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结局的性别差异贯穿全生命周期:德国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
该回顾性、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利用德国2009至2017年全国医保索赔数据,纳入2013至2014年159,684例成人脓毒症患者(女性47.5%)。采用广义可加模型分析性别与年龄交互作用,发现女性院内死亡和12个月死亡的平均边际效应分别低2.8%(95%CI −3.2%至−2.3%)和5.4%(95%CI −5.9%至−4.9%),生存优势主要见于44岁(院内死亡)和47岁(12个月死亡)以上。女性认知损害较少,但心理诊断平均多6%、躯体诊断多0.7%、护理依赖多4.4%。作者认为脓毒症结局受年龄与性别复杂交互影响,应将性别和年龄因素纳入脓毒症救治和急性期后支持策略。
要点
- 女性院内死亡和12个月死亡的平均边际效应分别较男性低2.8%(95%CI −3.2%至−2.3%)和5.4%(95%CI −5.9%至−4.9%),生存优势主要见于44岁和47岁以上。
- 女性脓毒症患者心理诊断平均较男性多6%(95%CI 5.4%至6.6%),躯体诊断多0.7%(95%CI 0.3%至1.1%),护理依赖多4.4%(95%CI 3.8%至4.9%)。
- 女性认知损害平均较男性少0.9%(95%CI 0.3%至1.14%),但60至90岁间女性认知损害患病率上升较男性更明显。
- 女性较少接受ICU治疗(29.7% vs 37.9%)、机械通气(21.1% vs 28.8%)和肾脏替代治疗(8.2% vs 12.2%),较少发生严重脓毒症(41.6% vs 45.8%)和脓毒性休克(11.9% vs 13.8%)。
- ≤40岁组男性与女性限制性平均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iffRMST=4.3,95%CI −1.1至9.8,P=0.118),>80岁组女性生存优势最大。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2013至2014年德国AOK医保覆盖的23.0百万参保者中,年龄15岁以上、以ICD-10-GM脓毒症编码作为主要或次要出院诊断的首次住院脓毒症患者,共159,684例(女性75,809例,47.5%;男性83,875例,52.5%)。
- 排除入院前24个月内曾因脓毒症住院者,以及未在脓毒症住院前5年和后36个月(或至死亡)连续参保的受益人。
- 脓毒症编码按脓毒症-1/2定义,包括伴或不伴器官功能障碍的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为回顾性、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基于德国11家法定独立医保基金AOK 2009至2017年全国医保索赔数据,纳入2013/2014年159,684例脓毒症患者。
- 女性院内死亡26.4%、男性27.6%;出院存活者12个月死亡女性31.9%、男性29.3%;女性院内死亡和12个月死亡的平均边际效应分别低2.8%(95%CI −3.2%至−2.3%,P<.001)和5.4%(95%CI −5.9%至−4.9%,P<.001)。
- 12个月死亡存在显著性别-年龄交互(χ2(7.16)=54.86,P<.001),主要因中年男性(54至75岁)12个月死亡上升较女性更明显。
- Kaplan-Meier曲线显示女性生存优势在≤40岁组最小、>80岁组最大;各年龄层log-rank检验男性死亡风险均显著高于女性,但≤40岁组限制性平均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iffRMST=4.3,95%CI −1.1至9.8,P=0.118),其余年龄层男性RMST显著低于女性。
- 风险函数显示出院后立即死亡风险最高,40至50天后急剧下降,150天后变化很小;性别差异在出院后不久的老年存活者中最明显。
- 女性认知损害平均较男性少0.9%(95%CI 0.3%至1.14%,P=.001),60至90岁间上升加速且女性更明显(交互χ2(6.61)=109.27,P<.001)。
- 心理诊断患病率随年龄呈倒U形,女性54岁峰值55.0%(95%CI 53.8%至56.2%)、男性55岁峰值55.8%(95%CI 54.7%至56.8%);43至64岁无显著性别差异,此范围外女性更高,全生命周期平均多6%(95%CI 5.4%至6.6%,P<.001)。
