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医生对吉兰-巴雷综合征的关键认识
本文为叙述性综述,面向重症医生总结吉兰-巴雷综合征(GBS)的触发因素、病理生理、临床分型(AIDP、AMAN、AMSAN)、诊断与鉴别诊断、ICU并发症处理及预后。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脑脊液和神经电生理用于确认和排除其他诊断,早期可正常。约20%患者需机械通气,10%–20%出现明显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治疗为IV-Ig或TPE,皮质类固醇不推荐;欧洲神经病学学会指南给出TPE 4–5次、总量12–15 L及IV-Ig 0.4 g/kg/d×5天的方案。
要点
- GBS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脑脊液蛋白-细胞分离(蛋白升高、细胞<10个/µL)支持诊断,但第一周可缺失达50%。
- 约20%患者需机械通气;不能抬头、单次呼吸计数<15、FVC<20 ml/kg或24 h下降50%提示需紧急插管。
- 一线免疫治疗为IV-Ig或TPE,用于仍在进展期、最好在发病2周内;皮质类固醇不推荐。
- 欧洲神经病学学会指南:选TPE时行4–5次、1–2周内总量12–15 L;不能站立者IV-Ig 0.4 g/kg/d×5天。
-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表现为血压波动、心律失常、肠梗阻、尿潴留;严重心动过缓时可备1 mg IV阿托品。
适用人群与场景
- 全球急性弛缓性四肢瘫的主要病因,发病率约1–2例/10万人/年,男性略高于女性(性别比1.5),随年龄增加但任何年龄均可发病。
- 需ICU收治的情况:呼吸衰竭(30%的病例,其中20%需机械通气)、吞咽障碍或自主神经功能障碍(10%的病例)。
- 常见变异型Miller-Fisher综合征表现为眼肌麻痹、共济失调和反射消失,常伴抗GQ1b抗体阳性,可进展为典型GBS表现。
诊断标准与关键阈值
- 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腰穿和神经电生理用于确认诊断和排除鉴别诊断,早期可正常。
- 脑脊液蛋白-细胞分离:蛋白升高且细胞<10个/µL提示炎性多神经根炎;第一周可缺失达50%,第二周缺失10%–30%;细胞数10–50个/µL应进一步排查其他诊断(如感染性多神经根神经炎)。
- Brighton标准:疑似GBS无需额外检查即可诊断;确诊GBS需结合腰穿和神经电生理结果。
-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有作者建议同一日内收缩压波动>85 mmHg且无其他原因即可诊断,该阈值较既往提出的40或50 mmHg日波动更敏感。
- 需机械通气的预测因素:不能咳嗽(OR 9.09)、不能将肩外展至水平(OR 2.99)、颈屈肌无力(OR 4.34)、GBS残疾等级≥4(轮椅或卧床,OR 2.53)、发病至入院<7天(OR 2.51)、肝细胞溶解(OR 2.09);满足4项者需机械通气风险为85%。
- EGRIS和mEGRIS评分基于发病至入院时间、延髓受累和MRC评分三项因素,评估入院后第一周呼吸衰竭风险。
- FVC<20 ml/kg或24 h内下降50%提示膈肌功能障碍已进展,应紧急插管。
处置流程与药物剂量
- 免疫治疗:TPE或IV-Ig用于仍在进展期患者,最好在发病2周内;欧洲神经病学学会指南推荐若选TPE,行4–5次、1–2周内总量12–15 L。
- IV-Ig推荐剂量:不能站立者0.4 g/kg/d×5天;更快给药(2天 vs 5天)可能与更多治疗相关波动相关,应避免。
-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纳入93例预后差(mEGRIS≥6)患者,在初始疗程后7–9天给予第二疗程IV-Ig 2 g/kg×5天,主要终点(4周GBS残疾评分)无显著差异,但第二疗程与更多血栓栓塞并发症相关。
- 皮质类固醇(口服或静脉)经Cochrane系统评价一致发现无益,部分前瞻性研究甚至提示可能加重症状,不推荐用于GBS治疗。
- 机械通气:显著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者插管时应选用对血压影响小的诱导药;无创通气在吞咽障碍、双侧面瘫或咳嗽无力时通常禁忌,可用于预给氧。
- 气管切开:缺乏强数据时,对机械通气2周后仍依赖呼吸机且多次脱机失败,或至少一次拔管失败者,可考虑气管切开。
- 脱机:优先压力通气模式并逐渐降低吸气支持;脱机前需有效咳嗽、分泌物少、无活动性呼吸道感染、能抬头;FVC>15 ml/kg或较插管前增加4 ml/kg可考虑SBT;有作者建议最大吸气压力>-20 cmH2O和/或最大呼气压力>+40 cmH2O时行SBT。
- 疼痛:加巴喷丁可能对急性期略有效,卡马西平可能对长期有效;常用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可使用5%利多卡因贴剂;存在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时慎用三环类抗抑郁药(如阿米替林)。
红旗征与不能漏的情况
- 呼吸衰竭:约20%患者需机械通气;不能抬头、单次呼吸计数<15、FVC<20 ml/kg或24 h下降50%提示需紧急插管。
-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血压波动、心律失常(尤其是心脏停搏)、肠梗阻、尿潴留;23%患者心率>100次/分,机械通气者升至75%;轻微刺激(如气管吸痰、插管、口腔护理、洗澡)可诱发严重心动过缓,一些团队建议备1 mg IV阿托品。
