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创伤患者EMCC调度优先级: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该研究基于挪威创伤登记处与Oslo EMCC 2019-2020年数据,纳入3633例创伤患者,以NISS>15为参考标准评估调度优先级。结果显示敏感性85%、特异性11%、PPV 38%、NPV 53%、调度不足率15%、过度调度率89%、总体准确率40%。调度不足者中老年人占53%、低能量跌倒占51%;校正混杂后老年人调度不足的OR为儿童7.69倍、成人1.69倍,女性OR 1.81。过度调度者中交通相关伤占50%。作者认为现行标准对老年、低能量跌倒及女性患者识别不足,需重新评估。
要点
- 以NISS>15为参考,Oslo EMCC创伤调度敏感性85%、特异性11%、PPV 38%、NPV 53%、调度不足率15%、过度调度率89%、准确率40%。
- 调度不足者中老年人占53%、低能量跌倒占51%;校正后老年人调度不足OR为儿童7.69倍、成人1.69倍。
- 校正年龄、损伤机制等后,女性患者调度不足OR 1.81(较男性高81%)。
- 过度调度者中交通相关伤占50%;低能量跌倒、高能量跌倒、钝器伤等较交通伤调度为高优先级的OR分别为0.13、0.31、0.28、0.27。
- 作者认为现行挪威Index标准对老年、低能量跌倒及女性患者识别不足,需重新评估以改善特异性。
适用人群与场景
- 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挪威创伤登记处(NTR)和Oslo EMCC的AMIS数据库中按社会保障号匹配记录的创伤患者,仅纳入首次医院分配,排除转运患者及有创伤团队启动但无创伤(内科情况)的患者。
- 研究覆盖Oslo EMCC服务的挪威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Oslo University Hospital、Akershus University Hospital、Østfold Hospital及Asker和Bærum市镇,估计人口200万,约占挪威人口三分之一。
- 65%患者在城区受伤,26%在郊区,9%在偏远地区;年龄分组为儿童(0–15岁)、成人(16–66岁)、老年人(>66岁)。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调度优先级由EMCC操作员依据挪威医学紧急援助Index评定,分为急性、紧急、正常三级;因仅1%创伤患者被定为正常,研究将紧急与正常合并为低优先级,急性定义为高优先级。
- 严重损伤参考标准为New Injury Severity Score(NISS)>15;NISS<9为轻微伤;NISS 9–15为中间病例,未纳入敏感性与特异性计算。
- 敏感性指NISS>15患者被正确赋予高优先级的比例;特异性指NISS<9患者被正确赋予低优先级的比例;调度不足率为NISS>15被赋低优先级的比例;过度调度率为NISS<9被赋高优先级的比例。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EMCC操作员通常派遣地面EMS单元(救护车人员及/或急救员);需要额外医疗专长时可派遣当地急诊诊所的全科医生,常与地面EMS单元或紧急护士一同响应。
- 更严重病例可启动直升机紧急医疗服务(HEMS),团队包括飞行员、救援员/急救员和麻醉医师;Oslo地区另有配备麻醉医师和急救员的专用应急车辆可提供现场高级医疗干预。
- 挪威当局设定的指示性响应时间:急性优先级城区和郊区90%病例应在12分钟内到达现场、偏远地区90%在25分钟内;紧急优先级城区和郊区90%在30分钟内、偏远地区90%在40分钟内。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调度不足的NISS>15患者中老年人占53%、低能量跌倒占51%,提示对老年低能量跌倒患者需警惕严重损伤被低估。
- 低优先级调度中仅3%接受医师主导的高级生命支持(ALS),而高优先级调度中为23%,提示调度不足可能减少严重创伤患者获得医师级院前救治的机会。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研究为基于注册的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纳入3633例创伤患者(初始4842例中排除1209例转运),数据来自挪威创伤登记处和Oslo EMCC 2019-2020年。
