。因此,目前在重症疟疾的管理中尚无其他辅助治疗被常规推荐。

表3 重症疟疾治疗总结 查看原表 ↗

预后

评估CM的预后需要采用多导向方法,结合临床评估、生物标志物和影像学技术。临床上,不良结局通常与昏迷持续时间延长、反复癫痫发作以及严重贫血、呼吸窘迫、循环衰竭、全身反射减弱、代谢性酸中毒和低血糖等并发症的存在相关[122]。高寄生虫密度也与预后呈负相关[123]。在一项研究中,使用APACHE II(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疾病严重程度分类系统对患者结局进行分层,准确率达95.8%[124]。使用成人GCS和儿童Blantyre昏迷量表等量表进行神经系统评估对于确定疾病严重程度至关重要,因为评分越低与预后越差相关[122, 125]。在成人患者中,5分制昏迷酸中毒疟疾(CAM)评分采用0–2评分系统,仅涉及酸中毒和以GCS测量的精神状态,可准确应用于确定是否需要将CAM评分>2的患者在ICU中监护[126]。

生物标志物在风险分层方面显示出前景,Ang-2水平升高提示内皮功能障碍和不良结局,而HRP2水平反映寄生虫负荷和血脑屏障破坏[127, 128]。新出现的证据表明,循环红细胞来源的MPs和von VWF也可预测CM中的神经损伤和死亡[129, 130]。

神经影像学在预后评估中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检测脑水肿、缺血或微出血方面[131]。尽管研究较少,NIRS已显示出作为预后工具的潜力,可评估重症疟疾中的脑氧合和血流动力学变化。研究表明,NIRS可检测脑灌注和氧合受损,极低频振荡降低与重症病例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相关[91]。这些发现表明,NIRS可能通过实时监测脑微循环和氧输送,帮助识别不良结局风险较高的患者[92]。尽管前景可观,但将NIRS用作CM的预后工具仍需进一步研究以验证其临床效用并将其整合到常规诊疗中。

长期预后还受到神经系统后遗症持续存在的影响,包括癫痫和认知缺陷,这些需要随访护理和康复[132]。重要的是,此类结局不仅限于重症病例;即使较轻的疟疾,通过持续性炎症或免疫激活,也可能导致持久的神经认知损害[132]。将这些工具纳入标准化框架可改善预后判断并指导CM患者的个体化治疗策略。

除初始神经系统症状外,部分脑型疟(CM)存活者还会遭受持续性神经系统并发症,通常称为疟疾后神经综合征(PMNS)[40]。这些后果可表现为认知障碍、注意力缺陷、癫痫、行为障碍以及运动功能障碍,包括共济失调或震颤。研究表明,儿童脑型疟存活者尤其易出现神经发育异常,包括记忆、加工速度和执行功能方面的持久问题[133]。确切病因尚未完全明了;然而,慢性炎症、微血管损伤和血脑屏障受损被认为在其中发挥作用[134]。

尽管存在多种预后评估工具,但其在流行地区的应用受到资源限制的制约。未来的优先事项包括开发可及的就诊点检测方法,整合临床、生物标志物和影像学数据,并结合神经监测技术和简化的认知筛查,为实时风险分层和长期预后改善提供可能,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的患者中。

结论

脑型疟(CM)仍是重症疟疾的一种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对重症监护医师构成独特挑战,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环境中。尽管对其病理生理复杂性的认识日益增加,尚无实质性证据支持在成人中采用特定的神经监测策略。然而,颅内高压和脑灌注障碍的潜在影响需要更多关注。管理应在重症监护病房(ICU)进行,应用颅内压控制的一般原则,并外推儿童和机制研究数据以指导神经保护策略。

展望未来,研究重点应包括开发可及的诊断方式、低成本神经监测技术以及专为资源有限环境设计的简化临床评估方案。预后生物标志物的验证、便携式神经影像技术的整合以及长期神经认知随访的实施应成为脑型疟诊疗的基本组成部分。此外,促进流行地区与非流行地区之间的合作对于弥合知识差距并确保干预措施适应不同流行病学背景至关重要。在这些领域的战略性投资有望降低脑型疟相关死亡率并减轻其长期神经和社会经济负担。

参考来源

  1. Vathi S, Corriero A, Rodríguez EE, et al.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strategies for severe cerebral malaria: a guide for the intensivist. Ann Intensive Care. 2025. PMID: 41060528. doi:10.1186/s13613-025-01584-3
  2. 全文:PMC1250832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508328/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