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念珠菌共识:土耳其多学会关于流行病学、耐药、诊断、治疗与感染控制的联合建议
该共识由土耳其传染病与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学会(EKMUD)、土耳其麻醉与复苏学会(TARD)、土耳其重症医学会(TYBD)、感染病-国际研究倡议(ID-IRI)、临床微生物学专家学会(KLIMUD)、土耳其微生物学会(TMC)及卫生部公共卫生机构(PHIT)联合制定。共识涵盖耳念珠菌的流行病学、抗真菌耐药机制、诊断与治疗挑战、感染控制与预防措施及监测。核心推荐包括:结合土耳其流行病学数据,耳念珠菌感染首选棘白菌素类治疗,并给出了卡泊芬净、米卡芬净、阿尼芬净的标准剂量;所有分离株应进行药敏试验以指导个体化治疗;若棘白菌素治疗无反应或菌血症持续5天,可考虑换用或加用脂质体两性霉素B(5 mg/kg每日)。共识还强调感染控制、环境消毒和监测体系建设。
要点
- 耳念珠菌感染经验性治疗首选棘白菌素类:卡泊芬净负荷70 mg IV后每日50 mg IV维持,米卡芬净每日100 mg IV,阿尼芬净负荷200 mg IV后每日100 mg IV维持。
- 所有耳念珠菌分离株均应进行抗真菌药敏试验,结果用于个体化抗真菌治疗选择。
- 棘白菌素治疗临床无反应或菌血症持续5天,可考虑换用或加用脂质体两性霉素B 5 mg/kg每日。
- 耳念珠菌定植可超过1年,有定植或感染史的患者应按微生物筛查政策培养阴性前视为定植至少1年,接触者需严格接触隔离。
- 土耳其卫生部2024年9月10日公告要求将耳念珠菌感染或定植患者上报国家卫生服务相关感染监测网络,并将分离株送至NMRL-PHIT确认。
适用人群与场景
- 适用于所有年龄组中有耳念珠菌感染风险的人群,儿童院内感染主要见于1岁以下,尤其存在早产、恶性肿瘤、静脉导管使用、肠外营养和机械通气等危险因素者。
- 危险因素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实体器官移植、糖皮质激素使用、中性粒细胞减少、长期住院(尤其ICU)、机械通气、中心静脉导管、导尿管、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基础疾病(肺病、恶性肿瘤、慢性肾病、糖尿病)、血管手术或过去30天内手术。
- 机械通气支持环境中耳念珠菌定植率比无机械通气环境高10倍;养老院中过去90天内使用碳青霉烯类和氟康唑是额外危险因素。
- 耳念珠菌感染常见于长期住院、接受侵入性操作的免疫抑制且有基础疾病者,但也可发生在免疫功能正常宿主。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微生物学鉴定:表型方法可能将耳念珠菌误鉴定为 Candida haemulonii、Candida duobushaemulonii、Rhodotorula glutinis、Candida sake、Candida intermedia、Saccharomyces kluyveri、Candida catenulata、Candida famata、Candida guilliermondii、Candida lusitaniae 或 Candida parapsilosis,最可靠的表型鉴定方法为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
- 药敏试验应采用参考肉汤微量稀释法(CLSI M27-A4方案),结果按CLSI M60新种特异性耐药折点判读。
- CDC提供了针对阿尼芬净、卡泊芬净、两性霉素B和氟康唑的临时折点用于判读敏感(S)和耐药(R),但CDC指南文件中未建立伏立康唑和伊曲康唑对耳念珠菌的MIC折点。
- 筛查:可从鼻、喉、直肠、腋窝和腹股沟取拭子,尤其推荐鼻、腋窝和腹股沟;同一拭子可同时采集腋窝和腹股沟。从超过一半采样部位分离出耳念珠菌提示高定植指数,高指数提示患者有侵袭性感染风险,应进行监测。
- 定植指数计算:从超过一半采样部位分离出耳念珠菌提示高定植指数。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结合土耳其流行病学数据,耳念珠菌感染患者应首选棘白菌素类治疗;尤其对于已鉴定为耳念珠菌但等待药敏结果的患者,棘白菌素类应作为首选经验性治疗。
- 卡泊芬净标准剂量:负荷剂量70 mg IV,随后每日维持剂量50 mg IV。
- 米卡芬净标准剂量:每日100 mg IV。
- 阿尼芬净标准剂量:负荷剂量200 mg IV,随后维持剂量100 mg IV。
- 所有耳念珠菌分离株均应进行抗真菌药敏试验,结果用于个体化抗真菌治疗选择。
- 接受抗真菌治疗的患者应密切监测并随访血培养;若临床对棘白菌素无反应或菌血症持续5天,可考虑换用或加用脂质体两性霉素B 5 mg/kg每日。
- 血培养持续耳念珠菌阳性者,应考虑感染性心内膜炎、肝脾念珠菌病、感染源控制不充分及治疗期间耐药发展的可能;疑似感染性心内膜炎应行超声心动图,疑似肝脾念珠菌病应行腹部影像学检查,导管相关感染应尽快拔除中心静脉导管;怀疑耐药发展时应对重复培养分离株进行药敏试验。
- 感染源控制是耳念珠菌尿路或中心导管定植或尿路感染患者管理的首要步骤,应拔除导尿管或中心静脉导管;当导管更换不可行时,可考虑抗真菌封管治疗作为替代选择。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血培养持续耳念珠菌阳性超过5天,需考虑感染性心内膜炎、肝脾念珠菌病、感染源控制不充分及治疗期间耐药发展,并相应行超声心动图、腹部影像学检查及重复培养药敏试验。
- 耳念珠菌血流感染可导致脓毒症和多器官衰竭,累及肾、心、肺、眼、脑、肝、脾,最终导致死亡。
- 耳念珠菌定植患者中约17%发生一次或多次念珠菌血症,约10%发生其他侵袭性感染;ICU中定植后30天念珠菌血症发生率为17%,60天为25%。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该共识由土耳其传染病与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学会(EKMUD)、土耳其麻醉与复苏学会(TARD)、土耳其重症医学会(TYBD)、感染病-国际研究倡议(ID-IRI)、临床微生物学专家学会(KLIMUD)、土耳其微生物学会(TMC)及卫生部公共卫生机构(PHIT)联合制定,旨在提供耳念珠菌流行病学、耐药、诊断、治疗及感染控制的国家建议。
- 耳念珠菌2009年首次从日本一例外耳道炎病例中分离鉴定,目前已发现6个进化支:I支(南亚)、II支(东亚)、III支(非洲)、IV支(南美)、V支(伊朗)、VI支(新加坡-孟加拉国);I、III、IV支主要与侵袭性感染、院内传播和大型医院暴发相关,II支迄今仅从耳部感染中分离且对 antifungal 药物更敏感。
- 全球抗真菌耐药系统综述(25项已发表研究)显示:氟康唑耐药率87%–100%;两性霉素B耐药率部分研究低至0%或高达58%–61%,多数研究为8%–35%;棘白菌素类耐药率0%–8%。
- 土耳其COVID-19疫情期间(2020–2021年)一项回顾性研究评估17个月念珠菌血症病例,耳念珠菌占9%。