- 后部可逆性脑病综合征:见于7%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可因极端血压波动诱发,IV-Ig治疗可能加重。
- Takotsubo心肌病:GBS罕见但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可能由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加重。
- 低钠血症可加重神经系统症状;IV-Ig可因血清蛋白升高导致假性低钠血症。
- 生动梦境伴人格解体症状可能被误诊为谵妄,未机械通气者出现此类症状应考虑转ICU,可能与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和更严重病情相关。
研究设计与关键结果
- 本文为叙述性综述,系统总结GBS的触发事件、病理生理、临床分型、诊断、治疗、并发症及预后,面向重症医生。
- 约三分之二GBS病例前有急性感染事件;空肠弯曲菌是最常识别的感染源,在亚洲约占一半病例。
- 6种感染源经设计良好的病例对照研究证实与GBS相关:空肠弯曲菌、巨细胞病毒、EB病毒、戊型肝炎病毒、肺炎支原体、寨卡病毒。
- 疫苗接种后GBS罕见,约1例/10万次接种;流感疫苗接种后GBS风险低于流感感染后风险。
- TPE在1980年代多项RCT证实较安慰剂提高1个月时无需辅助行走的患者比例;6次TPE不优于4次(即使机械通气的重症患者),2次TPE优于安慰剂(轻型GBS)。
- IV-Ig与TPE在1990年代RCT中主要终点(1个月时无需辅助行走)无显著差异。
- 约5%初诊GBS患者最终诊断为急性起病的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神经根神经病,治疗策略略有不同(重复IV-Ig或使用皮质类固醇)。
- 一项单中心随机试验纳入55例患者,早期机械通气与延迟机械通气在肺炎发生率上无差异。
证据类型、等级与局限
- 证据类型:叙述性综述,汇总Cochrane系统评价、随机对照试验及欧洲神经病学学会指南。
- 欧洲神经病学学会近期发布了GBS指南,推荐TPE 4–5次、1–2周内总量12–15 L,IV-Ig 0.4 g/kg/d×5天。
- 皮质类固醇:Cochrane系统评价一致发现无益,部分前瞻性研究提示可能加重症状,不推荐用于GBS治疗。
- 治疗相关波动:观察性研究(无RCT)提示可再次使用IV-Ig或TPE。
- 脱机模式主要基于专家意见,研究有限、常为单中心、回顾性、样本量小。
- 作者指出,对机械通气患者第一个月反应不足时是否给予第二疗程IV-Ig或换用另一种免疫治疗,目前文献处理不足,指南不推荐替代治疗(TPE或IV-Ig),也不推荐在TPE后立即给予IV-Ig。
- 局限:原文未报告局限性。
对床旁实践的改变
- GBS诊断以临床为主,不应因等待腰穿或神经电生理结果而延迟免疫治疗;早期检查可正常。
- 进展期患者(最好发病2周内)应给予IV-Ig或TPE;IV-Ig 0.4 g/kg/d×5天用于不能站立者;TPE 4–5次、1–2周内总量12–15 L。
- 皮质类固醇不推荐用于GBS治疗。
- 对初始治疗反应差、持续恶化或治疗后复发者,可检测抗结旁-旁结区抗原抗体。
- 机械通气患者第一个月反应不足时,指南不推荐换用另一种免疫治疗,也不推荐在TPE后立即给予IV-Ig。
- 插管时应考虑自主神经功能障碍,选用对血压影响小的诱导药;严重心动过缓时一些团队建议备1 mg IV阿托品。
- 脱机应优先压力通气模式,FVC>15 ml/kg或较插管前增加4 ml/kg可考虑SBT;有作者建议最大吸气压力>-20 cmH2O和/或最大呼气压力>+40 cmH2O时行SBT。
- 对机械通气2周后仍依赖呼吸机且多次脱机失败,或至少一次拔管失败者,可考虑气管切开。
指南或共识出处
- 欧洲神经病学学会GBS指南
- Cochrane系统评价(TPE、IV-Ig、皮质类固醇治疗GBS)
- Brighton协作组GBS诊断标准(Shahrizaila等,Lancet 2021)
全文中译17 节 · 点击展开
引言
吉兰-巴雷综合征(GBS)是全球急性弛缓性四肢瘫痪的主要原因,发病率约为每年每10万居民1–2例[1–3]。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性别比为1.5),且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尽管可发生于任何年龄[1, 4]。GBS是一种免疫介导的多神经病,常由感染或其他免疫事件(如疫苗接种)触发。诊断主要基于病史和临床评估。辅助检查包括腰椎穿刺和神经电图(ENMG),在早期阶段常可保持正常,通常用于排除其他鉴别诊断。出现呼吸衰竭(占30%的病例,其中20%需要机械通气)、吞咽功能受损或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占10%的病例)时需要入住ICU[2]。治疗方案包括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或治疗性血浆置换,同时辅以支持治疗。长期预后总体良好,死亡率低于5%,尽管偶尔可能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
尽管该综合征可能已由Landry于1859年部分描述为“上升性瘫痪”,但直到1916年才由Guillain、Barré和Strohl将其明确界定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实体[5, 6]。他们的描述包括临床表现、白蛋白-细胞分离的生化特征以及电生理发现,从而将GBS与其他神经病相区分,特别是感染性神经病如急性脊髓前角灰质炎。GBS经典地分为三种类型:急性炎性脱髓鞘性多神经病(AIDP)、急性运动轴索性神经病(AMAN)和急性运动感觉轴索性神经病(AMSAN)[1, 2]。
