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标志物指导脓毒症管理
本文是一篇综述,检索PubMed 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1月14日发表的文献,聚焦细菌或病毒脓毒症生物标志物在早期识别、抗生素管理、液体选择和血管加压药及免疫治疗中的应用。早期识别方面,肝素结合蛋白、单核细胞分布宽度、白介素-10、presepsin、降钙素原和C反应蛋白有近五年证据支持。降钙素原是研究最充分的抗生素指导标志物,SAPS和PROGRESS等试验显示降钙素原指导可缩短抗生素疗程并可能降低死亡率。内皮和心脏生物标志物被探索用于指导循环支持,包括液体治疗和血管加压药使用。聚类技术可识别脓毒症表型,可能指导个体化治疗。
要点
- PROMPT研究中,疑似感染急诊患者肝素结合蛋白阈值19.8 ng/ml诊断早期脓毒症的敏感性66.3%、特异性44.9%、阳性预测值49.3%、阴性预测值62.2%。
- PROGRESS随机试验中,降钙素原指导组第180天感染相关不良事件7.2% vs 标准治疗组15.3%(HR 0.45,p=0.045),28天死亡率15.2% vs 28.2%(HR 0.51,P=0.02)。
- SAPS试验中,降钙素原较基线下降≥80%或<0.5 ng/ml时停抗生素,与标准治疗相比抗生素疗程更短、28天(p=0.0122)和1年(p=0.0158)死亡率更低。
- SUPERIOR随机双盲试验中,qSOFA 1项且suPAR≥12 ng/mL的急诊疑似感染患者,单次静脉2 g美罗培南 vs 安慰剂,24小时内SOFA评分增加1分者15.9% vs 40.4%(OR 0.14,95%CI 0.04–0.50,p=0.011)。
- AdrenOSS-1研究中,cDPP3>40.4 ng/mL的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28天死亡率41.4% vs 15.1%,急性肾损伤发生率77.9% vs 56.6%。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疑似感染的急诊成人患者,PROMPT研究纳入至少有一项发热(>38 °C)或低体温(<36 °C)、心动过速(>90次/分)、呼吸急促(>20次/分)及报告发热寒战症状者。
- 急诊确诊感染且入院时无脓毒症征象的患者,Zhou等研究纳入491例。
- ICU脓毒症患者,Polilli等研究纳入129例,Fugit等研究纳入ICU脓毒症患者。
- 脓毒性休克患者,Kang等回顾性分析162例。
- 需氧支持的COVID-19患者,SAVE-MORE试验纳入suPAR≥6 ng/ml者594例。
- 脓毒症、创伤或手术的ICU患者,REALISM研究纳入此类人群。
- 严重寄生虫感染(如疟疾和利什曼病)因生物标志物研究有限,未纳入本综述。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脓毒症定义采用Sepsis-3标准(PROMPT研究)。
- 肝素结合蛋白阈值19.8 ng/ml用于早期脓毒症诊断,敏感性66.3%、特异性44.9%、阳性预测值49.3%、阴性预测值62.2%。
- IL-10≥5.03 pg/mL联合NEWS≥5为最佳筛查工具,AUC 0.789。
- MDW>23.4预测脓毒症敏感性69.8%、特异性67.5%、阳性预测值25.5%、阴性预测值93.3%;MDW>23诊断脓毒症敏感性75.3%、特异性88.7%、阳性预测值90.2%、阴性预测值72.3%。
- 降钙素原>0.25 µg/L诊断脓毒症敏感性75.3%、特异性80%、阳性预测值60.7%、阴性预测值88.7%;>0.5 µg/L敏感性64.2%、特异性89.6%、阳性预测值71.8%、阴性预测值85.9%。
- CRP≥50 mg/L阳性预测值95%,<4 mg/L阴性预测值93%。
- cDPP3 cutoff值40.4 ng/mL用于分层。
- suPAR≥12 ng/mL联合qSOFA 1项用于急诊风险分层和指导抗生素。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降钙素原指导抗生素停用:SAPS trial中,降钙素原较基线下降≥80%或<0.5 ng/ml时停用抗生素,与标准治疗相比抗生素疗程更短、28天(p=0.0122)和1年(p=0.0158)死亡率更低。
- PROGRESS试验中,降钙素原指导组按类似SAPS规则(降钙素原较基线下降≥80%或<0.5 ng/ml)在抗生素启动后第5天停用,第180天感染相关不良事件7.2% vs 标准治疗组15.3%(HR 0.45,p=0.045),28天死亡率15.2% vs 28.2%(HR 0.51,P=0.02)。
- presepsin指导抗生素停用:presepsin≥350 pg/ml的脓毒症患者随机分为presepsin组(327例)和对照组(329例),presepsin组在presepsin<350 pg/ml或较基线下降≥80%持续连续两日时停用抗生素,抗生素疗程减少3.64天。
- SUPERIOR试验中,qSOFA 1项且suPAR≥12 ng/mL的急诊疑似感染成人患者,单次静脉给予2 g美罗培南或安慰剂,美罗培南组24小时内SOFA评分增加1分者15.9% vs 安慰剂组40.4%(差值24.5%,95%CI 5.9–40.8;OR 0.14,95%CI 0.04–0.50,p=0.011)。
- SAVE-MORE试验中,suPAR≥6 ng/ml的需氧COVID-19患者随机接受阿那白滞素(405例)或安慰剂(189例),阿那白滞素组28天临床恶化风险降低(基于WHO-CPS,OR 0.36,95%CI 0.26–0.50,p<0.0001),28天死亡率更低(HR 0.45,95%CI 0.21–0.98,p=0.045)。
- 脓毒性休克血管加压药时机:Kang等回顾性分析中,NE-2h组(液体输注后2小时给去甲肾上腺素)28天死亡率39.6%,低于NE-1h组62.5%(p=0.002)和NE-3h组60.0%(p=0.040)。
