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CO2/Ca-vO2联合Pv-aCO2作为脓毒性休克复苏或微循环标志物的初步研究
该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队列、探索性初步研究纳入2023年5月至2024年8月新诊断脓毒性休克患者105例,于入ICU 6小时(T6)按Cv-aCO2/Ca-vO2(≤1或>1)和Pv-aCO2(<6或≥6 mmHg)分为A、B、C、D四组,监测舌下微循环并随访28天。四组28天死亡率分别为8.3%、19%、30%、46.7%(p<0.05),生存曲线差异显著(p=0.014)。多因素Cox回归显示年龄(HR=1.05)、Cv-aCO2/Ca-vO2(HR=1.67)、Pv-aCO2(HR=1.13)为28天死亡独立危险因素。四组PPV、sPPV、MFI、HI差异显著(p<0.001),Cv-aCO2/Ca-vO2与sPPV相关性优于Pv-aCO2。作者认为两者联合评估可能作为复苏目标并反映微循环灌注。
要点
- 入ICU 6小时Cv-aCO2/Ca-vO2>1且Pv-aCO2≥6 mmHg(D组)28天死亡率46.7%,双正常(A组)仅8.3%,四组差异显著(p<0.05)。
- 多因素Cox回归:年龄HR=1.05(95%CI 1.02–1.09,p=0.001)、Cv-aCO2/Ca-vO2 HR=1.67(95%CI 1.03–2.69,p=0.036)、Pv-aCO2 HR=1.13(95%CI 1.00–1.27,p=0.043)为28天死亡独立危险因素。
- T6四组PPV、sPPV、MFI、HI差异显著(p<0.001);A组微循环最好、D组最差,B组优于C组。
- Cv-aCO2/Ca-vO2与sPPV相关(r=-0.49,p<0.001,R2=0.19),Pv-aCO2与sPPV相关(r=-0.22,p=0.028,R2=0.08),相关性均较弱。
- D组(sPPV<0.82且MFI<2.4)死亡率最高(46.7%),作者认为该阈值可能有助于在大循环达标时早期识别高危患者。
适用人群与场景
- 2023年5月至2024年8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ICU新诊断脓毒性休克患者,年龄18–85岁。
- 纳入条件:充分复苏后CVP≥8 mmHg、去甲肾上腺素≥0.02 µg/kg/min下MAP≥65 mmHg、入ICU 6小时(T6)乳酸>2 mmol/L。
- 排除:孕妇、严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受限、近3个月内既往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发作、恶性肿瘤、严重肝硬化(Child–Pugh C级)。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脓毒性休克诊断采用Sepsis-3标准:感染或疑似感染且SOFA评分≥2分或较基线增加≥2分诊断为脓毒症;脓毒症患者充分液体复苏后仍需血管活性药维持MAP≥65 mmHg且乳酸>2 mmol/L诊断为脓毒性休克。
- 分组阈值(T6):Cv-aCO2/Ca-vO2>1用于识别无氧代谢;生理条件下Pv-aCO2<6 mmHg。
- A组:Cv-aCO2/Ca-vO2≤1且Pv-aCO2<6 mmHg;B组:Cv-aCO2/Ca-vO2≤1且Pv-aCO2≥6 mmHg;C组:Cv-aCO2/Ca-vO2>1且Pv-aCO2<6 mmHg;D组:Cv-aCO2/Ca-vO2>1且Pv-aCO2≥6 mmHg。
- 微循环图像质量采用Massey等描述的「微循环图像质量评分」评估,评分≥10分的视频序列在床旁丢弃。
- 微血管以20 μm为界分为小血管和大血管;连续血流为正常,缓慢、间歇或无血流为异常。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入ICU 6小时内所有患者接受综合治疗方案,强调早期休克复苏和血流动力学优化:复苏目标包括心脏指数(CI)>3 L/min/m2(床旁超声或热稀释法测量)、MAP≥65 mmHg(去甲肾上腺素为首选血管活性药)。
- 其他复苏目标:CVP≥8 mmHg、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70%、尿量>0.5 ml/kg/h。
- 呼吸支持:容量控制/辅助模式,目标潮气量6–8 ml/kg(理想体重)或更低,平台压<30 cmH2O,驱动压<15 cmH2O;PEEP按FiO2根据ARDS Network低PEEP表滴定;目标PaO2 70–100 mmHg、PaCO2 35–45 mmHg。