- 调度敏感性85%、特异性11%、PPV 38%、NPV 53%、调度不足率15%、过度调度率89%、总体准确率40%。
- NISS>15患者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中,儿童和成人较老年人低优先级OR分别为0.13(p=0.009)和0.59(p=0.04),即老年人低优先级 odds 为儿童7.69倍、成人1.69倍;女性较男性OR 1.81(p=0.02);低能量跌倒和高能量跌倒较交通伤OR分别为7.4(p<0.001)和2.02(p=0.03);院前GCS 14–15较GCS<14 OR 5.43(p<0.001);城区和郊区较偏远地区OR分别为3.1(p=0.04)和3.52(p=0.03)。
- NISS<9患者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中,低能量跌倒、高能量跌倒、钝器击伤和其他机制较交通伤高优先级OR分别为0.13、0.31、0.28、0.27(p分别<0.001、<0.001、<0.001、0.004),即交通伤高优先级 odds 分别为上述机制的7.69、3.23、3.57、3.70倍;城区较偏远地区高优先级OR 0.23(p=0.01),即偏远地区高优先级 odds 为城区4.35倍。
- 过度调度者中交通相关伤占50%;调度不足者中老年人占53%、低能量跌倒占51%,且低优先级低能量跌倒患者中79%为老年人。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基于注册的回顾性观察性队列研究。
- 局限:大型注册研究存在1型错误风险,与其他注册研究一样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分析中纳入相关协变量以控制该效应。
- 局限:结果仅基于挪威一个EMCC的数据,来自该国最中心、医院密度高且偏远创伤患者比例小的地区,挪威不同EMCC间调度优先级评估可能存在差异,尽管均使用同一Index框架。
- 局限:以NISS>15为损伤严重度阈值,NISS是成熟方法但存在替代分级系统(Need for Trauma Intervention,NFTI),不同评分工具可能影响结果。
- 局限:并非所有向NTR报告数据的医院主动搜索调度不足(NISS>15但未由创伤团队接诊的患者),研究期间Oslo EMCC收治区域两家较小急性创伤医院未搜索调度不足,可能有少数患者未被纳入。
- 局限:敏感度、特异度、PPV、NPV、FNR、FPR和准确率基于纳入的NISS组计算,排除中间病例(NISS 9–15)可能使这些指标较真实世界略有高估或低估,但仅约20%为中间病例。
- 局限:变量完整性高(≥85%),但7%患者缺乏NISS而被排除在优先级评估之外;AIS需从病历和影像描述中解读,NISS直接由AIS计算,可能解释NISS偶尔缺失。
- 局限:美国外科医师学会创伤委员会(ACS-COT)推荐调度不足率<5%、过度调度率25–35%,但这些推荐主要针对院内创伤团队启动而非院前响应,与本研究测量背景不同。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作者认为现行Index标准对老年创伤患者、低能量跌倒患者和女性患者识别不足,需重新评估以更好满足这些患者需求;挪威国家院前急诊医学中心正在修订Index,并纳入国家急诊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关于老年患者的意见。
- 作者认为交通相关事故患者在过度调度的高优先级中占比过高,提示资源潜在错配;未来研究应聚焦开发和验证既保持高敏感性又提高特异性的调度标准,尤其针对本研究发现的高危人群。
- 本研究显示低优先级调度仅3%接受医师主导ALS、高优先级为23%,提示调度决策直接影响创伤患者可获得的院前临床资源级别。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挪威创伤登记处(NTR)与Oslo EMCC AMIS数据库,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 挪威医学协会制定的挪威医学紧急援助Index(Index),用于调度优先级评估。
