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复苏后止血异常:重症创伤患者救治的挑战与策略
严重多发伤与出血是常见危重症,损伤本身、失血性休克及复苏努力导致创伤诱导凝血病(TIC),早期为低凝出血相,晚期(>24小时)转为高凝促血栓相。晚期TIC由血小板活化、内皮功能障碍、纤溶抑制及天然免疫与凝血交互作用驱动,静脉血栓栓塞(VTE)常见且可致命。现有指南推荐低分子肝素为药物血栓预防一线,但时机(24–48小时)与剂量策略(固定或体重调整)存在差异;抗Xa监测与血栓弹力图指导 dosing 证据不足。重症医生需平衡血栓与出血风险,个体化预防与监测。
要点
- 晚期TIC定义为伤后>24小时,以高凝促血栓表型为主,但患者仍存在出血风险,需个体化评估。
- VTE是创伤后常见可预防并发症,肺栓塞患者死亡率可达1/5;药物预防延迟>24小时与VTE风险约增加两倍相关。
- 多数国际指南推荐伤后早期(24–48小时或个体化权衡)启动药物血栓预防,低分子肝素为一线,普通肝素为替代(尤其肾功能不全者)。
- PREVENT CLOT试验(n=12,211)显示阿司匹林81 mg每日两次在全因死亡率上非劣于依诺肝素30 mg每日两次,但深静脉血栓发生率阿司匹林组更高(2.5% vs 1.7%)。
- 体重调整依诺肝素(0.45–0.55 mg/kg每日两次)与固定剂量(30 mg每日两次或40 mg每日一次)相比VTE发生率无差异(调整OR 0.75,95%CI 0.38–1.48),两组安全性相当。
适用人群与场景
- 严重多发伤与出血后存活并转入ICU的危重创伤患者。
- 晚期TIC一般指伤后>24小时,此阶段患者异质性大,可同时存在凝血与出血倾向。
- 严重损伤是创伤中心ICU入院的常见原因;一项研究中,一级或二级创伤中心收治的创伤患者中一半在住院期间入住ICU,三分之一在急诊评估后直接入ICU。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早期TIC:低凝状态伴出血倾向,通常在伤后6小时内。
- 晚期TIC:通常定义为伤后>24小时,表型可为高凝促血栓,但患者仍处于出血风险中。
- 纤溶表型包括纤溶亢进、生理性纤溶和纤溶关闭;中重度损伤后纤溶关闭常见,ISS≥15患者入院血栓弹力图纤溶关闭率接近50%。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药物血栓预防:美国和欧洲专业学会指南推荐低分子肝素为一线药物预防,普通肝素为替代,尤其适用于明显肾功能不全者。
- 预防时机:多数国际指南推荐伤后早期启动药物血栓预防,具体时间从24至48小时(美国创伤外科协会和欧洲麻醉与重症监护学会)到更个体化的「当血栓风险超过出血风险时」(欧洲和英国指南)。
- 体重调整低分子肝素:CLOTT-1观察性研究二次分析中,体重调整依诺肝素(0.45–0.55 mg/kg每日两次)与固定剂量(30 mg每日两次或40 mg每日一次)相比,年轻患者(18–40岁)VTE发生率无差异(调整OR 0.75,95%CI 0.38–1.48),两组低分子肝素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均为1.0%。
- TEG指导低分子肝素剂量:2016年随机对照试验(n=185)比较标准预防方案依诺肝素30 mg每日两次与TEG 5000指导剂量(滴定至标准TEG R时间比同一标本肝素酶TEG R时间延长1–2分钟),VTE无差异,但TEG指导组出血增加(5.6% vs 13.0%,p=0.08),尤其在接受最高依诺肝素剂量的患者中。
- 肾功能不全:PROTECT试验预设亚组分析显示,ICU入院时严重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30 mL/min)包括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达肝素5000 IU每日一次与普通肝素5000 IU每日两次在出血或血栓发生率上无差异;但治疗剂量依诺肝素(每日1 mg/kg)出血风险增加,低分子肝素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须谨慎使用。
- 阿司匹林预防:PREVENT CLOT试验(n=12,211)将需手术的四肢骨折或骨盆骨折成人创伤患者随机分配至依诺肝素30 mg每日两次或阿司匹林81 mg每日两次,死亡率分别为0.73%与0.78%(p=无显著差异),证实阿司匹林在死亡率上非劣效;但深静脉血栓发生率阿司匹林组更高(1.7% vs 2.5%)。
- 阿司匹林联合低分子肝素:美国创伤数据库大型回顾性分析(n=10,532)中,两药联用使VTE相对风险降低43%。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肺栓塞是创伤后潜在致命并发症,发生肺栓塞者中多达1/5死亡。
- 伤后早期(24小时内)即可发生VTE,且入院时即可发现原位肺动脉血栓,这些事件可能无法通过预防措施避免,不应视为「永不发生的事件」。
- 颅脑损伤患者因颅内血肿扩大风险需额外考虑,本文未涉及。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文为叙述性综述,总结晚期TIC促血栓表型的机制(血小板活化、内皮功能障碍、纤溶抑制、天然免疫与凝血交互作用、组织因子释放与凝血酶生成)及临床管理策略。
- VTE发生率报道差异大,从7%至58%,最高见于未提供药物血栓预防且对所有患者进行无选择筛查的队列;军事人群高于平民。
- 大型观察性研究(>14,000例严重创伤,ISS≥15)显示,入院24小时内启动药物血栓预防与最低VTE发生率(3.0%)相关,延迟启动则VTE率递增,超过72小时启动可高达9%。