- 镇静镇痛:右美托咪定或咪达唑仑持续静脉输注镇静,芬太尼或布托啡诺镇痛,目标CPOT评分<3分及早期镇静目标−3分。
- 经验性抗生素治疗在及时采集微生物培养后启动;胰岛素输注控制血糖于7.8–10.0 mmol/L(140–180 mg/dL);动态监测乳酸并纠正酸碱及电解质紊乱;贫血输血目标Hb>7.0 g/dL或Hct>0.22。
- T6采集动脉及上腔静脉血行血气分析(i-STAT 1便携式临床分析仪,Abbott,芝加哥,美国),监测动脉乳酸、MAP、CVP、心率、液体复苏量、FiO2、PEEP、体温、Hb浓度及血管活性药物剂量(VIS)。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队列、探索性初步研究,105例脓毒性休克患者,28天死亡率为27.6%,院内死亡率为21.9%。
- T6四组28天死亡率:A组8.3%、B组19%、C组30%、D组46.7%(p<0.05);院内死亡率A组8.3%、B组9.5%、D组40%;Kaplan-Meier生存曲线差异显著(p=0.014)。
- 多因素Cox回归:年龄HR=1.05(95%CI 1.02–1.09,p=0.001)、Cv-aCO2/Ca-vO2 HR=1.67(95%CI 1.03–2.69,p=0.036)、Pv-aCO2 HR=1.13(95%CI 1.00–1.27,p=0.043)为28天死亡独立危险因素。
- T6四组间PPV、sPPV、MFI、HI差异显著(p<0.001):A组PPV中位数远高于其他三组;A组sPPV中位数最高、B组次之,均高于C组和D组;A组MFI最高、D组最低;A组HI最低、D组最大;仅C组MFI和HI优于D组(p<0.05)。
- A组与D组无呼吸机天数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气管插管时长和ICU住院时长组间无显著差异。
- Cv-aCO2/Ca-vO2与sPPV相关(r=-0.49,p<0.001,R2=0.19),Pv-aCO2与sPPV相关(r=-0.22,p=0.028,R2=0.08),两者相关性均较弱,Cv-aCO2/Ca-vO2优于Pv-aCO2。
- 单因素Cox回归中年龄、Cv-aCO2/Ca-vO2、Pv-aCO2、sPPV为28天死亡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中sPPV非独立预测因子。
- T6时18例(17.1%)复苏后接受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T6前液体量中位数3,374(2,771–3,855)ml;MAP 70.0(69.0–73.5)mmHg;VIS 25.9±7.5;SvO2 0.65±0.13;乳酸5.2±2.0 mmol/L;APACHE II 24.1±4.5;SOFA 11.4±2.5。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队列、探索性初步研究,遵循STROBE声明。
- 样本量估算:α=0.05、把握度80%(β=0.20)、组间假定死亡率p0=0.023与p1=0.30,每组至少需26例,总样本量至少105例。
- 局限:使用上腔静脉血而非混合静脉血测量SvO2、Pv-aCO2和Cv-aCO2/Ca-vO2,可能影响结果;两个采样部位一致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SvO2而非PCO2。
- 局限:研究中少数患者采用热稀释法测量CO(昂贵且有创),床旁超声监测CO因受多因素影响未作为观察指标进行比较。
- 局限:缺乏类似研究使样本量估算困难,可能妨碍正确回答研究假设;该观察性初步研究需灵活性探索新发现,方案未预注册或预先发表。
- 局限:研究结果需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研究验证,以评估Cv-aCO2/Ca-vO2和Pv-aCO2作为预后标志物的普遍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入ICU 6小时Cv-aCO2/Ca-vO2>1且Pv-aCO2升高可能反映持续低灌注和缺氧,提示需同时优化大循环和微循环功能。
- 作者认为,Cv-aCO2/Ca-vO2>1而Pv-aCO2正常可能提示缺氧与线粒体功能障碍有关,此时进一步复苏可能不必要(该假设需未来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研究验证)。
