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三级医院ICU中放弃心肺复苏(DNACPR)患者结局与重症资源利用:重症数据库回顾性分析
该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纳入沙特阿拉伯King Abdullah Medical City 2016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6日ICU收治的7104例成人患者,其中988例(13.9%)在ICU内签署DNACPR,6116例为非DNACPR。研究比较DNACPR后资源利用与结局,显示DNACPR组机械通气88.9% vs 41.4%(AOR 7.8,95%CI 6.1–9.9)、CRRT 28.6% vs 6.7%(AOR 4.4,95%CI 3.6–5.4)均显著更高,影像学、血制品、内镜、镇静等亦显著更多;DNACPR组ICU死亡率76.7% vs 7.7%,平均ICU住院20.4天 vs 8.0天。作者认为需优化终末期患者ICU准入与早期姑息治疗策略。
要点
- DNACPR后患者仍大量使用ICU资源:机械通气88.9% vs 41.4%(AOR 7.8,95%CI 6.1–9.9),CRRT 28.6% vs 6.7%(AOR 4.4,95%CI 3.6–5.4)。
- DNACPR组ICU死亡率76.7% vs 非DNACPR组7.7%,平均ICU住院20.4天 vs 8.0天(P<0.001)。
- DNACPR患者从ICU入科到DNACPR平均11.9±17.6天,DNACPR到死亡平均9.2±16.2天,21%(210例)在DNACPR后24小时内死亡。
- 调整APACHE IV与肿瘤共病后,CRRT、机械通气、镇静、MRI、超声、介入放射、ECHO、内镜、输血仍显著更多,CT与抗生素无显著差异。
- 急诊入院亚组中DNACPR组机械通气天数AOR 4.9(95%CI 4.77–5.06)、CRRT天数AOR 2.46(95%CI 2.04–2.96),ICU死亡率77.3% vs 10.8%。
适用人群与场景
- 沙特阿拉伯King Abdullah Medical City(KAMC)ICU收治的成人患者(≥18岁),研究期间2016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6日。
- 纳入:ICU入科后经三名顾问(收治主专科顾问+两名重症顾问)共识签署DNACPR文件的患者;DNACPR指继续已启动的所有复苏措施,但一旦发生心跳或呼吸骤停不再尝试CPR,不撤除已启动的生命支持治疗。
- 排除:病历无DNACPR记录、年龄<18岁、病历不完整、DNACPR在ICU出院后下达、DNACPR决定被逆转者(共排除104例)。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DNACPR决定标准:存在不可治疗的晚期终末疾病,或严重多器官衰竭对内科治疗无效,死亡 imminent 且复苏不会改变预后。
- DNACPR决定由三名顾问共识作出,包括收治主专科顾问和两名重症顾问。
- 分组:988例(13.9%)为DNACPR组,6116例(86.1%)为非DNACPR(full code)组;DNACPR组仅统计DNACPR决定后使用的资源,非DNACPR组统计整个ICU住院期间。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KAMC的DNAR医嘱含义:患者继续接受已启动的所有复苏措施,但心跳或呼吸骤停时不尝试CPR;已启动的生命支持治疗不撤除;所有医疗干预由医师决定继续。
- DNACPR后新开始机械通气28例,新开始CRRT 14例。
- 作者认为:应实施早期患者与家属教育及终末关怀规划,在疾病进入终末阶段时频繁沟通,以促进及时恰当的终末关怀。
- 作者认为:应优化ICU入科前患者选择,将无望从积极生命支持措施获益的DNACPR患者照护重新分配至临终关怀或姑息治疗服务。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样本量7104例,沙特阿拉伯Makkah的King Abdullah Medical City(三级医院,>500张床,ICU为闭环模式)重症数据库,研究期间2016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6日。
- DNACPR组年龄61.4±16.2岁 vs 非DNACPR组55.9±16.6岁(P<0.001);APACHE IV 57.4±34.5 vs 39.1±26.4,SOFA 7.5±4.9 vs 4.4±4.2(均P<0.001)。
- DNACPR组资源利用:机械通气88.9%(878例)vs 41.4%(2530例),AOR 7.8(95%CI 6.1–9.9);CRRT 28.6%(283例)vs 6.7%(412例),AOR 4.4(95%CI 3.6–5.4);镇静85.3%(843例)vs 35.0%(2141例)。