- 液体复苏:根据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指南,低灌注合并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应在治疗最初3小时内给予至少30 ml/kg静脉液体。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cDPP3>40.4 ng/mL与脓毒症患者28天死亡率升高(41.4% vs 15.1%)、急性肾损伤发生率升高(77.9% vs 56.6%)、首日尿量减少(中位600 mL vs 1130 mL,p<0.0001)及器官支持需求增加相关。
- 基线Syn-1和复苏后6小时Syn-1升高与72小时液体量增加相关,较高血管加压药需求(p<0.05)与较高Syn-1水平相关。
- qSOFA 1项且suPAR≥12 ng/mL的急诊疑似感染患者死亡风险显著高于qSOFA 1项且suPAR<12 ng/mL者(HR 2.98,95%CI 2.11–3.96),与qSOFA 2–3项者死亡风险相似(HR 3.99,95%CI 3.08–5.16)。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综述为结构化文献检索,检索PubMed 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1月14日英文文献,另纳入8篇范围外文献(7篇2020年前里程碑试验和1篇2025年关于生物标志物指导皮质激素治疗的Meta分析)。
- PROMPT前瞻性非干预多中心临床研究中,371例急诊疑似感染成人患者,72小时内进展为脓毒症者急诊肝素结合蛋白显著高于非脓毒症患者(p=0.008),阈值19.8 ng/ml诊断早期脓毒症敏感性66.3%、特异性44.9%、阳性预测值49.3%、阴性预测值62.2%。
- Zhou等回顾性观察队列研究中,491例急诊确诊感染且入院时无脓毒症征象患者中177例最终发生脓毒症,IL-10水平高于未发生脓毒症者(p<0.001),IL-10联合NEWS的AUC为0.789,最佳筛查工具为IL-10≥5.03 pg/mL且NEWS≥5。
- 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中,402例急诊患者分为非感染组64例、感染组82例、感染+SIRS组202例和Sepsis-3组54例,MDW>23.4预测脓毒症敏感性69.8%、特异性67.5%、阳性预测值25.5%、阴性预测值93.3%。
- Polilli等观察性前瞻性研究中,129例ICU患者脓毒症组MDW中位数25.6 vs 非脓毒症组21(p<0.001),MDW>23诊断脓毒症敏感性75.3%、特异性88.7%、阳性预测值90.2%、阴性预测值72.3%。
- 中国单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中,198例脓毒症患者和40例健康对照,77例诊断为脓毒性休克,presepsin预测28天死亡率AUC 0.699(95%CI 0.619–0.780,p<0.001),降钙素原AUC 0.599(95%CI 0.515–0.683,p=0.021);联合HLA-DR后presepsin AUC 0.727(95%CI 0.651–0.803,p<0.001),降钙素原AUC 0.682(95%CI 0.603–0.761,p<0.001)。
- 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中,qSOFA评分阴性的疑似感染患者中,降钙素原>0.25 µg/L诊断脓毒症敏感性75.3%、特异性80%、阳性预测值60.7%、阴性预测值88.7%;>0.5 µg/L敏感性64.2%、特异性89.6%、阳性预测值71.8%、阴性预测值85.9%;降钙素原联合proADM提高脓毒性休克诊断准确性(AUC 0.86,95%CI 0.67–0.93)。
- Yang等回顾性评估505例成人血流感染和102例局部细菌感染,降钙素原在血流感染中显著更高,AUC 0.8835、敏感性73.1%、特异性87.2%。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综述,采用结构化文献检索PubMed 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1月14日英文文献,纳入原始研究、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和里程碑试验。
- 局限:生物标志物在临床实践中的实施仍面临特异性、成本和建立cutoff值的问题。
- 局限:严重寄生虫感染(如疟疾和利什曼病)因生物标志物研究有限未纳入本综述。
- 局限:所有研究中结果解读均受混杂因素影响,潜在混杂因素见原文表2。
- 局限:需要更多关于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以优化脓毒症管理并改善患者结局。
- 局限:Roquilly等干扰素γ-1b试验因安全性考虑提前终止。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对于急诊疑似感染患者,可考虑检测肝素结合蛋白(阈值19.8 ng/ml)、MDW(>23.4)、IL-10(≥5.03 pg/mL联合NEWS≥5)、presepsin或降钙素原辅助早期脓毒症识别,但需注意各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 对于脓毒症患者,降钙素原指导抗生素停用方案(较基线下降≥80%或<0.5 ng/ml)在SAPS和PROGRESS试验中与缩短抗生素疗程和降低死亡率相关,可考虑用于抗生素管理。
- 对于qSOFA 1项且suPAR≥12 ng/mL的急诊疑似感染患者,SUPERIOR试验中单次静脉2 g美罗培南较安慰剂降低24小时内SOFA评分增加1分的风险,但该方案为研究性干预,非通用推荐。
- 对于需氧COVID-19且suPAR≥6 ng/ml患者,SAVE-MORE试验中阿那白滞素较安慰剂降低28天临床恶化和死亡风险,可用于该特定人群。