- 作者认为,T6 sPPV<0.82且MFI<2.4(D组)死亡率最高(46.7%),该阈值可能有助于在大循环目标已达标时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并可能促使及时升级治疗,包括个体化液体管理和使用血管扩张剂。
- 作者同时指出,近期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未发现将微循环灌注标志物纳入治疗可改善休克患者生存获益。
- Cv-aCO2/Ca-vO2计算公式复杂,但相关数据与Pv-aCO2在临床中易于获得,属于SvO2和动脉血气常规监测内容,不增加额外创伤或费用。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指南或共识出处」,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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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感染性休克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死亡率高达约30%[1, 2]。在感染性休克中,全身氧输送(DO2)与组织氧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导致组织低灌注,进而促成氧债、细胞功能障碍和多器官衰竭,显著增加死亡风险。组织缺氧和灌注受损是相互依存的过程,共同驱动危重症的进展。在感染性休克初期早期识别组织灌注不足并及时进行复苏对于改善预后至关重要[3],其中中心静脉-动脉二氧化碳含量差与动脉-静脉氧含量差的比值(Cv-aCO2/Ca-vO2)以及中心静脉-动脉二氧化碳张力差(Pv-aCO2)正成为用于此目的的有前景的标志物。
已提出多种生物标志物用于评估缺氧和组织灌注。乳酸应用广泛,但其预后价值仍存在争议[4–6]。静脉氧饱和度(SvO2)反映氧供需平衡,但作为复苏目标显示获益有限[1, 7, 8]。Cv-aCO2/Ca-vO2源自Fick方程,反映二氧化碳产生量(VCO2)与氧耗量(VO2)的比值,可作为呼吸商(RQ)的替代标志物,且不依赖于心输出量(CO)。Cv-aCO2/Ca-vO2已被提出作为检测危重症患者组织缺氧的标志物[9, 10],其持续升高与不良临床结局相关。相反,类似的中心静脉-动脉二氧化碳张力差与动脉-静脉氧含量差的比值(Pv-aCO2/Ca-vO2)尚未显示出可比的预后意义[9]。然而,Cv-aCO2/Ca-vO2无法区分由组织灌注不足引起的缺氧与其他原因所致的缺氧。为更准确地评估感染性休克患者的结局,寻找更敏感地反映组织灌注和缺氧的生物标志物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Pv-aCO2可反映外周组织灌注[11]和心输出量(CO)[12]。Vallet等[13]和Pischkes等[14]已证实Pv-aCO2升高与血流减少相关。Cv-aCO2/Ca-vO2和Pv-aCO2比乳酸更能反映休克早期组织灌注和缺氧,因为血CO2和O2水平变化更迅速、更敏感[10]。Cv-aCO2/Ca-vO2和Pv-aCO2分别被认为是休克早期监测细胞缺氧和组织灌注更敏感的指标。此外,在感染性休克背景下,大循环参数与反映微循环灌注的参数之间存在明显分离[15, 16]。微循环在脓毒症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病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旁流暗视野(SDF)成像能够实时可视化微循环,提供毛细血管和小血管水平灌注的见解[17]。
既往研究分别探讨了这两项指标中的一项,或将其与其他参数联合用于评估感染性休克患者的预后和指导复苏。然而,评估Cv-aCO2/Ca-vO2与Pv-aCO2两者联合在感染性休克早期预后价值的研究尚属匮乏。且这两项指标与微循环改变之间的潜在关系仍不明确。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Cv-aCO2/Ca-vO2与Pv-aCO2联合使用与感染性休克患者临床结局之间的关联。次要目的是探讨这两项参数与舌下微循环参数之间的关系,以全面评估大循环与微循环血流动力学之间的关联,最终为感染性休克患者指导更有效且个体化的复苏策略。我们假设在休克复苏早期根据Cv-aCO2/Ca-vO2和Pv-aCO2分层的各组患者预后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两项指标能反映感染性休克患者的微循环灌注。
方法
研究设计、患者与伦理
