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民用烧伤群体伤亡事件院前管理的影响因素:范围综述
该范围综述遵循Arksey与O'Malley框架及PRISMA-ScR,检索6个电子数据库及灰色文献,纳入2001年1月至2024年4月间51篇描述民用烧伤群体伤亡事件院前管理的文献,涉及37起独特事件。通过主题分析识别出13个关键主题(指挥、沟通、情境、教育、环境、撤离、偶然性、人为因素、准备、响应策略、安全、检伤分类、志愿者)和71个因素。作者结论指出高收入国家常见快速应急响应,而低收入国家存在显著差距;关键发现是灾难计划需纳入自我撤离并促进多种非医疗运输方式;可能可预防的问题包括交通拥堵、跨机构沟通不良和急救人员缺乏CBRNE知识;院内烧伤群体伤亡事件和伤亡超过200人的事件被认定为特别具有挑战性。
要点
- 高收入国家常见快速应急响应,而低收入国家存在显著差距,部分事件中院前服务实际不可用。
- 自我撤离和旁观者撤离是烧伤群体伤亡事件的常见因素,作者建议灾难计划纳入自我撤离并促进多种非医疗运输方式。
- 交通拥堵是反复出现的挑战,2001年世贸中心袭击中擅自到场的应急人员堵塞2公里半径道路,导致持续两小时的交通瘫痪,救护车无法进出。
- 跨机构沟通失败常源于机构间缺乏事前协作,例如2001年世贸中心袭击暴露消防与警察部门、事件指挥、调度和医院之间沟通不足。
- 5起事件中报告了「load and go」响应策略,常由救援人员临时实施,尽管灾难计划提倡「stay and play」并设立现场医院和现场治疗。
适用人群与场景
- 纳入标准:描述、讨论或详述专业应急响应人员对民用烧伤群体伤亡事件院前管理的定性文献,包括病例报告、回顾性分析和描述性研究。
- 人群:院前急救中提供初始医疗或在事件中远程管理的认证医疗急救第一响应者,如调度员、急救医疗技术员、护理人员、医生以及受过医学训练的救援人员如消防员和直升机紧急医疗服务操作员。
- 场景:民用烧伤群体伤亡事件,定义为多名烧伤患者(任何类型烧伤如热烧伤、化学烧伤、烫伤和吸入性损伤)的事件,来源于火灾、爆炸、工业事故和危险材料等,超出当地医疗和/或应急服务响应能力,并在系统中被识别为(烧伤)群体伤亡事件。
- 排除:描述涉及战争士兵的军事烧伤群体伤亡事件或继发/三级烧伤影响不到10%患者的群体伤亡事件;关注非专业人员经验、院内管理或二次转运(如转至烧伤中心)的文献;纯定量研究、指南、综述、响应计划或模拟;无法获取或非英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芬兰语撰写的文献;定义为 stressing but not overwhelming systems 的重大事件。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作者建议急救人员使用METHANE助记符(Major incident declared 宣布重大事件、Exact location 确切位置、Type of incident 事件类型、Hazards 危险、Access routes 进入路线、Number of casualties 伤亡人数、Emergency services present or needed 现有或所需应急服务)来快速准确传递关键信息;2023年意大利一家医院火灾中,急救人员的METHANE报告使响应得以及时有效升级。
- 自我撤离和旁观者撤离:多个文献强调未来规划中考虑自我撤离至关重要,作者建议促进自我撤离和私人运输,并建议将更大焦点放在附近接收医院充足且准备充分的资源上。
- 检伤分类:两篇文献指出体表面积估计存在问题,主张未来烧伤群体伤亡事件检伤分类方案中不使用体表面积估计;START方案在基础神经系统疾病患者中未能正确分类,吸入性损伤被低检伤分类导致意外恶化并需要临时偏离START方案。
- 交通拥堵:作者建议提高所有第一响应者(不仅是事件指挥官)的意识并提供适当培训,确保所有响应者理想情况下理解交通拥堵的潜在威胁。
- CBRNE:4起事件发生在工厂,作者建议任何工业环境作为事故现场都可能需要考虑CBRNE,所有第一响应者具备CBRNE危险的基本理解可能有益。
- 院内火灾:电子记录不可访问促使呼吁在床边使用纸质病历或标签。
- 作者建议为改善未来烧伤群体伤亡事件管理,应整体和单独审查全部71个已识别因素,无论其频率或类型,以确定其潜在相关性。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交通拥堵:2001年世贸中心袭击中应急响应人员未经授权擅自到场,堵塞2公里半径内所有道路,造成持续两小时的交通瘫痪,阻止任何救护车进出事件现场。