- 对于脓毒性休克患者,Kang等回顾性分析提示液体输注后2小时给予去甲肾上腺素可能较1小时或3小时给药改善28天死亡率,但为回顾性研究,需谨慎解读。
- 对于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伴低灌注患者,根据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指南,应在最初3小时内给予至少30 ml/kg静脉液体。
- 作者认为,生物标志物可用于优化免疫调节治疗、指导血管加压药启动、抗生素管理和液体复苏决策,但临床实施仍受特异性、成本和cutoff值建立等问题限制。
指南或共识出处
-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指南(提及至少30 ml/kg静脉液体及早期识别和管理原则)
- SAPS(Stop Antibiotics on Procalcitonin guidance Study)试验
- PROGRESS随机试验
- SUPERIOR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 SAVE-MORE III期双盲随机对照试验
- Smit等关于辅助皮质激素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Meta分析
- IRIS-7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双盲IIb期研究
- REALISM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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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尽管科学和研究取得了进步,脓毒症仍然是全球主要的健康负担之一,也是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影响4800万人,导致近1200万人死亡[1]。因脓毒症导致的住院率正在上升,尤其是在老年人和患有慢性合并症的人群中,导致医疗费用和资源利用增加[2]。即使重症监护有所改善,由于脓毒症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临床表现,快速诊断和治疗仍然具有挑战性[3]。
除细菌外,真菌、病毒或寄生虫感染也可引起脓毒症[4]。严重的寄生虫感染,如疟疾和利什曼病,仍然是全球脓毒症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5, 6]。重型疟疾已被证明符合临床脓毒症标准,突显了其作为地方性流行区寄生虫性脓毒症病因的作用[7]。然而,由于寄生虫性脓毒症的生物标志物研究有限,这些感染未纳入本文。
尽管本文聚焦于细菌性和病毒性脓毒症,但必须认识到宿主反应因感染类型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生物标志物谱可能因脓毒症亚型而异。例如,在重型COVID-19肺炎或ARDS中,尽管存在严重低氧血症,血乳酸通常处于正常范围——这可能提示线粒体功能维持——而HDL-c水平显著降低[8, 9]。
尽管比较病毒性与细菌性脓毒症的报道数据有限,但一些生物标志物如降钙素原(PCT)和干扰素相关蛋白在区分细菌与病毒感染方面表现良好[10]。PCT在检测细菌性脓毒症方面已显示出诊断价值,革兰阴性菌感染中其水平通常高于革兰阳性菌感染[11]。此外,干扰素诱导的黏病毒抵抗蛋白A(MxA)在病毒感染期间显著升高,但在细菌感染中保持低水平。其与CRP的联合应用已显示出区分病毒与细菌感染的潜力,进一步增强早期脓毒症分层[12]。
精准治疗的原则是使用生物标志物,这些标志物可指示 prevailing 的发病机制通路并指导最佳可用治疗选择[13]。生物标志物通常是一种可测量的变量,可指示预后并提示治疗反应[14]。脓毒症生物标志物是代谢应激、内皮功能障碍、免疫失调和炎症的测量指标[15]。本综述的目的是汇编关于细菌性或病毒性脓毒症生物标志物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促进及时诊断并指导针对特定需求的管理(图1)。
文献检索
我们进行了结构化文献检索,以识别可提供脓毒症管理不同方面信息的生物标志物。与脓毒症管理相关的关键词(早期识别、抗生素给药、液体选择、血管加压药和免疫治疗)通过MeSH术语在PubMed中检索人类研究,发表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1月14日,语言为英语。所有术语均分别针对细菌性脓毒症和病毒性脓毒症进行检索。
对于脓毒症的早期识别,鉴于生物标志物及相关发表文献数量庞大,我们基于其预测价值——具体而言,即其预测脓毒症发作或临床恶化的能力,而非仅在脓毒症已经发生后才进行诊断——来选择这些生物标志物。仅涉及早期死亡率或一般预后判断的研究被排除。此外,鉴于早期识别的时间敏感性,我们优先选择在标准实验室环境中易于检测或已整合到常规工作流程中的生物标志物。此外,具有强病理生理学相关性和转化潜力的生物标志物,在近期高质量研究支持的情况下也被纳入。
尽管主要关注2020年至2024年间发表的研究,但有八篇在此范围之外的文献因其学术贡献和临床影响力而被纳入。这些包括2020年之前发表的七项里程碑试验[36, 38, 59, 61]68–[70]以及一项2025年关于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皮质激素治疗的荟萃分析[58]。所有记录均通过基于预定义标准的靶向筛选流程进行筛选和选择——如补充表中所示——并在标题/摘要筛选和全文评估之后完成。
检索流程见补充文件。详细检索流程见图2和补充材料。
用于脓毒症早期识别的生物标志物
