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重症应激代谢反应:病理生理机制、后果与治疗启示的最新综述
本综述总结了危重症应激代谢反应(MRS)在急性、亚急性、慢性三相中的内分泌、免疫、肠道和线粒体功能变化,以及能量产生从脂肪酸β-氧化向糖酵解、乳酸和酮体利用的转变。近期证据显示,较高蛋白策略通常不改善生存或功能恢复,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可能有害;强化血糖控制无结局获益并增加低血糖风险,推荐中等目标。新兴概念如慢性危重症(CCI)和持续炎症-免疫抑制-分解代谢综合征(PICS)用于描述迁延的应激反应。整合生物标志物和代谢组学定义临床内型可能有助于在床旁把握从分解代谢向合成代谢策略的转换时机并个体化营养和药物支持。
要点
- 危重症应激代谢反应分急性、亚急性、慢性三相,早期为适应性分解代谢伴合成抵抗,后期向恢复过渡。
- 最新Meta分析(23项RCT)显示较高蛋白策略不改善生存、通气时间或住院时长,急性肾损伤患者高蛋白与死亡率显著增加相关。
- 强化血糖控制无结局获益且增加低血糖风险,最新指南推荐对持续高血糖≥180 mg/dL启动方案,目标140–200 mg/dL。
- 急性期推荐提供50–70%能量消耗的营养,NUTRIREA-3试验提出前7天热量限制6 kcal/kg/天、蛋白0.2–0.4 g/kg/天,显示更快达到出院准备。
- 间接测热法仍是床旁准确计算能量消耗的金标准,总热量摄入应包括葡萄糖输注、丙泊酚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中枸橼酸的非营养热量。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危重症患者,涵盖急诊与ICU场景,包括脓毒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肾损伤、机械通气等。
- 原文提及 burn patient population(烧伤患者人群)中锌对伤口愈合有益、再植皮需求减少。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最新指南推荐对持续高血糖≥180 mg/dL启动治疗方案,目标范围140–200 mg/dL以减少低血糖风险。
- 急性期营养对应50–70%能量消耗(EE)以预防过度喂养或喂养不足。
- NUTRIREA-3试验提出前7天热量限制6 kcal/kg/天、蛋白0.2–0.4 g/kg/天。
- 低IFN-γ/IL-10比值被提出作为脓毒性休克启动氢化可的松治疗的标准。
- SRS1(低炎症型)和SRS2(高炎症型)内型基于基因组学研究识别,SRS1内型与较高死亡率相关(HR 2.4,95%CI 1.3–4.5)。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急性期推荐提供对应50–70%能量消耗的营养,预防过度喂养和喂养不足;即使50–70%也可能过量。
- NUTRIREA-3试验方案:前7天热量限制6 kcal/kg/天、蛋白0.2–0.4 g/kg/天,显示更快达到出院准备。
- 急性期后推荐逐渐增加能量和蛋白以达到基于危重症阶段的营养目标。
- 最新指南推荐对持续高血糖≥180 mg/dL启动方案,目标140–200 mg/dL。
- 较高蛋白策略(Meta分析汇总高蛋白组1.49±0.48 g/kg/天 vs 对照组0.92±0.30 g/kg/天)不改善生存、通气时间或住院时长;急性肾损伤患者高蛋白与死亡率显著增加相关。
- PRECISe试验:高蛋白2.0 vs 1.3 g/kg/天对生存或功能恢复无益,高蛋白组180天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显著降低且胃肠道不耐受发生率更高。
- 脓毒症、ARDS和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中建议补充皮质激素以降低短期死亡率(14–30天),各指南推荐强度不一;近期RCT报告无死亡率获益。
- 再喂养综合征和疑似硫胺素缺乏脑病推荐补充硫胺素;烧伤患者补锌有益于伤口愈合、减少再植皮需求。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持续高血糖≥180 mg/dL需启动降糖方案,目标140–200 mg/dL。
- 再喂养综合征风险患者需逐渐增加营养,限制热量摄入与总生存时间改善相关。
- 急性肾损伤患者高蛋白输注与死亡率显著增加相关,需警惕。
- 高蛋白组180天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显著降低且胃肠道不耐受发生率更高。
- 长期使用皮质激素可能的不良反应包括ICU获得性无力(ICU-AW)。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综述为叙述性文献综述,聚焦危重症应激代谢反应的病理生理和代谢后果的临床意义及治疗启示。
- 23项RCT的Meta分析:高蛋白组汇总每日蛋白摄入1.49±0.48 g/kg vs 对照组0.92±0.30 g/kg,不改善生存、通气时间或住院时长;急性肾损伤患者高蛋白与死亡率显著增加相关。
- 一项实用性随机试验(1,329例机械通气危重症患者):较高剂量(≥2.2 g/kg/天 vs ≤1.2 g/kg/天)对生存或住院时长无总体影响,急性肾损伤亚组有负面信号。
- PRECISe试验(近1000例ICU患者,双盲多中心RCT):高蛋白2.0 vs 1.3 g/kg/天对生存或功能恢复无益,高蛋白组180天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显著降低且胃肠道不耐受发生率更高。
- 20项试验的患者水平Meta分析:强化血糖控制对死亡率无优势(风险比1.02,95%CI 0.96–1.07,P=0.52)。
- TGC-Fast研究:计算机算法管理的强化血糖控制与宽松策略相比,对ICU治疗时长或死亡率无影响。