- 影像与操作:CT 59.7%(590例)vs 53.4%(3268例),CT中位数3次(IQR 2–4)vs 2次(IQR 1–3);MRI 28.3%(280例)vs 19.7%(1203例);超声30.2%(298例)vs 15.9%(972例);介入放射20.9%(206例)vs 14.2%(871例);ECHO 21.5%(212例)vs 10.5%(641例);内镜5.6%(55例)vs 1.9%(115例);均P<0.001。
- 血制品:PRBC 15.1%(149例,352单位)vs 4.1%(253例,551单位);FFP 8.4%(83例,390单位)vs 1.9%(114例,526单位);血小板7.3%(72例,640单位)vs 1.3%(82例,758单位);均P<0.001。
- 抗菌药物:DNACPR组76.1%接受两种及以上抗生素 vs 非DNACPR组56.8%。
- 结局:ICU死亡率76.7% vs 7.7%(P<0.001);平均ICU住院20.4±25.1天 vs 8.0±11.2天(P<0.001)。
- 急诊入院亚组(排除2184例计划入院):DNACPR组ICU死亡率77.3% vs 10.8%,平均ICU住院20.5±25.3天 vs 9.26±11.9天(P<0.001);机械通气天数AOR 4.9(95%CI 4.77–5.06)、CRRT天数AOR 2.46(95%CI 2.04–2.96)、PRBC AOR 2.35(95%CI 1.94–2.85)、血小板AOR 1.7(95%CI 1.47–1.98)、FFP AOR 2.31(95%CI 1.90–2.80)。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
- 局限:单中心设计(single-center design)和回顾性性质(retrospective nature);DNACPR患者的CPR率及其结局数据不可得;与家属意见分歧的记录不可得;未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该研究提示DNACPR决定后患者仍大量消耗ICU资源(机械通气、CRRT、影像、血制品等),且死亡率高、ICU住院时间长,作者认为需优化终末患者的ICU准入与早期姑息治疗策略。
- 作者认为应实施早期患者与家属教育及终末关怀规划,在疾病进入终末阶段时频繁沟通,以确保治疗计划与患者病情预期结局一致。
- 作者认为需制定综合指南,纳入针对ICU终末期患者的更专门照护策略,并研究在早期姑息治疗与重症治疗之间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方法。
- 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结果不能直接外推为普遍推荐;CT与抗生素使用在调整后无显著差异。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法Fatwa(1989年,Decree No. 12086)及卫生部(MOH)2017年国家政策(原文引用)。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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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不尝试心肺复苏(DNACPR)指令在全球医学实践中是一个宽泛且常被模糊使用的术语[1, 2]。其主要目的是在积极医学治疗不再预期能改变患者预后时,防止医学上不恰当的干预和患者伤害[3]。然而,“DNACPR”指令的范围差异显著,从狭义的不尝试心肺复苏(DNACPR)——专门针对心脏或呼吸骤停——到更广泛的不尝试复苏(DNAR),后者可涵盖暂缓多种生命维持措施,如重症监护病房(ICU)入住、机械通气和血管加压药。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拥有DNACPR指令的患者仍可能继续接受其他形式的复苏性器官支持(如通气、肾脏替代治疗)。在许多国家,DNACPR决策各不相同,并受一系列伦理、法律和文化因素的影响[1, 2, 4]。同样,在沙特阿拉伯,由于相同因素,DNACPR决策的实施也存在差异[5, 6]。
在沙特阿拉伯,DNAR的概念(广义指不尝试复苏的原则)已获伊斯兰法律批准(1989年发布的教令,第12086号法令),并于2017年获得卫生部(MOH)国家政策的进一步认可[7–9]。DNAR决策针对晚期绝症患者,当医学结局被认为不容乐观时作出[8–10]。这些法规授权,一旦三名专科顾问就DNAR指令达成共识,即可停止积极治疗。随后,患者的管理应转向姑息治疗目标而非重症监护治疗[10, 11]。
尽管伊斯兰法律和卫生部政策均允许暂缓以及撤除积极措施,以防止伤害并延长患有不治之症晚期患者的痛苦。然而,在实践中,这仅限于在发生心脏骤停时暂缓心肺复苏,而所有医学干预持续至疾病晚期[12, 13]。