- 欧洲报告的耳念珠菌感染死亡率约20%,低于亚洲报告的44%。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多学会共识报告。
- 推荐条款基于文献综述和专家意见制定,具体推荐等级原文未标注。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已鉴定为耳念珠菌但药敏结果未回报的感染患者,经验性治疗应首选棘白菌素类(卡泊芬净、米卡芬净或阿尼芬净),并按共识给出的标准剂量给药。
- 所有耳念珠菌分离株均应送药敏试验,不能仅凭经验治疗到底;药敏结果回报后应个体化调整抗真菌方案。
- 棘白菌素治疗临床无反应或菌血症持续5天时,可考虑换用或加用脂质体两性霉素B 5 mg/kg每日,并同时排查感染性心内膜炎、肝脾念珠菌病、感染源控制不充分及耐药发展。
- 耳念珠菌尿路或中心导管定植/感染患者,感染源控制为首要步骤,应拔除导尿管或中心静脉导管;导管更换不可行时可考虑抗真菌封管治疗。
- 有定植或感染史的患者在培养阴性前应视为定植至少1年,医护人员需严格接触隔离;筛查推荐取鼻、腋窝和腹股沟拭子,同一拭子可同时采集腋窝和腹股沟。
指南或共识出处
- 土耳其传染病与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学会(EKMUD)、土耳其麻醉与复苏学会(TARD)、土耳其重症医学会(TYBD)、感染病-国际研究倡议(ID-IRI)、临床微生物学专家学会(KLIMUD)、土耳其微生物学会(TMC)及土耳其共和国卫生部公共卫生机构(PHIT)联合共识报告,发表于 Turk J Med Sci。
全文中译55 节 · 点击展开
目的与范围
土耳其位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这一地理位置不仅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带来了相当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还促成了全国出现的各种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特征[1]。耳念珠菌(Candida auris)是一种可导致致命感染的真菌,近年来在土耳其和全球范围内已成为重要的健康问题,能够在医院中引起暴发。本共识报告旨在向医疗专业人员提供关于耳念珠菌的流行病学、抗真菌耐药谱、诊断和治疗方案的信息。目标是帮助医疗专业人员根据国家抗真菌耐药谱确定有效的经验性治疗策略,提高对机构间合作的认识,制定针对该微生物的全面国家卫生战略,确定并标准化准确诊断耳念珠菌所需的实验室方法,以及制定抗击耳念珠菌的国家卫生政策。为本共识报告做出贡献的学会、机构和团体包括土耳其传染病和临床微生物学专科协会(EKMUD)、土耳其麻醉学与复苏学会(TARD)、土耳其重症监护学会(TYBD)、传染病-国际研究倡议(ID-IRI)、临床微生物学专家协会(KLIMUD)、土耳其微生物学会(TMC)以及土耳其共和国卫生部下属的土耳其公共卫生机构(PHIT)。
流行病学
耳念珠菌于2009年首次从日本一例外耳道炎病例中分离并鉴定,随着印度医院内克隆暴发的出现而开始引起关注。如今,它已在医疗机构中引起感染和暴发,并因抗真菌耐药性而带来治疗挑战[2–7]。2022年,耳念珠菌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WHO)记录的优先真菌病原体清单,凸显了其关键重要性1。念珠菌属(Candidozyma)是新提出的耳念珠菌及相关物种的属分类。[8]。
耳念珠菌的全球传播和发病率不断增加使其在科学研究中受到优先关注。自2009年被鉴定以来,共有907篇与耳念珠菌相关的原创研究论文发表。这意味着耳念珠菌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了解抗真菌耐药性和耐药流行病学方面[9,10]。
2.1. 全球流行病学
迄今为止,耳念珠菌已鉴定出六个分支。已定义分支I(南亚)、分支II(东亚)、分支III(非洲)、分支IV(南美洲)、分支V(伊朗)和分支VI(新加坡-孟加拉国)[11,12]。分支I、III和IV主要导致侵袭性感染、医院内传播和大规模医院暴发,而值得注意的是,分支II迄今仅从耳部感染中分离到,且对 antifungal 药物的敏感性较高[2,12]。
尽管耳念珠菌(C. auris)在世界不同地区同时出现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似乎人类、动物和环境面临的新增或增加的抗真菌选择压力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为了解耳念珠菌的全球传播和流行病学,对2012年至2015年间在巴基斯坦、印度、南非和委内瑞拉分离的54株耳念珠菌菌株以及首株日本分离株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分析。这些菌株按地理区域分为不同分支,每个分支均表现出克隆特征[13]。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美国耳念珠菌感染病例数从2019年的476例临床病例上升至2021年的1471例[14]。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ECDC)的数据也表明,欧洲耳念珠菌感染病例和暴发有所增加[15]。已有出版物对不同大陆的耳念珠菌感染流行病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详细评估[2,16]。自2009年日本首次分离出耳念珠菌以来,亚洲国家已报告了多种耳念珠菌感染,包括念珠菌血症。回顾性调查已鉴定出首株耳念珠菌念珠菌血症分离株,来自韩国一名1996年诊断为缺氧性脑病和吸入性肺炎的1岁儿童[2]。已有六个非洲国家发表了耳念珠菌感染病例,主要来自南非[16]。耳念珠菌被确定为南非念珠菌血症第三常见病因[17]。对非洲大陆分离株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发现,127株非洲分离株中大多数被归类为分支III(78.7%),其次为分支I(14.2%)、分支IV(6.3%)和分支II(0.8%)[16]。
由于监测研究和鉴定所需的实验室能力有限,全球耳念珠菌流行率的现有数据可能并未反映真实数字[17]。已有40多个国家报告了耳念珠菌感染,遍布六大洲,包括美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国、丹麦、芬兰、法国、南非、韩国、印度、荷兰、英国、爱尔兰、西班牙、以色列、瑞典、瑞士、意大利、加拿大、肯尼亚、哥伦比亚、科威特、马来西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曼、委内瑞拉和希腊[18–20]。