- 脓毒症和心源性休克患者ICU入院时靶向代谢组学识别三个代谢聚类:聚类1(28天死亡率最高54%,生物胺、糖和鞘脂升高)、聚类2(死亡率38%,甘油磷脂和鞘脂升高但缺乏能量相关代谢物)、聚类3(死亡率最低9%,大多数通路代谢物普遍降低)。
- 基因组学研究(265例脓毒症患者)识别SRS1(低炎症型)和SRS2(高炎症型)内型,SRS1内型与较高死亡率相关(HR 2.4,95%CI 1.3–4.5)。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叙述性文献综述。
- 近期康复指南推荐预防策略如早期活动和结构化物理康复(Grade A),以及最小化深镇静或延长镇静和每日中断(Grade A)。
- ABCDEF集束化方案(评估、呼吸试验、护理协调、谵妄预防、早期活动、家庭参与)被提议为综合方法(Grade A)。
- 建议多学科ICU后随访项目,尽管证据仍有限(Grade C)。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较高蛋白策略通常不改善生存或功能恢复,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可能提示害处,支持谨慎的、按阶段调整的蛋白剂量而非常规高目标。
- 作者认为强化血糖控制无结局获益并增加低血糖风险,中等目标更优。
- 作者认为整合生物标志物和代谢组学定义临床内型可能有助于把握从分解代谢向合成代谢策略的转换时机,并在床旁个体化营养和药物支持。
- 近期康复指南推荐早期活动和结构化物理康复(Grade A),最小化深镇静或延长镇静和每日中断(Grade A),ABCDEF集束化方案(Grade A)。
- 脓毒症、ARDS和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中建议补充皮质激素以降低短期死亡率(14–30天),推荐强度各指南不一。
- 再喂养综合征和疑似硫胺素缺乏脑病推荐补充硫胺素;烧伤患者补锌有益于伤口愈合、减少再植皮需求。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最新指南推荐对持续高血糖≥180 mg/dL启动方案,目标140–200 mg/dL(原文引用编号117)。
- 近期康复指南推荐早期活动和结构化物理康复(Grade A)、最小化深镇静或延长镇静和每日中断(Grade A)、ABCDEF集束化方案(Grade A)、多学科ICU后随访项目(Grade C)(原文引用编号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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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代谢是一个精细调节的系统,在能量和合成分子的储存(合成代谢)与能量释放(分解代谢)之间保持平衡。在危重症期间,对压力的代谢反应(MRS)由各种刺激触发,并分为三个阶段: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这些阶段涉及内分泌和免疫炎症反应,导致细胞和线粒体功能发生显著变化。
与生理状态不同,由于“合成代谢抵抗”,从分解代谢向合成代谢的转变受损,使代谢恢复复杂化。因此,识别损伤后阶段是代谢管理中的一大挑战。不适当的营养摄入可导致ICU获得性无力和慢性危重症,进而导致住院时间延长、恢复延迟和发病率增加[1–5]。
自上次关于MRS的重要综述[6]以来,代谢组学[7]和身体成分评估[5, 8, 9]的进展改善了对其特征的描述,揭示了其与营养的复杂相互作用。围绕MRS各阶段能量目标的概念正在逐渐发生范式转变。以往“越多越好”的理念——主张从急性期开始100%匹配能量消耗并高蛋白摄入以对抗肌肉丢失——如今受到近期临床数据的挑战[8, 10–12]。早期过量宏量营养素可能有害[1, 4, 13–17]。高营养供给有害效应的机制已被部分了解,包括过度喂养、再喂养综合征、线粒体功能失调、修复通路(自噬)和生酮作用的抑制,这些均得到临床前和临床研究的支持[2, 14, 15, 18–20]。
本综述对危重症中对压力的代谢反应(MRS)提供了全面而聚焦的概述,旨在阐明其关键机制和临床意义。文章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each 涉及MRS一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维度:(1)第一部分,病理生理学,描述急性应激触发的初始全身和细胞反应。(2)第二部分,代谢后果,探讨这些病理生理过程如何改变底物代谢——影响葡萄糖、脂质、氨基酸以及乳酸和酮体等中间能量通路。它还介绍了可能反映在临床和分子特征中的不同代谢阶段的概念。(3)第三部分,临床后果和治疗意义,聚焦于代谢应激的观察效应。它讨论了来自代谢组学和先进监测工具(如间接测热法、身体成分分析)的见解如何为个性化营养和药物策略提供依据以支持恢复。与MRS相关的主要进展总结于表1。
检索策略
检索策略详见补充数据。
病理生理学
应激诱导的代谢反应,此前由Cannon和Selye描述为单一的战斗或逃跑反应,现在被理解为涉及不同机制的复杂、相互关联的过程,并在三个连续阶段中展开: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图1)。
急性期(图2上半部分)
此阶段由交感系统激活启动,受压力感受器和炎症介质刺激,通过节后神经元导致儿茶酚胺释放。随后激活下丘脑-垂体轴并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促甲状腺激素(TSH)、生长激素(GH)、催乳素(PRL)、促性腺激素(LH、FSH)和精氨酸加压素(AVP)[6, 21]。AVP通过V1a受体促进血管收缩,并通过V2受体增强肾脏水重吸收,发挥关键作用[22]。
亚急性期(图2中间部分)
激素和神经内分泌反应