在本叙述性综述中,我们将依次讨论GBS的触发事件、其病理生理学、经典临床表现、诊断、治疗策略、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结局,特别是需要ICU治疗的严重类型。
触发事件
在GBS首次描述后数年,医生注意到症状发作与近期感染之间存在时间关联,突显了异常免疫反应作为触发因素的作用[2, 7]。事实上,三分之二的GBS病例之前有急性感染事件,正如病史和血清学数据所示(图1)。空肠弯曲菌是最常被识别的感染因子,尤其在亚洲,约占病例的一半[8–10]。其他细菌性触发因素包括肺炎支原体和流感嗜血杆菌[11],而病毒性触发因素包括巨细胞病毒、EB病毒、甲型流感病毒[12]、戊型肝炎病毒[13]以及虫媒病毒(基孔肯雅病毒、登革病毒和寨卡病毒)[14, 15]。虽然一些关联是基于病例系列提出的,但通过设计良好的病例对照研究,已有六种感染因子被确证与GBS相关:空肠弯曲菌、巨细胞病毒、EB病毒、戊型肝炎病毒、肺炎支原体和寨卡病毒[1, 2]。也有SARS-CoV-2感染后发生GBS的报道[16]。
更罕见的是,接种疫苗后也有吉兰-巴雷综合征(GBS)的报道,尤其是Semple型狂犬病疫苗和各种流感疫苗之后,发生率约为每10万次接种1例。然而,流感疫苗接种后发生GBS的风险低于流感感染后[12]。也有报道在接种人乳头瘤病毒、麻疹、腮腺炎、风疹、脑膜炎球菌(四价结合疫苗)和SARS-CoV-2疫苗后发生病例[1, 2]。然而,与SARS-CoV-2疫苗的关联应在全球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的背景下看待[16]。在全球范围内,接种疫苗针对可能导致GBS的感染所提供的保护超过了接种后发生GBS的风险。
其他诱因包括免疫治疗(抗肿瘤坏死因子、I型干扰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铂盐、维布妥昔单抗)、手术或创伤性脑损伤[17–19]。
病理生理学
根据电生理检查结果,GBS分为三种亚型:AIDP、AMAN和AMSAN。AMAN和AMSAN的病理生理学了解最为深入,主要归因于感染因子表位与神经结构之间的分子模拟[20]。在这些亚型中已鉴定出针对神经节苷脂的IgG抗体,尤其是郎飞结处的GM1和GD1a(图1)[21–23]。在动物模型中,针对这些神经节苷脂进行免疫可诱导GBS样症状,证明这些神经表面神经节苷脂与多种感染因子的聚糖结构之间存在高度同源性[23]。这种分子模拟假说已有充分文献记载,尤其是对于空肠弯曲菌[9, 21–24]。有证据表明AIDP也存在类似机制,抗体针对髓鞘蛋白和郎飞结处的结构,尽管具体靶抗原仍未知[25]。由C1q结合启动的补体途径发挥关键作用,GBS患者中C3片段沉积比健康对照更为明显[26]。
尽管诊断并非必须进行神经肌肉活检,但病理数据显示,在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AIDP)[27]、急性运动轴索性神经病(AMSAN)和急性运动轴索性神经病(AMAN)病例中存在补体沉积和巨噬细胞浸润,其中AIDP病例中常见T淋巴细胞[26]。AIDP中的髓鞘降解导致传导速度降低,而功能性传导阻滞是AMAN和AMSAN的特征,由于朗飞结处Na+/K+ ATP酶阻滞而中断神经冲动[28, 29]。虽然分子模拟是吉兰-巴雷综合征(GBS)病理生理学的关键因素,但其他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30–33]。只有一小部分空肠弯曲杆菌感染导致GBS,某些菌株与暴发相关[34, 35]。虽然大多数患者仅经历一次GBS发作,但2–5%可能复发[36, 37]。近年来,针对朗飞结或结旁区抗原的抗体已被认为与GBS和治疗抵抗性慢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也称为自身免疫性结-结旁病)相关[38–40]。有趣的是,其中一些患者最初表现为与GBS极为相似的急性临床模式[40]。这一观察促使专家推测,某些GBS病例,尤其是对治疗反应不佳的病例,可能与针对神经束蛋白或接触蛋白等蛋白的抗体相关[41, 42]。
尽管大多数患者可自发恢复,但由于持续性传导阻滞或长期轴索裸露导致的继发性轴索变性,可能发生不可逆损伤[43, 44]。
临床表现
典型表现
GBS通常表现为快速进展的、上升性对称性感觉运动障碍[45]。其演变经历三个不同阶段:进展期、平台期和恢复期。在典型形式中,患者通常首先出现下肢感觉障碍(感觉异常、共济失调、神经根性疼痛),在数天(罕见数小时)内逐渐上升至上肢,随后紧接出现运动障碍[1, 2, 45]。初期腱反射可能存在,但会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表1)。神经根性疼痛和严重腰痛常见,可使初始诊断复杂化,有时作为疾病的首发体征出现。进展期按定义持续少于四周,80%的病例通常少于两周[1, 2, 46]。这一时间特征有助于将GBS与其他亚急性或慢性神经病相鉴别,后者需要进行广泛的检查[42, 47]。在疾病高峰期,运动症状可导致四肢瘫,以及面部、咽部和喉部肌肉麻痹,导致吞咽困难和误吸。呼吸肌受累可导致呼吸衰竭,需要机械通气[1, 2, 46]。以血压和脉搏不稳定为特征的自律神经功能障碍也很常见。患者可能出现心律失常、血压不稳定、尿潴留或功能性肠梗阻[48, 49]。自律神经功能障碍在重症病例中更为常见,但偶尔也可作为主要特征出现,而感觉运动障碍轻微。
总体而言,20%的患者需要机械通气,10–20%在急性期经历显著的自律神经功能障碍。一些患者承受严重疼痛,尽管接受多种镇痛治疗仍难以控制[50],而另一些患者可能主要表现为共济失调。
随后进入平台期,在此期间症状趋于稳定,可持续数天至数周,在最严重的病例中甚至可持续数月,例如重症监护室中伴有严重四肢瘫痪或闭锁综合征的患者[43, 44, 51, 52]。此后进入恢复期,恢复期可延续数月。
不典型表现