- 年轻成人前瞻性研究证实,24小时后接受药物血栓预防者VTE风险增加三倍。
- 手术是创伤后VTE的明确危险因素,调整OR 2.60(95%CI 1.66–4.07);药物预防延迟>24小时与VTE风险约增加两倍相关,漏服也是常见相关因素;伤前使用抗凝药与VTE风险降低相关。
- 粘弹性止血检测:术后患者Meta分析显示,创伤手术后第一天最大振幅(MA)65 mm与VTE风险相关,但预测能力低;创伤性髋部骨折术前凝血形成时间(CFT)<65秒对术后症状性VTE有极好预测性能;单中心前瞻性研究显示高凝粘弹性检测(R低于、α角高于或MA高于参考范围)与创伤患者DVT风险增加相关,该研究中85%创伤患者入院时高凝。
- 纤溶关闭:Meizoso等研究发现,ICU入院时经TEG判定为纤溶关闭表型的患者中44%在伤后一周仍持续关闭。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叙述性综述。
- 指南推荐:美国和欧洲专业学会推荐低分子肝素为一线药物血栓预防,普通肝素为替代(尤其明显肾功能不全者);多数国际指南推荐伤后早期启动药物血栓预防,具体时间24–48小时或个体化权衡。
- 随机对照试验:PREVENT CLOT(n=12,211)显示阿司匹林在死亡率上非劣于依诺肝素,但DVT率更高;TEG指导剂量RCT(n=185)显示VTE无差异但TEG组出血增加。
- 观察性研究:大型观察性研究(>14,000例)显示24小时内预防与最低VTE率相关;CLOTT-1二次分析显示体重调整与固定剂量VTE无差异。
- 局限:现有文献关于TIC的重点严重集中于早期急性期低凝的逆转与预防;晚期TIC最佳管理仍是重要知识缺口;无随机对照试验指导预防时机;体重调整低分子肝素数据有限;抗Xa监测数据未证实剂量调整降低VTE率;粘弹性检测高凝定义多样且数据稀疏,妨碍明确推荐;ROTEM和TEG在量化纤溶方面技术受限;纤溶关闭如何影响血栓预防决策尚待明确。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严重创伤ICU患者,应认识到晚期TIC以促血栓表型为主但仍存在出血风险,需个体化评估血栓与出血风险。
- 多数国际指南推荐伤后早期(24–48小时或个体化权衡)启动药物血栓预防,低分子肝素为一线,普通肝素为替代(尤其肾功能不全者)。
- 延迟药物预防>24小时与VTE风险约增加两倍相关,漏服也是VTE相关因素,应优化预防及时性与依从性。
- 对严重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30 mL/min)患者,预防剂量达肝素5000 IU每日一次与普通肝素5000 IU每日两次出血或血栓无差异,但治疗剂量依诺肝素出血风险增加,低分子肝素须谨慎使用。
- 阿司匹林单药预防在死亡率上非劣于低分子肝素,但DVT率更高,作者认为在多发伤患者中采用阿司匹林单药预防前应谨慎,需更多研究确定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否足够。
- 体重调整依诺肝素(0.45–0.55 mg/kg每日两次)与固定剂量VTE无差异且安全性相当,但数据有限,无随机对照试验。
- TEG指导低分子肝素剂量未降低VTE且出血增加,不推荐常规使用。
- 抗Xa监测非常规标准,数据未证实剂量调整降低VTE率。
指南或共识出处
- 美国创伤外科协会和欧洲麻醉与重症监护学会指南(预防时机24–48小时)。
- 欧洲和英国指南(个体化「当血栓风险超过出血风险时」启动预防)。
- PREVENT CLOT试验。
- PROTECT试验。
- CLOTT-1观察性研究。
- ADAPT单中心开放标签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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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止血功能紊乱简介
创伤会诱发一系列复杂的止血功能紊乱,过去三十年来一直是大量研究的主题[1]。为更好地理解和治疗凝血及内源性止血的有害变化,大部分工作集中在确定止血之前的超急性期评估和复苏阶段,通常是在到达急诊科后立即进行,甚至在到达医院之前。这种“早期”创伤诱导性凝血病(TIC)的特征是低凝状态伴出血倾向,通常发生于初始损伤后6小时内。与损伤本身、后续复苏以及出血情况下组织低灌注所致休克状态相关的因素均促成了早期TIC[2]。创伤后许多早期可预防性死亡由失血致死所致,且损伤至止血之间的时间延长与死亡率相关[3, 4]。因此,在这一超急性复苏阶段,采取措施以最大化凝血潜能并增强内源性凝血。
对创伤救治后期可能发生的止血并发症关注较少,此时患者通常已收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晚期”TIC通常定义为发生于损伤后>24小时,尽管该时间段内表型可存在显著差异。创伤是死亡和残疾的主要来源,日益影响不同年龄、医学复杂性、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他人口学特征的患者[5]。严重损伤是创伤中心收入ICU的常见原因。在一项研究中,收入一级或二级创伤中心的创伤患者中有一半在住院期间某一时点收入ICU,其中三分之一在急诊科评估后直接收入ICU[6]。
在对TIC发病机制进行上述概述之后,本综述旨在描述目前对晚期TIC及相关血栓风险的机制性认识。首先,将概述“晚期”TIC并介绍损伤后止血功能紊乱的时间线。其次,将回顾止血系统中功能紊乱的可溶性细胞成分、内皮成分及可溶性无细胞成分的贡献。接着,将概述重症监护医师在此情况下管理患者所面临的临床考量。最后,将总结针对危重创伤患者血栓预防常见场景和新出现问题的当前推荐意见。