在沙特阿拉伯的医疗机构中,DNAR政策的实施因医生之间实践的不一致、家庭压力以及潜在的文化约束而存在差异[9–14]。在此背景下,在重症监护病房中已下达DNAR指令的患者往往继续接受风险大于获益的积极措施,导致高死亡率和不良质量结局[3, 14–18]。这表明在实践中,通常实施的往往是DNACPR指令,允许继续器官支持而暂缓心肺复苏(CPR)。
本研究聚焦于DNACPR指令,认识到虽然这些决策与伦理考量和临终关怀目标相交织[19],但其对ICU资源利用的精确影响——尤其是当其他器官支持继续进行时——需要进一步探索。
既往研究表明,持有不实施心肺复苏(DNACPR)医嘱的患者仍可能接受积极干预,并经常长时间占用ICU床位,可能限制预后较好患者的入住机会[19]。此外,延迟执行DNACPR决定与机械通气和血管升压药等干预措施使用增加以及ICU住院时间延长相关(Khandelwal等)[20]。一项在外科ICU进行的回顾性分析显示,早期决策与资源使用和医疗费用降低相关(Prendergas& Luce)[21]。
与其他医院资源相比,重症监护服务的成本较高,且由于医学进步和高度专业化服务的提供,全球对重症监护床位的需求正在增加[18, 22–25]。早期筛选患者进入ICU将有助于限制重症监护资源的使用,从而需要合理利用ICU服务来管理患有可治疗疾病或预期结局可获得合理生活质量的患者[18, 26, 27]。相反,持有DNACPR医嘱、预期不会从积极生命维持措施中获益的患者的照护,可以改为重新分配到临终关怀或姑息治疗服务[22, 28–30]。
尽管该主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有限的研究探讨了在ICU入住选择不当或临终照护计划延迟时,持有DNACPR医嘱患者的ICU资源消耗情况。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探讨DNACPR患者的重症监护资源使用情况(如ICU床日、机械通气、透析、放射影像学检查及其他干预措施)以及这些患者的结局,来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促进高效、以患者为中心的重症监护服务使用。
方法
研究设计、参与者和研究场所
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针对2016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6日期间入住沙特阿拉伯麦加King Abdullah Medical City(KAMC)重症监护科的患者进行。患者被分为DNACPR病例和非DNACPR病例。KAMC是一家拥有500多张床位的三级医疗机构。KAMC的ICU服务采用封闭式系统模式,由委员会认证的重症监护医师组成,提供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全天候覆盖。每日进行多学科查房,并定期向家属更新情况并让其参与患者照护计划[23]。本研究纳入的患者为ICU入住后被归类为DNACPR的患者。该研究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IRB-21-865)。
样本量
患者总人群包括研究期间2016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6日入住ICU的7104名患者。DNACPR患者为988名,而非DNACPR患者为6116名。
纳入标准
所有签署了不实施心肺复苏(DNACPR)文件的成年患者均纳入研究。DNACPR决策基于三名顾问医师的共识一致意见作出,包括收治的主要专科顾问医师和两名重症监护顾问医师。被决定为DNACPR的患者为患有不可治疗晚期终末疾病,或对药物治疗难以控制的严重多器官衰竭,其死亡迫在眉睫且复苏不会改变预后的患者。在KAMC,DNAR医嘱表明患者应继续接受所有已启动的复苏措施,但一旦发生心跳或呼吸骤停,不应尝试心肺复苏(DNACPR);一旦启动的生命维持治疗不会撤除。此外,所有患者医疗护理的医学干预将根据医师决定继续进行。DNACPR组的死亡机制为心跳呼吸骤停,发生时未撤除任何生命维持治疗。
符合以下任一标准的患者被排除:(1)患者记录中缺乏记录的DNACPR数据,(2)年龄小于18岁,或(3)医疗记录不完整或不足以进行分析。(4)DNACPR是在转出ICU后执行的。(5)DNACPR决策被逆转的患者。因此,排除了104名患者。
本研究的数据通过回顾性审查重症监护数据库登记处前瞻性收集的数据,在Excel表格中收集,缺失数据通过开放病历审查获取。然后,数据提取至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PSS)第26版进行分析。
研究工具