- 跨机构沟通失败:2001年世贸中心袭击暴露消防与警察部门、事件指挥、调度和医院之间沟通不足,妨碍管理;日本一家工厂爆炸中响应组织间沟通不良,导致消防员知道附近有爆炸物而响应医生不知情,在不知情下面临生命危险。
- CBRNE威胁:5起纳入事件同时为CBRNE事故,包括可能存在的感染性物质、放射性物质和加压气体;所有事故均未能处理CBRNE维度,包括培训不足和患者去污不充分,响应者和受害者均因教育和情境意识不足而受损。
- 院内火灾:5起院内火灾中3起报告了与基础合并症相关的检伤分类错误,不仅使医学分类复杂化,还延迟撤离并需要大量救援资源,给应急响应人员带来显著身心负担。
- 伤亡超过200人的事件被认定为特别具有挑战性。
- 「load and go」策略在5起事件中由救援人员临时实施,尽管灾难计划提倡「stay and play」并设立现场医院和现场治疗。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类型:范围综述,遵循Arksey与O'Malley框架(经Levac、Colquhoun和O'Brien增强)及PRISMA-ScR,检索CINAHL、Cochrane Library Trials、Embase、PsycINFO、PubMed和Web of Science六个电子数据库,并通过系统Google Scholar搜索、专家咨询、纳入研究引文筛选(n=154)和开放搜索识别灰色文献。
- 纳入文献:2001年1月1日至2024年4月1日间发表的51篇文献,报告37起独特烧伤群体伤亡事件,其中16起主要分类为室内火灾、7起工业事件、1起户外事件、10起运输事件、3起野火。
- 文献构成:34篇为病例报告(包括14篇回顾性分析、1篇描述性研究、1篇回顾性队列研究和1篇分析损伤结局),其余17篇包括3篇回顾性队列研究、3篇分析报告、3篇评论、2篇带回顾性分析的病例研究,以及横断面、观察性、回顾性观察性、质量改进和实证研究各1篇。
- 主要结果:识别出13个关键主题(指挥、沟通、情境、教育、环境、撤离、偶然性、人为因素、准备、响应策略、安全、检伤分类、志愿者)和71个独特因素,例如自我撤离、多种非医疗运输方式、交通拥堵和去污。
- 一致性检验:9个月后重新编码10%的数据并与原始标签比较,获得相同结果,支持分析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范围综述,遵循Arksey与O'Malley框架(经Levac、Colquhoun和O'Brien增强)及PRISMA-ScR。
- 局限:定性研究本身和解释偏倚;同一事件的不同观察者视角不同,例如Lee等将新加坡航空006航班事故的管理主要描述为失败,而Pesola等将同一事故的相同行动描述为积极有益,突显定性研究的主观性质及本综述存在解释偏倚的可能性。
- 局限:使用单一分析者虽可提供一致性并深入沉浸于主题分析、支持评分者内信度,但单一分析者同时可能是方法学局限,可能引入解释偏倚或限制评分者间信度。
- 局限:制定的检索策略事后看可能过窄,未识别到描述2015年罗马尼亚夜店火灾或2017年格伦费尔塔火灾院前管理的文献,这两起事件均在国际新闻中广泛报道;此类遗漏突显学术文献的潜在空白或检索参数的限制。
- 局限:存在地理和发表偏倚,许多大规模群体伤亡事件(包括烧伤群体伤亡事件)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中低收入国家通常产生的科学出版物少于高收入国家,其经验在本综述中可能代表性不足,因此发现主要反映高收入环境,限制了其适用性。
- 局限:偏离初始方案,在专家咨询后将2001年后发表的所有KAMEDO报告纳入筛选;第二处偏离是在全文审查中将一篇文章分类为烧伤群体伤亡事件后纳入。
- 局限:使用基于牛津循证医学中心证据水平预定义检查表进行质量评估本可帮助评估每篇纳入文献的稳健性并分类发现的可靠性。
- 局限:排除以战争为重点的文献虽可减少混杂因素(如军事环境特有的大量资源),但也限制了 civilian preparedness strategies 可能从军事创新中获益。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高收入国家常见快速应急响应,而低收入国家存在显著差距,部分事件中院前服务实际不可用;作者建议国际协作可能加强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和应急响应知识交流,并建议未来研究优先收集中低收入国家烧伤群体伤亡事件数据。