- 女性躯体诊断平均多0.7%(95%CI 0.3%至1.1%,P<.001),74至90岁间略高,约70岁达平台;护理依赖女性平均高4.4%(95%CI 3.8%至4.9%,P<.001),28至47岁和68至84岁间女性上升更明显。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回顾性、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基于德国全国医保索赔数据。
- 局限:仅使用保险文件中二元性别分类(男/女),无性别认同信息,分析限于官方登记的生物学性别,不能捕捉性别认同及角色期望、行为、医疗歧视等性别相关因素的影响。
- 局限:仅能检测行政患病率,需患者就医且医生正确诊断编码,可能低估疾病患病率;脓毒症病例识别在索赔数据中效度有限,尤其遗漏低严重度患者;心理和认知损害等长期后遗症检测同样受限,SEPFROK项目既往分析显示PTSD等经前瞻性患者报告结局测量患病率显著高于行政数据,研究可能低估心理和亚临床认知损害的真实负担。
- 局限:数据来自覆盖约三分之一德国人口的AOK医保基金,参保人群年龄和性别分布广泛代表性,但既往研究提示AOK参保者社会经济状况略低、慢性病负担更高,且在德国东部和南部某些地区代表性更强,可能引入地理变异,限制结果外推性。
- 局限:未对躯体、认知、心理健康结局和护理需求进行时间-事件分析,因缺乏具体诊断日期,死亡等竞争风险仍可能影响结果解读;男性存活者12个月死亡率更高,可能降低其被诊断随时间发展结局(如心理健康损害)的可能性,部分组间差异可能反映随访期间死亡率差异。
- 局限:急性死亡以院内死亡操作化,因医保数据无法确定脓毒症确切发病时间,也无法确定死因,故报告全因死亡。
- 局限:广义可加模型描述性别和年龄与所选结局的非线性随机关系,关联不能解释为因果效应,分析未探讨导致不同年龄男女脓毒症存活者差异的因果通路;未纳入其他变量因数据集中无变量在时间上先于生物学性别,不符合混杂因素定义。
- 局限:原文报告需使用包含脓毒症确切发病时间和经验证死因信息的临床数据集进一步研究,以更精确探索死亡性别差异。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脓毒症结局受年龄与性别复杂交互影响,观察到的关联不能仅归因于生物学性别,众多与性别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额外因素也可能起作用。
- 作者认为这些发现强调应将性别特异性考量纳入脓毒症救治和急性期后支持策略,以改善长期结局。
- 作者认为更深入理解这种交互作用的机制和后果,有助于制定性别和年龄敏感的脓毒症治疗方法,最终改善两性救治。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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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脓毒症由对感染的免疫反应失调引起[1],每年影响约5000万人,并与全球约20%的死亡相关[2]。与其他疾病类似,人们日益认识到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会影响脓毒症的发生、表现和结局。在这方面,性别(sex)指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包括染色体、激素和生殖解剖结构。这些差异通常导致性二态性——两性之间不同的生理和解剖特征,可影响疾病的表现和进展方式。相比之下,社会性别(gender)指与男性、女性或非二元性别相关的社会建构角色、行为、身份和期望[3]。
在脓毒症中,性二态性一方面包括女性和男性之间因遗传和表观遗传差异所致的先天免疫反应变异。另一方面,性激素已被证明以复杂方式与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相互作用并对其进行调节[4, 5]。此外,社会性别特异性因素可能影响预防和寻求健康的行为,以及脓毒症中提供的医疗照护[6]。
尽管男性性别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感染[7]和脓毒症[8]发生的危险因素,但全球疾病负担框架中对脓毒症发病率的首次分析发现,2017年女性的年龄调整脓毒症发病率(717/100,000人口)高于男性(643/100,000人口)[2]。关于脓毒症结局,既往研究对性别与脓毒症住院死亡率之间的关联得出了不确定的结果,尽管大多数证据被评为低至极低确定性[9–11]。在脓毒症的常见致病感染中,已发现女性生存获益,例如在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血症[12]和重症肺炎[13]中。关于长期结局[14](被称为脓毒症后综合征[15]),证据匮乏。一项针对澳大利亚ICU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观察到男性患者的三年生存率较低[16]。一项纳入264,678例接受ICU治疗的成人脓毒症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描述了脓毒症后再住院的性别相关差异[17],其中男性脓毒症患者的年龄调整再住院率高于女性脓毒症患者。