本预试验研究纳入2023年5月至2024年8月期间入住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新诊断感染性休克患者。这些患者接受了气管插管,并根据需要置入了上腔静脉导管和动脉导管。
感染性休克的诊断遵循Sepsis-3标准[18],诊断流程如下:对于感染或疑似感染的患者,若其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2分或临床医生怀疑脓毒症,则进一步评估器官功能障碍的证据。若患者SOFA评分≥2分或较基线增加≥2分,则诊断为脓毒症。脓毒症患者在充分液体复苏后仍需使用血管升压药维持平均动脉压(MAP)≥65 mmHg,且乳酸水平>2 mmol/L,则诊断为感染性休克。
我们纳入年龄18~85岁的感染性休克患者,这些患者在适当复苏后达到中心静脉压(CVP)≥8 mmHg、去甲肾上腺素输注(≥0.02 µg/kg/min)下MAP≥65 mmHg、入ICU后6 h(T6)乳酸>2 mmol/L。这不仅确保符合感染性休克的诊断标准,还排除了可能处于过度复苏或复苏不足状态的患者,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安全性和准确性。排除标准包括:孕妇、严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治疗力度受限者、过去3个月内曾有脓毒症或感染性休克发作、恶性肿瘤或严重肝硬化(Child–Pugh C级)者。
医院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了本研究,研究遵循医学伦理规范和《赫尔辛基宣言》(批准号[2023] S–14)。已获得患者或其家属的知情同意。本研究遵循观察性队列研究的“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STROBE)”声明指南[19]。
一般管理
入住ICU后6小时内,所有患者均接受了强调早期休克复苏和血流动力学优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复苏目标包括:心脏指数(CI)> 3 L/min/m2(通过床旁超声或热稀释法测量),以及平均动脉压(MAP)≥ 65 mmHg(使用去甲肾上腺素作为首选血管加压药维持)。其他目标包括中心静脉压(CVP)≥ 8 mmHg、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 70%以及尿量>0.5 ml/kg/h。呼吸支持主要以容量控制/辅助模式提供,目标潮气量为6–8 ml/kg[理想体重(IBW)]或更低,平台压(Pplat)< 30 cmH2O,驱动压<15 cmH2O。呼气末正压(PEEP)根据吸入氧浓度(FiO2)滴定[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协作网低PEEP表[20]]。目标动脉血氧分压(PaO2)和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分别为70–100和35–45 mmHg。镇静镇痛方面,右美托咪定或咪达唑仑经持续静脉输注用于镇静,芬太尼或布托啡诺用于镇痛,目标为重症监护疼痛观察工具(CPOT)评分<3分,早期镇静目标为−3分。在及时采集微生物培养标本后启动经验性抗生素治疗。血糖控制通过胰岛素输注将血糖维持在7.8–10.0 mmol/L(140–180 mg/dL;1 mmol/L = 18 mg/dL)。动态监测乳酸水平,纠正酸碱和电解质失衡。贫血通过输血管理,目标血红蛋白(Hb)> 7.0 g/dL或血细胞比容(Hct)> 0.22]等。
研究方案与随访
时间0(T0)定义为患者入住ICU的时刻。在T6时,我们采集血液样本行动脉和中心静脉(上腔静脉)血气分析(i-STAT 1便携式临床分析仪,Abbott,芝加哥,美国)。监测动脉乳酸、MAP、CVP、心率(HR)、液体复苏量、呼吸机FiO2、PEEP、体温(BT)、Hb浓度和升压药剂量[血管活性-正性肌力评分(VIS)[21]]。我们还在T6时监测舌下微循环。
我们记录了入住ICU后T6、24小时(T24)、48小时(T48)和72小时(T72)的SOFA评分、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价II(APACHE II)评分和乳酸,以及气管插管持续时间、ICU住院时间和院内死亡率。我们追踪并记录了每位患者从入组时起28天内的生存状态,无论其是否仍在我院或其他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我们还计算了无呼吸机天数和无ICU天数。无呼吸机天数指患者从入住ICU至28天随访结束期间未插管的天数;无ICU天数指同一时间段内患者未接受ICU治疗的天数。
