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与共识复苏、休克与脓毒症呼吸衰竭与机械通气重症综合管理与镇静镇痛

大流行期间危重症患者床旁超声共识方案:改良德尔菲研究

Developing a Consensus-Based POCUS Protocol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During Pandemics: A Modified Delphi Study.
指南 / 共识 · Medicina (Kaunas) · 2025-07-22
一句话结论基于39名韩国急诊影像专家的改良德尔菲共识,制定了疫情期间危重症疑似传染病患者的床旁超声(POCUS)分步方案:先心脏后肺,整合判断。

本研究通过三轮改良德尔菲调查,由39名韩国急诊医学会急诊影像专家对16项POCUS条目进行9分制评分,共识阈值定为≥70%专家评7–9分。最终形成大流行期间危重症疑似传染病患者的POCUS方案:第一步聚焦心脏超声评估左室功能、右室扩张/劳损、心包积液/填塞、高动力左室伴下腔静脉塌陷;第二步肺超声评估A线、肺滑动、B线、胸腔积液、实变;第三步整合心-肺发现指导进一步检查或治疗。该方案为专家共识,尚未在真实临床场景中验证,未来需前瞻性研究评估其对患者结局和资源利用的影响。

要点

  • 方案第一步为聚焦心脏超声,评估新发或失代偿左室功能不全、右室扩张/劳损、显著心包积液/填塞、高动力左室伴下腔静脉塌陷,任一发现指向不同分支处理。
  • 方案第二步为肺超声,评估双侧前侧肺野(后侧可行时),检查A线、肺滑动、B线数量分布、胸腔积液、实变及胸膜线异常。
  • 第三步整合心-肺发现:心脏异常+肺异常提示心衰合并感染或心源性休克+肺炎;心脏异常+肺相对正常提示肺栓塞可能;心脏正常+肺异常提示原发性肺炎或ARDS;心肺均正常但患者仍病重需听诊、查其他感染源及代谢/中毒原因。
  • 德尔菲共识阈值:≥70%专家评7–9分即达成共识并采纳;未达阈值条目经修订或删除。
  • 方案强调正常POCUS不排除病变,临床高度怀疑时应扩大扫查范围或重复扫描;资源紧张时可优先完成关键POCUS评估。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大流行期间急诊科就诊的危重症疑似传染病患者(PUI),具有特定临床和流行病学感染危险因素,可能需隔离,疑似休克、脓毒症或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
  • 主要适用于急诊医师提供的急诊救治场景。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德尔菲共识阈值:≥70%专家对某条目评7–9分(同意至强烈同意)即视为达成共识并纳入方案。
  • 第一轮:69%专家同意将超声心动图纳入方案(略低于阈值);90%同意评估左室功能不全,80%同意评估新发右室扩张或劳损,69%建议评估大量心包积液和填塞特征,82%支持评估高动力左室和下腔静脉塌陷。
  • 第一轮:87%同意将肺超声纳入方案;64%同意扫查六个胸部区域(双侧前、侧、后区);82%同意检查正常肺滑动和A线,88%同意评估B线存在、分布和密度,90%建议常规评估胸腔积液,78%同意识别实变,77%同意识别气胸,90%同意整体解读肺超声发现。
  • 第二轮:79%专家同意或强烈同意将超声心动图纳入方案;79%同意若见新发或加重区域性室壁运动异常伴左室功能不全或右室劳损,应考虑急性冠脉综合征检查;77%同意若心脏超声正常但显著呼吸困难持续,应听诊排查COPD或哮喘等替代诊断并考虑代谢原因。
  • 第二轮:约56%同意若初始6区肺超声正常但肺炎临床怀疑仍高,应加扫额外肺区(意见分歧较大);62%同意若超声心动图显示右室劳损但肺超声显示B线无肺滑动,应考虑额外检查如CT肺动脉造影。
  • 第三轮:69%强烈同意将超声心动图纳入方案(合计>90%同意);87%同意纳入肺超声;69%同意若见室壁运动异常伴新发或加重左室功能不全或右室劳损征象,应进行急性冠脉综合征检查;82%同意评估心包积液和填塞生理。
  • 第三轮:67%同意若心脏POCUS正常但不明原因呼吸困难持续(肺超声示A线模式伴肺滑动),应听诊检查哮鸣音等线索并考虑进一步检查如血气分析或代谢实验室检查;该条目虽略低于70%阈值,但因临床重要性保留于方案,措辞软化为「考虑听诊和额外检查」。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第一步:聚焦心脏超声,评估(a)新发或失代偿左室功能不全(提示心肌炎、心肌病或缺血),(b)右室扩张或劳损(提示肺栓塞或急性肺心病),(c)显著心包积液或填塞生理(可逆性休克原因),(d)高动力左室伴下腔静脉塌陷(提示低血容量或分布性休克),或(e)无主要异常(「正常」心脏超声)。
  • 第一步分支:若见室壁运动异常伴左室功能不全,考虑急性冠脉综合征并请心脏科会诊;若见高动力、充盈不足心脏,进行积极容量复苏并排查分布性休克原因;若心脏POCUS基本正常,不应停止检查,需转向肺超声寻找线索。
  • 第二步:肺超声评估双侧前侧肺野(后侧可行时或前侧检查无发现而临床怀疑仍高时),检查A线、肺滑动、B线数量分布、胸腔积液、实变及胸膜线异常;肺发现须与心脏发现联合解读。