- 作者建议将自我撤离纳入灾难计划并促进患者以多种非医疗运输方式撤离;例如Volendam咖啡馆火灾中Welling等指出严重烧伤患者常保持警觉和活动能力足够长时间以自行撤离。
- 作者建议急救人员使用METHANE助记符构建和传递关键信息;2023年意大利一家医院火灾中该报告使响应及时有效升级。
- 作者建议提高所有第一响应者(不仅是事件指挥官)对交通拥堵潜在威胁的意识和培训。
- 作者建议任何工业环境作为事故现场都可能需要考虑CBRNE,所有第一响应者具备CBRNE危险的基本理解可能有益。
- 作者建议整体和单独审查全部71个已识别因素,无论其频率或类型,以确定其潜在相关性;每个已识别因素都可能重要,仅因在既往烧伤群体伤亡事件中被报告即值得未来响应考虑。
- 两篇文献主张未来烧伤群体伤亡事件检伤分类方案中不使用体表面积估计;START方案在基础神经系统疾病患者中未能正确分类,吸入性损伤被低检伤分类导致意外恶化并需要临时偏离START方案。
- 院内火灾中电子记录不可访问,呼吁在床边使用纸质病历或标签。
指南或共识出处
- 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 Arksey与O'Malley框架(经Levac、Colquhoun和O'Brien增强)
- PRISMA-ScR(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首选报告项目扩展范围综述)
- 牛津循证医学中心(CEBM)证据水平
- KAMEDO报告(瑞典民事应急机构特别出版物)
- 仙台框架(Sendai Framework)
提炼说明
- 原文未涉及「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故未列出这些栏目。
全文中译20 节 · 点击展开
背景
烧伤群体伤亡事件(BMCI)是独特而灾难性的事件,虽不常见但反复发生,并全面挑战所有相关急救服务[1–3]。对于群体伤亡事件(MCI)或BMCI的统一定义尚无共识。当可用的医疗资源或其管理系统受到严重挑战或无法满足受影响人群的医疗需求时,该事件可被定义为群体伤亡事件[2]。平民BMCI的潜在原因多种多样,包括住宅建筑、夜总会、酒店和场所的灾难性火灾[4–11],以及交通灾难[12–15]、工业事故[16–22]、恐怖袭击[23–25]、火山喷发[26]、地震[27, 28]和野火[29]。
BMCI可迅速使整个地理区域或大陆及其专科烧伤病房不堪重负[3]。例如,丹麦、芬兰和挪威各自 nationally 最多可同时处理25名烧伤患者。然而,一旦一个国家的烧伤患者数量超过8名,北欧BMCI响应机制即被启动,多余患者被转运至邻近北欧国家,以确保任何国家都不超过其高质量救治能力[30]。在欧洲,2015年罗马尼亚发生BMCI后,已提出并实施了类似机制的需求[3, 31]。
在全球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加剧火灾天气以及全球跨国恐怖主义威胁上升的背景下,BMCI的应急响应策略因而至关重要,并可通过从既往事件中学习加以改进。由于每起BMCI都具有独特性,这些事件的经验——无论正面还是负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基于经验的信息,有助于更好地准备和应对未来事件。
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无已发表的文章将21世纪所有已报告的BMCI汇集于一篇综合性论文中并尝试识别共同主题和因素。若干综述聚焦于BMCI,但这些综述主要涉及院内治疗而非院前管理,或对BMCI进行一般性报告,通常侧重于损伤类型和/或结局。理解院前因素对于制定更有效的响应策略和改善未来BMCI的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并提供基于证据的见解来填补这一空白。它识别、归类并描述了被认为对局势有利或不利的关键主题和因素,重点突出那些被报告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局势的因素。此外,它还概述了未来研究和响应规划的领域。
方法
本范围综述遵循Arksey和O'Malley框架[32],并由Levac、Colquhoun和O'Brien[33]加以完善。该框架的五个阶段在本章中以小标题形式详述。进行了常规的双人筛选以确定纳入文献(AL, ED)[34, 35]。由于属于范围综述性质,未前瞻性注册方案。
研究问题
在平民环境中,被报告为直接或间接影响BMCI院前管理的主题和因素有哪些?