舌下微循环测量与计算
我们在T6时点使用SDF成像设备(Microsense V100;中国广州易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监测患者的舌下微循环。用纱布或棉签轻轻清除唾液后,将SDF探头轻柔放置于舌的一侧,距舌尖2.5–4 cm。操作者从相邻黏膜区域录制五段视频片段,每段持续至少20 s。所有视频记录均由两名经过专门培训且经验丰富的非主治医师获取。符合条件的视频片段通过用随机数字替换患者标识符进行匿名化处理,并离线保存。我们使用Massey等[22]描述的“微循环图像质量评分”系统评估所采集图像的质量。质量较差的视频序列(评分≥10)在床旁被丢弃。随后这些视频由另一名专门的研究人员以盲法进行分析。视频使用仪器提供的软件进行分析。
微血管中的连续血流被视为正常,而缓慢、间歇或无血流被视为异常。微血管按直径20 μm的截断值分为小血管和大血管。遵循共识[23],我们计算了d < 20 μm的灌注血管比例(sPPV)、全部灌注血管比例(PPV)、微循环血流指数(MFI)、异质性指数(HI)、总血管密度(TVD)、血管(d < 20 μm)密度(sVD)、灌注血管密度(PVD)和灌注血管(d < 20 μm)密度(sPVD)。灌注血管比例(按长度)定义为灌注血管总长度(Lp)除以所有血管长度之和(Lv),表示为PPV = Lp/Lv,单位为%。灌注血管密度定义为Lp除以总分析视野面积(AFOV),即PVD = Lp/AFOV,单位为mm/mm2。
公式与计算
根据Fick方程:
VO2,氧耗量;CO,心输出量;CaO2,动脉血氧含量;CvO2,静脉血氧含量;VCO2,CO2产生量;CvCO2,静脉血CO2含量;CaCO2,动脉血CO2含量。
由式(1)和式(2)可得:
在式(3)中,VCO2/VO2代表呼吸商(RQ)。因此,(CvCO2–CaCO2)/(CaO2–CvO2)可作为RQ的替代指标。
Hb,血红蛋白;SaO2,动脉血氧饱和度;PaO2,动脉血氧分压;SvO2,静脉血氧饱和度;PvO2,静脉血氧分压。
血CO2含量的计算遵循Douglas公式[24]:pH,酸碱度;BT,血液温度。
VIS [21]将按如下公式计算:VIS [21] = 多巴胺剂量(µg/kg/min)+ 多巴酚丁胺剂量(µg/kg/min)+ 100 × 肾上腺素剂量(µg/kg/min)+ 100 × 去甲肾上腺素剂量(µg/kg/min)+ 15 × 米力农剂量(µg/kg/min)+ 10,000 × 血管加压素剂量(U/kg/min)。
四组的定义
鉴于Cv-aCO2/Ca-vO2和Pv-aCO2分别作为无氧代谢和组织灌注的可靠指标。据报道,Cv-aCO2/Ca-vO2 > 1对检测危重症患者的无氧代谢既敏感又特异[25]。既往研究[26]报道,在生理条件下,Pv-aCO2保持在6 mmHg以下。因此,我们根据T6时患者的Cv-aCO2/Ca-vO2和Pv-aCO2水平将其分为四个不同的组:A组为无无氧代谢且无组织灌注不足,Cv-aCO2/Ca-vO2 ≤ 1且Pv-aCO2 < 6 mmHg;B组为无无氧代谢但有组织灌注不足,Cv-aCO2/Ca-vO2 ≤ 1且Pv-aCO2 ≥ 6 mmHg;C组为有无氧代谢但无组织灌注不足,Cv-aCO2/Ca-vO2 > 1且Pv-aCO2 < 6 mmHg;D组为有无氧代谢且有组织灌注不足,Cv-aCO2/Ca-vO2 > 1且Pv-aCO2 ≥ 6 mmHg。
结局
本研究的主要结局为28天死亡率,次要结局包括气管插管持续时间、ICU住院时间、无机械通气天数、无ICU天数、院内死亡率和微循环。
样本量估算
我们对主要结局的假设是,不同Cv-aCO2/Ca-vO2和Pv-aCO2水平亚组患者的28天死亡率存在显著差异。根据研究设计和相关文献[27],样本量计算在以下参数下进行:显著性水平α = 0.05,统计功效80%(β = 0.20),假设组间死亡率p0 = 0.023和p1 = 0.30。使用SPSS软件,结果表明每组至少需要26名参与者,总样本量至少为105名参与者。105名患者将能够在亚组与28天死亡率之间提供良好的相关性。
统计学