- 美国外科医师学会创伤委员会(ACS-COT)关于创伤系统调度不足率<5%、过度调度率25–35%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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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创伤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在正确的时间为正确的患者提供正确的治疗。对于需要专科治疗的创伤患者,紧急医疗服务(EMS)的及时干预对于改善预后可能很重要[1]。调度优先级评估影响EMS响应时间,因此正确的优先级划分对于最大限度减少延误至关重要。调度过度分诊,即不必要地将有限的EMS资源分配给轻伤患者,可能使院前医疗系统承受压力;而调度不足分诊,即未能识别严重创伤,可能导致次优治疗和更差的预后[2]。在挪威等国家,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尤为重要,因为那里人与医院之间距离遥远、基础设施多变以及恶劣的季节性天气对EMS可用性构成挑战[3]。
很少有研究调查了紧急医疗通信中心(EMCC)中的调度优先级评估以及与不当优先级划分相关的因素。现有研究表明,大多数高优先级需求的患者获得了适当的优先级[4, 5]。Waalwiljk等人发现,损伤严重度评分(ISS)> 15的患者中82.5%被分配了最高调度优先级。Salminen等人调查了EMCC操作员与EMS专业人员之间的优先级差异,发现EMCC操作员判定为非紧急的调度中有3%实际上根据EMS标准属于紧急。然而,EMCC操作员判定为紧急的调度中有71%根据EMS标准属于非紧急。这表明许多患者被分配了高优先级,但实际上并不需要[5]。
研究还表明,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可能影响优先级评估[4, 5]。然而,哪些因素总体上影响优先级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清楚,特别是关于每个因素的效应大小,尤其是不同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尽管许多不可量化的因素对EMCC优先级评估有贡献,但在评估时有一些可测量的因素是已知的。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挪威的一个创伤患者队列中评估调度优先级以及与不当优先级划分相关的因素。它主要评估了国家创伤系统的优先级评估标准(挪威医疗紧急援助索引)。据我们所知,此前没有研究如此深入地探讨挪威EMCC中的调度优先级,也没有调查导致正确或不正确优先级划分的因素。
方法
研究设计
这是一项基于登记的回顾性观察性研究,使用了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国家创伤登记处(NTR)和奥斯陆EMCC的数据。
研究环境
研究人群由奥斯陆紧急医疗通信中心(Oslo EMCC)覆盖的挪威东南部居民组成。奥斯陆EMCC服务于东南卫生区的大部分地区,涵盖奥斯陆大学医院、阿克什胡斯大学医院、东福尔医院以及阿斯克尔和贝鲁姆市的收治区域,此外还承担东南卫生管理局的区域协调任务[6, 7]。该地区估计人口为200万人,约占挪威人口的三分之一[8]。挪威拥有公共资助的医疗保健系统,设有四个区域卫生管理局和一个国家创伤系统,其中包括每个区域卫生区的创伤中心(TC)以及指定接收和治疗创伤患者的急性护理创伤医院(ACTH)。
结局与定义
主要目标是评估挪威EMCC中调度优先级评估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值(NPV)、假阴性率(FNR)、假阳性率(FPR)和准确性。敏感性:对于新损伤严重度评分(NISS)> 15的患者,正确识别严重损伤并给予高调度优先级的能力。
特异性:对于NISS < 9的患者,正确识别轻微损伤并给予低调度优先级的能力。
PPV:高优先级患者真正存在严重损伤的概率。
NPV:低优先级患者真正不存在严重损伤的概率。
FNR(调度分诊不足率):NISS > 15的患者中被分配低调度优先级的比例。
FPR(调度分诊过度率):NISS < 9的患者中被分配高调度优先级的比例。
准确性:优先级分类的总体正确性。
次要目标是识别与不当调度分配(即调度分诊不足和调度分诊过度)相关的因素。在此我们纳入了在EMCC调度时已知的客观、可测量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意识水平和损伤机制。
中度损伤患者(NISS 9–15)被视为中间病例,其是否需要高优先级难以确定。
数据来源与研究样本