关于性别特异性结局关联的证据部分相互矛盾,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大多数研究考虑的是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结局。这种汇总分析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年龄与性别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在激素变化和免疫系统的性别特异性衰老过程方面[18]。为此,韩国脓毒症联盟最近开展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发现,性别与脓毒症死亡率之间存在年龄依赖性非线性关联。该研究观察到19至50岁女性的脓毒症相关住院死亡率较高,而此后男性的死亡率较高[19]。鉴于这些发现以及关于脓毒症长期结局中年龄依赖性性别差异的数据现有空白,本研究旨在基于德国全国健康理赔数据的人群队列研究中,探讨整个生命周期中性别与死亡率以及脓毒症后综合征损害之间的差异性关联。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是SEPFROK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已预先注册(德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ID:DRKS00016340),并获得耶拿大学医院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2019-1282-Daten)。报告遵循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STROBE)指南。
数据库
我们开展了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数据来源于2009年至2017年德国十一家法律上独立的健康保险基金“AOK – Die Gesundheitskasse”的全国健康索赔数据,覆盖约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口[20]。数据包括住院、门诊就诊、护理依赖、病假天数和生命状态的完整记录。由于所有数据均已去标识化,知情同意要求被豁免。使用2009年至2017年数据是由2019年启动的SEPFROK研究的设计和时间安排所决定的。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和处理方面的延迟,2013–2014年代表了最新可行的纳入时间段,该时间段仍允许初始SEPFROK研究有足够的三年纵向结局评估期(2025−2017)。
脓毒症患者的识别
脓毒症患者在15岁以上的AOK参保个体中识别,依据2013–2014年作为主要或次要出院诊断编码的脓毒症明确ICD-10编码[21, 22]。在该时间段内,这些编码依据脓毒症-1/2定义进行界定[21, 22],包括伴有和不伴有器官功能障碍的脓毒症患者以及脓毒性休克患者。我们排除了在入院前24个月内因脓毒症住院的患者,以及在脓毒症住院前五年和住院后36个月内或直至死亡期间未连续参保的受益人。在观察期内,首次脓毒症住院被记为索引住院。
结局
我们评估了所有脓毒症患者的全因院内死亡率。此外,我们调查了出院后12个月内医院存活者的以下长期结局:全因死亡率、躯体、认知和心理诊断以及长期护理依赖。对于所有诊断,基于文献综述和专家咨询制定了基于ICD-10的定义[14]。躯体诊断包括:呼吸系统、心血管、脑血管、肾脏、肝脏、代谢、泌尿生殖系统和神经肌肉/骨骼肌肉诊断、感觉障碍、贫血、疲劳、压疮、疼痛、多重耐药感染、气管造口术并发症和营养障碍。心理诊断包括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睡眠障碍和物质滥用。认知诊断包括轻度至重度认知障碍作为单一诊断。护理依赖依据德国分级护理等级系统定义,范围从1级:“独立性轻度受损”至5级:“困难案例”,或养老院居住。
统计分析
我们针对研究问题分析了所选结局对年龄和性别的随机依赖性。我们使用广义相加模型(GAM)进行统计分析,原因有二。第一,在我们的人群样本中,年龄范围为16至107岁。任何结局与年龄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随机关系(例如回归曲线)很少是线性的,也很少遵循已知的函数形式。第二,我们假设年龄与性别对结局存在交互效应。因此,我们预期女性和男性具有不同的性别特异性回归曲线。GAM允许同时估计度量变量(即年龄)的亚组特异性平滑样条,并在模型中检验因子与度量变量(即性别与年龄)之间的交互效应[23]。
