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液3-甲基组氨酸作为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小鼠和人类的多维代谢组学分析
该研究整合LPS诱导的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SA-AKI)小鼠肾脏时间序列代谢组学与尿液代谢组学,鉴定出尿液3-甲基组氨酸(3-MH)为潜在生物标志物,并通过肾脏时空代谢组学显示其在LPS-24 h组主要分布于集合管。临床队列纳入95份尿液样本(20名健康志愿者 vs. 30例脓毒症患者 vs. 45例SA-AKI患者),尿液3-MH从健康到脓毒症再到SA-AKI逐渐降低,区分SA-AKI与脓毒症的AUC为0.86(95%CI 0.77–0.95),最佳截断值为8.68 log2(ng/mL),敏感度0.80、特异度0.80。多变量校正后,较低尿液3-MH仍与SA-AKI独立相关(OR=0.21,95%CI 0.05–0.84,p<0.05)。由尿液3-MH、淋巴细胞计数和血小板计数构建的逻辑回归诊断模型AUC为0.89(95%CI 0.74–1.00)。作者认为尿液3-MH对SA-AKI筛查有潜在诊断价值,结论仍属初步,需在多样本临床人群前瞻性研究中验证。
要点
- 在95份尿液样本(20名健康志愿者 vs. 30例脓毒症 vs. 45例SA-AKI)中,尿液3-MH区分SA-AKI与脓毒症的AUC为0.86(95%CI 0.77–0.95),最佳截断值8.68 log2(ng/mL),敏感度0.80、特异度0.80。
- 多变量校正APACHE II评分、SCr、淋巴细胞计数、PCT、血小板计数、SOFA评分和血尿素后,较低尿液3-MH仍与SA-AKI独立相关(OR=0.21,95%CI 0.05–0.84,p<0.05)。
- 尿液3-MH由健康志愿者(12.21±1.15 log2(ng/mL))到脓毒症患者(9.27±0.94 log2(ng/mL))再到SA-AKI患者(7.74±1.15 log2(ng/mL))逐渐降低(p<0.05,ANOVA)。
- 在SA-AKI患者中,尿液3-MH在KDIGO I-II-III期之间无显著变化(p>0.05,ANOVA),作者认为其不能直接用于AKI分期或严重度评估。
- 由尿液3-MH、淋巴细胞计数和血小板计数构建的逻辑回归诊断模型AUC为0.89(95%CI 0.74–1.00),PR-AUC为0.94(95%CI 0.84–1.00),敏感度0.79、特异度0.89。
适用人群与场景
- 临床验证队列为2023年6月至2024年1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ICU收治的脓毒症(Sepsis-3标准,n=30)或SA-AKI(KDIGO标准,n=45)患者,以及医院体检中心健康志愿者(n=20)。
- 纳入标准:ICU住院期间发生脓毒症或SA-AKI,年龄≥18岁;脓毒症符合Sepsis-3标准(疑似感染且SOFA评分≥2);AKI基于KDIGO指南的血清肌酐标准(48 h内SCr升高0.3 mg/dL(≥26.5 μmol/L),或升至基线值的1.5倍以上),未采用尿量标准。
- 排除标准:ICU入科48 h内出院或死亡;慢性肾脏病或其他已知肾脏疾病;入科前接受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肾移植或肾切除;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病等严重疾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临床信息不足。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脓毒症诊断采用Sepsis-3标准:疑似感染且器官功能障碍表现为SOFA评分≥2。
- AKI诊断采用KDIGO指南血清肌酐标准:48 h内SCr升高0.3 mg/dL(≥26.5 μmol/L),或SCr升至基线值的1.5倍以上;基线SCr取住院期间最低值;未采用尿量标准。
- 尿液3-MH诊断SA-AKI的最佳截断值为8.68 log2(ng/mL)(基于Youden指数),敏感度0.80、特异度0.80。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为整合小鼠代谢组学与回顾性临床队列的生物标志物研究;临床队列纳入95份尿液样本(20名健康志愿者 vs. 30例脓毒症 vs. 45例SA-AKI),SA-AKI患者中KDIGO I期13例(28.9%)、II期16例(35.6%)、III期16例(35.6%)。
- 与脓毒症患者相比,SA-AKI患者APACHE II评分更高(23±5 vs. 19±7,p=0.011)、SOFA评分更高(10.0 [9.0–13.0] vs. 8.0 [7.0–10.0],p=0.008)、PCT更高(36 [20–95] vs. 16 [1–31] ng/mL,p<0.001)、血小板计数更低(88 [56, 168] vs. 210 [149, 283] 10^9/L,p<0.001)、淋巴细胞计数更低(0.71 [0.52, 0.90] vs. 1.01 [0.73, 1.49] 10^9/L,p=0.002)。