数据从挪威创伤登记处(NTR)和奥斯陆EMCC活动数据库(AMIS)收集。NTR是一个国家临床质量登记处,包含挪威所有损伤患者的数据(基于Utstein模板[9])。在NTR中登记的患者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在AMIS数据库中识别相应的调度优先级评估。大多数由紧急医疗服务(EMS)转运至医院的创伤患者在两个系统中均有登记,NTR登记员使用EMCC AMIS系统的信息来完成NTR条目。表1列出了NTR的纳入标准。本研究纳入了通过社会安全号码在奥斯陆EMCC的NTR和AMIS中均有记录的患者。仅纳入首次医院分配(排除转院),并排除了创伤团队启动但无创伤(即内科疾病)的患者。
调度优先级
在挪威,医疗紧急情况有专门的急救电话号码(113),与警察和消防服务分开。所有来电均由紧急医疗通信中心(EMCC)调度员评估,这些调度员是经过额外培训的护士或护理人员。EMCC调度员处理最初的急救电话,确定患者是否需要紧急医疗服务(EMS)专业人员进行现场评估,并为EMS请求分配适当的调度优先级(急性、紧急和普通)。调度员使用《挪威医疗紧急援助指数》(Index)[10]来识别时间紧迫的状况,包括创伤病例,以确定调度优先级。该工具由挪威医学会开发,是用于调度优先级评估的标准。调度优先级包括急性、紧急和普通。对于急性调度优先级,患者存在明显或威胁性的生命功能衰竭,触发EMS立即响应。对于紧急调度优先级,患者需要医学评估以明确生命功能衰竭的潜在可能,允许有更多时间派遣EMS资源[11]。
EMCC调度员通常派遣地面EMS单位,其中可能包括不同人员配置水平(救护车工作人员和/或护理人员)。对于需要额外医疗专业知识的病例,EMCC调度员可以派遣当地急诊诊所的全科医生,他们通常与地面EMS单位一起响应,或乘坐自己的急救车辆、通常与急诊护士一起响应。对于更严重的病例,EMCC调度员还可以启动直升机紧急医疗服务(HEMS),该服务通过包括飞行员、救援人员/护理人员和麻醉科医生的团队提供快速转运和高级医疗护理。HEMS机组备有快速响应车辆,可在直升机着陆可能不切实际的城市地区或天气条件限制飞行时部署。在奥斯陆地区,有配备麻醉科医生和护理人员的专用急救响应车辆,可在现场提供高级医疗干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同时部署多种资源以确保全面的院前护理。
挪威当局已制定了EMS的指示性响应时间(从EMCC调度员接到通知到EMS到达现场的时间)。对于急性调度优先级,EMS应在城市和郊区90%的病例中于12分钟内到达现场,在偏远地区90%的病例中于25分钟内到达。对于紧急调度优先级,EMS应在城市和郊区90%的病例中于30分钟内到达,在偏远地区90%的病例中于40分钟内到达[12]。这些指示性响应时间说明了急性和紧急优先级之间的差异。此外,针对疑似严重损伤的国家创伤标准也已制定并实施[13]。
变量
调度优先级(急性、紧急和普通)从奥斯陆EMCC的AMIS数据库中收集。由于仅有1%的创伤患者被分配为“普通”优先级,我们通过将“紧急”和“普通”合并为“低优先级”,将优先级组数量从3个减少到2个。调度优先级评估中的“急性”被重新命名为“高优先级”。从NTR收集的数据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损伤机制、损伤严重程度(根据NISS)、用于院前意识水平的院前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以及用于计算中心性指数的所在市镇。连续年龄变量被分为三个类别:“儿童(0–15岁)”、“成人(16–66岁)”和“老年人(> 66岁)”。部分损伤机制从原始NTR定义中进行了重新分类:五种交通相关损伤机制(机动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人和其它)被合并为“交通相关”,而“枪击伤”、“爆炸伤”和“其它”被合并为“其它”。GCS评分为14或15的被合并为一个类别(“院前GCS 14–15”),评分低于14的被合并为另一个类别(“院前GCS < 14”)。
中心性指数
中心性指数(CI)基于到工作场所和服务设施的出行时间以及居民比例来衡量一个市镇的中心性 [14, 15]。市镇被分为六个类别。然而,由于偏远市镇的创伤患者数量较少,我们通过合并相邻的指数组将类别从六个减少到三个:CI第1组和第2组成为“城市地区”,第3组和第4组成为“郊区”,第5组和第6组成为“偏远地区”。
统计方法