如Yuki和Wakerley所述[53–58](图2),吉兰-巴雷综合征(GBS)的不典型表现已有报道。最常见的变异型是Miller-Fisher综合征,其特征为眼肌麻痹、共济失调和反射消失[59, 60]。该变异型被认为是急性运动轴索性神经病(AMAN)的一种特殊形式,常与抗GQ1b抗神经节苷脂抗体阳性相关。Miller-Fisher综合征可进展为更典型的GBS表现,症状从初始体征向下发展至四肢瘫痪。Bickerstaff脑干脑炎兼具GBS样症状与意识改变,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实体[54, 61]。它可能由抗GQ1b抗体直接作用于脑干上行网状激活系统所致。当GBS患者出现意识改变时,应考虑更常见的并发症,如低钠血症,或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背景下血压剧烈波动继发的后可逆性脑病综合征(见下文)[49]。
诊断
GBS的诊断主要基于临床,腰椎穿刺和神经电生理检查(ENMG)用于确诊和排除鉴别诊断(表2)。第一套诊断标准由美国国家神经疾病与卒中研究所(NINDS)于1978年提出[62]。2011年,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在Brighton召开会议,对这些标准进行了更新,旨在规范流行病学和药物警戒研究(表1)[63]。值得注意的是,NINDS标准和Brighton标准均不要求额外的诊断性检查来诊断“可能GBS”。然而,Brighton标准纳入了腰椎穿刺和ENMG结果以确认“确诊GBS”的诊断。
腰椎穿刺
在吉兰-巴雷综合征(GBS)评估中,腰椎穿刺的主要目的是排除其他潜在诊断(例如莱姆病、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及其他主要为感染性疾病)。在不存在糖尿病或脊髓压迫等情况时,出现蛋白细胞分离——以蛋白水平升高且细胞数少于10个/µL为特征——高度提示炎性多神经根炎 [1, 2, 5, 45]。然而,在症状出现第一周内,高达50%的病例可能不存在蛋白细胞分离,第二周内为10–30%。虽然偶尔可出现轻度细胞反应,但细胞计数很少超过50个/µL。细胞增多在10至50个/µL之间应促使进一步检查,因为它可能提示替代诊断(主要为感染性多神经根神经炎)(表2)[42, 46]。当存在双侧面瘫或皮肤水疱性皮疹时,腰椎穿刺尤为关键,因为这些症状可能提示莱姆病或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如果脑脊液分析正常,且诊断在其他方面已确认,则无需重复进行。
神经电生理检查
与腰椎穿刺类似,如果在症状出现后早期(第一周内)进行,神经电生理检查(ENMG)最初可能结果正常。然而,当结果异常时,ENMG可以确认GBS的诊断,并有助于区分其亚型:急性炎性脱髓鞘性多神经病(AIDP)、急性运动轴索性神经病(AMAN)和急性运动感觉轴索性神经病(AMSAN)[1, 2, 45, 64, 65]。神经传导异常在症状出现后约两周最为明显。因此,如果在第一周进行了ENMG且结果正常,应在大约一周后进行第二次检查。
通常,ENMG应对所有四肢进行,检查至少四条不同的运动神经和三条感觉神经,以及H反射和F波。在AIDP中,ENMG表现可能包括远端运动潜伏期延长、传导速度减慢、F波潜伏期延长、时间离散和传导阻滞 [29]。在AMAN中,观察到运动波波幅降低,而AMSAN表现为运动和感觉波波幅均降低。部分AMAN和AMSAN病例也可能出现传导阻滞 [28]。进行ENMG对于诊断目的和排除鉴别诊断很重要。然而,在临床怀疑的情况下,其执行不应延迟免疫调节治疗的启动。通常有益的是进行两次ENMG以准确区分这些亚型,因为初始检测有时可能不确定或未能正确分类亚型 [64, 66]。肌电图(EMG)也可能对预后评估有用 [119]。然而,在ICU中,ENMG可能受到伪影的影响,从而妨碍正确分析。
其他检查
除肌电图和腰椎穿刺外,在怀疑脊髓病变的病例中,最重要的检查可能是脊髓磁共振成像(MRI)。抗神经节苷脂抗体的检测对诊断价值有限,原因有几点:分析试剂盒及其敏感性的差异、获得结果需要数周的延迟,以及欧洲观察到的低阳性率[42]。然而,在米勒-费雪综合征等特定类型中,其存在是重要的诊断线索。同样,虽然传染病血清学可为了解吉兰-巴雷综合征(GBS)的流行病学提供信息,但对诊断并非至关重要。其他微生物学技术,如培养或聚合酶链反应(PCR),鉴于该病的感染后性质,用途较小。
按照神经病学的推荐,最低限度的病因学检查可包括以下内容:全血细胞计数、电解质及肌酐、糖化血红蛋白(HbA1c)、维生素B12和叶酸水平、HIV血清学,以及血清蛋白电泳和免疫固定。在不典型表现或一氧化二氮暴露的病例中,检测同型半胱氨酸和甲基丙二酸水平可能有用[67, 68]。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不对称表现或非常急性的起病(< 12小时),可能需要脑部或脊髓MRI以排除卒中。近期研究提示,神经超声可能有助于诊断,因为与对照相比,GBS患者常显示神经根和神经干增粗[69, 70]。尽管仍属初步阶段,该技术在重症监护病房(ICU)中可能特别有用。此外,已在GBS患者中观察到神经丝轻链水平升高,其升高可能与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相关[71–73]。
鉴别诊断
GBS的主要鉴别诊断包括感染性和炎症性脊髓炎以及感染性脊髓神经根炎(表2)。感觉平面的存在和早期膀胱括约肌协同失调,即使没有锥体束综合征,也应引起对脊髓病变的怀疑。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或莱姆病引起的感染性脊髓神经根炎可表现出相似的症状。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特定皮节的 vesicular 病变或莱姆病的双侧面瘫具有高度提示性。腰椎穿刺可帮助确立正确诊断。急性炎症性神经病也可发生在HIV血清转换的背景下,但这些病例通常为亚急性,发展超过四周,且腰椎穿刺常伴有脑膜炎。