下丘脑-垂体轴的持续激活,会在产生后不久诱导大多数外周腺体的循环激素发生变化,或降低(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睾酮),或转化为无活性形式(如反T3)[21]。尽管刺激增加,外周激素释放的这种减少主要归因于大量释放的炎性细胞因子、组织缺氧、皮质醇水平升高以及ICU中常用的药物[21, 23, 24]。这些激素改变通常被报道为“外周生长激素抵抗”和“非甲状腺疾病”,它们可能阻止GH或甲状腺激素诱导的有害代谢效应,如增加线粒体氧耗和刺激产热,这些效应可能加剧细胞应激[21, 23, 25]。
与其他外周激素相反,游离皮质醇水平的升高主要不是由于ATCH刺激下产生增加,而是由于失活延迟和皮质醇结合蛋白减少。皮质醇促进肌肉和脂肪组织中的分解代谢,为耗能器官提供底物[21, 26]。在初始升高之后,ACTH、TSH和AVP水平因负反馈机制而下降,主要由循环皮质醇水平升高和下丘脑信号传导改变所驱动[23]。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也被激活以促进钠和水重吸收。经典和非经典组分分别通过产生血管紧张素II-III-IV或血管紧张素1–9和1–7而具有不同的生理作用[27]。经典系统增加促炎标志物、活性氧(ROS)和细胞凋亡,而非经典系统据体外和动物研究提示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并增加肺灌注[27]。醛固酮水平升高也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和游离脂肪酸增加[28]。
炎症和免疫通路
近期对炎症反应的认识揭示了内源性警报素(或细胞溶解过程中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以及感染性疾病存在时的外源性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等介质的代谢效应。DAMPs和PAMPs被多种免疫细胞受体(TLRs(Toll样受体)、凝集素受体、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识别。这触发了一种复杂的免疫和炎症反应,其特征为白细胞、补体和凝血系统的激活导致促炎反应,同时伴随通过凋亡和细胞调控机制引起的免疫细胞改变相关的抗炎反应[29–31]。这些现象与脓毒症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中被称为高炎症型和低炎症型的不同亚表型相关[32]。高炎症型亚表型的标志是循环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和死亡率较高,而低炎症型表型则与较低的炎症标志物和较好的预后相关。近期的转录组学和宏基因组学分析证实,这些表型在免疫反应通路方面也存在差异,高炎症型组中先天免疫信号和代谢通路(如糖酵解、氧化磷酸化)上调,而低炎症型组中适应性免疫和T细胞相关基因表达增强[33]。
在过去十年中,由白色脂肪组织(WAT)和棕色脂肪组织(BAT)分泌的脂肪因子已成为炎症反应中的新型介质,并作为内分泌调节因子发挥作用。在人体观察性研究和动物实验中,WAT释放促炎脂肪因子如瘦素和抵抗素,以及抗炎脂肪因子如脂联素和网膜素-1,影响免疫调节和代谢[34, 35]。同时,BAT产生神经调节蛋白-4、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和肌肉生长抑制素,这些因子增强产热和血管重塑,但对骨骼肌生长起负调控作用[36]。此外,骨骼肌分泌鸢尾素等肌因子,促进能量消耗,以及肌肉生长抑制素[35]。
肠道功能障碍
胃肠道系统可能参与MSR。首先,应激诱导的内脏血管收缩和低血容量减少黏膜灌注,导致上皮缺氧和凋亡,并使肠道易于发生缺血-再灌注损伤。紧密连接蛋白的同步破坏增加了细胞旁渗漏,而肠上皮细胞丢失则减缓了更新并扩大了黏膜破损。这些结构衰竭有利于菌群失调,伴随产短链脂肪酸(SCFAs)分类群的崩溃,削弱了SCFA介导的上皮营养和免疫调节[37]。与此同时,药物使用和医院环境加剧菌群失调,进一步减少SCFA产生,增加细菌易位,并可能放大MSR的炎症通路[37, 38]。免疫调节丧失、菌群失调和肠屏障衰竭导致微生物组分通过PAMPs易位,激活TLRs并触发全身性细胞因子激增,从而促进胰岛素抵抗、蛋白质分解代谢和线粒体功能障碍[39, 40]。其次,危重患者中肠激素水平(胰高血糖素样肽-1、肽YY和胃饥饿素)的改变可能影响胃轻瘫、血糖控制、营养吸收和能量利用[41, 42]。
线粒体功能障碍与自噬
在生理条件下,线粒体融合通过混合内容物维持功能,而分裂则允许分离受损组分。在急性损伤期间,这种平衡被破坏,融合受损而分裂占优势,导致碎片化、功能降低以及线粒体DAMPs(如N-甲酰肽)的释放,随后通过线粒体自噬降解[43, 44]。一项代谢组学研究表明,循环中的N-甲酰甲硫氨酸——一种线粒体来源分子——可作为线粒体脂肪酸氧化不完全的生物标志物,反映生物能量衰竭[44]。线粒体功能障碍与ATP(腺苷三磷酸)产生减少及脓毒症不良结局直接相关[45]。
在健康状态下,ROS是氧化磷酸化的副产物,受到抗氧化剂的严格调控。在应激条件下,线粒体损伤和电子泄漏增加ROS产生,导致氧化损伤[46],进而通过腺苷单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激活和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促进自噬[47]。mTOR是一个中枢代谢调节因子,整合营养、能量和生长因子信号以控制细胞生长和代谢[48]。自噬似乎是危重患者存活的关键机制。它促进受损细胞器的降解并在能量应激下回收底物。它由营养剥夺、缺氧和ROS激活。自噬不足——以患者活检中积累的细胞器损伤为证据——在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2, 49]。
自噬与代谢之间似乎存在密切的调控关系,其中过量营养摄入可能通过胰岛素/mTOR信号抑制自噬,而急性环境中的胰岛素抵抗可能通过减少mTOR激活和叉头框O蛋白过度激活来促进自噬[2, 48, 49]。
慢性期至恢复期(图2下半部分)
部分患者在初期阶段后迅速康复,而另一些患者则经历延长的ICU住院时间和慢性症状。这些病例使用多种术语来描述,如重症监护后综合征、慢性危重症(CCI)、持续性危重症以及持续性炎症、免疫抑制和分解代谢综合征(PICS),它们具有重叠的特征,但各有其特定的侧重点[50]。