我们使用描述性统计对登记数据进行分析以总结数据,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连续变量根据情况以均值及标准差(SD)或中位数及四分位距(IQR)表示。计算敏感度、特异度、PPV、NPV、FNR、FPR和总体准确率以评估分类性能。使用Student t检验评估各区域(城市、郊区、偏远地区)间年龄均值的差异。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评估各区域间NISS中位数的差异。进行了多项独立性卡方检验以评估各区域间损伤机制、年龄组和性别的差异。为评估与调度漏检(under-triage)和调度过检(over-triage)相关的因素,我们使用了两个二分类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一个用于NISS > 15的患者,一个用于NISS < 9的患者。在这些模型中,调度分诊为因变量,而年龄组、损伤机制、性别、院前GCS评分、NISS和CI为自变量。这些模型的结果以比值比(OR)及95%置信区间和p值表示。似然比检验(LRT)用于评估向模型中添加自变量是否显著改善模型拟合。Nagelkerke R2用于近似模型所解释的方差比例,并结合LRT评估模型拟合。预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使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评估,VIF > 10的阈值表示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p值 ≤ 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分析均使用SPSS v. 27.0(IBM Company,Chicago,IL,USA)进行。
结果
研究期间,NTR和Oslo EMCC AMIS数据库共登记了4842例创伤患者。其中1209例为转运患者,最终纳入研究的创伤患者为3633例。这些患者中65%在城市地区受伤,26%在郊区受伤,9%在偏远地区受伤。
研究人群特征
研究人群特征见表2。各区域(城市、郊区和偏远地区)之间在损伤机制分布、平均NISS、年龄组和性别分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统计检验未显示各区域间平均年龄存在任何显著差异。
表3呈现了被分配为低调度优先级或高调度优先级的病例分布,按院前急救人员提供的治疗级别分类,其中包括不同级别的救治,如由急救员/救护车团队或医师主导的基础生命支持和高级生命支持。
调度优先级
表4列出了损伤严重程度(NISS)和调度优先级评估的患者分类,其中真阳性、假阴性、假阳性和真阴性被识别出来。根据这些数值,我们计算了表5中的调度敏感度、特异度、PPV、NPV、FNR、FPR和总体准确率。
与不适当调度分配相关的因素
表6列出了调度不足分诊患者的特征。
在调度优先级低且为低能量跌倒的患者中,大多数(79%)为老年人。
对NISS > 15的患者,以年龄组、性别、损伤机制、院前意识水平(院前GCS)、NISS和CI作为自变量,以调度优先级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以评估与调度不足分诊相关的因素。
在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与老年患者相比,儿童和成人患者低调度优先级的比值比较低(比值比(OR)分别为0.13和0.59,p值分别为0.009和0.04)。这些比值比的倒数分别等于7.69和1.69,意味着与儿童和成人相比,老年患者低调度优先级的比值更高。与交通相关损伤患者相比,低能量和高能量跌倒患者低调度优先级的比值更高(OR分别为7.4和2.02,p值分别< 0.001和0.03)。我们发现与男性患者相比,女性患者低调度优先级的比值高81%(OR 1.81,p值0.02)。与院前意识水平低的患者(院前GCS < 14)相比,院前意识水平高(院前GCS 14–15)与低调度优先级的比值更高相关(OR 5.43,p值< 0.001)。中心性指数变量作为一个整体不是统计学显著的预测因子,但不同中心性指数区域之间的具体比较显示了显著结果,其中城市和郊区患者与偏远地区患者相比,低调度优先级的比值更高(OR分别为3.1和3.52,p值分别为0.04和0.03)(表7)。这些结果反映了对分析中所有其他自变量进行调整后的模型结果。
表8列出了调度过度分诊患者的特征。
对NISS < 9的患者,以年龄组、性别、损伤机制、院前意识水平(院前GCS)、NISS和CI作为自变量,以调度优先级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以评估与调度过度分诊相关的因素。