为了检验无性别×年龄交互作用的零假设,我们使用广义似然比检验(GLRT),比较允许性别×年龄交互作用的完整模型MF与不含交互作用的限制模型[23]。对于二分类结局变量Y,MF的模型方程为。α表示截距,g[]表示logit链接函数。交互作用通过在同一模型内分别为女性和男性估计单独的惩罚三次样条回归曲线来纳入,如条件平滑分量所表达。参数表示在logit度量上给定预测变量年龄时两性之间的条件组间差异。我们报告检验零假设H0:=0的未校正p值,以及检验零假设H0:s(Age|sex=female)=0和H0:s(Age|sex=male)=0的Wald型χ2检验的p值[24]。为更直观地说明,结果也以图形呈现,包括(a)两性别组的估计回归曲线,(b)这些回归曲线随年龄变化的估计斜率,(c)男性和女性之间估计的条件概率差异,以及(d)回归曲线性别特异性估计斜率的差异。特定年龄处回归曲线的斜率被解释为事件率的瞬时变化(例如该年龄死亡率升高或降低)。回归曲线性别特异性斜率随年龄变化的差异为性别与年龄如何交互的问题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我们还报告性别和年龄的平均边际效应(AME),作为事件率校正后边际升高或降低的估计[25, 26]。
仅考虑医院死亡率被批评为不足以描述血流感染患者的死亡率[27]。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脓毒症存活后两性的死亡率情况,我们使用了生存分析方法。对脓毒症存活者估计了Kaplan-Meier曲线及其95%置信区间。此外,还获得了基于B样条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的风险函数直接非参数平滑估计[28]。Kaplan-Meier曲线和风险曲线分别在四个年龄分层内对女性和男性单独估计:年龄<40岁、41≤年龄≤65岁、66≤年龄≤80岁和年龄>80岁。使用对数秩检验和每个年龄分层内的限制平均生存时间差(DiffRMST)检验了女性和男性在出院后第一年脓毒症后死亡率的差异[29–31]。限制平均生存时间(RMST)是截至特定时间点的平均生存时间,在本研究中为出院后第360天[32]。
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免费软件R[33]及r包mgcv和marginal effects进行[23, 34]。在R中进行生存分析时,还使用了额外的r包survival、bshazard和surv2RM[28, 35, 36]。
结果
在2300万受益人中,我们在2013/2014年识别出159,684例脓毒症患者(图1),其中75,809例(47.5%)为女性,83,875例(52.5%)为男性。女性患者年龄大于男性患者(平均年龄75.8岁 vs. 72.0岁,P<.001,表1),且脓毒症前护理依赖程度更高(45.42% vs. 33.42%,P<.001)。两性的合并症谱不同,与男性患者相比,女性患者的癌症(22.2% vs. 29.3%,P<.001)、肝病(15.7% vs. 20.4%,P<.001)、慢性肺病(31.1% vs. 36.5%,P<.001)和药物或酒精滥用(5.2% vs. 12.9%,P<.001)患病率较低。女性充血性心力衰竭(40.7% vs. 38.1%,P<.001)、高血压(83.9% vs. 79.5%,P<.001)和肥胖(27.7% vs. 22.6%,P<.001)的患病率较高。在索引住院期间,女性接受严重脓毒症(41.6% vs. 45.8%,P<.001)和脓毒性休克(11.9% vs. 13.8%,P<.001)治疗的可能性较低。感染灶方面也观察到差异,女性呼吸道感染频率较低(33.2% vs. 43.3%,P<.001),但泌尿生殖道感染患病率较高(37.0% vs. 24.9%,P<.001)。关于治疗强度,女性脓毒症患者在住院期间较少在ICU接受治疗(29.7% vs. 37.9%,P<.001),接受机械通气的频率较低(21.1% vs. 28.8%,P<.001),肾脏替代治疗率较低(8.2% vs. 12.2%,P<.001)。
急性和长期全因死亡率