晚期创伤诱导性凝血病概述
对休克的反应以及与损伤本身相关的因素促使止血功能紊乱,导致“晚期”创伤性凝血病(TIC)高凝表型。尽管有人提出复苏措施也可能与晚期高凝并发症相关,但要将此与成功复苏患者存活足够长时间以经历血栓事件的幸存者偏倚区分开来是困难的(若非不可能)[7–10]。在初始复苏后,创伤患者变得越来越异质化,对 these 患者凝血潜力的细致检查将产生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倾向——既倾向于凝血又倾向于出血。这种异质性要求对该人群中的患者进行个体化监测和治疗。例如,即使存在纤维蛋白原消耗伴出血的情况下,纤溶关闭也可能促进血栓形成[11]。事实上,急性期后止血功能紊乱目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已有几种不同的表型出现[12]。这些表型的变异性及其与损伤、休克和复苏之间复杂的时间关系反映了内源性止血系统及其组分的复杂性(图1)。就本综述而言,TIC急性期后或晚期阶段的患者一般被描述为总体促血栓形成但仍存在出血风险。
明确的是,这些复杂的紊乱是确定性出血控制后ICU环境中相当大发病率的原因。该人群中一些最常见和最令人恐惧的并发症可归因于创伤所致的促血栓状态;例如,静脉血栓栓塞。静脉血栓栓塞(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VT)、肺栓塞(PE)、门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和脑窦血栓形成;尽管任何静脉分布当然都可能受累[13]。多发伤是住院患者VTE的主要独立危险因素[14, 15]。尽管损伤本身是VTE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创伤患者常见的许多其他相关状况(制动、脊髓损伤、近期手术、中心静脉通路)也独立地起作用。这些额外的常见易栓状态往往在危重多发伤患者中共存,并协同促进原生和体外(即肾脏替代系统、中心静脉导管)循环部位多个位点的血栓形成。
多发伤后亚急性促血栓状态的机制
血小板活化
血小板在维持无应激、稳态条件下的正常止血以及在损伤后重建止血方面均发挥核心作用。其贡献的无数适应性机制此前已有综述;其复杂性和贡献范围与其简单结构并不相称[16, 17]。这些贡献包括关键的机械、免疫、生化和激素作用;这些作用在即时(24小时)和晚期TIC阶段有所不同。
与该领域其他研究方向一样,大多数关于损伤后血小板功能的研究集中在损伤后的即时低凝阶段[18]。所谓的血小板“耗竭”,即低反应性血小板对止血贡献不佳,可能是对压倒性促炎和促血栓刺激的反应,通常在损伤后24–48小时内最为明显[19]。然而,在这一初始出血倾向期之后,血小板除了其“主要”且描述最充分的功能——作为凝血酶生成位点——之外,还通过多种机制驱动血栓形成风险。至创伤后第3天,血血小板成为血凝块强度的主要贡献者,取代纤维蛋白的贡献(以血栓弹力图(TEG)测量)[20]。这一贡献可能对常规低分子量肝素血栓预防措施难治。
血小板导致迟发性创伤性凝血病(TIC)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释放促血栓形成的细胞外囊泡,以及通过与炎症细胞释放的负载组织因子的囊泡相互作用。损伤后立即出现细胞外囊泡的大量全身性释放[21, 22]。尽管这些异质性、亚微米、无核小体的具体作用在人类健康和疾病的整个谱系中仍在研究中,但它们显然具有促凝血和促炎功能,并与血栓形成相关[23, 24]。事实上,血小板来源的细胞外囊泡具有如此强效的止血作用,以至于它们已被提议作为失血性休克和持续出血患者的无细胞复苏介质[25, 26]。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促进止血的功效不足为奇地可能伴随迟发性血栓形成风险。在一项使用啮齿动物肝创伤和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模型的过继性血浆转移实验中,血小板来源的微囊泡分别以减轻肝裂伤出血和增加静脉血栓体积的形式实现了止血和血栓形成[27]。最近还发现,凝血酶可介导血小板释放额外的细胞外囊泡,进而促进凝血酶在血小板表面的激活,形成强大的反馈环路[28]。有趣的是,活化血小板还可能通过P-选择素和PSGL-1与其他炎症细胞释放的负载组织因子的囊泡结合,间接促进细胞外囊泡介导的血栓形成[29]。这种相互作用暴露了磷脂酰丝氨酸,后者是凝血因子激活的关键脂质支架[30]。不幸的是,它们在内容物、大小和表面标志物方面的多样性给开发特异性治疗手段以调节创伤后囊泡来源的促血栓倾向带来了挑战。目前,正在进行研究对损伤后循环细胞外囊泡进行表型分析,这可能揭示其促成血栓形成的特定信号通路或其他病理机制,并提供干预靶点[31, 32]。这些研究代表了将血小板来源的微囊泡用作生物标志物、止血辅助手段和血栓风险效应物的第一步。
血小板还可能通过先天免疫激活参与血栓并发症。除维持止血的主要作用外,血小板在促进正常免疫方面具有重要的次要功能。这使血小板成为凝血系统与先天免疫系统之间的关键介质[33]。过去十年中,凝血与炎症之间的联系已成为越来越多研究和审视的对象,对人类健康和疾病具有重大影响[34]。事实上,血小板在介导或减轻炎症性疾病严重程度及血栓炎症中的作用已被充分确立[35]。例如,血小板表面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的作用既可作为潜在生物标志物,也可作为多种血栓性疾病状态(包括创伤)的干预靶点[36]。经典上,HMGB1是一种损伤相关分子模式,来源于多种细胞类型,可在组织损伤或感染后循环。炎症细胞可释放可溶性HMGB1,或细胞死亡后释放核HMGB1。它可通过Toll样受体2和4传播炎症信号[37, 38]。这使HMGB1成为无菌性与感染性炎症状态(即创伤与脓毒症)之间的关键联系。然而,血小板表面特异性HMGB1既涉及正常止血,也涉及创伤后病理性血栓形成[39, 40]。循环HMGB1升高可在损伤后立即检测到,但超常水平在损伤后至少持续5天,深入TIC的血栓前ICU监护阶段[41]。循环HMGB1的治疗性抑制正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尽管以血小板为重点的抑制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尚未研究[42–45]。