某些与系统性疾病、恶性血液病或结节病相关的炎症性神经病可急性起病。病因学检查和详尽的病史采集对准确诊断至关重要。在有轴索损害的神经病病例中,精神症状、抑郁或腹痛病史,特别是如果伴有深色尿液,可能提示卟啉病。脑干卒中通常不是真正的鉴别诊断,因为起病方式——突然 versus 渐进——和脑部MRI发现可以轻易区分。
偶尔,某些类型的糖尿病神经病或酒精性神经病可急性起病并模仿GBS。其他鉴别诊断列于表2。
约5%最初诊断为GBS的患者最终被诊断为急性起病的慢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42, 47](表3)。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治疗策略略有不同(反复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或使用皮质类固醇)。极少数最初诊断为GBS且对IV-Ig或血浆置换(TPE)治疗反应不佳的患者可能患有自身免疫性旁结病,这是一种最近描述的疾病,已检测到针对结或旁结抗原(neurofascein 155、Caspr-1或contactin)的抗体[39, 40]。在治疗反应不佳的情况下,可寻找这些抗体(见治疗部分)。
并发症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根据所用诊断标准,10%至50%的GBS患者因自主神经系统受累而出现自主神经功能障碍[48, 49, 74, 75]。然而,在诊断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之前,排除低血压或心律失常的其他原因至关重要,如医院感染继发的脓毒症、出血或肺栓塞。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症状包括血压波动、心律失常、肠梗阻和尿潴留。最常见的症状是窦性心动过速、血压升高和血压不稳定[49, 74]。遗憾的是,GBS中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尚无共识定义,也没有关于如何及何时评估它的具体建议。一些作者建议,如果收缩压在同一天内变化超过85 mmHg且无任何混杂原因,则可诊断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这一阈值被认为比先前提出的每日变化40或50 mmHg更为敏感[74]。血压不稳定和心动过速的患者可能面临更高的心律失常风险,尤其是心搏停止。尽管一些数据表明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可发生于轻型GBS,但在上升期或平台期表现为四肢瘫、呼吸功能受损和吞咽困难的重症病例中,风险似乎更为突出[74, 75]。
23%的GBS患者心率超过100次/分钟,在需要机械通气的患者中这一比例升至75%[75]。即使最小的刺激也可在这些患者中触发严重的心动过缓。在最严重的病例中,诸如气管吸痰、插管、口腔护理或沐浴等轻度活动即可诱发严重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症状,尤其是心动过缓。一些团队建议备好1 mg静脉注射阿托品以应对严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除严重心动过缓外,通常首选保守管理。除非绝对必要,使用降压药或抗心律失常药是有风险的。起搏器极少有指征。肠梗阻经常是个问题,可导致功能性肠梗阻。建议维持正常钾水平并避免镇静剂。极端血压波动可能导致后可逆性脑病综合征(占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的7%),并可能因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而加重[49]。Takotsubo心肌病是GBS另一种罕见的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可能因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而加重,继发于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和儿茶酚胺升高[120]。
盐耗综合征或抗利尿激素不适当分泌
GBS中低钠血症的确切性质仍存争议。一些专家认为低钠血症主要由盐耗综合征引起[76–78]。近期一项病理生理学研究提出,这可能与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导致的肾上腺自身调节改变有关,但仍需进一步证实[78]。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也可通过提高血清蛋白水平导致假性低钠血症,从而促成低钠血症。临床上,低钠血症通常对静脉或口服氯化钠治疗有反应,剂量根据尿钠丢失调整。需要注意的是,低钠血症可加重神经系统症状。
生动梦境
GBS患者偶尔可出现睡眠改变伴人格解体症状,被描述为生动梦境,可能被误诊为谵妄[79]。这些症状可能被漏诊,尤其是在接受机械通气(MV)的重症患者中,因其沟通能力受损。若尚未接受MV的患者出现此类主诉,应考虑将其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因为这些症状可能与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及更严重的病情相关。
吉兰-巴雷综合征的治疗策略
特异性治疗