本手稿聚焦于生物标志物在指导脓毒症管理关键环节中的作用。正如拯救脓毒症运动所述,及时识别和管理脓毒症的重要性仍是核心原则[16]。在此背景下,在用于脓毒症早期识别的大量候选生物标志物中,我们聚焦于那些有证据支持其能够预测疑似感染患者即将进展为脓毒症、从而实现及时干预的生物标志物。从这一角度——平衡临床适用性与生物学相关性——过去五年已发表的证据支持使用肝素结合蛋白(HBP)、单核细胞分布宽度(MDW)、白细胞介素-10(IL-10)、前蛋白酶(presepsin)、降钙素原(PCT)和C反应蛋白(CRP)。图3。
肝素结合蛋白
细菌产物和炎症介质导致中性粒细胞活化并释放储存的肝素结合蛋白(HBP)。HBP的抗菌、趋化和增强血管通透性能力是器官功能障碍的关键促成因素[17]。PROMPT前瞻性、非干预性、多中心临床研究旨在评估HBP作为急诊科(ED)脓毒症诊断工具的效用。研究人群包括371例疑似感染且至少具备以下一项的成年患者:发热(> 38 °C)或低体温(< 36 °C)、心动过速(> 90次/分)、呼吸急促(> 20次/分)以及报告的发热和寒战症状。脓毒症根据Sepsis-3标准定义,前72小时内进展为脓毒症的患者在ED时HBP显著高于非脓毒症患者(p = 0.008)。19.8 ng/ml的阈值对早期脓毒症诊断的敏感性为66.3%、特异性为44.9%、阳性预测值(PPV)为49.3%、阴性预测值(NPV)为62.2%。尽管死亡人数有限,作者提出相同阈值对死亡预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达100%[18]。
白细胞介素-10
Zhou等人最近的一项回顾性观察性队列研究评估了多种生物标志物与临床评分联合用于预测491例确诊感染且ED入院时无脓毒症征象患者的脓毒症。177例患者最终发生脓毒症,其IL-10水平高于无脓毒症的感染患者(p < 0.001)。IL-10与国家早期预警评分(NEWS)——一种基于标准生命体征测量以识别早期临床恶化的标准化评分系统——联合应用,对早期脓毒症识别的曲线下面积为0.789,转化为IL-10 ≥5.03 pg/mL和NEWS≥5作为最佳筛查工具[19, 20]。
单核细胞分布宽度
单核细胞分布宽度(MDW)是标准全血细胞计数(CBC)检测中包含的一项血液检测参数[21]。由于单核细胞在菌血症或真菌血症时活化后体积增大,MDW已被提出作为脓毒症的诊断工具[22]。在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中,402例入住ED的患者被分为四组:64例患者构成“非感染”组,82例患者为“感染”组,202例为“感染 + SIRS”组,54例患者为“sepsis-3”组。对于脓毒症预测,作者提出MDW > 23.4的敏感性为69.8%、特异性为67.5%、阳性预测值(PPV)为25.5%、阴性预测值(NPV)为93.3%[16]。
Polilli等人的另一项观察性前瞻性研究探讨了MDW在129例ICU患者中预测脓毒症的作用。脓毒症组MDW显著高于无脓毒症患者(中位数25.6 vs. 21,p < 0.001),MDW > 23对脓毒症诊断的敏感性为75.3%、特异性为88.7%、PPV为90.2%、NPV为72.3%[22]。
presepsin与降钙素原
Presepsin是CD14的可溶性对应物,CD14是脂多糖(LPS)的受体。CD14表达于多种与脓毒症病理生理相关的细胞类型上,并促进LPS介导的信号向细胞内传递[23]。在中国急诊科开展了一项单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调查了多种生物标志物在198例脓毒症患者和40例健康对照中的作用。198例患者中有77例被诊断为脓毒性休克。与脓毒症患者相比,脓毒性休克患者的Presepsin和PCT水平显著升高(p < 0.001),与非存活者相比,存活者的水平也显著升高(p < 0.05)。对于Presepsin,28天死亡率预测的AUC为0.699(0.619–0.780)(p < 0.001),降钙素原为0.599(0.515–0.683)(p = 0.021)。Presepsin和降钙素原的预后准确性在加入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后均有所提高[分别为0.727(0.651–0.803),p < 0.001和0.682(0.603–0.761),p < 0.001]。作者提出,Presepsin与HLA-DR的联合可能增强脓毒症期间的预后效用[24]。
降钙素原在感染和脓毒症早期识别中的作用已被广泛研究[24]。在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中,PCT被用于改善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估(qSOFA)评分阴性患者的脓毒症诊断。浓度高于0.25 µg/L时,脓毒症诊断的敏感性为75.3%,特异性为80%,PPV为60.7%,NPV为88.7%;高于0.5 µg/L时,敏感性为64.2%,特异性为89.6%,PPV为71.8%,NPV为85.9%。降钙素原与肾上腺髓质素前体(proADM)的联合提高了脓毒性休克的诊断准确性(AUC:0.86,95% CI:0.67–0.93)[25]。在其他炎症标志物中,Yang等人回顾性评估了505例血流感染(BSI)成人和102例局部细菌感染(LBI)患者的降钙素原水平,观察到BSI病例中PCT显著更高。其AUC为0.8835,敏感性为73.1%,特异性为87.2%,成为早期BSI检测的可靠工具。病原体分类的诊断潜力进一步得到了动物模型数据的支持,但由于预先设定的排除标准,该数据未纳入本综述[26]。
C反应蛋白
近期研究评估了急诊科C反应蛋白(CRP)在脓毒症早期诊断和进展预测中的作用。Christensen等人前瞻性评估了多种生物标志物在急诊科脓毒症早期识别中的贡献,CRP ≥ 50 mg/L提供PPV 95%;浓度低于4 mg/L可可靠排除感染(阴性预测值,NPV:93%)。细菌感染与病毒感染患者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差异[27]。弥漫性继发性腹膜炎患者术前及术后每日采血;100例符合SIRS(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标准的患者被分配至SIRS组(45例)或脓毒症组(55例)。脓毒症组术前CRP值显著更高(AUC:0.71,95%CI:0.61–0.81)[28]。