通过一个通常称为免疫血栓形成的过程,血小板还帮助协调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的形成和定位,这是损伤后先天免疫与血栓形成之间的另一个重要联系。尽管中性粒细胞在体外无需血小板参与即可发生NETosis和染色质释放,但活化血小板可促成非裂解性NETosis,这是一条重要的先天免疫途径,最好在脓毒症中研究[46, 47]。这种双向激活产生病理性血管内血栓形成,导致器官功能障碍[48]。NETosis在创伤后器官功能障碍、炎症、血栓形成和组织愈合中的作用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历史上该主题的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感染性疾病[49, 50]。
内皮病
内皮是一个复杂、动态且庞大的器官,与体内每个其他器官系统发生物理接触,并且在无应激条件下通常维持纤溶和抗凝表型[51]。与血小板一样,它在维持和恢复正常止血中发挥重要而复杂的作用;这些贡献此前已有综述[52]。创伤后即刻,它通过循环血液与促血栓性内皮下层(富含组织因子和胶原的部位)之间的物理屏障,防止不适当的血管内血栓形成[53, 54]。内皮管腔表面覆盖着糖萼,即一层蛋白聚糖和糖蛋白,通过以下方式在物理化学上促进抗凝表面:(a) 将循环血小板和凝血因子与内皮下层物理分隔,以及 (b) 将内源性抗凝剂(即硫酸乙酰肝素)和纤溶剂(即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PA]和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uPA])定位于血液-内皮界面[55, 56]。
创伤后早期内皮损伤的初始发病机制,包括糖萼脱落、内皮细胞活化以及促炎和促血栓白细胞和血小板黏附增加,此前已有详细综述[57]。随后由创伤性内皮病引起的止血紊乱可概念化为与血管屏障破坏(即糖萼脱落)相关的紊乱,以及与其他与内源性管腔抗凝和纤溶分子丧失相关的紊乱。
基于循环中糖萼成分在该时间段内持续升高,内皮损伤在损伤后至少一周内促进器官功能障碍和血栓风险[58, 59]。在此期间,循环中内皮损伤标志物增加,可溶性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升高促进血小板和白细胞黏附于受损内皮。这产生整体促血栓倾向[60, 61]。ADAMTS13水平在损伤早期降低,导致超大vWF多聚体循环增加[62–65]和器官内血栓形成。损伤后第一周循环vWF与ADAMTS13之间的不匹配促进血栓倾向。一项创伤患者的前瞻性研究注意到,ADAMTS13活性倾向于在伤后第6天恢复,提示这种紊乱所带来的血栓风险可能减弱,而最危重的患者仍留在医院[66]。
创伤后保护或恢复内皮功能的治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初始复苏过程中血制品的作用。有大量证据表明,一种或多种内源性血浆分子可能通过早期基于血浆的复苏来预防内皮病变。尽管已鉴定出多种候选分子,但它们均为血浆成分,这凸显了采用早期止血复苏策略的重要性,该策略尽量减少晶体液的使用,依赖于全血或成分血的平衡输注[67–69]。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血浆输注可能通过恢复正常的血浆抗凝物质和预防内皮损伤来减弱晚期促血栓倾向。这似乎有悖直觉,因为血浆输注通常用于治疗出血倾向。最后,临床前研究表明,ADAMTS13输注在创伤患者中具有减少白细胞和血小板黏附的有前景的作用,而这些黏附可能促进血管内血栓形成[63]。
纤维蛋白溶解的紊乱
与血浆凝血系统一样,正常纤维蛋白溶解系统由可溶性酶蛋白、辅因子、受体和抑制剂组成的复杂网络构成,此前已在其他地方综述[70]。其活性受到与凝血其他相关要素(血小板、凝血酶、纤维蛋白原)多重相互作用的严格调控。纤溶酶是纤维蛋白溶解的主要效应酶。其最常被描述的活动是溶解纤维蛋白性血栓,尽管它还能降解许多对正常止血重要的其他蛋白质、激活血小板,并参与细胞迁移、免疫和存活[71–73]。纤维蛋白溶解系统的多功能性代表了免疫与血栓形成之间的一种 primordial 联系,从进化意义上讲,这远远早于凝血系统在炎症与血栓形成之间更受关注的交互作用[74]。纤溶酶原以酶原形式循环,需要经tPA蛋白水解激活以最大化纤维蛋白溶解活性。循环中存在多种重要的内源性纤溶酶抑制剂,它们通过多样且往往间接的机制发挥作用。纤溶酶的主要抑制剂α2-抗纤溶酶与循环中可溶性纤溶酶结合后,形成不可逆的共价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蛋白酶中间复合物[75, 76]。相反,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靶向纤溶酶原激活物,间接抑制纤维蛋白溶解,并对其他生物学过程产生影响[77]。最后,凝血酶激活的纤溶抑制剂(TAFI)是一种可溶性酶原羧肽酶,被凝血酶激活后发挥抗纤溶作用,是凝血-纤维蛋白溶解交互作用的一个例子,在体内促进血栓形成的自动调节[78]。