GBS的治疗策略已在Cochrane综述中被广泛记录和总结[80–82]。欧洲神经病学学会近期发表了指南[42]。标准治疗包括对仍处于上升期的患者给予免疫治疗,即治疗性血浆置换(TPE)或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最好在症状出现的前2周内进行(表4)[42]。TPE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被验证为GBS的治疗方法,多项随机对照试验(RCT)表明,与安慰剂相比,TPE提高了一个月时能够独立行走的患者比例[80]。尽管已表明即使在接受机械通气的重症患者中,6次TPE并不优于4次,但已显示2次TPE在轻度GBS患者中优于安慰剂[83]。研究还表明,使用新鲜冰冻血浆作为置换液并不优于使用白蛋白和晶体液,但与更多副作用相关[83, 84]。应注意,出血、感染和严重心血管不稳定的风险是TPE的经典禁忌证,或至少应加以讨论。近期欧洲神经病学学会指南推荐,若选择TPE,应在1至2周内进行4至5次TPE,总置换量为12至15 L[42]。
20世纪90年代,比较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与治疗性血浆置换(TPE)的随机对照试验(RCTs)发现,在患者一个月时能够无需辅助行走的主要结局方面无显著差异[81]。对于无法站立的患者,推荐剂量为每天每公斤体重0.4 g,持续5天[42]。更快速的给药方案(2天 versus 5天)可能与更多治疗相关波动有关,因此应予以避免[81, 85]。近期,荷兰Erasmus研究组开展了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旨在检验第二疗程IV-Ig(2 g/kg,5天内给药,在初始疗程后7至9天给予)在预后不良患者中的疗效,预后不良通过改良Erasmus吉兰-巴雷综合征结局评分≥6进行评估[86]。该试验纳入93例患者,未显示在主要结局(入组后4周时的吉兰-巴雷综合征残疾评分)或任何结局指标上有显著差异,但第二疗程与更频繁的血栓栓塞并发症相关。
在当前临床实践中,大多数吉兰-巴雷综合征(GBS)患者接受单疗程IV-Ig治疗,因为它可由非专业团队给药,且不需要TPE所需的特定设备。然而,TPE可能对IV-Ig抵抗的自身免疫性副结病有效[87]。一些有限的数据提示,IV-Ig可能与较短的机械通气持续时间相关[88]。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评估其对环境的影响。
重症监护病房(ICU)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讨论是,对于机械通气患者,在一个月时反应不足或无反应的情况下,是否应接受第二疗程IV-Ig,或从IV-Ig转换为TPE,或从TPE转换为IV-Ig。这一问题目前在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但指南不建议替代治疗(TPE或IV-Ig),因为指南不建议在TPE后立即给予IV-Ig[42]。一项比较TPE、IV-Ig及末次TPE后开始IV-Ig的随机对照试验未发现结局差异[89],且由于IV-Ig和TPE的疗效似乎相似,专家认为TPE在IV-Ig之后的效果没有理由有所不同。
前述问题与另一种情况略有不同,即患者最初经治疗改善或稳定,随后出现神经系统恶化的继发性加重。这种情况称为治疗相关波动,根据一项研究,可能见于10%的GBS患者[47, 90]。根据观察性研究(即无随机对照试验可用),这些波动可能受益于IV-Ig或TPE的再治疗[42]。
对于治疗反应差、持续恶化或治疗后复发的患者,检测针对结-副结抗原的抗体可能具有价值[39, 40, 42]。
应当注意,多项设计良好的研究评估了皮质类固醇(口服或静脉给药)的有效性。这些由Cochrane研究组总结的研究一致发现无有益效果[82]。一些前瞻性研究甚至提示,在此背景下使用皮质类固醇可能存在潜在危害,导致症状加重。因此,不推荐皮质类固醇用于GBS的治疗[42]。
对症治疗
除特异性治疗外,管理呼吸衰竭、缓解疼痛、处理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以及预防褥疮并发症对吉兰-巴雷综合征(GBS)患者至关重要。
i.机械通气。
机械通气的需求。
多项研究表明,GBS患者延迟使用机械通气(MV)与发病率增加相关,包括吸入性肺炎和心肺骤停[91–93]。然而,最近一项纳入55例患者的单中心随机试验未发现早期MV与延迟MV患者之间肺炎发生率存在任何差异[94]。
尽管启动MV的标准长期基于专家意见和小型回顾性研究,但少数较大规模研究已建立了可靠的 criteria。一项大型法国回顾性研究确定了需要MV的六个独立预测危险因素:无法咳嗽(OR 9.09)、无法将肩部外展至水平位(OR 2.99)、颈部屈肌无力(OR 4.34)、GBS残疾等级≥4级(轮椅束缚或卧床)(OR 2.53)、症状发作至入院时间间隔少于7天(OR 2.51)以及肝细胞溶解(OR 2.09)(表5)[95]。存在其中四项标准与85%的需要MV风险相关。此外,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存在也被确定为需要MV的危险因素。EGRIS(Erasmus GBS呼吸功能不全评分)[96]和mEGRIS(改良EGRIS)评分[97](表5)已在国际队列中得到验证,基于三个因素评估入院后第一周内呼吸衰竭的风险:疾病发作至入院的时间、延髓受累以及MRC评分[96–98]。临床上,评估患者将头部抬离床面的能力以及进行用力肺活量测定是常见做法(图3)[99–101]。单次呼吸计数(SBC),即患者最大吸气后不再次呼吸进行计数,有时被用作近似评估[102]。无法抬头和屏气计数低于15已被提出作为需要机械通气的良好标志物(表5)。如果在床旁测量用力肺活量,低于20 ml/kg或24小时内下降50%被视为强有力的预后因素,表明膈肌功能障碍已进入晚期,应导致及时插管[42]。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很少有用,因为氧饱和度下降通常发生在限制性呼吸功能不全的晚期。一些电生理数据,如膈肌动作电位波幅,已被探索用于预测MV需求,但结果相当令人失望。