识别相关文献
在CINAHL、Cochrane Library Trials、Embase、PsycINFO、PubMed和Web of Science中进行了系统检索。通过系统性的Google Scholar检索、专家咨询(LR、ER)、对纳入研究(n = 154)的引文筛选,以及在Google Scholar和UiT—挪威北极大学图书馆数据库中的开放检索,识别了灰色文献。检索策略详见补充文件1。
纳入文献的选择
时间范围:2001年1月1日至2024年4月1日期间发表的文献。选择该时间段是因其现代性,反映了院前护理的技术进步。
纳入标准:定性文献——如病例报告、回顾性分析和描述性研究——描述、讨论或详述了专业应急响应人员对民用BMCIs的院前管理经验。使用了人群、概念和背景(PCC)框架。
人群:在院前护理中经过认证的医疗应急第一响应人员,他们在事件现场提供初始医疗照护或进行远程管理;如调度员、急救医疗技术员(EMTs)、护理人员、医师以及受过医学培训的救援人员,如消防员和直升机紧急医疗服务(HEMS)操作人员。
概念:院前管理。专业第一响应人员为处理事件从发生到所有患者到达初级治疗机构或不再需要医疗照护期间所执行或未执行的所有行动。
背景:民用BMCIs。在本文中,我们将BMCIs定义为涉及多名任何类型烧伤(如热烧伤、化学烧伤、烫伤和吸入性损伤)烧伤患者的事件,其来源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火灾、爆炸、工业事故和危险物质,且超出了当地医疗保健和/或应急服务的响应能力,并在系统中被识别为(B)MCI。
排除标准:描述涉及战争中士兵的军事BMCIs的文献,或继发性或三级烧伤影响不到10%患者的MCIs。聚焦于非专业人员经验、院内管理或二次后送(如转运至烧伤中心)的论文,纯定量研究、指南、综述、响应计划或模拟演练,或无法获取或以英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或芬兰语以外语言撰写的文献。重大事件被定义为对系统造成压力但未使其不堪重负,根据Fattah等人[36, 37]的定义予以排除。
筛选和选择过程:识别的文献导入Covidence(Veritas Health Innovation,墨尔本,澳大利亚)。标题和摘要由两人双重筛选(AL、ED),并通过全文审阅评估合格性。纳入决定基于共识(AL、ED),未解决的分歧(n = 3)提交第三筛选者(RA-A)。该过程遵循系统综述和范围综述的首选报告项目扩展版(PRISMA-ScR)指南,并呈现在表1中。
开展咨询:大规模伤亡事件专家(LR)和医学文献专家(ER)提供意见以确保识别关键文献,从而使2001年后发表的所有相关KAMEDO报告被纳入筛选。
数据图表化
开发了一个数据图表化模板并在Covidence中使用。第一作者(AL)审查了所有数据,并将纳入研究中提取的信息综合到表格中,以便进一步分析和标注。原始数据图表化模板见补充文件2。
整理、总结和报告结果
采用主题分析法对提取数据中的主题和因素进行提炼和标注[38–40]。为确保解释的一致性和防止编码者间差异,特意选择单一分析者(AL)进行主题分析。这有助于更深入地沉浸于数据中,促进细致入微的洞察和连贯的主题叙述。
主题并非预先确定,而是从数据中归纳涌现。为增强分析的可靠性,我们采用了迭代分析、同行验证、合作者反馈、一致性检查(评分者内信度)和文档记录[38–41]。在迭代分析中,对提取的数据进行反复审视和提炼,直至未发现新的主题或因素并达到饱和,从而使最终主题和因素得到一致的标注和描述。同行验证涉及与未参与数据提取的外部同行(ED)讨论涌现的主题,以挑战假设并确保解释的一致性。合作者反馈持续从共同作者(RA-A、TR、LR)处获得,允许对主题进行进一步批判并支持主题解释的准确性。作为同行验证的补充,在提炼的最后阶段收到了书面反馈(AW、TW),进一步推动了分析过程并促进了主题结构的最终确定。迭代过程被记录在案,以提供透明性审计轨迹并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最后,通过在九个月后对10%的数据重新编码并与原始标注进行比较,进行了一致性检查。结果相同,支持了分析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最后,对识别出的因素进行分类和计数,并对不同文献中的重复报告进行校正。然而,如果某一因素在同一文献或事件中因不同原因被多次报告,则每次出现均单独计数。