- 尿液3-MH从健康志愿者(12.21±1.15 log2(ng/mL))到脓毒症患者(9.27±0.94 log2(ng/mL))到SA-AKI患者(7.74±1.15 log2(ng/mL))逐渐降低(p<0.05,ANOVA);脓毒症 vs. 健康志愿者p<0.001,SA-AKI vs. 脓毒症p<0.001,SA-AKI vs. 健康志愿者p<0.001;SA-AKI患者KDIGO I-II-III期之间无显著变化(p>0.05,ANOVA)。
- 尿液3-MH区分SA-AKI与脓毒症的AUC-ROC为0.86(95%CI 0.77–0.95),PR-AUC为0.89(95%CI 0.81–0.96);最佳截断值8.68 log2(ng/mL)时敏感度0.80、特异度0.80、召回率0.80、精确率0.86、F1评分0.83。
- 单变量分析中,尿液3-MH(OR=0.23,95%CI 0.10–0.42,p<0.001)、淋巴细胞计数(OR=0.49,95%CI 0.22–0.92,p<0.05)和血小板计数(OR=0.99,95%CI 0.99–1.00,p<0.01)与SA-AKI发生负相关;SCr(OR=1.03,95%CI 1.02–1.05,p<0.001)、PCT(OR=1.04,95%CI 1.02–1.06,p<0.001)、APACHE II评分(OR=1.13,95%CI 1.04–1.25,p<0.05)、SOFA评分(OR=1.18,95%CI 1.02–1.39,p<0.05)和血尿素(OR=1.26,95%CI 1.13–1.44,p<0.001)与SA-AKI发生正相关。
- 多变量校正APACHE II评分(OR=1.08,95%CI 0.89–1.32,p>0.05)、SCr(OR=1.02,95%CI 1.00–1.04,p>0.05)、淋巴细胞计数(OR=0.20,95%CI 0.01–2.83,p>0.05)、PCT(OR=1.03,95%CI 0.99–1.07,p>0.05)、血小板计数(OR=0.99,95%CI 0.98–1.00,p>0.05)、SOFA评分(OR=1.05,95%CI 0.66–1.66,p>0.05)和血尿素(OR=1.23,95%CI 0.92–1.66,p>0.05)后,较低尿液3-MH仍与SA-AKI相关(OR=0.21,95%CI 0.05–0.84,p<0.05)。
- 由尿液3-MH、淋巴细胞计数和血小板计数构建的逻辑回归诊断模型AUC-ROC为0.89(95%CI 0.74–1.00),PR-AUC为0.94(95%CI 0.84–1.00),敏感度0.79、特异度0.89、准确率0.83、F1评分0.85;模型系数分别为3-MH −1.20、淋巴细胞计数 −0.36、血小板计数 −0.01;3-MH为影响最大的预测因子(|mean SHAP|=0.20)。
- 按列线图评分中位数分为高分组与低分组后,高分组APACHE II评分(23±6 vs. 20±7,p<0.05)、SOFA评分(11 [9, 14] vs. 9 [7, 10],p<0.01)和PCT(36 [20,82] vs. 16 [1, 34] ng/mL,p<0.01)显著高于低分组。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为动物实验(LPS诱导SA-AKI小鼠)结合回顾性临床队列生物标志物验证研究;临床部分为单中心研究(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ICU)。
- 局限:SA-AKI小鼠仅通过腹腔注射LPS建立,LPS模型仅关注全身炎症,未采用可模拟脓毒症免疫反应动态过程的盲肠结扎穿刺(CLP)模型;作者计划优化CLP建模方案并用CLP诱导的SA-AKI小鼠验证尿液3-MH。
- 局限:临床验证队列未采用尿量标准诊断AKI,可能低估AKI真实发生率;仅基于SCr诊断AKI反映了脓毒症和AKI的真实世界情况,尤其在ICU医疗负担重、人员有限难以准确监测每小时尿量的条件下。
- 局限:单中心脓毒症患者特征难以代表整体人群;AKI仅由脓毒症引起,降低了多样性;用药等生活方式因素也可能限制尿液3-MH的普适性;招募延迟可能影响KDIGO I至III期观察到的变化趋势。
- 局限:作者提出需开展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更多样化患者人群、建立入院时血清和尿液3-MH标准化检测方案并进行严格随访,以系统提升尿液3-MH的临床适用性和普适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尿液3-MH可作为SA-AKI的诊断生物标志物用于临床:较低3-MH水平与较高SA-AKI风险相关,可作为诊断特征辅助临床判断。
- 作者认为尿液3-MH水平不能直接用于AKI分期或严重度评估,但能更全面反映肾功能状态;若动态监测观察到尿液3-MH持续下降,可能提示肾损伤进展,可为肾功能持续恶化提供早期预警。