对于插管,存在显著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时应倾向于使用非降压诱导药物。
无创通气(NIV)在存在吞咽障碍、双侧面瘫或无效咳嗽时通常为禁忌。由于呼吸功能在数小时内缺乏快速改善,NIV似乎不适用于GBS。然而,它可用于预氧合。
b.气管切开时机。
在吉兰-巴雷综合征(GBS)中,机械通气(MV)的持续时间常常延长,估计中位MV时间为21至28天[93, 95–98]。一项研究提出,免疫治疗结束时足部屈曲能力的缺失是MV持续时间延长的良好床旁预测指标[103]。在一项纳入2001年至2011年间入住ICU的212例GBS患者的研究中,22例(10%)需要机械通气超过两个月,从气管切开到拔管的平均时间为三个月[44]。长时间通气的危险因素包括运动缺陷的严重程度、神经电生理检查(ENMG)上轴索受累的严重程度、高龄以及肺部疾病史[93, 100]。在缺乏有力数据的情况下,对于通气依赖持续超过2周且多次脱机试验失败的患者,以及至少有一次拔管失败的患者,考虑行气管切开似乎是合理的。在这些意识清醒的患者中,气管切开的优点可能包括更舒适、更早且更安全地转移至座椅、改善口腔卫生、促进交流以及更好地评估脱机期间的吞咽和延髓功能[104]。气管切开的存在允许逐步停止呼吸辅助,同时保留套管直至分泌物清除能力充分恢复。持续性喉部感觉缺陷导致的吞咽困难可能促成拔管延迟[105]。
c. 机械通气脱机。
一旦整体临床改善开始,通常应在病因治疗(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或血浆置换(TPE))结束后考虑脱机(图4)。脱机方式主要基于专家意见,因为研究有限,往往为单中心、回顾性且样本量小[100, 101, 106, 107],或排除了GBS患者[132]。普遍认为,一旦患者能够耐受,应优先采用压力通气模式,并逐步降低吸气支持水平。对于重症GBS患者,这可能需要数天或数周。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患者肺不张的风险很高,一些中心倾向于白天使用压力通气、夜间使用容量通气。
通常的脱机标准(血流动力学、呼吸和神经学标准)是必要的,但不足以预测神经肌肉疾病患者成功拔管。成功拔管并因此启动脱机试验需要若干先决条件:有效咳嗽、分泌物少、无正在进行的呼吸道感染以及能够将头抬离床面(图4)。
多项研究使用用力肺活量来指导脱机。这些测量在新型呼吸机上易于执行。一些研究表明,当用力肺活量超过15 ml/kg或较插管前值增加4 ml/kg时,可考虑自主呼吸试验(SBT)[108]。另一项研究建议当用力肺活量达到7 ml/kg时开始脱机,逐渐延长SBT时间,然后当用力肺活量超过15 ml/kg且患者连续24小时自由呼吸时进行拔管。一些作者建议将压力测量纳入考虑,并建议仅在最大吸气压 > -20 cmH2O和/或最大呼气压 > + 40 cmH2O时进行SBT[42]。
有人提出,通过数天内逐渐延长自主呼吸试验(SBT)的持续时间以及进行持续时间超过2小时的长时SBT,可以更好地评估呼吸肌疲劳[129–131]。然而,试验的理想持续时间尚未确定,范围从2至24小时不等,建议的平均持续时间为6至8小时。SBT通常会重复进行,且持续时间逐渐延长。
目前尚无关于首选SBT类型的数据。然而,长时间袖带充气的T管SBT存在导管阻塞的风险,因此更倾向于使用零呼气末正压(ZEEP)。一旦吸气肌能够在长时间袖带充气的SBT期间确保正常通气(呼吸频率(RR)、潮气量(Vt)、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EtCO2)、氧合指数(P/F)),则可使用逐渐延长的袖带放气T管SBT来评估分泌物引流功能,必要时可延长至6至8小时。该技术也可检测延髓功能障碍,尽管并不完善。拔管失败通常与无法清除分泌物有关,无法耐受袖带放气且无法清除分泌物的患者拔管失败风险较高。拔管失败还与肺炎或持续性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存在相关。
拔管后使用无创通气(NIV)或经鼻高流量氧疗尚未在该人群中进行研究,但对于存在肺不张风险的患者,拔管后数小时考虑该技术可能是有意义的。
ii. 疼痛管理
疼痛管理可能具有挑战性,因为感觉神经受累可导致明显疼痛、感觉异常、神经根痛和腰痛[50]。治疗选择有限。一项Cochrane系统评价[109]总结了涉及277例吉兰-巴雷综合征(GBS)患者的3项随机对照试验(RCT)的数据。尽管结果为阴性,但加巴喷丁在急性期可能略有疗效,卡马西平可能在长期中有帮助。在临床实践中,用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抗癫痫药物,特别是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常被使用(表4)。对乙酰氨基酚可能存在问题,因为GBS初期可能出现轻度肝酶升高。偶尔需要使用2级或3级镇痛药,尽管结果不一致,且可能引发不良副作用,尤其是肠梗阻。局部麻醉药,如5%利多卡因贴剂,可以尝试,不良反应风险较低[110]。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存在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某些药物应谨慎使用(例如三环类抗抑郁药如阿米替林)。
iii. 维持有效沟通并提供心理支持