Koozi H等人通过回顾性研究探讨了重症监护病房(ICU)中C反应蛋白(CRP)的预后价值。研究对819例患者从ICU入科前6小时至入科后1小时的CRP值进行了随访。在具有微生物学和非微生物学感染证据的脓毒症非存活者中,CRP显著升高。此外,与早期出院患者相比,需要ICU住院3天或以上的患者CRP水平更高。作者提出,对于符合Sepsis-3定义的患者,入ICU时CRP超过100 mg/L是ICU死亡率和30天死亡率以及住院时间的独立阴性预测因子[29](表1)。在所有研究中,结果的解读均受到混杂因素的影响;潜在混杂因素列于表2。
COVID-19中早期识别脓毒症的生物标志物
Presepsin
研究对173例急性胰腺炎或感染且至少有一项qSOFA体征的住院患者进行了Presepsin检测。该研究包括两个验证队列:57例至少有一项qSOFA体征的急诊科就诊患者,以及115例确诊COVID-19的患者。在推导队列中,血液浓度高于350 pg/ml对脓毒症诊断的敏感性为80.2%(调整比值比4.47;p < 0.0001)。第一验证队列为93.3%,第二验证队列为78.3%[30]。
细胞因子
一项纳入75例COVID-19患者的研究检测了一组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其中25例为与患者同住的无症状健康亲属;25例为中度疾病;27例为重度疾病;25例为危重症。危重症患者的IL-6、IL-10和可溶性Fas(sFas)水平高于中度疾病患者(分别为p < 0.0001、p < 0.0001和p = 0.0031),也高于接触者(三种细胞因子均为p < 0.0001)。重度疾病患者的三种细胞因子水平也高于接触者(分别为p = 0.0018、p < 0.0001和p = 0.0005),而中度疾病患者的sFas水平高于接触者(p = 0.0351)。颗粒溶素和IL-10在危重症患者(分别为p < 0.0001和p = 0.0026)和重度患者(分别为p = 0.0197和p = 0.0470)中高于接触者,而中度患者的IL-10水平高于接触者(p = 0.0494)[31](表3)。
指导抗生素治疗的生物标志物
早期启动抗生素是脓毒症管理的基石[27, 32]。然而,长期使用抗生素可能导致不良结局,如住院时间延长和死亡率增加[32]。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指出,2019年抗生素耐药导致全球130万人死亡[33]。生物标志物在指导抗生素治疗的启动和疗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34]。
早期启动抗生素治疗的生物标志物
C反应蛋白
Christensen等人前瞻性研究了多种生物标志物对急诊科早期识别脓毒症的贡献。作者推荐将31 mg/L和52 pg/mL分别作为CRP和IL-6的阈值,无论qSOFA评分如何[27]。
可溶性尿激酶纤溶酶原受体
Adami ME等人研究了将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估(qSOFA)评分与生物标志物可溶性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suPAR)联合使用是否能改善急诊科疑似感染入院患者的早期风险检测并指导抗生素治疗。该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希腊脓毒症研究组(HSSG)登记处2,377名患者的数据,将其分为四组:590名患者无qSOFA征象(A组),615名患者有一个qSOFA征象且suPAR < 12 ng/mL(B组),290名患者有一个qSOFA征象且suPAR ≥ 12 ng/mL(C组),882名患者有两个或三个qSOFA征象(D组)。病死率分别为:A组7.5%(95% Cl:5–10%),B组11.5%(95% Cl:9–14%),C组30.0%(95% Cl:25–35%),D组38.7%(95% Cl:35–42%)。C组患者与B组相比死亡风险显著增加(HR:2.98,95% CI:2.11–3.96),且死亡风险与D组相似(HR:3.99,95% CI:3.08–5.16)。
结果指出,当qSOFA为1分且结局不确定时,可使用suPAR进行明确。这指导了研究的第二部分,即SUPERIOR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于2018年11月至2020年12月在两家希腊医院进行。91名急诊科成年患者(疑似感染、一个qSOFA征象且suPAR ≥ 12 ng/mL)接受单次静脉注射2 g美罗培南或安慰剂。主要终点即早期临床恶化(定义为24小时内SOFA评分增加1分)在安慰剂组中发生率为40.4%,而美罗培南组为15.9%(差值:24.5%,95% CI 5.9–40.8;OR:0.14,95% CI 0.04–0.50,p = 0.011)。事后分析显示美罗培南组在72和96小时时SOFA评分显著降低[35]。
治疗反应和早期停用抗生素的生物标志物
Póvoa等人2005年的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是首批探索生物标志物用于监测疾病进展和治疗反应潜在用途的研究之一。作者研究了连续测量C反应蛋白(CRP)以指示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是否改善。结果提示,在决定早期停用抗生素时应考虑CRP的显著下降[36]。
C反应蛋白
在Perrella等人的一项观察性研究中,探讨了CRP在评估腹部大手术后抗生素疗效中的作用。他们比较了140名接受非急诊腹部大手术且无感染征象的患者与120名围手术期或术后证实有微生物感染的患者。在对 antibiotics 有反应的患者中,CRP在最初48小时内下降[37]。
降钙素原前体