女性患者院内死亡率为26.4%,男性患者为27.6%。12个月时,女性院内幸存者有31.9%死亡,男性为29.3%。在观察年龄分布下,女性和男性的平均边际院内死亡率和12个月死亡率分别为AME = −2.8%(95% CI,−3.2%,−2.3%,P <.001)和AME = −5.4%(95% CI,−5.9%,−4.9%,P <.001),女性较低。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两性的院内死亡率和12个月死亡率均随年龄稳步增加(图2)。显著的女性生存获益主要见于44岁以后(院内死亡率)和47岁以后(12个月死亡率)。12个月死亡率存在显著的性别-年龄交互作用(χ2(7.16) = 54.86,P <.001),这主要是由于中年男性(年龄54–75岁)相比女性患者,12个月死亡率的增加更为明显(图2)。年龄和性别特异性的Kaplan-Meier曲线显示,女性脓毒症幸存者的生存获益在最年轻年龄组(即年龄 ≤ 40岁)中最低,在最年长年龄组(即年龄 > 80岁,见图3)中最大。尽管log-rank检验显示,在所有年龄分层中男性死亡风险均显著高于女性(表2),但在最年轻年龄分层中,RMS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iffRMST = 4.3,95% CI,−1.1,9.8,P = 0.118)。然而,在所有较年长年龄分层中,男性的RMST显著低于女性(见表3)。图4中估计的风险函数显示,两性及所有年龄组在出院后即刻的死亡风险最高。风险率的性别差异在出院后不久的老年脓毒症幸存者中也最为明显。老年患者的死亡风险最高。风险函数显示,风险在最初急剧下降直至第40–50天,从第150天起变化很小。
诊断的患病率
表4显示了脓毒症后两性诊断的患病率。脓毒症后至12个月,女性认知诊断的年龄调整边际患病率在75岁之前略低,平均AME = 0.9%(95% CI,0.3%,1.14%,P =.001),即脓毒症后女性认知障碍患者比男性少。患病率的稳定增长在60至90岁之间显著加速,且女性比男性更为明显(性别*年龄交互作用的GLR检验:χ2(6.61) = 109.27,P <.001)。关于心理诊断,我们观察到两性中年龄与心理障碍患病率之间呈倒U形关系,女性患病率最高在54岁(55.0%,95% CI,53.8%,56.2%),男性最高在55岁(55.8%,95% CI,54.7%,56.8%)。因此,心理障碍的患病率在此峰值之前增加,之后下降(见图2D)。在30-48岁和60-82岁年龄组中,女性的增加和下降分别较弱(性别*年龄交互作用的GLR检验:χ2(6.46) = 170.09,P <.001)。在43至64岁之间,未观察到女性与男性脓毒症幸存者之间患病率的显著差异。然而,在此年龄范围之外,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整个生命周期中平均AME = 6%(95% CI,5.4%,6.6%,P <.001),即女性心理诊断更多。
脓毒症后躯体障碍的发生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在女性和男性中非常相似。在74至90岁之间,女性患病率略高,平均AME = 0.7%(95% CI 0.3%,1.1%,P <.001),即女性躯体诊断患者比男性多。患病率随时间增加,存在显著的性别*年龄交互作用(GLR检验:χ2(7.02) = 18.41,P =.010,图2),并在70岁左右趋于平稳。
慢性护理依赖
与伴有躯体和认知障碍的脓毒症幸存者数量增加相一致,护理依赖的患病率随年龄持续增加(图2)。然而,发现了显著的年龄*性别交互效应(GLR检验:χ2(6.58) = 156.51,P <.001),这是由于女性在28至47岁和68至84岁之间增加更强。这解释了尽管38岁以下年轻女性初始患病率较低,但女性护理依赖患病率更高(AME = 4.4%,95% CI,3.8%,4.9%,P <.001)。然而,这一趋势在47岁以上转变为女性患者患病率更高。
讨论
在一项全国性人群为基础的脓毒症队列中考察脓毒症结局的性别相关差异时,我们发现女性院内死亡率低2.8%,12个月脓毒症全因死亡率低5.4%。她们也较少受到认知障碍的影响,但更频繁地遭受心理和躯体障碍以及护理依赖。然而,这些性别相关差异随年龄显著变化。例如,女性生存优势从44至47岁起被观察到,强调了在评估脓毒症性别-结局关联的研究中考虑年龄-性别交互作用的重要性。
既往研究关于性别相关生存差异的结论并不一致,尽管大多数长期随访研究提示女性在长达三年内存在生存获益[10, 11, 16, 17]。这些研究采用了异质性的研究设计,且多在中高收入国家的ICU人群中进行,这可能限制其与本研究数据的可比性[10]。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到女性院内死亡率和12个月全因死亡率均较低,这主要由44–47岁以上人群的生存获益所驱动。这一发现可能源于多种原因。首先,它可能反映了临床脓毒症期间免疫反应的性别特异性差异,例如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的性别特异性表达。在实验研究中,女性显示抗炎介质表达增加,有助于更好地控制炎症反应。此外,研究发现雌激素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并增强免疫细胞活性,而睾酮则可抑制免疫反应,尤其是细胞介导的免疫[37]。