结果
共筛选了2595条文献记录,最终纳入51篇文献[5, 8, 17, 20, 22, 29, 42–86]。这些文献报告了37起独特的生物质燃烧事件(BMCI),其中16起主要归类为室内火灾,7起为工业事件,1起为室外事件,10起为交通事件,3起为野火。在纳入的文献中,34篇为病例报告(包括14篇回顾性分析、1篇描述性研究、1篇回顾性队列研究和1篇分析伤害结局的研究)。其余17篇包括3篇回顾性队列研究、3篇分析性报告、3篇评论、2篇附回顾性分析的病例研究,以及横断面研究、观察性研究、回顾性观察性研究、质量改进研究和实证研究各1篇。纳入文献见补充文件3。
从这些文献中,识别出13个关键主题和71个独特因素。关键主题代表生物医学大规模伤亡事件(BMCI)管理中潜在改进的总体领域,而因素则突出那些据报告直接或间接影响响应管理、并可潜在更精准地作为改进目标的具体要素。
识别出的关键主题为指挥、沟通、情境、教育、环境、疏散、偶然性、人为因素、准备、响应战术、安全、检伤分类和志愿者,呈现在表2和表3中。在这些主题内,识别出71个独特因素,每个因素均赋予描述性标签并相应归类,呈现在表4中。在适用情况下,若原始文献中有报告,因素按类型分类,使用有效、不足、充分等描述性属性。若未指定类型,则仅陈述该因素的频率。71个因素及其相关关键主题和类型呈现在表5中。在表6中,我们呈现纳入的事件及其各自的名称、分类和关键统计量。
讨论
我们识别出13个关键主题和71个据报告影响平民BMCI院前管理的因素。识别出的关键主题代表BMCI管理中潜在改进的总体领域,而因素则突出可潜在更精准地作为改进目标的具体要素。每个识别出的因素都可能重要。某一因素曾在既往BMCI中被报告这一事实本身即使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在未來响应中加以考虑。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重点强调我们认为可能具有更大实际相关性的因素。所讨论的因素被分组归类,并按BMCI的自然流程讨论,与其管理的操作顺序一致。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因素在结论中总结。
应急响应
一个常见的因素是快速的应急响应[20, 22, 44, 47, 51, 53, 63, 65, 67, 69, 73, 74, 76, 85, 86],这可能反映了高收入国家(HIC)稳健的应急准备和资源可用性,本研究中纳入的许多事件发生在这些国家。相比之下,若干文章也提到了应急响应延迟,提示原因比单纯的准备不足更为复杂。例如包括医院内团队部署缓慢[47]、对可用资源缺乏了解[55]、对救援人员安全的担忧[20]、缺乏直升机转运[22]以及救护车支援距离过远[81]。
在某些情况下,院前服务实际上不可用,被认定为缺乏应急响应[17, 45, 62, 64]。这些事件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印度和肯尼亚等非西方国家,其中至少三起发生在缺乏成熟应急服务的低收入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知许多烧伤事故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87],但本综述中的大多数文章来自高收入国家。这种不匹配可能反映了LMIC学术产出有限,可能导致其经验代表性不足,从而可能限制了我们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应急响应能力的差异在文献中有充分记载[88–90],进一步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缩小这一差距。正如《仙台框架》对灾害风险治理的关注所强调的[91],我们还建议国际合作可能有助于加强应急响应方面的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和知识交流。我们进一步建议,未来研究可优先收集LMIC中BMCIs的数据,尤其是在应急响应基础设施有限的地区,以促进更全面地理解资源有限环境中BMCI响应所面临的挑战和局限。