- 作者认为由尿液3-MH构成的列线图评分可辅助严重度评估;对于评分较高的SA-AKI患者,可考虑早期启动肾脏替代治疗(RRT)等治疗,以避免 prolonged 肾损伤并改善生存。
- 作者认为尿液3-MH还可作为脓毒症筛查工具:SCr未能区分健康志愿者与脓毒症患者,而尿液3-MH在临床队列中显示出显著差异;尿液样本采集无创且3-MH可定量检测,有助于早期识别肾损伤并促进脓毒症患者精准管理。
- 作者认为尿液3-MH整合了肾脏滤过和重吸收功能,是优于血清胱抑素C的肾功能指标;其阈值8.68 log2(ng/mL)有助于精准临床诊断。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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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脓毒症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其特征是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导致的器官功能障碍[1]。据估计,每年有数百万人因脓毒症及其并发症而丧生[2, 3]。急性肾损伤(AKI)是脓毒症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显著增加脓毒症患者的死亡风险[4, 5]。
目前,AKI的诊断主要依赖于血清肌酐(SCr)和尿量[6–8]。然而,这两个指标都可能延误AKI的诊断。SCr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性,导致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不足[9]。另一方面,尿量受液体容量、心功能和药物的影响,这些都限制了其作为诊断工具的可靠性[10]。近年来,一些新型生物标志物如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肾损伤分子-1(KIM-1)和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L-FABP)已被鉴定用于AKI诊断[11–14]。然而,这些标志物的效能不足,且在肾损伤进展早期未显示出显著的动态变化[15]。此外,它们对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SA-AKI)不具有特异性[16]。因此,探索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用于SA-AKI的早期诊断更为迫切。
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创新显著提高了发现生物标志物的机会[17–21]。代谢物可以放大中心法则中上游基因或蛋白质信号,使其对表型变化更为敏感[22, 23]。例如,Xu等人发现,在肝细胞癌高危人群中,苯丙氨酰-色氨酸和甘胆酸联合模型显示出优于甲胎蛋白(AFP)的诊断能力[24]。然而,如果仅依靠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HPLC–MS)或核磁共振(NMR)检测这些代谢物,空间位置信息可能相当有限[25]。这些测序方法无法揭示肾组织损伤诱导的代谢重编程是否具有特定的空间分布特征[26, 27]。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尿液和肾脏代谢组学鉴定SA-AKI的新型代谢物生物标志物,并通过空间肾脏代谢组学和定量尿液代谢组学在临床实践中评估其对SA-AKI的诊断作用潜力。
方法
研究设计
我们旨在通过一系列代谢组学和临床数据(图1)发现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SA-AKI)的早期尿液生物标志物。首先,通过整合脂多糖(LPS)诱导的SA-AKI小鼠肾脏时间序列代谢组学(对照—LPS-8 h—LPS-24 h,N = 4)和尿液代谢组学(对照组 vs. LPS-24 h组,N = 6),鉴定出3-甲基组氨酸(3-MH)具有诊断作用。然后,通过小鼠肾脏时空代谢组学(对照—LPS-8 h—LPS-24 h,N = 4)评估3-MH作为早期生物标志物的潜力。此外,招募了一个包含95份尿液样本(20例健康 vs. 30例脓毒症 vs. 45例SA-AKI)的临床队列,以验证3-MH用于SA-AKI诊断的潜力。最后,我们通过逻辑回归(LR)开发了一个结合3-MH和临床变量的模型,用于从脓毒症患者中筛查SA-AKI并评估疾病严重程度。
SA-AKI小鼠的构建
雄性C57BL/6小鼠(8–10周龄,体重25–30 g)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北京)。它们在标准条件下饲养,自由获取食物和水,并维持12小时光照/12小时黑暗周期,温度为22 °C。所有实验均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批准号:2023022),并严格遵循《实验动物护理和使用指南》中概述的准则。