  • 第三步整合判断:(a)心脏异常+肺异常(如左室功能减低伴弥漫B线)提示急性心衰合并感染或心源性休克+肺炎,需心脏科和感染科检查;(b)心脏异常+肺相对正常(如右室劳损伴A线肺)提示肺栓塞可能,稳定者考虑CT血管造影确认,不稳定者经验性治疗;孤立性填塞提示立即心包穿刺;(c)心脏正常+肺异常(如正常心脏伴局灶单侧B线和实变)提示原发性肺炎,治疗感染、考虑抗生素和呼吸支持;弥漫B线伴正常心脏提示脓毒症早期ARDS,管理氧合并考虑肺保护性通气;(d)心脏正常+肺正常但患者仍病重,需彻底听诊(哮鸣音、喘鸣等)、排查其他病理(如腹部感染源)并考虑代谢或中毒原因实验室检查。
  • 方案整合感染控制考虑:避免非必要将患者转出隔离区行CT扫描,因POCUS常足以满足初始决策。
  • 方案流程图包含应急备注:若临床怀疑仍高但POCUS阴性,重新评估并考虑重复影像或替代模态。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心脏超声见新发或加重区域性室壁运动异常伴左室功能不全或右室劳损征象,应考虑急性冠脉综合征检查并请心脏科会诊。
  • 心脏超声见显著心包积液或填塞生理,为可逆性休克原因,孤立性填塞提示立即心包穿刺。
  • 心脏超声见右室扩张或劳损而肺超声示A线肺(肺相对正常),应怀疑肺栓塞,稳定者考虑CT肺动脉造影确认,不稳定者经验性治疗。
  • 心脏超声见右室劳损但肺超声示B线无肺滑动,需考虑肺栓塞与气胸鉴别,应考虑额外检查如CT肺动脉造影。
  • 心脏POCUS正常但患者仍病重(如急性哮喘发作或氰化物中毒可表现为正常超声),需听诊、排查其他病理并考虑代谢或中毒原因。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改良德尔菲共识研究;39名韩国急诊医学会急诊影像专家参与,经三轮问卷反馈和修订。
  • 专家构成:约半数為普通急诊医师,其余为重症医师和儿科急诊医师约各半;POCUS经验约四分之一为早期职业(1–5年实践),超过三分之一有十余年经验(含部分超过16年);来自全国不同医院环境包括二级社区医院、三级转诊中心和学术教学医院。
  • 第一轮:16项条目9分制评分;超声心动图总体纳入同意率69%(略低于阈值),肺超声纳入同意率87%(达成共识);部分具体条目未达70%阈值。
  • 第二轮:超声心动图纳入共识巩固(合计79%同意或强烈同意);79%同意室壁运动异常伴左室功能不全或右室劳损时应考虑急性冠脉综合征检查;77%同意心脏超声正常但呼吸困难持续时应听诊排查替代诊断并考虑代谢原因;约56%同意初始6区肺超声正常但肺炎怀疑高时应加扫额外肺区(意见分歧);62%同意右室劳损伴B线无肺滑动时应考虑CT肺动脉造影等额外检查。
  • 第三轮:69%强烈同意超声心动图纳入(合计>90%同意);87%同意肺超声纳入;69%同意室壁运动异常伴左室功能不全或右室劳损时应进行急性冠脉综合征检查;82%同意评估心包积液和填塞生理;67%同意心脏POCUS正常但不明原因呼吸困难持续时应听诊并考虑额外检查(略低于阈值但因临床重要性保留,措辞软化为「考虑」)。
  • 第三轮肺超声具体条目同意率:肺滑动和A线64%,B线51%(低于第一、二轮),胸腔积液56%(较第一轮90%下降),实变31%,气胸46%,综合整合发现54%。
  • 方案最终形成三步流程:第一步POCUS心脏超声,第二步POCUS肺超声,第三步整合评估与进一步行动(详见管理栏)。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改良德尔菲专家共识(指南类),基于专家集体临床经验和文献综合,非患者层面数据。
  • 共识阈值:≥70%专家评7–9分即达成共识并采纳;未达阈值条目经修订或删除。
  • 局限:所有39名参与者均为韩国急诊医学会影像分会成员,且大多数在韩国执业,可能限制研究结果对其他医疗系统或地区的普适性。
  • 局限:样本量39对德尔菲研究足够,但可能未涵盖急诊超声的全部意见范围;某些细微方面如高级心脏测量或儿科特定考虑未深入探讨。
  • 局限:未在真实患者中验证方案,因此不知道遵循方案是否比无指导的临床评估改善诊断准确性或结局;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为待检验的假设。
  • 局限:共识不等于正确——专家可能一致同意某一方法而后续证据推翻;例如B线不具特异性,可出现在心衰或纤维化肺病中。
  • 局限:方案假设使用者具备心脏和肺超声的基础能力;若该假设不成立(如大流行期间农村急诊科医师超声经验极少),方案可能产生虚假信心或假阴性。
  • 作者结论:未来需要验证研究评估该方案对临床结局和资源利用的影响。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该共识方案可帮助急诊医师在大流行情况下为需要鉴别多种危及生命疾病的患者确定适当的POCUS策略。
  • 方案建议先做聚焦心脏超声再做肺超声,整合两者发现进行分支决策,而非孤立解读单一超声发现。
  • 方案强调正常POCUS不排除病理,临床高度怀疑时应扩大扫查范围或重复扫描,并运用临床判断决定进一步检查。
  • 方案建议资源紧张时优先完成关键POCUS评估(如排查填塞或气胸),可选扩展评估可灵活安排;专家还建议在灾难场景下可允许聚焦扫查(如4区)而非每例均扫六区。
  • 方案建议避免非必要将隔离患者转出做CT扫描,因POCUS常足以满足初始决策。
  • 该方案为专家共识,尚未在真实临床实践中验证,作者明确其推荐应解读为专家指导而非确定性规则。
  • 作者建议未来开展前瞻性临床实施研究,评估方案对诊断速度、资源利用(如减少不必要的CT扫描)和患者结局(死亡率、ICU入住率、住院时间)的影响,并评估可行性和培训需求。