维持有效的沟通对患者护理和管理至关重要。对于最严重运动障碍的患者,这可能导致闭锁综合征。利用视觉追踪、细微运动检测器或各种神经生理信号来控制计算机的先进通信接口可作为重要的沟通辅助工具。这些设备使患者即使在常规沟通不可能的情况下也能表达其需求、症状和担忧,保持与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家庭成员的聯繫,并减轻其病情的心理负担。在ICU中管理吉兰-巴雷综合征(GBS)的背景下,这些沟通辅助工具对于早期发现并发症和根据患者具体需求调整对症治疗也非常宝贵。通过多学科方法在住院期间早期筛查和治疗心理障碍也至关重要[133]。焦虑确实与这些患者的无力和延髓功能障碍以及呼吸衰竭相关[121]。
iv.预防进一步并发症
预防褥疮并发症至关重要。正确的患者体位应预防马蹄内翻足,这种畸形可导致固定位置需要肌腱切断术。物理治疗师的早期活动和适当体位对于预防挛缩和骨瘤的发展至关重要,尽管这些措施并非GBS特有。通过适当的胰岛素治疗方案控制血糖水平也很重要。事实上,高血糖的发生与接受机械通气的GBS患者从重症监护出院时较差的结局相关[122]。尽管没有非常稳健的研究,但多项研究表明运动方案可改善GBS患者的身体结局,如功能活动能力、心肺功能、等速肌力和做功速率,并减少疲劳。因此,推荐多学科康复,但在ICU中可能因患者参与受限而具有挑战性[123, 124]。
v.治疗展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GBS的治疗和管理未取得重大进展[42, 111]。使用依库珠单抗阻断补体激活的策略——依库珠单抗抑制C5裂解为C5a和C5b,从而抑制补体级联的最终激活——在动物研究中显示出前景[112]。然而,这些策略仅在两项小型人类3期研究中进行了测试[113, 114]。第一项研究包括8名患者,5名接受依库珠单抗,3名接受安慰剂。第二项研究涉及34名患者,依库珠单抗组23名,安慰剂组11名。不幸的是,两项研究均未达到其主要终点,即一个月时独立行走。最近一项3期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依库珠单抗作为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的附加治疗与安慰剂,纳入57名严重GBS患者(依库珠单抗,n = 37;安慰剂,n = 20),然而未能证明对主要或次要结局有任何效果[125]。在补体级联最终激活之前阻断补体级联可能是另一种策略。
结局
尽管普遍认为吉兰-巴雷综合征(GBS)的结局“良好”,但入住ICU的重症病例中有16%在一年时仍无法独立行走,约30%仍存在慢性疼痛[1, 2, 115]。按照现有标准治疗,仅50%的患者在六个月时恢复独立行走。三分之二的GBS患者在ICU住院期间出现并发症。主要并发症包括呼吸机相关性肺炎(30%至78%的患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26%)、感染性休克(22%–24%)、肠梗阻和/或肠穿孔(17%)、肺栓塞(7%)、胃肠道出血(7%)、急性肾衰竭(4%)或气管切开并发症(4%)[126–128]。GBS的总体死亡率仍相对较低,约为3%–5%,主要死于ICU并发症[58]。然而,在一项回顾性队列中,伴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死亡率高出三倍(6%对2%)[74]。
文献中与不良结局相关的最重要因素是神经电生理检查(ENMG)上复合肌肉动作电位平均波幅异常[116, 117]。其他因素包括:年龄较大、从发病到住院时间≤7天以及需要呼吸支持。改良Erasmus GBS评分(mEGOS)可用于评估该预后。该评分包括发病年龄、GBS前是否存在腹泻以及入院第7天的MRC评分[118]。血浆神经丝轻链水平升高可能作为未来长期结局的早期替代标志物[71, 72]。
然而,神经重症监护学会最近的指南建议在预后判断时考虑完整的临床状况,而不仅仅是单一变量[115]。对于长期通气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有时可能需要进行关于治疗强度的伦理讨论。在此类情况下,患者的意愿应处于讨论的中心。
除身体残疾外,这些患者还常承受心理负担,包括ICU住院后多年仍频繁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44]。GBS构成显著的经济负担,包括延长的ICU住院时间(常为数月)、延长的康复期以及针对专科护理的持续经济支持和失业补偿。
在改善最严重GBS患者的管理方面存在关键的未满足医疗需求。
结论
吉兰-巴雷综合征(GBS)因其表现多样、病理生理复杂且可能导致严重并发症,仍是一项重大的临床挑战。尽管在适当管理下预后通常良好,但潜在的长期神经后遗症凸显了早期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性。虽然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和血浆置换(TPE)等免疫疗法是治疗的支柱,但近期在理解该疾病分子机制方面的进展为新型治疗方法带来了希望。然而,目前管理GBS并发症(如呼吸衰竭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方案需要细致的护理和量身定制的干预措施。随着研究不断揭示GBS的复杂性,对其病因学和病理生理学的新见解可能为改善患者结局和创新疗法铺平道路。
参考来源
- Weiss N, Marois C, Le Guennec L, et al. Critical insights for intensivists on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Ann Intensive Care. 2025. PMID: 40394364. doi:10.1186/s13613-025-01464-w
- 全文:PMC12092332(PMC 开放获取,CC BY)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092332/
供执业医师抢救与诊疗参考,不替代临床判断;剂量请结合体重、肝肾功能和本院药品规格复核,以指南原文为准。