分类变量数据以数量(%)表示,连续变量以均值(标准差,±SD)或中位数(四分位距,IQR)表示。分类变量组间比较采用卡方(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正态分布检验采用Kolmogorov-Smirnoff分析(n > 50)或Shapiro–Wilk分析(n ≤ 50)。非正态分布连续变量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正态分布连续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ANOVA)。事后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检验,重复测量数据(如乳酸水平、SOFA和APACHE II评分)组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ANOVA。Pv-aCO2、Cv-aCO2/Ca-vO2和sPPV在T6时的相关性也采用Spearman's rho检验和R2进行评估。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28天生存曲线。我们使用log-rank(Mantel-Cox)检验确定组间差异。我们评估了28天死亡率的预测变量,并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生成风险比(HR)。P值小于0.05的差异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分析使用SPSS 26版软件(IBM,美国纽约)进行。
结果
患者筛选流程见图1。15个月的研究期间共纳入105例患者。28天死亡率和院内死亡率分别为27.6%和21.9%。气管插管持续时间为5.0(3.0,8.0)天,ICU住院时间为9.0(6.0,13.0)天,无通气天数为21.0(14.0,24.0)天,无ICU天数为17.0(9.5,21.0)天(表2)。
患者的一般特征见表1。肺部感染(42.9%)和内科疾病(76.2%)在研究人群中占主导地位。在T6时,18例患者(17.1%)在复苏后接受了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T6前液体量的中位数为3,374(2,771,3,855)ml。T6时MAP:70.0(69.0,73.5)mmHg;VIS:25.9 ± 7.5;SvO2:0.65 ± 0.13;乳酸:5.2 ± 2.0 mmol/L;APACHE II:24.1 ± 4.5;SOFA:11.4 ± 2.5。在T6时,患者Cv-aCO2/Ca-vO2的中位数为1.28(0.62,1.92),Pv-aCO2的中位数为5.8(2.8,9.2)mmHg。据此,24例患者被分配至A组,21例至B组,30例至C组,30例至D组。患者的一般特征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乳酸水平、SOFA评分和APACHE II评分从T6至T72逐渐下降(表S1,图S1),且各组的趋势显示出统计学显著差异(p < 0.01)。与C组和D组相比,A组的乳酸水平和SOFA评分下降更快(p < 0.05),其APACHE II评分仅比D组下降更快(p < 0.05)。
患者的临床结局见表2。气管插管时间和ICU住院时间在各组间无显著差异。四组的院内死亡率和28天死亡率有显著差异(p < 0.05)。A组的院内死亡率和28天死亡率最低,均为8.3%;其次是B组,院内死亡率为9.5%,28天死亡率为19.0%;D组最高,分别为40%和46.7%。A组与D组之间的无通气天数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
四组的28天生存曲线显示出显著差异(p < 0.05),A组生存率最高,D组最低(图2)。对每个基线变量和微循环指标进行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Cv-aCO2/Ca-vO2、Pv-aCO2和sPPV是预测28天死亡率的危险因素。随后,将四个变量同时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Cv-aCO2/Ca-vO2和Pv-aCO2是独立危险因素(表S2,图S2)。
T6时的舌下微循环指标见表S3和图3。各组的PPV、sPPV、MFI和HI值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A组的PPV中位数远高于其他三组,事后比较显示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5)。A组的sPPV中位值最高,其次是B组,两组在事后比较中均高于C组和D组(p < 0.05)。A组的MFI中位数最高,其次是B组,D组最低。A组的HI中位数最低,其次是B组,D组最大。因此,A组的微循环明显优于D组,其次是B组。只有MFI和HI指标在C组优于D组。