第二条X染色体也有影响,它携带高密度的参与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的基因。额外部分的大部分被失活,但高达23%可逃逸失活并影响免疫学事件,从而促成更强的免疫反应[38]。其次,差异可能源于不同的患者特征,如性别特异性的合并症模式,男性中癌症、肝脏和肺部疾病的发生率更高。这些差异可能与健康行为差异[39, 40]和生物学差异有关,即由于遗传和表观遗传机制以及性激素的作用[41]。相反,女性患者较少受到脓毒性休克的影响,且更常发生泌尿生殖系统脓毒症,研究发现与其他感染部位相比,该部位与较低的死亡率相关[42]。她们在ICU接受治疗和机械通气的频率也较低,这可能提示疾病严重程度较低。第三,其他机制,如由于代谢或心血管系统差异以及对压力的不同基线血流动力学和反应,导致对 antibiotic 或液体治疗的不同反应,也可能发挥作用,但目前尚不完全清楚[43]。
观察到的全因死亡率随年龄变化的差异与韩国先前的一项研究一致,该研究同样发现女性生存获益仅见于较高年龄组[19]。同样,一项基于OutcomeRea数据库的匹配队列研究观察到,>50岁女性的院内死亡率显著更低(OR,0.69;95% CI,0.52,0.93),而在≤50岁患者中未发现差异[44]。在COVID-19中,老年女性的死亡率也较低[45]。一种解释在于激素与染色体免疫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雌激素增强体液免疫,而绝经后其水平下降导致炎症和免疫应答发生转变[5]。然而,与激素依赖性免疫不同,部分由X连锁免疫基因调控的T细胞应答[46]在女性一生中始终保持更为强健[47]。这种适应性免疫的持续优势可能有助于解释老年女性较低的长期死亡率。相比之下,男性的T细胞功能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48, 49],加剧其脓毒症相关死亡风险。治疗差异和基于性别的生理差异可能进一步塑造这一差异。女性往往接受强度较低的重症监护[50–52],这在较年轻时可能有害,但在老年时可能具有保护作用。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凸显了在未來研究中不仅考虑性别、还应考虑年龄-性别交互作用的重要性。
另一项重要发现是,长期功能障碍的模式也因性别和年龄而异。男性认知障碍的患病率更高,尤其是在较年轻的年龄组中。这与临床前研究一致,这些研究表明基因表达存在显著差异,雄性小鼠中凋亡相关和炎症反应基因上调,而与神经发生和胶质细胞发生相关的基因下调[53, 54]。这些变化可能与男性性别与脓毒症后认知恢复延迟增加有关[55]。这些改变的确切原因仍不清楚。然而,似乎若干代谢和全身性因素,如类固醇激素的存在、性染色体相关基因表达、差异性细胞死亡和免疫通路,可能促成雄性小鼠较差的神经认知结局[56]。从临床角度看,已充分证实男性患者在脓毒症期间谵妄发生率更高,而谵妄被认为是脓毒症幸存者发生认知障碍的主要危险因素[57]。相反,心理功能障碍在脓毒症后12个月内影响女性患者多出6%。在普通人群研究中也观察到类似的性别差距,女性在15-59岁和70-99岁任何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均高于男性[58]。除了神经过程的差异外[59],这也可能反映精神健康障碍诊断和治疗中的性别偏倚,例如在抑郁症中已变得明显[60]。据推测,一方面,临床医生相关因素可能导致女性精神健康障碍的过度诊断和男性的诊断不足[61]。另一方面,精神健康筛查工具也可能有利于女性抑郁症状的表达而非男性,从而导致偏倚估计[62]。此外,研究发现女性对精神健康障碍的求医行为高于男性[63],在长时间ICU住院后也是如此[64],这影响了健康索赔数据中检测到的患病率。关于躯体功能障碍,在年轻女性中发现了略高的患病率,且女性幸存者的护理依赖率更高,这可能也由基线护理依赖率较高所驱动。此外,观察期内男性较高的死亡率也可能导致女性护理依赖率较高。
我们的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第一,我们的研究使用的是健康理赔数据,这些数据仅包含保险文件中记录的的患者性别二元分类(“男性”或“女性”)。性别认同信息不可获取。因此,我们的分析仅限于官方登记的生物学性别,未能捕捉性别认同及性别相关因素(如角色期望、行为或医疗环境中的歧视)可能具有的重要影响。第二,尽管我们的数据包含患者诊断、死亡率和护理等级的完整记录,但我们只能检测所谓的行政患病率,其定义为在行政医疗数据中基于诊断编码或记录被识别为患有特定疾病的个体比例。要被如此记录,需要患者寻求医疗救治且医生正确诊断并编码疾病。这可能导致疾病患病率被低估,其低估程度难以估计。这同样适用于脓毒症患者的病例识别,与患者病历中临床脓毒症诊断的金标准相比,理赔数据中的病例识别有效性有限。