在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与转运相关损伤的患者相比,低能量跌倒、高能量跌倒、被钝器击打或撞击以及其他等损伤机制的患者与较高的高调度优先级几率较低相关(OR 分别为 0.13、0.31、0.28 和 0.27,p 值分别为 < 0.001、< 0.001、< 0.001 和 0.004)。这些比值比的倒数分别等于 7.69、3.23、3.57 和 3.70,意味着与低能量跌倒、高能量跌倒、钝器伤和其他损伤相比,转运相关损伤的患者具有较高的高调度优先级几率。中心性指数变量作为一个整体是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预测因子,不同中心性指数区域之间的具体比较显示了显著结果,其中城市地区的患者与偏远地区的患者相比,具有较高的高调度优先级几率较低(OR 0.23,p 值 0.01)。该比值比的倒数等于 4.35,意味着偏远地区的患者与城市地区的患者相比具有较高的高调度优先级几率(表9)。这些结果反映了一个针对分析中所有其他自变量进行调整的模型的结果。
讨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创伤救治中调度优先级的四个关键方面,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第一,大多数需要高调度优先级的患者被正确地分配为高优先级。第二,与儿童和成人相比,老年创伤患者被不适当分配低调度优先级的几率更高。第三,与男性患者相比,女性患者被不适当分配低调度优先级的几率更高。第四,很大一部分不需要高优先级的患者被分配为高优先级,表明可能存在过度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需要高调度优先级的患者被分配为高优先级。我们使用 NISS > 15(严重损伤)的患者来确定哪些患者需要高调度优先级。我们发现 85% 的 NISS > 15 患者被分配为高调度优先级, resulting in a dispatch sensitivity of 85%。我们的结果与荷兰一项关于创伤患者调度优先级的研究具有可比性,其中 Waalwijk 等人研究了调度优先级的灵敏度,其定义为需要专科救治的患者中被分配最高调度优先级的比例。如果患者被收入重症监护病房、在 24 小时内接受紧急干预、入院后 24 小时内死亡或院前插管,则被认为需要专科救治。作者还使用 ISS > 15 作为确定需要专科救治的参考标准。他们发现调度灵敏度为 83.8%,而在 ISS > 15 的患者中,调度灵敏度为 82.5% [4]。
在创伤救治中,分诊的概念对于资源配置和患者结局十分重要[2]。特别是调度分诊,它作为决定院前救治水平的第一决策点。我们关于调度敏感度(85%)的发现应在可接受的漏诊分诊率这一更广泛背景下解读。美国外科医师学会创伤委员会(ACS-COT)建议,为达到最佳创伤系统性能,漏诊分诊率应低于5%,过度分诊率应为25–35%[2]。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建议主要针对医院内创伤团队启动,而非创伤患者是否根据损伤严重程度获得了适当的院前响应。尽管存在这些方法学差异,平衡资源配置的概念框架仍然适用。我们的调度漏诊分诊率为15%,这表明即使在考虑测量背景不同的情况下,在调度阶段识别重伤患者方面仍可能有改进空间。相应的阴性预测值为53%,表明被分配为低优先级的患者中仅略多于一半没有严重损伤。
调度漏诊分诊的后果不仅限于简单的统计学观察。当重伤患者未被分配为高优先级时,他们可能延迟获得适当的院前救治,这可能潜在地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尤其是在创伤性脑损伤和出血等时间敏感性情况下。我们的结果显示了有效的资源配置差异,仅3%的低优先级调度接受了医生主导的高级生命支持(ALS),而高优先级调度中这一比例为23%。绝大多数(97%)低优先级调度由提供基础生命支持(BLS)或高级生命支持(ALS)的急救员或护理人员管理。这种治疗水平的差异突出了分诊决策对创伤患者可用临床资源的实际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我们的研究在奥斯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当地距医院的距离通常较短,可能降低某些高优先级病例对现场医生干预的感知需求,高优先级调度中23%的医生到场率代表了良好的覆盖。