sPPV与Pv-aCO2及Cv-aCO2/Ca-vO2的关联见图4。Spearman's rho检验显示两者与sPPV之间存在相关性;随后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p < 0.05),根据相关系数(r)和R2值,相关性相对较弱;然而,Cv-aCO2/Ca-vO2优于Pv-aCO2。
讨论
本研究发现,入院后6小时,Cv-aCO2/Ca-vO2和Pv-aCO2升高与最差的死亡率相关。相反,在入住ICU后6小时期间Cv-aCO2/Ca-vO2和Pv-aCO2均维持在正常范围内的患者与最佳结局相关。我们发现Cv-aCO2/Ca-vO2 < 1且Pv-aCO2 ≥ 6 mmHg的患者临床结局优于Cv-aCO2/Ca-vO2 > 1且Pv-aCO2 < 6 mmHg的患者。在多因素Cox回归中,Cv-aCO2/Ca-vO2和Pv-aCO2是预测28天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这支持了其他研究的结果[9, 26]。
本研究的的前提假设认为,Cv-aCO2/Ca-vO2和Pv-aCO2是厌氧代谢和组织灌注的可靠指标,同时也是脓毒性休克的两个重要指标。在有氧条件下,VCO2不应超过VO2,而作为RQ的替代指标,Cv-aCO2/Ca-vO2不应超过1。因此,Cv-aCO2/Ca-vO2 > 1可识别因厌氧代谢产生的过量CO2 [10]。这些机制可能解释本研究不佳的临床结局,包括C组和D组更高的死亡率。由于临床操作便捷,Pv-aCO2/Ca-vO2常被用作Cv-aCO2/Ca-vO2的替代指标 [26, 28],但其受多种因素影响 [29, 30]。在脓毒性休克早期复苏阶段,患者处于非稳态时,两者的一致性可能不可靠 [9]。因此,本研究采用Cv-aCO2/Ca-vO2以提高准确性。通过预设程序仅需Hb、pH、SO2、PCO2和BT即可快速获得目标值。
然而,从理论上讲,Cv-aCO2/Ca-vO2独立于全身血流。其与其他组织灌注标志物的联合应用可能在脓毒性休克早期提供更深入的洞察。近期,许多研究 [31, 32] 提示Pv-aCO2可作为评估组织灌注不足的潜在生化指标,表明其与组织灌注可能存在相关性,而单纯Pv-aCO2值正常并不能排除组织缺氧的存在 [33]。Ospina-Tascón等 [32] 报道,在脓毒性休克早期,Pv-aCO2与微循环指标强相关,但与CO无关。因此,一些作者提出Pv-aCO2反映组织灌注。本研究表明,Cv-aCO2/Ca-vO2和Pv-aCO2同时升高的患者预后最差,而两个参数均正常的患者结局最佳。Cv-aCO2/Ca-vO2 > 1合并Pv-aCO2升高可能反映持续存在的低灌注和持续性缺氧,提示需要同时优化大循环和微循环功能。相反,Cv-aCO2/Ca-vO2 > 1而Pv-aCO2正常可能提示与线粒体功能障碍相关的缺氧,此时进一步复苏可能不必要。该假设有待未来多中心、大规模前瞻性研究验证。
在脓毒性休克的血流动力学管理中,主要目标是改善组织灌注和纠正组织缺氧。分组顺序(A → B → C → D)在乳酸、SOFA评分、APACHE II评分、微循环改变、院内死亡率和28天死亡率方面呈逐渐恶化趋势,尽管特定组间无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Cv-aCO2/Ca-vO2与Pv-aCO2的联合应用能更好地区分28天死亡结局。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表明A组表现最佳,D组最差,B组优于C组。作者未进行过同类研究。据我们所知,这是首次报告此类发现的研究。
四组在基线乳酸和SvO2水平上无差异,且二者均不是28天死亡率的危险因素。然而,Ospina-Tascón等[9]发现T6时乳酸是28天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这与我们的研究相反,可能是由于T0选择不同(他们的T0为肺动脉导管置入成功时;我们的T0为ICU入住时)。乳酸代谢动力学缓慢;临床监测读数滞后于血流动力学变化,组织缺氧可能不是其升高的主要原因[34]。72小时内乳酸水平下降,A组降幅显著大于C组和D组,但与B组无差异。高Cv-aCO2/Ca-vO2可能提示缺氧驱动的乳酸升高,而比值正常则提示其他原因。A组和B组的数据表明,即使氧输送充足,灌注受损仍可限制细胞内氧利用,升高乳酸水平。在危重患者中,高血糖、儿茶酚胺、含乳酸液体、高代谢和清除延迟等因素均可升高乳酸。SvO2可能过高或过低以提示组织缺氧[35]。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乳酸或SvO2与临床结局发生率之间的相关性较差。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了本研究的结果。