重症监护数据库登记处已于2014年1月12日获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批准(IRB编号14–155)。数据库登记处设有安全密码保护,仅授权研究协调员可访问。数据库登记处旨在采集ICU患者数据,包括人口学资料和一系列ICU资源变量,如ICU住院时长、特定干预或操作、使用的抗生素、接受的血制品以及开具的影像学检查。记录的患者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合并症、疾病严重程度评分(APACHE IV、SOFA)、ICU入住的主要诊断和预先医疗指示。还评估了ICU和医院死亡率等结局。在本研究中,DNACPR患者使用的资源仅包括ICU入住期间作出DNACPR决策后所使用的资源。相比之下,非DNACPR患者使用的资源记录于整个ICU住院期间。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使用SPSS 26版(Armonk,纽约:IBM公司)进行。采用描述性统计对数据进行总结,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连续变量根据分布情况以均值±标准差(SD)或中位数及四分位距(IQR)表示。DNACPR患者与非DNACPR患者之间的比较,分类变量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连续变量根据分布情况采用Student 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正态性检验通过Kolmogorov-Smirnov检验和Shapiro-Wilk检验进行。对急诊入院进行了亚组分析,排除了所有择期入院,因为大多数入院属于非DNACPR组。进行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校正组间疾病严重程度的差异,控制了APACHE IV和癌症合并症。p值<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ICU患者(n=7,104)的特征总结于表1。在研究期间,共有7,104名患者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其中,988名(13.9%)患者在ICU入住后记录了不尝试心肺复苏(DNACPR)医嘱,而6,116名(86.1%)患者被归类为非DNACPR(全力救治)。
DNACPR患者显著年长于非DNACPR患者,平均年龄分别为61.4±16.2岁对55.9±16.6岁(p<0.001)。约31%(n=306)的DNACPR患者和27%(n=1,657)的非DNACPR患者为吸烟者。DNACPR患者从住院科室收入的比例高于非DNACPR患者(52.4%对30.4%,p<0.001)。入院时,DNACPR患者的APACHE IV和SOFA评分显著更高(分别为57.4±34.5对39.1±26.4,p<0.001;7.5±4.9对4.4±4.2,p<0.001)。多种基础合并症在DNACPR患者中的患病率显著高于非DNACPR患者,包括糖尿病(49.7%对45.5%,p=0.014)、心脏病(35.5%对30.5%,p=0.002)、肾功能衰竭(21.2%对16.5%,p<0.001)、慢性肝病(7.0%对2.5%,p<0.001)和恶性肿瘤(42.4%对34.9%,p<0.001)。此外,DNACPR患者较非DNACPR患者显著更可能卧床不起(17.6%对11.3%,p<0.001)。DNACPR患者入住ICU最常见的原因依次为脓毒症(66.6%对34%,p<0.001)、呼吸衰竭(52.7%对29.6%,p<0.001)和血流动力学不稳定(44.9%对13.6%,p<0.001)。相反,非DNACPR患者入住ICU最常见的原因是大择期手术后的术后监护(34.4%对7.9%,p<0.001)。
DNACPR组结果
关于DNACPR患者,从ICU入住到DNACPR医嘱的时间为(均值11.9 ± 17.6),而从DNACPR医嘱到死亡的时间为(均值9.2 ± 16.2),在DNACPR医嘱后24小时内死亡的DNACPR患者人数为210例(21%),占DNACPR患者总数。在620例(63%)DNACPR患者中已确定DNACPR的原因(表1)。DNACPR最常见的原因如下:终末期疾病晚期癌症247例(39.8%),多种严重合并症伴生活质量差(卧床)148例(23.8%),严重神经功能损害伴恢复预后不良110例(17.7%),以及难治性休克多器官衰竭78例(12.6%)(表2)。所有签署DNACPR的患者均接受全面支持治疗,例外的是少数病例在DNACPR医嘱后接受了新干预。DNACPR医嘱后;28例患者接受了新的机械通气,仅14例患者开始了新的CRRT。
DNACPR与非DNACPR患者的ICU资源比较结果
DNACPR患者使用的资源显著多于非DNACPR患者(表3)。DNACPR患者中CRRT使用率显著更高(283例[28.6%]对412例[6.7%];P < 0.001)。DNACPR患者中机械通气使用率显著更高(878例[88.9%]对2530例[41.4%];P < 0.001)。55例(5.6%)DNACPR患者和115例(1.9%)DNACPR患者接受了内镜检查操作(P < 0.001)。843例(85.3%)DNACPR患者和2141例(35.0%)非DNACPR患者接受了镇静治疗;P < 0.001。