小鼠被分配到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十二只小鼠被分为3组,每组4只。它们在注射LPS(10 mg/kg,腹腔注射)后8和24小时被处死。对照组作为对照,接受等体积0.9%生理盐水腹腔注射。在第二部分中,六只小鼠接受LPS(10 mg/kg,腹腔注射)并在24小时时安乐死,另外六只小鼠接受等体积0.9%生理盐水腹腔注射。SA-AKI小鼠的详细构建过程和实时肾小球滤过率(RT-GFR)测量在补充材料中描述。
患者招募和样本采集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设计。纳入2023年6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且符合脓毒症Sepsis-3标准[1]的脓毒症患者(n = 30)或符合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标准[6, 7]的SA-AKI患者(n = 45)。健康志愿者(n = 20)从医院体检中心招募。尿液样本在SA-AKI或脓毒症临床诊断后采集。
纳入标准为入住ICU期间发生脓毒症或SA-AKI的患者。此外,患者需满足以下标准:(1)年龄 ≥ 18岁。(2)脓毒症患者符合Sepsis-3标准[1],包括疑似感染及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 ≥ 2所提示的器官功能障碍。(3)AKI依据KDIGO指南[6, 7]的血清肌酐(SCr)标准定义。因本研究仅每12 h测量一次尿量而非每小时尿量数据,故未采用尿量标准来识别AKI。基线SCr取住院期间可获得的最低值。该指南包括48 h内SCr升高0.3 mg/dL(≥ 26.5 μmol/L),或升高至基线值的1.5倍以上。
排除标准为:(1)入住ICU后48 h内出院或死亡。(2)慢性肾脏病(CKD)或其他已知肾脏疾病。(3)入院前接受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4)肾移植或肾切除术。(5)严重疾病,如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病。(6)妊娠或哺乳期妇女,以及(7)临床信息不完整。
本研究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批准号:IRB-AF/SC-04/02.0),并严格按照《赫尔辛基宣言》所规定的伦理原则实施。
组学研究
详细的代谢组学测序方法和数据质量控制方法见补充材料[28–41]。
统计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均值 ± 标准差(SD)表示,采用学生t检验(双尾)比较两组间差异,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后行Tukey检验。非正态分布变量以中位数(P25,P75)表示,两组间差异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多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分类变量以频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差异采用卡方检验评估。
肾脏和尿液代谢组学通过学生t检验(双尾)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进行分析。差异分析的显著性阈值设定为p < 0.05、FC > 1.5或FC < 1/1.5且变量投影重要性(VIP)> 1。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富集分析是研究代谢物功能的有价值工具。
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评估3-MH与临床指标之间的关联,以|R|> 0.5且p < 0.05表示强相关。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评估3-MH或临床变量对SA-AKI的影响,并以比值比(OR)作为定量指标描述效应。
绘制3-MH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ROC)。临床队列被随机分为训练集(70%)和测试集(30%)。应用逻辑回归(LR)通过三折交叉验证训练诊断模型。通过tidymodels包(v1.2.0)以AUC-ROC、精确率-召回率曲线下面积(PR-AUC)、灵敏度、特异度、召回率、精确率和F1分数稳健评估模型性能[42]。统计分析及建模流程通过RStudio(v4.2.2)完成。
结果
SA-AKI小鼠的建立及肾脏时间代谢组学分析