过去二十年,人们一直努力更好地描述一系列损伤后纤溶表型及其与损伤严重程度、创伤后时间和临床出血或凝血倾向的关联。这些表型被广义地称为纤溶亢进、生理性纤溶和纤溶关闭[79]。最近一项精巧的啮齿动物研究检测了严重钝性创伤后tPA、α2-抗纤溶酶和PAI-1水平,并以对创伤ICU中常见情景的叙述性描述作为结论:“创伤后即刻,纤溶系统被激活;然而,其激活被迅速而强烈地抑制[80]”。在大鼠中,这种从纤溶亢进向纤溶关闭的转变在生化上发生于数分钟至数小时的过程中。在利用TEG或PAI-1作为纤溶关闭替代指标的人类创伤患者临床研究中,可在损伤后1至12小时之间检测到关闭的特征[12, 81, 82]。关闭是中度或重度损伤后的常见表型。在一项纳入损伤严重度评分(ISS)至少为15的创伤患者的大型研究中,入院时TEG显示的纤溶关闭率接近50%[12]。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和TBI。关闭与不良结局(包括死亡率)之间的关联已经确立[12, 82–85]。
Meizoso及其同事的一项研究发现,入院时通过TEG判定为纤溶关闭表型并收住ICU的患者中,44%在损伤一周后仍存在持续性关闭,这凸显了重症医学科医生在严重创伤患者急性期表现之后管理其所面临的持续挑战。值得注意的是,ROTEM和TEG在量化纤溶的能力上存在技术局限性。它们在临床实践中的普遍使用使其成为方便但并非十分特异的患者比较工具。未来研究中使用D-二聚体或纤溶酶-纤溶酶抑制剂复合物可能对纤溶提供更具特异性的探究。纤溶关闭究竟如何影响血栓预防决策仍有待观察。
大量组织因子释放与凝血酶生成
组织因子是一种整合膜蛋白,表达于血管外膜、器官被膜及其他不与血液直接接触的部位。在现代基于细胞的止血观点中,凝血通常由血管损伤或其他促血栓刺激所启动。这导致携带组织因子的细胞暴露于血液中的酶性凝血因子和辅因子,与因子VIIa形成复合物从而启动形成不溶性血凝块的过程[86]。在正常稳态条件下,组织因子仅表达于构成“止血包膜”的细胞中(即外膜的成纤维细胞、构成实性器官被膜的细胞,以及表皮、肠道和呼吸道黏膜的细胞)。然而,促炎细胞因子(如创伤后和危重症中所见者)刺激单核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可诱导组织因子表达,这可能促进血栓形成[87, 88]。诱导性组织因子在损伤后不久即出现,这是由于白细胞暴露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1β和IL-6;这些细胞因子可能在入院后数天甚至数周内持续升高[89–91]。在持续炎症状态下大量释放组织因子可能导致不受控制和不适当的凝血酶生成,最终导致微血管血栓形成。创伤患者的凝血酶生成高于健康患者,且不依赖于休克状态[92, 93]。不出所料,该患者群体中的凝血酶生成还与损伤后30天内血栓栓塞事件的发生相关,尽管其水平在入院第一天内即下降[94]。
创伤后其他及新出现的促血栓影响因素
尽管血小板、内皮、纤维蛋白溶解和可溶性血浆凝血因子在创伤后亚急性促血栓表型中发挥核心作用,但其他新出现的 contributing 因素可能为治疗和血栓预防提供令人兴奋的靶点。
一种此类新出现的因素是骨骼肌肌球蛋白,一种参与肌节收缩的大型马达蛋白。在最近一项对107例VTE患者的外显子组基因分型研究中,骨骼肌肌球蛋白重链中的单核苷酸多态性被发现与复发性VTE患者相关[95]。同一研究表明,骨骼肌和心肌肌球蛋白能够替代血小板提供的脂质和膜成分,并独立组织凝血酶生成所需的凝血酶原酶复合物[96]。此外,可溶性骨骼肌肌球蛋白与创伤后凝血状态的 Traditional 标志物相关;得出低循环肌球蛋白与低凝状态相关的发现[97]。这对创伤性损伤后凝血酶生成和血栓形成具有明显意义,因为创伤可能将可溶性肌球蛋白释放入血浆。抗肌球蛋白抗体能够减弱凝血酶生成,且在创伤患者血浆中的效果甚至优于对照组[98]。创伤中的骨骼肌肌球蛋白可能成为血栓风险的生物标志物或未来预防或治疗的靶点。
无机多聚磷酸盐(即“polyP”)构成一类促血栓分子,存在于血小板颗粒和肥大细胞中。它们也由某些细菌合成,并可能在逃逸宿主免疫反应中发挥作用。经典上,人polyP的功能曾被限于将因子XII激活为XIIa,因此被认为在正常止血中并不关键。然而,近期对血栓形成与炎症之间联系的关注,为polyP的促血栓潜力提供了更多见解,推测其在创伤后血小板和肥大细胞脱颗粒后释放[99]。一项近期研究对创伤患者和对照者在暴露于多聚磷酸盐抑制剂前后进行了凝血酶生成定量,并证明创伤患者样本中凝血酶生成减少[100]。作者得出结论,polyP(或另一种相关多聚阴离子)促成损伤后凝血酶生成和血栓形成。此类抑制剂可能有助于减弱这一反应,目前正处于临床前测试中[101]。
尽管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阐明这些分子在创伤后促血栓状态中的作用,但二者都证明了我们对创伤性凝血病的理解如何持续快速演变。
尽管我们对晚期TIC及相关高凝状态的理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并产生了这些机制性见解,但晚期TIC的最佳管理仍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空白。关于类肝素药物预防或治疗微血管血栓形成的作用、失血性休克的血浆为基础复苏方案,以及冷藏或合成血小板制品等持续存在的问题,都是旨在减轻损伤和休克对止血影响的新兴疗法。
晚期创伤诱导的高凝状态的临床管理
血栓形成的内源性危险因素