关于影像学检查和操作,约590例(59.7%)DNACPR患者接受了CT成像,而3268例(53.4%)非DNACPR患者接受了CT成像(P < 0.001)。DNACPR患者CT扫描次数的中位数为3次(2-4 IQR),非DNACPR患者为2次(1-3 IQR)。另一方面,280例(28.3%)DNACPR患者接受了MRI,1203例(19.7%)非DNACPR患者接受了MRI(P < 0.001)。298例(30.2%)DNACPR患者和972例(15.9%)非DNACPR患者接受了超声成像(P < 0.001)。DNACPR患者中介入放射学操作次数显著更高(206例[20.9%]对871例[14.2%],P < 0.001)。此外,超声心动图成像(ECHO)在DNACPR患者中显著更为常见(212例[21.5%]对641例[10.5%],P < 0.001)。
关于抗菌药物使用,DNACPR患者倾向于接受显著更多的抗菌药物联合方案,76.1%的DNACPR患者接受两种或以上抗生素,而非DNACPR患者为56.8%。
此外,DNACPR患者中血液和血液制品的使用量显著更高。约149例(15.1%)DNACPR患者接受了352单位浓缩红细胞(PRBCs),而253例(4.1%)非DNACPR患者接受了551单位(P < 0.001)。83例(8.4%)DNACPR患者接受了390单位新鲜冰冻血浆(FFP),而114例(1.9%)非DNACPR患者接受了526单位FFP(P < 0.001)。约72例(7.3%)DNACPR患者接受了640单位血小板,而82例(1.3%)非DNACPR患者接受了758单位血小板(P < 0.001)。DNACPR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显著高于非DNACPR患者(20.4 ± 25.1 对 8.0 ± 11.2(P < 0.001))。此外,DNACPR患者的死亡率(76.7%)显著高于非DNACPR患者(7.7%)(P < 0.001)。
多因素logistic回归
表4呈现了在控制APACHI IV评分和癌症作为合并症后,组间针对疾病严重程度进行调整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显示,DNACPR患者显著更多地接受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AOR 4.4,95% CI 3.6–5.4)、机械通气(AOR 7.8,95% CI 6.1–9.9)、镇静(AOR 7.5,95% CI 6.0-9.3)、磁共振成像(MRI)(AOR 1.3,95% CI 1.1–1.5)、超声(AOR 1.7,95% CI 1.4–2.1)、介入放射学(AOR 1.4,95% CI 1.6–1.7)、超声心动图(ECHO)(AOR 2.2,95% CI 1.8–2.8)、内镜检查(AOR 2.1,95% CI 1.4–3.3)和输血(AOR 2.9,95% CI 2.2–3.8), respective P值均显著,P > 0.001。然而,在针对疾病严重程度差异和癌症作为合并症进行调整后,两组间CT和抗生素的使用无显著差异。
急诊入院亚组分析(排除因术后手术而计划择期入院的患者),比较DNACPR与非DNACPR患者(表5、6、7、8和9)
共有2184例计划入院被排除在分析之外,以研究急诊入院亚组,其中非DNACPR组排除2106例患者,而DNACPR组排除78例患者(表5)。比较DNACPR与非DNACPR患者的急诊入院情况。DNACPR患者的急诊入院年龄显著更大(均值±标准差:61.47±16.2岁),相比之下非DNACPR患者(57.10±16.8岁)(P<0.001)。DNACPR患者慢性肝病(7.5% vs. 2.9%,P<0.001)、癌症(41.5% vs. 23.2%,P<0.001)和卧床状态(10.1% vs. 6.5%,P<0.001)的患病率更高。相反,高血压在非DNACPR组中更为常见(56.3% vs. 60.4%,P=0.020),而两组之间所有其他合并症相当。两组最常见的入院原因均为感染性休克和呼吸衰竭;然而,DNACPR患者因感染性休克和呼吸衰竭入院的比例显著高于非DNACPR患者(分别为68.9% vs. 47.2%,P<0.001,以及56.6% vs. 43.7%,P<0.001)。相反,非DNACPR组因神经系统和心血管急症入院的比例显著更高(分别为31.1% vs. 34.9%,P=0.031,4.1% vs. 9.9%,P<0.001)。心肺复苏后(10.4% vs. 2.3%,P<0.001)。肾脏替代治疗后(12.3% vs. 7.8%,P<0.001)。入ICU时计算的APACHE IV和SOFA评分在DNACPR组中显著更高(均值±标准差:分别为68.96±30.53 vs. 46.94±26.518,P<0.001,以及均值±标准差:7.48±4.8 vs. 4.68±3.84,P<0.001)。表明从入ICU时起,DNACPR患者比非DNACPR组病情更严重且器官衰竭更多,从入院时起即预期预后不良。