在第一部分中,血尿素氮(BUN)和肾小球滤过率(GFR)在0至8小时至24小时发生显著变化(p < 0.05,ANOVA检验)。具体而言,BUN从0至8小时及从0至24小时升高(p < 0.05),而GFR从0至8小时及从0小时至24小时降低(p < 0.05)(图2A)。在第二部分中,与对照组相比,SA-AKI组尿KIM-1水平显著升高(p < 0.05)(图S1)。结合BUN、GFR和尿KIM-1,表明SA-AKI小鼠造模成功。
从对照至LPS-8小时至LPS-24小时,代谢活动发生显著变化(图2B、C)。与对照组相比,LPS-8小时组鉴定出92种差异代谢物,包括86种上调代谢物和6种下调代谢物(FC > 1.5且FC < 1/1.5,p < 0.05)(图2D;表S1)。这些差异代谢物主要富集于能量代谢通路,尤其是柠檬酸循环(TCA循环)(图S2)。既往研究表明,急性肾损伤状态下的肾小管上皮细胞(RTECs)表现为有氧糖酵解增强和线粒体氧化磷酸化(OXPHOS)减少,导致活性氧(ROS)过度蓄积,从而可加剧能量耗竭并促进细胞凋亡[43–45]。靶向TCA循环通路可恢复能量稳态,为SA-AKI提供潜在的治疗策略。
同样,与对照组相比,LPS-24小时组鉴定出176种差异代谢物,其中包括87种上调代谢物和89种下调代谢物(FC > 1.5且FC < 1/1.5,p < 0.05)(图2E)。差异肾脏代谢物主要参与核苷酸代谢,如嘌呤代谢和嘧啶代谢(图S3)。尿酸作为嘌呤代谢的终产物[46],已被证明可激活NOD样受体家族含pyrin结构域3(NLRP3)炎症小体并加剧炎症反应[47, 48]。
通过差异分析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的交集获得了42种关键肾脏代谢物(图2F、H)。这些代谢物集中于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谢、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以及组氨酸代谢等氨基酸代谢通路(图2G),可能通过多种机制促进SA-AKI进展。例如,精氨酸缺乏可导致T细胞功能受损[49],而补充精氨酸可改善肾脏灌注[50]。
肾脏和尿液代谢组学分析鉴定出3-甲基组氨酸(3-MH)
LPS-24 h小鼠与对照小鼠之间的尿液代谢活性存在明显变化(图3A)。与对照组相比,LPS-24 h组有392种代谢物发生显著变化,包括90种上调代谢物和302种下调代谢物(p < 0.05,FC > 1.5 & FC < 1/1.5)(图3B;表S2)。基于OPLS-DA分析和差异分析,检测到392种尿液代谢物(图3C)。
与肾脏代谢谱一致,差异尿液代谢物同样富集于氨基酸代谢通路(图3D)。例如,3-甲基组氨酸(3-MH),一种反映肌肉蛋白分解的组氨酸代谢标志物[51]。血清3-MH水平升高提示肌肉分解代谢增强。游离氨基酸的积累可通过改变营养信号通路(如mTOR或AMPK通路)使免疫应答失调[52]。这些相互关联的代谢通路可能通过损害肾脏能量稳态和放大炎症损伤共同加剧SA-AKI的进展。
基于平均降低准确率(MDA)算法确定前50种代谢物(表1,图3E)。最终,通过交叉关键肾脏代谢物和前50种尿液代谢物,3-MH被鉴定为潜在生物标志物(图3F)。与对照组相比,3-MH在LPS-8 h组(FC = 1.88,p < 0.05)和LPS-24 h组(FC = 2.76,p < 0.05)的肾脏时间代谢组学中呈升高趋势(图3G)。肾脏3-MH与GFR呈负相关(R = − 0.65,p < 0.05)(图S4),而与BUN呈正相关(R = 0.85,p < 0.001)(图S5)。相反,LPS-24 h组尿液3-MH水平显著降低(FC = 0.16,p < 0.05)(图3H)。
SA-AKI小鼠中3-MH的肾脏时空代谢组学研究
我们在三个时间点(0 h、8 h、24 h)对SA-AKI小鼠进行了肾脏时空代谢组学分析,以研究3-MH的具体空间分布。在对照组中,3-MH在肾小球、近曲小管、远曲小管和集合管中呈平均分布,LPS-8 h组无显著变化。然而,3-MH在LPS-24 h组中主要分布于集合管(图4A)。同时,3-MH在肾小球、近曲小管和远曲小管中的代谢活性保持稳定(图4B–D)。值得注意的是,3-MH在LPS-8 h(FC = 1.98,p < 0.0001)和LPS-24 h(FC = 2.22,p < 0.0001)中表现出明显的趋势(图4E;表S3)。
定量尿液代谢组学验证3-MH作为潜在生物标志物
一项临床队列研究招募了95名个体(20名健康对照 vs. 30例脓毒症 vs. 45例SA-AKI),以验证尿3-MH作为SA-AKI诊断生物标志物的价值。在SA-AKI患者中,I期13例(28.9%),II期16例(35.6%),III期16例(35.6%)(表2)。SA-AKI患者的主要感染部位为肺部(n = 10,22.2%)、腹膜(n = 9,20.0%)、胆道(n = 6,13.3%)、肠道(n = 6,13.3%)和肝脏(n = 6,13.3%),而脓毒症患者的主要感染部位为肺部(n = 12,40.0%)、腹膜(n = 6,20.0%)和胆道(n = 4,13.3%)(表2)。就主要诊断而言,重症肺炎是SA-AKI患者(n = 8,17.8%)或脓毒症患者(n = 8,26.7%)中最常见的疾病。胃肠道穿孔是另一值得注意的原发疾病,在SA-AKI组中占8.9%(n = 4),在脓毒症组中占16.7%(n = 5)。