我们监测了微循环指标,发现T6时Cv-aCO2/Ca-vO2、Pv-aCO2与sPPV之间存在关联,提示Cv-aCO2/Ca-vO2和Pv-aCO2反映微循环充分性,与Ospina-Tascón等[32]的发现一致。我们的研究表明,Cv-aCO2/Ca-vO2(r值和R2值更高)与sPPV的关联优于Pv-aCO2,尽管两者R2值均较低,可能是由于微循环系统的复杂性及众多影响因素。脓毒性休克中的微循环障碍和组织灌注异常可能与细胞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相耦合,而这种耦合仅反映适应性变化[36]。这也可能解释B组优于C组的原因。在单变量Cox回归中,微循环指标中仅sPPV预测28天死亡率;然而,在多变量分析中它并非独立预测因子,提示其对Cv-aCO2/Ca-vO2和Pv-aCO2的影响可能间接影响死亡率。sPPV作为患者微循环组织灌注最有前景且可重复性最好的指标[37],其与28天死亡率的关系研究较少。T6时,sPPV < 0.82且MFI < 2.4的患者(D组)死亡率最高(46.7%)。这些阈值可能有助于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即使在实现大循环目标时亦然。这可促使及时升级治疗,包括个体化液体管理和使用血管扩张剂,以解决持续性微循环功能障碍。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37]发现,将微循环灌注标志物纳入治疗并未给休克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在本研究中,Cv-aCO2/Ca-vO2的计算公式较为复杂;然而,相关数据和Pv-aCO2在临床环境中易于获取。由于这些参数是SvO2和动脉血气常规监测的一部分,获取它们不会给患者带来额外的创伤或费用。我们承认本研究的局限性,因为本研究使用上腔静脉血而非混合静脉血来测量SvO2、Pv-aCO2和Cv-aCO2/Ca-vO2,而混合静脉血更能代表全身组织VO2和VCO2,可能影响结果。此外,目前关于这两个采样部位一致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SvO2而非PCO2。本研究中很少有患者通过热稀释法测量CO,因为该方法昂贵且有创。床旁超声监测CO未作为观察指标进行比较,因为其受多种因素影响。CO未与观察指标进行比较。缺乏类似研究使得样本量估算具有挑战性,这可能妨碍我们正确回答研究假设。本观察性初步研究需要灵活性以探索新发现;因此,研究方案未预先注册或先前发表。最后,本研究的发现需要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研究进行验证,以评估Cv-aCO2/Ca-vO2和Pv-aCO2作为预后标志物的普适性。将这两个参数与已建立的评分系统或新的生物标志物相结合,可增强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临床决策。
近年来,脓毒性休克的管理转向对大循环和微循环参数的动态评估以及个体化复苏策略。在脓毒性休克中,可能存在大循环-微循环失耦联状态。因此,在优化大循环参数的同时,整合动态微循环评估以进行全面的血流动力学评价至关重要。未来研究可集中于微循环的纵向监测,探究Cv-aCO2/Ca-vO2和Pv-aCO2随时间的变化如何与微循环动态相关。
结论
在复苏早期阶段联合评估Cv-aCO2/Ca-vO2和Pv-aCO2显示与脓毒性休克患者死亡率显著相关。该联合评估可能作为复苏目标,并反映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微循环灌注。
补充信息
附加文件1。
参考来源
- Cheng L, Wang W, Hu X, et al. Combination of Cv-aCO2/Ca-vO2 and Pv-aCO2 as markers of resuscitation or microcirc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a pilot study. J Intensive Care. 2025. PMID: 40524226. doi:10.1186/s40560-025-00801-2
- 全文:PMC12172353(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17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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