Xiao H等人在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队列中评估了降钙素原前体(presepsin)指导脓毒症抗生素停用的作用。presepsin ≥350pg/ml的患者被分配到presepsin组(327名患者)或对照组(329名患者)。在presepsin组中,当presepsin < 350pg/ml或较基线水平下降80%或以上,连续两日时停用抗生素。presepsin组患者抗生素治疗时间减少了3.64天[32]。
降钙素原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SAPS(降钙素原指导停用抗生素研究)试验中,当降钙素原(PCT)较基线下降80%或更多,或当PCT低于0.5 ng/ml时,使用降钙素原指导早期停用抗生素。与标准治疗(SoC)组相比,PCT指导组的抗生素治疗持续时间更短,28天(p = 0.0122)和1年(p = 0.0158)死亡率更低[38]。
在希腊进行的PROGRESS随机试验中,256例符合Sepsis-3定义的患者被随机(1:1)分配至SoC组(n = 131)或PCT指导组(n = 125)。PCT早期停用抗生素的规则与SAPS研究中使用的规则相似,抗生素在开始后第5天根据PCT标准停用。主要终点是第180天感染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定义为基线感染导致的死亡和/或由多重耐药微生物(MDRO)或艰难梭菌引起的新发感染。该复合终点在分配至PCT指导组的患者中达到7.2%,而SoC组为15.3%(风险比0.45,p = 0.045)。28天死亡率也更低(PCT组15.2% vs SoC组28.2%,HR 0.51,P = 0.02)。PROGRESS提供了主要终点的达成与MDRO和/或艰难梭菌肠道定植之间的关联。PCT指导组抗生素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的降低被作为生存获益的解释[39]。
Fugit等假设PCT监测常被医生忽视,而抗菌药物管理团队(AST)对PCT方案依从性的监督可以最大化阳性结果。设计了一项单中心前后干预研究,并采用了SAPS的PCT抗生素指导算法。35例ICU脓毒症患者被随机分配至SPAP(标准降钙素原算法期)组,53例ICU脓毒症患者分配至ASPAP(抗菌药物管理团队支持的降钙素原算法期)组。在ASPAP组的57例患者中,有25例按照PCT算法停用了抗生素;而在SPAP组的25例患者中,仅2例发生此情况(p < 0.0001)[34]。
在来自埃及的另一项前瞻性随机试验中,研究者使用PCT或C反应蛋白(CRP)指导抗生素治疗。在60例脓毒症患者中的30例,方案指导临床医生根据PCT低于0.5 ng/ml或较初始值下降≥ 80–90%来启动或停用抗生素治疗。PCT组33%的脓毒症患者在第4天停用抗生素治疗,而CRP组仅10%的脓毒症患者停用(p = 0.009)。与PCT方案的脓毒症患者相比,更多CRP方案的患者接受抗生素治疗超过7天(p≤0.0001)。两组的28天死亡率相当(p = 0.063)[40]。
指导抗生素使用的生物标志物的原始研究总结见表4。
生物标志物与液体选择
液体复苏旨在恢复血管容量、改善组织灌注并预防器官衰竭[41]。血管内容量、心输出量和氧供的恢复指导液体复苏的需求[42, 43]。根据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存在低灌注和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的患者应在治疗的前三小时内接受至少30毫升/千克的静脉(IV)液体[44]。
二肽基肽酶3(DPP3)是一种锌依赖性氨肽酶,可从寡肽的N端切割二肽,包括血管紧张素II(Ang II)等重要生物活性分子[45]。尽管DPP3通常是一种参与氧化应激调节的细胞内酶,但在严重细胞死亡或损伤(如脓毒症或休克)时,它可被释放入血流[46]。血管紧张素II(Ang II)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中的关键激素,促进液体平衡、血压维持和血管收缩[47]。一旦进入血流,循环DPP3(cDPP3)会迅速分解Ang II,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心肌抑制和血管麻痹[48]。
在前瞻性多国AdrenOSS-1研究中,Blet等人检查了585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个体中cDPP3水平与短期结局之间的关联。使用40.4 ng/mL的截断值对研究参与者进行分层。cDPP3 > 40.4 ng/mL的患者28天死亡率更高(41.4%对15.1%),急性肾损伤发生率增加(77.9%对56.6%),前24小时尿量减少(中位数600 mL对1130 mL,p < 0.0001),且更需要器官支持。此外,他们在前24小时接受了更高容量的液体(中位数2398 mL对1800 mL,p = 0.0059)。当cDPP3水平在前24小时降至≤ 40.4 ng/mL时,死亡率更低(HR:0.18,95% CI:0.08–0.41)。这些发现提示,cDPP3水平升高与肾脏和循环功能障碍的早期征象相关,并可能识别液体复苏风险更高的患者[49]。
Yang等人的回顾性研究将72小时液体平衡标记为癌症合并脓毒症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1),液体平衡截断值为75.9 mL/kg,敏感性为81%,特异性为77%[50]。另一项观察性研究在86名脓毒症患者中检查了静脉(IV)液体量与内皮糖萼(EG)脱落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未显示IV液体量与糖萼生物标志物(包括Syndecan-1(Syn-1)、Syndecan-4(Syn-4)和透明质酸)之间存在任何显著关联。Syn-1与Syn-4之间存在强相关性,但与透明质酸无相关性。24小时平均总液体量为4,038 ml,64%的患者在前24小时内启动了血管升压药[51]。