尽管DNACPR组中测量的所有干预措施均在DNACPR医嘱日期之后收集,并且尽管对两组之间在疾病严重程度(APACHI IV)、器官功能障碍(SOFA)和癌症合并症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多变量回归调整,DNACPR组仍显示出与非DNACPR组相比各种重症监护干预措施的利用率显著更高(表9),包括机械通气天数:AOR=4.9(95%CI:4.77–5.06,P=0.0001),CRRT天数:AOR=2.46(95%CI:2.04–2.96,P=0.0001),超声:AOR=1.20(95%CI:1.03–1.35,P=0.021),CT:AOR=1.13(95%CI:1.06–1.21,P=0.001),MRI:AOR=1.18(95%CI:1.03–1.35,P=0.014),介入放射学:AOR=1.27(95%CI:1.09–1.50,P=0.003),超声心动图:AOR=1.98(95%CI:1.58–2.49,P=0.0001),以及输血(浓缩红细胞、血小板、新鲜冰冻血浆):所有单位数的比值比均显著更高,包括:浓缩红细胞:AOR=2.35(95%CI:1.94–2.85,P=0.0001),血小板:AOR=1.7(95%CI:1.47–1.98,P=0.0001),新鲜冰冻血浆输注:AOR=2.31(95%CI:1.90–2.80,P=0.0001)。关于住院时间和死亡率结局(表7)。DNACPR患者的平均ICU住院时间为20.5±25.3天,显著长于非DNACPR患者(9.26±11.9天)(P<0.001)。DNACPR患者的ICU死亡率显著更高(77.3% vs. 10.8%,P<0.001)。
讨论
本研究在沙特阿拉伯最大的三级转诊医院之一进行,考察了DNACPR与非DNACPR患者之间的ICU资源消耗。在本研究中,13.9%的ICU入住患者在入住ICU后签署了DNACPR,ICU死亡患者中DNACPR医嘱的发生率为62%,这与沙特阿拉伯其他研究报告的55%至66%相当[11, 29]。本研究为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的“不尝试心肺复苏”(DNACPR)医嘱患者的特征、资源利用和结局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表明DNACPR患者更可能年龄较大,并具有更高的合并症负担,如糖尿病、心脏病、慢性肾功能衰竭和慢性肝病[29–33]。相反,癌症合并症在急诊DNACPR入住患者中较为普遍;这一发现与Topcu等人开展的一项土耳其研究一致,其中恶性肿瘤是DNACPR患者入住的最常见原因之一[34]。
入住ICU最常见的原因是感染性休克和呼吸衰竭,但在DNACPR患者中更为普遍,这一趋势得到Wang等人[33]和Deng等人[35]在DNACPR患者中的支持。此外,Cheng等人[36]报告,呼吸衰竭患者常表现出较高的DNACPR发生率,提示对预后不良个体倾向于限制积极治疗[36]。我们的研究发现,与非DNACPR患者相比,DNACPR患者入住ICU时的APACHE IV和SOFA评分显著更高。这一发现与Choi等人开展的一项韩国研究以及Asiri等人最近发表的沙特阿拉伯研究一致[29, 37],这些研究报告DNACPR患者的APACHE II和SOFA评分更高。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使用了APACHE IV。高APACHE和SOFA评分是ICU入住时疾病严重程度的强指标,需要高资源利用,并与较差预后相关[29, 38, 39]。
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DNACPR患者在DNACPR医嘱后使用了显著更多的重症监护资源,包括机械通气、透析、内镜检查、放射影像学检查、镇静和血液制品。这些结果与沙特阿拉伯的研究一致,该国研究报告DNACPR患者中机械通气的使用率很高。最近发表的一项儿科ICU研究显示,DNACPR患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机械通气和透析使用率[12, 29];然而,这些研究未对其他干预措施进行测量。此外,我们的研究中观察到与台湾Yu-chen Huang和Shiu等人[17, 40]研究报告的资源消耗模式相近,其中尽管做出了DNACPR决定,医生的实践并未转向姑息治疗或舒适照护,ICU资源持续高使用率[40]即为证据。
此外,与非DNACPR患者相比,DNACPR患者的ICU住院时间显著更长,死亡率更高,这与最近发表在沙特阿拉伯一家成人ICU三级中心的研究一致,该研究报告DNACPR患者的死亡率为67.8%,而非DNACPR患者为8.5%[41]。同时,我们研究中DNACPR患者显著的长时间住院和较高死亡率在不同国家的既往研究中均有一致报道[22, 40, 42–44]。