指南或共识出处

  • 研究基于韩国急诊医学会急诊影像专家改良德尔菲共识制定,未引用特定命名的指南或共识文件作为方案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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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由 AI 依据开放获取原文逐段翻译,供学习参考,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原文为准。原文 © 原作者(PMC Open Access),按 CC BY 许可使用,本译文为翻译改编。出处:Medicina (Kaunas). 2025 Jul 22;61(8):1319. doi: 10.3390/medicina61081319

1. 引言

传染病受调查者(PUI)是指因具有特定临床和流行病学感染危险因素而就诊于医疗机构的患者[1]。在大流行期间,例如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的COVID-19暴发,急诊科(ED)在管理大量涌入的PUI时面临挑战[2]。许多急诊科在主急诊科外搭建了灾难帐篷,用于分诊、与非PUI急诊患者隔离以及处置。在许多国家,参与紧急医疗救治的医务人员采用了精心制定的方案和流程,以指导患者的隔离和临床评估,直至排除或确认传染病[3]。

肺超声(LUS)已被引入并用于筛查PUI,范围从轻症或无症状患者到伴有急性呼吸衰竭的危重症患者。LUS快速、具有成本效益,且不需要电离辐射。此外,它可以根据需要重复进行以监测疾病进展,并可在患者床旁实施(床旁超声,POCUS)[4]。尽管标准影像技术仍在使用,但POCUS为大流行期间患者的诊断和风险分层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策略,且不占用大量急诊科资源[4]。

当前的临床证据以及POCUS在大流行期间患者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强烈提示LUS具有潜在的诊断准确性,可能有助于分诊、预后分层和患者治疗措施的监测[5,6,7,8,9,10]。然而,POCUS的广泛采用仍存在显著障碍,原因包括对证据基础缺乏了解以及现有指南或方案的关注范围有限,这些指南或方案往往无法鉴别其他疾病,尤其是急诊科中的休克或脓毒症。

本研究旨在通过专家访谈和改良德尔菲调查,为疑似传染病危重症患者(包括大流行期间的休克、脓毒症或其他危及生命的状况)建立基于证据的POCUS方案,主要以急诊医师为对象,并讨论该模式的未来前景。

2. 材料与方法

2.1. POCUS委员会的组建与POCUS方案的制定

成立了由急诊与重症影像学会(SECCI)的四名急诊影像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制定POCUS方案。委员会进行了文献检索和综述,并召开了三次会议,以确定大流行期间管理伴有呼吸道症状的危重症患者所需的基本POCUS组成部分。基于所确定的要素,委员会制定了该方案。该方案包括POCUS-超声心动图和POCUS-肺超声,附有各项目的简明信息及治疗考虑。

2.2. 目标患者人群的定义

本研究的目标患者人群包括大流行期间因具有特定临床和流行病学感染危险因素而就诊于急诊科的危重症PUI。这些患者可能需要隔离,并患有疑似传染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如休克或脓毒症。主要重点是为这些患者提供适当的POCUS方案,尤其是在急诊医师提供的紧急医疗救治中。

2.3. 参与者

本研究参与者包括39名具有床旁超声(POCUS)经验的急诊影像学专家,均为SECCI成员。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邀请招募。向专家提供了一份为疫情期间有呼吸道症状的危重症患者制定的POCUS方案。随后征求专家意见以评估各条目的适当性。

2.4. 改良德尔菲调查方法

为制定基于共识的疫情期间危重症患者POCUS方案,在专家中进行了三轮改良德尔菲调查(图1)。委员会基于方案草案创建了一份问卷,包含16个条目,采用9点李克特量表评分以衡量同意程度。第一轮:参与者审阅初始POCUS方案并对每个条目的同意程度进行评分(1=非常不同意,9=非常同意)。他们还提供了定性反馈和修改建议。委员会分析第一轮回复,识别高同意度条目和未达成共识的条目,并据此修订方案。

第二轮:分发修改后的方案(第一轮修订后),重点突出第一轮未达成共识的条目。参与者对这些条目重新评分,并可查看小组先前回复的摘要(匿名)以供重新考虑时参考。根据第二轮反馈进行进一步修改。