值得注意的是,肝脓肿在SA-AKI组中更为常见(13.3%,n = 6),高于脓毒症组(3.3%,n = 1)(表2)。此外,与脓毒症患者相比,SA-AKI患者表现出更严重的临床状况和器官功能障碍,表现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II(APACHE II)评分(23 ± 5 vs. 19 ± 7,p = 0.011)、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10.0 [9.0–13.0] vs. 8.0 [7.0–10.0],p = 0.008)显著升高,以及降钙素原(PCT)水平显著升高(36 [20–95] vs. 16 [1–31] ng/mL,p < 0.001)(表2)。此外,SA-AKI患者的血小板(PLT)计数(88 [56, 168] vs. 210 [149, 283] 109/L,p < 0.001)和淋巴细胞(LYMPH)计数(0.71 [0.52, 0.90] vs. 1.01 [0.73, 1.49] 109/L,p = 0.002)显著降低(表2)。
尿3-MH在健康—脓毒症—SA-AKI的进展过程中逐渐降低(p < 0.05,ANOVA)(图5A;表S4)。具体而言,与健康志愿者相比,脓毒症患者的3-MH水平显著降低(9.27 ± 0.94 vs. 12.21 ± 1.15 log2(ng/mL),N = 50,p < 0.001)。此外,SA-AKI患者的3-MH水平低于脓毒症患者(7.74 ± 1.15 vs. 9.27 ± 0.94 log2(ng/mL),N = 75,p < 0.001)和健康志愿者(7.74 ± 1.15 vs. 12.21 ± 1.15 log2(ng/mL),N = 65,p < 0.001)(图5A)。然而,SA-AKI患者的I-II-III期之间无变化(p > 0.05,ANOVA)(图5B)。
尿3-MH在区分SA-AKI与脓毒症患者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诊断性能,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ROC)为0.86(95% CI 0.77–0.95),精确率-召回率曲线下面积(PR-AUC)为0.89(95%CI 0.81–0.96)(图5C、D)。基于约登指数确定尿3-MH的最佳诊断截断值为8.68 log₂(ng/mL),灵敏度为0.80,特异度为0.80,召回率为0.80,精确率为0.86,F1分数为0.83(图5C-E,表3)。
尿3-MH(OR = 0.23,95% CI:0.10–0.42,p < 0.001)、LYMPH计数(OR = 0.49,95% CI:0.22–0.92,p < 0.05)和PLT计数(OR = 0.99,95% CI:0.99–1.00,p < 0.01)被确定为与SA-AKI发生负相关的因素(图S6)。另一方面,SCr水平(OR = 1.03,95% CI:1.02–1.05,p < 0.001)、PCT(OR = 1.04,95% CI:1.02–1.06,p < 0.001)、APACHE II评分(OR = 1.13,95% CI:1.04–1.25,p < 0.05)、SOFA评分(OR = 1.18,95% CI:1.02–1.39,p < 0.05)和血尿素(OR = 1.26,95% CI:1.13–1.44,p < 0.001)被认定为与SA-AKI发生正相关的因素(图S6)。此外,在对APACHE II评分(OR = 1.08,95% CI:0.89–1.32,p > 0.05)、SCr水平(OR = 1.02,95% CI:1.00–1.04,p > 0.05)、LYMPH计数(OR = 0.20,95% CI:0.01–2.83,p > 0.05)、PCT(OR = 1.03,95% CI:0.99–1.07,p > 0.05)、PLT计数(OR = 0.99,95% CI:0.98–1.00,p > 0.05)、SOFA评分(OR = 1.05,95% CI:0.66–1.66,p > 0.05)和血尿素(OR = 1.23,95% CI:0.92–1.66,p > 0.05)进行多因素校正后,较低的尿3-MH(OR = 0.21,95% CI:0.05–0.84,p < 0.05)与SA-AKI强烈相关(图5F)。尿3-MH水平与多种临床指标显示出显著相关性(图5G),例如在本研究中发现3-MH与血清肌酐之间呈相反趋势(R = − 0.43,p < 0.001)(图5H)。
联合3-MH与临床变量构建诊断模型
通过逻辑回归(LR)算法构建了纳入尿3-MH、LYMPH计数和PLT计数的SA-AKI诊断模型。该诊断模型表现出优异的判别能力,AUC-ROC为0.89(95% CI:0.74–1.00)(图6A),PR-AUC为0.94(95% CI:0.84–1.00)(图6B)。此外,该模型保持了稳健的性能,灵敏度(0.79)和特异度(0.89)、准确率(0.83)和F1分数(0.85)(图6C、D,表3)。3-MH、LYMPH计数和PLT的模型系数分别为− 1.20、− 0.36和− 0.01(图6F)。