已知耳念珠菌可引起暴发,尤其是在重症监护病房(ICU)中[21]。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由于医疗系统承受压力以及实施充分的感染控制措施和机构抗生素管理规划面临挑战,耳念珠菌病例和暴发被识别出来[18]。西班牙一个中心出现的暴发被认为是欧洲最大的克隆性暴发[21]。英国和意大利是报告了与耳念珠菌相关医院内暴发的欧洲国家之列[18]。
2.2. 国家流行病学
由于2024年9月10日之前感染未实行强制报告制度且缺乏监测数据,无法获得关于土耳其耳念珠菌(C. auris)流行率的精确数据。在土耳其某些三级医院中,可进行耳念珠菌菌株鉴定、使用参考微量稀释法测定抗真菌药物耐药性以及高级分子学研究。难以开展这些检测的机构会自愿将菌株送至国家真菌学参考实验室(NMRL)-PHIT。
从国家流行病学角度审视当前文献,首例耳念珠菌真菌血症于2021年在伊斯坦布尔报告[22],随后出现其他病例[23]。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一项基于土耳其的研究回顾性评估了2020年至2021年间17个月内的念珠菌血症病例,发现耳念珠菌占念珠菌血症病例的9%[24]。此外,来自土耳其的病例已被纳入国际多中心研究[25–27]。
土耳其报告的首批七例耳念珠菌感染被鉴定并检测了生化特征和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这些菌株显示出与进化分支I一致的特征[28]。在一家COVID-19重症监护室发生的院内暴发中,共鉴定出10例病例,涉及的耳念珠菌菌株属于进化分支I[29]。报告土耳其分离株全基因组测序确认的系统发育特征的分析为定性研究,目前涵盖的菌株数量有限。
2.3. 抗真菌药物耐药性
2.3.1. 全球抗真菌药物耐药性
在一篇关于耳念珠菌及其感染的系统综述中,评估了来自25项已发表研究的体外抗真菌药物耐药性结果。这些研究中氟康唑耐药率较高,范围为87%至100%。对其他唑类药物的敏感性在各研究间存在差异。尽管一些研究报告两性霉素B的耐药率低至0%、高至58–61%,但大多数研究显示耐药率范围为8%至35%。棘白菌素类耐药率较低,范围为0%至8%[21]。近期鉴定的进化分支VI分离株对氟康唑显示出较低的最低抑菌浓度(MIC)值,属于敏感类别[11]。
2.3.2. 土耳其的抗真菌药物耐药性
在两所不同的土耳其医院报告的所有4例病例中,使用肉汤微量稀释法检测到对氟康唑的高MIC水平[22,23]。在同一研究中,使用三种不同的药敏方法(微量稀释法、梯度条法和比色微量稀释法)对一株分离株测定的抗真菌药敏结果与参考方法不一致[22]。同一时期,另一所医院对一名SARS-CoV-2阳性的耳念珠菌血流感染患者的分离株使用梯度条法进行药敏试验,报告对氟康唑和两性霉素B耐药,而对卡泊芬净和阿尼芬净敏感[30]。2021年8月,另一所医院报告使用比色抗真菌药敏法在一名患者中检测到对唑类和卡泊芬净耐药[31]。在2023年8月进行的一项使用比色微量稀释法的研究中,鉴定出一株对唑类、两性霉素B和卡泊芬净耐药的菌株;然而,全基因组测序未揭示任何针对两性霉素B和卡泊芬净耐药的特定基因组数据[5]。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2020年6月至2022年8月间,NMRL-PHIT报告在所有59株耳念珠菌分离株中均观察到氟康唑耐药,但未检测到泛真菌耐药2。
基于截至2023年8月的数据,尽管在NMRL-PHIT分析的大多数耳念珠菌分离株显示高氟康唑MIC值(≥256 mg/mL),但其他唑类的MIC值存在差异。棘白菌素被确定为最敏感的抗真菌药,其次分别为两性霉素B和唑类(表1)3。
微生物学
3.1. 耳念珠菌的微生物学特征
耳念珠菌是一种不形成芽管、棉子糖阴性、蔗糖、海藻糖和葡萄糖阳性,同时对放线菌酮敏感的念珠菌属物种。它易于在常规分离培养基如血琼脂和巧克力琼脂上生长,也可在真菌学培养基如沙氏葡萄糖琼脂和念珠菌显色琼脂上生长。它可在30至42 °C的温度范围内生长[32]。除耐热性外,它还具有耐盐特性。在沙氏葡萄糖琼脂上,它形成白色、奶油色、光滑且具波状边缘的菌落。在各种商业显色培养基上,菌落可呈现淡紫色、浅粉色(CHROMagar Candida,巴黎,法国)或蓝色(CHROMagar Candida Plus,巴黎,法国)。在放线菌酮存在下生长受到抑制[33,34]。
显微镜检查显示椭圆形或延长的出芽细胞,大小为2.0–3.0 × 2.5–5.0 μm,呈单个、成对或簇状排列。然而,在高盐浓度等应激条件下,也观察到假菌丝的形成[35]。在玉米粉吐温80琼脂上,它表现为出芽酵母细胞。假菌丝形成要么缺失要么极为罕见,未观察到真菌丝形成[33]。
3.2. 生物膜形成能力
生物膜形成是耳念珠菌最重要的致病特征之一。它在微生物于医院环境和人体内的定植,以及对消毒剂和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耳念珠菌根据聚集特性分为两组。聚集体是出芽后子细胞未与母细胞分离时形成的大细胞团。这些菌株的生物膜形成能力较低[36,37]。
在标准实验室条件下,耳念珠菌在生物量和代谢活性方面形成的生物膜少于白色念珠菌。假菌丝形成的缺失或罕见导致其黏附于表面和形成生物膜的能力降低[36,37]。然而,在体外模拟腋窝皮肤条件的合成培养基中以及在离体猪皮肤(ex vivo)中,耳念珠菌可形成多层生物膜,其细胞载量比白色念珠菌多十倍[38]。与白色念珠菌相比,耳念珠菌生物膜对高盐浓度、脂肪酸和干燥等应激条件更具耐受性。这一特征有助于耳念珠菌成为重要的环境病原体[39]。
3.3. 抗真菌耐药机制
耳念珠菌抗真菌耐药性的产生通过以下机制发生:药物靶点改变、药物靶点过表达、药物摄取和外排过程的改变以及生物膜形成[40]。
3.3.1. 对唑类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
ERG11基因热点区域发生的突变在抗真菌耐药性的产生中发挥重要作用(F126L、Y132F和K143R),该基因编码羊毛甾醇14α-去甲基化酶,负责将羊毛甾醇转化为麦角甾醇。这些突变引起药物靶点的结构改变,导致对药物的结合亲和力降低[13,41-43]。另一种机制是ERG11的过表达。羊毛甾醇14α-去甲基化酶产生增加克服了抗真菌药物对该酶的抑制作用,使得尽管接受治疗仍能继续活跃合成[41]。
外排泵负责排出有毒分子,如唑类抗真菌药物。在耳念珠菌中,存在两种与耐药性相关的外排泵:ATP结合盒(ABC)转运蛋白和主要易化子超家族(MFS)[41]。编码外排泵的基因(MDR、CDR1)过表达是念珠菌属中对唑类抗真菌药物最重要的耐药机制之一[41,44]。
3.3.2. 棘白菌素耐药性
FKS1基因的突变(S639P、S639F、S639Y、F635C、S635P和S635T)导致对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42,43,45]。FKS1和FKS2基因是1,3-β-D-葡聚糖合成酶的两个组成部分,编码1,3-β-D-葡聚糖——真菌细胞壁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酶是棘白菌素的作用靶点[46]。
3.3.3. 两性霉素B耐药性