第三轮:对第二轮后仍未达成共识的剩余条目进行最后一轮调查。参与者对这些最终条目进行评分,并根据结果最终确定方案。在所有轮次中,均使用预设的共识阈值:若≥70%的参与者对某条目评分为7–9分(同意至非常同意),则该条目被视为达成共识并予以采纳。未达到该阈值的条目根据专家反馈进行修订或从最终方案中删除。

这一迭代德尔菲过程确保最终POCUS方案有证据依据、全面且反映专家的集体共识。数据通过电子邮件问卷收集。对于定量分析,我们计算了每轮中各条目被评定为低(1–3)、中等(4–6)或高(7–9)同意范围的参与者百分比。使用描述性统计(李克特评分的均值和标准差;分类变量的计数和百分比)对回复进行总结。达到≥70%高同意标准的条目被视为具有强共识并纳入方案。

2.5. 统计分析

名义变量以计数和百分比表示,连续变量以均值和标准差表示。对于每个问题,计算选择1–3分、4–6分和7–9分的参与者百分比。若70%或以上的参与者选择7–9分,则该条目被视为达成共识并予以采纳。统计分析使用STATA 18.0版(StataCorp LLC, College Station, TX, USA)进行。

3. 结果

3.1. 研究参与者

共有39名专家参与了德尔菲调查(表1)。专家组成员在专业、经验和执业环境方面具有显著多样性,这对于捕捉广泛的观点至关重要。约一半参与者为普通急诊医师,其余由重症医学科医师和儿科急诊医师组成,两者比例大致相等。使用床旁超声(POCUS)的年限各不相同:约四分之一专家为职业早期(执业1–5年),而超过三分之一具有十年以上经验,其中包括一部分超过16年者。参与者来自全国不同医院环境,包括二级(社区)医院、三级转诊中心和学术教学医院。这种专业(成人及儿科急诊、重症监护)、经验水平和机构背景的多样性确保了共识方案在不同临床环境中具有相关性和适用性。特别是,将儿科急诊专家和重症医学科医师与普通急诊医师共同纳入,提供了覆盖各年龄段危重患者的全面视角。

专家组的广泛构成增强了该方案的普适性,并通过纳入具有不同临床重点和资源环境专家的见解,强调了其与现实世界大流行情景的相关性。

3.2. 德尔菲调查结果

3.2.1. 第一轮调查结果(补充表S1)

在第一轮德尔菲调查中,专家评估了方案中床旁超声心动图和床旁肺超声的纳入及其具体内容(详细结果见补充表S1)。床旁超声心动图:总体而言,69%专家最初同意应将超声心动图纳入方案(略低于共识阈值)。然而,在具体超声心动图要素中,对关键评估存在强烈一致意见:例如,90%同意评估左心室(LV)功能障碍的重要性,80%同意评估新发现的右心室(RV)扩张或应变。此外,69%建议应评估大量心包积液和心脏压塞特征,82%支持评估左心室高动力状态和下腔静脉(IVC)塌陷(低血容量标志物)。床旁肺超声:总体而言,87%受访者同意应将肺超声纳入方案,达到纳入共识。对于肺超声技术,64%同意扫描胸部六个区域(双侧前、侧、后区),表明对全面扫描方案的中等支持。对于检查正常肺滑动和A线存在(提示肺充气)存在强烈一致意见(82%),对评估B线的一致意见非常高(88%同意评估其存在、分布和密度)。90%专家建议常规评估胸腔积液。对于使用超声识别实变(78%同意)和气胸(77%同意)也有广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对肺超声发现的整体解读(综合多个超声征象)获得90%同意,强调了整合方法而非孤立发现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在第一轮之后,同时纳入心脏和肺部超声得到了多数支持,但某些条目的具体方案细节尚未达到70%的共识阈值。第一轮的定性反馈突出了几点担忧:例如,一些专家对纳入超声心动图持犹豫态度,因为并非所有急诊医师都擅长解读某些高级发现;还有少数专家担心,在大流行背景下扫描六个肺区可能过于耗时。这些见解被用于在下一轮之前完善方案。

3.2.2. 第二次调查结果(补充表S2)

在第二轮中,呈现了修订后的方案和针对性问题(尤其是那些在第一轮中未达到共识的问题)。第二次调查还引入了具体临床场景,以评估专家在实践中如何应用该方案。床旁超声(POCUS)-超声心动图:随着澄清内容的增加,将超声心动图纳入方案的共识得到巩固(在第二轮中,合计79%的专家同意或强烈同意纳入)。当被问及在 certain 超声心动图发现后应采取的措施时,41%的专家同意,38%强烈同意(合计79%),即如果在新出现或加重的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RWMA)同时伴有左心室(LV)功能障碍或右心室(RV)劳损,应考虑进行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检查。这一共识突显了专家组的观点,即POCUS发现可直接指导是否需要进一步心脏评估(例如心电图、心内科会诊)。在POCUS-超声心动图正常但显著呼吸窘迫持续存在的场景中,46%同意,31%强烈同意(77%共识),即继续进行听诊以寻找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或哮喘等替代诊断,并考虑代谢性病因——强调如果患者仍然病情严重,正常的心脏超声并不能结束检查。POCUS-肺部超声:专家组讨论了假阴性可能性等场景。例如,如果初始6区肺部超声检查正常但肺炎的临床怀疑仍然很高,33%同意,23%强烈同意(合计约56%同意,表明意见较为分歧),即应扫描额外的肺区。这一反馈表明,尽管许多专家在此类情况下会扩大超声检查范围,但并非一致支持在方案中强制要求(可能是由于时间限制或超出标准扫描后的收益递减)。讨论的另一个场景是超声心动图显示RV劳损但肺部超声显示B线而无肺滑动(引起对肺栓塞与气胸的怀疑);41%同意,21%强烈同意(合计62%),即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额外检查(例如CT肺动脉造影)。专家们在第二轮中还提供了叙述性评论。一些人强调为POCUS上LV功能障碍或RV劳损的现场诊断设定实用标准,承认在紧急大流行环境中,时间和操作者培训各不相同。其他人指出在急诊环境中仅通过超声 definitively 诊断肺炎的困难,建议尽管POCUS对及时评估有价值,但如果可用,仍可能需要确认性影像(如胸部X线或CT),尤其是在便携式放射学具有挑战性的重症监护环境中。