沟通
沟通被频繁识别并归类为三类因素:现场沟通,指事件现场救援人员之间或与位于现场或非现场的指挥员和调度中心之间的交流;机构间沟通,指不同组织之间的互动,如警察、消防救援和医疗服务;以及公众告知,一种无信息交换的单向沟通,如社交媒体上的警告或应急广播。
机构间沟通失败[53, 58, 69, 75, 81–83]通常源于机构之间缺乏事先协作,导致资源使用和决策中的混乱。例如,2001年世贸中心袭击事件暴露了消防与警察部门、事件指挥、调度和医院之间沟通不足,妨碍了管理[53]。同样,日本一家工厂爆炸期间,响应组织之间沟通不畅,导致消防员知道附近有爆炸物而响应医生并不知情,从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82]。这些例子凸显了良好运作的机构间沟通与协调的重要性,包括事先了解并熟悉相关机构的程序和结构,这一领域可能比其他BMCI管理中的挑战更容易解决。
现场沟通不充分[20, 47, 51, 52, 69, 75, 82, 83, 86],通常由沟通失误、事件规模传达延迟、急救人员之间信息流通不畅以及对操作程序不熟悉所致。在新加坡航空006号航班事故中,来自坠机现场的初始信息被报告为混乱、误导性且缺乏关键细节,导致信息流通失败[47]。同样,在West Pharmaceutical Services爆炸事故中,Cairn等人指出虚假的现场信息加剧了沟通失败[20]。其他问题包括事故指挥官与大规模伤亡事件(MCI)协调员之间协调不佳[69]、传达批量伤亡事件(BMCI)规模的延迟[75]以及对现场联络方式的不熟悉[82]。其中一些问题,如薄弱的指挥结构,可通过培训和明确的规程加以解决。然而,初始虚假或延迟的信息仍然难以消除。为改善早期沟通,我们建议急救人员使用METHANE助记法(宣布重大事件、确切位置、事件类型、危险因素、进入路线、伤亡人数以及现有或所需的紧急服务)来快速准确地构建和传达关键信息[92, 93]。其有效性在2023年得到证明,当时急救人员的METHANE报告使意大利一家医院火灾期间的应急响应得以按时高效升级[86]。
现场混乱
可以假定混乱几乎是任何大规模伤亡事件(MCI)的固有组成部分,可能因此,仅在7篇纳入文献中被明确提及[5, 43, 47, 48, 61, 70, 71]。在提及混乱的地方,救援人员面临了极大的挑战:威胁和人身暴力[5, 43, 61, 68]、大量幸存者分散到附近建筑寻求庇护[48],或台风来袭之际发生的批量伤亡事件(BMCI)[47]。但所识别的若干因素至少可部分解释为现场混乱的后果,例如向接收医院提供的信息不充分[20, 43, 47, 54, 56–58, 62, 83]、指挥结构薄弱或缺失[47, 54, 57, 70, 71, 82, 83]、协调或资源分配不理想[48, 52, 55, 58, 75, 79, 83, 86],以及偏离既定规程[44, 49, 53, 65, 69–71, 74, 78, 83]。“具有挑战性的事故现场”这一因素同样可暗示混乱的情况:人们从世贸中心大楼跳下砸到救援人员和车辆上、严重交通拥堵、持续火灾、爆炸、受害者恐慌以及伤亡人数超过200人被认定为特别具有挑战性[8, 43, 46, 48, 51, 53, 54, 58, 61, 65, 68, 70]。
自行疏散和多种转运方式
疏散也是任何大规模伤亡事件(MCI)的固有组成部分。自行疏散或旁观者疏散始终作为文献中识别的因素出现[5, 8, 17, 45, 47, 51, 57, 59, 61, 62, 64, 70, 71, 73],常与“多种非医疗转运方式前往医院”这一因素重叠。在许多记述中,受害者及旁观者自发使用私家车进行非医疗转运[8, 17, 45, 47, 48, 52, 57, 59, 61, 62, 64, 70, 71],但专业人员也将其作为一种响应策略加以部署[5, 42–44, 47]。在三起事件中,救护车超载被用作临时解决方案[5, 70, 71]。