既往研究表明,与分诊适当的创伤患者相比,分诊不足的创伤患者死亡率更高[14, 15],且老年患者发生分诊不足的风险更高[16]。在本研究的院前调度分诊不足患者中,我们发现老年创伤患者比例过高(53%)。此外,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对性别、损伤机制、损伤严重度和院前意识水平等控制变量进行调整后,老年创伤患者被不当分配低调度优先级的比值比是儿童的7倍以上,是成年人的近2倍。在Waalwijk等人关于荷兰创伤患者优先级评估的研究[4]中,他们发现获得较高优先级的患者平均年龄为48岁,而获得较低优先级的患者平均年龄为68岁,这表明年龄在其他创伤系统的优先级评估中同样重要。此外,一项关于挪威创伤人群的既往研究[17]发现,尽管老年创伤患者中NISS > 15的比例更高,但与成年患者相比,他们获得的院前资源更少,创伤团队启动率更低。在Cuevas-Østrem等人的研究中,老年患者的主要损伤机制为低能量跌倒,且老年患者的死亡率(13%)显著高于年轻成年人(2.9%)[17]。虽然我们的研究未评估死亡率,但我们发现低能量跌倒与调度分诊不足相关,且其中79%的患者为老年人。老年人的急性疾病和损伤表现往往与年轻成年人不同,使得该年龄组严重损伤的识别具有挑战性。从自身高度跌倒(站立位跌倒)是老年人严重损伤的常见原因,可能与合并症、衰弱和用药有关[18]。此外,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老年创伤患者的数量预计将增加[19]。对于老年患者,调度分诊不足的后果可能更为显著,因为生理储备减少和合并症可能掩盖或复杂化损伤表现。其他研究表明,老年创伤患者在院前早期阶段尤为脆弱,更可能经历不良结局[16, 20]。修订调度优先级标准以更好地覆盖该患者群体,对于改善挪威的创伤救治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院前急救医学中心目前正在修订该指数,并纳入了国家急诊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关于老年患者的意见[21]。目标是开发一种决策支持工具,以确保损伤被识别,并使这一不断增长群体的优先级评估和治疗得到改善和正确实施。
除了年龄相关差异外,我们发现,在调整损伤机制、损伤严重程度、年龄和院前GCS后,女性患者调度优先级不适当偏低的比值比男性患者高81%。这些结果与既往关于医疗服务获取和现场至医院优先级性别差异的研究相当,无论是在内科急症还是创伤中[4, 22, 23]。Wahlin等人在一项瑞典创伤系统研究中发现,在控制损伤机制和现场生命体征后,男性获得较高院前优先级的比值是女性的2.75倍,且男性更可能被送往创伤中心(OR 1.36)。然而,他们未发现死亡率存在性别差异[22]。这些差异的原因尚不明确。一个可能因素是女性创伤患者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症状,这可能使损伤严重程度的评估复杂化并妨碍正确的优先级判定。Mellum等人[24]对挪威的EMCC调度员进行了一项定性研究,调查创伤患者优先级判定中的性别差异。在焦点小组和半结构化访谈中,调度员表示紧急医疗响应主要基于国家创伤标准,性别在调度过程中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影响。作者得出结论,紧急医疗响应中的性别差异似乎是由紧急医疗响应阶段所考虑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并对创伤标准是否能有效识别女性的严重损伤提出了质疑[24]。
我们发现调度特异度为11%,意味着该标准仅正确识别了略超过十分之一的不需要高优先级的患者。我们的调度过度分诊率为89%,这与Salminen等人对芬兰创伤系统研究的结果一致,该研究中大多数(71%)被高优先级调度的患者实际上并不需要该优先级[5]。38%的阳性预测值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表明只有约三分之一被给予高优先级的患者实际需要该优先级。在我们的研究中,大多数不适当高优先级评估是针对交通相关损伤的。这可能是过去的遗留做法,当时交通事故往往涉及高能量,与重大损伤相关。因此,过度治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交通相关事件中的轻伤患者,他们可能获得超出所需的优先级。虽然我们关注调度不足分诊是出于直接的患者安全考虑,但89%的高调度过度分诊率也从系统角度值得认真考虑。调度过度分诊对有限的急救资源造成重大压力,可能导致真正需要资源的患者无法获得资源,造成系统效率低下。此外,创伤系统中过度分诊的经济成本可能相当可观[25]。然而,在不足分诊和过度分诊之间找到最佳平衡仍然具有挑战性,因为减少其中之一的努力通常会增加另一个。