基于第二轮输入,进行了进一步修订。对方案文本进行了调整,以明确正常的床旁即时超声(POCUS)并不能排除病理,医生应运用临床判断来决定是否进行进一步检查。对肺部超声部分进行了编辑,建议如果初始结果与临床怀疑不一致,则扫描额外区域或重复扫描。此外,委员会讨论了关于效率的反馈:采纳的一项建议是确保方案的流程图(图2)清晰 delineate 即时步骤和可选的扩展评估,以便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提供者可以优先进行关键的POCUS评估。

3.2.3. 第三次调查结果

到第三轮时,仅少数条目未达成完全共识,且回答显示出高度趋同。关于方案纳入内容的最终共识:总体而言,69%的受访者现在强烈同意应纳入床旁超声(POCUS)心动图,其余受访者亦同意(合计超过90%同意)。对于POCUS肺部超声,87%同意纳入(与前几轮一致,重申其重要性)。关键方案行动:当超声心动图发现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RWMA),并伴有新发或加重的左心室功能障碍或右心室劳损征象时,36%同意且33%强烈同意(合计69%)应进行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检查——这反映出近乎共识的意见,即在大流行期间的患者-under-investigation(PUI)中出现此类心脏超声发现时,应促使考虑缺血性心脏病因。通过POCUS评估心包积液和心脏压塞生理状态获得82%同意,巩固其作为心脏评估必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在心脏POCUS发现正常但仍有不明原因呼吸困难的情况下(肺部超声显示A线模式及肺滑动,提示无明显肺炎或气胸),31%强烈同意且36%同意(合计67%,略低于阈值)应使用传统听诊检查喘息或其他线索(例如提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哮喘),并应考虑进一步检查(如血气分析或代谢问题实验室检查)。尽管略低于70%的门槛,该项目因其临床重要性仍保留在方案中,但措辞已软化为“考虑听诊和额外检查”,因为这是多数意见。对于肺部超声要素,其纳入获得一致共识,但对具体发现的同意程度不一。检查肺滑动和A线在第三轮达到64%同意(适度共识,可能反映到第3轮时一些人认为这已是标准知识)。B线评估在第三轮有51%同意——有趣的是低于第1轮和第2轮,这或许是由于对B线定量可能具有主观性的理解更为精细。胸腔积液评估在第三轮获得56%同意(低于第1轮的90%,这可能是异常现象;尽管如此,鉴于其简单性和先前强烈同意,它仍保留在方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实变和气胸评估仍被视为重要(第三轮同意率分别为31%和46%),但这些百分比反映一些专家可能认为一旦同意肺部超声,这些已隐含纳入,或他们优先考虑其他发现。为协调这一点,最终方案包括这些评估,但注明应快速进行并根据临床指征实施。发现的综合整合(观察跨肺野的超声征象组合)在第三轮获得54%受访者支持。最后一轮的定性评论强调务实性:几位专家重申对时间效率的担忧,建议对每位患者扫描六个胸部区域在灾难环境中可能不切实际,并提议方案在适当时允许进行聚焦扫描(例如4个区域)。其他人指出,如果患者状况或体位不允许轻松进入某些区域,检查前胸和后胸肺野可能存在潜在冗余;例如,如果PUI过于不稳定而无法翻身进行后部扫描,方案仍应基于前-侧部发现发挥作用。

总之,到第3轮结束时,专家小组已就POCUS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步骤达成广泛共识。所有核心条目均获得多数同意,且大多数达到了预设的≥70%共识阈值。剩余分歧较小,并通过在方案中纳入灵活性加以解决(例如,可选步骤或承认替代方案)。德尔菲过程确保最终方案不仅是理论构建,而且是经过一线实践经验审查并根据大流行紧急救治现实进行调整的方案。最终轮中各方案条目的详细共识水平见表2。