本研究中,尽管进行了广泛的重症监护干预,DNACPR患者报告的不良结局仍是评估DNACPR患者结局的已发表研究中常见的模式。这引发了对ICU入住前DNACPR医嘱开具时机的担忧。这凸显了考虑更早进行姑息治疗会诊的必要性,以确保最佳的资源分配并提供更加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方式[12, 17, 35, 36, 38–41]。鉴于沙特阿拉伯DNAR实践中独特的社会文化和临床背景,本研究的结果尤其具有相关性。虽然关于DNAR的官方伊斯兰教法(Fatwa)[7–9]和国家卫生部(MOH)指南主要授权医生做出决定,包括无需家属同意即可撤除治疗,但沙特阿拉伯文化中对家庭纽带的重视程度很高,强烈考虑家属参与患者的医疗决策[5, 6, 45, 46]。另一方面,家属对DNAR和姑息治疗的知识有限,可能导致误解,即如果同意了DNAR决定,患者可能在其照护中面临沟通不畅的风险[45–47]。平衡这些因素具有挑战性,且常常导致实践中的不一致,尤其是当家属未充分知情或不同意不予尝试复苏(DNAR)建议时。此外,个别医生对DNAR合法性的认识可能存在不足,特别是围绕撤除治疗方面[48]。这种情况也导致早期DNAR决策的延迟实施,特别是在撤除或不予治疗方面以及DNACPR医嘱开具过晚。这一实践与台湾Yu-chen Huang和Shiu等人报道的情况一致,即尽管已有DNAR医嘱,医生仍继续使用重大干预措施,而实践仅限于DNACPR[40]。在此背景下,终末期患者入住ICU仍不罕见,正如本研究所反映的,DNACPR组在入住ICU时APACHE和SOFA评分较高,且与ICU干预措施的广泛使用相关,尽管DNACPR患者中存在矛盾的不良结局,这可在本研究中得到解释。这些发现与Alayed[12]从沙特阿拉伯儿科ICU的DNACPR患者中报道的类似发现一致[12]。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应致力于提供早期适当的终末期护理,优先考虑患者舒适度,并在ICU入住前进行适当的患者筛选,同时尽量减少对医疗资源的压力。当疾病达到终末期时,对患者和家属进行早期教育以及频繁沟通至关重要。这一策略将有助于在复苏被认为无效的情况下促进适当且及时的终末期护理,确保医疗干预与以患者为中心的目标和合乎伦理的资源分配相一致[18, 42–44, 49]。
优势与局限性
本研究与已发表的同类研究相比样本量较大,并且是沙特阿拉伯首个此类研究。它提供了对DNACPR性质的深入认识,并在ICU干预措施和结局方面将其与非DNACPR病例进行了比较。然而,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其单中心设计和回顾性性质。我们也承认,DNACPR决定患者的CPR率及其结局数据不可获得,这可在未来研究中加以探讨。此外,与家庭成员存在分歧的相关记录不可获得。未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这是未来研究应考虑的重要领域。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改进医生在照护有DNACPR医嘱患者(尤其是终末期患者)时决策方式的迫切需求。实施早期患者及家属教育以及临终照护规划是必要的,以提供更具周全性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方法,确保治疗方案与患者病情的预期结局相一致。
我们的结果揭示了有DNACPR医嘱的患者与无DNACPR医嘱的患者在资源利用和结局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凸显了制定综合指南的必要性,指南应包括针对重症监护病房中终末期患者的更专业化照护策略。未来研究应侧重于开发方法,以改善早期姑息治疗与重症监护之间医疗资源的分配。这将有助于我们在符合伦理正确性与维持医疗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
参考来源
- Rugaan A, Mobarki M, Hamida SM, et al. Outcome and critical care resources utilised by do not attempt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DNACPR)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ICU at a tertiary hospital in Saudi Arabia: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the critical care database. Crit Care. 2025. PMID: 41024090. doi:10.1186/s13054-025-05656-5
- 全文:PMC12482453(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48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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