已有耳念珠菌对两性霉素B耐药菌株的报道;然而,其耐药机制尚未得到充分阐明[47]。耳念珠菌菌株中甾醇甲基转移酶ERG6基因的突变可通过破坏麦角甾醇合成导致对两性霉素B的耐药性[48]。
3.3.4. 抗真菌耐药性与生物膜
C. auris生物膜有助于增加对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生物膜结构内真菌细胞密度、通过信号分子的通讯、外排泵活性、细胞持留、细胞外基质以及药物靶点过表达等多种因素均促进抗真菌耐药性[49]。
3.4. 微生物学诊断及诊断挑战
用于念珠菌属物种鉴定的表型方法不足以鉴定C. auris。酵母菌根据其表型特征在物种水平上进行命名,如表型特征包括在血清中2小时内形成芽管、在玉米粉-吐温80琼脂上的形态、碳水化合物同化谱、繁殖时间以及脲酶产生。此外,酵母真菌也可使用自动化鉴定系统进行鉴定。然而,当使用所有这些表型鉴定方法时,C. auris物种可能被误鉴定为Candida haemulonii、Candida duobushaemulonii、Rhodotorula glutinis、Candida sake、Candida intermedia、Saccharomyces kluyveri、Candida catenulata、Candida famata、Candida guilliermondii、Candida lusitaniae或Candida parapsilosis。用于物种水平鉴定最可靠的 table 型方法是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建议在常规微生物学实验室中使用这种基于蛋白质组学的技术[50,51]。
3.5. 抗真菌药敏试验
3.5.1. 抗真菌药敏方法
两性霉素B、唑类和棘白菌素类的药敏试验应使用念珠菌属的参考肉汤微量稀释法(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 M27-A4)方案)进行[52],结果应根据新的物种特异性耐药折点(CLSI M60)进行判读[53]。
3.5.2. 抗真菌耐药折点
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和欧洲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EUCAST)尚未建立C. auris的特定临床耐药折点(CRBP)。基于念珠菌属收集的数据和众多专家意见,CDC提供了用于判读C. auris MIC值的临时折点指南。CDC建立的这些临时折点用于评估阿尼芬净、卡泊芬净、两性霉素B和氟康唑的敏感(S)和耐药(R)菌株。然而,CDC指南文件4中尚未建立伏立康唑和伊曲康唑对C. auris的MIC折点[54]。
3.5.3. 标准菌株
根据CLSI建议,使用肉汤微量稀释法(CLSI M27-A4)进行抗真菌药敏试验室内质量控制的标准菌株为Candida krusei ATCC 6258和C. parapsilosis ATCC 22019。
3.6. 分子鉴定方法
耳念珠菌(C. auris)表型鉴定的挑战使得必须采用分子方法。使用种特异性引物的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可能是分子鉴定的首选。可使用内转录间隔区(ITS)和/或28S核糖体DNA(rDNA)D1/D2区域进行DNA序列分析以验证菌种,这些区域被认为是真菌的条形码基因。此外,全基因组分析可用于菌株基因分型和亚种确定。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可能还需要建立进化支。在常规实验室实践中,准确的种水平鉴定和药敏试验已足够,从而有助于患者隔离和治疗过程管理[11,51,55–57]。
3.7. 微生物学筛查政策
耳念珠菌是念珠菌属中一种独特的菌种,可定植于皮肤并在无生命物体表面长期存活。关于在医疗机构中对患者和物体表面进行耳念珠菌筛查存在不同意见。应从皮肤采集拭子样本,接种于显色培养基并进行PCR以鉴定该酵母菌。研究表明,培养法和PCR法具有相同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耳念珠菌菌落在非显色培养基上的宏观外观与其他念珠菌属菌种相似。另一方面,显色培养基CHROM agar Candida Plus已成功用于证明耳念珠菌定植。有证据表明,在机构间患者转运期间对患者进行定植筛查并计算定植指数有助于预防暴发。用于筛查时,可从鼻腔、咽喉、直肠、腋窝和腹股沟采集拭子样本[25]。然而,我们特别推荐从鼻腔、腋窝和腹股沟采集拭子样本。单个拭子可用于同时采集腋窝和腹股沟样本。从超过半数采样部位分离出耳念珠菌提示高定植指数。高指数提示患者存在侵袭性感染风险,应进行监测[58,59]。
3.8. 本国参考实验室基础设施
国家参考实验室能力已扩展至包括分子检测,以应对欧洲耳念珠菌病例报告的增加以及土耳其医院对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和抗真菌药敏试验的需求。自2015年以来,公共卫生总局国家真菌参考实验室-公共卫生微生物学参考实验室(NMRL-PHIT)已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5189标准获得认证,涵盖使用参考方法进行酵母菌和霉菌鉴定以及使用微量稀释法进行抗真菌药敏试验。
3.9. 耳念珠菌国家诊断政策建议
通过快速准确地鉴定感染或定植耳念珠菌的患者、迅速确定药敏谱并有效实施感染控制措施,可预防和遏制这种高致病性酵母菌在医疗机构中的暴发[60]。
任何与侵袭性感染相关的念珠菌属分离株和/或来自长期ICU患者(这些患者在治疗中遇到困难)的筛查样本,均应在种水平上进行鉴定。如果检测到可疑念珠菌属,应进行额外研究以确认它们不是耳念珠菌。这些研究应包括使用已知已包含耳念珠菌的文库进行MALDI-TOF Biotyper分析,或对rRNA、D1/D2区域以及ITS1和ITS2基因区域进行测序分析。这些设施在NMRL-PHIT可用。
3.9.1. 将分离株提交至NMRL-PHIT进行鉴定
自2020年6月COVID-19大流行期间以来,初步诊断为耳念珠菌的患者样本已从各医院ICU送至NMRL-PHIT [23]。纯培养分离株应连同适当的表格在沙氏琼脂上送至NMRL-PHIT。根据NMRL鉴定耳念珠菌的诊断流程,在显色培养基上接种、形态学检查和生化试验后,使用MALDI-TOF MS(Bruker Daltonics,德国)进行鉴定,随后对rRNA、大亚基rRNA(D1/D2区域)以及ITS1和ITS2基因区域进行测序分析。
鉴于该病原体日益增加的流行率及其在医院中引起暴发的作用,获取包括测序分析和耐药谱在内的流行病学数据非常重要。
耳念珠菌定植
4.1. 患者中的定植
耳念珠菌除了是侵袭性感染的致病因子外,还可定植于人体不同的解剖部位[61]。这通过促进向患者环境和设备的传播,给控制医院获得性暴发带来了挑战。耳念珠菌通常定植于皮肤、腋窝、腹股沟、胃肠道和泌尿生殖系统的黏膜表面,以及呼吸道(口咽、鼻)和外耳。它还可定植于中心静脉导管和气管造口部位周围[2,62,63]。
一般认为,定植可在接触感染者或污染表面后至少4小时发生,侵袭性感染可能在入院后约48小时发展[63–65]。