特别是,这会遗漏病情严重程度较低的患者[65]。此外,这一局限性还影响长期后遗症的检测,特别是心理健康和认知障碍领域。SEPFROK项目此前的分析显示,通过前瞻性患者报告结局测量评估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疾病的患病率[66, 67]显著高于从行政数据中得出的患病率。同样,报告主观认知障碍的患者多于被诊断的患者。这表明我们的研究可能低估了脓毒症幸存者中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和亚临床认知障碍的真实负担。为了捕捉不依赖于诊断编码的功能健康更广泛的方面,我们额外纳入了新发护理依赖作为补充结局。该指标基于健康保险基金医疗服务局的标准化评估,反映需要非正式或正式照护支持的功能衰退,独立于医生指定的诊断。第三,本研究基于AOK健康保险基金的健康理赔数据,该基金覆盖约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口。虽然AOK参保人群在年龄和性别分布方面具有广泛代表性,但既往研究表明其与总体人群存在差异。具体而言,AOK参保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略低,慢性疾病负担较高[68]。这些差异可能影响医疗利用和结局。此外,AOK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德国东部和南部)代表性更强,这可能引入一些地理变异[68]。这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适性。第四,尽管我们未对躯体、认知、心理健康结局和护理需求进行时间-事件分析(因为我们缺乏诊断日期的具体信息),但死亡等竞争风险仍可能影响对结果的解读。具体而言,女性和男性脓毒症幸存者之间结局比例的差异可能部分反映了随访期间死亡率的差异。一个例子可能是男性幸存者的12个月死亡率较高,这可能降低了他们被诊断出通常随时间发展的结局(如心理健康障碍)的可能性。虽然这不会使估计比例产生偏倚,但可能促成观察到的组间差异,因此在解读发现时应予以考虑。第五,急性死亡率以院内死亡率作为操作化定义,因为无法从现有健康理赔数据中确定脓毒症发病的精确时间。此外,我们无法确定死因,因为健康理赔数据不包含经过验证的死因信息。因此,我们报告全因死亡率,这仍是脓毒症幸存者结局研究的相关终点。需要进一步研究使用具有详细脓毒症发病时间和经过验证的死因信息的临床数据集,以更精确地探索死亡率中的性别特异性差异。第六,广义相加模型(GAM)描述了解释变量(即性别和年龄)与所选结局之间的非线性随机关系。变量之间的关联本身不能解释为因果效应,我们的分析局限性在于我们未分析最终导致不同年龄女性和男性脓毒症幸存者之间观察到的差异的因果通路。我们承认多种额外因素可能影响所考虑结局的发生。然而,我们未将这些变量纳入统计模型,因为它们不符合混杂因素的定义。混杂因素定义为焦点变量(如治疗变量)和结局变量的共同原因[69]。由于我们数据集中可用的变量均不在时间上先于生物学性别,因此它们不能被视为需要调整的混杂因素。
结论
总之,脓毒症的结局似乎受到年龄与性别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塑造。虽然我们的研究聚焦于这些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观察到的关联不能仅归因于生物学性别,因为许多与性别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结局。更深入地理解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和后果,有助于为脓毒症治疗中实施对性别和年龄敏感的策略提供依据,最终改善两性的诊疗质量。
参考来源
- Rose N, Agrama I, Nachtigall I,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sepsis outcomes across the lifespan: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in Germany. Crit Care. 2025. PMID: 41013702. doi:10.1186/s13054-025-05657-4
- 全文:PMC12476041(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47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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