静脉血栓栓塞是创伤患者中常见且可能可预防的显著发病和死亡原因[102]。损伤后发生PE者中多达五分之一将会死亡[103, 104]。报告损伤相关VTE发生率的研究估计值差异很大,从7%到58%不等,最高发生率出现在未提供药物性血栓预防的队列中,以及无论症状如何对所有患者进行非选择性筛查以检出VTE的队列中[105, 106]。与平民相比,军人人群中报告的发生率更高[107]。近期数据还支持,损伤后早期发现的许多肺动脉血栓可能并非栓塞性,而可能是肺内局部事件,导致原位肺血栓形成[108]。这些事件是否应像肺栓塞一样处理尚不清楚,而且由于其在损伤后即刻被识别,这些事件并不可预防。
血栓形成的外源性危险因素
一些针对出血期间治疗创伤性凝血病(TIC)的疗法可能增加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风险。在出血创伤患者中经验性给予凝血酶原复合物浓缩物时,由于过度生成凝血酶,与更高的VTE发生率相关[109, 110]。氨甲环酸(TXA)对VTE的影响备受争议,因为一些研究和初步荟萃分析已证明VTE风险增加,但其他研究则未显示[111, 112]。其中一项分析得出结论,不应将TXA与血栓形成风险的最大型研究结果进行合并,这使得辨别总体风险更具挑战性[111]。纳入2023年一项大型试验的最新荟萃分析再次提示使用TXA与VTE风险增加相关,比值比为1.22,置信区间为1.03–1.44 [112, 113]。最终,最大的几项试验均未证实给予TXA是创伤后VTE的独立危险因素。
给予纤维蛋白原或特定血液制品输注比例似乎均与VTE无关[114]。创伤后手术是VTE的明确危险因素,校正比值比为2.60,95%置信区间为1.66–4.07 [115]。药物性VTE预防延迟超过24小时与VTE风险增加约两倍相关,漏服预防药物也是与VTE相关的常见因素。相反,受伤前使用抗凝药物与VTE风险降低相关[115]。部分已知的VTE危险因素列于表1。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预测评分
Padua预测评分是一个经过充分验证的评分,用于评估非手术住院患者的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风险,其中也考虑了创伤的存在。此外,还开发了针对创伤人群的特定评分。风险评估概况(RAP)评分是一种在入院24小时内计算的数值风险评分,考虑了年龄、特定损伤模式、医源性因素(如输血或股静脉中心静脉导管)以及导致易栓症的基础疾病[116]。该模型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验证,但其局限性(包括计算复杂性)也已得到充分确认[117]。创伤栓塞评分系统(TESS)评分是使用美国一家创伤中心的17,000名患者开发的,旨在建立更简单的风险评估模型。TESS模型考虑了年龄、损伤严重度评分(ISS)、肥胖、机械通气和下肢创伤,因为这些是VTE的显著预测因素。TESS评分大于6分预测VTE的敏感性为82%,特异性为84%。总体而言,该模型在预测VTE方面具有极好的区分能力,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为0.89[118]。在另一项使用中国单一创伤中心患者的研究中,开发了一个检测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评分,其变量相似,包括年龄、ISS、体重指数、下肢骨折。这些临床变量通过凝血试验(D-二聚体、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和凝血酶原时间)加以补充,形成了DVT风险评估评分(DRAS)。该DRAS预测DVT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9[119]。值得注意的是,该评分未涉及肺血栓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队列均来自单中心,这些模型的外部性能尚不确定。此外,用于建立TESS评分模型的样本中大多数患者并非 critically injured,且不到10%的患者需要机械通气,限制了其在ICU环境中辨别风险的能力。DRAS队列未报告危重症指标(即机械通气和ICU入住)。这凸显了需要更好地理解创伤后VTE的重要预测变量,以及这些变量是否具有广泛适用性。
超声筛查
与在临床怀疑时进行影像学检查的10%发生率相比,常规超声筛查使VTE的发生率增至23%[114]。这提示存在相当一部分症状轻微或无症的VTE患者。常规筛查可能导致不必要地启动抗凝治疗,继而带来出血风险却无获益。然而,常规筛查也可能预防重大肺栓塞或DVT其他并发症的发生。这一问题风险与获益在一项单中心试验中得到探讨,该试验将中位ISS为14的创伤患者随机分配至常规下肢DVT超声筛查(第1、3、7天,随后每周一次)与常规照护组[120]。常规筛查确实减少了院内PE,尽管对死亡率无影响。两组间抗凝相关出血无差异。值得注意的是,DVT常发生于创伤后最初数日内,甚至常在启动药物性血栓预防之前即已发生。原位肺血栓形成甚至可能在损伤当时即发生。这些发现与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一致,该研究显示,接受常规DVT筛查的患者PE发生率较低[121]。因此,常规超声筛查可能在严重创伤后PE风险最高的患者中具有一定地位。
黏弹性止血检测