在耳念珠菌发病率高的地理区域,据报道定植率在2.5%至33.9%之间变化[66,67]。耳念珠菌定植的危险因素如下[68,69]:
长期住院和入住重症监护室
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
频繁使用侵入性器械
监测不足
患者中的定植可持续较长时间。在某些持续住院的个体中,定植可超过1年。也有报道称携带者在出院后八个月仍携带该微生物[70,71]。
4.2. 表面定植
耳念珠菌能够在患者环境中的表面以及患者本身上定植。研究表明,耳念珠菌的环境污染与患者体内定植的身体部位数量之间存在显著关联[72,73]。与其他通常定植的念珠菌物种不同,耳念珠菌主要定植于皮肤[71]。此外,在清洁和消毒后4小时,可从感染或定植患者周围环境中重新分离出耳念珠菌。体外研究表明,耳念珠菌可在干燥和潮湿表面上保持活力7至28天[74,75]。
耳念珠菌感染
5.1. 促进耳念珠菌感染发展的危险因素
患者侵袭性感染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定植[64,76]。文献报道,在耳念珠菌定植者中,17%经历了一次或多次念珠菌血症发作[77],约10%发展为其他侵袭性感染[68]。耳念珠菌的医院内传播尤其与入院期间进行的密集侵入性操作有关,也与需要密切监测的疾病和合并症有关[63,78,79]。
已确定的增加耳念珠菌感染易感性的危险因素与其他念珠菌物种相关的因素相似。这些因素包括[77,78,80–82]:
造血干细胞移植
实体器官移植
使用糖皮质激素
中性粒细胞减少
长期住院(尤其是重症监护病房)
机械通气
中心静脉导管
导尿管
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和抗真菌治疗
基础疾病(肺部疾病、恶性肿瘤、慢性肾脏病、糖尿病)
血管手术或过去30天内进行的手术
在重症监护病房中,据报道耳念珠菌定植后念珠菌血症的发生率在第30天为17%,第60天为25%[77]。机械通气呈现一种独特情况;观察到提供机械通气支持的临床环境中耳念珠菌定植率比不提供的高10倍。在一项在养老院进行的研究中,过去90天内使用碳青霉烯类和氟康唑被确定为提供通气支持的机构中的额外危险因素[68]。
耳念珠菌可影响所有年龄组的风险人群。在儿童中,医院内感染主要发生在1岁以下者中,尤其是存在早产和恶性肿瘤等共存疾病以及静脉导管使用、肠外营养和机械通气等危险因素时[83]。
5.2. 由耳念珠菌引起的感染
耳念珠菌可导致严重的、危及生命的浅表皮肤感染和血流感染。临床体征和症状与其他念珠菌感染相似。白色念珠菌更常与黏膜感染(如口咽和 Vulvovaginal 感染)相关,而耳念珠菌更常导致血流感染、尿路感染和伤口感染[84]。
定植可在接触后不久发生,侵袭性感染可在定植后数天至数月内发生7 [61]。耳念珠菌在黏膜皮肤表面的过度生长可促进血流感染的发生,尤其是在侵入性导管操作过程中无菌技术依从性较差时[85]。此外,文献报道了耳念珠菌相关的 vulvovaginitis(外阴阴道炎)、复杂性腹腔内感染、手术部位感染、与导管插入部位相关的皮肤脓肿、烧伤感染、中耳炎、心包炎、心肌炎、骨髓炎和脑膜炎病例[85–88]。当在非无菌身体部位检测到耳念珠菌时,必须评估患者是否表现出临床症状,以区分定植与感染7。
耳念珠菌感染常见于长期住院并接受过侵入性操作的、伴有基础疾病的免疫抑制个体8。然而,它们也可发生于免疫功能正常的宿主。由于其耐药性质、侵袭性感染的潜力、与医院暴发的关联以及高发病率和死亡率,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
5.3. 耳念珠菌感染的预后
耳念珠菌可引起血行播散,导致多器官衰竭。此外,由局部感染继发发展的血流感染可导致脓毒症和涉及肾脏、心脏、肺、眼、脑、肝和脾的多器官衰竭,最终导致死亡9。也有报道称,在耳念珠菌念珠菌血症病例中,血培养持续阳性超过五天可导致复发性念珠菌血症发作[61]。
文献报道,耳念珠菌感染相关的总体病死率可达40%–60% [89–91]。在对耳念珠菌病例的分析中,合并症,特别是肾脏疾病,已被认为是感染患者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92]。另一项研究将肺和中枢神经系统合并症确定为死亡的额外危险因素[93]。预后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患者年龄、基础感染的严重程度和范围、病原体的毒力、抗真菌耐药性以及及时启动适当的抗真菌治疗9 [94]。一项研究报告总体病死率为39%,血流感染中为45% [95]。在另一项评估死亡率指标的研究中,心力衰竭、肾衰竭、血液透析、中心静脉导管、有创通气和全肠外营养的存在与死亡率显著相关。相反,启动棘白菌素治疗、拔除导管(如果存在)、伤口清创和感染源控制已被报道为对患者结局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25]。然而,在这一高危患者人群中,确定死亡在多大程度上可直接归因于耳念珠菌是具有挑战性的。
欧洲报道的耳念珠菌感染死亡率约为20%,与亚洲报道的44%相比更低[95]。欧洲较低的死亡率可能归因于发达国家更有效的监测和合理的治疗疗程,以及检测到更多非真菌血症性耳念珠菌感染的可能性、不同克隆支系的存在以及研究间的异质性[95]。
治疗
6.1. 抗真菌治疗
考虑到土耳其的流行病学数据,棘白菌素类治疗应作为耳念珠菌(C. auris)感染患者的首选。特别是对于已完成耳念珠菌菌种鉴定但正在等待抗真菌药敏结果的患者,棘白菌素类应作为首选经验性治疗。标准给药方案包括:卡泊芬净负荷剂量70 mg静脉注射,随后每日维持剂量50 mg静脉注射;米卡芬净每日剂量100 mg静脉注射;阿尼芬净负荷剂量200 mg静脉注射,随后维持剂量100 mg静脉注射[96]。此外,应对所有耳念珠菌分离株进行抗真菌药敏试验,并应根据结果提供个体化抗真菌治疗选择。
接受抗真菌治疗的患者应通过随访血培养进行密切监测。如果患者对棘白菌素类治疗无临床应答,或真菌血症持续五天,可考虑换用或加用脂质体两性霉素B(每日5 mg/kg)[97]。对于血培养持续耳念珠菌阳性的患者,应考虑感染性心内膜炎、肝脾念珠菌病、感染源控制不充分以及治疗期间耐药性产生的可能性。因此,对疑似感染性心内膜炎者应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对疑似肝脾念珠菌病者应行腹部影像学检查,对导管相关感染者应及时拔除中心静脉导管。当怀疑抗真菌耐药性产生时,应对重复培养分离株进行抗真菌药敏试验[96–98]。
对耳念珠菌念珠菌血症患者应进行常规眼底镜检查。在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中,由于脉络膜和玻璃体感染的体征极轻微,眼科检查应推迟至中性粒细胞减少缓解后至少第一周[96]。尽管念珠菌血症患者中眼内炎的发生率较低,但由于全身给予的棘白菌素类到达玻璃体的浓度不足,可能导致治疗失败。无黄斑或玻璃体受累的脉络膜视网膜炎患者可接受全身抗真菌药物治疗。若存在黄斑受累或眼内炎,在病原体敏感的前提下,推荐玻璃体内注射伏立康唑或两性霉素B。作为全身抗真菌药物,伏立康唑为首选;若菌株对伏立康唑耐药,建议联合使用脂质体两性霉素B和氟胞嘧啶[96]。