3.3. 方案制定

结合证据综述与德尔菲共识结果,我们制定了一套针对传染病灾难的POCUS方案(图2)。该方案按逻辑顺序推进,以最大化诊断收益和效率:步骤1:POCUS-超声心动图。该方案以聚焦心脏超声开始,因为识别休克或不稳定的心脏原因至关重要。超声心动图部分指导临床医生评估:(a) 新发或失代偿性左心室(LV)功能障碍(提示心肌炎、心肌病或缺血),(b) 右心室(RV)扩张或劳损(提示肺栓塞或急性肺源性心脏病),(c) 显著心包积液或心脏压塞生理(休克的可行逆转原因),(d) 左心室高动力伴下腔静脉(IVC)塌陷(符合低血容量或分布性休克),或(e) 无重大异常(在此情境下为“正常”心脏超声)。这些发现中的每一项均导向方案流程图中的分支点。例如,发现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RWMA)伴左心室功能障碍的阳性结果会引导施治者考虑急性冠脉综合征(ACS)并获取心内科意见,而高动力、充盈不足的心脏则会促使其积极进行容量复苏并排查潜在的分布性休克原因。如果心脏POCUS基本正常(无显著室壁运动异常、收缩功能正常、无大量积液),方案会记录这一点,但建议不要就此停止——必须转而检查肺部以获取进一步线索。

步骤2:床旁即时超声(POCUS)-肺部超声。在心脏评估之后,进行聚焦肺部超声检查。该方案要求评估双侧前胸和侧胸肺野(在可行的情况下或当前胸检查无发现而临床高度怀疑时,包括后胸肺野)。检查关键的肺部超声表现:A线的存在(A线连同肺滑动征提示肺充气良好)、肺滑动征本身(若存在肺点或其他征象,其消失可能提示气胸)、B线的数量和分布(若为弥漫性,提示肺水肿或病毒性肺炎,而局灶性B线可能提示早期肺炎或肺不张)、胸腔积液(若为中量或大量,可能需要引流或进一步影像学检查)以及实变(提示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胸膜线异常(胸膜不规则、增厚)也予以记录,因为这些可见于COVID-19肺炎和其他肺炎。该方案强调肺部发现必须结合心脏发现进行解读。例如,若心脏表现正常但肺部超声显示多条B线和斑片状实变,则可能为原发性肺部病变(如COVID-19肺炎或ARDS)。反之,若心脏显示急性右心室(RV)劳损而肺部除可能有少量胸腔积液外无明显异常,则应怀疑肺栓塞。

步骤3:综合评估与进一步措施。该方案的最后部分是一个决策辅助工具,将心脏和肺部POCUS结果相结合以指导后续步骤。涵盖了几种常见的组合:(a)心脏异常、肺部异常——例如,左心室(LV)功能减低伴弥漫性B线可能提示感染加重的急性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合并肺炎,需同时进行心脏病学和感染方面的检查;(b)心脏异常、肺部相对正常——例如,右心室劳损伴A线肺提示可能的肺栓塞(若患者病情稳定,考虑行确诊性CT血管造影;若不稳定,则经验性治疗);或心脏POCUS显示孤立性心脏压塞提示需立即行心包穿刺术;(c)心脏正常、肺部异常——例如,心脏正常伴局灶性单侧B线和实变提示原发性肺炎(治疗感染,考虑抗生素、呼吸支持),而弥漫性B线伴心脏正常可能提示脓毒症所致的早期ARDS(管理氧合,考虑肺保护性通气);(d)心脏正常、肺部正常——若两项POCUS检查基本无异常但患者仍不适,该方案建议临床医生超越超声范围:进行彻底的听诊(了解有无哮鸣音、喘鸣音等),检查其他病变的征象(如腹部感染源),并考虑实验室检查以排查代谢性或中毒性休克原因。这承认了POCUS虽然强大,但并不能识别所有问题(例如,急性哮喘发作或氰化物中毒会呈现正常的超声表现,但患者病情危重)。

对于所有路径,该方案均就升级照护、启动特定治疗或获取确证性检查提供指导。它还整合了感染控制方面的考量——例如,避免不必要的患者转运出隔离区进行CT扫描,除非绝对有指征,因为床旁即时超声(POCUS)通常足以满足初始决策需要。该方案的算法形式(图2)旨在便于临床照护期间快速参考,并包含应急备注(如“若尽管POCUS阴性但临床怀疑仍高,则重新评估并考虑重复成像或替代模态”)。

4. 讨论

通过采用改良德尔菲法的专家共识过程,我们开发了一套专为大流行病期间接受排查的重症患者设计的POCUS方案。重要的是,本研究的结果基于专家共识而非患者层面数据——该方案来源于集体临床经验和文献综合,本研究未收集或分析实际患者超声结果。这种基于共识的方法的价值在于利用一线专业知识填补大流行病照护指导方面的迫切空白。据我们所知,这是首批专为急诊科(ED)环境中传染病暴发的独特挑战而设计的POCUS方案之一,借鉴了COVID-19和既往流行病的经验教训。通过明确收集并协调近40名经验丰富的从业者的意见,所形成的方案代表了专家意见的汇聚,旨在在高风险、资源受限的情况下最大化诊断产出和效率。