黏弹性止血检测包括旋转血栓弹力测定(ROTEM)和血栓弹力图(TEG)。这些检测在监测和治疗出血倾向中的作用已得到充分确立,但这些检测也可以检测高凝状态。常规凝血和血液学检测在评估危重患者的血栓形成风险方面几乎没有或没有预测价值,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在创伤后和术后患者中的信息价值也较低。大多数相关研究是在外科患者人群中进行的。一项对术后患者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创伤手术后第一天的最大振幅(MA)为65 mm与VTE风险相关,尽管预测能力较低[122]。一项对创伤性髋部骨折后需要手术的患者的研究显示,术前 clot formation time(CFT)小于65 s在预测术后症状性VTE发生方面表现出色[123]。对于未接受手术的创伤患者,一项单中心前瞻性研究显示,高凝性黏弹性检测(定义为反应时间(R)低于、角度(α)高于或MA高于参考范围)与创伤患者DVT风险增加相关,该风险通过四肢超声常规筛查评估[124]。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中85%的创伤患者入院时处于高凝状态,这一比例显著偏高,而另一项将高凝状态定义为G值升高的研究中这一比例为7%[125]。在该可能仍在活动性出血且仍处于出血风险中的患者人群中,高凝状态的发生率很好地说明了重症科医师面临的困境。ROTEM和TEG均可能帮助临床医师对个体患者的血栓形成和出血风险进行分层,因为这些倾向可能具有异质性。综上所述,黏弹性止血检测在预测创伤后VTE方面显示出前景,但高凝状态的多种定义以及目前数据的匮乏阻碍了当前任何明确的推荐意见。
多发伤ICU患者的血栓预防
强有力的血栓预防策略已被证明可将VTE发生率降低至少3倍[102, 104, 126]。药物血栓预防现已被普遍接受为住院患者的标准治疗[127–130]。然而,临床实践仍存在差异,部分原因是国际指南之间的推荐意见不同(表2),但也由于在血栓形成和出血风险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如何优化个体患者结局存在不确定性。多发伤患者正是这种风险平衡的典型代表。这些患者不仅通常是所有住院患者中VTE风险最高的,同时他们可能仍在出血或需要进行操作;而且他们也更可能发生器官衰竭,例如急性肾功能不全并伴随出血风险。
血栓预防类型
机械性
梯度压力袜和间歇充气加压装置(IPC)是减少医院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常用方法。压力袜在创伤环境中的疗效尚未在随机对照试验中验证,但在GAPS试验结果未能显示对所有住院患者群体有益后,总体上已趋向于不再使用压力袜[131]。相比之下,更高质量的数据支持使用IPC装置。最近一项Cochrane综述得出结论,与单独使用任一种策略相比,IPC联合药物血栓预防可降低肺栓塞(PE)和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风险[132]。尽管这一获益以临床重要出血率更高为代价,但单独使用IPC装置未见此风险。
下腔静脉(IVC)滤器
最常见的情况是,IVC滤器被预防性置入,或作为因出血风险不可接受而无法接受抗凝治疗患者的治疗策略的一部分。最近一项荟萃分析得出结论,预防性IVC滤器可能适度降低PE风险,但DVT风险增加导致对IVC滤器是否有益缺乏共识[126]。指南建议对能够接受抗凝治疗的患者或用于一级预防时不常规置入IVC滤器[133]。在使用IVC滤器的情况下,也普遍一致认为应尽可能在临床可行时尽快取出IVC滤器。这一策略得到澳大利亚随机对照试验(RCT)数据的支持,该研究中198例患者的中位IVC滤器置入时间为55天,未报告长期后遗症[134]。
药物血栓预防
美国和欧洲专业学会的指南推荐低分子量肝素(LMWH)作为一线药物血栓预防,普通肝素作为替代方案, particularly 对于有明显肾功能不全的患者[127, 135]。关于使用固定剂量(通常根据体重范围分级)、或在某些情况下根据抗Xa活性测定指导的建议差异很大。重要的是,创伤性脑损伤(TBI)患者因其颅内血肿扩大风险而有额外考虑,本文不予讨论。鉴于口服给药的便利性,阿司匹林和直接口服抗凝药(DOACs)用于预防也日益受到关注。阿司匹林单药预防将在本综述后文讨论。尽管现有多发伤患者的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有肠内给药途径且无其他禁忌证的患者,DOACs可能安全有效地用于损伤后VTE预防[136–138]。
时机
大多数国际指南建议在受伤后尽早开始药物性血栓预防,尽管具体时机各不相同,从24至48小时(美国创伤外科协会与欧洲麻醉学和重症监护学会)到更个体化的方法“当血栓风险超过出血风险时”(欧洲和英国指南)。目前尚无随机对照试验为临床医生在该领域提供指导。一项纳入超过14,000例严重创伤(ISS ≥ 15)患者的大型观察性研究报告,与延迟治疗相比,入院24小时内进行药物性血栓预防与最低的VTE发生率(3.0%)相关,而随着延迟增加,VTE发生率逐步升高,如果在72小时后才开始血栓预防,VTE发生率可高达9% [139]。一项针对年轻人的前瞻性研究得出了类似结果,证实24小时后接受药物性血栓预防的患者VTE发生率增加三倍 [140]。重要的是,尽管推荐早期预防,但入院时观察到极早期VTE(24小时内)和原位肺血栓形成,提示创伤患者的血栓栓塞事件不能也不应被视为“永不事件”,因为可能没有机会充分预防这些早期事件 [7, 108, 141]。
体重调整的低分子肝素(LMWH):支持在创伤患者中按体重给药LMWH的数据有限。该领域尚无随机对照试验,但尽管如此,基于体重的方法正越来越多地被使用。CLOTT-1观察性研究的二次分析在年轻患者(年龄18–40岁)中比较了基于体重的依诺肝素(0.45–0.55 mg/kg,每日两次)与固定剂量(30 mg每日两次或40 mg每日一次)。两组之间VTE发生率未发现差异,调整比值比为0.75,95% CI:0.38–1.48。然而,两种策略均被发现是安全的,LMWH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1.0%,组间无差异 [140]。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数据报告抗凝血酶缺乏在严重损伤后很常见,这可能与创伤患者对肝素类药物的抵抗有关 [142]。