解释为何部分患者迅速改善而另一些患者发展为持续性炎症和分解代谢的病理生理机制仍知之甚少。
合成代谢恢复由相互关联的机制所促进。
专门促分解介质(SPMs)衍生于必需脂肪酸,在细胞损伤后迅速产生,在炎症消退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些介质抑制白细胞趋化、减少白细胞与内皮之间的黏附,并降低类花生酸和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这些效应主要在临床前模型中得到证实[55, 56],并在观察性研究中与生存相关[51]。
随着促分解代谢激素下降和炎症消退,胰岛素敏感性逐步改善,恢复胰岛素受体底物-1磷酸化并重新激活PI3K通路[48, 49]。这导致mTOR激活,同时AMPK活性降低、PI3K通路重新激活以及亮氨酸等关键氨基酸的再循环也驱动了mTOR激活[48, 49, 52]。此外,线粒体恢复其功能能力,ROS水平下降[53]。
持续性炎症和分解代谢可能由慢性压力性溃疡、微生物群损伤[54]或持续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激活[28]所维持或加剧。频繁报道的免疫抑制可能与线粒体功能障碍的持续存在[43]、细胞因子谱的改变[55]以及髓源性抑制细胞的持续存在[56]有关。
垂体因子和外周激素血浆水平降低——由于持续性炎症、昼夜节律紊乱以及初始皮质醇升高的反馈抑制——促进了慢性危重症表型,表现为残余性血管麻痹、乏力、脑病、电解质紊乱、ICU获得性衰弱(ICU-AW)和膈肌功能障碍[21, 57]。
代谢后果
从急性期到亚急性期(见图3)
葡萄糖成为首选能量底物,能量产生发生代谢转变,从线粒体脂肪酸β-氧化转向糖酵解、支链氨基酸代谢和磷酸戊糖途径激活[6, 44]。这种转变反映了线粒体功能障碍和对糖酵解的更大依赖,表现为N-甲酰甲硫氨酸、乳酸和酰基肉碱升高的代谢组学特征,提示脂肪酸氧化受损和氧化应激[44]。
肝脏通过快速糖原分解和利用来源于肌肉分解代谢和脂肪组织的氨基酸及甘油进行糖异生来维持葡萄糖可利用性。
应激期间蛋白质分解增加高达三倍,产生尿素和铵作为氮废物[58]。
尽管在危重症期间脂肪分解增强以提供甘油用于肝脏糖异生,但线粒体功能障碍和氧输送受限会损害β-氧化。这种不匹配导致游离脂肪酸积累,通过脂质过氧化促进胰岛素抵抗和脂毒性。[59]。脓毒症时胆固醇水平显著下降,原因是肝脏合成减少和脂蛋白消耗增加——这一模式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因为胆固醇对细胞膜完整性、细胞信号传导至关重要,并且是许多激素(包括皮质醇)的前体[60]。
所有MRS机制共同促成“应激性高血糖”。由反向调节激素和炎症驱动的胰岛素抵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61]。外周胰岛素抵抗通过上调红细胞、免疫细胞和大脑中的GLUT-1和-3,同时下调骨骼肌和脂肪组织中的GLUT-4,使葡萄糖被重新分配至重要器官[62]。
近年来,乳酸和酮体途径已被证明是重要的替代能量途径。乳酸代谢通过氧化[63]在能量储备中发挥关键作用,尤其是在线粒体浓度低的组织中,如肾髓质、大脑、红细胞和白细胞[61]。乳酸经乳酸脱氢酶(LDH)迅速转化为丙酮酸,并直接进入Krebs循环,在“乳酸穿梭”框架内提供一种ATP高效燃料来源。[64, 65]。这种穿梭由单羧酸转运蛋白(MCT1和MCT4) facilitated,使乳酸能够在产生细胞和消耗细胞之间充当动态能量载体,适应代谢应激和缺氧[66]。其信号传导能力——作为自分泌、旁分泌和类内分泌因子发挥作用——现已被认识,因而获得了“乳激素(lactormone)”这一术语[64, 65]。除这些代谢作用外,乳酸还具有显著的免疫调节特性,通过多种信号通路影响免疫细胞活性。乳酸通过促进M2(抗炎)巨噬细胞来调节巨噬细胞极化[64, 67]。这种调节支持伤口愈合和抗炎反应,而M1(促炎)巨噬细胞更依赖糖酵解。此外,乳酸通过促进NETosis调节中性粒细胞活性,并可抑制其他免疫细胞中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65, 67]。
酮体(KBs)在机体禁食或处于急性应激状态时代表一种额外的潜在能量来源。其合成始于脂肪酸分解为乙酰辅酶A,当三羧酸循环超负荷时,乙酰辅酶A转化为酮体。酮体是心脏和肾皮质的首选能源,可提供大脑消耗能量的高达75%。酮体,特别是β-羟丁酸(BHB),通过激活保护性细胞通路在危重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动物模型中,BHB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增强自噬,促进受损细胞器的清除[19, 68–70],抑制NLRP3炎症小体(NOD样受体家族含pyrin结构域3),减少促炎细胞因子[68, 69],并激活Nrf2以抵御氧化损伤,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这对细胞恢复至关重要[69, 70]。BHB通过提高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水平并促进mTOR介导的蛋白质合成来支持肌肉再生[68, 70]。
慢性期至恢复期
急性疾病后,通常发生从分解代谢状态向合成代谢状态的转变,标志着恢复的开始。危重疾病恢复期胰岛素敏感性的恢复改变了代谢优先级,减少葡萄糖依赖性并有利于脂质和蛋白质的利用[6]。脂质通过高效的β-氧化重新成为重要的能量底物,这得益于线粒体功能的恢复。蛋白质和氨基酸在此阶段也发挥核心作用;随着糖异生减少,氨基酸被重新导向合成代谢过程。由胰岛素信号传导和亮氨酸等关键氨基酸驱动的mTOR通路激活,促进蛋白质合成和组织修复[48, 49, 52, 71]。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发展为持续炎症、免疫功能障碍和慢性分解代谢的状态,称为PICS。葡萄糖仍是优先的能量底物,伴随持续的蛋白质分解和脂肪分解[50]。
用于表征患者状态的代谢特征?