Saoraya J 等对 95 例脓毒症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事后分析,探讨 Syn-1 指导液体管理的可能性。基线(T0)和复苏后 6 小时(T6)Syn-1 升高与 72 小时内液体输注量增加相关。值得注意的是,Syn-1 水平与最初 6 小时内输注的液体量之间无相关性。较高的血管加压药需求(p < 0.05)与较高的 Syn-1 水平相关,提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增加 [52]。这支持如下观点:由于糖萼降解导致血管功能障碍,因此需要更多的液体复苏和血管加压药辅助。尽管已知高血容量是利钠肽诱导糖萼脱落的触发因素 [53],但该研究未描述 Syn-1 与 N 末端 B 型利钠肽原(NT-proBNP)水平之间的任何直接相关性 [52]。尽管液体复苏后 NT-proBNP 升高(p < 0.001),但 Syn-1 水平似乎不受此效应影响 [52],提示炎症驱动的糖萼降解可能是比单纯高血容量更主要的因素 [54]。
表 5 总结了评估生物标志物与液体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
生物标志物与血管加压药
血管加压药治疗试图通过纠正血管张力抑制来改善器官灌注压,是脓毒性休克所致低血压除液体复苏外的基础治疗 [55]。Kang 等对 162 例脓毒性休克(SS)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考察给予去甲肾上腺素(NE)和磷酸肌酸钠(SP)以增强心脏功能和生存率的最佳时机。患者被分为四组:液体输注后 1 小时给予 NE(NE-1 h)、2 小时给予 NE(NE-2 h)、3 小时给予 NE(NE-3 h),以及 2 小时给予 NE 联合磷酸肌酸钠(NE + SP)组。脓毒性休克患者血液中 BNP(脑钠肽)和 cTnI(心肌肌钙蛋白)水平升高,并在 NE 治疗后下降 [56]。
与 NE-1 h 组和 NE-3 h 组相比,NE-2 h 组患者表现出更好的结局,BNP 水平(528.2 ± 30.2 ng/L)和 cTnI(0.37 ± 0.06 ng/mL)显著更低,射血分数升高(EF%,49.98 ± 1.94%),压力校正心率(PAR,11.32 ± 0.28)更低。NE-2 h 组的 28 天死亡率为 39.6%,显著低于 NE-1 h 组(62.5%)和 NE-3 h 组(60.0%)(分别为 p = 0.002 和 p = 0.040)(表 5)。
生物标志物与免疫治疗
脓毒症被认为是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所致,因为可观察到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均出现失调。每例患者受年龄、合并症、环境暴露和微生物组等因素影响,表现出独特的免疫特征,并可能经历过度炎症或免疫抑制 [57]。
糖皮质激素
Smit等人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探讨了辅助性糖皮质激素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疗效。住院患者在入院后12–96小时内接受糖皮质激素(静脉注射或口服)治疗,持续7天。30天死亡率显著降低。C反应蛋白(CRP)成为治疗效果最强的预测指标,因为基线CRP高于204 mg/L的患者从糖皮质激素治疗中获得最大获益[58]。
纳武利尤单抗
脓毒症的一个主要关键点是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PD-1)及其配体(PD-L1)上调导致的T细胞活性受抑。随后,这导致凋亡增加和IFN-γ产生减少。纳武利尤单抗是一种人免疫球蛋白G4,可阻断PD-1与其配体(如PD-L1)的相互作用,已被用于癌症治疗。2019年,Hotchkiss等人在31例ICU脓毒症患者中研究了纳武利尤单抗的潜在治疗作用。未观察到安全性担忧的迹象或与细胞因子风暴一致的症状[59]。考虑到纳武利尤单抗的高昂费用(27660美元/单次剂量960 mg),van den Haak DAC等人研究了纳武利尤单抗治疗脓毒症的最佳剂量。作者提出,未来临床研究应以20 mg单次剂量为目标,因为已发现该剂量足以在脓毒症期间恢复免疫功能[60]。
CYT107
在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双盲IIb期研究(IRIS-7)中,27例脓毒性休克且淋巴细胞计数≤900/µl的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安慰剂或CYT107(重组人IL-7)治疗。CYT107组的绝对淋巴细胞计数得到恢复(治疗4周后),且该效应至少维持2–4周[61]。
Fcγ受体2C基因
通过分析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的数据并设计验证队列,Liu等人旨在鉴定可预测脓毒症结局的新免疫生物标志物。在分析的140个基因中,鉴定出Fcγ受体2C基因(FCGR2C)的表达改变。FCGR2C可能参与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功能,因为其高水平与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减少相关[62]。
干扰素γ的作用
继发感染是脓毒症诱导的免疫麻痹(SII)的结果。通过分析入院后第1天、第4天和第7天采集的血液样本,观察到淋巴细胞与白细胞比值显著下降以及Treg细胞早期活化[63]。前瞻性纵向观察性研究REALISM研究(REAnimation Low Immune Status Marker)为一项新的回顾性数据分析奠定了基础。主要目的是研究干扰素γ(IFN-γ)和CD8细胞计数与不良结局的关系。该研究纳入因脓毒症、创伤或手术入 ICU 的患者。对于IFN-γ评估,采用了以葡萄球菌肠毒素B(SEB)作为促发剂的干扰素-γ释放试验(IGRA)。结果表明,严重损伤患者的IFNγ产生水平较低,多因素分析显示IFNγ与整个研究期间(ICU入院后第1–2天、第3–4天和第5–7天)的不良结局独立相关[64]。