尿液中3-甲基组氨酸(3-MH)被确定为影响最大的预测因子(|平均SHAP|= 0.20)(图6E)。观察到3-MH、PLT和LYMPH与SA-AKI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图6G;图S7)。个体决策图分析展示了 discriminative 能力:对于一名代表性SA-AKI患者(3-MH = 6.98 log2(ng/mL),PLT计数 = 59(10^9/L),LYMPH计数 = 1.28(10^9/L)),预测概率达到0.964(图6H),而对于一名脓毒症患者(3-MH = 10.5 log2(ng/mL),PLT计数 = 128(10^9/L),LYMPH计数 = 1.01(10^9/L)),预测概率为0.178,总体平均预测值为0.596(图6I)。
此外,创建了列线图以供评估每位患者(图6J)。根据中位评分将脓毒症或SA-AKI患者分为高评分组或低评分组。与低评分组相比,高评分组的APACHE II评分、SOFA评分和PCT显著更高(APACHE II评分:23 ± 6 vs. 20 ± 7,p < 0.05;SOFA:11 [9, 14] vs. 9 [7, 10],p < 0.01;PCT:36 [20,82] vs. 16 [1, 34] ng/mL,p < 0.01)(图6K),说明该诊断模型同时也是疾病严重程度的指标。
讨论
通过整合脂多糖(LPS)诱导的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SA-AKI)小鼠的肾脏时间代谢组学和尿液代谢组学,3-甲基组氨酸(3-MH)被鉴定为SA-AKI的潜在尿液生物标志物。随后,我们进行了肾脏时空代谢组学以评估3-MH在集合管中的特异性分布。此外,招募了一个临床队列(20名健康志愿者 vs. 30名脓毒症患者 vs. 45名SA-AKI患者)以验证尿3-MH作为诊断分子的价值(AUC = 0.86,95% CI:0.77–0.95)。最终,3-MH贡献最大的列线图评分具有评估疾病严重程度的能力。
3-MH 来源于肌肉蛋白的分解代谢,主要以游离氨基酸形式存在于循环中 [51, 53]。此外,3-MH 经肾脏滤过并排泄入尿 [54]。这些独特特征促使尿 3-MH 成为肾功能损伤的潜在生物标志物。与既往研究 [55] 相反,Tiao 等发现术后脓毒症患者尿 3-MH/肌酐较非脓毒症患者升高。然而,该研究未评估脓毒症患者尿 3-MH 水平如何变化。此外,已证实脓毒症患者因肾小管分泌功能下降而出现尿肌酐降低 [56]。因此,该结果可能呈现反映肌酐清除率下降而非 3-MH 分泌增加的趋势。目前,尿 3-MH 的价值尚未在 SA-AKI 患者中探讨。我们的研究显示,小鼠肾脏 3-MH 水平与肾小球滤过率(GFR)和血尿素氮(BUN)存在相关性。在临床上,尿 3-MH 水平从健康状态到脓毒症并进一步至 SA-AKI 呈逐渐下降。这些一致的结果提示,尿 3-MH 水平有潜力作为监测肾滤过功能的生物标志物。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肾脏时空代谢组学测序,3-MH 主要定位于集合管,提示重吸收功能的改变可能是其分布的潜在决定因素。目前,AKI 分期的定义基于血清肌酐(SCr)或尿量,其主要反映肾小球滤过,但未能呈现 SA-AKI 的复杂病理过程 [57–59]。这种评估重点的差异导致尿 3-MH 水平与 KDIGO 指南定义的 SA-AKI 分期之间结果不一致 [6, 7]。具体而言,不同 AKI 分期之间尿 3-MH 水平缺乏显著差异,最初可能导致尿 3-MH 不能反映肾损伤的误解。事实上,3-MH 被确定为 SA-AKI 的肾功能生物标志物,可同时反映肾重吸收功能和滤过功能的变化。此外,胱抑素 C(Cys C)蛋白是一种公认的肾功能生物标志物 [60],可经肾小球自由滤过,但在肾小管中被完全重吸收并降解 [60–62]。血清 Cys C 蛋白不能评估肾重吸收功能的变化。然而,尿 3-MH 综合了肾滤过和重吸收功能,提供了对肾功能状态更全面的评估。因此,尿 3-MH 可被认为是 SA-AKI 更优的功能指标。
尿液3-MH可作为临床上SA-AKI的诊断生物标志物。3-MH水平降低与较高的SA-AKI风险相关,使其能够作为指导临床判断的诊断标志。尽管尿液3-MH水平不能直接用于AKI分期或严重程度评估,但它能更全面地反映肾功能状况。如果通过动态监测观察到尿液3-MH持续下降,可能表明肾损伤进展,从而为肾功能持续恶化提供早期预警。此外,Pfortmueller等人发现KDIGO指南未能评估AKI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63]。然而,由尿液3-MH组成的列线图评分可辅助严重程度评估。对于评分较高的SA-AKI患者,可考虑早期启动肾脏替代治疗(RRT)等治疗,以避免持续性肾损伤并提高生存率[64]。除应用于SA-AKI外,尿液3-MH还可作为脓毒症的筛查工具。尽管SCr未能区分健康志愿者与脓毒症患者,但尿液3-MH在我们的临床队列中表现出显著差异,提示其作为脓毒症筛查有效生物标志物的潜力。此外,尿液样本的获取是无创的[65],且尿液3-MH可定量检测[66],这有助于肾损伤的早期识别并促进脓毒症患者的精准管理。