迄今为止,这些患者的代谢特征描述仍具有挑战性。多种方法的结合有助于评估患者的代谢状态。氮平衡的变化或尿素与肌酐比值的升高可用于评估分解代谢,尽管在肾功能不全或严重肌肉萎缩的情况下其解读可能受到混杂影响[5, 72, 73]。开发使用连续血糖监测方法测量胰岛素抵抗的工具代表了一种有前景的方法,因为ICU患者胰岛素抵抗的增加会导致高血糖,尽管营养摄入相似,仍需要更高剂量的胰岛素来维持血糖控制[74, 75]。最后,生物标志物和代谢组学的应用能够识别代谢状态的关键标志物,并有望成为下一代床旁工具。例如,线粒体功能障碍可通过测量N-甲酰甲硫氨酸、短链酰基肉碱和NAD(P)相关代谢物来评估,这些指标反映氧化磷酸化受损和不完全的脂肪酸氧化[44, 76]。自噬活性可从组织水平的蛋白质组学数据推断。在ICU患者中,肝和肌肉活检中p62(一种通常在自噬过程中被降解的货物衔接蛋白)的积累和LC3-II/LC3-I比值的降低(反映自噬体形成或周转受损)与自噬激活不足相关,导致受损线粒体和内质网的积累[49]。
通过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分析鉴定的氨基酸谱变化,为危重病的代谢阶段提供了功能层面的见解。在脓毒症患者中,Chen等人发现了涉及免疫和线粒体调节的氨基酸通路的持续性失调,包括精氨酸生物合成、谷氨酰胺耗竭以及色氨酸向犬尿氨酸的转化。尤其是犬尿氨酸的积累与免疫抑制和氧化还原失衡相关,提示向持续性分解代谢或炎症状态的转变[52]。与此同时,肠内和肠外营养期间循环氨基酸的变化,尤其是精氨酸、脯氨酸和谷氨酸的变化,可能反映底物供给如何调节中间代谢,并有助于确定患者潜在的代谢轨迹[73]。
脂质组学特征随危重病的不同阶段而演变,反映能量底物转移和细胞结构改变。在ICU患者的非靶向血浆脂质组学分析中,已有报道磷脂酰胆碱(线粒体和细胞膜的关键组分)水平降低,可能在氧化应激下损害膜完整性和线粒体功能。中链和长链酰基肉碱的同时积累提示β-氧化不完全和线粒体底物过载,干扰ATP生成并促进脂毒性[7]。
肠道功能障碍的标志物也已通过代谢组学分析被鉴定。血浆瓜氨酸(一种仅由肠上皮细胞合成的非蛋白氨基酸)降低是肠上皮细胞功能量和吸收能力受损的经过验证的生物标志物[77]。与此同时,色氨酸代谢的改变,包括犬尿氨酸和吲哚衍生物微生物代谢物水平升高,反映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菌群失调[73]。
长期ICU存活者的肌肉特异性转录组特征显示,参与线粒体呼吸、氧化磷酸化和肌原纤维结构的基因持续下调,这反映了生物能量衰竭以及对合成代谢转变具有抵抗性的持续分解代谢状态[78]。
近期,对脓毒性和心源性休克患者的靶向代谢组学分析在ICU入院时识别出三个不同的代谢聚类,每个聚类与不同的死亡风险和代谢模式相关[79]。聚类1与最高的28天死亡率(54%)相关,表现出生物胺、糖类和鞘脂类水平升高——提示强烈的代谢激活、线粒体功能受损和高分解代谢状态。聚类2尽管初始临床严重程度较低,但死亡率较高(38%),其特征是甘油磷脂和鞘脂类增加,但缺乏聚类1中观察到的能量相关代谢物,与能量缺乏或适应不良的代谢特征一致。聚类3死亡率最低(9%),在大多数通路中代谢物水平普遍降低,反映了更为调控化、代谢适应性的反应,可能与合成代谢恢复相容。
在脓毒症[44, 52, 80, 81]和急性呼吸衰竭[76]的多组学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
临床后果和治疗意义
与病理生理学和代谢后果部分不同,临床后果和治疗意义很难分为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因为临床表现可能同时影响所有三个阶段,且众多混杂因素可影响临床体征。因此,临床后果基于图4进行列出和讨论。
能量消耗和需求的变化
能量消耗(EE)在代谢应激反应(MRS)的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各不相同。急性期EE出现轻度初始升高,尽管初始损伤后代谢需求增加,但可能被镇静、阿片类药物或肌肉麻痹所抵消[8, 82]。随后在后期阶段EE出现更大幅度的升高[8]。
此外,在最初几天,由于分解代谢状态,内源性来源的能量产生似乎增加,可能提供几乎足够的能量以满足机体需求。在这一阶段给予完全营养支持可能导致过度喂养,因为外源性营养无法完全抑制内源性能量产生,且线粒体无法处理过量的底物[53]。然而,据报道此后能量消耗会上升,并在ICU入住后持续升高长达三周。在此期间,内源性能量产生减少,外源性营养支持变得至关重要。间接测热法仍是床旁准确计算能量消耗的金标准[5, 8, 11, 83, 84]。在急性期,建议提供相当于能量消耗(EE)50–70%的营养,以防止过度喂养或营养不足,两者均有害[5, 9, 83, 85]。即使以能量消耗的50–70%为目标,也可能过量,无论NUTRIREA-3和EPANIC试验的结果如何。根据代谢需求定制营养的理论基础并未得到一项关于早期肠外营养使用的大规模研究结果的支持[4]。一项亚研究[3]显示,早期肠外营养未能防止骨骼肌消耗,并增加了肌肉间室的脂肪组织,而未改变股部或腹部皮下脂肪组织体积。两项回顾性研究[86, 87]提示,在ICU入住初期仅满足30–70%能量需求时生存率更佳。NUTRIREA-3试验[1]提出在最初七天内限制热量为每日6 kcal kg−1和蛋白质每日0.2–0.4 g kg−1,显示患者更快达到出院准备状态。此外,逐步给予营养以达到目标有助于预防高危患者发生不适当的再喂养综合征[83]。再喂养综合征期间限制热量摄入与总生存时间改善相关[18]。除营养外,总热量摄入应包括来自葡萄糖输注或丙泊酚的非营养性热量以及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期间的枸橼酸[10]。