6.2. 治疗疗程
无局限性感染(如感染性心内膜炎或眼内炎)的念珠菌血症患者,应在血培养转阴后接受至少2周的治疗。其他菌种引起的念珠菌血症同样如此。此外,在停用抗真菌治疗前,归因于念珠菌血症的症状和中性粒细胞减少应已缓解[96]。对于感染性心内膜炎、眼内炎、肝脾念珠菌病或骨关节受累的患者,应给予更长的治疗疗程,尽管确切疗程尚未明确界定。
6.3. 新型抗真菌药物
耳念珠菌是一种多重耐药真菌,可在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中引起严重感染。抗真菌耐药性的出现,甚至对主要治疗选择棘白菌素类也产生耐药,凸显了对新的治疗替代方案的需求。新型抗真菌药物可能包括众所周知的类别(如唑类、多烯类或β-D-葡聚糖合成酶抑制剂)或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化合物。这些新型抗真菌药物基于作用机制的分类见附图,其在真菌感染中的疗效见表2 [99]。
三种新型抗真菌药物已被认为对耳念珠菌有效。这些包括rezafungin、ibrexafungerp和fosmanogepix。体外药敏试验表明,manogepix/fosmanogepix(MIC90 = 0.03 mg/L)、ibrexafungerp(MIC90 = 1 mg/L)和rezafungin(MIC众数 = 0.25 mg/L)表现出有效性。此外,这些药物在体外和体内研究中均显示对耐棘白菌素的耳念珠菌菌株有效 [100]。
6.3.1. Rezafungin
Rezafungin是第二代棘白菌素,通过修饰阿尼芬净开发而成。该药物的长半衰期(130小时)使得每周一次给药成为便利选择。其抗菌谱与其他棘白菌素相当,包括对耳念珠菌的覆盖。在一项涉及成人念珠菌血症患者的比较研究中,发现rezafungin的疗效与卡泊芬净相当,并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该用途 [101]。
6.3.2. Ibreksafungerp
Ibrexafungerp是enfumafungin的半合成衍生物,是1,3-β-D-葡聚糖合成酶复合物的非竞争性抑制剂。虽然其在化学分类上不属于棘白菌素,但其作用机制与棘白菌素相似。它还显示出对耐棘白菌素念珠菌分离株的一定程度疗效。它可以口服给药,在腹腔内病灶中显示出高渗透性。Ibrexafungerp已被批准用于治疗外阴阴道炎,目前正在评估用于治疗非中性粒细胞减少性侵袭性念珠菌病、对其他治疗耐药的侵袭性真菌感染以及耳念珠菌感染 [102]。
6.3.3. Fosmanogepix
Fosmanogepix是一种具有广谱活性的新药,靶向糖基磷脂酰肌醇生物合成途径中的一种酶。在一项fosmanogepix的2期研究中,对9名耳念珠菌念珠菌血症重症监护患者的亚组分析显示,8例(89%)治疗成功并存活。一项比较fosmanogepix与卡泊芬净联合氟康唑治疗念珠菌血症和/或侵袭性念珠菌病患者的3期研究正在进行中 [103]。
虽然新型抗真菌药物的开发增加了我们的治疗选择,但像耳念珠菌这样对arf antifungal耐药且院内传播率高的微生物的存在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和感染控制对于保护现有和正在开发中的抗真菌药物至关重要。
6.4. 抗真菌药物管理
医生在念珠菌属方面面临的耐药挑战历来局限于天然获得的氟康唑耐药。然而,耳念珠菌(C. auris)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凸显了严格实施抗真菌药物管理(AFS)计划的必要性。AFS的主要目标是以最有效和精确的方式提供治疗,同时减少与抗真菌药物使用相关的不良反应(如毒性、副作用、药物相互作用和耐药性的出现)[104]。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抗生素管理的5D规则在此背景下同样适用:
D(药物,Drug):正确的抗真菌药物
D(降阶梯,Deescalation):缩小抗菌谱,从肠外治疗过渡到口服治疗
D(停药,Discontinuation of therapy):在适当疗程后停止治疗
D(剂量,Dose):正确的给药剂量
D(诊断,Diagnosis):准确的诊断
及时、准确地鉴定具有耐药问题的真菌(如耳念珠菌)对于快速确定耐药谱以及及时实施适当的治疗和感染控制措施至关重要[105,106]。
在医疗机构内,限制性(强制性)和说服性(自愿性)策略可在AFS实施中同时使用。最被认可的限制性方法涉及要求抗生素使用需获得批准。在土耳其,除口服氟康唑外,所有肠外抗真菌药物只有在感染病专科医生批准后方可报销。因此,无需另行设立机构层面的限制。确保AFS原则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感染病专科医生不应仅仅在纸质或电子形式上履行批准角色;他们必须亲自评估患者,并从治疗开始到结束积极作为团队的一部分参与其中。
在说服性技术中,监测和反馈至关重要。在医院中,虽然抗真菌治疗由感染病专科医生管理,但对各感染病专家提出的治疗进行监测并提供反馈有助于发现任何被忽视的错误[107]。
必须对AFS计划的绩效进行评估(表3)[104]。感染病医生是建立系统测量这些指标所需基础设施的驱动力。正如感染控制实践一样,AFS也应确保医院管理层的支持、协助和参与。
AFS计划无法仅由一个人有效实施或管理。与抗生素管理一样,它应由一个团队来执行,团队包括医院管理层、临床药师、感染控制团队代表、质量团队代表、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药房管理人员以及在数据以电子方式维护的机构中的信息技术代表。同一团队可以兼任抗生素管理团队,无需单独设立机构。团队应定期开会,以发现问题、设计并实施解决方案,并通过分析结果来评估是否取得了改进。
感染控制与预防
7.1. 手卫生
在为耳念珠菌患者提供照护时,医护人员必须遵守标准手卫生规范。当手部无明显污物时,推荐使用含醇手消毒剂应对耳念珠菌。若手部有明显污物,应使用肥皂和水彻底洗手。需要注意的是,佩戴手套不能替代正确的手卫生。
7.2. 患者管理
7.2.1. 隔离与分组安置
有效管理耳念珠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感染控制措施。因此,所有定植或感染耳念珠菌的患者必须实施接触隔离10 [108]。只要可能,这些患者应安置于单人房间。若单人房间有限,建议优先安排传播风险较高的患者,例如分泌物控制不佳、腹泻或伤口引流的个体 [62,109]。当无单人房间可用时,耳念珠菌定植患者可同室安置。将耳念珠菌定植患者集中安置于医院内指定病区或区域,有助于减少医护人员和设备进入非定植区域,从而防止进一步传播。此外,被分配照护耳念珠菌定植患者的医护人员在整个班次期间应专门负责这些患者 [110]。
当患者安置于共享房间时,应实施以下策略以尽量减少医院内传播。这些策略适用于所有共享房间,无论患者的定植或感染状态如何11 [60,110]:
床与床之间保持至少1 m的距离