该流程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算法,供急诊医师在大流行期间面对休克或重症PUI时遵循。在传染病暴发期间急诊科瞬息万变的环境中,PUI往往表现出广泛的症状谱和严重程度。快速准确的评估至关重要,但必须在资源有限且兼顾医护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在此类场景中,床旁即时超声(POCUS)的实用性日益得到认可和强调[5]。近期研究和综述强调了POCUS在COVID-19肺炎中的高诊断性能——例如,肺超声在检测COVID-19肺部受累方面已被证明比胸部X线更敏感,且其发现与CT严重程度评分相关性良好[11]。Matthies等人2023年的一项荟萃分析证实,在COVID-19高流行环境中,肺部POCUS诊断COVID-19感染的敏感性约为87%,明显优于胸部X线摄影(尽管特异性中等)[12]。因此,POCUS可作为快速分诊工具,帮助比可能需要搬动患者的传统影像学更早、更安全地识别严重肺部受累患者[9,10]。此外,POCUS不仅限于诊断——它还可辅助管理和预后判断。例如,系列肺超声评分已与COVID-19患者结局相关联[13];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某些肺超声表现(如受累区域数量多或胸膜线异常)与需要高流量氧疗的可能性更大甚至死亡风险相关[14]。将此类发现纳入我们的流程(如监测B线负荷和胸膜线不规则性)旨在提醒临床医生关注可能恶化的患者,强调POCUS的预后评估维度。

必须强调,我们的共识流程虽基于现有最佳证据和专家经验,但尚未在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专家组在许多行动要点上高度一致(如超声心动图提示新发室壁运动异常时进行ACS检查,或发现孤立性右心室应变时怀疑肺栓塞),这与急诊医学一般实践和现有文献一致[15]。然而,在缺乏患者结局数据的情况下,这些流程推荐应被解读为专家指导而非确定性规则。德尔菲过程本身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表面效度——条目获得了该领域多数领军人物的认同——但它并不保证遵循该流程能改善患者结局。我们明确承认这一局限性:该流程基于共识,尚未经过前瞻性检验。缺乏真实世界验证是急性需求期间制定的共识指南中的常见问题(如早期COVID-19流程和各种立场声明中所见)[16,17]。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该流程定位为有待进一步评估的工具。在证据可能滞后于实践的時代(尤其是在突发大流行期间),专家共识对于临时决策可能极具价值,但它不能替代证据。未来的前瞻性研究对于确定该流程的临床影响、安全性及改善结局的潜力至关重要。

如果不强调使用改良德尔菲法进行方案制定的优势和背景,我们的讨论将是不完整的。德尔菲技术允许匿名、迭代的反馈,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主导型人格和地域实践偏倚对最终建议的影响。当证据尚处于萌芽阶段时,此类方法已被广泛用于急诊医学领域,以就最佳实践和课程建立共识[18,19]。例如,近期创建急诊超声培训课程[18]或POCUS研究报告标准[20]的工作均成功采用了德尔菲调查来收集专家关于应包含内容的共识。我们的研究将该方法扩展至临床方案的创建。其结果是一套切实可行且源自多个中心实地经验的建议。这在大流行病期间尤其有价值,因为短期内开展大型随机试验在后勤上可能十分困难,临床医生往往必须依据现有最佳信息采取行动。共识指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标准化诊疗,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变异性,并确保关键要素(如检查心脏压塞或气胸)在压力下不被遗漏。

我们开发的POCUS方案与文献中报道的其他大流行超声方案相契合。在COVID-19期间,多个团队提出了将肺部和心脏超声整合到患者诊疗路径中的算法。我们的方案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更广泛的“来者不拒”传染病场景(不仅是COVID-19肺炎,还包括由任何传染性疾病引起的脓毒症和休克)背景下,通过德尔菲法系统性地推导而来。尽管如此,它与COVID特异性方案具有共同特征,例如以肺部和心脏评估为主要工具,并强调快速决策节点[16,17]。例如,意大利的“CLUES”方案比较了广泛与聚焦肺部扫描,发现即使在急诊COVID评估中有限的肺部扫描也有用,这与我们专家关于在时间紧迫时无需扫描每个区域的保留意见相呼应[21]。另一个例子是COVID-19期间用于重症监护超声的ORACLE方案,该方案结合了肺部、心脏和深静脉血栓扫描;它同样依赖于共识,并表明结构化方法可在ICU环境中可行地实施[22]。我们的方案与这些新兴框架的一致性增强了信心,即我们已确定了大流行诊疗的关键超声要素,并且它为关于如何最好地将POCUS纳入灾难应对的不断增长的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

尽管我们这种专家驱动的方法具有优势,但仍有重要的局限性需要讨论。首先,我们的专家组的构成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全部39名参与者均为韩国急诊医学会影像分会的成员,且大多数在韩国执业。这可能限制研究结果对其他医疗体系或地区的推广性。不同国家在应对COVID-19疫情时拥有不同的资源和方案;例如,超声设备在某些急诊科比其他地方更为普及,使用超声的阈值也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更广泛的国际专家组可能会得出略有不同的方案,或强调不同的方面(例如手持设备的使用,我们的一些专家确实提到了这一点,并且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被认为具有优势[23])。其次,尽管我们39人的样本量对于德尔菲研究是足够的(德尔菲研究通常更依赖专业知识的质量而非数量),但它可能无法涵盖急诊超声领域的全部意见。一些细微之处,如高级心脏测量或儿科特定考量,未被深入探讨,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方案旨在追求简单性和广泛适用性。第三,如前所述,我们未在真实患者上验证该方案。因此,我们不知道遵守该方案与无指导的临床评估相比是否能提高诊断准确性或改善结局。该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是待检验的假设。