自我疏散或旁观者疏散似乎是BMCIs中的一个常见因素,因为人们自然倾向于逃离危险,而旁观者会提供帮助。这在所有类型的MCIs中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94–98]。例如,Reilly等人发现,只有36%的灾难受害者乘救护车到达医院,而63%使用其他方式[99]。
我们研究中的几篇文章强调了在未来规划中考虑自我疏散的至关重要性[49, 52, 59, 61]。例如,Welling等人在Volendam咖啡馆火灾中指出,严重烧伤患者通常保持警觉和移动能力足够长的时间以自行疏散[49]。Waage等人讨论世界贸易中心袭击[52]、Richardson和Kumar分析堪培拉丛林大火[59]、von Schreeb报告别斯兰恐怖袭击[61]时,都强调了应急计划需要便于自我疏散,并建议在疏散工作中使用所有可用的运输方式。
我们的发现与这些呼吁便于自我疏散和私人运输的诉求一致,提示可以更多关注附近接收医院充足且准备良好的资源。一个清晰的例子来自别斯兰,当局在暴力爆发并最终演变为火焰之前有数天时间准备野战医院、指挥结构和人员,尽管做了准备,患者仍然大多由家庭和社区疏散,缺乏协调和检伤分类,导致现场混乱和交通拥堵。
交通拥堵
交通拥堵本身,无论是背景性的还是应急服务自身引起的,都被认定为一个反复出现的挑战[48, 53, 62, 67, 75]。在我们的研究中,交通拥堵有两次是由应急响应人员不协调的流动造成的,他们自行到达现场而非作为协调行动的一部分。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2001年WTC袭击期间[52, 53],当时应急响应人员未经授权且未被召唤即到达,堵塞了2公里半径内的所有道路,造成持续两小时的交通瘫痪,使任何救护车都无法进入或离开现场。
为降低未来自身引起交通瘫痪的风险,可能有益的是提高所有第一响应人员(不仅是事件指挥官)的认识并提供适当培训,确保所有响应人员理想地理解交通拥堵的潜在威胁。MCIs中的这些拥堵已有充分文献记录,也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技术方案[100–102]。
检伤分类和响应策略
五例报告了“load and go”作为响应策略,通常由响应人员临时实施,尽管灾难计划倡导采用野战医院和现场治疗的“stay and play”[43, 47, 67, 79, 84]。唯一报告的“stay and play”情景是Volendam咖啡馆火灾,响应人员因地理限制而有意识地选择建立现场治疗[48]。
有几篇文章将分诊作为其应对措施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8, 22, 44, 49, 56–58, 65, 67, 70, 71, 73–75, 78, 82–84, 86],强调了诸如分诊错误[58]、过度分诊[83]以及同时使用不同分诊系统[74]等问题。两篇文章指出体表总面积(TBSA)估算存在问题,主张在未来的烧伤大规模伤亡事件(BMCI)分诊方案中不再使用该方法[49, 78]。特定分诊方案也显示出局限性,例如简单分诊与快速治疗(START)方案因患者存在潜在神经系统疾病而未能正确分类[86],或吸入性损伤被分诊不足,导致患者意外恶化并需要临时偏离START方案[78]。
院内BMCI对分诊构成了额外挑战。本研究中五起院内火灾中有三起报告了与潜在合并症相关的分诊错误,这不仅使医学分类复杂化,还延误了疏散并需要大量救援资源[74, 75, 83]。这给遭遇此类情况的应急响应人员带来了显著的身体和心理负担[86]。
这些发现凸显了烧伤患者分诊的困难,尤其是当患者存在潜在疾病时,并支持我们此前的结论,即接收医院应对患者突然激增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响应人员可能偏离灾难预案而默认采取快速疏散。
院内火灾、工业环境和CBRNE威胁
院内火灾中另一个被识别出的因素是电子记录无法获取,促使人们呼吁在床边配备纸质病历或标签[69, 74, 83]。除此之外,院内火灾构成潜在的化学、生物、放射性、核与爆炸(CBRNE)威胁,事故现场可能存在感染性物质、放射性物质和加压气体[75]。