使用隐私帘限制直接接触
每张床及其周围家具应如同在独立房间中一样进行清洁
每次使用前清洁和消毒共享或可重复使用的设备
转移到不同患者区域时更换拖把头、清洁布和其他清洁工具
增加环境表面清洁和消毒的频率
确保所有进入房间的医护人员正确配备个人防护装备
每次与患者接触前后进行手卫生
限制患者与探视者的接触 [111,112]
7.2.2. 患者筛查
推荐对耳念珠菌定植高风险患者进行筛查。以下患者应接受筛查:
与耳念珠菌感染或定植患者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个体应通过时点患病率调查进行筛查。流行病学关联包括:
与耳念珠菌患者共享同一房间、病区或其他照护区域
(即使该人员已出院),
在同一时间段内与耳念珠菌患者由同一医护人员提供照护
暴露于耳念珠菌患者使用过的共享移动医疗设备,尤其是当对清洁和消毒充分性存在担忧时
从其他医院或医疗机构转入的患者
不推荐对医护人员进行常规筛查和环境采样 [113]
7.2.3. 措施的持续时间
医疗机构中的患者可携带耳念珠菌定植数月,即使在接受急性感染治疗并康复后仍可如此。超过50%的一次或多次筛查培养阴性的患者在后继筛查培养中显示耳念珠菌重新生长。因此,建议这些患者(包括对照培养结果为阴性的患者)在整个住院期间持续实施接触隔离。不建议对定植患者进行常规筛查培养[62,63,66,109,110,114]。若定植或感染耳念珠菌的患者再次入院,应实施接触隔离直至筛查结果可用。在医院电子数据系统中设置警报按钮以识别感染或定植耳念珠菌的患者,将有助于在再次入院期间采取必要的隔离预防措施。应考虑将这些警报系统与国家网络连接,以加强对耳念珠菌传播的控制。
7.2.4. 提供支持性医护人员和设备
耳念珠菌通过使用污染物品以及通过医护人员手部的直接或间接接触在患者之间传播。接触污染物品、与患者密切接触,甚至此前数月内与病例的接触或既往同病室接触,均可能是定植的重要原因。与患者的密切接触与12%–21%的定植率相关[75,115]。
为有效隔离定植或感染耳念珠菌的患者,应配备充足的支持性医护人员以促进环境的正确清洁和消毒。在可行的情况下,应使用一次性物品和设备(如体温计、脉搏血氧仪探头和无创血压袖带)[111,116,117]。
传播的最重要促进因素是不遵守手卫生和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ICU住院时间延长、医护人员培训不足以及环境污染是促进耳念珠菌感染传播的因素。因此,照护感染或定植耳念珠菌患者的人员必须注意手卫生,使用肥皂和水、含醇手消毒剂或含氯己定手消毒剂。此外,用于这些患者的医疗用品和设备不应共用,应优先使用一次性个人防护装备(如隔离衣和手套)[111,116,117]。
7.2.5. 消毒程序
尽管尚未定义针对耳念珠菌的标准化清洁和消毒程序,但文献中已提出一些建议。去污染前,有必要清除体液和有机物。患者病房和卫生间应每天使用有效消毒剂清洁两至三次。耳念珠菌可在塑料表面保持代谢活性至少两周,在其他表面可保持四周[17]。患者出院或转科时,应实施终末清洁程序,并应进行耳念珠菌环境采样[111,116]。
建议使用浓度为1000 ppm的次氯酸盐或局部过氧化氢类消毒剂等消毒剂[111,117,118]。除常规清洁外,过氧乙酸、浓度低于1%的过氧化氢(H2O2)、汽化过氧化氢(VHP)和紫外线-C型也是可用于去污染的其他方法。对于患者房间内已定植的水槽,应使用2.5 ppm臭氧水反复冲洗(每4小时30秒循环,可在2天内消除污染)[117,119]。
7.2.6. 去定植程序
尽管去定植的方案和程序尚未完全确立,但支持实施去定植程序。对于机械通气患者,建议使用口服制霉菌素、2%氯己定湿巾和0.2%或1%氯己定牙膏进行口腔护理。有耳念珠菌定植或感染史的患者应被视为定植至少1年,直至按照微生物学筛查政策采集的培养结果为阴性。与这些患者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也应实施严格的接触隔离措施[64]。
7.2.7. 导管相关感染的预防与导管管理
耳念珠菌感染的传播风险与多重耐药菌引起的感染相似。因此,在尿路感染的管理中必须严格实施感染控制措施[120]。在尿液中原位分离出耳念珠菌后,应对患者的接触者进行时点患病率筛查,以发现定植和潜在感染风险。
源头控制是管理耳念珠菌尿路或中心导管定植或尿路感染患者的第一步,至关重要。对于感染耳念珠菌的患者,移除导尿管或中心静脉导管以进行源头控制至关重要[25,121]。严格遵循中心、外周和导尿管的护理组合措施以及气管造口部位的正确护理是基本预防措施[117]。在所有导管插入部位使用氯己定敷料可减少血流感染[64]。对于耳念珠菌定植患者,建议在放置器械前进行良好的皮肤清洁,并在存在生物膜的情况下根据药敏结果给予单剂抗真菌药物。当导管更换不可行时,过去十年中引起相当关注的抗真菌封管治疗可作为替代选择[122]。
7.2.8. 患者的清洁与去定植
目前,尚未发现能够减少或消除耳念珠菌定植的特异性干预措施[123]。实验室证据表明,高浓度氯己定对耳念珠菌具有活性[63]。在Moore等人[124]的一项研究中,含2%葡萄糖酸氯己定的70%异丙醇(IPA)基皮肤消毒剂在2分钟内将耳念珠菌计数降至可检测水平以下(>5个对数级减少)。然而,在常规使用氯己定擦浴的医疗机构中,已观察到耳念珠菌暴发和传播。这凸显了全面感染控制和预防策略的重要性12。用葡萄糖酸氯己定清洗或擦拭患者是减少ICU中医疗保健相关感染和耐药微生物定植的有效方法[113,123]。定植或感染耳念珠菌的患者存在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遵守控制措施对于预防这些感染至关重要。除非有禁忌,手术室皮肤准备应使用醇基消毒剂[125]。
7.3. 消毒剂对耳念珠菌的有效性及消毒剂耐药性
耳念珠菌通过直接接触定植或感染患者,以及通过受污染的设备和环境接触传播[126]。由于生物膜形成,该真菌可在人体皮肤以及潮湿和干燥的环境表面存活数周甚至数月[39,126]。因此,感染预防和控制方案以及清洁和消毒方法在减少耳念珠菌在医疗保健环境中的传播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11,126]。
医院常用的大多数对白色念珠菌和其他真菌有效的消毒剂对耳念珠菌无效,因为它们无法穿透生物膜。特别是,仅含铵化合物的消毒剂对该微生物无效[111]。对于针对耳念珠菌的医疗用品和表面清洁与消毒,CDC建议使用环境保护署(EPA)批准的对耳念珠菌有效的产品(List P)。应使用这些产品对患者房间及其他患者接受护理的区域(如影像学、物理治疗、伤口护理、透析等)进行彻底的每日和终末清洁与消毒13。对耳念珠菌有效的EPA注册消毒剂成分包括:
H2O2
H2O2和过氧乙酸
H2O2、过氧乙酸和辛酸
十二烷基苯磺酸
次氯酸钠
IPA
季铵化合物
二氯异氰尿酸钠
柠檬酸
乙醇、IPA和双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
如果无法获得CDC推荐的EPA注册的对耳念珠菌有效的产品,CDC建议使用对艰难梭菌芽孢有效的EPA注册医院级消毒剂14。这些消毒剂可从多家公司以即用型溶液、预製湿巾或可稀释制剂的形式获得。重要的是遵守所有产品的制造商使用说明,包括接触时间。此外,建议将紫外线辐照和汽化H2O2等非接触式消毒方法作为标准清洁和消毒方法的补充手段15。