另一个局限性是,共识并不总是等同于正确——专家们可能一致同意某种方法,而后续证据却将其推翻。例如,在COVID-19疫情早期,一些指南中达成共识,尽可能避免插管而优先使用经鼻高流量氧疗;后续数据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修正。同样,尽管我们的专家强烈同意寻找B线至关重要,但众所周知B线并不具有特异性,可出现在心力衰竭或纤维化性肺疾病中。床旁即时超声(POCUS)的一个优势也是其对操作者的依赖性;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通常可以通过将超声与临床背景相结合来区分各种模式(例如,病毒性肺炎与心源性水肿)。然而,方案必须由不同技能水平的临床医生来应用,这就引出了一个考量,即培训是关键因素。我们假设该方案的使用者具备心脏和肺部超声的基础能力。如果这一假设不成立——例如,在大流行期间某个农村急诊科只有一名超声经验极少的医生——该方案可能产生虚假的信心或假阴性结果。这再次凸显了最终验证的必要性,并且可能需要将该方案纳入培训课程或模拟训练中,作为大流行防范准备的一部分。

本研究结果也提示了未来方向。一个直接的下一步是前瞻性临床实施:在重症疑似未确诊感染(PUI)患者样本中(例如,表现为休克或呼吸衰竭的疑似COVID-19、流感、MERS等患者)使用该方案,并追踪诊断一致性和结局。关键问题包括:遵循该方案是否能带来更快的诊断(例如,更快识别心脏压塞或气胸),是否能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利用(或许通过避免部分CT扫描或在低风险病例中提供早期 reassurance),以及是否影响患者结局,如死亡率、ICU入住率或住院时间。此外,该方案的可行性需要评估——医生是否发现在大流行限制下易于使用,执行推荐的超声检查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的小组表达了对时间和冗余的担忧;因此,一项真实世界的可行性研究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该方案,或许可以识别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跳过而不损失敏感性的步骤。

另一个重要的未来方向是教育。随着这一共识方案的制定,为急诊医生和重症监护团队创建培训模块和模拟将是审慎的。这些可以确保提供者对方案所要求的超声视图和解读感到自如。例如,识别高动力心脏与中等功能心脏可能是主观的,因此提供视觉参考或定义简单的征象(如定性“目测”EF类别或使用IVC塌陷作为容量状态的替代指标)可以标准化解读。同样,并非所有急诊科医生常规扫描肺底;纳入肺部床旁即时超声(POCUS)培训(特别关注病毒性肺炎与心源性水肿B线模式的差异)将增强方案的有效性。令人鼓舞的是,POCUS是一项即使非专科医生也能通过适当培训有效学习和应用的技能。我们专家的共识与文献一致,文献表明非心脏病专家和非放射科医生可以在床旁使用超声准确回答聚焦问题。超声的这种普及化是其在大流行中吸引力的一部分——当放射服务不堪重负或隔离预防措施使传统成像变得繁琐时,治疗临床医生可以在床旁直接收集关键信息。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于我们方案的床旁即时超声(POCUS)流程应保持动态更新。随着更多数据的出现(例如,关于COVID-19超声的研究现已大量涌现,而新的传染病可能呈现不同的主要超声表现),方案应予以更新。我们的方法学——改良德尔菲法——可根据需要与新专家或新证据重复进行。本研究本身可作为基线;经过一两年的实施和研究后,后续的德尔菲研究可能进一步完善方案,或许纳入更新的技术如超声人工智能决策支持,或处理我们识别出的有争议的要素(如扫描的肺区数量)。在更广泛的背景下,COVID-19大流行教会了医学界,指南制定的敏捷性至关重要。专家共识在早期发挥了关键作用[17],随后迭代研究要么强化要么调整了这些建议。我们预见我们的POCUS方案将走同样的路径:它是在高风险环境中标准化诊疗的必要起点,但应持续验证和改进。

总之,讨论强调,我们基于共识的POCUS方案是大流行期间危重症患者急诊管理中及时且可能有价值的工具。它弥合了前线经验与正式证据之间的差距,在危机中提供了务实的方法。专家的一致性赋予其可信度,现有关于类似背景下POCUS的研究支持其许多组成部分[19,20]。然而,负责任地使用该方案需要承认其目前未经验证的状态——是指南而非保证的解决方案。急诊和重症医学界应将其视为行动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而非终点。通过强调该方案的优点(源自专家、全面而有重点)和局限性(尚无患者结局数据、可能需要本地化调整),我们旨在将其呈现为大流行防范和应对中向前迈出的建设性一步,进一步推动POCUS作为现代急诊医学不可或缺工具日益增长的共识[16,17]。

5. 结论

我们为大流行期间的危重症患者开发了一套POCUS方案。这可能有助于急诊科医生在大流行情况下为需要鉴别各种危及生命的疾病的患者确定适当的POCUS策略。未来需要进行验证性研究,以评估该方案对临床结局和资源利用的影响。

参考来源

  1. Kwon H, Lee JH, Suh D, et al. Developing a Consensus-Based POCUS Protocol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During Pandemics: A Modified Delphi Study. Medicina (Kaunas). 2025. PMID: 40870364. doi:10.3390/medicina61081319
  2. 全文:PMC12388432(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38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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