然而,脓毒症状态下降低的生物标志物本质上比升高的生物标志物(如肾损伤分子-1(KIM-1)、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等)更难以解读。这些标志物主要指示肾小管损伤[67, 68]。然而,肾脏3-MH通过与GFR的动态关系在滤过功能评估方面展现出优势。我们发现GFR的变化早于那些升高的生物标志物[69]。此外,尿液3-MH不仅能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还与重吸收过程相关。这种双重评估特性使尿液3-MH成为SA-AKI有前景的功能性生物标志物。另一方面,降低的生物标志物在使用常规临床方法检测时更容易出现假性结果[70–72]。然而,尿液代谢物可通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技术进行定量检测[66],该技术具有稳定的重复性以确保结果一致,以及高灵敏度以捕获低浓度代谢物的变化[73]。3-MH用于SA-AKI的既定阈值为8.68 log2(ng/ml),这对于实现精准临床诊断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既往研究表明血液3-MH水平在肾功能损害期间升高[74, 75],与尿液中3-MH观察到的下降趋势相反。鉴于这些发现,我们假设血-尿3-MH比值可显著提高肾损伤的检测灵敏度,并作为SA-AKI的稳健诊断生物标志物。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SA-AKI小鼠仅通过腹腔(i.p.)注射LPS建立。盲肠结扎穿刺(CLP)小鼠模型能够模拟脓毒症患者免疫反应的动态变化过程,而LPS小鼠模型仅聚焦于全身性炎症[76, 77]。然而,在CLP建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导致SA-AKI模型不稳定的因素,如盲肠结扎长度或粪便挤出量,这些因素可能影响CLP诱导的SA-AKI小鼠的稳定性。因此,本研究采用LPS诱导的SA-AKI小鼠,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其准确性和敏感性。采用GFR测定结合BUN、KIM-1等肾功能指标动态反映肾功能[69],为LPS诱导的AKI小鼠实验与临床转化生物标志物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可靠基础。此外,我们计划优化CLP建模方案以解决稳定性问题,并利用CLP诱导的SA-AKI小鼠验证尿液3-MH。
其次,我们的临床验证队列未采用尿量标准诊断AKI,这可能导致AKI真实发病率被低估。然而,仅基于SCr水平诊断AKI反映了AKI和脓毒症的真实世界情况[78, 79],特别是考虑到在我们的ICU中,由于医疗负担重和人员配置有限,准确监测每小时尿量存在困难。第三,单中心入组脓毒症患者的特征难以代表总体人群。AKI患者仅由脓毒症引起,导致多样性降低。用药等生活方式因素也可能限制尿液3-MH的普适性。此外,患者招募延迟可能影响在KDIGO I至III期阶段观察到的趋势变化。为克服这些临床局限性,我们提出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通过招募更多样化的患者人群、建立入院时血清和尿液3-MH水平的标准化测量方案,并对AKI发展进行严格的随访评估,以系统性地增强尿液3-甲基组氨酸的临床适用性和普适性。
结论
通过肾脏和尿液代谢组学鉴定3-甲基组氨酸(3-MH)为潜在生物标志物。对临床队列进行尿液定量代谢组学分析,以建立基于3-MH和临床变量的诊断模型,从而实现SA-AKI的检测。这些结果仍为初步发现,需要在多样化临床人群队列中进一步开展前瞻性研究以确定3-甲基组氨酸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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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 Wang X, Huang P, Luo Y, et al. Urinary 3-methylhistidin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sepsis-associated acute kidney injury: multidimensional metabolomics analysis in mice and human. Ann Intensive Care. 2025. PMID: 40858915. doi:10.1186/s13613-025-01550-z
- 全文:PMC12380662(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38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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