7.4. 废物和污染布草的管理
在医院中,收集、运送、清洗、储存和复用布类织物时应遵循基本标准预防措施15, 14,16, 17, 18, 19。
7.4.1. 污染布类织物的管理
在污染布类织物的管理中,应明确划分清洁区和污染区以及设备。应明确规定在这些区域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以及必须遵循的感染控制措施[127]。
污染布类织物的收集应以不造成环境污染、尽量减少气溶胶化并去除任何可能造成伤害的异物的方式进行,确保半清洁面朝外[128]。
收集污染布类织物时,应穿戴隔离衣和手套。接触污染布类织物后必须执行手卫生[127,128]。
收集过程中,污染布类织物绝不应放置在地面上,必须直接放入污染布类织物袋/车中,不得与清洁布类织物接触[129]。
收集过程中,不应在患者护理区域对污染布类织物进行分类和清点。
如果布类织物潮湿和/或被血液或体液污染,应放入机构选定的防漏、水溶性透明袋、布类织物袋或防刺穿和防撕裂的运送设备中,以防止与环境接触。用于转运布类织物的袋子应贴有标签,标明其所属单元[130]。
如果污染布类织物不立即送往洗衣清洗区,应封闭开口存放在指定的污染布类织物暂存区,并尽快以适当方式转运至洗衣清洗区。
洗衣清洗区的布局应使污染纺织品的接收和清洁纺织品的发放相互分开。
清点后的污染布类织物应送至分类点,由穿戴防水隔离衣、口罩、帽子、鞋子、手套和护目镜(必要时)的工作人员按颜色和类型进行分类[131,132]。
洗涤过程的抗菌活性由机械、热力和化学因素共同组成。用水处理布类织物可去除大量微生物。热水是杀灭微生物的有效方法[133]。
布类织物应至少在71 °C下洗涤至少25 min,并应记录温度循环[134]。
如果使用低温(22 °C至25 °C)布类织物洗涤程序,应选择适用于低温洗涤的化学品,并使用适当的使用浓度[135]。
7.4.2. 医疗废物的管理
废物管理和处置应遵循CDC的医疗机构环境感染控制指南以及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制定的医疗废物管理规定20,21。
医疗废物必须由负责处理医疗废物的人员单独收集,与生活废物、包装废物和危险废物分开。在收集过程中,应注意确保医疗废物袋和容器贴有标签,并且必须从各单元直接运送。从各单元收集的医疗废物应妥善放置于暂存废物储存区,并应采取措施防止医疗废物在单元内堆积。负责收集和运送废物的人员必须穿戴适合其工作区域的服装和个人防护装备(PPE),并必须按照手卫生和手套使用规程确保手卫生。
锐器和易穿刺废物应与其他医疗废物分开收集,置于防穿刺、防撕裂、防破碎、防爆炸、防水且防漏的塑料容器中,这些容器无法被打开或混装。这些容器必须带有国际生物危害符号和“警告!锐器和切割性医疗废物”标签。这些收集容器应装至最多¾满,牢固封闭,并放入红色塑料袋中。锐器容器装满后,不得压实、打开、清空或回收。液体废物应使用适当的吸收材料浓缩后放入废物袋中。用于运送医疗废物的废物运输车辆使用后应定期清洁并用蒸汽消毒。储存区应在废物清空后清洁和消毒,必要时进行药物处理。若装有医疗废物的袋子破裂或溢出,应使用合适的设备收集溢出的废物,液体废物应使用适当的吸收材料浓缩后再放回医疗废物袋中。所使用的设备应立即在储存区消毒22, 23。
在医院内产生的废物管理以及污染布草和各类纺织品的收集、运输、使用准备、储存和分发过程中,必须遵循医院内制定的感染控制指示。
7.5. 患者出院时的房间清洁
耳念珠菌(C. auris)能够在织物、床上用品和窗帘等表面持续存活,加之其耐药性和生物膜形成能力,增加了患者和医护人员的传播风险,并使其从医院中根除更加困难。全球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在去污染方面明显缺乏信息和方法。目前,尚无单一消毒剂被证明对所有表面和材料有效。因此,不仅应继续研究循证去污染方法,还应研究更新的消毒剂。
除人工清洁和终末消毒外,紫外线-C(UV-C)、汽化H2O2和臭氧等非接触式消毒技术在消毒被耳念珠菌污染的房间方面非常有效24 [136,137]。适当技术的选择因设施的具体需求、设备的可用性和污染的性质而异。使用这些技术时,始终必须遵循制造商的说明和安全指南。
7.5.1. 终末消毒
耳念珠菌的终末消毒包括在患者出院、转科或死亡后对患者房间或医疗区域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毒。该过程旨在去除有机物并显著减少或消除真菌负荷。通过这样做,可防止耳念珠菌在医疗机构内传播。确保每次都能正确执行此类全面消毒需要严格的培训和严格遵守操作规程24, 25。
手工清洁和消毒:作为第一步,必须将所有可移动物品移出房间。随后,终末清洁和消毒应从共用设备和公共表面开始,然后是患者区域外患者诊疗过程中接触的表面和物品,最后是患者区域内患者直接接触的表面和物品。换言之,患者区域外的高频接触表面应在患者区域内的高频接触表面之前进行清洁24,25。
终末消毒剂:建议使用经EPA专门批准用于消毒被耳念珠菌污染表面的产品。相关章节提供了这些产品的清单。
终末消毒流程24,25。
预清洁
必须去除表面可见的污垢或有机物并妥善处置。应使用一次性抹布和拖把头,或可重复使用的物品必须在用后彻底清洁。
消毒
应使用经EPA批准、对耳念珠菌有效的医用级消毒剂。必须遵循制造商关于浓度、接触时间和施用方法的说明。
重点区域
应特别注意频繁接触的表面,如床栏、床上餐桌、床头柜、门把手、电灯开关、浴室设施和医疗设备。
个人防护装备
清洁人员必须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PPE),包括手套和隔离衣。
废物管理
清洁材料及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废物必须妥善处置。
7.5.2. 汽化过氧化氢(H2O2)的使用
H2O2通过产生游离羟基自由基来损害脂质、蛋白质和DNA等关键细胞成分,从而发挥杀生物作用。该 agent 对多种细菌、真菌和病毒显示出广谱效力。然而,支持H2O2对耳念珠菌有效性的证据仍被认为是中等质量的[123,138,139]。
原文篇幅较长或含参考文献等附属内容,只翻译了正文部分,其余请阅读原文。
参考来源
- Ağalar C, Erdem H, Çağ Y, et al. Consensus paper on Candida auris by Türkiye EKMUD, ID-IRI, THSK of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KLIMUD, TMC, TARD, and TYBD. Turk J Med Sci. 2025. PMID: 40933985. doi:10.55730/1300-0144.6059
- 全文:PMC12419049(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419049/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