急性期过后,建议根据危重病所处阶段逐步增加能量和蛋白质的量以达到营养目标[5, 11, 83, 84]。然而,当存在合成代谢抵抗状态时,营养治疗并不总是有效。当前的挑战在于确定正确的营养窗口,以及为何在某些情况下尽管遵循了所有当前建议,营养仍无法纠正高分解代谢状态[20, 88]。生物标志物和代谢组学研究的应用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有助于识别代谢反应综合征(MRS)的临床内型,这些内型根据应激反应阶段具有不同的治疗和营养需求[7, 44, 73, 76, 89]。
在所有MRS期间,营养途径的选择至关重要。若有可能,肠内营养优于肠外营养,因为其与微生物群和肠道直接相互作用[5]。肠道微生物群失调的临床影响仍知之甚少,目前尚无指征支持某一种特定类型的肠内营养优于另一种,或支持补充益生元或益生菌[90, 91]。若干针对肠道的策略正在研究中,包括以减少消化负荷为目的的元素型或肽基配方、具有抗炎作用的短链脂肪酸如丁酸盐,以及作为潜在代谢和免疫支持的谷氨酰胺补充[40]。此外,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被认为具有促肠道营养作用,近期数据提示较高的GLP-1水平与危重症中肠上皮细胞恢复增强及全身炎症减轻之间存在关联[92]。
然而,肠内营养存在不良反应风险,如肠系膜缺血,尤其在严重休克情况下。尽管如此,在仔细监测下它是安全的,并有助于预防细菌易位及感染性并发症[93]。
人们对确定一个可刺激自噬、线粒体生物发生和酮体产生的禁食间期兴趣日益增加,尽管目前证据仅限于临床前研究,在ICU患者中仍未得到证实。[19, 94, 95]。
最后,所用营养素的类型也可能影响MRS。例如,ω-3和ω-6脂肪酸在调节炎症中发挥不同作用,其中ω-3脂肪酸有助于 specialized pro-resolving mediators(SPMs)的产生。特定氨基酸,如精氨酸、亮氨酸和谷氨酰胺,可能支持免疫功能并促进恢复[89, 96]。在急性情况下使用酮体或乳酸作为备用能源是一个有前景的领域,但目前尚无随机对照试验支持通过禁食或膳食补充来产生酮体(KBs)[19, 97, 98]。
应激性高血糖与血糖管理
在20%至75%的病例中观察到的应激诱导性高血糖与死亡率增加相关[99],可能通过有害的氧化应激增加介导[47]。然而,这种有害影响可能随时间及患者个体而异,且其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尚存争议。在这一早期阶段,胰岛素抵抗(IR)及相关应激性高血糖可被视为一种有利的适应机制[61, 100–102]。随后,IR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持续存在,包括持续存在的应激和炎症反应、游离脂肪酸释放所致的脂毒性、治疗及长期制动[101–105]。因此,IR在应激发生后的最初数小时内出现时可被视为高度有益,而长期持续存在的IR则可能被视为有害[106],即作为2型糖尿病的触发因素[107]。
在过去20年中,关于严格血糖控制的获益一直存在持续争论。尽管在早期的随机对照试验中严格血糖控制显示出有希望的效果[108],但其获益在随后的多中心研究中并未得到证实,且一项试验发现了潜在危害[109]。近期,TGC-Fast研究[110]证实,与在当前推荐营养剂量范围内采用宽松策略相比,通过计算机算法管理以预防医源性低血糖的强化严格血糖控制对ICU护理所需时间或死亡率均无影响。最后,一项纳入20项试验的大型患者水平荟萃分析[111]未发现强化血糖控制的优势(死亡风险比为1.02(95% CI,0.96至1.07;P = 0.52))。
在已进行的干预性研究中,患者均接受统一治疗,不论其糖尿病状态如何。然而,观察性研究[112]提示,在既往有糖尿病和无糖尿病的患者中,血糖水平与死亡率的关联不同。为考虑这一可能效应,研究者使用了血糖比值(GR)[113],其计算方法为ICU入住期间平均血糖水平除以根据测得的糖化血红蛋白A1(HbA1c)值估算的入院前平均血糖。在一项纳入超过4500例ICU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GR与死亡率相关,提示慢性高血糖患者可能需要与无慢性高血糖者不同的治疗。然而,在CONTROLING研究[114]中,使用动态滑动刻度胰岛素方案未能证实这种基于入院前平常血糖水平的个体化血糖控制策略。不过,在该研究中,血糖校正算法导致了过多的低血糖(相对或绝对),而低血糖本身即是与较差结局相关的因素[113, 115]。
鉴于急性期主要使用葡萄糖,一些作者提出了更为宽松的血糖控制目标180–252 mg dL−1,但尽管该方法与较少的低血糖事件相关,却对死亡率和住院时间无影响[116]。
最新指南推荐启动方案治疗持续性高血糖≥ 180 mg dL-1,并将目标范围定为140–200 mg dL−1以降低低血糖风险[117]。
身体成分的变化及其管理方法?