类似风险延伸至工业环境,其中通常存在危险物质。纳入的BMCI中有五起不仅是BMCI,同时也是CBRNE事故;四起涉及化学维度,一起具有化学、生物和放射性维度[22, 63, 72, 75, 82]。所有这些事故均未能处理CBRNE维度,包括培训不足和患者去污不充分。响应人员和受害者均因教育和态势感知不足而受到损害。由于其中四起事件发生在工厂,我们建议任何作为事故现场的工业环境都应考虑CBRNE因素,并且所有急救人员对CBRNE危害有基本了解可能是有益的。
结语
最后,为改善未来BMCI的管理,我们建议将表5中列出的全部71个已识别因素作为一个整体并逐一进行审视。我们希望强调,一个被报告的因素本身可能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无论其被报告为正面还是负面。观察的正面或负面性质是主观的且可能变化,因此未对正面性或负面性进行讨论。
局限性
我们希望强调的第一个局限性是定性研究本身和解释偏倚。某事物如何被理解,往往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例如,Lee等人将新加坡航空006号航班事故的处置主要描述为失败,而Pesola等人对同一事故中完全相同的行动描述为积极且有帮助[103]。这种观点差异也突显了定性研究的主观性,并指出我们的综述中也可能存在解释偏倚。其次,使用单一分析者可以在主题分析中提供一致性和更深入的沉浸,支持评分者内信度。然而,单一分析者同时也可能成为方法学局限性,因为它可能引入解释偏倚或限制评分者间信度。
所制定的检索策略事后看来也可能过于狭窄,因为我们未检索到描述2015年罗马尼亚夜总会火灾或2017年格伦费尔塔火灾院前处置的文献,而这两起事件均在国际新闻中被广泛报道。此类遗漏突显了学术文献中的潜在空白或我们检索参数的限制。存在地理和发表偏倚,因为许多大规模MCIs(包括BMCIs)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由于LMICs通常比高收入国家产生较少的科学出版物,其经验在本综述中可能代表性不足。因此,我们的发现主要反映高收入环境,限制了其适用性。
关于计划的纳入标准,我们在咨询专家后将2001年后发表的所有KAMEDO报告纳入筛选,此举偏离了初始方案。这些报告是瑞典民事应急机构制作的特别出版物,分析全球灾难响应,强调从这些事件中汲取的教训。第二次偏离发生在全文审查时将一篇文章归类为BMCI后确定纳入。此外,使用基于牛津循证医学中心(CEBM)证据等级[104]的预定义检查表进行质量评估,本可有助于评估每份纳入文献的稳健性并对发现的可靠性进行分类。最后,虽然排除以战争为重点的文献可能减少混杂因素(例如军事环境独有的巨量资源),但它也限制了本可能从军事创新中受益的民用备灾策略。
结论
快速应急响应是高收入国家普遍识别出的因素,而在低收入国家则注意到显著差异。一项关键发现是将自疏散纳入灾难计划并用各种非医疗运输方式促进患者疏散的必要性。潜在可预防的问题包括交通拥堵、机构间沟通不畅以及急救人员缺乏CBRNE知识。院内BMCI和伤亡超过200人的BMCIs被确定为特别具有挑战性。
每起BMCI都是独特事件,因此先前BMCI中报告的每个因素都可能具有意义,并可能值得在未来的备灾和响应工作中加以考虑。因此,我们建议仔细审查所有识别出的因素,无论其频率或类型如何,以确定其潜在相关性。
补充信息
补充文件1
补充文件2
补充文件3
参考来源
- Lindquist A, Al-Azzawi R, Risør T,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e-hospital management of civilian burn mass casualty incid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a scoping review. 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2025. PMID: 40312701. doi:10.1186/s13049-025-01380-9
- 全文:PMC12044938(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044938/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