最后,调度优先级评估的总体准确率为40%,反映了良好灵敏度但较差特异度的综合效应。这凸显了改进高低优先级患者正确识别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脆弱群体中。
局限性
在大规模登记研究中,存在第一类错误的风险。此外,与其他基于登记的研究一样,也存在选择偏倚的可能性。为尽量减少这一问题,我们的分析纳入了特别相关的协变量以帮助控制该效应[26]。这在我们以识别因素与结局之间统计学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回归模型中尤为重要。我们的结果仅基于挪威一家急救医疗调度中心(EMCC)的数据,该中心位于该国最核心的区域,医院密度高,偏远创伤患者比例小。挪威不同EMCC之间在调度优先级评估上可能存在差异,尽管它们都使用相同的优先级排序框架(Index)。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使用NISS > 15作为损伤严重度的阈值。NISS是评估损伤严重度的成熟方法,但也存在其他分级系统(创伤干预需求(NFTI))[27]。严重度评分方法的选择可能影响结果,不同工具可能导致不同的发现。
另一项局限性是,并非所有向NTR报告数据的医院都主动筛查漏诊(NISS > 15但未被创伤团队接诊的患者)。只有登记员主动筛查ISS/NISS > 15但未被创伤团队接诊患者的医院,才会将这些漏诊患者纳入NTR。在研究期间,奥斯陆EMCC收治区域内两家较小的创伤中心(ACTH)未进行漏诊筛查。这意味着该期间可能有少数患者未被纳入研究。然而,大多数患者在主动监测漏诊的医院接受治疗,作者认为这能代表该地区接诊创伤患者最多的医院的情况。
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值(NPV)、假阴性率(FNR)、假阳性率(FPR)和准确率基于纳入的NISS分组样本计算。通过排除中间病例(NISS 9 – 15),与存在中间病例的真实世界环境相比,这些指标可能被略微高估或低估。然而,在我们的资料中仅约20%的病例为中间病例,我们认为我们的结果反映了调度分诊的性能,尤其是在脆弱群体的优先级排序和交通相关损伤的资源过度使用方面。
我们研究中的变量完整性较高(≥ 85%),尽管7%的患者缺乏NISS,使其被排除在优先级评估之外。NTR保持了较高的变量完整性,质量指标为100%。2021/2022年的验证显示创伤团队患者覆盖率为100%,总体覆盖率为92.2%。2022/2023年的验证发现准确性良好,48/59个变量超过90%的准确性。AIS并非直接记录在病历中,而是需要从文档(患者病历记录和放射学描述)中判读[28]。AIS登记所需的判读过程可能解释了NISS偶尔缺失的原因,因为NISS是直接根据AIS评分计算的。
结论
本研究主要评估了国家创伤体系用于调度优先级评估的标准。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老年创伤患者、低能量跌倒患者以及女性创伤患者往往未被现行标准充分识别,这表明需要重新评估这些标准,以更好地满足这些患者的需求。此外,我们发现,在被分配为高优先级调度的患者中,涉及交通相关事故的患者比例过高,尽管他们并不需要此类优先安排,这凸显了资源潜在的错误分配。未来研究应侧重于开发和验证调度标准,在保持对严重损伤高灵敏度的同时提高特异性,尤其是针对本研究所识别的脆弱人群。
参考来源
- Nilsbakken IMW, Wisborg T, Sollid S, et al. EMCC dispatch priority for trauma patients in Norway: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Scand J Trauma Resusc Emerg Med. 2025. PMID: 40355880. doi:10.1186/s13049-025-01387-2
- 全文:PMC12070689(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07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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