在危重疾病期间,肌肉丢失发生而脂肪组织增加[3, 118, 119]。所有可用的测量技术(生物阻抗、计算机断层扫描和超声)均显示,在ICU入住第一周内平均每日肌肉量丢失2%[120]。身体成分变化在ICU出院后仍持续存在:与对照组相比,机械通气后一年瘦体重较低而脂肪量较高[118]。在功能上,危重患者的脂肪组织增强葡萄糖和甘油三酯储存[119]。ICU获得性衰弱(ICU-AW)由高分解代谢和合成抵抗导致的肌肉量丢失所致,发生在大比例危重患者中[121],并影响发病率和死亡率。肢体无力与拔管失败风险增加独立相关[122],这可能延长ICU住院时间,从而可能增加长期死亡率[123]。
最初建议使用蛋白质补充剂以对抗这些患者的肌少症。然而,最新的荟萃分析[124]纳入了23项比较高蛋白与低蛋白补充策略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在生存率、通气时间或住院时间方面均无改善。在急性肾损伤患者中,较高的蛋白质供给与死亡率显著增加相关,近期的TARGET试验同样提示肾功能障碍患者可能存在潜在危害[125]。值得注意的是,该荟萃分析中高蛋白组的汇总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1.49 ± 0.48 g.kg−1,而对照组为0.92 ± 0.30 g.kg−1。在一项实用性随机试验中,1,329例机械通气的危重患者[126]接受了较高剂量(≥ 2.2 g kg-1 day 对比 ≤ 1.2 g kg-1 day)的测试,虽然急性肾损伤亚组中出现了负面信号,但总体上对生存率或住院时间无影响。同样,PRECISe试验——一项纳入近1000例ICU患者的大型双盲、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发现高蛋白供给(2.0 对比 1.3 g·kg⁻¹·day⁻¹)对生存率或功能恢复均无益处。相反,高蛋白组患者在180天时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显著降低,同时胃肠道不耐受的发生率更高。这些发现进一步加深了以下担忧:较高蛋白质策略不仅可能无法提供临床益处,还可能对特定ICU人群的长期结局产生不良影响[127]。
有两种现象可以解释为何蛋白质补充可能无益。首先,过量蛋白质补充产生的高氨水平可能导致自噬缺陷和线粒体毒性[128, 129]。其次,可能存在合成代谢抵抗,即血浆氨基酸掺入肌肉蛋白合成的能力降低,因此尽管蛋白质吸收正常,肌肉蛋白合成仍然减少[130]。此外,氨基酸补充可引起胰高血糖素水平升高,而胰高血糖素水平升高与氨基酸分解代谢增加有关,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蛋白质合成的可利用性[131]。合成代谢抵抗的存在部分归因于ICU住院期间活动能力降低。然而,初步研究表明,早期主动活动可能无效[132],甚至与不良事件增加相关[133]。
合成代谢药物如羟甲基丁酸酯和亮氨酸在改善对蛋白质营养的代谢反应和对抗肌肉量丢失方面显示出前景,但其在普通重症监护人群中的疗效尚需进一步研究[71, 134]。
内分泌方面与药物调控
危重患者的激素(主要是儿茶酚胺)和炎症反应导致心血管和呼吸系统负荷增加,以优化氧输送。在正性肌力和血管加压素治疗的作用下,还可能发展为“高肾上腺素能”状态。高水平的儿茶酚胺与较高的死亡率相关[135]。给予β受体阻滞剂可以对抗这种有害的肾上腺素能状态[135]。一项荟萃分析显示,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创伤性脑损伤患者生存率改善[136],但由于存在偏倚,结果应谨慎解读。目前正在进行一项随机对照试验(NCT01322048)以确认这些结果。在回顾性和RCT研究中,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还被证明可改善心脏骤停后的神经学结局、改善伤口愈合、减少皮肤移植面积[135],并在烧伤患者的事后分析中改善住院死亡率和6个月死亡率[137]。
下丘脑-垂体轴失调[23, 57]和组织对糖皮质激素的抵抗使患者处于发生危重症相关皮质类固醇功能不全的高风险中。该病可表现为脑病、谵妄、乏力、电解质紊乱和持续性血管麻痹,可能支持使用氢化可的松治疗[26, 57]。
RCT显示,在慢性期存在激素缺乏的患者中,补充高剂量生长激素(GH)或甲状腺激素通常被认为是有害的[21, 23]。
外源性血管紧张素II和血管紧张素1–7可能分别通过其免疫调节作用以及对肾和肺血管运动的影响,对脓毒性休克、肾衰竭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产生积极作用[27]。
免疫紊乱与免疫调节剂
在脓毒症期间,炎症级联反应具有促炎和抗炎两方面。促炎反应的强度决定抗炎反应的强度[30, 31]。2016年,一项纳入265例脓毒症患者的基因组学研究[138]识别出SRS1(低炎症型)和SRS2(高炎症型)内型;SRS1内型与较高的死亡率相关(HR 2.4,95% CI 1.3–4.5)。这些内型可区分脓毒症期间的两种死亡类型[139]:早期死亡由多器官衰竭所致,晚期死亡(4天后)主要源于继发感染,可能与低炎症亚表型相关。更近以来,组学方法使得利用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高维度技术将脓毒症表征为特定的免疫亚表型成为可能,从而识别出反映不同免疫学和病理生理学特征的亚型[140]。在一项纳入1000余例患者的转录组分析中,识别出三种亚表型,以不同的免疫代谢特征为特点,并与不同的死亡风险相关。炎症型聚类显示高固有免疫基因表达,与早期死亡相关;适应性聚类表现为淋巴细胞相关基因富集和较好的结局;凝血型组存在凝血改变和中间死亡率[81]。