监测抗Xa活性
监测抗Xa活性用于LMWH预防性给药在大多数国家并非标准诊疗,也非大多数机构的常规做法。在LMWH常规预防性给药期间进行抗Xa活性的实验室检测,通常仅用于在临床怀疑过量时排除过量。观察性数据报告,创伤患者的抗Xa水平通常低于预期,但数据并未证实剂量调整可降低VTE发生率。对这一发现的一种解释可能是通过剂量优化达到预防性抗Xa水平存在延迟。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该主题的两项研究均未报告其选择的抗Xa试剂,也未报告该试剂是否含有外源性抗凝血酶 [143, 144]。
TEG指导LMWH给药
2016年一项纳入185例创伤和外科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将标准预防方案(依诺肝素30 mg每日两次)与基于TEG 5000引导的剂量(使用标准枸橼酸样本和肝素酶样本)进行了比较。在TEG引导组中,依诺肝素剂量逐渐调整,直至标准TEG R时间比同一标本的TEG肝素酶R时间延长1–2分钟[145]。作者发现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无差异,但TEG引导组出血增加(5.6% vs. 13.0%,p = 0.08),尤其是在接受最高依诺肝素剂量的患者中。
肾功能不全
尽管依诺肝素经肾脏清除,且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中循环药物浓度可明显升高,但该患者人群仍可能适用依诺肝素预防性给药。在PROTECT试验中,对入住ICU时存在严重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 < 30 mL/min)、包括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进行的预设亚组分析显示,比较达肝素5,000 IU每日一次与普通肝素5,000 IU每日两次时,出血率或血栓形成率均无差异[146]。与预防性给药不同,接受依诺肝素治疗性抗凝(即每日给药1 mg/kg)的患者出血风险增加[147]。肾功能不全患者必须谨慎使用低分子量肝素。
阿司匹林用于血栓预防:尽管低分子量肝素(LMWH)通常仍被认为是预防的一线选择,但在骨科手术患者中进行大量研究后,人们对使用阿司匹林产生了一定兴趣[148]。PREVENT CLOT试验纳入了12,211例成年创伤患者,这些患者存在需要手术的四肢骨折或骨盆骨折。患者被随机分配至依诺肝素30 mg每日两次(标准预防)或阿司匹林81 mg每日两次,贯穿整个住院期间,并可能根据当地方案在出院后继续使用[149]。死亡被选为主要终点。LMWH组死亡率为0.73%,阿司匹林组为0.78%(p = 无显著性),证实阿司匹林在死亡率方面非劣效。值得注意的是,阿司匹林组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发生率更高:LMWH组1.7% vs. 阿司匹林组2.5%。这一发现已在其他大型骨科LMWH vs. 阿司匹林随机对照试验中重现,应使临床医生对普遍采用阿司匹林单药治疗进行血栓预防持审慎态度[150]。需要更多研究来确定阿司匹林单药治疗在多发伤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否充分。
一项规模小得多的研究(n = 329),即ADAPT单中心开放标签试验,旨在通过使用90天时出血、伤口感染、DVT、肺栓塞(PE)和死亡的复合终点,更“全面地”评价这些药物。选择了相同的患者入选标准,并将阿司匹林81 mg每日两次与LMWH(依诺肝素30 mg每日两次并根据抗Xa调整)进行比较。他们发现,LMWH相对于阿司匹林从“无获益”到“中度全面获益”不等,并提示LMWH在长达90天时无事件分析方面可能更优[151]。
阿司匹林联合LMWH也已得到研究。在美国一个创伤数据库的大型回顾性分析(n = 10,532)中,这两种药物的联合使用使VTE相对风险降低43%[152]。
结论
越来越多的证据正在迅速积累,探讨创伤后ICU内止血功能障碍的基础。这些患者同时面临血栓栓塞和出血并发症以及血栓介导的器官功能障碍的高风险。虽然旨在治疗这种功能障碍的令人兴奋的新策略正处于临床前测试阶段,但早期积极遵循指南驱动的血栓预防对于尽量减少与晚期创伤性凝血病(TIC)相关的发病率至关重要。重症监护医师必须熟悉该患者人群中的血栓形成危险因素和预防策略,以提供最佳治疗。
参考来源
- Reed CR, Curry N, Juffermans NP, et al. Hemostatic abnormalities after trauma resuscitati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n caring for the critically injured patient. Ann Intensive Care. 2025. PMID: 41107643. doi:10.1186/s13613-025-01587-0
- 全文:PMC12534623(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534623/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