基于先前关于医院获得性肺炎(HAP)发生前及期间IFN-γ产生减少的研究发现,Roquilly等人的多中心、安慰剂对照、随机试验检验了干扰素γ-1b在降低机械通气患者HAP发生率方面的预防作用。出于安全性考虑,该试验被提前终止[65]。
COVID-19中的生物标志物与免疫治疗
3期双盲随机对照试验SAVE-MORE显示,可溶性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suPAR)可指导对需要吸氧的COVID-19患者早期使用阿那白滞素治疗。594例suPAR水平≥ 6 ng/ml的患者被随机分配至安慰剂组(189例)或阿那白滞素治疗组(405例)。与安慰剂组相比,阿那白滞素组患者28天临床恶化风险降低(基于世界卫生组织临床进展量表,WHO-CPS)(OR 0.36,95%CI 0.26–0.50,p < 0.0001)。此外,阿那白滞素组28天死亡率更低(HR 0.45,95%CI 0.21–0.98,p = 0.045)[66](表5)。
聚类技术
根据近期研究,聚类技术通过揭示独特的生物学特征,为生物标志物研究引入了一种新方法,从而提高诊断精确性和治疗分层。在近期一项将ARDS表型扩展至脓毒症的研究中,Sinha等人对两个大型前瞻性观察性脓毒症队列——VALID(N = 1140)和EARLI(N = 818)——应用潜在类别分析(LCA),以评估两种ARDS表型——低炎症型和高炎症型——是否也可在脓毒症中被识别。高炎症型表型与促炎细胞因子升高、血管升压药使用增加、菌血症发生率更高以及死亡率显著更高相关[67]。
此外,作者对两项随机对照试验——PROWESS-SHOCK(N = 1680)和VASST(N = 778)——进行了二次回顾性分析,应用经验证的临床分类器模型(CCM)将患者分配至相同表型。在PROWESS-SHOCK中,他们观察到对活化蛋白C的差异性治疗反应:治疗与高炎症型患者死亡率降低相关,而与低炎症型患者死亡率升高相关,提示表型特异性治疗效果(p = 0.0043)。对VASST试验的类似分析也识别出了这两种表型,但未观察到与血管升压药类型的显著交互作用(p = 0.72)[67]。
此外,Seymour等人在一项大规模回顾性研究中,对超过60,000名脓毒症患者的临床数据应用了机器学习。他们发现了四种可重复的脓毒症表型(Alpha、Beta、Gamma、Delta),具有不同的炎症、器官衰竭和死亡率模式[68]。同样,Scicluna等人在其前瞻性观察队列研究中,利用全血转录组分析,基于免疫基因表达发现了四种不同的脓毒症基因组内型(Mars1-Mars4)。此外,Jiang等人最近利用电子健康记录数据,为ICU患者开发了一种新颖的时间感知软聚类算法,基于肺、肝和肾脏功能障碍的演变模式识别出六种混合性脓毒症亚表型。他们还使用逻辑回归开发了一个脓毒症早期预警预测模型[69]。Bhavani等人基于入院后前72小时的温度轨迹,识别出四种独特的基于温度的表型[70]。在急诊科患者中,Baghela等人发现了一组指示脓毒症内型的基因表达特征[71]。
若干研究,如在全因脓毒症病例中进行的研究,已使用转录组学来描述重症COVID-19患者中失调的精确基因表达事件。Baghela等人对124名确诊COVID-19感染的个体进行了转录组分析。在不同严重程度类别之间,发现了与COVID-19严重程度相关的机制(从中度疾病到机械通气和死亡),并对现有脓毒症特征进行了失调评估。反映病理生理事件——包括死亡率、器官功能障碍和细胞重编程——的基因表达模式在COVID-19感染者中显著富集,并可预测严重程度和死亡率[72]。
结论
理想的生物标志物应能捕捉多个系统的复杂相互作用,包括代谢应激、内皮功能障碍、免疫失调和炎症[15]。高灵敏度和特异性、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预测信息、可重复性、随临床进展的变化、易于测量以及成本效益,都是脓毒症生物标志物的重要特征[73]。当生物标志物需要反复测量以监测患者临床状态时,这些要素尤为重要[74]。因此,要使生物标志物成功应用于临床实践,一个整合生物学价值和操作可行性的综合策略是必不可少的[75]。
本综述的目的是探讨生物标志物在脓毒症诊断和治疗选择中的意义。本综述探讨了生物标志物如何优化免疫调节治疗、指导血管加压药的启动、引导抗生素管理以及辅助液体复苏决策,最终改善患者护理。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由于特异性、成本以及需要建立截断值等相关问题,将生物标志物应用于临床实践仍然是一项挑战。
更多关于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对于完善脓毒症管理和优化患者结局至关重要。未来的一个问题是,快速发展的技术,如基于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和即时检测设备,如何能够促进生物标志物驱动的脓毒症管理策略的开发和实施。这些创新有可能增强实时监测、促进早期诊断并提供个性化治疗(图3)。
即将完成并将为脓毒症管理提供进一步见解的试验呈现在表6中。
电子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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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1
参考来源
- Bourika V, Rekoumi EA, Giamarellos-Bourboulis EJ, et al. Biomarkers to guide sepsis management. Ann Intensive Care. 2025. PMID: 40685448. doi:10.1186/s13613-025-01524-1
- 全文:PMC12277237(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277237/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