已提出多种疗法但均未成功[29, 141]。仅在脓毒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CAP)中建议补充糖皮质激素治疗,以降低短期死亡率(14–30天),各指南推荐强度不一[142, 143]。然而,获益可能因亚组而异,尚未显示对长期死亡率有一致效应,且最近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CT)报告完全没有死亡率获益[144, 145]。基于炎症内型(低炎症型或高炎症型)[30, 33]的靶向治疗可能改善结局。例如,已提出以干扰素(IFN)-γ与IL-10比值降低作为脓毒性休克中启动氢化可的松治疗的标准[146]。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安慰剂对照试验(NCT04280497),以验证在此背景下基于生物标志物指导启动氢化可的松治疗的方法。糖皮质激素的疗效可能是相对内源性糖皮质激素缺乏[57]和免疫调节效应[147]的结果。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不良反应可能包括ICU获得性衰弱(ICU-AW)[144]。
此外,表现为巨噬细胞活化样特征或严重免疫抑制的患者可能分别对靶向免疫治疗(如阿那白滞素或干扰素-γ)产生不同反应[80]。
生物能量衰竭或细胞病性缺氧及治疗性调节
线粒体功能障碍导致组织氧利用或摄取异常[148],可通过持续性高乳酸血症和/或PvaCO2×PavO2−1比值>1观察到[149]。其功能障碍还影响自噬,并与死亡率直接相关。此外,尤其在肝脏中,线粒体应激可下调或上调细胞色素酶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并可能导致活性代谢物过量或剂量不足[150]。因此,代谢反应可能通过蛋白质分解代谢影响某些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而炎性细胞因子导致低白蛋白血症,影响依赖游离组分或蛋白结合发挥治疗作用的药物。药物本身可通过改变能量消耗(EE)[82]或直接影响线粒体功能[129, 151, 152]来影响代谢反应。
尽管在临床前模型中观察到对线粒体功能有积极影响,但硒或其他抗氧化剂尚未证明对发病率或死亡率有益,且最近的RCT甚至提示在脓毒症患者中大剂量维生素C可能有害,尽管其他小型RCT中有令人鼓舞的数据[153–157]。锌在烧伤患者群体中被认为对伤口愈合有益,可减少再植皮需求[154]。在再喂养综合征和疑似硫胺素缺乏性脑病病例中推荐补充硫胺素[158],一些回顾性研究支持其在脓毒性休克中的应用[159, 160]。药理学激活自噬是一种有趣的方法,但仍处于临床前阶段[155]。
ICU后的行为改变和心理后遗症及预防策略
危重症幸存者面临发生躯体及心理认知障碍的风险,这些障碍统称为“重症监护后综合征”。高分解代谢状态和继发性高血糖与较差的长期认知功能相关[161]。下丘脑-垂体轴功能受损可能导致乏力、谵妄、焦虑和睡眠障碍[21]。多种因素,包括药物使用、疾病本身以及疼痛刺激,与心理社会和行为问题相关[161]。近期的康复指南[162]提出预防策略,如早期活动和结构化身体康复(A级证据),同时尽量减少深度或长时间镇静并每日中断镇静(A级证据)。ABCDEF集束化策略(评估、呼吸试验、护理协调、谵妄预防、早期活动、家庭参与)被提议作为综合方法(A级证据)。建议开展多学科ICU后随访项目,尽管证据仍然有限(C级证据)。治疗意义和策略总结于表2。
结论
MRS是一种复杂的病症,涉及多种内分泌、神经激素、炎症、免疫、氧化和线粒体机制。它影响整个人体,并可影响ICU中常用药物的效应。围绕MRS各阶段能量目标的概念正在逐渐发生范式转变。适应性机制与适应不良机制之间可能存在微妙的界限,使得难以确保某种治疗带来获益而非伤害。生物标志物和代谢组学的应用应能帮助我们识别特定的代谢阶段和临床内型,在这些阶段和内型中,高蛋白比例或不同的营养策略,以及合成代谢、抗氧化或抗炎药物可能有益。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
附加文件2。
参考来源
- Mottale R, Dupuis C, Szklarzewska S, et al. The metabolic response to stress in critical illness: updated review on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consequences,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Ann Intensive Care. 2025. PMID: 41139771. doi:10.1186/s13613-025-01588-z
- 全文:PMC12554859(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554859/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